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弼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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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罗弼时简介
罗弼时
中文名称: 罗弼时
外 文 名: denys tudor emil roberts （英文）
性 别: 男
生 卒 年: 1923—
国 别: 英国
生平简介
英国人。1923年生。系律师世家出身。1941年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43年至1946年在陆军服役，驻于印度。战争结束后，又回牛津大学读完法律课程。1950年获林肯法学院大律师资格，在伦敦执业，并兼职在理工学院与商学院讲课。1953年加入“海外法律服务”，赴非洲尼亚萨兰任检察官。1960年调任直布罗陀律政司，获御用大律师荣誉。1962年调任香港律政主任，1966年升任律政司。1973年10月出任布政司。这是第一次由律政司出任布政司的香港官员，其间还署理港督职务。1978年退回司法界，1979年出任首席按察司，先后获obe、cbe及kbe勋衔，并封为爵士。他还是—位小说家，一共出版过5部小说，但多是年青时所作。
篇2：王弼简介
王弼--少年奇才
（226——249）
人的生命有长有短，有人高寿却默默无闻；有人寿短却光照千秋！
少年奇才王弼，在他短暂而有限的24个春秋中，却在经学、哲学领域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
人一出生，就面对万象纷呈的现实世界。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人云亦云，
还是遇难而上、勇于进取、有独到的见解，是每个人都必然要遇到的事实，却不是
人人都能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和思想特色。
天才王弼一出世，所面对的世界，正是矛盾尖锐、激烈而复杂的曹魏正始时期。
在东汉末残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曹魏政权，虽经曹操、曹丕的苦心经营，中
原地区得到了一些恢复，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但从魏明帝开始，社会矛盾和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发展到
了剧烈的阶段，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站在曹氏集团一边的
王弼，一面从政治的需要去研究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现
实，也促使他从万千的现象中去深入地认识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去探索世界的奥秘。
由此创建了以《老》、《庄》、《易》三言为基础的魏晋玄学。他引道入儒，既研
究经学，而又以老子道家的学说贯串其中，形成儒道结合，而以道家思想为主流的
新时代的哲学体系。在我国思想史、儒学史、哲学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世代书香 幼而察惠
玉粥，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人（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两城。一说今山东金乡县）。
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生。卒于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死时年仅24岁，只有
短暂人生的王弼，却成了当时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这与他的家世和自身的勤奋都密
不可分的。
王弼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那些值得一提的先辈有：东汉顺帝时做太尉的王龚，因为贤达而名为高士。
其子王畅号在“八俊”之列，汉灵帝时官拜司空，以训释包括《周易》在内的“五
典”著称。畅子王谦，为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王粲，为建安七子之首，
是有名的大文豪。三粲年少时，得到当时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邕有书万卷，曾载
数车书赠与王粲。王弼的祖父王凯与王粲是族兄，为避战乱，两人一起到荆州投奔
刘表。刘表很赏识王粲的才华，想把女儿嫁给他。但王粲形貌丑陋，身体虚弱，而
王凯却仪表堂堂，风采照人。所以刘表把女嫁给了王凯。王凯生子王业。其后王粲
之子因罪被诛，王业就过继给王粲为嗣。王粲的万卷书，全部归王业所有。王弼生
在这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到知识的熏陶。万卷图书是他良好的读书条件，王弼自
然得益不少。他的祖辈研治古文经学，又兼治《老子》。所以，王弼受其影响，以
古文经学为基础，也包容了老子的学说。刘表占据的荆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
“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一时间，形成了有
著名学者宋忠在内的荆州学派。宋忠重视《易》学和扬雄的《太玄》。王肃18岁曾
向宋忠学《太玄》，后来以儒道兼来的思想注经，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导。而王弼的
祖父王凯和叔祖王粲也到了荆州，刘表还是王弼的外曾祖父。王弼祖述王肃之说，
所以，王弼后来研究《周易》《老子》，无疑也受到了宋忠、王肃思想的影响。
少年王弼不仅从小学习、研讨儒、道，常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
的少年。他知识丰富，能说会道，思想敏锐而深刻；他不追求文章辞藻，却有真知
灼见。从十多岁开始，就特别喜欢老子的学说。老子无为的思想、思辩的哲学，庄
子逍遥于天地之间，汪洋恣肆，通脱善辩，对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喜欢
游乐于山水之间，大自然广宽的天地陶治出他旷达的性格；音乐之美又使他超拔于
自然之外。深思敏察的王弼，从中增长了不少见识，扩大了眼界。大自然是美的，
而社会现实却触目惊心，复杂而又残酷。现像只是表面的，这个中的原因和关系是
什么呢？于是，儒家的学说，老庄的思想，大自然的美，无情的现实，一齐在少年
王弼的头脑中产生了奇特的反映。认识现象，研究问题，探索本原，这就使他年纪
轻轻就很快接触到了社会政治、哲学等重大而深刻的问题。
二、才识卓出 英年早年
年纪未上20岁的王弼，对哲学问题已有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对已成为时尚的玄
学思想，也作过深刻的思考。所以，年轻的王弼在当时已小有名气。有一天，王弼
去拜访他的父辈裴徽。裴徽当时虽然只是个吏部郎，但在思想界却享有盛名。裴徽
一见王弼，就很惊异，竟至马上把当时哲学领域的尖端问题向王弼提出来，他说。
“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世说新
语·文学》）这是关于有与无、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来，当时立学
对贵无的理论已经确立，但对其中纷然杂陈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妥
善解决。用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去问年轻的王弼，足见裴徽对王弼的看重了。王
弼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明确而又简洁地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
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圣
人指孔子。玄学家既尊孔，又崇老，可见当时儒道合流的事实。王弼的回答，就照
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妥善地摆正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把
儒道融为一体。他认为，无与有、本体与现象，结成了一对反覆循环的关系。“无”
不可以直接训说，必须通过“有”来阐明。孔子由于对“无”有了深刻的体验，尽
管从不说“无”而只谈“有”，但处处都揭示了那隐蔽著的宇宙本体——无。而老
子对“无”直接训说，却只停留在“有”的现象领域，而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体
“无”的境界。这就把前辈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以无为本，现象
与本体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从王弼胸有成竹的回答来看，他已对老子作了深人的研
究，并对《老子》作了注。
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术界传开了。不久，倡导玄学的首领、任吏部尚书的何晏，
本来早已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却未能解决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还本注释完《老子》一书，一听到这消息，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去见王弼。年轻的
王弼面对有名的何晏，毫无忌讳地将自己注《老子》的主要思想讲给何晏听。这一
讲，本是学术探讨、晚辈向长者讨教的意思，岂知王弼用那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
地讲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问题又恰恰是何晏赶不上的地方。此时倒像是王弼在
向何晏讲学了，把个何晏听得哑口无言，只能“诺诺”称是而无法讨论，更不能拿
架子以长者的身份阐说自己的观点。何晏回去后，不再作《老子》注，而把自己的
思想写成了论文《道德论》。
何晏因此极为赏识王弼，由衷地称赞他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
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所谓
天人之际，就是人们对天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这个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王弼如此
年轻，就已涉及到当时哲学领域的关键问题，何晏自然很器重他。恰好黄门侍郎的
位置空缺，何晏有意提拔王弼。这时曹爽专擅朝政，他手下的丁谧有意与何晏争衡，
推荐高邑人王黎。结果曹爽用王黎为黄门侍郎，而王弼仅补上了一个台郎之位。
王弼本是思想深刻、才识卓出、善谈玄理之人，而对做官的具体事务既不关心，
也不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在官场上并不得意。王弼刚补职位很低的台郎时，曾经拜
见曹爽，在这次难得的单独会谈中，他只是大谈了一通抽象的玄理，一点儿也未涉
及其它方面的事。结果遭到曹爽的嗤笑，也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曹爽在思想上
显然与王弼不属同一层次的人，王弼那些高深的理论，曹爽哪里懂得它的价值？此
时的曹爽，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在与司马氏争权的斗争中占上风。
而王弼却不能察颜观色，对手握大权的曹爽见机行事，反而口若悬河地去谈一些在
曹爽看来一钱不值的废话，他遭到曹爽的冷落当然是很自然的了。王弼在世俗的为
人处世事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毛病，他“为人浅而不识物情”，缺乏在官场应变的能
力。又“颇以所长笑人”，清高自负而瞧不起别人。他善于论辩，论辩时不留余地，
不留情面。淮南人刘陶善谈纵横，为大家公认，他却常常弄得刘陶下不了台。所以，
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王黎、荀融当初与他都很友好，后来都把关系搞僵了。
正因为他不善做具体事务，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学的研究中，所以，在魏正始
十年，他那小小的台郎的位置也弄丢了。当年秋天，年仅24岁的王弼，被时疫夺去
了生命。一代奇才、一颗智慧之星从此消失了。
王弼人虽死，但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了很多著作。据史载，有：《老子注》、
《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还有早已佚失的《王
弼集》5卷。他创建了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在经学、哲学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当时，以至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注经解义 畅述哲理
王弼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他不关心那些争权夺利的具体事务，却能
通过社会现象，去设计完美的政治理想。他从历史的、哲学的高度探寻现象与本体、
名教与自然、人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构筑起超越前人的哲学体系，
创建了不朽的伟业。
自汉武帝以来，儒家经典就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但随著历史的变革、时代
的发展，儒学实际也已走到了非要变革不可的地步。汉儒烦琐注经的旧习，只能引
起人们的厌恶。如何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找出一个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政治理想，
是时代的要求。曹操以刑名之学治国，造成了上下离心，政局不稳的局面。王肃以
今古文经学，再引进道家思想进行设计的努力，也只是在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
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决心献身于哲学事业的王弼，一扫汉儒烦
琐、迂腐、无用的弊端，融合儒道两家有用的学说，从汉儒的注重传注训诂，转向
于义理的诠释；从汉儒的注重《春秋》，转向重视《周易》，摒弃汉儒治《易》中
的象数传统和迷信色彩，而用义理解释《易》经；把传统的重天思想，转变到注重
人事。借鉴《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这就给病
危的儒学注进了新鲜的血液，建立了以道为主、儒道结合的新时代的新思想。王弼
成了魏晋玄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也代表了魏晋时期哲学领域的最高水
平。
人类在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渐深入、了解世界。通过万事万物的现象
去了解事物的本质，探索世界的起源，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历代哲学家的努
力，已开辟了道路。到了魏晋时期，哲学研究产生了一次可贵的飞跃。天才王弼对
哲学的主要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王弼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世界的现象，即各种具体事物都是“有”，
“无”是“本”，“有”是“末”。“无”是“万物之宗”。“无”能生“有”。
他的“无”，有时又称为“道”。他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
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第四十章注）卢天地虽大，富有
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他把
“无”看成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所以一“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
行传》引王弼语）他把老子所说的“道”也用“无”来解释。他说：“道者，无之
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论语·述而》邢囗疏引王弼《论语
释疑》）这就是说，“道”就是“无”，所以“万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
由。”（《老子》第三十四章注）
“无”，或者说“道”，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万物之宗。他说：“无形
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
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老子指略》）叫不出名称，看不见形体
的某种东西，是世界万物的宗主，它不是人们的眼耳口体等感官所能感知的。它
“无状元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可得而知。”（《老子》第
十四章注）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东西，“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
（《老子》第十六章注）人们感知的只是现象，而“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
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故隐而无名也。”（《老子》
第四十一章注）大象、大音这种本原的东西，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而各种事物、
现象却是由它形成。正因为它“无形”所以就只好称它作“无”。也可以叫“道”，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老子》第三十二章注）“寂然无体，不可为象。
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述而》邢囗疏引王弼《论语释疑》）”
道＊和＊无一能生成万物，又存在于万物之中，谁也不能叫出它具体的名称来，只
能意会而已。王弼又借用古代“五行”的学说，而赋予它新的意义。他说：“天生
五物，无物为用。”（《老子指略》）五物，又称五材，即金本水火土。它是自然
界中存在的五种基本物质，是“有形”的东西，与生成万物的“无”是矛盾的，所
以，有形的五物依靠“无”才能发挥作用，产生万物。“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
柔不刚。”（同上）那仍然是没有寒热刚柔、不能感知的“无”。他借用老子的
“无”来表达他自己对生成万物的原始物质的认识。这个“无”才是本，而一切的
表象都是末，是由“本”产生出来的。
这种不能感知的细微物质又是怎样生成万物的呢？他说：“中和备质，五材无
名也。”（《论语·述而》皇侃疏王弼《论语释疑》）无名，即无形。以无形的
“五材”，即细微物质，通过“中和”的形式而生成万物。他的“中和”，不是有
形物的掺合，不是保持物质原有特性的物理过程，而是通过化学的过程“中和”出
有新特性的新物。他说：“其为物也混成。”（《老子指略》）“混成无形，不可
得而定。”“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老子》
第二十五章注）“混成”的过程是看不见的，“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成之
不如机匠之裁。”（《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它不像机匠剪裁那样，用有形物来拼
合。人们最能感受、也最能反映这一过程的是“五味”的“混合”。“至和之调，
五味不形”。（《论语·述而》皇侃疏引王拐《论语释疑》）完全是形成新物的化
合过程了。
产生新物的这个过程，也不是“天”有意志、有目的行为结果，因为这些细微
物质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而为“天下母”。所以“天地任
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老子》第五章注）。万物自然生成，这就摒
弃了神化的天命论。
王弼对天地的生成和万物生成的看法，表明他已确知有某种具体的细微物质，
却因科学的水平，又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所以只好把它叫“无”。许多后辈学者
把他的“无”理解为虚无不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也怪不得了。唐代刘禹锡和柳宗元
可算王弼的知音。“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刘禹锡《天论中》）。“独所谓
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无”即是无常形之物，
却能生成万物。
“无”能生“有”，“无”是万物之本，而一切具体事物都只是“有”，是
“末”。所以要“以无为本”，“崇本息末”。自然界的这个规律，人类社会也应
当遵循。所以治理国家应“无为而治”。王弼并未陷于空谈哲学理论，他从社会政
治入手研究，把社会现象也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实际上，他是想用高层次的哲
学理论来指导社会政治。
（二）“无为而治”的治国谋略
曹魏正始时期，我国的北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统一和相对的安定，但全国尚未
实现统一，曹魏政权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王弼进行
了认真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理顺各种关系，以达到大治的政治谋略思
想。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王弼得以显示才华的难得机会。
王弼认为：“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
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周易·困卦》注）处于困境之时，正
是有识之士出谋划策的好时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变化有相通之处，所以，
“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周易·黄卦》注）
要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采取正确的治国方法。“以
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政）治国则奇兵起也。……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
（政）治国，立辟（法）以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这里的“道”和
“本”都是指“无”。这个“无”，是哲学概念“无”的具体运用，在治国问题上，
就是要抓住根本，而不纠缠枝节，国家就能大治。相反，只注重政权的威势、刑法
的苛烦，只能导致频繁用兵，结果不仅不能治理好国家，而且可能导致失去天下。
如何处理“本”“末”，是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
王弼多次提到“崇本息未”、“崇本举末”、“崇本统未”几个说法。“息”
与“举”“统”似乎矛盾而令人不解。实际上，“统”“举”，是就“本”与“末”
的关系而言的。本，是本原、根本。它可以在社会政治中起主导作用，它统摄各种
表象，所以，应当“崇”或“举”。“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论语·
阳货》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抓住了“本”，即“无”这个纲，对具体问题
就能处理恰当。“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老子》第十一章注）
“息”是对“本”“末”的具体处理而言。把握住了“本”，对各种具体现象可以
采取不同办法。有的要掌握它，所以要“举”，有的则应取消或限制，所以要“息”。
了解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抓住问题的关键、根本，才能治理好国
家。他说：“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守母以存其子，崇
本以举其末。”（《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以母子的关系来比喻本与末。所以，他
在《老子》第五十二章注道：“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
也。”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治末不治本，舍本逐末，“皆舍本以治末”（《老子》
第五十七章注）。就只能导致国家的混乱和衰败。
抓住“本”这个治国根本，最终实现“无为而治”。在实施过程中，它并不是
僵死的教条。针对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王弼认为还应有灵活性，要有应变的能力。
“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造变通
爻》）对各种具体情况采取恰当的方法灵活处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权者，道
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论语·子
罕》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权力的运用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合乎“道”，
所以应把握和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
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
（《周易·随卦》注）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必然自取灭亡。“为随而不
大通，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同上）可见正确估计形势，正
视现实，而采取正确的措施治国，是至关重要的。
处于乱世（或各种制度尚未完善）而急需变革的创始时期，一国的君臣、有为
之士还应奋发有为、刚健积极，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应天顺民。“夫能辉光日
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大畜》注）。“成大事者，必在刚也”（
《周易·小过》注）。修德而成大事，也要刚健有为，创立新制。“革去故而鼎取
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
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贤愚有别，尊卑有序，
然后乃亨。”（《周易·鼎卦》注）新的制度也应顺应时势合理制定，这才能走向
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创始阶段，需要确立制度，包括名分等级。“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
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第三十二章注）
这样，“上守其尊，下安其卑，自然之质，各定其分。”（《周易·揭卦》注）上
古朴散之时如此，变革时期也是这样，一执古之道，可以彻今，虽处于今，可以知
古始”（《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借鉴古制，根据时代需要创建新制，“创制不
可责之以旧”（《周易·蛊卦》注）。不能死搬硬套，而要有创新，这是君王有为
之时。
制度确立之后，就应该无为而治。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万物以自然为
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
《老子》第二十九章注）。“圣人达自然之性，杨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
施”（同上）。“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虽不为，而使之成矣一（《老子》第四
十七章注）。只要真正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就不会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社会，社会
就会得到治理和发展。相反，只会失败。所以，“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
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以无为为居，以
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老子》第六十三章注）。无为与顺应自然
是一致的，它可以使天下大治。
治理得法可以使国家局势稳定。安定可以使社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国
之所以安，谓之母”（《老子》第五十九章注）。作为国君，首先要能胸怀全局，
高瞻远瞩，而不能鼠目寸光，固步自封。“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
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老子》第四章注）。要有远见卓识，
而又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尤需“以清廉导民，令去其污”（《老子》第五十八章
注）。不刻意追求好名声，如果“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老子》第四十四章注）。
不要为名利而亡其身。要做到“威而不猛，不恶而严”（《周易·颐卦》注）。
“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周易·大有卦》注）
国君的形象和威信是靠自己的行为树立起来的。如果用人得当，国家自然大治。
国君用人，先无要大公无私，“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举），则去之与（举）
来皆无失也”（《周易·比卦》注）。罢免和提拔都以贤能为标准，“不以物累心，
高尚其志”（《周易·大有卦》注）。就不会出差错。“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
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刚众才之用尽矣”（《周易·损卦》注）！上下
齐心协力，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国君无为而国大治。
无为而治可以使社会各方面处于自然的和谐和系统的稳定。权力和刑罚的使用
要有限度，不能破坏社会的自然和谐。人们的利与欲的思想是实际存在的，必须正
视这个事实。只是人们不能过分追求。因为物极必反，走到极端就有害了。“求之
多者，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老子》第四十四章注）。想得
多反而会失去更多。“贪货无厌，其身必少”（同上）。要顺其自然引导人民。如
果统治者利用权力，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穷奢极侈，“离其清静，行其躁欲，
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邪），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
下大溃矣”（《老子》第七十二章注）。国君自己丧失威信。滥用权力只会使整个
社会不自然和谐。“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
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老子》第四十九章注）。只会弄
得社会动荡不安。应该“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物”（《老子》第三十六章注）。
“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周易·观卦》注）。所以，国君所为，影响一国风气，上行下效，“上之所欲，
民从之速也”（《老子》第五十七章注）。倘若“我之所欲为无欲，而民亦无欲而
自朴也”（同上）。统治者无为，不多欲兴事，百姓自然纯朴而安乐，社会自然安
定。一民之所以僻（邪），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老子》第七十
五章注）。因此，社会的混乱是由统治者们引起的。“夫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
也”（《老子》第六十章注）。仅靠威权来治国的，正是虚弱的表现，是一个国家
走下坡路的时候。当然，必要的制度和刑罚还是不可少的。但必须赏罚分明，辅之
以仁德，才能更好地引导人民和治理好国家。“囗者，明法断严，不可以慢，故居
德以明禁也。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美之道也”（《周易·夫卦》注）。
德与刑并不是对立的，都是治国中必需的手段，只是要处置恰当。“刚柔正而位当，
则邪不可以行矣”（《周易·既济卦》注）。一切邪恶的现象都不会再出现。
汉以来的名教（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思想）之治，随著社会的变革，经
学的衰微，已经暴露出严重的缺陷，曹操的刑名之治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此时，
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来纠正名教的弊端，才能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王弼认为，自然是
名教之本，名教出于自然。本，即是“无”，所以要无为而治。名教对维护国家的
等级制度、封建秩序，有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名教是要讲的，但它毕竟是具体表
象，是“有”，它出自于自然这个本，所以更要注重自然。“万物以自然为性。”
“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老子》第二十九章
注）。国君如果抓住了这个根本，人们友好相处，六亲和睦，尊卑有序。不强调名
教这个“有”，也能理顺名分等级秩序。他说：“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下莫
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注）。这里，透露出一点消息，就是要尊重每
一个人，履行在封建制度规定下的基本权利。人，以及他们的行为，都从自然之本
产生，忽略这个“本”的事实，是违背自然的。他在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思想中加上了道家的“无”，把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内部关系首先理顺，家治
则国治。“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老子》第十
八章注）。家和国治，没有件送、暴虐，没有奸邪，国家回归自然之本，也就无所
谓孝慈、忠臣，名教也不必过分注重了。
六亲和睦，上下相安。人生来是无善无恶的。它是“无”在人身上的体现。圣
人也是人，只是圣人与几人对“无”禀受的深浅不同而产生了差异。圣人与凡人一
样，也有“五情”。他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
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而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
也。”（《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圣人不是无情的木石，
他们也一往情深，有喜怒哀乐怨。这是人生来不学就会的自然之性。只是他们的智
慧高于常人，能够深刻地领悟“无”，又不至于沉溺于情欲而不能自拔，不为“情”
和“物”所累，·这才是他们与凡人的不同之处。这就把神化了的圣人变成了真正
的人，填平了圣人与凡人之间的鸿沟。这就使人们对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认识，
提高到了理性的高度。
用义理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用注经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谋略。
这是王弼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利用儒家经学传统的影响，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巧妙地
贯串在注文之中，他打破了汉以来僵化的思维模式，可说是追求思想解放的先锋。
他以儒道兼采、以道为主，创立了魏晋玄学的思想体系，对儒学研究的转变起了功
不可灭的积极作用。王弼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而深刻，从哲学的“无”与“有”
的关系，深入到各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诸如言、意与象的关系、动与静的关系、
一与多的关系等，无不细致地加以探讨。还包容了创作、欣赏、伦理、美学等众多
的领域。他不仅在魏晋时期的哲学、经学、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影响到文学创作、以及佛道两教在内的宗教界。其后文学上的玄言诗、山水诗
及田园诗，不能说与王弼的玄学思想和崇尚自然无关。而宋明理学则是在王弼重义
理、善思辩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少年奇才为时人和后人所重，是与他所做出的贡
献分不开的。
篇3：富弼简介
富弼
富弼（1004～1083）
北宋大臣。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天圣八年（1030）以茂才异等科及第，历知县、签书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判官厅公事、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召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西夏景宗李元昊寇延，大将刘平战死，黄德和诬其降敌。富弼参与审理此案，昭雪刘平之冤。
庆历二年（1042）
为知制诰。辽重兵压境，遣使求关南地，富弼奉命出使辽朝，拒绝割地要求，以增加岁币而还。三年，任枢密副使，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除积弊为本。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不久被排挤，出知郓州、青州（今山东益都）。时河北大水，流民南至京东。富弼动员所辖地方出粟救灾；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募数万饥民为兵。至和二年（1055），与文彦博同时被任为宰相。嘉六年（1061），以母丧罢相。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熙宁元年（1068）入觐，宋神宗赵顼问边事，以“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为对。二年，复相，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称疾求退，出判毫州（今安徽毫县）。青苗法出，他拒不执行。后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元丰六年（1083）病死。
篇4：熊廷弼简介
熊廷弼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明朝名将。
熊廷弼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为农。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有时辍学，只能边读书边劳作。二十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奄奄一息。多亏一对卖油皮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廷弼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岁的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个月为代理掌管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正确地判断是非，解决了不少冤案。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太监到保定收所谓矿税。熊廷弼对此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万历二十八年( 1600)，保定府大旱，饥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募集数千金，赈济灾民，熊廷弼还亲自到各地督查。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闹水灾，到处一片汪洋，赖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好多灾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虽有政绩，但并没有被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迁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08)改授浙江道御史，刚到任又改为巡按辽东。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它负山阻海，为京师屏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万历年间，明在辽东设有总兵、巡抚、参将、兵备等官率重兵防范土蛮、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的内犯。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给建州女真，强逼生活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劾李成梁，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要求进行勘核，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他的足迹遍及辽东的山山水水，对辽东的地理形势，敌我情况有了实际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卫辽东的方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上。
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是联系在一起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训为主”，即以守为战。
“以夷攻夷”就是动员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其基本点是“亲北关以树其仇，抚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关、灰扒诸部携其腹心，间速儿答鞑断其手足”。北关叶赫部势力较强，和建州有世仇，努尔哈赤又要吞并它，支持和扶植北关是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重要手段；保持与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关系，不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哈达部(南关)和辉发(灰扒)部的民众，有来投奔的，授以官职，安置在近边，用来号召其部众，瓦解努尔哈赤的势力；挑拨努尔哈赤同其弟速儿哈齐的关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样，就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
“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保卫辽东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
熊廷弼任巡按期间，努力实现这一方略。他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七百余里的边墙；增修了清河、叆阳、宽奠、大奠、长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并修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间，三年之内积谷三十万石。整顿了军队，革去贪污、隐占等弊端，改变了风气，充实了营伍。他与北关叶赫部、蒙族各部搞好关系，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还故地，革车价，以求和好。
熊廷弼在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时候，指出了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制定了扼制其发展的战略，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战略如能实现，将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努尔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对抗朝廷的行为，不过是某些武臣的诬陷罢了；有的主张采取“疏北关，亲奴酋”的方针。因此，随著熊廷弼的离任，这一卫辽方略也无人实行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劾听勘，回归故里。
熊廷弼在家一呆就是七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三路丧师。这时朝廷又任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熊廷弼兼程来京，但朝廷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直到六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才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七月，熊廷弼离京赴辽东，行至十三站(今辽宁锦县西北)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军队虽有几万，但“辽之军器一空如洗”，辽之“兵又皆无人统领”，战马瘦损不足，军心民心不稳，而哨探报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后要乘胜攻占辽阳。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一次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斩贪将陈伦，没收其赃银；撤换纨绔子弟无能总兵李如桢，而以李怀信代之。他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并大飨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后金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著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以鞭指点地形，“宣言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故意让后金哨探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又赢得了时间，大修辽阳城，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并在城西、北、东壕外再筑大堤，潴水。二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壮固的辽阳城屹然雄峙在辽东大地上，防卫空前加强。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他分析了辽东地形，认为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沈阳、奉集距抚顺各六七十里，互为犄角，完全可以控扼抚顺。于是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然后部署了兵力，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刚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著，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发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著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著，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著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
篇5：完颜宗弼简介
仙人关之战
南宋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在川陕之战中，宋军与金军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进行的一次要隘攻防战，是南宋十三处战功之一。
绍兴三年(1133年)十二月，金元帅左都监完颜宗弼率军攻克和尚原，宋吴玠军退守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南)，金军乘势由宝鸡直趋仙人关。吴玠料金军必将深入，遂在关右侧筑垒，称“杀金坪”，并在地势险要处筑隘，设置第二道防线，严兵以待。四年二月，完颜宗弼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骑兵10万，大举攻仙人关。吴玠率万余人与金军激战数日，终因力不及彼，退守第二道防线。金军人披重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玠与其弟吴璘督军死战，以劲弓强弩大量杀伤金军，金军攻势不减，吴玠派部将杨政率精兵锐卒，持长刀，大斧攻金军左右翼。三月初一夜，宋军燃火四山，战鼓动地，出兵反击，并派王喜、王武诸将攻入金营，金军惊溃，金将韩常被射伤，遂引兵逃遁。吴玠乘势扩大战果，派张彦等将劫横山寨，杀敌千余人，又命王俊于河池(今甘肃徽县)设伏兵，再攻金军。金军被迫退回凤翔府。
篇6：完颜宗弼简介
完颜宗弼
完颜宗弼(?—1148)，金朝名将，开国功臣。本名斡啜，又作兀术、斡出、晃斡出。女真族。姓完颜。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大金国志》作第六子)。
有胆略，善射。早年从都统完颜杲追袭辽天祚帝于鸳鸯泺。天会三年(1125)，从南京路都统完颜宗望伐宋，取汤阴县，逼汴京(今开封)，迫宋帝出奔，率百骑追击，获马三千匹而还。宗望死后，于六年(1128)率军败宋郑宗盂数万兵，克青州、临朐，败宋兵三万于河上。继取濮州、开德府。大名府，平定河北。宋帝弃扬州奔江南，宗弼等分道进攻，先后取归德、卢州、江宁等，追宋帝於越州，取湖、杭二州，坐镇杭州，遣阿里等率兵四千追击宋帝至明州，宋帝被迫逃入海。八年(1130)，取秀州。与宋将韩世忠战于长江，互有胜负，后于江宁败韩世忠。渡江北还，从完颜宗辅平陕西。与宋将张浚战于富平，陷重围，获援军救得脱。旋败张浚于富平，招降熙河、泾原两路。九年，在和尚原为宋军所败，将士多战殁。十五年(1137)，授右副元帅，封沈王。天眷二年(1139)，进拜都元帅、太保，领行台尚书省。以谋反罪在祁州杀完颜昌。奉命总管诸州军旅与民讼钱谷之事。三年，派兵攻取汴、郑、陈、毫等州及洛阳，定河南。继攻淮南，克卢州。不久，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帅、领行台如故。皇统元年(1141)，进兵河南，宋帝被迫乞和，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以淮水为界。二年，回京，兼监修国史。以功进拜太傅，赐人口、牛、马各千，驼百，羊万，每岁宋进贡内给银；绢各二干两、匹。七年(1147)，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大定十五年(1175)，谥忠烈。累封沈王、梁王、越国王。
篇7：李光弼简介
常山之战
天宝十五载(756年)二月，在唐平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唐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在常山(今河北正定)大败叛军史思明部的作战。
李光弼以左兵马使随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朔方军东出，击败安禄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后，由郭子仪推荐，升任河东节度使。十五载二月初二，李光弼奉命率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3000人，东出井陉(今河北获鹿西南)，直指常山。当时，史思明率数万大军围攻饶阳(今河北深县西南)二十余日不下，常山兵力空虚。二月初五，李光弼率军进至常山郡。常山城内3000团练兵倒戈，抓住守将安思义出降，李光弼随即移军入城。史思明听到常山失守，立即放弃围困饶阳，亲率2万余骑直奔常山。第二天天未明，其前锋部队即抵达常山城下，史思明率大军相继而至，立即指挥攻城。李光弼遣步卒5000自东门出战，叛军堵门不退。李光弼令500弩手在城上万箭齐发，叛军死伤颇多，被迫稍退。李光弼再派弓箭手1000人，分为四队，轮流不断放箭，给叛军以很大杀伤，叛军抵挡不住，只得收军北退。李光弼派兵5000人出城，每人持一长枪，夹滹沱水相迎，叛军中箭者大半，只好后退。这时，李光弼闻报有叛军5000步兵自饶阳来，一昼夜行170里，正在常山东南九门县南面的逢壁休息。李光弼当即派步骑各人，偃旗息鼓，沿河潜行。至逢壁，叛军士兵正在吃饭，唐军乘机掩杀过去，斩杀殆尽。史思明闻讯失色，只好撤军退入九门(今河北藁城西北)。李光弼初战告捷，常山9县，有7县归附唐军，只有九门、藁城(今属河北)尚在叛军手中。
点评:李光弼据城固守，坚壁挫锐，又抓住战机，进行突然袭击，因而初战告捷。
篇8：贺若弼简介
贺若弼
贺若弼(544—607.8.27)，字辅伯，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隋朝著名将领。
隋代名将。字辅伯。河南洛阳人。祖先出自漠北部落，内迁代京，北魏孝文帝时再迁洛阳。父敦，北周时名将。贺若弼少时骁勇，善骑射；能文，博涉书记，仕周，为小内史。大象元年（579）他协助韦孝宽攻取陈淮南之地，以功封襄邑县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杨坚辅政时，他被免官。隋朝建立，隋文帝杨坚有并江南之志，因高荐举，乃委任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作平陈准备。他献取陈十策，获得文帝赞赏。开皇八年（588）冬十一月，隋军大举伐陈，他为行军总管，主攻建康。先前他在广陵时，每年兵士番代，都大张声势，又常在江边打猎，兵马喧闹，陈人习以为常。此次他率军自瓜洲（今江苏扬州西南瓜洲镇）偷渡，陈人毫无防备。九年春正月攻拔京口。接着进军直抵钟山，带领甲士八千，拼死苦战，击溃陈军主力，活捉陈大将萧摩诃，随后进入建康。若弼以平陈功，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为右领军大将军。但他自以功高，因未能进位宰相而大为不满。十二年，被免官为民，虽即复官，却不再受重用。大业三年（607），他从隋炀帝杨广至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因与高等议论炀帝宴享太侈，为人告发，遂以诽谤朝政罪与高等同时被处死。
贺若弼出生在将门之家，其父贺若敦为北周将领，以武猛而闻名，任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刺史。北周保定五年(565年)十月，贺若敦因口出怨言，为北周晋王宇文护所不容，逼令自杀。临死前，曾嘱咐贺若弼说：“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隋书·贺若弼列传》)。并用锥子把贺若弼的舌头刺出血，告诫他慎言。
贺若弼少“慷慨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博涉书记，有重名于当世”(《隋书·贺若弼列传》)。北周齐王宇文宪闻后，对他十分器重，用为记室。不久，封当亭县公，升小内史。
当时周武帝宇文邕当政，周武帝对太子要求又十分严格，太子由于太子德行不端，害怕父皇知情，于是矫情掩饰，所以，太子的过失周武帝一点也不知道。上柱国乌丸轨曾对贺若弼说：“太子必不克负荷”(《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二》)。贺若弼深以为然，劝乌丸轨告之武帝。乌丸轨便借机对武帝说：“太子非帝王器 ，臣亦尝与贺若弼论之 。”武帝忙召问贺若弼，贺若弼知道太子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且牢记父亲临终遗言，恐祸及其身，于是回答说：“皇太子德业日新，未睹其阙”(《隋书·贺若弼列传》)。武帝听后默然不语。事后，乌丸轨指责贺若弼出卖了自己。贺若弼却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所以不敢轻议也”(《隋书·贺若弼列传》)。果然，后来太子继位，乌丸轨被诛杀，贺若弼却免受其祸。
北周大象元年(579年)，贺若弼随上柱国、行军元帅韦孝宽攻陈淮南(泛指今淮河以南地区)，克寿阳(今安徽寿县)等数十城，使长江以北土地皆入于北周。其中贺若弼的计谋居多，于是拜为寿州(今安徽省寿县)刺史，改封襄邑县公。
次年，杨坚为北周大丞相，总揽朝政，众心不服。相州总管尉迟迥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起兵造反。杨坚怕贺若弼随之生变，急派亲信长孙平取而代之。
隋开皇元年(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称帝，国号隋，是为隋文帝。杨坚称帝后，就有吞并江南、统一中国之志。杨坚查访可胜任者戍镇江淮。尚书左仆射高颎推荐说：“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 。”杨坚说：“公得之矣”(《隋书·贺若弼列传》)。于是杨坚拜贺若弼为吴州(今扬州一带)总管，镇江北要地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委以平陈之事，经略一方，作灭陈准备。贺若弼欣然从命，并给寿州总管源雄赋诗一首，云：“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隋书·贺若弼列传》)。然后赴广陵(今江苏省扬州)任所，整军经武。
隋开皇七年(587年)，杨坚多次谋议灭陈之策，高颎、杨素、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争献平江南之策。贺若弼也献取陈十策，获文帝称赞，赠赐宝刀，以示殊荣。
攻陈前，贺若弼卖掉老马，大量购买陈船，藏匿起来，又买破旧船只五六十艘，泊于小河，使陈军以为隋军没有战船。多次将换防士兵集于广陵，大张旗帜，营幕遍野，还使士卒沿江射猎，人马喧噪，以迷惑陈军，使之不加戒备。
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杨坚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淮南行台省，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主管灭陈之事。命杨广、秦王杨俊、杨素并为行军元帅，高颎为晋王元帅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集中水陆军51.8万，统由杨广节度，东至大海，西到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隋军自长江上游至下游分为8路攻陈，贺若弼为行军总管，率军出广陵，云集在长江北岸。陈军因被迷惑，所以毫无察觉。
隋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长江下游隋军乘陈欢度元会之际，分路渡江。贺若弼军提前发起进攻，出广陵南渡。将要渡江时，贺若弼酹酒而咒曰 ：“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翦暴，上天长江，鉴其若此。如便福善祸淫，大军利涉；如事有乖违，得葬江鱼腹中，死且不恨”(《隋书·贺若弼列传》)。遂挥军渡过长江，陈军猝不及防，慌溃而逃。初六，贺若弼军乘势攻占重镇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擒其刺史黄恪，俘获敌众6000余人，均优待释放。贺若弼军军令严明，秋毫无犯，有军士拿民间一物者，立斩不赦。对俘众却给予优待，发给资粮，尽皆释放。所以所向披靡，降者甚众。随后贺若弼以一部进屯曲阿(今江苏丹阳)，以防三吴(今江苏太湖以东、以南和浙江绍兴等)陈军增援，自率主力西进，从左翼攻陈都建康(今南京)；隋军另一路韩擒虎军也于初七攻占姑熟，沿江东进，皋文奏军败退建康。贺若弼、韩擒虎两军自北、南两道并进，钳击建康，沿江诸戍，望风尽走。
至十七日，隋军已对建康形成包围态势。贺若弼军进据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屯于山南白土冈(今南京城东)东。陈在建康附近尚有甲士10余万。陈后主(叔宝)既不懂军事，又不纳部将建议，面对隋军压境，长期作不出应战决策。并拒绝了骠骑将军萧摩诃、镇东大将军任忠的建议。二十日，后主突然命陈军出战。于是中领军鲁广达列阵白土冈，冈北由任忠、将军田瑞、护军将军樊毅、忠武将军孔范及萧摩诃等部依次列阵，南北亘20里，首尾进退互不相知。贺若弼率轻骑登山侦察敌阵，遂与所部7总管杨牙、员明等集中甲士8000，列阵以待。陈将田瑞首先率部进击，被贺若弼军击退。陈将鲁广达等军继进力战，贺若弼军曾被迫4次后退，死273人。贺若弼下令施放烟幕，并在其掩蔽下稍事整顿，贺若弼观其情，然后乘敌胜而骄惰，猛攻陈军薄弱部分孔范军。贺若弼督厉将士，殊死决战，孔范部一触即溃。陈其他各部受其影响，亦发生混乱，导致全线溃退，互相践踏，死5000人。部将员明俘陈军大将萧摩诃，贺若弼令左右推出斩首，萧摩诃神色自若，于是贺若弼下令免其罪，并以礼相待。此战，贺若弼在交战不利时，迅速摆脱被动，乘敌骄惰懈怠之机，猛攻敌之薄弱部，大败敌军主力，对攻占建康具有重要意义。
贺若弼军乘胜推进至乐游苑(建康城东，今玄武湖南侧)。但鲁广达还督余兵苦战不息，杀获数百人。直到日薄西山，才面对宫阙恸哭再拜，解甲就擒，贺若弼遂从北掖门入城。但此时西路军总管韩擒虎已率五百骑兵于朱雀门先期入城，并俘获陈后主，占据了府库。贺若弼令将陈后主带来一视，陈后主惶恐流汗，股栗再拜。贺若弼对陈后主说：“小国之君，当大国卿，拜，礼也。入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隋书·贺若弼列传》)。既而贺若弼愤恨没有先抓获陈叔宝，其功在韩擒虎之后，就与韩擒虎争功相骂，甚至挺剑而出。
隋文帝闻二人有功，便下诏说：“此二公者，深谋大略，东南逋寇，朕本委之，静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数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天下盛事，何用过此！闻以欣然，实深庆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隋书·韩擒虎列传》)。又下优诏于二人说：“申国威于万里，宣朝化于一隅，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寇旬日廓清，专是公之功也。高名塞于宇宙，盛业光于天壤，逖听前古，罕闻其匹。班师凯入，诚知非远，相思之甚，寸阴若岁”(《隋书· 韩擒虎列传》)。
四月，二人在回京后，又在隋文帝面前争功，贺若弼说：“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略不交阵，岂臣之比 ！”韩擒虎也说：“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致令将士伤死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相比 ！”隋文帝无耐，只好说：“二将俱合上勋”(《隋书· 韩擒虎列传》)。于是将贺若弼进位上柱国，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真食襄邑三千户，加以宝剑、宝带、金瓮、金盘各一，并雉尾扇、曲盖，杂彩二千段，女乐二部，又赐陈叔宝妹为妾。拜右领军大将军 ，寻转右武候大将军 。韩擒虎也受到同样待遇。
灭陈以后，贺若弼更加贵盛，位望隆重，其兄贺若隆为武都郡公，弟贺若东为万荣郡公，并为刺史、列将。贺若弼家有珍玩不可胜数，婢妾曳绮罗者数百，生活奢侈。
贺若弼还骄傲自满，自以为功名在群臣之上，常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右仆射，贺若弼仍为将军，心甚不平，形于言色，因而于开皇十二年(592年)遭致罢官。而贺若弼怨气愈甚，遂下狱。隋文帝责问他说：“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啖饭耳，是何意也 ？”贺若弼回答说：“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隋书· 韩擒虎列传》)。公卿认为贺若弼怨愤过重，奏请处以死刑。隋文帝犹豫数日，惜其功劳，于是免他一死，除名为民。年余，复爵位，但隋文帝忌其为人，所以不再被任用。然每宴赐，遇之甚厚。
开皇十九年(599年)，隋文帝于仁寿宫赐宴王公，席间诏贺若弼为五言诗，诗中词意愤怨，隋文帝看后宽容了他，并没对他治罪。这时正好有突厥使者来朝拜，隋文帝让他射箭，使者一发即中，隋文帝说：“非贺若弼无能当此”(《隋书· 韩擒虎列传》)。于是命贺若弼引弓射箭，果然也是一发即中，隋文帝见了非常高兴，对突厥使者说：“此人天赐我也”(《隋书· 韩擒虎列传》)！
杨广为太子时，曾经问贺若弼：“杨素、韩擒、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贺若弼说：“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 。”杨广又说：“然则大将谁也？”贺若弼回答说：“唯殿下所择”(《隋书· 韩擒虎列传》)。言下之意，只有他贺若弼一人。
仁寿四年(604年)，杨广即位为，是为隋炀帝，贺若弼更加被疏远了。大业三年(607年)七月，贺若弼随炀帝北巡至榆林。杨广命人制一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帐蓬，以招待突厥启民可汗及其部众。贺若弼以为太奢侈，与高颎、宇文弼等人私下议论，被人所奏。杨广认为是诽谤朝政，于二十九日(公元607年8月27日)将贺若弼与高颎、宇文弼等人一起诛杀，时年六十四岁。其妻子为官奴婢，群从徙边。
点评：韩擒虎与贺若弼并为灭陈名将，却先后两次争功，有失大将风度。这与元朝的伯颜、阿术二人相比，实在是差之千里。“陈氏凭长江之地险，恃金陵之余气，以为天限南北，人莫能窥。高祖爰应千龄，将一函夏。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擒奋发，贾余勇以争先，势甚疾雷，锋逾骇电。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废兴，考之人谋，实二臣之力。其俶傥英略，贺若居多，武毅威雄，韩擒称重。方于晋之王、杜，勋庸绰有余地。然贺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颠殒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临终之言，必不及于斯祸矣”(《隋书· 贺若弼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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