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人余秋雨
“nyle”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海派文人余秋雨，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海派文人余秋雨，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篇1：海派文人余秋雨
海派文人余秋雨
海派文人余秋雨
海派文人身上一般都有上海的市民气，也就是所谓“精明不聪明”：不够大气，算计得太精，结果上海滩也就出不了大家。余秋雨算是近三十年来最有名气的海派文人了。他写的书长期位列全球华文图书排行榜前茅。统计全国十年来最畅销图书前十名，他一人占了3本。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等机构评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十大学术精英”之首，又被世界华人经济测评体系评为“影响世界1100位杰出华人”，还载入了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和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听说他还是中国最富有的作家。应该说，秋雨活到今天已经是名利双收了，但社会上对他人品的质疑却不少。我倒是在朋友圈里经常为他辩解。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时，余秋雨出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尽管上戏归宣传部领导，但我和他的交集并不多。在几次座谈会上见过面，听过他的发言，当时只觉得他口才很好而已。反倒是90年代我到了香港，我们的交往才多了起来。
知道秋雨来港公干，我就请他在北角的一家葡国餐厅吃饭聊天。那次见面相谈甚欢，尤其是谈到王元化先生，我俩都充满敬仰之情，也第一次听秋雨说他是王夫人张珂老师的高足。由张珂的大家闺秀风范谈到中国历来缺乏的贵族精神，需要为“精神贵族”正名，甚至还幻想一起建立一个海德堡韦伯夫人家那样的精英沙龙。
这次餐聚之后不久就发生了秋雨状告《明报》侵害名誉案，起因是罗孚刊登在明报上的文章《文坛一苦事》，作者确实是依据道听途说而敷衍成文的。此时，我刚调到《明报》不久，罗孚父子又是我的朋友。于是就去问罗先生是否愿意私下和解，得到首肯后就将其歉意转告秋雨，并介绍了罗孚父子的遭遇。也许还有其他朋友居中调停，后来秋雨就再没有追究此事，和罗先生也成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从这件事上看，秋雨是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厚道君子。
此后，我和秋雨的友情也不断加深。他每次来香港总会和我见面聊天。有一段时间，打给秋雨的电话都由一位金姓青年代接，再也找不到他了，我有点纳闷。过了半年，秋雨再次来港，金庸先生请客，我被找去作陪。秋雨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我未免抱怨几句。他解释说是想闭门专心写作，对外联络就交给工作室的人去做了，当然老朋友另当别论。他把夫人马兰的手机号码抄给我，说任何时候可以通过马兰找到他。后来秋雨亮相凤凰卫视，游走世界各地进行文化考察。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我也开始跟随南怀瑾先生问学，于是就懒得再和他来往。不过，有一次，友人黄苗女士想请秋雨在其主编的《华夏人文地理》杂志写专栏文章。我介绍她去见秋雨。黄苗回来对我说：“他忙得没有时间写专栏，但看在你的面子上，答应可以不定期写稿。”我听了心里很是受用，秋雨总算仍念旧情。
有一次，友人聚在一起饮酒聊天，说到余秋雨悬赏一百万元，给能拿出证据证明他是“石一歌”写作班成员的'人。酒酣之余，我就脱口而出说手上握有铁证。我在做研究上海知识分子的博士论文时，曾通过关系从档案馆复印了写作班40名核心成员亲笔填写的干部登记表。众人竭力鼓动我去领这一百万元的大赏。我只是淡然一笑，说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除非秋雨否认是我的朋友。
其实，我们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看问题，参加过写作班并非污点。当年有谁不愿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笔杆子啊?你认了，从此也就堵住了悠悠之口嘛。只是秋雨太执着于以完美形象示人，一开始否认，后来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否认下去了。说到底，还是海派文人的精明不聪明啊!
拓展阅读：余秋雨语录
1、嫉妒是自己的敌人，也是他人的敌人。
2、曾经海枯石烂，抵不过好聚好散。
3、若爱，请深爱，如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
4、衰世受困于谣言，乱世离不开谣言，盛世不在乎谣言。
5、文化人不要在地域上敏感。
6、有山脉相隔的遥远是一种绝望，由水道相通的遥远是一种忧伤。
7、永远也不要记恨一个男人，毕竟当初，他曾爱过你，疼过你，给过你幸福。永远不要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好男人了，或许明天，你就会遇到爱你的那个男人，在你眼里，他再坏也是好。其实，分手之后没必要记恨，更没必要自暴自弃。
8、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9、一路行走一路怀疑，一路怀疑一路行走，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想起了我们遥远的先人，他们就是这样从森林和沼泽中走出来的，队伍中经常因风暴的去来、猛兽的出没、歧路的选择而议论纷纷，他们的领路人也会因谣言和非难而无辜牺牲，但他们终于走出来了，走到了文明的开阔地。
10、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关系。时间会把最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是好好的照顾自己。
11、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
12、最疼的疼是原谅，最黑的黑是绝望。
13、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懊悔。你错过的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别人错过了，你才有机会拥有。人人都会错过，人人都曾经错过，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错过。
14、如果被别人嫉妒的是你，那么，暗暗地把自我夸奖一次吧!如果被别人造假的是你，那么，再狠狠地自我陶醉一次吧!
15、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
16、如果坦白是一种伤害，我选择谎言。如果谎言也是伤害，我选择沉默。
17、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
18、谣言的雪球不仅可以越滚越大，而且还会越滚越圆、越滚越险。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雪球。
19、喜欢一个人，在一起时会很开心;爱一个人，在一起时会莫名的失落。喜欢一个人，永远是欢乐;爱一个人，你会常常流泪。喜欢一个人，当你想起他会微微一笑;爱一个人，当你想起他会对着天空发呆。喜欢一个人，是看到了他的优点;爱一个人，是包容了他的缺点。------喜欢，是一种心情;爱，是一种感情。
20、有些事，明知是错的，也要去坚持，因为不甘心;有些人，明知是爱的，也要去放弃，因为没结局;有时候，明知没路了，却还在前行，因为习惯了。
21、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曾经的某个人，不是忘不了，而是放不下。那些不愿再向任何人提起的牵挂，在黑暗的角落里潜滋暗长。总是在不懂爱的时候遇见了不该放弃的人，在懂得爱以后却又偏偏种下无意的伤害。遇见某个人才真正读懂了爱的含义;错过某个人，才真正体会到了心痛的感觉。
22、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蹋。
23、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
24、怕被伤害的人，永远抓不到真正的幸福;怕伤害别人的人，永远都会被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
篇2：文人余秋雨
自从看了《文化苦旅》我就“迷”上了余秋雨。
一直以为中国自从民国以后便没有了“文人”，但现在看来，余秋雨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当代的“文人”。
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因为他能够用华丽的词藻堆起美丽的风景，也不是因为他能由一件小事便联想到人生真谛，而是因为他愿意用虔诚的心和犀利的目光，审视中国的文化。
何谓文人?我一直认为是追求精神高度的建设，并不跟大势随波逐流的人，这种人，有的是精神上的圣洁与富有，人格上的独立，和随之而来的狂放不羁的性格与不拘小节的行为与品质。如同镇江的石牛，屹立不倒是它的目标，岿然不动是它的姿态，由内而外生出来的便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
但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界，有太多的商人、俗人混杂其中。他们不能被称为“艺术家”，更不能被称之为“文人”，他们把文化仅仅当成了养家糊口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存在，文化，也渐渐沾染了世俗的污垢。
所幸，我们有余秋雨。
他用独特的文人视角审视着中国文化界这个光鲜亮丽的大苹果内部的黑斑。从敦煌到阳关，从天一阁到上海滩，他时时刻刻都在思索：当今的我们到底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什么?而我们应当继承的，又是什么?
中国的文人是无奈的，从古至今他们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之一。他们的精神产物很丰富，但是他们从脑海中抛掷出来的东西产生的作用却往往微乎其微。他们离这个世界太远，这个真实的世界虽有结构不稳定的地方，但还不至于糟糕到要让一个耍着笔杆子满脑子“乌托邦”的'家伙来说三道四的地步。于是文人们无奈了，只能是无奈。
余秋雨亦如此，看着一个个浪漫的理想世界被现实破坏，他也无奈了。这种无奈弥漫在他的文字之中，有时如同雨后泥土的气息，微妙，不易察觉，有时如同雨中霹雳的轰响，振聋发聩。潇潇秋雨，如是而已。
但是，尽管无奈，他也并不失望。他有着文人固有的坚持，不，与其说是坚持，不如说是“天真”，一种文人特有的“天真”。文人都是浪漫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较之理性，他们更愿意追求感性。读余秋雨的文字便是在理性的世界中感受文人特有的浪漫感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似乎跟随着余秋雨的脚步，思索着这个文化的世界之于我的人生意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是否也应该努力寻找一块自己的理想圣地，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和圣洁的心?
在理想尚未破灭之时仍然坚信理想世界的存在，这可能就是“文人”之所以被称之为“文人”的地方吧。
篇3：文人余秋雨
《文化苦旅》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但是，在那一处处古迹的的背后却使我看到了作者的文化底蕴，妙笔生花，给我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
有人评价过余秋雨：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美丽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戏剧思想发展的史论著作。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流之于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丰赡高深。
是的，他的《文化苦旅》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有人说，中国散文的天空星光灿烂，而《文化苦旅》是一条河系，其中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
有人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新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
《文化苦旅》，展现给我的是那一处处古迹，一句句的教诲，铭记在心……
跟随作者走进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壁画依然不言，跟随作者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布满足义的洞窟，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并非外表炫丽，而是一种人性的、深层的蕴藏。
跟随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那细腻的笔触，丰富的词汇，震撼心灵的文字伴随着这趟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
静听风声鸟声
大地默默无语
我似乎看到
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
从作者的文笔下
哗哗的奔泻
尽情的释放
...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
我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一种回到家中那般安闲，那般享受。
带着虔诚去尊敬余秋雨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来仰望这位大文豪，“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是春温秋肃，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重。”这是余秋雨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
合上书卷，走向窗前，看着流动的车潮及人群，每每、处处无不宣泄着一种文化，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
我们真的应该去辽阔的土地上走走、看看、咀嚼、体验...释放自己那涌动着满心、满眼、满脑的渴念。
篇4：余秋雨：“中国文人”是什么概念？
余秋雨：“中国文人”是什么概念？
余秋雨：“中国文人”是什么概念？慎为文人
“中国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真是一言难尽，十言难尽，百言难尽。你可以投给它最高的崇敬、最多的怜惜，也可以投给它最大的鄙视、最深的忿恨。
中国文人有过辉煌的典范，辉煌的绝不逊色于其他文明故地的同行。中国文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庄子；中国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马迁；中国文人在人格独立上的“绝唱”是魏晋名士。
唐代以后，情况开始复杂。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但他们在人格独立上都已不及他们的前辈。科举制度开始，一千三百多年全国文人争走的那条独木桥，造成了中国文人一系列的集体负面人格。觊觎官场、敢于忍耐、奇妒狂嫉、虚诈矫情……即便在科举的缝隙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学者和艺术家，大多也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担社会的精神责任。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险遭颠覆，中国文人中有一部分站到了社会改革的第一线，却又陷于争斗、走向激进，大多失落了文化本位，很难再被称作真正的文人。而其间的另一部分，则以文行恶，忙于整人，或胡言乱语，侮辱民智，留给人们的是最丑陋的记忆。
中国现代文人中最优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难摆脱一个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数行为当作圈子内互为观众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这就把文化的制作过程和消耗过程合而为一了，相当于一个工厂把产品的营销范围全都锁定在自己厂房的围墙之内。那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工厂？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一次小小的地震，把两个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几个蟋蟀惊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们从小就是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抓在罐子里；年年斗，月月斗，除了斗，它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爬行，为什么进食，为什么活着。
于是，逃脱的惊慌和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它们耐不住不再斗争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寻找。听到远处有响声，它们一阵兴奋；闻到近处有气味，它们屏息静候；看到茅草在颤动，它们缩身备跳；发现地上有爪痕，它们步步追踪……终于，它们先后都发现了同类，找到了对手，开辟了战场。
像在蟋蟀罐里一样，一次次争斗都有胜败。这方的胜者丢下气息奄奄的败者，去寻找另一方的胜者――没有多少时日，逃出来的蟋蟀已全部壮烈牺牲，死而后已。
它们的生命，结束得比在蟋蟀罐里还早。因为那罐子既可以汇聚对手，又可以分隔对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分隔。还有，那枚软软的长草，既可以逗引双方斗志，也可以拨开殊死肉搏，而在这野外的茅草丛里，所有的长草都在看热闹。世上所有蹦跳扑斗的活泼生命，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多数，还在无形中过着罐中日月、厮咬生平。
唉，中国文人。是中国科举制度结束的百年祭。这个制度给中国文人的强有力的塑形，会在多少年后消退？两百年，还是三百年？
――可能还说得太短，因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恃弱、逞强交错症”，是很多中国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远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顾和关爱的人员，不断念叨自己是无权的平民、清贫的寒士。等到政治运动一来，宣称自己是被压迫的一员。政治运动过去之后，他们面对官员和企业家的目光，总是求诉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强”？面对百姓大众，他们总是面对“媚俗”；面对国际潮流，他们总是反对“媚洋”；面对历史转型，他们总是反对“媚时”。他们究竟要固守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始终俯瞰万象，气吞山河。
这两种病症的任何一种都已经是够受的了，中国文人有本事把它们糅成一体，并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成了一种最不可思议的人格造型。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原来是一个作家，他曾这样描述当年作家协会里的那些文人―――
“在作家协会内当时有一种情况是我不能忍受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都说创作比开会重要。他们显出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们又从来不肯退出，辞职回家。他们甚至都提心吊胆地渴望下次再次当选作家协会里的某个职务，因为这种职务直接影响到书的出版、奖的颁发和出国多寡。总之，可以借着职务获得很多额外利益。但是，刚刚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声音很响。”
在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发达，却尽量不要做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人”这个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轻人缺少见识，很容易被它所诱惑、所俘虏。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谨慎了。努力学做一件实事，做的时候也不要打出“文人从商”、“文人做官”的牌号，而是让自己取得一个成为社会正常谋生者的身份。千万不可以文化知识嘘人、骗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义害人、整人。如果杜绝了做这些坏事的可能，那么，又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究竟做过好事没有？如果有，为什么那么低效，甚至无效？
清理友情
我平生所写的最伤感的文章之一，是《霜冷长河》里的那篇《关于友情》。我本是兴致勃勃拿起笔来的，谁知真正深入这个题目就发现，人间失败的友情远远多于成功的友情。但是，大家都不想承认这一点，因此大半辈子都在防范着友情的破碎。结果，应该破碎的友情常常被捆扎、黏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反而被捏碎了。而且，事实证明，由于种种心理迷误，最珍贵的友情最容易被捏碎，构成人世间一系列无法弥补的精神悲剧。
我的这些观点，有古今中外大量实例证明。每提一个实例，笔底总是忧伤绵绵。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要苦苦企盼友情呢？这牵涉到人的生命的本质究竟是建立于沟通还是建立于孤独这个重要问题，谁也无法逃遁。
我认为，人之为人，还应该保持对友情的向往，并以终生的寻求来实践这种向往。但是，这种寻求，其实是去除人们对友情的层层加添――实利性加添，计谋性加添，预期性加添，使友情回归纯净的高贵。
能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少而又少，连作为千古友情佳话的俞伯牙和钟子期，李白和杜甫，细想起来也没有完全达到。但是，我们还是要让这个境界永远漂浮在眼前，否则，人类就会在各自孤独中一起枯萎。对于世间友情的悲剧性期待，我想借中学生楚楚的一段话来概括：“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我不知道楚楚这里的“你”是否实有所指，我借用的“你”，实泛指友情。这片叶子，这片在期盼中活着，在期盼中疲惫，又在期盼中飘落的叶子，似乎什么也没有等到。但是，天地间正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叶子，才美丽得惊心动魄。相比之下，它们期盼的'对象，却不重要了。正是这种呢喃，使满山遍野未曾村落的叶子，知道自己是谁，该做什么。
再看下面的文字：
在海滩湿地的芦苇荡里，一只落伍的孤雁，悠闲地漫步，把脚印留在淤泥间，没有露出丝毫慌张之色。从太祖父开始，就已经习惯集体飞翔。父亲被一猎人打伤后落地，雁群盘旋一圈快速离去，没再理会那干涩的哀号。
我，已经三次故意掉队。
第一次掉队后曾经慌乱，三分后悔，七分等待，等得第二天别的雁群把自己接纳。
第二次掉队后在草丛中休息了三天，听到天上有雁群飞过，抬起头来怀疑地一瞟，瞟了七次才把翅膀张开。
这是第三次掉队。不再刻意休息，也不再抬起头来。对于群飞的生活已完全失望，只想在土地上遇见一只掉队的孤雁。也许就在那个土丘背后，也许还要等上十天半月，见面时步态矜持，慢慢走近，目不转睛，轻叫两声，然后单翅一扇，算是交了朋友。
是否要订交，是否要结义，是否要同宿同飞，还需要等待时间。都是最有主见的掉队者，在这些方面不再轻率。
我不喜欢上面这种伪装天真纯净、虚设理想状态的抒情散文。它们的问题，主要不在文风腻人，而是内容害人。
很多学生年纪轻轻就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浑身忧郁，就是因为上了这种抒情散文的当，以为世间真有那么多五彩的肥皂泡，结果，所有的肥皂泡都破了。
因此，世间友情只是欣喜擦边，只是偶然相逢，只是心意聚合，只是局部重叠，只是体谅相助，只是因缘互尊。这么说有点扫兴，但与真实更加接近。如果较早地选择告诉学生们，他们在友情问题上的巨大失落、诸般极端、种种变态，就有可能避免。
我看到，被最美的月光笼罩着的，总是荒芜的山谷。
我看到，被最密集的“朋友”簇拥着的，总是友情的孤儿。我看到，最兴奋的晚年相晤，总是不外于昔日敌手。
我看到，最怨忿的苍老叹息，总是针对着早年的好友。我看到，最坚固的结盟，大多是由于利益。
我看到，最不能消解的，是半句龃龉。我看到，最低俗的友情被滔滔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我看到，最典雅的友情被无知的彩笔描画着，越描越淡。我看到，最早到临终床前的，总是小人。
我看到，最后被告知噩耗的，总是挚友。
摘自《余秋雨人生哲言》余秋雨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
篇5：余秋雨中国文人是什么概念
关于余秋雨中国文人是什么概念
“中国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真是一言难尽，十言难尽，百言难尽，余秋雨：“中国文人”是什么概念？。你可以投给它最高的崇敬、最多的怜惜，也可以投给它最大的鄙视、最深的忿恨。
中国文人有过辉煌的典范，辉煌的绝不逊色于其他文明故地的同行。中国文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庄子；中国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马迁；中国文人在人格独立上的“绝唱”是魏晋名士。
唐代以后，情况开始复杂。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但他们在人格独立上都已不及他们的前辈。科举制度开始，一千三百多年全国文人争走的那条独木桥，造成了中国文人一系列的集体负面人格。觊觎官场、敢于忍耐、奇妒狂嫉、虚诈矫情……即便在科举的缝隙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学者和艺术家，大多也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担社会的精神责任。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险遭颠覆，中国文人中有一部分站到了社会改革的第一线，却又陷于争斗、走向激进，大多失落了文化本位，很难再被称作真正的文人。而其间的另一部分，则以文行恶，忙于整人，或胡言乱语，侮辱民智，留给人们的是最丑陋的记忆。
中国现代文人中最优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难摆脱一个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数行为当作圈子内互为观众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这就把文化的制作过程和消耗过程合而为一了，相当于一个工厂把产品的营销范围全都锁定在自己厂房的围墙之内。那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工厂？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一次小小的地震，把两个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几个蟋蟀惊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们从小就是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抓在罐子里；年年斗，月月斗，除了斗，它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爬行，为什么进食，为什么活着。
于是，逃脱的惊慌和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它们耐不住不再斗争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寻找。听到远处有响声，它们一阵兴奋；闻到近处有气味，它们屏息静候；看到茅草在颤动，它们缩身备跳；发现地上有爪痕，它们步步追踪……终于，它们先后都发现了同类，找到了对手，开辟了战场。
像在蟋蟀罐里一样，一次次争斗都有胜败。这方的胜者丢下气息奄奄的败者，去寻找另一方的胜者——没有多少时日，逃出来的蟋蟀已全部壮烈牺牲，死而后已。
它们的生命，结束得比在蟋蟀罐里还早。因为那罐子既可以汇聚对手，又可以分隔对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分隔。还有，那枚软软的长草，既可以逗引双方斗志，也可以拨开殊死肉搏，而在这野外的茅草丛里，所有的长草都在看热闹。世上所有蹦跳扑斗的活泼生命，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多数，还在无形中过着罐中日月、厮咬生平。
唉，中国文人。20是中国科举制度结束的百年祭。这个制度给中国文人的强有力的'塑形，会在多少年后消退？两百年，还是三百年？
——可能还说得太短，因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恃弱、逞强交错症”，是很多中国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远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顾和关爱的人员，不断念叨自己是无权的平民、清贫的寒士。等到政治运动一来，宣称自己是被压迫的一员。政治运动过去之后，他们面对官员和企业家的目光，总是求诉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强”？面对百姓大众，他们总是面对“媚俗”；面对国际潮流，他们总是反对“媚洋”；面对历史转型，他们总是反对“媚时”。他们究竟要固守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始终俯瞰万象，气吞山河。
这两种病症的任何一种都已经是够受的了，中国文人有本事把它们糅成一体，并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成了一种最不可思议的人格造型。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原来是一个作家，他曾这样描述当年作家协会里的那些文人———
“在作家协会内当时有一种情况是我不能忍受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都说创作比重要，老师笔记《余秋雨：“中国文人”是什么概念？》。他们显出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们又从来不肯退出，辞职回家。他们甚至都提心吊胆地渴望下次再次当选作家协会里的某个职务，因为这种职务直接影响到书的出版、奖的颁发和出国多寡。总之，可以借着职务获得很多额外利益。但是，刚刚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声音很响。”
在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发达，却尽量不要做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人”这个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轻人缺少见识，很容易被它所诱惑、所俘虏。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谨慎了。努力学做一件实事，做的时候也不要打出“文人从商”、“文人做官”的牌号，而是让自己取得一个成为社会正常谋生者的身份。千万不可以文化知识嘘人、骗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义害人、整人。如果杜绝了做这些坏事的可能，那么，又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究竟做过好事没有？如果有，为什么那么低效，甚至无效？
清理友情
我平生所写的最伤感的文章之一，是《霜冷长河》里的那篇《关于友情》。我本是兴致勃勃拿起笔来的，谁知真正深入这个题目就发现，人间失败的友情远远多于成功的友情。但是，大家都不想承认这一点，因此大半辈子都在防范着友情的破碎。结果，应该破碎的友情常常被捆扎、黏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反而被捏碎了。而且，事实证明，由于种种心理迷误，最珍贵的友情最容易被捏碎，构成人世间一系列无法弥补的精神悲剧。
我的这些观点，有古今中外大量实例证明。每提一个实例，笔底总是忧伤绵绵。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要苦苦企盼友情呢？这牵涉到人的生命的本质究竟是建立于沟通还是建立于孤独这个重要问题，谁也无法逃遁。
我认为，人之为人，还应该保持对友情的向往，并以终生的寻求来实践这种向往。但是，这种寻求，其实是去除人们对友情的层层加添——实利性加添，计谋性加添，预期性加添，使友情回归纯净的高贵。
能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少而又少，连作为千古友情佳话的俞伯牙和钟子期，李白和杜甫，细想起来也没有完全达到。但是，我们还是要让这个境界永远漂浮在眼前，否则，人类就会在各自孤独中一起枯萎。对于世间友情的悲剧性期待，我想借中学生楚楚的一段话来概括：“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我不知道楚楚这里的“你”是否实有所指，我借用的“你”，实泛指友情。这片叶子，这片在期盼中活着，在期盼中疲惫，又在期盼中飘落的叶子，似乎什么也没有等到。但是，天地间正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叶子，才美丽得惊心动魄。相比之下，它们期盼的对象，却不重要了。正是这种呢喃，使满山遍野未曾村落的叶子，知道自己是谁，该做什么。
再看下面的文字：
在海滩湿地的芦苇荡里，一只落伍的孤雁，悠闲地漫步，把脚印留在淤泥间，没有露出丝毫慌张之色。从太祖父开始，就已经习惯集体飞翔。父亲被一猎人打伤后落地，雁群盘旋一圈快速离去，没再理会那干涩的哀号。
我，已经三次故意掉队。
第一次掉队后曾经慌乱，三分后悔，七分等待，等得第二天别的雁群把自己接纳。
第二次掉队后在草丛中休息了三天，听到天上有雁群飞过，抬起头来怀疑地一瞟，瞟了七次才把翅膀张开。
这是第三次掉队。不再刻意休息，也不再抬起头来。对于群飞的生活已完全失望，只想在土地上遇见一只掉队的孤雁。也许就在那个土丘背后，也许还要等上十天半月，见面时步态矜持，慢慢走近，目不转睛，轻叫两声，然后单翅一扇，算是交了朋友。
是否要订交，是否要结义，是否要同宿同飞，还需要等待时间。都是最有主见的掉队者，在这些方面不再轻率。
我不喜欢上面这种伪装天真纯净、虚设理想状态的抒情散文。它们的问题，主要不在文风腻人，而是内容害人。
很多学生年纪轻轻就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浑身忧郁，就是因为上了这种抒情散文的当，以为世间真有那么多五彩的肥皂泡，结果，所有的肥皂泡都破了。
因此，世间友情只是欣喜擦边，只是偶然相逢，只是心意聚合，只是局部重叠，只是体谅相助，只是因缘互尊。这么说有点扫兴，但与真实更加接近。如果较早地选择告诉学生们，他们在友情问题上的巨大失落、诸般极端、种种变态，就有可能避免。
我看到，被最美的月光笼罩着的，总是荒芜的山谷。
我看到，被最密集的“朋友”簇拥着的，总是友情的孤儿。我看到，最兴奋的晚年相晤，总是不外于昔日敌手。
我看到，最怨忿的苍老叹息，总是针对着早年的好友。我看到，最坚固的结盟，大多是由于利益。
我看到，最不能消解的，是半句龃龉。我看到，最低俗的友情被滔滔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我看到，最典雅的友情被无知的彩笔描画着，越描越淡。我看到，最早到临终床前的，总是小人。
我看到，最后被告知噩耗的，总是挚友。
篇6：余秋雨《文化苦旅》中传统文人形象
余秋雨《文化苦旅》中传统文人形象
余秋雨的散文带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在《文化苦旅》中重点指向中国文化人的文化灵魂。
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重点指向中国文化人的文化灵魂。中国传统文人受儒、道、释三家影响,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执着,也有道家“无为而治”的飘逸,更有佛教“超然物外”的洒脱,形成了他们复杂的人生观,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别具特色。因此,余秋雨关注的并不是各处的风景名胜,而是风景之中蕴藏的文人精神。正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切关注,才使得他在寻找着散落在各地历史山水间的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勾画出一系列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人形象。
一、忧国忧民型
古代文人自小就被培养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民族忧患意识。中国的文人学士,是历朝历代所有阶层中最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身体羸弱,手无缚鸡之力,却有钢铁般的意志,一身的傲骨,不管是面对外族的侵逼,还是权奸的挤迫,始终坚守着一种特定的文化精神,保持着对国家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百姓的关怀之情。翻开中国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自中国第一朝夏朝开始,就出现了许多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远有商纣时期的比干丞相,剖心求谏;近有清朝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他们在灾难、痛苦乃至死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大勇大智,无不是出于自觉承担的神圣使命感。这可以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印记,也是每一个浸染于传
统文化中的文人学士抹不去的烙痕。《文化苦旅》中《道士塔》、《莫高窟》等作品正是此类精神的代表作。
二、自我价值型
中国文人历来追求“学而优则仕”。当官,是体现其自身价值的最终途径,而中国文人的自我价值并不只有这单一的路可以走。《柳侯祠》中主角柳宗元,作为一位贬官,而且是已在永州呆了的贬官,“日子孤寂而荒凉”,他的人生价值何以体现?正是在这些荒凉的日子里,他作为官员的一面隐退了,露出他最朴质的文人这一面,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并在再次贬到柳州后,为当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放奴婢,按照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实践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算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贬官文化。柳宗元或许可以说是他无奈之余的对策,而《都江堰》中的李冰则是另外一种境况,但他们追求的是同样一种精神。秦始皇筑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而都江堰只是个纯粹的`水利工程,却在几千年后仍然“水淋淋的流动着”。
三、坚韧不折型
先秦儒家强调道德人格的培养,以及人格尊严的不可侵犯,他们提倡松柏气节,主张“当仁不让”,“舍生取义”,中国传统文人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这种传统道德教育。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势单力孤,被社会不公正的礼俗压抑着,却不甘这压抑,他们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志向,用生命发出自己弱小却坚定的声音。《牌坊》中住在小乡间的庙宇里几个外地女教师,在她们读诗的声音中,在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的大花圃里,在屋梁上藏着的一叠绣品中,传出的振聋发聩呐喊。如果说《牌坊》里的抗争只是一圈小小的涟漪,那么《西湖梦》中白娘子的抗争,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了。白娘娘只有一个平凡而灿烂的理想: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拼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四、梅妻鹤子型
中国传统文化成因复杂,传统文人胸怀天下的时候,最不忘的是那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存哲学。所不同的是,在文化地位中占主流的儒家侧重于前半句,讲求“入世”,道、释两家则重后半句,道家追求“无条件的精神自由”,佛教讲求“四大皆空”、“超然物外”的境界。于是,中国文人在“济天下”的主流之外出现了一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隐士一族”。
如《白发苏州》中提到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再如《西湖梦》中的林和靖,素有“梅妻鹤子”之称,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咏梅,几乎成了千古绝唱,隐居于孤山20余年,达到了道家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类文人身上显示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清新自然,超脱了沉重的文化负累,也留给了后人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形象。中国传统文人的“隐士”情结,在现代文人身上仍有鲜明的体现,这类学者沉潜于书斋,不闻窗外之事,从事纯学问研究,为学问而学问,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以求忘乎外物,独善其身,所幸这类学者数量并不多,而余秋雨更是以一个学者的身分,整理好行囊,推开书斋的门走向寻找中国文化精髓之路,给这类隐士学者们闯开了通往世间的大门。
综上所述,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中刻画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中华大地文化内涵的挖掘,使得他的散文带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沧桑感,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同时,他深具思辩色彩的语言,感性而丰富的联想,别具一格的见解,常常让读者在被他的睿智激活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产生一种深沉的焦灼感,感受到他所说的“呼唤着远离商业文化的另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文化回归”。翻开他的散文,人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位智者在低首沉吟,在吟叹长歌。
篇7：余秋雨《文化苦旅》中传统文人形象解析
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重点指向中国文化人的文化灵魂。中国传统文人受儒、道、释三家影响，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执着，也有道家“无为而治”的飘逸，更有佛教“超然物外”的洒脱，形成了他们复杂的人生观，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别具特色。因此，余秋雨关注的并不是各处的风景名胜，而是风景之中蕴藏的文人精神。正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切关注，才使得他在寻找着散落在各地历史山水间的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勾画出一系列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人形象。
一、忧国忧民型
古代文人自小就被培养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民族忧患意识。中国的文人学士，是历朝历代所有阶层中最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身体羸弱，手无缚鸡之力，却有钢铁般的意志，一身的傲骨，不管是面对外族的侵逼，还是权奸的挤迫，始终坚守着一种特定的文化精神，保持着对国家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百姓的关怀之情。翻开中国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自中国第一朝夏朝开始，就出现了许多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远有商纣时期的比干丞相，剖心求谏;近有清朝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他们在灾难、痛苦乃至死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大勇大智，无不是出于自觉承担的神圣使命感。这可以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印记，也是每一个浸染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学士抹不去的烙痕。《文化苦旅》中《道士塔》、《莫高窟》等作品正是此类精神的代表作。
二、自我价值型
中国文人历来追求“学而优则仕”。当官，是体现其自身价值的最终途径，而中国文人的自我价值并不只有这单一的路可以走。《柳侯祠》中主角柳宗元，作为一位贬官，而且是已在永州呆了10年的贬官，“日子孤寂而荒凉”，他的人生价值何以体现?正是在这些荒凉的日子里，他作为官员的一面隐退了，露出他最朴质的文人这一面，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并在再次贬到柳州后，为当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放奴婢，按照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实践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算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贬官文化。柳宗元或许可以说是他无奈之余的对策，而《都江堰》中的李冰则是另外一种境况，但他们追求的是同样一种精神。秦始皇筑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而都江堰只是个纯粹的水利工程，却在几千年后仍然“水淋淋的流动着”。
三、坚韧不折型
先秦儒家强调道德人格的培养，以及人格尊严的不可侵犯，他们提倡松柏气节，主张“当仁不让”，“舍生取义”，中国传统文人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这种传统道德教育。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势单力孤，被社会不公正的礼俗压抑着，却不甘这压抑，他们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志向，用生命发出自己弱小却坚定的声音。《牌坊》中住在小乡间的庙宇里几个外地女教师，在她们读诗的声音中，在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的大花圃里，在屋梁上藏着的一叠绣品中，传出的振聋发聩呐喊。如果说《牌坊》里的抗争只是一圈小小的涟漪，那么《西湖梦》中白娘子的抗争，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了。白娘娘只有一个平凡而灿烂的理想：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拼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四、梅妻鹤子型
中国传统文化成因复杂，传统文人胸怀天下的时候，最不忘的是那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存哲学。所不同的是，在文化地位中占主流的儒家侧重于前半句，讲求“入世”，道、释两家则重后半句，道家追求“无条件的精神自由”，佛教讲求“四大皆空”、“超然物外”的境界。于是，中国文人在“济天下”的主流之外出现了一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隐士一族”。
如《白发苏州》中提到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再如《西湖梦》中的林和靖，素有“梅妻鹤子”之称，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咏梅，几乎成了千古绝唱，隐居于孤山20余年，达到了道家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类文人身上显示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清新自然，超脱了沉重的文化负累，也留给了后人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形象。中国传统文人的“隐士”情结，在现代文人身上仍有鲜明的体现，这类学者沉潜于书斋，不闻窗外之事，从事纯学问研究，为学问而学问，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以求忘乎外物，独善其身，所幸这类学者数量并不多，而余秋雨更是以一个学者的身分，整理好行囊，推开书斋的门走向寻找中国文化精髓之路，给这类隐士学者们闯开了通往世间的大门。
综上所述，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中刻画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中华大地文化内涵的挖掘，使得他的散文带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沧桑感，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同时，他深具思辩色彩的语言，感性而丰富的联想，别具一格的见解，常常让读者在被他的睿智激活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产生一种深沉的焦灼感，感受到他所说的“呼唤着远离商业文化的另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文化回归”。翻开他的散文，人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位智者在低首沉吟，在吟叹长歌。
参考文献：
[1]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
篇8：莫高窟余秋雨
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整个世界交流的十字路口，而莫高窟是敦煌面向世界的名片，这座始凿于公元366年的石窟群共有735个洞窟，窟内大量的壁画和雕塑不但是佛教艺术宝库，更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莫高窟》是余秋雨“苦旅散文系列”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在文中，作者把人、历史、自然融为一体，在莫高窟这个具有深刻文化印迹的“人文景观”上，让读者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自己的文化，其实说到底，是去了解自己的民族。
一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子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象，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对应。
三危金光之谜，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剎那间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一挖出来了。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岙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二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象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迭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件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的感觉。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厚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故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这里流荡着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新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敦煌的工匠们也随之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一种壮丽。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瞋。这里的每一个场面，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只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如此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看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这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六十华里。我只不信，六十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哪有这般劳累？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经完全沉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
三
第二天一早，我又一次投入人流，去探寻莫高窟的底蕴，尽管毫无自信。
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沈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的盛大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寻找机会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仪式从沙漠的起点已经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帐篷里，在一具具洁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我相信，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既传播又蕴藏。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正因为他们触动了许多人心底的蕴藏。蔡元培在本世纪初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
四
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
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佛教故事讲成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也就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
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篇9：余秋雨散文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绑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纔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沈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篇10：余秋雨散文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还是金字塔。
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肯定这几座最大的金字塔是法老的墓，现代有不少学者根据金字塔所包含的各种建造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则的对应性、预见性，断言这是古人对后人的一种智能遗嘱。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就像用巨石筑建的《易经》，后人读得懂就读，读不懂就独处一隅，等待着更遥远的后人。
这种思路很有趣味，如果有可能，那么金字塔就属于“另类文明”。其实，不说建造目的，光看那种无法企及的建造手段，也已关及“另类文明”。我本人并不倾心一度相当流行的所谓金字塔是外星人所造的说法，比较主张它们出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种也属于人类自身的文明。
当一切不可能已经变成事实矗立在眼前，那么不妨说，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局部的颠覆能量，至少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而不能仅止于在一种语法下词汇的增加。
本来也许能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惟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如果说第一件事近似秦始皇焚书，那么第二件事正恰与秦始皇相反，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相当于建立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古代历史不再因无人解读而局部湮灭。须知，最大的湮灭不是书籍的亡佚，而是失去对其文字的解读能力。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才猜出几个，有的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像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金字塔禁止人攀援，但底下的八、九级，去爬也没有人阻止。我爬上几级，贴身抬头，长久地仰望着它。它经过几千年“作旧”，已经失去任何细部的整齐，一切直角变成了圆钝，一切直线变成了颤笔，因此很像一种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成物，但在总体上，细部的嶙峋仍然综合成直笔。世上其他景物大多是自然构划整体，人力雕琢细部，金字塔正好相反，磨琢细部的是自然，构划整体的是人类。金字塔在不声不响之中也就撑开了两笔，写了中国的一个“人”字。
两笔陡峭得干净利落，顶部直指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只有白云在半坡上殷勤地衬托。
听到许戈辉在摄像机前说“永久”，仿佛提到，再过五千年，它们还会是这个样子。这便启发了我的一个想法———金字塔至今不肯坦示为什么要如此永久，却不小心透露了永久是什么。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粝，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两句：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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