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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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老子《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
老子《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
老子的《道德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派人认为老子的《道德经》不是一部兵书。这是当前大多数人的普遍看法。其中的一些人，把《道德经》纳入了文学范畴，形成了“老子文学”;另一些人，从老子《道德经》的一些哲言、哲理之中去感慨生活，认识人生和社会，形成了“老子思想”，认为《道德经》是一部思想、哲学著作。
一派人怀疑《道德经》是一部兵书。这些人为数极少。其中，就以毛泽东为代表。他们觉得《道德经》“像”一部兵书，但是，可能感到书中的兵法思想说得较少，显得不够份量，于是只是怀疑罢了。
一派人认为《道德经》就是一部兵书。这些人为数更少。主要就是四川峨眉武术盘破门的一些弟子。笔者就持这种看法。
为什么会各说不一?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对老子生平事迹的研究上出现了盲区，是人们对老子的“武学人生”缺乏了解所致。
那么，老子的武学人生如何?
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乃周朝人。他在周朝当过史官，之后弃官不做，西出函谷关，来到了伏羲家乡四川并在峨眉山九老洞修道。老子著《道德经》，并缔造了武术，创建了武学，创立了武术盘破门，开创了中国武术以及中国武学文化之先河。其间，老子也开创了中国的修行道学，而成为了中国道家的开山鼻祖。老子的《道德经》不仅缔造和建构了完整、系统、科学的打法理论，从而将“武打”变成了“武术”，而且揭示和阐明了“德”对“道”的制约和规范，形成了“以德治道”的“武学”思想，从而揭示了阶级社会的文化本质，就在于“武学”文化。同时，在实践上，老子一是创造了“盘破”手法和打法，二是创造了“桩”和“桩法”，三是创造了“走盘”打法和功法。并创建了盘破武术拳门。由此，老子的武术和武学就基本以门派性的、规范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正是如此，老子的武术、武学思想和实践，都基本被四川峨眉武术盘破门弟子一代代的流传下来，保存至今。然而，这老子的武术生平，至今却鲜为人知。这个事实表明：在对老子生平事迹的研究上出现了盲区。为什么会出现盲区?对其解释，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指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可见，老子对其武术、武学思想进行了“保密”。并且，这种保密延续至今。故非老子盘破门武术弟子是不懂《道德经》真谛的。正是如此，不可避免的在《道德经》研究上会出现盲区。其二、至今武术界公认：“中华武术起于北魏”，“为印度僧人达摩祖师所创”。这种认识，不啻砍断了中国武术的传脉，并视北魏以前的中国武术为一纸空白。武术界尚且如此，文人，或者文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导致在《道德经》研究上出现盲区。
因此，不懂老子《道德经》的“武术”、“武学”真谛，这正是导致分歧之所在的根本原因。这也正是说不清、道不明《道德经》伟大思想的本质所在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人们落入了“道德经，五千言，玄而又玄”的巢臼，不可自拔。
出于老子“保密”的原因，使得《道德经》难读、难懂，“玄而又玄”。那么，《道德经》难读、难懂的表现何在?从《道德经》的内容来看，表现为“几多几少”：
第一，讲道理多，命题少，甚至隐藏了命题。老子《道德经》的中心和命题是什么?在《道德经》中，老子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就是《道德经》的中心和命题。显然，单从这句话看，这个中心和命题是不明确的。而只有对全文深刻了解之后，方才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具体说，这句话中的“道可道”，其前一个“道”指的是“规律”，而后一个“道”指的是“论证”，或者是“说明”。后面的“名可名”也如此。故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能够通过“物(或“悟”)理”的方法而可以说明、证明的规律，它就不是一般性的规律，而是特殊性的规律。这样，老子开门见山的就揭示出了两大规律，这就是：“刚强胜柔弱”的普遍规律，和“柔弱胜刚强”的特殊规律。以此，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特殊规律，和阐明这个特殊规律适用的“条件”，而表现出了《道德经》的中心和命题。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和“刚强胜柔弱”都是“道法自然”的结果。其中，“刚强胜柔弱”是公理和常识，无需理论的证明;而“柔弱胜刚强”则是需要理论证明的。即可以通过“物理”的方法，进行说明、证明的。对此，在《道德经》中，老子为了说明和证明“柔弱胜刚强”也是一种“规律”，便从自然、社会、政治等等方面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如“水”、如“婴儿”、如“小国寡民”等等，反复进行了哲理性的论证和说明。正是如此，老子建构起了“柔弱胜刚强”的理论。由于《道德经》隐蔽了文章的中心和命题，故给人以错觉。这就是《道德经》难读、难懂的直接原因。
第二，讲武术哲理多，打法法则少，并隐去了武术打法的方法。在《道德经》中，老子创新和揭示了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和概念，这就是“阴阳”、“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攻守”、“进退”观等等，及其“变化”观。这些观念，就是形成老子武术理念的哲学基石。而老子的哲学基石，必然产生武术理念;有武术理念，就必然有武术法则和方法。但是，具体的武术法则和方法，却大都被老子隐去了。正是如此，老子对《道德经》武术理念的哲学抽象的结果，难免使得人们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使得争论不休。故对《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在理解上的错误和偏差，是难读、难懂《道德经》的重要原因。
第三，讲“武学”多，“战争”少。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柔弱胜刚强(也包括“刚强胜柔弱”)之道”;老子的“德” 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制约和规范“柔弱胜刚强(也包括“刚强胜柔弱”)之道”的，使之“得道”并用于正道而不走入邪道的思想、行为规范。由此，表现出了老子“以德治道”的思想。老子将“柔弱胜刚强”之道运用于“武打”，则缔造了“武术”;老子将“柔弱胜刚强”之道运用于“社会”，则揭示出了“民心无敌”，及其“民主思想”、“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其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推进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老子的“武术”思想、“民心无敌”思想，及其“民主”政治思想，构成了老子的“武学”思想。正是如此，《道德经》讲“武学”多，其具体表现在讲“如何才能‘得道’”、“如何才能‘治道’”多，而讲“战争”少。由于人们不懂老子的“得道”和“治道”思想与“武学”的密切相关，也使得人们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引来诉讼不休。这是《道德经》难读、难懂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道德经》采取了韵文体的写作形式，显得行文无序，又通篇散漫的穿插了不少的哲理、哲言和类比、比喻等等，显得庞杂无章。而且，《道德经》一字千钧，言简意赅，一字把握不好，就可能曲解原意，甚至谬以千里。这些，都是导致《道德经》难读、难懂的间接原因。
为了便于了解《道德经》思想，这里，不妨将其条理化。故老子《道德经》的理论脉络是：首先、老子吸收和创新了伏羲及《周易》的“阴阳”观，及其“变化”观，以此，为其“武术”、“武学”奠定了哲学基础。其次、老子基于“阴阳”、“变化”观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见，这就是：提出了“柔弱胜刚强”来与“刚强胜柔弱”针锋相对。在老子看来，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思想基础”，是对统治者的.抽象，而“柔弱胜刚强”表现为“被统治思想基础”，是对百姓的抽象。在一定条件下，“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充分表现出了老子思想是对统治者的“霸道”、“暴政”的批判和否定。这正是老子的武学思想之所以要保密的原因。最后、老子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适用的内在条件，而缔造出了“武术”、“武学”。具体说，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运用于“武打”，创新和揭示出了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和概念，形成了一系列的打法理念、法则和方法，从而将“武打”变成了“武术”。另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运用于“社会”，并基于“以德治道”的思想，揭示出了“如何才能‘得道’”、“如何才能‘治道’”等“武学”思想，这就是揭示出了“德高道高”的“武学”思想和揭示出了“民心无故”的“武学”思想。
而且，将《道德经》视为“兵书”的最根本的理由在于，老子提出的“柔弱胜刚强”是对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批判和否定。因此，如果说，“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者以武力为基础的“霸道”统治的话，那么，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则是要冲破和砸碎统治者的“武力”和“霸道”的统治，以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故在“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之间，反映出了“以武制武”的原则和精神。而这点，正是《道德经》“兵书”本质之所在。历史的看，老子的“武术”、“武学”思想，造就出了中国“武学文化”，并实际的左右了从东周到西汉的中国几百年历史。表现在：老子的“武学”思想，即旨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开启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老子的“武学”思想，即“民心”和“爱民”、“公平”和“正义”、“忘我”和“无畏”的精神，造就出了中国的“侠士”，孕育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在西汉初得到了实现。特别是，老子的“武术”、“武学”思想完全被孙子、鬼谷子等人继承和发扬，从而使得中国“武术-军事”一体的“兵法”面世。这种“兵法”思想，上演出了诸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合纵连横，秦扫六合，并最终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威武雄壮的历史大戏，也使“中国武术”、“中国兵法”彪炳青史，万古不朽。从而深刻展现出了在国家、阶级这种“文明”延续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文明发展里程碑”，这就是：中国的“武术”、武学“文明”和战争“文明”。所以，老子的《道德经》本质上无疑是一部“兵书”。
篇2：老子 道德经
史书关于老子的记载不很清楚。司马迁的《史记》一说他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就是孔子曾向他问礼的老聃；一说他可能是周烈王时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又说他可能就是老莱子。教材取前一种说法。老子学说的核心是“道”。他认为“道”就是“无”。这个“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息的，是无时无地不在的。“道”即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老子猜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双方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而且，事物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正复为奇(反常)，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但是，老子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不仅忽略了对立面转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把事物向反面转化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上升发展的。老子的学说，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唯物与唯心两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
老子思想有消极的一面。老子长年居住在周，春秋末期，周朝政治日益紊乱，礼坏乐崩，社会正面临着一场大变革。面对这一切，他消极悲观，提出一个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的主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他所向往的这种理想社会，实际上不过是保留着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社会。这显然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没落阶级的消极思想
《道德经》
《道德经》相传为老子所著，亦称《老子》《老子五千文》。但从书的思想内容和涉及的某些问题来看，该书大约编定于战国初期，基本上保留了老子的主要思想。全书五千余字，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故称《道德经》。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把《德经》放在《道经》之前，因此又称《德道经》。道经侧重讲哲学，德经侧重讲政治和军事
篇3：老子道德经读后心得
其实我还是第一次读道德经呢，因着老师这此布置的作业，没办法硬着头皮去图书馆借了本道德经，从读书馆回来的路上，拿着那本道德经全文后，我突然间觉得这本书该是我应该早去读的，看着封面上的几个大字，豁然间心境一片舒坦，究竟是何由，我至今也不懂?
道德经应该说分成上下两部，上部道，下部德。(长沙马王堆出土过上德下道的版本，不过公认是上道下德)
按照这种划分，我们来分开来看它。
道，也就是天道，是自然的规律。
它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易”，也就是变易的意思，道德经第一句就这样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来的道，也就不是“常道”了。
第二个方面就是“易”的规律，所谓“易”的规律，就是“道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就是，万物都是逐步成长，但是“物壮则老”，便要渐渐消减，于是又回到了它的初始状态。
且不说老子写这部道德经上部道经的目的就是阐述道德规律，下部德经则主要讲的是人之道，也就是如何将天道应用于人事?我们就不难知道。其实老子写道德经的侧重点便是落在下部德经上面。
读了《道德经》之后，最大的感受还是来自于心灵深处某处的弦被触动，。“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久，是因为它们不为自己而生息，自然而然的存在，所以才能长久。所以说圣人把自己置于后，反而受到推崇，把自己置之度外，反而保全了自身。这不正是由于圣人不自私吗?所以才能构成就了他自己。但是仅看当今社会，能做到将自己置之度外的又有几人呢?寥寥可数，高速膨胀的经济时代，让更多的人在利欲面前失去自我。不得不说，这是社会的可悲，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老子注重人的无为思想，无为是一种心境、一种修养，是辩证的。向社会推广无为，有助于国家的稳定，但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片面的无为是无助于人类的进步的，所以对于当代的青年人理解古代的无为论应该以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的看待，“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无为思想用在为人处事的观点上来看，便是对人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刚。”对人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刚。”
篇4：老子道德经读后感
鲁迅说：“不读《道德经》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老子以非同一般的智慧告诉我们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师之道、为商之道，道道相关。
《道德经》问世以来距今已经2500多年，从此华夏子孙都以其道其德为做人做事之标杆，以老子的“无为”之状态为修行的最高境界。然而一场“文革”崭断中国许多文化的精华，随后改革开放的大门敞开，西方文化也随之涌入中国，人们无从分析西方文化真善美丑，反倒把西方人都在摒弃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无限扩大。各行各业都以“金钱利益”论“英雄”。在这种扭曲价值观驱使下，人们变得越来越浮躁，心灵逐渐的沙化。随之人们变得困扰、纠结……
学习《道德经》后，我发现《道德经》是挽救人心灵荒芜的一剂良药。让我和孩子在南希教育的无声润泽和熏陶下不断的进步，真正的用灵魂走进《道德经》。《大道至简》更全面和深刻的诠释了《道德经》的真谛，让孩子和家长明白什么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体会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有和无的对立和统一。
生活中我们常把“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作为做人做事的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其实这就是《道德经》中老子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无为。同样这种理念用在企业管理中也是受益匪浅的。《道德经》中的'“无为则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等，也强调这样的领导哲学，身为领导者要把企业战略思考清晰，并且按照市场规律去实施，不随意变化更改，员工自然会按部就班，稳步前进；身为领导者不浮躁，不为短期利益走捷径，不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员工自然也会采取正当途径，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工作；身为领导者不朝令夕改，随意修改企业管理和规章制度，员工自然会各负其责，以完成目标为己任，自身的成就感和归属感得到认同，伴随着福利待遇的提高，身心就会感到富足；领导者克制自己的贪欲，不会因为企业有了钱就去满足自己的一些过度欲望，员工自然也会以领导者为榜样，消除自己的私欲，就会用企业的价值观要求自己。
企业管理融入“老子”理念企业会有序发展，做人秉承“老子”的思想，生活中就不会犯错误，做事我们多用“老子”思想，困难就会少一些。真可谓人生处处皆“老子”，万事俱在《道德经》。
篇5：浅谈老子道德经哲学
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和理论代表，老子及其著作《道德经》不仅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流传海外，受到西方学人的关注。近年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展开，学术界关于老子及其著作的研究有升温的趋势，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非常值得高兴。然而，老子哲学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他为什么能够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其深层次的文化底蕴是什么？如果我们稍微展开一点地省思，那就会感到，由老子所创造的恢宏博大的理论体系依然充满奥秘。
勿庸置疑，老子思想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和社会历史条件。长期以来，诸多学者花费了很多精力进行追溯、剖析。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后，人们比较习惯于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的模块上来认识和概括老子的哲学思想，笔者在以往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的“精神苦旅”之后，笔者觉得老子哲学思想并非是靠那么四大模块就能够概括得了的；要认识老子哲学思想内涵、理论特色以及精神价值，必须回归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广阔文化背景来探讨，尤其不能忽略祭祀文化背景。故而，本文拟就老子思想与祭祀文化的关系问题略抒管见。
一、老子著述的祭祀文化背景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术界在以往研究和介绍老子思想的时候往往不太愿意涉及祭祀问题，甚至是有意淡化或者回避这个问题。不过，如果要客观而全面地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祭祀问题不仅无法回避，而且还是揭开老子哲学思想奥秘的一把钥匙，因为在老子所生活的时代中祭祀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从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来解读老子哲学思想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事实上，我们只要读一读《道德经》文本，就会看到老子是把祭祀作为客观的文化现象予以陈述的。该书第五十四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老子在这里虽然不是专门介绍祭祀的过程，也没有直接论述祭祀的作用，但却以肯定的语气表达了“祭祀”的历史延续性。汉代著名的道家学者河上公对此这样解释：“善以道立身立国者，不可得引而拔之；善以道抱精神者，终不可拔引解脱；为人子孙，能修道如是，长生不死，世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庙不绝。”（河上公：《道德真经注》卷三，《道藏》第12册第15页）河上公笔下的“子孙”系泛称，其后接着的“长生不死”也是从子孙绵延的意义上讲的；因为子孙“绵延”，所以能够世世代代祭祀先祖，宗庙的香火得以持续不断。笔者以为，河上公的解释是基本符合老子原义的。根据河上公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老子所讲的 “祭祀”实际上是其“修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论是“善建”还是“善抱”都是以“道”为指归的。
老子从“修道论”的立场陈述祭祀，这不是偶然的。稽考一下祭祀的内涵与起源，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什么是“祭祀”呢？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称，祭者，“祀也，从示，以手持肉”，表示该字的上半部形态有如手指撑开拿着肉，以飨神明。紧接着，许慎又解释“祀”字为“祭无巳也，从示，巳声”。文中的 “巳”为十二地支之一。在上古物候学中，“巳”与四月相配，表示物生之盛，既盛则有终，终则反始，尽则复生，生生不息，所以谓之“无巳”，也就是没有穷尽的意思。
基于字源的理解，再结合其他历史文献的资料，可以看出祭祀有三个方面的特质：
首先，祭祀是先民向神明表达敬意并且力图与神明沟通的一种宗教仪式。因为“以手持肉”，高高拱起，这种动作已经具备了对象化崇拜的程序特质。根据前人的考证，凡是含有“示”元素的字都与神坛相联系，这意味着“祭祀”是以神坛的存在为前提的，不论这种神坛是简单还是复杂，都显示了上古先民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意识。既然有了神坛，又有敬献神明的“肉”，作为仪式的“以手持肉”的动作就不是单一的，而是系列性的，几个动作串联起来，构成了飨神的程序，这就是崇拜仪式。上古先民敬奉神明，这并非只是单向的情感抒发和礼仪表达，而是同时希望得到神明的佑助，许慎《说文解字》称：“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文中所谓“二”于上古时期即是“上”字，代表天帝，故而“示”也就是表征天帝的旨意。天帝如何告知下界的人们呢？这就是通过日月星的兆象。如果说先民们“以手持肉”以敬奉神明，寄托着人对神的景仰情感和某种祈求，那么上天显示日月星的兆象，则表征着神明对人的启迪，彼此精神往来，体现了“双向交通”的理趣。
其次，祭祀是以返本归根为主要精神的社会聚合活动。就广义而言，祭祀的对象虽然很多，但如果从根本上看，则应该承认祖灵崇拜是核心的内容，因为祭祀之“祀” 本来就蕴涵着以图腾为标志的祖灵崇拜影像。作为形声字，“祀”的右边“巳”在十二地支中排行第六，这恰好与十二生肖中的“蛇”对应。在最初，“巳”当是 “蛇”的象形，所以许慎《说文解字》说：“四月[气巳出，阴气巳臧，万物见，成ㄕ茫故巳为它，象形。”文中的“它”本来就表征“蛇”。段玉裁指出， “巳”不可像，故以蛇象之。有趣的是，地下发掘的诸多画像砖所见伏羲、女娲交尾图像基本上都是人首蛇身，表明上古先民曾经以蛇作为祖灵。由此而衍生的祭祀活动寄托着认祖归宗的精神，这种认祖归宗同时也是对上天的皈依，因为先民们以为祖灵本是来自天上，最终又回归天界，所以对祖灵的祭祀，也就象征着“人天关系”的确认。作为一种返本归根的宗教礼仪，祭祀是先民们的社会团聚的基本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复次，祭祀是伴随着预测与决断的符号宣示系统。在上古时期，祭祀不仅具有宗教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一方面，祭祀是以神明作为崇拜对象的礼仪活动；另一方面，祭祀又是通过神谕来号令民众的社会政治行为。在祭祀过程中，除了向神明表达景仰的情感、与神盟约之外，还通过象征法度对事态进行预测和最后决断。关于此，从甲骨文的“唯”字就能够得到佐证。就形态来看，“唯”字左边的“口”是一个器皿的形状，右边的“隹”是鸟的形状。古人早有以鸟“占卜”神意的传统， “隹”作为特别的“鸟”，具有神的使者的表征意涵。《诗经》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反映了上古先民把鸟作为“神使”的观念。通过“鸟占”，获得神意，就把那些记录“神意”的咒辞，置于器皿形态的“口”中，作为人与神“感通”的盟誓凭证。直到今天，民间流传的“扶鸾”形式也依然把“鸟”作为“神使”，可见这种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上古先民之所以通过动物象征来转达神谕，是因为重要事项之开展往往没有把握，于是就把最后的决断交给神明来处理。这说明，祭祀并非单纯地向神明表达景仰，而是包含相当丰富的内容。
作为一种对先民生活具有深刻影响的礼仪活动，祭祀不仅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而且涉及广泛领域。《礼记祭法》称：“有虞氏E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E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E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E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U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该篇所出现的“E”、“郊”、“燔柴”、“瘗埋”、“少牢”、“王宫”、“夜明”、“幽宗”、“雩宗”、“坎坛”等都是具体的祭祀礼仪。《祭法》一方面追溯祭祀的历史，另一方面则阐述了不同对象的不同祭祀礼仪，反映了上古社会祭祀的广泛性、等级性、时节性。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们研读《道德经》也就不难理解老子为什么把修道论与祭祀问题联系起来的因缘了。
二、从名称语境看老子对祭祀文化的哲学升华
老子《道德经》除了直接言说“祭祀”之外，还有许多篇章或明或暗地牵涉祭祀活动。该书有时将祭祀活动的某种仪式拿来作为自己说理的比喻或象征，有时则在阐发思想时顺理成章地论及祭祀的物件、情景等。当然，老子《道德经》并非是为了告诉人们关于祭祀的过程或者具体实施方式，而是借助祭祀来阐发思想，故而《道德经》虽然受到上古祭祀文化的影响，但又超越了上古的祭祀文化。如果从《道德经》使用的名称概念出发，体悟其语境，深入分析其前后关系，就能够把握其升华的观念脉络。
《道德经》第二十章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文中的“太牢”是上古祭祀的一种重要规格。帝王祭祀社稷时先将所用牺牲饲养于牢中，等到一定时日再行祭，故而有“牢”的名称；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所分别，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太牢”的祭品包括牛、羊、豕三牲；“少牢”只有羊、豕，而没有牛。从《尚书》、《礼记》等文献的记载看，“太牢”之祭是非常隆重的，参加的人很多，《道德经》中的“熙熙”正是用以形容此等热闹景象的。不过，老子在这里并不是赞美“太牢”的盛况，而是通过对比来表征纯朴俭约的大道品质。在陈述了“如享太牢”的情景之后，老子紧接着笔锋一转，描述了自我的心境：“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一个“独”字反映了老子不盲目从众的心态，而“婴儿”则象征着还纯返朴的境地。为了说明这种境地，老子用“未孩”两字来补充，“孩”表示幼童，“未孩”就是尚未达到幼童的状态，那是很稚嫩的，但老子欣赏的就是这种稚嫩，因为“未孩”的婴儿天真无邪，所以成为老子理想人格的象征。由“太牢”的类比到“婴儿”的形容，这既显示了老子观念具有深厚的祭祀文化基础，又体现出独立思考的个性，所以他在《道德经》第二十章的末尾说：“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老子所讲的“母”乃是“道”的象征，或者说是“道”的名称转换。这样一来，老子也就从祭祀文化的语境向上升华，创造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哲学语境。因为他不像“享太牢”的一般人那样以丰盛筵席为满足，而是以“食母”为贵，这就超越了世俗的观念，让人感受到哲学家特有的精神气质。
老子的哲学家精神气质不仅可以从“太牢”的语境升华中得到见证，而且可以从“刍狗”说辞的解读中获得彰显。《道德经》第五章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本章所谓“刍狗”也是上古祭祀的名称之一。向来，许多“老学”研究专家把“刍狗”解释为用草扎成的狗，专用于祭祀之中，以为祭祀完毕，就把它扔掉或烧掉，比喻轻贱无用的东西。这种说法的经典依据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该篇所谓“陈”就是陈列的意思，引申之则为献祭。作者首先描绘了人们为了祭祀而精心准备“刍狗”的情形，接着陈述献祭之后“刍狗”的境况，这为老子《道德经》关于“刍狗”的意象作了注脚。在老子心目中，“刍狗”于献祭前受到装扮，于献祭之后受到冷落，这是自然历史命运的表现，故而不必欢喜，也不必悲伤。老子巧妙地运用“刍狗”意象，一方面表征了天地公正不偏的法则，另一方面则衬托了圣人效法天地、行事无私的品格。虽然其出发点是祭祀时的“刍狗”议题，但其落脚点则是圣人政治哲学。
老子《道德经》的圣人政治哲学与上古祭祀文化存在密切关系，这并非孤立的现象。倘若我们再分析书中那些论兵的段落，那就不仅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种关系的紧要性，而且可以感受到老子圣人政治哲学思想的批判性和深邃性。《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把祭祀与兵事相提并论，反映了上古社会浓厚的宗教气氛和军事活动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形，我们在老子《道德经》中也能够体悟到，该书第三十一章说：“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文中的“偏将军”与“上将军”都是上古社会军队编制的名称，而“丧礼”则是祭祀的一种仪式。老子言及“上将军居右”的位置时指出“以丧礼处之”，表明了这个位置本来就象征着凶险。此等象征意涵在《诗经》中也可以找到佐证。《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诗中的“左”、“右”、“宜”、“有”都是上古祭祀活动的特有名称。“左”字下方的“工”是祭祀时行巫术的工具，而“右”字下方的“口”则表征祭祀时行巫术的器皿，尸祝在祭祀时左手拿着沟通天地的“工”形用具，右手操持表征祝告词的“口”型器皿，可见 “左右”最初本具有祭祀的意蕴。至于“宜”，在金文中本是表示“军社”的祭祀。《礼记王制》有所谓“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的说法，可见“宜” 是军事行动开始时于社坛中举行祭祀典礼。与“宜”相对衬，“有”也是一种祭祀方式。从篆书来看，“有”的上方是人手的形状，下方是“肉”的样子，上下结合，类似于“祭”字的上部，可以看作“祭”的变形。由此可以推断，《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乃是以对仗的方式描述了上古祭祀的两大类型，该篇之所以在陈述 “右”的祭祀类型时不称“宜”而称“有”，是因为古人把“丧戎”看作悲哀而不应该提倡的事情。《道德经》第三十一章的思路与此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老子并不停留于祭祀的具体事项描摹，而是进一步拓展视野，从社会整体生存立场审视用兵的问题，他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用兵”，旗帜鲜明地指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有道者之所以不以兵“强天下”，是因为用兵打仗的最终结果就是“凶年”的出现。老子充分意识到老百姓在战争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因此，他告诫掌握权力的人必须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即便是打了胜仗也应该“以丧礼处之”。这一方面透露了上古社会有关战争的祭祀礼仪信息，另一方面则表现了老子召唤和平、与民休息的愿望，其字里行间闪烁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光辉。
作为一部经过历史洗礼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对于祭祀文化的升华，还表现于“道”、“观”等概念内涵的独特性与深刻性。如果追溯此类概念范畴的由来，稽考其内涵的转变，那就不仅可以发现老子哲学体系的深厚文化根基，而且能够领略其高屋建瓴的思想境界。
[浅谈老子道德经哲学]
篇6：老子《道德经》赏析
老子《道德经》赏析
《老子》又叫《道德经》，作者老聃，春秋末期楚苦县（今河南省境内）厉乡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的“收藏室之史”。
《道德经》一书五千言，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
老子的哲学是从宇宙到人生再到政治。“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由人生论、社会论和政治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概括。“德”则是道的展开，以及在人生、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具体的指导和应用。
“道”这个字在佤虚假出现七十三次，其含义前后差别比较大，但从总体上来把握，又可以看出意义上的连贯。
首先，老子认为“道”是某种东西，是一个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东西，它独立于任何其它东西之外。而且，它始终不断地发生变化，周而复始。其次，道可以产生天地万物。它不仅创生万物，使用权万物发育成长，还爱护调养、使其开花结果。并且还不据为己有，不自恃己能，不为其主宰。
“道”同时也是一种有规律的东西。最突出的规律有二：对立转化，返本复初。老子认为事物是在对立关系中造成的。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并强调，只有把握住事物的反面，守住事物的对立面，才能够更深刻地显示出事物的正面含义，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对立面发展到极端，便发生对立转化，“物盛必衰”。返本复初是道表现出的一种循环运动的规律。然而，老子着重强调的是复初、归根、守静、复命。
再次是“有”和“无”与“道”的'关系。无是万物的开始，有是万物的母体。常从无的角度，可以观照道的奥妙；常从有的角度，可以观照道的端倪。因为看不见道的外形，所以用无来形容，而不是没有。只是潜藏着，没有显现。然而就是这个道又能产生万物，所以又是有。无和有都是用来指称道的，两者同出异名，是一个从无形到有形到万物的持续展开过程。
“德”最本初的意义似乎是一套重大的政治行为，如以氏族部落首领为表率的祭祀。出征等等。它与传统氏族部落的祖先祭祀活动的巫术礼仪紧密结合在一起，逐渐演变而成为维系氏族部落生存发展的一整套的社会规范秩序，是道的显现，是道的作用。
“道”和“德”是体与用之间的关系。道是指未曾渗入一丝一毫人为的自然状态，德是指参与了人为的因素而仍然返回到自然的状态。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的道，落实到人生的层面上，其所显现的特性为人类所体验、所取法，都可以说是德的范围。
以这样的道、德观去看待人生、社会、政治、便引出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其中主要的有：自然、无为、虚、静、柔、弱等等。关于自然，老子的名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其实，这是要天、地、人都效法自然。也就是说，我们对待人生、社会要顺其自然，不要有不必要的作为，更不要强作妄为，把握虚、静、柔、弱的深刻含义，反而能使我们获得成功。当然，老子哲学思想也有值得批判的地方。
《老子》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其思想的传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和心理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子的思想曾对孔子和孙子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直接继承道家传统的庄子思想对后来的佛教禅宗和中国文艺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战国中期以后，老子开创的道家形成了两个主峰：一是楚之庄子学派，一是齐之稷下道家。这两大学派并行发展而又有着交互关系。就境界哲学而言，庄子的哲学成就空前绝后；而政治哲学方面，则是以黄老思想为主的稷下道家，成为战国中期至汉初的时代主流。庄学与稷下黄老学这两支道家的主峰，发展至战国末，便交相汇合到《吕氏春秋》学派中。《吕氏春秋》因此便成为一部以老庄与黄老为主，同时吸收阴阳、儒、墨、名、法各家观点的先秦时代思想总结的巨著。老子思想同孔子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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