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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晚期书法

2022-07-02 08:16:27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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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晚期书法

篇1：清代晚期书法

清代晚期书法 -资料

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包世臣发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后，于是碑学始成巨流，到咸丰、同治年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书家辈出，异彩纷呈，清代因此成为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其中有一已面目者，约有以下数家：

・何绍基（1799-1873）阮元门生。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

・吴熙载 1799-1870）师从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1775-1855）。篆隶书俱学邓石如，能融会贯通。篆书流美婉转，婀娜多姿。有“吴带当风”之誉。

・杨沂孙 1812-1881）以篆书闻名，他的篆书，据说是将笔毫烧掉一些，以期写出粗细匀等的线条，但显得平板少趣味。自以为可与邓石如相颉颃。

・张裕钊（1823-1894）书法在唐法基础上参以北碑体势，以清峭刚健胜，然失于生硬刻意，

资料

・赵之谦（1829-1884）晚清杰出的艺术家。篆隶书从邓石如出，刚健婀娜。楷行书初学颜真卿，后专攻北碑，熔碑帖于一炉。不足处在于太过圆熟，境界不如吴昌硕。

・杨守敬（1839-1915）曾因公驻留日本四年，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给日本幕府末期颓靡的书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吴昌硕（1844-1927）晚清艺术大家。篆书尤肆力于《石鼓文》，行草陶铸碑帖。书风恣肆烂漫，朴茂雄健。碑学一派至吴昌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赞者以为吴代表了古典书法的终结和近代书法的开端。

・沈曾植（1850-1922）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著有《广艺舟双楫》，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作品雄强恣肆。

・此外，翁同（1830-1904）、吴大（1835-1902）等亦有书名。

篇2：清代书法对联赏析

清代书法对联赏析

程恩泽龙门对长联图

清代是我国书法艺术集大成阶段。在“以书取士”之风下，经清代科举之路选拔的两万名进士，几乎人人写一手好书法。他们的别字楹联，多隐藏着书家特殊的期望与祝福。

即将收展的首届海南民间收藏精品展上，一组清代对联书法依旧引人注目，他们之中大多是当时的进士或“三甲”：程恩泽、汪洵、谭延闿、张岳崧、喻长霖、林世熹……

与其他朝代不同，清代盛行“以书取士”，尤以乾隆时代更甚。当时，文人若想考取功名，首先要练就一手好书法，因而清中晚期的进士几乎人人写得一手好书法。省收藏家协会理事、字画鉴定专业委员会主任李有骨介绍，清代可谓中国书法最繁荣的时期，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当时流派纷涌、个性奔放，丝毫不逊于唐代的楷书、宋代的行书、明代的草书。

起自五代的对联书法，则是将文学艺术与书法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个品种。李有骨说，此次海南民间收藏精品展展出的清代对联书法，代表了中国古代极高的对联书法水准，他们的别字楹联，多隐藏着书家特殊的期望与祝福。

程恩泽：龙门对长联图

“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广陵涛匡庐瀑布合宇宙奇观绘之斋壁，青莲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襄阳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于山窗”。

清代嘉庆进士程恩泽的这幅龙门对长联图，洋洋洒洒共74字。上联摄景，集合了神州古国的九处胜景奇观———泰山极顶观东海日出、赤城栖霞、峨眉山雪景、巫山十二峰、洞庭月色、鄱阳湖奇观、潇湘夜雨、扬州曲江潮、庐山瀑布，可谓五彩纷呈；下联取文，提及我国古代九位名人及其绝艺：杜甫的诗、王维的画、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司马迁的《史记》、薛涛的小笺诗、王羲之的书法、庄子的道家经典著作《南华经》、司马相如的汉赋、屈原的《离骚》，可谓绮章叠秀。

李有骨介绍，所谓龙门对，是指上联从右边读起，下联从左边读起，上下联的落款刚好能对在一起。此联上下气脉连贯，一气呵成，内容之丰富、气势之恢宏、写作方法之独绝，令人击节赞叹。

其实据史料考证，这对龙门对的原创者乃明代诗人李东阳：“沧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广陵潮，匡庐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青莲诗，摩诘画，右军书，左氏传，南华经，马迁史，薛涛笺，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这副《题书斋联》历来被誉为是奇联绝对，联中绝唱，在中国楹联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后，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对《题书斋联》内容略有修改，将其与书法结合在一起创作了龙门对，自此盛传不衰。到了程恩泽，更是将书法艺术发挥得琳璃尽致，又赋予这幅龙门对书法价值。

慈禧：楷书七言联

“望隆梅鼎资调燮，宠渥芝纶介寿康”。

在人们的印象中，慈禧只会玩弄权术，很少有人知道她能书会画的一面。其实，慈禧博学多才，能书善画，书法长于行书、楷书，绘画有花卉等传世。慈禧御笔书法，多为大幅行书或楷书。现在可见的有“寿”“福”“龙”“美意”等，尤其是“福”“寿”最常见，主要用来赏赐大臣，以示恩宠。

我省藏家收藏的慈禧龙纹手绘卷楷书七言联，上联右上角钤篆书“大雅斋”起首印，长方形，双凤对抱，这是慈禧在书画上的常用印。大雅斋为慈禧斋名，在故宫长chungong内。下联钤“海涵春育(朱文圆印)”和“知乐仁寿(白文方印)”两印，皆为慈禧的常用印。这件作品从内容上看，应是慈禧赏赐给大臣的贺寿联，其书法用笔粗壮厚重，装裱华丽大气，较为恰当地显示了慈禧太后的特殊地位与作品内容的喜庆色彩，在气势和风格上与慈禧书法相当吻合，代笔的可能性不大，

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龙志航评价，慈禧书法字体遒劲有力，颇见功底，可以用“底气足”来评价其书法作品，其特有的.霸气、能耐、野心，使其书法显出一种雄浑的气概，大异于一般妇人之作。

谭延闿：颜字七言联

“衣裁大布如亭长，船设低篷学钓翁”。

作者谭延闿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字的大家。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19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加入guomindang；1922年后追随孙中山，历任大元帅府内政部部长、秘书长。作为guomindang政府里的高官，他历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人们评价，他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从民国至今，写颜字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字楷书誉满天下，可以说他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

谭延闿早期曾模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年则参米南宫。他的行书将刘石庵与钱南园相互熔于一炉。其点画之丰满圆润、挥洒从容乃似石庵，而浑健苍劲，体势阔疏朗，气势夺人处又似南园。“谭延闿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有很高的学养。能巧妙地从前人书中吸收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宽博温厚、含蕴性灵、雄健开阔的韵致。此对取自陆游诗《戏咏村居》，此联中谭延闿放低姿态，在友人面前表现了一种谦恭。”李有骨说。

汪洵：颜体八言联

“高山景行望道未远，阳春法曲和音匹希”。

这是晚清进士汪洵送友人之书法对联。汪洵官至翰林院编修，后辞官不做，客居上海，以写书为生。他与张祖翼、吴昌硕、高邕之同称海上四大书法家。

他的书法摹颜真卿，得其神骨，又参以他帖而有变化之，工力甚深。李有骨说，汪洵的书法非常有特色，归结起来可说是颜体的功力和自己的变化。这幅对联应是汪洵原创送给友人的，读后给人一种排比式整齐的音韵美。

众所周知，书画收藏可拓宽视野，增长知识，但对联却更甚。李有骨说，从内容上看对联多是写的诗句、格言、警句，有许多是作者自撰。特别是有些对联的边款，字写得又多又长，这种现象是任何书画形式都少有的。想弄明白就得去查资料，查资料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这是就对联收藏的无穷乐趣。

篇3：清代佛教

清代佛教

清代佛教是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间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各州府县僧官，则由各省布政司遴选，报送礼部受职。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无异（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一）。

目录清初对寺庙僧尼悉限制清初寺庙僧尼数字清代佛教的起源清代的译经清代的刻经事业收缩展开清初对寺庙僧尼悉限制

顺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造寺须经过礼部允许。已有寺庙佛像亦不许私自拆毁。也不许私度僧尼。对于僧道，一律官给度牒。康熙四年（1665）以来，对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规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数也有增加，一时难于查补给牒，因之从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给度牒制度。此项政令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初寺庙僧尼数字

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处，小寺六千四百零九处；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处，小寺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处。僧众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尼众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庙共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处，僧尼合计十一万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会典》卷十五、“礼部方伎”）。但自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止，共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三十四万零一百一十二纸，并令师徒相传，不必再发。其后私度的人渐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废止给牒。至清末时，全国僧尼约有八十万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清代佛教的起源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当十七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太宗时（1627―1643），盛京（今沈阳）方面已开始和当时西藏的**喇嘛第五世（1617―1682）建立关系。

世祖顺治九年（1652）**第五世应请入京，受清朝册封。世祖又好参禅，先召京师海会寺憨璞性聪（1610―1666）说法。又召浙江玉林通L（1614―1675）、木陈道耄1596―1674）等入京说法。通L弟子茚溪行森和道的.弟子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相随入??，也各助传教。通L后又入京，世祖命选僧一千五百人从他受戒，尊为玉林国师，以表示他对汉地佛教的推崇（《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

卷下）。其次圣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刹，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对佛教也表示接近。世宗常与禅僧往来，自号圆明居士，辑古德参禅语要，成《御选语录》

十九卷，以禅门宗匠自居。又从章嘉国师参学。清朝对于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非常重视，于雍正六年（1728）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

制定章程二十九条（即《钦定章程》），确定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区寺庙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

清代的译经

主要是国内各族文字的互译。雍正初年北京黄寺土观呼图克图第一世奉命将藏文藏经甘珠尔部分译为蒙文。又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译成蒙文丹珠尔全部。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1790）又译藏文大藏为满文。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附撰《造像量度经引》及《续补》各一卷；《弥勒菩萨发愿王偈》、《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各一卷；稍后阿旺札什继译《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各一卷；嘎卜楚萨木丹达尔吉译《极乐愿文》一卷、萨穆丹达尔吉译《释迦佛赞》一卷。

清代的刻经事业

在顺治、康熙（1644―1722）年间，民间各地所刻的僧传、语录等都集中于嘉兴楞严寺，当时发行的有《续藏经》九十函，二百三十七部，《又续藏经》四十三函，一百八十九部（见19北京刻《嘉兴藏》目录），都是清初所刻而附于明版《嘉兴藏》的典籍。此外，如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华严经》、《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福州鼓山庋藏经目录》）。

清代官版藏经之刊行，始于世宗时代。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特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的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稿。正式开刊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

二月，至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完成，前后历时四年，称为《龙藏》。内容系据明刻《北藏》本而增入经论义疏及禅宗语录等，凡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七十部，七千二百四十卷；嗣于乾隆中，撤去其中五种七十三卷。总理藏经事务者为和硕庄亲王允禄，参加监造、校阅人员共七十余人（《大清三藏圣教目录》）。

版本形式为梵夹本，国内名山大刹多请置，并建藏经楼贮藏。全部经版，现保存于北京柏林寺。康熙二十二年（1683）命刊藏文藏经甘珠尔（乾隆初略有修补）。

雍正二年（1724）又刊丹珠尔，即今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乾隆中又刊《蒙文大藏经》。后又续成《满文藏经》。全藏共一百零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经版于19毁于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之手。

清代从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也不振。佛徒多致力于经典的校刻与流通，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先是郑学川（1826―1880）于同治五年（1866）在扬州成立江北刻经Γ??约杭丛谡庖荒瓿黾遥?ê琶羁铡R院笏?执戳⑺罩荨⒊J臁⒑?州、如皋四个刻经处，前后十五年间，所刊佛经近三千卷。杨文会（1837―1911）

字仁山，初时对郑学川在扬州的刻经事业，极力护持，并募财相助。后在南京自创金陵刻经处，从事校刊佛典。光绪四年（1878）他随曾纪泽到过英法，于伦敦认识日僧南条文雄（1849―1927），知道中国唐宋间散佚的佛典章疏，尚多保存于日本。归国以后，即托南条在日本搜购古逸经论撰述二百余种。前后刻成经典三千余卷，并图像多种。到了清末宣统元年（1909），金山宗仰（1865―1921）

得罗迦陵之助，与黎端甫、汪德渊等在上海依日本弘教书院《缩刷大藏经》加以校印，全藏共四十函，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四百十六卷，由频伽精舍刊行，号《频伽大藏经》。

清代佛教宗派，继承着明末的遗绪，仍以禅宗为最盛，净土次之，天台、华严，律宗、法相等又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