学校管理学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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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学校管理学回顾与前瞻
学校管理学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管理学获得了新生。时代的呼唤，实践的催促，使我国学者焕发出了极大的热情。短短的10多年中，出版了100多部专著，研究论文难计其数。
对这一阶段研究状况，人们评说不一。
一是“几多几少说”。认为：现行的学校管理学著作，是经验描述多，理论思辨少；一般管理理论多，学校管理理论少；过时的理论多，新的理论少。二是“误区徘徊说”。认为：现行的学校管理理论研究，进入了一种“误区”，并在“误区中徘徊”。只讲对现在的管理，不讲对将来的管理；只讲常态的管理，不讲变态的管理；只讲对下的管理，不讲对上的管理；只讲对内的管理，不讲对外的管理。这种静态的、单维的、封闭的管理思维模式，使实际工作者感到学了很难用，看了“不解渴”。三是“高原现象说”。认为：我国学校管理学经过奋勇冲击以后，似乎显得筋疲力尽、难以有所作为了，出现了一种“高原现象”，出现了类似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之后，在7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困惑迷惘现象。
我国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取得了三类成果。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我国学者对学校管理实践经验进行初步的整理归纳的时期，是一个起动阶段。当时，应我国教育事业恢复和发展的急需，应校长培训之急需，出版了一些学校管理学专著和教材。这些著述试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管理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也力求升华出一些规律性的“原理”、“原则”，但由于理论的薄弱、思想的禁锢，都未尽人意。
80年代中期，是我国学者对学校管理实践经验进行升华，并译介、融通西方管理和教育管理理论，进而构建我国学校管理学学科体系的时期，是一个冲刺阶段。这一时期，学校管理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各级教育管理研究会及所属的专业委员会相继成立，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活动。随着对西方管理和教育管理理论的不断融通，随着对学校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我国学者奋笔疾书，一时间，各种学校管理学著作和教材相继出版，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但是，或许由于理论的融通不够，或许由于经验的积累不多，或许由于方法的运用不妥，以致一些著述的力度不够，理论颇显苍白，经验不够典型。
8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学者对前一段“学校管理理论运动”进行反思的时期，是一个休整补充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的停滞和沉闷的状态。表现为：少有学校管理学力作问世。面对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面对新型的学校管理实践，理论工作者似乎感到力不从心，理论和实践的“积蓄”似乎已被“掏空”。虽然时有思想火花出现，但更多的是迷惘和困惑。应该看到，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是事物呈波浪式前进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修整补充后的待冲刺状态，现在的“谷底”正孕育着新的“波峰”。
三类成果：
一是“经验升华类”。这类著述的作者注重对自己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管理的经验进行整理和总结，同时也注意运用西方管理和教育管理理论及其方法作为分析工具，立足于中国学校管理的现实，形成体系。其代表作首推肖宗六教授所著的《学校管理学》。肖教授在中学工作近30年，后又在华中师大任“双肩桃”干部，“是从实践中滚出来的”。他“不用经不起科学鉴定的‘新名词’”，“强调常规管理”，重视案例分析，“在写法方面采用了总结法和比较法”，自成一体，很有特色。
二是“理论融通类”，这类著述的作者主要是运用西方管理和教育管理理论来分析我国学校管理现象，力求揭示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和原则。北师大陈孝彬教授所著的《学校教育管理科学》是其代表作。陈教授试图改变传统的教育行政学和学校管理学的学科体系，着重研讨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在教育管理上的应用。他“既不对教育方针、政策和工作条例做规范化的解释，也不对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做系统的描述，而是向读者提供教育管理的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方法。”该书普遍受到好评。
三是“政策解析类”。这类著述的作者以我国现行中小学教育的方针政策为依据，以常规管理为基础，适当吸收西方管理和教育管理理论，对我国当前中小学管理现象进行解释、剖析，力求找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学校管理模式。这类著述颇多，近10多年来出版的学校管理学著作大部分是这种类型，它们对推动我国学校管理的改革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正是我国学校管理学学科体系结构的一大特色。政策，是教育管理理论和教育管理实践中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起着沟通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作用。对教育管理政策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是一个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可以预料，我国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将呈现下列趋势：
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
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们对于其重要性的论述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不过，理论知识也好，实践经验也罢，它们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若为财富所累，即是包袱；若放下包袱，则是财富。至于如何“结合”，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它需要一个“修炼”过程，不是拿点“理论”，拣些“经验”，一叠加就算“结合”了。我们看到，有些学者，为了搞点“真学问”，下决心“沉”到实践中去“摸爬滚打”，其文章的“厚度”和“力度”正不断增加。我们也看到，有些校长，力求点“真经”，下决心“啃”大部头，已“出语惊人”了。上海教育学院定导师、选苗子（校长）、研专题，志在“出成果、出人才”。北京市政府投资几十万元，请一批中科院院士、博士导师为15位校长“开小灶”，志在培养“学者型的校长”。可以预料，这种高层次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果的。
综合研究与分化研究并重
我们看到，我国学者对学校管理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高度综合的趋势，其表现是：他们把学校当作一个整体，放在社会大环境中进行研究，致力于探索新形势下的学校管理规律，最大限度地综合各种研究成成果，构建新的学校管理学体系，力求拿出有一定份量的学校管理学新作。如：北京教育学院贺乐凡教授的《学校管理研究》是在对近500名中、小学校长进行过4轮讲授和研讨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试图揭示学校管理的本质与矛盾，研究影响学校管理质量的因素及其控制，探索优质、高效管理学校的思路与方法。湖北大学黄兆龙教授的《现代学校管理学新论》，在10多年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尝试突破传统模式，按“理论--方法--应用”的金字塔模式构造学校管理学新体系。它们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对学校管理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高度分化的趋势，其表现是：他们对学校管理进行分解式的研究，把某一方面的问题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便说通论透，正是“学”中有“学”。如：黄成林编著的《校长学概论》、黄兆龙主编的《教学管理学》、盛绍宽主编的《学校公共关系学》、张萍芳编著的《学校目标管理》、广西教育学院、广西课程组编著的《校长成长的探索》等等。这些分解研究使学校管理学枝繁叶茂，使这一正在成长的年轻学科更加充实和不断成熟。
硬管理研究与软管理研究并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硬管理，它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有形的手，是管理的硬件；一种是软管理，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的手，是管理的软件。硬管理体现在管理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技术方法等方面；软管理体现在管理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价值取向等方面。硬管理要以软管理为指导，软管理要以硬管理为依托，这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对学校硬管理的研究表现在：注重对教育政策法规的研究，强调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注重对学校管理常规的研究，强调科学的常规是管理好学校的基础；注重对统计、测量以及计算机等现代管理技术和工具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强调学校管理的科学性，等等。对学校软管理的研究表现在：注重对学校管理原理、学校管理哲学的研究，强调学校管理现代化首先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注重对学校文化、心理氛围、人际关系的研究，强调对人的重视，强调管理的“感情投资”，强调“管理要管人，管人要管心”，等等。对这些“软硬兼施”的研讨，很多报刊都发有专稿，辟有专栏，还有一些专著问世。
我国学校管理学科体系将出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
首先，这是由于学校发展状况的多层次决定的。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学校也是如此。一所贫困山区的乡村学校与一所全国重点名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学校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指导学校管理实践的理论需求是不同的。
其次，这是由于读者“消费要求”的多层次决定的。书是写给人看的。由于读者的经历不同，目的不同，“消费”学校管理理论的品位也不同，所以学校管理理论的“货架”上也应“货色”齐全，应有尽有。
第三，这是由于著者研究视野的多角度决定的。有的人实践经验丰富，有的人理论功底深厚；有的人喜欢哲学思辨，有的人擅长数理分析；有的人偏爱西方管理理论，有的人笃信东方传统文化；有的人外语基础好，有的人古文功底深，于是由于研讨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类别的成果。
第四，这是由于学校管理的多维性决定的。学校管理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的多维性，或称立体性、发散性。成功的学校管理实践表明：要管好一所学校，不仅要对下管理，而且要对上管理；不仅要对内管理，而且要对外管理；不仅要对别人管理，而且要对自己管理；不仅要对现在管理，而且要对将来管理；不仅要对硬件管理，而且要对软件管理。这种放射性的性质，要求我们多维思考学校管理问题，这就必然出现多种风格的学校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第五，这是由于管理实践发展的多趋势决定的。8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由于劳动性质以及人们对工作意义认识的改变，由于国际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企业管理，特别是美国、日本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1)从管理科学性到管理艺术性；(2)从硬管理到软管理；(3)从“手段人”到“目的人”；(4)从强调个人间的竞争到重视组织成员间的协作；(5)从集中（集权）到分散（分权）；(6)从强调理性到重视直觉；(7)从外延式管理到内涵式管理。这些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趋势必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学校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而导致学校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多元论。
由是观之，一种风格、一个体系、一本著作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既要总结升华新形势下的新经验，又要论证解析新的形势下的新政策法规；既要借鉴西方最新的管理理论，又要挖掘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既要整分结合，又要“软硬兼施”；既要尽可能开放地到实践中去，又要尽可能封闭地回到书桌上来……不同的人、不同的目的、不同方法、不同内容，就会出现不同类别的成果。“千书一貌”是畸形的发展，多元格局是规律的体现。可喜的是，“学校管理理论丛林”的格局正在形成。
篇2：回顾与前瞻
引言近来,我的一些国内外朋友都殷切希望我写下一生中的片光零羽.追忆起成长岁月固然使人感到温馨,但环境压力总迫使我先去做那些更紧迫的事情.<神经科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的主编约请我为“年鉴”撰写一篇刊头专文,这成了必要的附加动力,使我终于沉下心来对自己科学生涯作一次简要的回顾.我的自述主要涉及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背景中成长为一名神经生物学家的.
作 者：冯德培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 刊 名：中国神经科学杂志 ISTIC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年，卷(期)：20xx 20(2) 分类号： 关键词：篇3：回顾与前瞻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一百年来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在此百年中，因乾嘉学风及中国小说研究特点的制约，该研究的性质与成果，具有以事实考据为主，理论建构为辅的文献学属性。而唐代小说的经典地位，既源于自身强烈的原创艺术特质，更在于后世不断的自觉追随与回归。摆脱旧的研究模式的关键在重新考量现象的实质。文学的影响问题，实为主动索取文学资源，进行审美再创造的问题，往前看，这一视角可以将文学影响研究提升至文学“发生学研究”的层面。
与格律诗在中国古代诗史上的划时代地位一样，唐代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作为这一地位显著标志之一的，是它对宋元明清小说、戏曲在风格与题材方面的巨大影响。对这一现象的评论与阐述始自宋代，但到20世纪，才成为风起云涌的文化变革潮流中的一个热点，形成今日称为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一个学术领域。这一领域的构成，从研究性质与成果形态上考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事实考据，一是理论建构。但是，这两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却不对称。前者的成绩论规模足称显学，风气尚未消歇；后者的成就论效益却后继乏力，水平亟待提升。回顾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无疑是为推动这一研究在新世纪的长足发展，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
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是20世纪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古小说、戏曲研究热潮的兴起首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究其实质，它是变革中的社会政治思潮的附庸，也是哲学领域里的变革潮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
18，严复译《天演论》传播社会进化论思想，再有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推波助澜，在20世纪初大行于中国知识界。进化论主张顺应“天演”规律，通过变法维新以确立新的社会发展观的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而新文化运动推翻旧传统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建立新的文学，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先声，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代表，主张在形式上打破旧的规范，进行新的文学语言与文学体裁的改革；内容上强调文学走向大众化，倡导“活的文学”、“人的文学”、“真的文学”①。但是，对于传统的变革从来是复杂的。一方面，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新儒家艰难地开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力图使其返本开新，适应现代需要，以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破有余而立不足，对旧文化的简单否定，实际带有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中的全面反传统的印记，一系列新思想观念的提出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必要的基础，使其倡导的新文化形态在中国社会无异是向壁虚构的蹈空之论。实际上，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并向传统文化回归。在这种复杂的思潮之中，旧的文化，包括古典文学没有被消灭，在文化转型时期成为批判性接受的对象，对它的认识与改造不乏发展利用的潜在意识，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实际上，当小说被视为更新政治、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时，对古小说的研究也具有社会更新的意义，阿英就是这样看待古小说研究风气的形成的。在《关于〈中国小说史略〉》中，他提到18严复与夏惠卿为天津《国闻报》合撰的《本馆附印小说缘启》，第二年，梁启超作《译印政治小说序》，“以后就陆续出现了很多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论著，和小说的研究如《小说丛话》、《小说小话》、《小说闲评》一类的短章。”事实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一直被认为是在小说研究领域实践了进化论思想的著作。
在研究方法上，则与乾嘉学风及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性有关。王国维指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此虽就索隐派积弊而言，却是古小说研究的基本原则，即倾向于文献学――“版本”与“目录”学――的方法与形态。因为古小说在历史上始终是一种边缘性文体，为正统所轻视，属性暧昧，承传流变的历史也极为复杂，作品归属、著录及版本问题多有待稽考梳理；同时古小说散佚严重，使辑佚工作既是手段，往往也是目的；而在创作传统上，古小说、戏曲以讲故事为突出特征，使大量作品与先前文学具有复杂的派生关系。凡此等等，都须借助文献考据学，理清线索，以形成可靠的研究对象。郑振铎曾指出：“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这“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对故事变迁的研究，则是因“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最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故研究其故事的来源和变迁，也和‘版本’‘目录’之研究，有了同样的重要性”②。这是那时古小说研究的主导思想，而唐代小说作为版本、目录研究的重镇，或作为故事变迁之源的地位，也已经相当明确了。
因此，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性质与成果形态，具有突出的以事实考据为主，理论建构为辅的文献学属性。静态研究注重揭示唐代小说与宋元明小说戏曲间的题材契合现象，以说明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事实；动态研究则注重描述一部作品在与其他作品的密切关系中发生的变迁。前者旨在钩沉后来作品的本事，以求本溯源；后者则关注考察流变的痕迹。最终建立起以某前代文本――即祖本――为起点的一条条经异代辗转、流变的作品链，从而反映唐代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作品链成为展示中国古代社会，以及各社会阶段中的人们心灵历史的独特形态。在每一条作品链延伸与变迁的历史中，都蕴藏着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对每部作品的阐释都存在欠缺，正如郑氏所云，这种工作“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可以说，唐代小说影响的文献学研究以揭示唐代小说题材――本事――的因袭为核心，反映的是后世叙事文学对唐代小说故事的使用问题。
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始于蒋瑞藻、钱静方、柳东蟹③，其后则以胡适、郑振铎、孙楷第、叶德均、赵景深、钱南扬、傅惜华、胡士莹、谭正璧等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其成果有力显示了唐代小说影响后世文学的基本事实、作品线索及其规模，构成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学理依据。但是，这种求本溯源的努力，多少类似于清点文学的仓库，使我们知道唐代小说所以杰出，却令人困惑于后世文学的所以伟大。诚如陈平原所说，这种研究的负面效果“一是把小说史研究降为纯粹的故事考辨，一是把作家创作降为简单的故事汇编”。
对现象进行理论概括是稍后出现的，代表是鲁迅及其《中国小说史略》。但具有典范意义的个案研究者，则应包括郑振铎。
《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始于19，于1923、1924年分册出版。据赵景深说，又于1930、1935年两次增订，1930年的那次也见于该书1930年的改版《题记》。从初版时间上说，该书上接前一阶段的文献学性质的唐代小说影响研究之后，亦符合学术史的规律。周作人曾概括《史略》的主旨为：“述周秦至清末小说蜕变之大概。”④正见是书已具备从“内容”之考索转向“史”的探讨的特点，而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理论阐述也略具体系⑤，引领了此后数十年的文献学研究，也是今日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其影响力与稳定性之强令人惊叹。
《史略》对唐代小说影响的理论概括主要有两个方面，但应指出，这种概括也有不足。
一、《中国小说史略》明确指出唐传奇对后世戏曲的影响问题。
《史略》一再提及唐代小说与后代戏曲创作的题材关系，这无疑是对前此近千年零散的小说传播评论活动的薪火承传。依阿英的说法则是：“（《史略》）在体例上最见特色的，是鲁迅先生只注意于‘蜕化的迹象’，而寻其发展，在必要时亦叙其对前人的拟作。于一体例的兴，也略述其根源、趋向，有时也说到发展的结果。”⑥书中一再提及某一具体文本的历史继承，以及一代文学创作风尚的形成与唐代小说的联系。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说：“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
他的另一种概括则是“唐人小说影响于曲为大”。故《史略》多处提及许多唐代小说与后来小说、戏曲题材的关系，例如其叙《莺莺传》在戏曲创作中的辗转之迹尤详：
宋赵德麟已取其事作《商调蝶恋花》十阙（见《侯鲭录》），金则有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则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则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等，其他曰《竟》曰《翻》曰《后》曰《续》者尤繁，至今尚或称道其事。唐人传奇留遗不少，而后来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
《唐宋传奇集》的编纂也体现了上述观点：“唐人传奇，大为金元以来曲家所取资，耳目所及，亦举一二。”⑦置诸“缀之末简，聊存旧闻”的《稗边小缀》中。此卷主要记述了所收各篇传奇题材渊源所自和辗转演变的情况，于评介中参和己见。从研究性质与方法上说，这正是关于题材演变的小说戏曲考证，在《史略》中是用为论据，至《稗边小缀》则已具古小说研究基本规范的独立价值，且更见详赡。顺便指出，鲁迅其实很有可能丢掉一开创地位，撰成于191月的《宋元戏曲史》最有可能首先揭示这一问题。但正如董每戡先生所说：“过去一班谈中国戏剧史的人，几乎把戏剧史与词曲史缠在一起了，他们所重视的是曲词，即贤明如王氏，也间或不免。”⑧《宋元戏曲史》论及词曲源流也重唐代，但未有一语言及内容，虽是体例所限，终成憾事。1926年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撰成，方在述及各代剧目题材所本时指出与唐代小说的关系，这已是《史略》出版以后的事了。由于《宋元戏曲史》的巨大影响，使戏曲研究的重心是曲学，对戏曲内容的研究却主要成了治小说者的天地，这也是时代学风使然。
当鲁迅正在感叹“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时⑨，汪辟疆的《唐人小说》（1929）继之而起。该书在编撰思想与体例方面与鲁迅的观念与方法具有明确的联系，他说：“唐人小说，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为杂剧传奇。本编亦将其剧名撰人，综述于后。俾治唐稗者，得由此而进治元明剧曲；而治元明杂剧大曲者，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⑩但把观念通过体例提出，实已将其转化为一种研究方法，并具系统性；而且将探讨唐代小说与宋元明戏曲间对话关系的双向价值表述得更透彻，前后文学因题材关联而融为一体。该书附录了一些相关资料，如《冯燕传》所附《司空图冯燕歌》、《曾布水调七遍》；《莺莺传》所附《辨传奇莺莺事》、《微之年谱》、《赵德麟商调蝶恋花词》等，正是前述编纂思想的体现。使该书不但后出转精，利用价值也很大，作为中国小说研究史的第一部断代专题研究著作，它的出现，使《唐宋传奇集》就基本上只具学术史价值了。
二、《中国小说史略》还提出唐代小说与宋以后文言、白话小说之间存在题材演变与风格影响的复杂关系。
《唐之传奇文》上提到唐代小说对宋以后小说创作的影响，但他认为这种影响并不深入，后来小说的成就也极有限。在他看来，宋代文言小说创作主要延袭的是晚唐五代以来的志怪之风，“既平实而乏文彩”；而时代文化的特征与风尚的变迁又使传奇创作“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而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史略・宋之话本》）。至于原因，他指出，宋人虽去唐不远，其实很难见到唐代小说的杰构。其中既有战乱摧残文化的因素，也与政治对文化的钳制有关。成书于太平兴国二年八月的《太平广记》，收“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但“后以言者以为非后学所急，乃收版贮太清楼，故宋人反多未见”（《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即宋人无所师法，以致于是。故鲁迅评价说：“然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因此，宋代文言小说趋于志怪化，形成“偏重事状，少所铺叙”的特征，既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又是受文学传统影响的结果。鲁迅还认为，对唐人传奇的模拟之风至明初勃兴，与唐人传奇复睹于明世的历史密切相关，“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肩，以为奇绝矣。” 11 他又说：“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拟而已。”（《史略・唐之传奇文》）这是他对明人继承唐代小说特点的基本认识，如评价瞿佑《剪灯新话》说：“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断，其风始衰。”（《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大体合于对此期小说创作状况的一般认识。
不过，鲁迅对明代文言及短篇白话小说题材与唐代小说关系的估计明显不足。事实上，明代文言小说通过改编旧事以成文的现象极为普遍，所谓模拟也只有好之者方能为之，而且艺术水准普遍较高。至于明代坊间以各种形式大量刊行唐代小说，或单行，或丛集，以及大量作品以唐代为故事背景等，也与此种风气有关。使后人也惯以比附唐人小说的方式表达对某些作品的赞誉，清黄廷鉴跋杨仪《金姬传》就说：“至其文字之华赡奇丽，实堪与《虬髯》、《红线》等篇并传矣。”而在通俗白话小说，即鲁迅所谓“明之拟宋市人小说”方面，其对《三言》、《二拍》与唐代小说的题材关系及其成就的估价更低。抛开风格模仿与直接使用题材外，明代小说在开拓唐代小说题材领域方面的成绩不可忽视。因为真正体现明人特点的小说题材是所谓“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即描摹世态、少言灵怪、杂因果报应为主的“世情书”，如《金瓶梅》、《玉娇李》、《玉娇梨》和《平山冷燕》等。其内容正如他说，“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云云，而评价却是“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其实才子佳人故事正是唐传奇最为关注，并大量成文的题材类型，二者虽具差别，但究其实 质，仍是传奇风韵的体现。在此，鲁迅认可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其“用传奇法”，故成就非凡，却对居中的人情小说持另一眼光，谓其论不能持平，并非无据。但亦非无因，他可能指的是明代文言志怪小说，那则未免于殃及池鱼之叹了。不能因人情小说与志怪间的文体差别而定其有无唐传奇艺术风格的影响，即如《聊斋志异》，亦有一书兼具二体之笃论在，对明代小说创作也应如是观。
总括看来，鲁迅把唐代小说影响后世小说、戏曲创作的现象置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纳入其小说史理论体系，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是，就前者而言，他与汪辟疆的工作在性质上，仍然属于考证戏曲本事的文献学研究，且限于体例，在此方面并未深入展开。后者亦因材料的缺乏，论述仍有不周。事实上，文学的影响问题指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性，即由文学创作所织就的，与其自身的长久对话关系。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实质上就是对文学发展的主题的关注，就此而言，《史略》的理论概括尚有明显不足。至于揣摩文学的推陈出新与求本溯源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提出一种关于文学创作规律的互动理论，更是此时期不可能出现的研究倾向。
但是，以事实的论证与说明取代对影响问题的理论探索，以在小说史论著末尾缀以题材转袭事实以为影响结论的作法，却成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模式。古小说研究的杰出代表郑振铎这样结束他的《论唐代的短篇小说》一文：
这些短篇小说在后代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有很多的小说家们模拟他们的作风，而且，他们成为许多戏曲家们吸取题材的渊薮。……它们在中国文学里所占的地位，有些像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学家或艺术家，都得熟悉这些故事；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也必须熟悉这些故事；否则，就很难了解许多的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与其演变之迹。 12
这是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样板，涉及唐代小说成就的小说史著大都祖述其论，积极地搜求事实据以证成其说。小说史料学及目录学者谭正璧的《唐代传奇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一文亦堪称典型。该文初稿于1942年，1982年12月第三次补正定稿，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可证其认识与实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说：“唐人传奇有一为后代小说所少有的特点，就是题材多数为创作。而且取材的范围也扩大，除神话由零星进步而为首尾俱备，‘嘉言’、‘懿行’也由片断进步而为整篇的别传外，在民间流行而为大众所爱好的有关恋爱与豪侠故事的传记，也被传奇家开始取用。因此，它的内容非常丰裕，给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文章详细考证了33篇单行的唐代小说代表作的题材在宋代以后叙事文学中移植因袭的情况，又开列了一份由传奇集构成的书单，指出与单行作品相比，“后代取它们的题材来写小说和戏剧，尤为我们所常见。” 13 由此可以窥见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典型形态。而有“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之誉的孙楷第集四十年心血撰成的《小说旁证》一书，因在20xx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书付梓，成为本事研究范式的百年界石。这些研究强化了一个面目浑括的认识：唐代小说是中国文学艺术家的基本文学素养，因袭行为是基于文学传统与素养的惯性使然。但始自现象把握，归于事实论证的方法在深入洞察这一复杂创作现象本质时显出了局限。后来的研究虽渐趋详赡，但理论视野仍如上述，则大致是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基本状况。
值得提及的惊鸿一瞥，是郑振铎作于1932年6月的《宋金元诸宫调考》，第十一节论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元稹《会真记》的关系 14 。该文在简略回顾《会真记》的重写史后，详细比较了董氏“放大、更张”崔张故事的各种痕迹，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他这样盛赞《西厢记诸宫调》的价值：
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叙事歌曲，需要异常伟大的天才与苦作以完成之的。我们只要看他：把不到二千余字的《会真记》，把不到十页的《蝶恋花》鼓子词，放大到那么弘伟的一部诸宫调，便可以想像得到，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诚是古今以来所少有的……自从有了此作，崔、张的故事，便永远脱离了《会真记》，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编的了……董解元的弘伟的想像，竟如朝暾的东升似的，把万象都笼盖在他的光亮之下。
极少有人如此热情地赞颂一个有所依傍的作家与一部有所依傍的作品，并坦率地指出一部唐代小说名篇的光芒因此被掩盖的事实。更有甚者，他指出了具体的重写手法与所以如此的原因。他还为董作找出了一些重要的情节穿插，以及所依傍的其他唐代小说本事。但他不是为了简单地作本事考证， 而是将现象放在文本中加以解释，以阐明《西厢记诸宫调》的成功。这是在当时以致后来都是罕见的研究角度。他的《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韩湘子》等文也具有类似的倾向，只是相比起来稍为简略而已。但这样的先驱却后继乏人。
直到世纪之交，有些学者才开始研究小说题材的演变问题，并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提升 15 ，但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传统学术惯性对此努力的制约 16 。事实上，我们发现，小说本事研究的成果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这是今日中国小说史研究难以突破的重要原因，而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不足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对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历程的回顾并不全面，但缺陷的优势在于突出地展示不足，从而更明晰地见到努力的方向。本文认为，这样的一个理论思路――由于唐代小说诸因素在后世小说、戏曲中一再出现的事实，因而表现了唐代小说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有些失之简单。因为人的认识与活动是造就历史的根本原因，而勾勒与考察这种认识与活动形成并不断付诸实践的缘由与动机，当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唐代文学，包括唐代小说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长期垂范后世的经典，固然是源于自身强烈的原创艺术特质，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由此产生的后世不断的自觉追随与回归。因而我们不能把影响仅仅归结为寻找事实来源与指出现象存在的问题，而应对现象所以存在进行必要的追问。在诗歌研究中，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在小说研究方面，这种意识还亟待加强。
我认为，完整的中国小说史应是关于中国小说的创作史及其重写史的总和。它既应体现小说以自身形态存在的历史，还应体现小说在重写中存在与发展的历史。但是，相对于前一方面的主流地位，后一方面的研究被长期悬置于“影响”的单向度线性思维模式中，熟练的近于僵化。摆脱这种思维模式的关键在于重新考量现象的实质。影响的达成并不仅仅关乎文学接受，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一种文学创作行为的结果。
本文认为，文学影响寓于文学接受之中，影响与接受的互动构成文学的传统，文学作品总是在和它自己的历史进行对话。所以应当树立一个观念：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产生于个人的独特才能与他人（及前人）的启发之间，而且启发来自文本，并非仅是情感与心理的共鸣。同时应该从两个层面考虑文学的接受问题，一方面是创作对文学的接受，一方面是阅读对文学的接受。事实上，文学遗产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首先产生于后代作家对前代优秀作品的能动接受，又经具体的创作行为得以体现。即前后文学的关系实质不是单纯的前代施予后代的所谓影响问题，而是后代向前代主动索取资源，进行创新的重写问题。换言之，文学接受蕴含着创作契机，重写既是一种以接受为前提的审美再创作行为，又借此实现对前代文学的传播与批评。这一认识，就是笔者近年来研究古代小说的主导思想，以及所撰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小说重写研究》的总体观念 17 。由此认识，可使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摆脱现有的困境，将之置换为“重写研究”，从而被提升至文学创作“发生学研究”的层面，使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里得以深化与发展。
注释
①《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95页。
②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2页。
③1911至19，蒋瑞藻在《东方杂志》连载《小说考证》系列文章。1919年又作《戏剧考证：小说考证附录》，以及《小说考证续编》，均载于《东方杂志》第16卷。钱静方以《小说丛考》为题发表了系列文章。1913与19，柳东蟹则在《小说月报》连载《中国小说丛考》系列文章。1926年，蒋、钱的单篇文字由商务印书馆以《小说考证》、《小说丛考》为题结集出版。早期著作的价值不容高估，在小说戏曲概念，以及编纂体例与研究态度上，诸书受到严厉的指责，但这些著作一方面通过考证题材演变，以小说、戏曲互证，作为有明以来文学史发展的依据，后来的论者（包括鲁迅）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赵景深就自称“我力气用的最大的是同一题材的小说、戏曲的演变”（《中国小说丛考・序》）。1936年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时还收录了蒋书。另一方面，它为研究者提供了反面借鉴。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来，蒋、钱、柳氏著作的引路价值不应忽视。
④见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一文，据1936
年10月23日《时事新报》引。《说小说》，上海古 籍出版社，20xx，第98页。
⑤主要体现在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第十二篇《宋之话本》、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等篇所构成。而《唐宋传奇集》在体现唐代小说影响后世文学方面的思想方面与之是一致的。
⑥《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说小说》，阿英，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第102页。⑦⑨《唐宋传奇集・序例》。⑧《中国戏剧简史・前言》。⑩《唐人小说・序例》。
11《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明初拟唐人传奇文之勃兴及禁断》。12郑振铎《论唐代的短篇小说》，《说俗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第54页。
13《唐代传奇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69―101页。
14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中国文学研究》（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xx，第70―81页。
15可参以下著作：刘勇强《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文学遗产》，20xx（3）；杜贵晨《胡粉与绣鞋――一个故事情节演变的考察》，《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河北大学出版社，20xx；胡元翎《李渔〈蜃中楼〉对“柳毅”故事的重写》，《文学遗产》，20xx（2）；等等。
16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7包括笔者所撰《中国古代小说重写情节型本事的三种基本模式》与《中国古代小说重写结构型本事的四种基本模式》，以及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小说重写研究》，分别刊于《海南大学学报》，20xx（4）及20xx（4）；《重写视角下的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论》，《东方丛刊》，20xx（2）；《沉默的妇德与宗法家庭婚姻伦理》，《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xx（1）；重庆出版社，20xx，等等。
篇4：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
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发生了两件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一是改革开放，二是人口控制。2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已使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人口控制也有效地降低了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减缓了人口急剧膨胀的速度。正是在这样两种背景中，产生和成长起来了一代新人――独生子女。这一代特定人口的成长、发展以及一切与他们有关的现象和问题也一直为整个中国社会所关注。当一代独生子女逐渐成长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新公民时，回顾我国独生子女研究所走过的道路，分析这一领域中的研究状况，探讨与这一代人的成长有关的新的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的基本状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的22年中，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共发表了有关独生子女问题的论文305篇，（注：1980年至1993年的文献系根据《全国报刊资料索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查找，1994年至20的文献系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社科文献专题题录》查找。医学方面的论文以及非学术刊物上发表的通俗文章未计算在内。）这些论文涉及到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体育科学等多个不同的学科。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1 独生子女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
篇数N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心理学 83 27.2 27.2
2―教育学 126 41.3 68.5
3―社会学 48 15.7 83.9
4―人口学 18 5.9 89.8
5―体育学 14 4.6 94.4
6―其他 16 5.2 100.0
合计 305 100.0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研究主题上，独生子女的心理和教育一直是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论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全部论文中的2/3都来源于这两个学科，特别是教育学方面的论文更是超过了40%。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独生子女心理和教育问题本身引人关注外，研究者中多为教育学科和教育部门人员也是其重要的背景。
全部论文的时间分布情况见表2和图1：
从表2和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数量上，22年来的独生子女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80年到1988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论文数占全部论文数的21%，平均每年发表论文为7.1篇；从1989年到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论文数占全部论文数的30%，平均每年发表论文11.5篇，比第一阶段增加了1/2，可以说是缓慢增加的阶段；从到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所发表论文数占全部论文数的49%，平均每年发表论文29.8篇，比第一阶段的4倍还多，是独生子女研究成果急剧增加的阶段。
表2 不同年份所发表的论文数
篇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980年 5 1.61.6
1981年 11 3.65.2
1982年 6 2.07.2
1983年 8 2.69.8
1984年 8 2.612.5
1985年 7 2.314.8
1986年 8 2.617.4
1987年 5 1.619.0
1988年 6 2.021.0
1989年 10 3.324.3
1990年 8 2.626.9
1991年 10 3.330.2
1992年 10 3.333.4
1993年 13 4.337.7
1994年 13 4.342.0
1995年 14 4.646.6
年 14 4.651.1
1997年 19 6.257.4
32 10.5 67.9
22 7.275.1
43 14.1 89.2
2001年 33 10.8 100.0
合计 305 100.0
附图
图1 不同年代发表的论文分布情况
通过将不同年份各个学科的论文进行交互统计，我们发现，第一阶段的论文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即心理学与教育学方面的论文占了绝大部分，除了1985年以外，每年这两方面的论文数都在75%以上。它表明当独生子女刚刚出现在我国社会中时，人们关注的中心主要是他们的心理和教育问题。第二阶段论文分布的一个突出变化是社会学方面的论文有所增加，每年的论文数都在30%左右。而心理与教育方面的论文数相应地有所减少，每年约占50%～70%。第三个阶段论文分布的突出特征则是论文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最为广泛，特别是出现了一批从体育科学的角度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论文，以及一批主要涉及独生子女消费和对独生子女研究状况进行评述的文章。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结论
1.独生子女是不是“问题儿童”。
“问题儿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既与我国独生子女在70年代末产生有关，也与国外独生子女研究的状况有关。早期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指出独生子女是问题儿童，但研究所得到的却主要是负面的结论。这些研究指出，独生子女在行为方面问题多，缺点严重。“表现在挑食、挑衣、不尊敬长辈、不爱惜用品、玩具、爱发脾气、无理取闹、比较自私、不懂关心别人、胆小、生活上自理能力差等等。”（注：上海幼儿教育研究室：《四岁至六岁独生子女的行为特点与品德教育调查》，转引自苏颂兴《上海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学术季刊》1997年第2期；高志方：《独生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教育研究》1981年第6期。）“独生子女中有任性、胆小、挑食、挑穿等不良性格和行为习惯的比例均高于双子女和多子女。”（注：肖福兰等
：《关于小学独生子女教育情况的调查》，《人口与经济》1982年1期。）“总的来说，独生子女显得比较娇气、任性、劳动观念差”，且“独生子比独生女问题多，年龄小的比年龄大的问题多。”（注：陈科文：《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特点和家庭教育的比较研究》，《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6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光明日报》于1986年发起为时半年之久的全国性的独生子女教育大讨论，作为这场讨论的最后总结，专家指出目前独生子女教育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营养过剩，造成发育不良；二是智力投资过剩，品德教育不足。
2.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如何。
与上述“问题儿童”的探讨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也有的称为个性品质、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等等）究竟如何。这方面的研究数量较多，且各自所得的结论也比较接近。
吉林大学人口所与美国学者合作，采用根据儿童心理特征编制的、包含31种品德特征的量表，于1987年对吉林长春市1465名小学生及其家长、教师进行调查。其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背景和心理与行为表现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独生子女甚至比非独生子女表现得更不自私、更愿意同情和帮助他人，但独生子女表现得比较娇气和依赖性较强。”（注：刘云德等：《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比较研究调查报告》，《人口学刊》1988年第3期。）
浙江医科大学人口所参照同一份量表，于1991年对杭州市区500名小学高年级学生及其家长和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心理特征无显著差异；而且他们的表现与是否独生子女无关。”（注：浙江医科大学人口所独生子女课题组：《关于独生子女健康、学习和生活状况的调查》，《人口学刊》1992年第6期。）
基于同样的个性量表，中美学者于1990年在北京、安徽、湖南、甘肃四省市对4000名小学生及其同学、家长、教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是否独生子女与其个性特征和行为表现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这一结论只在其中三个省市成立，在甘肃省则不成立。（注：范丹尼、鲍斯顿：《中国独生子女在德、智、体方面的表现》，载范丹尼主编《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风笑天利用1988年、1996年和19三个不同时期、不同范围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从总体上看，两类青少年之间在性格特征上相似性多于相异性。不同调查中最为一致的结果是：“懒惰”是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及行为特征方面明显不及非独生子女的弱点。它揭示出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及行为特征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值得家长、学校和社会引起注意。（注：风笑天：《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20第6期。）
3.独生子女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点。
人格是涉及独生子女教育和发展的更为专门的心理学研究领域，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由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在进行，较重要的研究结果有以下几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采用人格需要量表、自我接纳量表、学习需要量表、道德自我评价量表和兴趣爱好量表等工具，于1996年10月在全国12个城市调查了3284名独生子女中小学生及其他们的家长，对独生子女的人格状况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发现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状况表现出五大优点和四大缺陷。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独生子女有较强的亲和需要、持久需要和扶助需要；大部分独生子女能很好地接纳自己；独生子女的社会道德素质好；独生子女的学习需要中，报答需要和自我提高需要较强烈；独生子女兴趣爱好广泛；但同时，人格需要中，较多的独生子女有不同程度的攻击性需要，较多的独生子女成就需要较低，少部分儿童有较强烈的谦卑需要；少部门独生子女在自我接纳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在个人道德方面，主要是在创造性、独立性和勤劳节俭方面，独生子女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学习需要中，认知需要较强烈的独生子女较少。（注：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课题组：《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现状研究报告》，《青年研究》1997年第6期。）
安徽师大张履祥等人对安徽四城市17所中小学864名学生采取《十二项人格因素测验(QYL)》，结果表明：在其中十一个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说明独生子女在人格特征上确有其特异性。（注：张履祥等：《独生子女非智力人格因素特点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1年第4期。）
而何蔚则通过对河南某市两所中学438名高中生进行Y-G人格测验，并将独生子女的人格特质和人格类型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高中学生中，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一样，都有良好的人格特质”，“在YG人格测验的12项人格特质上，多数项目与非独生子女并无显著差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人格特质和人格类型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人格特质上，独生子女合作精神较差，但在神经质上却优于非独生子女；在人格类型上，独生子女的B和B型人格明显少于非独生子女，问题行为者较少。”（注：何蔚：《高中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人格特质的比较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7年第1期。）
由于不同研究所界定的“人格特征”的内涵并不相同，对人格特征进行测量时所具体使用的工具、量表、指标等等也相去甚远，因而这一方面的结果也难以整合。
4.独生子女是否不合群
独生子女的合群性问题是人们关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许多研究者围绕着独生子女的合群性、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等问题展开研究，探讨独生子女是否处处自我中心、是否难于与人交往、难于与人相处。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出独生子女在这方面不是比非独生子女差，而是比他们更好，或者是没有差别。
陈科文1984年在北京城乡对近千名小学生的调查表明，城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合群性方面不存在差别，郊区独生女与非独生女也不存在差别，只有郊区独生子比非独生子的合群性差一些。（注：陈科文：《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特点和家庭教育的比较研究》，《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6期。）
白乙拉于1991年对呼和浩特市四所小学、三所幼儿园总共264名儿童、他们的家长以及老师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性交往能力上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的差异，而且几乎所有的分项比较也没有反映出显著性差异，甚至有些方面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强。”（注：白乙拉：《五至十一、二岁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社会性交往的调查与比较》，《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范存仁等1993年对西安市10所小学787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从全体样本来看，独生子女自我中心的表现比非独生子女更为强烈。”（注：范存仁：《西安市小学生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品质的比较研究》，《心理科学》1994年第17卷第2期。）
景怀斌1997年对广州市4所高校1150名大学生的调查中，利用16PF量表，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乐群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的乐群性高于非独生子女，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这与我们印象中独生子女独来独往，孤僻的看法相反。独生子女更希望和善于与人
交往。”（注：景怀斌：《独生、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若干社会性心理品质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7年第6期。）
风笑天分别于1996年和年进行的两项对中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与20年前人们的担心和偏见相反，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交往方面不是比同龄的非独生子女青少年要差，而是比他们更好。无论是1996年在湖北五城市调查的结果，还是1998年在全国14城市调查的结果，无论是样本的百分比还是统计检验的结果，独生子女在所有指标上都一致地表现出优于非独生子女。特别是统计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学阶段的独生子女在新的环境中很快结识新朋友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与人交往的能力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强，好朋友数目明显多于非独生子女，孤独感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结果对社会中流行的独生子女‘孤僻’、‘不合群’、‘处处个人中心’、‘难于与人交往’的看法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注：风笑天：《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年第6期。）
5.独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
“小皇帝”问题所反映的主要是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溺爱行为及其由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独生子女被娇惯、被宠坏、养成不良个性特征的现象。尽管独生子女是小皇帝的说法在社会中广为流传，但较多情况下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却主要是由各种媒体的记者、文学作家以及教育工作者根据他们对个别对象的采访、对身边个案的观察所作的描述或者是根据个人经验或认识所发表看法。而采用系统的方法，运用科学的工具进行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却并不多见。那么，一代独生子女究竟是不是“小皇帝”呢？
美国学者鲍思顿和范彤尼曾于1987年对长春市1465名小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和教师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完全没有支持视中国的独生子女为‘小皇帝’的观点，”“综上所述，我们没有找到支持中国和西方新闻报道中越来越普遍地刻画独生子女为骄横的、不易调教的和自私的‘小皇帝’的模型。”（注：鲍思顿等：《中国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学习成绩和个性特征分析》，《西北人口》1989年第4期。）
风笑天1988年曾对湖北五个市镇1293名小学生家长进行调查，并将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在溺爱孩子方面的表现进行了具体的测量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除了少数几个涉及到“安全性”的指标外，几乎所有的结果都一致地表明，两类家长在溺爱孩子的行为表现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即不论是在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习惯方面，还是在迁就孩子、尽量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方面，两类家长的表现并不存在明显的统计差异性。研究结果对广为流行的“小皇帝”观点提出了质疑。笔者依据研究的结果得出结论：现实生活中溺爱孩子的，并不只有独生子女家长，同时也有非独生子女家长。另一方面，在独生子女家长中，溺爱孩子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独生子女家长都溺爱孩子。实际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确有被父母娇惯坏了的“小皇帝”，但他们只是少年儿童中的很少一部分，并且他们中既有独生子女，也有非独生子女。（注：风笑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范彤尼和鲍思顿又利用1990年中美合作课题组对北京、甘肃、湖南、安徽四省市4000名小学生及其家长的大规模调查资料，从智力、体质、个性特征三个方面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其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导致一代‘小皇帝’。”并且，他们进一步指出：“独生子女缺少兄弟姐妹与独生子女不正常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注：范丹尼、鲍斯顿：《中国独生子女在德、智、体方面的表现》，载范丹尼主编《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有没有差别。
独生子女的特点以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的差异性问题，是独生子女出现在中国社会以来，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没有非独生子女作为一种参考框架，我们就无法对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进行衡量和评价。究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存不存在着差别呢？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众多不同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所描绘的也是一幅杂乱的画面。
早期比较多的研究认为，独生子女具有与非独生子女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表现在身体状况、智力水平方面，也表现在个性品质、行为习惯等方面。一种比较普遍的结论是：独生子女在身体状况、智力水平方面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方面则不如非独生子女。而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的多数研究则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个性心理和行为上并不存在象人们普遍担心的那种差异”、“从各类样本的比较来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体差不多”、“在个性表现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差别”、“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无显著差异”。（注：黄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无显著差异》，《安徽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实际上，独生子女是一个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特征的整体概念，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随着年龄和社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在3～18岁这一年龄段中，二者之间的差异大体上呈现出“年龄越小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越大”的趋势；这种“差异越大”，既包括不同的方面越多，也包括不同的程度越大。而在城市和农村这两种不同的社区中，则呈现出“农村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比城市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更大”这样的特点。
当然，不同研究的样本不同、测量的变量不同、所采用的操作化指标不同、测量的工具不同等等，也可能成为两类儿童调查结果不同的原因。
7.大学独生子女的状况与特点。
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大学中的独生子女也越来越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新世纪初的十来年中，对大学中的独生子女研究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对大学中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研究的方式，研究的内容仍然主要集中在心理和教育两大方面，且主要集中在对他们的性格、心理、学校生活适应性、学习状况等内容进行描述和分析上。
景怀斌对两类大学生的社会性心理品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在乐群性、竞争性、智力自我评价等方面明显强于非独生子女，在生活自理能力评价方面弱于非独生子女。在成就自我评价、成就期望水平、心理健康素质、责任感、创造性等方面则与非独生子女没有差别。（注：景怀斌：《独生、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若干社会性心理品质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7年第6期。）
段鑫星等人采用量表测量的方法，从悦纳自我、对他人和社会的评价客观、有良好而深厚的人际关系、适应性强等方面，对1500名大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的测验。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注：段鑫星等：《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青年研究》1997年第2期。）
李志等人对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校生活的适应状况以及职业价值观进行了比较研究。调查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学习适应能力普遍较高，学习上的适应性问题较少，但在学习方法和对待考试上表现出较非独生子女更不适应的特点；独生子女大学
生的生活期望值较高，对友情和爱护的依恋尤为强烈；对交往的自信心也明显较强，但他们更多的感到生活不如意，挫折承受能力比非独生子女差；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经济依赖思想普遍较重，对就业的途径、方向较非独生子女更为乐观，专业信心较强，对未来职业选择的担忧较少。（注：李志、吴绍琪、张旭东：《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校生活适应状况的比较研究》，《青年研究》1998年第4期；李志：《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比较研究》，《青年研究》1997年第3期。）
但也有研究认为，适应性差是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普遍弱点，具体表现在独立生活能力差、社会交往能力弱、学习能力不强、依赖性太强等方面。此外，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唯我”意识相对浓烈，心理承受能力弱、体质状况差等等也是其不及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方面。（注：叶松庆：《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生活状况与特点》，《青年研究》1998年第6期。）
许克毅等人集中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格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在乐群性、聪慧性、恃强性、兴奋性、敢为性方面略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实验性方面低于非独生子女。（注：许克毅、宋宝萍：《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比较研究》，《当代青年研究》1996年第4期。）李志对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则表明，独生子女在乐群性、恃强性、幻想性、世故性、实验性等方面均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忧虑性方面低于非独生子女。（注：李志：《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特征的调查研究》，《青年研究》1998年第9期。）
8.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发展状况。
社会化问题与独生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密切相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社会学者进行的。且研究主要集中在90年代。这部分研究中，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经验的分析。
风笑天等人从家庭环境、文化环境、社区环境三个大的方面，分析了独生子女青少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特定的环境。作者指出，家庭规模的缩小，家长角色的变化，学校教育方向的偏离，大众传媒影响力的增强，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对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产生影响。（注：风笑天、张小天：《论独生子女社会化的特定环境》，《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5期。）
关颖在分析了受化者与施化者互动频率提高，受化者的中心地位得到增强，施化者的心理及行为负担增大的种种表现后指出，目前在家庭范围中，独生子女家长作为施化者普遍存在几种认识上和行为上的偏颇，即“在对独生子女的认识上偏重依赖性忽视独立性；在对独生子女的教育中偏重情感忽视理性；在独生子女的培养目标上偏重当前忽视长远”（注：关颖：《论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家庭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风笑天、郝玉章等人还通过对中学生及其家长的问卷调查，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现状，并经验地比较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差异，同时对家庭、大众传媒等社会化机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者主要结论是，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化发展是基本正常的，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他们并不是“问题儿童”。随着年龄的增加，两类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状况逐渐趋于相似，不同社会化机构的影响力也不断发生变化。（注：郝玉章、风笑天：《中学独生子女社会化的现状》，《青年研究》1997年第8期；郝玉章、风笑天：《家庭与中学独生子女社会化》，《青年研究》1998年第1期；郝玉章、风笑天：《大众传播媒介与中学独生子女社会化》，《青年研究》1997年第1期。）
9.独生子女家庭。
作为一种新的家庭类型，独生子女家庭主要受到了社会学者的关注。他们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方式、父母生育意愿、家庭养老、家庭对独生子女教育或社会化的影响等方面。
边燕杰根据其在天津城乡对一千余户独生子女家庭所作的调查，分析了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作者指出：“独生子女家庭具有较高而且稳定增长的经济水平，子女抚育费提高，在消费模式和余暇时间的支配上均偏重子女。”论文还对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简化、生育观、家庭观的变化、子女教育、人口流动、老人照料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注：边燕杰：《试析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同样围绕着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方式问题，风笑天分析了这种新的社会细胞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作者指出，三口之家是独生子女家庭在规模上的主要特征，这种“三个人的世界”包含了绝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在生活方式上的各种特征的内涵，也是形成和决定其他各种生活方式特征的根本因素和内在条件。而与祖辈分而不离、子女成为家庭中心、亲子关系日趋平等，则是独生子女家庭在家庭关系方面的几大特点。此外，集体化的闲暇和娱乐、潮流化、智力化的子女消费也是独生子女家庭在生活方式上的明显特征。（注：风笑天：《独生子女家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5期。）
桂世勋利用上海市的统计资料，对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的生活照顾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独生子女的父母这一老年群体特别值得注意。由于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因而当他们年老时，将会有一半左右的人身边无子女一起居住。如何妥善解决好他们的生活照顾问题，是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考虑的重要问题。他提出，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社会养老中，又应以各种支持老人在家养老的基层社区服务为主，老人入院服务为辅。（注：桂世勋：《银色浪潮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10.独生子女与社会发展。
许多学者还从社会学、人口学、体育学等学科的角度探讨了独生子女人口发展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家庭结构、养老方式、婚姻结构、军队建设以及体育运动的影响。其中，较重要的研究结果有：
刘鸿雁等人利用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等资料，对北京、上海两个区的独生子女率及其对未来婚姻结构的影响所进行的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1981～1985年出生的人口中，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通婚的比例将会高达60%左右；而到了2035年，在1986～1990年出生的人口中，由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通婚建立的家庭的比例将会高达70%以上。因此，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将会面临一个严峻的赡养老人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将会越发突出。（注：刘鸿雁、柳玉芝：《独生子女及其未来婚姻结构》，《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3期。）
杨书章等人依据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国独生子女的数量以及城乡分布的状况，并分别采用婚配概率法和政策生育率仿真法计算了“独生子女生育两个孩子”所可能引起的政策生育率波动范围。计算结果表明，“随着独生子女逐步进入育龄期，我国未来政策生育率将有所升高，前后城市政策生育率将可能超过农村，在未来15年，政策生育率最大可能增加近0.2。政策生育率最高可达1.74左右。”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中国人口发展目标讨论了它的影响，指出，未来内“独生子女生育二孩”将可能使政
策生育率稍有回升，但幅度不大，我国既定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注：杨书章、郭震威：《中国独生子女现状及其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4期。）
宋健则针对人们关注的“四二一”结构的问题，从定义、形成的条件、在全国发生的概率、对养老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分析和探讨。作者认为，“四二一”结构指的是在广义的家庭形式下三代共存的现象，强调的是代际关系，应该至少涉及两代独生子女。因此，这一结构形式的形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以及连续两代独生子女。在对影响“四二一”结构形成的主要因素进行简略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严格意义的“四二一”结构的.出现取决于很多因素，因此其实现的可能性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注：宋健：《“四二一”结构：形成及其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
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一）主要特征
概括地说，20多年来我国的独生子女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在研究的主题上，独生子女的心理和教育一直是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论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全部论文中的2/3都集中在这两个方面，特别是有关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论文更是超过了全部论文的40%。
2.在研究对象上，则表现出80年代初期以学龄前幼儿为主、80年代中后期以学龄儿童为主、90年代以中学生为主、90年代后期及21世纪初则以大学生和在职青年为主的特点。即独生子女的研究基本上是伴随着独生子女人口的成长进行的。
3.在经验研究方法上，采用定量的，以问卷、量表为工具的调查方法进行的占了绝大部分，以观察、实验等方法进行的也占有一定比例，而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对比则是众多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特点。
（二）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同一内容、同一角度、同一层次的重复研究较多，不同视角、多重视角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比如，像“浅谈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论独生子女的心理特点及教育”、“独生子女教育之我见”这样的论文就有数十篇之多。
2.理论性的研究中，一般化的、个别的、空洞的、泛泛的、心得体会式的主观议论十分普遍，而有新意的、有深度的、有经验数据支持的理论分析较少。
3.经验研究中，单纯描述现象的研究较多，特别是各种不系统、不规范的“独生子女状况调查”比较普遍。这些调查所得到的往往是零星的、存在较大偏差的、非常简单的数据结果；而精心设计的、客观的、针对性较强的解释性研究较少。特别是着重于现象间关系的深入探讨的研究较少。因而，经验性研究的理论色彩不浓。
4.经验性研究在方法上还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设计的简单化、资料分析的表面化、数据表达的百分比化。还有抽样不科学，忽视样本与总体间的推论条件；缺乏对结果的统计检验等等；有相当多的结果是在对象选择、样本抽取、概念操作化、变量测量、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得到的。特别是样本的规模过小且非随机的抽取方式，加上过于简单且常常缺乏检验的统计分析，很容易使所得到的结论形成某种偏误。
5.对青年期普通独生子女的研究不够，对大学独生子女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偏差。即没有对客观上存在着巨大影响的城乡变量、家庭背景变量等等进行控制，从而将实际上属于城乡变量或家庭背景变量所造成的差异和所形成的影响，误以为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身份所造成的差异和所形成的影响。
6.学科探讨的分布不尽合理，社会学、人口学学科的探讨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于与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和未来密切相关的社会性问题、宏观性问题、潜在性问题、未来性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
值得重视和加强探讨的领域
在新的世纪中，随着独生子女人口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人口越来越多地作为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独生子女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宽，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将会有新的拓展，与独生子女自身相关的问题以及独生子女人口与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将越来越多，与社会政策的关联性也将越来越强。其中，下列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是青年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到目前为止的独生子女研究基本上是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少年儿童身上，只有极个别的研究探讨了青年期独生子女的发展问题。但是，应该看到，随着一代独生子女的主体进入青年期，他们作为社会成员、作为物质与精神产品生产者所将面临的职业选择、职业适应、职业流动、社会参与、人际交往等问题将会逐渐突出出来，而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将是对前20年中人们对独生子女社会化发展、个性特征、社会交往能力等所作研究和所得结论的最好检验。从未成年向成年的转变，从受教育者向生产者的转变，从父母家庭向自身家庭的转变等等，都将对这一代独生子女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冲击。
其次是青年独生子女的婚姻与家庭问题。成家立业是人们在青年期所要面临和处理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作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生活于特定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中的特定人口，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与家庭问题又将会形成什么样的特点、出现什么样的难题呢？特别是当我们把我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的新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这一代青年相联系时，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了。无论是这一代独生子女青年的择偶标准、择偶方式，还是他们的生育意愿、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以及他们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都可能形成和产生一些与目前的情形有所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第三是与独生子女家庭有关的问题。现在研究在一个普遍结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结构以三口之家为主，其比例大约占到70%。而与这一特定家庭结构密切相关的将会是“空巢”家庭的增多、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家庭养老面临更大困难、以及老年社会保障问题的进一步突出等等。20多年前人们关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保障的众多话题都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逐一变成现实，20多年前人们的众多担忧也将在这些年中逐一接受挑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无疑是最近一个时期该领域中的一大焦点。与此相关的还有家庭亲属网络的缩小和简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如美国人口咨询局早在1981年所指出的“谁也难以逆料，一个如此珍爱儿子，又这样以家庭亲属‘网络’作靠山的国家，一旦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女儿，或者一旦叔、舅、婶姨和表兄弟、表姐妹都成为人口学上罕见的名词，这个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注：美国人口咨询局：《中国“独生子女”人口的未来》，《编译参考》1992年第8期。）
最后是独生子女人口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这是一个范围更广、同时也更为复杂的问题领域。当与改革开放同时成长的这一代特定人口逐步成为社会的主力军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追求目标带入到社会生活中来，在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一样。因此，我们既要深入地研究这一代特定人口在未来的日子里所要面临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新的挑战，同时也要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带给整个中国社会的新的
问题和挑战。
篇5：中国旅游业发展回顾与前瞻
中国旅游业发展回顾与前瞻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简要回顾（一）从“事业型”到“产业型”的转变
我国旅游业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举世瞩目。改革开放前，旅游业以外事接待为主，只具备产业雏形，不完全属于产业范畴。1978年转换机制，发展产业型旅游业。1984年中央提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齐上的旅游建设方针，揭开了全方位发展旅游产业的序幕。1986年国务院决定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正式确立其国民经济地位。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之后，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旅游业被列为第三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后，国家计委把旅游项目列入国债项目，铁路部门及时开行了数百列旅游专列。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为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发展阶段来看，1980年以前，旅游产业总体规模较小；“六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有较大提高，国内旅游开始起步；“七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继续发展，国内旅游有较大发展；“八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有较大发展，国内旅游迅猛崛起，这一时期是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九五”计划时期，产业基础夯实，稳步发展；2001年受世界旅游业整体负增长的形势影响下，中国的旅游业是在困难中继续前进，但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中国旅游业是整体回升，四项旅游经济指标增速均超过10%（见表1）。
表1 我国不同时期主要旅游经济指标增长情况（1991~20）
注：①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50年》，人数和收入数据为时期加总数；
②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2001年统计公报》；
③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年统计公报》。
总之，我国旅游业借改革开放之力，2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产业形象日益鲜明，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
（二）从旅游小国到旅游大国
中国是世界上旅游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国际旅游接待人数（180万人）仅为世界的0.7％，居世界41位；2002年接待海外旅游者达到9791万人次，跃居世界第五大旅游吸引国、亚洲首位旅游大国。1978年中国国际旅游创汇（2.6亿美元）仅占全球的0.038％，居世界第47位；2002年增至204亿美元，占全球的4.4%，成为世界第五大旅游创汇国。2002年，中国公民出国(境)人数达1660.2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6.84%，成为亚洲地区令人瞩目的新兴客源输出大国。2002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8.78亿人次，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增速最快、潜力最强的国内旅游市场。
中国的旅游产业规模也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底，中国旅游涉外饭店11000家，其中，已评定星级饭店8018家；各类旅行社超过10000家，其中，国际旅行社1300多家；中国旅游业固定资产值达7000亿元，共有各类旅游企事业26万个；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598万人，间接从业人员约为2980万人；共有开办旅游教育的院校1152所，在校生34万人。
（三）旅游业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其综合性、关联性很强的特点表现得越来越充分，在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扩大国内需求，增强经济活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2002年，我国旅游业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566亿元，比上年增长12%，高出国民经济总体增长速度3个多百分点，旅游业总收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4%，占到第三产业的16%强，旅游外汇收入已占国家服务贸易创汇额的半数以上。
旅游业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主要支柱之一。全国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其余省区（市）则分别将旅游业定位为重要产业或优势产业。
二、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机遇与前景分析
（一）发展机遇
首先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再上新台阶。21世纪前10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仍将保持7%以上，综合国力将进一步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将推动旅游业发展。
其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十几亿人民将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旅游需求必然会随之不断增长，旅游消费成为小康的标志和特征之一。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但就是在这种小康水平下，已经形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和发展最快的出国旅游客源市场。
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使西部不少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得到开发，从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不断提高我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形成我国旅游业新的增长极。
第四，加入WTO以后，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都将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同时也将促进国际商务旅游的增长。
第五，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国。美国“9.11”事件和美伊战争爆发导致全世界旅游下滑，但因为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及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反而强化了中国作为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形象。
第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北京申奥成功、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杭州成功申办世界休闲博览大会以及10月世界旅游组织大会将首次在北京召开，表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对推动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前景分析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供需双向互动作用下，中国旅游业前景辉煌。
1．旅游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闲暇时间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多，将推动国内旅游需求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位人口大国，有着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无与伦比的最大的国内旅游客源市场。2002年，相当于13个中国人里面就有8人进行了一次旅游。我国从1995年5月1日起实施每周40小时工作双休制，19开始实施“五一”、“十一”、春节的七天假期，目前中国公民每年所能享受的法定休息日的总量是114天，居民闲暇时间越来越充足。同时，消费结构正从温饱型转向小康型，消费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方向发展，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95
年的49.9%和58.6%降至2002年的37.7%和46.2%的水平。住房、购车、通讯等消费将逐渐得到满足，而作为精神和物质结合的旅游需求，则会反复产生。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旅游消费将呈现大众化、普遍化的态势，成为生活要素之一。到，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按每人每年出游两次计算，届时的国内旅游人数可高达30亿人次左右。
2．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中国国土广袤、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民族众多，漫长的历史和辽阔的国土形成了无比丰厚的旅游资源。据研究表明，我国自然类和人文类的旅游资源类型居世界第一位的数目超过美国、西班牙、法国等旅游强国。目前，全国已拥有15000多处旅游景区（点），涵盖了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改革成就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其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28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51处，国家地质公园44处，国家自然保护区197个，国家森林公园439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99个，国家4A级旅游区（点）360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137个，还有1269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类博物馆2000余座。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多姿多彩的城市风光，雄伟壮观的建设工程等等，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
3．从旅游大国到世界旅游强国
按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业发展“十五”规划基本思路，到20，中国海外旅游人数将超过2100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580亿美元以上。国内旅游将达到29亿人次以上，旅游收入将达20400亿元人民币以上。旅游业总产出将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提高到8%左右。国内外学者一致看好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中国将成为世界旅游强国。包括世界旅游组织（WTO）在内的.权威性组织均认定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旅游首位旅游目的地国（见表2）。世界旅游理事会则预测，到2020年，中国旅游业总产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4%，旅游消费将占总消费的6.79%，旅游投资将占投资总额的8.61%，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表2 2020年世界十大旅游目的地预测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TO）《2020年世界旅游发展预测报告》整理，。 三、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
（一）实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国土资源综合整治和生态保护建设达到新的水平，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大见成效，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提高，这个历史进程，将从各方面和旅游业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保持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方面，旅游业在这三个方面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宏观来看，旅游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保持了较高的投入产出率。国际上普遍认为，旅游业是最优秀的出口产业，就地出口风景，具有换汇成本低的优势。国家推行了多项政策刺激内部需求，例如实施西部大开发、调高公务员薪酬、增加基础设施开支等。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还应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旅游休闲产业的成功经验，采取措施，大力刺激旅游休闲消费，推进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和政策，促进了以产品为中心的工业社会向以服务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可以大胆的预测，在众多政策中，实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能起到较好的成效。
为此，需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对旅游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清理过去一些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和一系列歧视和限制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明确旅游业作为我国的优势产业地位，实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
（二）充分发挥国内旅游拉动内需的作用
2001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扩大内需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20《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提出了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扩大和培育内需，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是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形成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政府工作报告》将旅游列为扩大消费的第二个领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旅游业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特点，旅游业包含行、游、住、食、购、娱六大要素，旅游消费不仅与交通、住宿、餐饮、商业、景区景点等行业直接相关，还与工业、农业以及信息、金融、保险、医疗、咨询、环保等产业关联，其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细分行业多达100余个，因此其拉动经济的作用十分明显。相对于住房、汽车等消费水平，旅游消费涵盖的价格区间从几元钱的旅游纪念品至上万元乃至数万元的旅游线路，产品的可生产性极强，可消费性也极强。2001年中国居民旅游消费支出仅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5.97%，离11%的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距离，发展国内旅游的余地还很大。
因此，在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的同时，要把国内旅游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推动国内旅游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国内旅游消费，推行带薪休假制度。要积极指导旅游新产品的规划和开发，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方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三）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旅游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比较大的产业，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的基本指标，其发展状况预示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按照“十五”计划的要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要适当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由2000年33.2%提高到36%。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对于保持整个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关重要。应将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核心产业和牵动产业，破除各种思想障碍，进一步扩大产业面、拉长产业链、形成产业群。
加快发展旅游业是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之一。要把发展旅游业自觉地融入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在促进其它产业结构调整中培育旅游业自身发展的增长点。要加强旅游业与一、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其它门类的结合，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科教旅游、商务旅游、会展旅游和都市旅游。对于一些发展旅游条件比较好的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中可以把旅游业作为接续产业来发展，这方面做的很成功的如焦作市。对于一些老的工业企业，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旅游，安置下岗员工、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宣传企业产品与形象、扩大影响和增强员工的荣誉感等；对于一些原来依托森林砍伐、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地区，自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措施后，经济发展需要找到新的出路，发展生态旅游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选择；农村可以通
过发展农业旅游，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强化城乡居民的交流、开阔农民眼界等，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旅游业发展也能为其他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大的新市场和空间，例如商贸流通、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以及信息、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总之，旅游业可以为“加强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服务，也可以联动第三产业。
因此，应尽快出台《国家旅游产业政策》，将扶持旅游产业的方针政策予以明确。同时，政府要多渠道增加投入，加大对旅游业的导向性投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旅游资源保护，积极支持旅游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等。
（四）充分发挥旅游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先导作用
旅游资源是西部突出的优势资源，旅游业是西部具有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原始纯朴的自然环境，雄奇独特的自然景观，古老神秘的文化遗迹，风格迥异的民族风情，符合世界旅游求新、求异、求知、求乐的需求趋势，具有很强吸引力。西部大开发确定的五个重点方向都是与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又互为促进的。
旅游业具有特殊的低重心启动经济的先导性和高度关联的辐射带动功能。这对于旅游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的西部经济的启动，进而循产业链直接、间接地全面带动相关行业，滚动发展，最终促进西部经济繁荣，具有“突破口”意义。大力发展旅游业，有利于提高西部人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有利于改变地方财政的“输血经济”的模式，也有利于增强西部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的联系与协作，招商引资。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客流、人才流、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的快速增长，使域外流入购买力扩大。也必然会带动餐饮业、旅馆业、商业的发展，促进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的改善。而这些正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部资金必须做好的前期工作。
因此，旅游业应该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条件适宜地区，实施“旅游带动发展战略”。
（五）充分挖掘旅游就业的潜力
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旅游就业具有增速快、容量大、潜力大等特征。2001年，我国旅游间接就业人数2980万人，旅游就业总人数达3578万人。在20世纪最后10年，我国第三产业新增就业的7740万人中，旅游新增就业占到38%，达到2940万人。我国旅游直接就业人数由1989年的52万人增长到2001年的598万人，增长了12倍。
旅游促进就业容量大、机会多，不少旅游就业岗位门槛低，对各种层次的劳动力都有很大需求，多数就业岗位对文化素质和年龄要求并不苛刻，特别适合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旅游业已成为创造城镇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
从增长潜力来看，2001年我国旅游直接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仅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增长的潜力还很大。根据国家旅游局和国家计委共同提出的《关于发展旅游扩大就业的若干意见》，未来10年，我国旅游业要继续保持适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新增就业岗位约4000万个，年均增加旅游直接就业约70万人、带动间接就业350万人左右。到2010年我国旅游直接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约为1.7%，而届时世界平均水平为3.3%，旅游就业仍有很大的增长余地。
为此，当前应充分挖掘旅游就业潜力，以产业规模扩张为基础，实现旅游就业大增长；以加大旅游产品开发为着力点，广泛形成扩大就业的增长点；以改革创新和结构调整为突破口，实现就业人数与企业素质的双提高。
（六）大力发挥旅游的扶贫功能
我国许多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资源的富集度与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有很高的重合性。截止到2001年，全国592个重点贫困县中拥有100多座国家级森林公园，仅西部的307个重点贫困县中就有78个县拥有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34个县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我国的财力现状和贫困地区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靠强力投入来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投资激活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力，就成了开发性扶贫的关键所在。找到一种与当地资源联系紧密，低投入、影响面广、受惠面大的产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在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并有一定市场条件的贫困地区，旅游业无疑成为优选产业。这方面，已有不少地方取得了成功经验。
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积极探讨旅游扶贫的新模式，在旅游潜力大的贫困地区设置并培育一批国家级旅游扶贫试验（示范）区，给予必要的外部支持，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脱贫致富。
篇6：力学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力学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力学首先作为物理学的分支,经长期发展,建立起经典力学体系.20世纪上半叶,在工程技术推动下,近代力学作为技术科学获得长足进展.20世纪下半叶,由于学科间的渗透与综合,现代力学出现了新的'发展.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21世纪的力学已展露新的发展动向.
作 者：朱加贵 刘启华 孙其珩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南京,210009 刊 名：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3(1) 分类号：N09 关键词：经典力学 近代力学 现代力学 发展动向篇7：生态住宅设计的回顾与前瞻
生态住宅设计的回顾与前瞻
摘要：生态和谐是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自然基础.从生态住宅概念、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了国内外生态住宅设计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原则;提出了只有遵循生态学原理,有选择性地应用生态技术和系统规划生态住宅,倡导健康和谐的生活方式,才能切实获得生态住宅的节能环保效益,做到人,住宅与环境三者的'和谐共生,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展望了生态住宅发展的方向与前景.作 者：苏发新 范金凤 周青 Su Fa-xin FAN Jin-feng ZHOU Qing 作者单位：苏发新,Su Fa-xin(江南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江苏,无锡214122;苏州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苏州215009)范金凤,周青,FAN Jin-feng,ZHOU Qing(江南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期 刊：建筑节能 Journal：CONSTRUCTION CONSERVES ENERGY 年，卷(期)：, 38(7) 分类号：X24 X3201 TU5 关键词：生态住宅 设计 节能 绿色生活方式 可持续发展篇8：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世界正处在世纪之交。如果说20世纪是中华巨龙从昏睡到觉醒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这条巨龙腾飞天际的世纪。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对新世纪充满美好的憧憬和信心；我们又应该十分清醒：巨龙的腾飞要靠全面、深入的改革来实现，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传统行政体制的回顾与反思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 ）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府体制的理论构想和基本原则；2）苏联政府体制模式；3）中国传统政府体制和政治文化；4）我党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实践经验；5）发展的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1〕。五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使我国政府体制具有全能主义特征。
全能政府可以定义为在某种崇高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实行大规模干预以图彻底改造和重塑社会的大政府。从改革以前的情况看，我国全能主义行政体制的外在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1 ）政府万能与社会萎缩：“市民社会”极不发达，完全依赖政府部门处理一切公共事务；社会中介组织官僚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延伸而不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社会自我约束力下降，指靠政府来约束不良社会行为，忽视了个人行为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社会对政府的约束力不足。2 ）政府职能过度膨胀，即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3）政府职能结构〔2〕不合理：经济职能过强，社会职能过弱；在经济职能中，微观管理功能过强，宏观管理功能过弱；社会管制功能过强，社会服务功能过弱。 4）机构臃肿，部门林立，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5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队伍庞大，素质低下。6）权力过分集中。
不可否认，传统行政体制（本文指78年改革以前的行政体制）在我国的形成具有某种必然性，也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回头来看，传统体制在形成时就孕育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首先是目标多元性与手段单一性的矛盾。目标多元即政府追求的目标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手段单一性则表现为对行政手段的过分依赖。行政手段以权力为基础，层级节制、明确的权威和相应的服从则是其根本特征。手段单一性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的忽略和排斥，表现为“人治”取代了法制。其结果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缺乏内在适应性，行政体制必然缺乏活力。
其次是政府的角色冲突和角色错位。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公有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政府所有制又以部门所有制为其主要形式。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本应由企业追求的东西实际上亦为政府部门所追求，从而导致角色冲突：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各政府部门要追求经济收益和利润；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它们要促进公益并保护公众作为公民和消费者的权益。当所有者的角色压倒了公共权力拥有者的角色，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以牺牲社会效益和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时，就是政府角色的错位。
第三是大一统要求和协调困难的矛盾。全能政府的特点是追求大一统，它要求全社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来实现崇高的目标，而社会的统一又以不同层级政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高度统一为前提。统一靠协调来实现，而传统行政体制使得政府内部的协调困难重重。从管理学角度来看，作为协调对象的单位若以算术级数增加的话，单位之间的关系系数将以几何级数增加，协调任务量和困难性也以几何级数增加。部门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协调困难。如果从更深层次上找原因，所有者角色把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密切挂钩，而围绕切身利益的冲突无疑比仅涉及权力范围的冲突要难以协调得多。
第四是政府责任的无限性与能力有限性的矛盾。职能和权力范围的膨胀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膨胀。政府责任的无限性既表现为政府自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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