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思想变化及诗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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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长恨歌思想变化
长恨歌思想变化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篇2：长恨歌诗歌
长恨歌，长恨相思，相思苦，相思长恨。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篇3：长恨歌诗歌
暴躁的脾气，在夜色的
突变下沉静了许多;四十载的
孀居生活，心如止水的她
突然落下不宜觉察的泪痕。
逝去的年华不论怎样转述，
不论如何地一厢情愿都紧锁
在眉头。一场大火的'余烬，
一块没有烧尽的碳。燃烧在指引，
我迈开脚步试图有所作为，
试图有所交代。而她却
突然，现出印在钞票上的
米开朗基罗的脸;在风沙的
侵蚀下，试图给我留下
足够的空间，试图让时间的
流逝转换成一次久违的
论争。可口可乐的论争，
持续在季节交换的风口。回忆
戏谑而愤懑，却适时地犹如
秋风缓缓吹过脸颊。停顿，
怅怅地呼出悠长的气流，解放报
清新的油墨流星般划过六月
到八月沉闷疲软的夜空。
怯怯的笑容映衬着气候的变迁，
缓缓渗出颗粒细小的汗珠。
篇4：风格诗歌
风格诗歌
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事业规模
不同的生活领域
不同的经营规则
不同的思想观念
不同的境界修为
不同的`吸收能力
产生的核心动力
不断更新的价值观
不通过学习反思理论
很难
转动生活的陀螺
一个人的感官力量
来源于心
灌输于肢体
突破自我超越自我
不畏惧莫懦弱
不脱离自然法责
怀揣着谦卑的心
尊重的心自信心
吸取教训吸取精华吸
取各家所长
凝练成锁链一般的鞭儿
勇敢的挥动手臂
抽动生活的陀螺
让它白天撒欢的灵动
自己的风格
让它晚间寂静的发光
自己的风格
原创：倚窗望雪
随笔：1月4日。
篇5：长恨歌作品思想评价
长恨歌作品思想评价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 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诗歌风格
这篇诗是白居易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祖国古典诗歌中抒情诗与叙事诗密切结合的典范之一。诗篇一开头，对男女主人公是有所谴责的，但发展下去，诗人却用自己的感情、想象丰富了这个故事，赋予了这个爱情悲剧以更普遍的意义，使得作者自己和广大读者都对之产生了高度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原貌，成为一篇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了。玄宗早年励精图治，因此有开元治世;晚年荒淫无道，因此有天宝乱世。诗人面对这种具体现实，对这位天然尊长形成了矛盾而复杂的感情，有时颂美怀念，有时批评斥责，《长恨歌》则兼而有之。这是由诗人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认识所决定的。在创作中，作者打破了他写讽喻诗所坚持的“其事核而实”、“不为文而作”的规则，在叙事过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情、景、理的完美结合结构，浓烈的抒情贯穿于叙事的全过程，语言方面，音节和谐，句式骈散结合，并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及其作用，使得全诗风情摇曳，生动流转，极富艺术感染力。人的悲剧性命运及以庄禅思想为依托对这种命运的超越，对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愉悦的追求 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乳交融，也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篇6：艾青诗歌风格
艾青诗歌风格
艾青是我国的爱国诗人，那么他的诗歌具有怎样的风格呢?
艾青诗歌的艺术特色和历史地位
一、生平及创作
艾青艾青(1910-)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艾青是他1933年发表《大堰河――我的保姆》时开始使用的笔名。艾青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因为刚出生就有术士说他命克父母，以致引起了父母的厌烦，将其送到一个贫苦农妇家里寄养，这位农妇即“大叶荷”。这使他从小就同情农民，并感染了农民的淳朴和忧郁，和父母的感情非常淡漠。5岁时艾青回到家中。
艾青是从画家成为诗人的，在精神历程上，则是从时代的“叛逆者”逐渐变成了时代的“吹号者”。
艾青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192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专攻绘画，同时也广泛接触了哲学、文学、特别是诗歌，过了三年“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生活。置身在淫荡、疯狂、怪异、陌生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中，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咀嚼着异国游子的内心孤寂，使艾青和西方现代象征派、印象派诗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由此形成了艾青早期作品中“流浪汉的漂泊的情愫”。
1932年，艾青回国，参加了“中国左翼艺术家联盟”，从事进步爱国活动，并于同年7月，以“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捕入狱，饱受三年铁窗之苦。1933年，在狱中，艾青第一次以此为笔名创作了著名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表达了对中国广大农民遭际的同情和关切，从而一举成名，誉满诗坛，引起了社会和文学界的普遍重视。1935年艾青出狱，1936年，汇集他早期创作的诗集《大堰河》出版，并产生了巨大反响。
抗战爆发后，艾青辗转在武汉、山西、湖南、广西等地，1941年从重庆转赴延安。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优秀诗作，著名的有诗集《北方》、《旷野》、《他死在第二次》，和长诗《向太阳》《火把》等，抗日战争时期，可称为“向太阳”时期，也是艾青创作生活的高潮阶段。诗集《北方》和长诗《向太阳》，堪称是用现代技巧表现时代生活主题的典范性艺术试验。
艾青不仅长期从事文学实践，还根据自己的丰富创作经验，写了《诗论》及其他论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诗的见解，作为现代的杰出诗人，艾青以自己的创作和理论对同时代和后起的诗人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艾青的历史地位
艾青在30年代初走上诗坛，他作品深沉而忧郁的抒情风格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注意。抗战爆发后，艾青事实上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可以称之为“艾青的时代”，他的创作不仅开了一代诗风，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乃至40年代后期的诗界。
艾青的诗在起点上是与我们民族多灾多难的土地与人民有着深刻的联系的，并且明显地受到西方近代诗人凡尔哈仑、波特莱尔的影响，被称为“吹芦笛的诗人”，他的诗一开始就汇入了世界近现代诗歌的潮流之中。1939年，第二本诗集《北方》和长诗《向太阳》出版之后，其历史地位被大家一致确认，成为新诗第三个十年最有影响的代表诗人，世界最早走向世界的新诗人之一。抗战时期国统区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的青年诗人们一再申明：“他们大多数人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自觉地以艾青作为他们的旗帜。而中国新诗派的代表诗人穆旦在写作起点上也明显受到艾青的影响。艾青的《大堰河-我的母亲》发表后不及即被译为日文，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至今已传遍英、法、德等十多个国家。
艾青的诗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所完成的是历史的“综合”的任务，同时也典型地表现了中国新诗是20世纪世界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历史特点。
三、艾青的诗歌创作
(一)早期自述性抒情诗：《大堰河-我的保姆》(1933年)
1933年问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一首自述性的抒情诗。这首诗是艾青把思想感情和艺术个性真正融入民族生活大地的重要转折点，表现了他对旧世界的叛逆和诅咒。这首长诗也是艾青早期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
艾青自己回忆道：他从小在一位叫做“大叶荷”的乳母怀里长大，这位贫苦的农妇把自己的女孩溺死，专来哺育我。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从另外一个孩子那里抢夺来的，一直总是十分愧疚和痛苦。这也是我很早就感染了农民的忧郁，成了个人道主义者。这首诗就是一个地主阶级叛逆的儿子献给他的真正母亲--中国大地善良而不幸的普通农民的颂歌。
“大堰河”，作者说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而她又是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我”的，这样就赋予了“大堰河”以某种象征的意义：即中国农民的化身。这是一个“沉默”的大地母亲，生命养育者的形象：沉默中蕴含着宽厚，仁爱、纯朴与坚忍。
表面上看，这首诗的写作来自艾青童年生活和身陷牢狱的双重激发，而实际上，是作者深切同情中国农民命运，并以民族的忧患为己任的思想的必然趋归。
大堰河是中国乡村农妇历史命运的一座雕像，她生来没有名字，出嫁后被套上夫权的枷锁，然后又把博大的母爱无私地给予地主家的乳儿。艾青从她愚昧与善良、勤劳与卑微相交织的历史性格中，深刻洞见了中国农民的宿命，并且由此激发出了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巨大怜悯。
(二)第一首长诗《向太阳》(1938年)
《向太阳》是艾青写的第一首长诗，最初发表在1938年《七月》第3集第2期，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杰作。这首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高度热情和对光明、未来的追求和信心。全诗贯穿着一个总体的象征形象，那就是太阳--以太阳来象征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希望;从“我”--一个饱经忧患的知识分子的角度，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抒发抗战高潮到来之时的激奋之情。
全诗九节，共分四个段落：
1-3节，是对旧中国命运的高度概括，“我”从昨天来，昨天，我生活在精神的牢房里，“被不停的风雨所追踪，为无止的噩梦所纠缠” ;4-5节，正面唱出了太阳之歌，人们从中受到的启示是创造性的劳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革命;6-7节，歌颂祖国山河的苏醒和人的新生;8-9节，转向写自己内心的感受，在新时代里灵魂的改造，和孤寂、彷徨和哀愁告别，走向新生活。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歌颂了抗日解放战争给民族带来的新生。
(三)长篇叙事诗《火把》(1940年)
长篇叙事诗《火把》是《向太阳》的姊妹篇，创作于1940年5月，最初发表在《中苏文化》1940年第6卷第5期。写一对女青年在某城市参加一次火炬游行的故事，浩浩荡荡的火把洪流，使她们对人生的认识不断走向崇高的境界，冲破了个人主义和多愁善感的精神藩篱，举起火把投身到集体的怀抱之中，跟着光明的队伍前进。诗中写火把游行的场面，用光、声、色构成了一个个跃动着的美的意象，把艾青抗战以来创作礼赞光明的主题，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篇7：黄庭坚诗歌风格
黄庭坚诗歌风格
黄庭坚诗歌的艺术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密的谋篇结构的法度。宋人范温《潜溪诗眼》引黄庭坚的话：“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宋诗本有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也把写文章的法度用了诗歌创作中，要求一篇上下，都有线索可寻，每句每段，也应安排得法。但这“布置”并不是要试贴那样僵化的格式，村学究的“起、承、转、合”，而是要曲折变化。“奇正相生”，富有法于无法之中，最后达到“无意于文”的浑成之境。我们读黄诗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作者的思路好象突然断了，上下两句，前后两段接不上榫，这正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镜头一下子转换，场面突然改变，但其中还是有人内在联系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想象补足它。这样，文学就更简炼，诗意也更会蓄。
(二)讲究修辞造句。黄诗有其特殊的句法，那是从杜甫一脉传下来的。喜欢造拗句。在句子结构上，不按正常的语法规律，把主语、谓语、宾语的次序颠倒，或删去一些句子成份，或把两个意思紧缩在一句中，以使句意曲折，文气跌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其名句“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再次韵寄子由》)、“黄流不解ネ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汴岸置酒赠黄十七》)等，都是佳例。黄诗很重视炼字，“置一字如关门之键”，五言诗句的第三字，七言诗句的第五字，更要求工稳新警。置字有力，句中有“眼”，句子便显得骨格峻峭，全诗为之而生色。还要炼虚字，尤重连接虚字的运用，以使行文跌宕有致。
(三)重视律诗中对偶句的锤炼。对偶，唐人已下过很多功夫，唐诗中有不少工整精美、脍炙人口的对句，宋人想突过它，只得另立新法，别出新意。黄诗的对句，自然生动，有些乍看起来像是散文的句子，毫不似对偶，但认真体味之，则觉字字工切，别有韵味。如“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分公俱少年”(《次韵裴仲谋同年》)、“清坐一番春雨歌，相思千里夕阳残”(《和答王晦之登楼见寄》)等。就是所谓的“以歌行之气，运于偶句”了。
(四)具有一种特殊的音乐美。诗的音律与感情是一致的，特殊的风格需要用特殊的音律来表现。黄庭坚的律诗，有许多不合“正格”的句子，不按照诗律规定的平仄来组句，“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这种拗句，用得好的，声情并茂，在“不和谐”中更觉其美，如“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题落星岚漪轩》、“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过方城寻七叔祖旧题》)等，我们在吟诵时自会感到其音律的特殊美。就这样，黄庭坚苦心孤诣，刻意出奇，用他那“奇正相生”的谋篇法度，用他那“以故为新”的句法字法，用他那险拗的音律，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把这种“峭刻生新”、“深折透辟”、“老辣硬涩”的诗风称为“黄庭坚体”。在扫除五代、宋初柔弱华靡的诗风上，黄庭坚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黄庭坚论诗，提倡“无一字无出处”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在宋代以至后来的诗坛上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江西诗派崇尚瘦硬风格，要求字字有来历，往往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以为工巧，就是继承了黄庭坚的衣钵而变本加厉的。黄庭坚过于重视诗歌的技巧工形式，而忽视了文艺最本质的东西——作品的思想内容，所以无论怎样力图推陈出新、练字锻句，把别人惯用的词语、陈腐的调子引剥落干净，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新瓶子装了前人的旧酒。他在文字技巧上越陷越深，有些诗作生硬怪僻，或过于曲折隐晦，以致成为只供少数人欣赏的古董了。
黄庭坚的诗歌创作理论以及最能代表宋诗特点的特征是什么：
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要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黄庭坚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然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只是黄庭坚诗歌理论的一面,它对江西诗派中比较杰出的诗人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黄庭坚的诗歌理论还有另外一面,即要求诗人以“自成一家”为努力目标,在下苦功掌握艺术技巧的基础上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无斧凿痕”的最高艺术境界.江西诗派中的几位重要诗人受此影响很大,陈师道论诗以“学仙”为喻,韩驹论诗以“参禅”为喻,吕本中论诗重“活法”,其中都包含着“学然后悟”和“求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江西诗派的成员之间虽然师友传授,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畅,曾□的诗趋向活泼,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即使才力较薄的徐俯、韩驹等人也颇有自立的气概.所以,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品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风格是构成宋诗独特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诗歌理论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北宋后期逐渐形成了所谓“江西诗派”.两宋之际的吕本中,在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中,首先提出了“江西诗社宗派”的名称,指出了江西诗派存在的事实.他把黄庭坚尊为诗的创始人,又列举陈师道等二十五名诗人作为其中成员.宋末元初的方回又进一步提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一祖”指杜甫,“三宗”指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与黄庭坚并称“黄、陈”.除陈师道外只有韩驹、饶节、洪刍、洪朋、洪炎、晁冲之、李彭、谢逸、谢薖等人有较多作品流传;其馀的只有零星作品留存,甚至湮没无闻.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地受到黄诗的影响,所以在题材取向和风格倾向上都比较相近,确实是一个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
篇8：陶渊明诗歌风格
陶渊明诗歌风格
(一) 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
陶渊明诗歌的题材丰富多样。有咏怀咏史诗，或以组诗的形式写成，或偏重吟咏古代人物，如《饮酒》、《杂诗》、《拟古》、《咏贫士》、《读山海经》等。有行役诗，多作于其宦游期间，诗作除了悲叹仕途的艰辛和对为官的厌倦外，还表达一种思念田园和渴望归隐的情感。有赠答诗，平凡的场景寄寓着真挚的友人之情。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最多的还得数他的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笔者仅就他的田园诗谈谈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
陶渊明自幼热爱田园，仕途心系田园，弃官回归田园，晚年终死田园，田园情结伴随他的一生。他的田园诗写田园景致和田园生活。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近景、远景、静态、动态、状物、抒怀，一派自由恬静的景象，在现在看来，算得上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了。田园诗有的写农村的自然美景，“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巅列”(《和郭主簿》其二);有的写农村生活的清贫简朴，“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还有的写农村生活的悠然自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闻君何能而，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
陶渊明所描写的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要么是远远近近的村落、高高低低的房舍、大大小小的庭院、纵横交错的田垄;要么是山巅的青松、篱下的秋菊、杂乱的艾草、丰收的早稻;要么是清清溪流、袅袅炊烟、片片浮云、阵阵南风……这些人人可见的事物在陶诗中不再平淡无奇，陶诗中的山水田园都注入着诗人的主观情感，人境之间的物与人融为一片，诗人的性格和情感也借助平淡的外物衬映出来，构成特有的田园情趣。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恬静悠然。
陶渊明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归隐后，他尤为珍视亲情，以及和家人共享田园生活的时光。陶渊明的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养育子女，陶渊明出仕期间就时常怀念母亲，恨不得“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尽快回家孝敬母亲。后因妹程氏丧故辞官回家，六年后从弟敬远病卒，陶渊明皆悲恸不已，并为弟弟妹妹作祭文以表哀思。两篇祭文，陶渊明皆述其平生，赞其德行，怀念往昔手足之殷殷情谊，虽非同母所生，但亲情实为心手相连。文末“死如有知，相见蒿里”(《祭程氏妹文》)和“神其有知，昭余中诚”(《祭从弟敬远文》)两句，陶渊明对弟妹的魂灵哭诉哀痛，足见情感极其深挚。对儿子们，陶渊明以自己平生经历做教训疏导，教儿子们为人处世、勤于力行、修心养性、安贫乐道、笃念亲情。虽时常训导，却没有严厉训诫之声，言语间渗透着父亲的慈祥、怜爱与关怀。这一点于《与子俨等疏》集中体现。
陶渊明还与当地的百姓相交甚欢。他喜欢村民们纯朴的个性，朴实的为人，与他们相交，自己便也率直淳朴。“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陶渊明有这样的邻里，时常相邀来高谈阔论，有时候拿出自己的或是他人的或是前人的文章来品评一番，有疑义的不妨共同商讨切磋，只有心灵相通、志趣相投的人才能有此和谐的境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人生苦短，应该好好享受美好的时光。陶渊明趁佳日邀上朋友一同去登高赋诗，不必可以知会，只需到了门前呼唤一生就好。陶渊明爱酒，酒中自由它的真意。农忙过后倘若又起相思，那边披上衣裳在聚到一块，尽情谈笑风生，一切自自然然，随性而为。“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饮酒》十四)，饮酒饮得酣畅淋漓，言行杂乱无章那又算得了什么，要紧的是豪爽和欢快。这里没有礼俗的约束，只有自由和欢愉。
陶渊明的田园诗最大的特点是着重描写躬耕的体验。此前的田园诗写田园之美的不胜枚举，但将躬耕主题写进诗中的并不多见，“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晨出肆微勤，日入复禾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陶渊明一直强调衣食是一切的开端，他尊重农民的劳动，自己也乐于参加农事。清贫的生活固然苦从中来，劳作使得身体上的疲惫不堪，陶渊明通过亲自躬耕自资能亲身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因而也更加珍惜田园生活的本真，正所谓“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真切的写出了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文人的特殊感受。“《朱子语录》云：‘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谈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渊明不耽希企隐逸，而且实际上归田躬耕了，这当然不是一般名士所能做到的。”
陶诗描绘常景、述写凡事、抒发真情，他依照生活本来的面貌、人性自发的情感和宇宙客观的规律来创作诗文——通过一个事物或者场景表露一种可感知的情感，在情感表露下又蕴含着一种可感悟的人生真理!这样，与其说陶渊明在写诗，不如说陶渊明是在写心，且寓“理”与“趣”。
(二) 陶诗“自然”与“真”的审美风格
陶诗的“自然”概念在审美角度上来说是指委任运化的精神自然。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去变化，就可以真正进入自由的境界。陶诗“自然”的审美理想集中体现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
对人生，他感慨时光易逝和生死有命。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杂诗》其五)，时光易逝，陶渊明颇感岁月之可贵，人生需尽欢，要在有限的余年里回归自然的“质性”。陶渊明有着平和的生死观，认识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拟挽歌辞》其一)，人即是万物之一，生由天地生，死亦归天地。“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其三)，他融为了自然的一部分。祭文一般都是为他人而写，然陶渊明却在临终前为自己写下一篇《自祭文》，“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这是一种心性的参透。“他能绝去世人常有的叹老嗟卑，现实地看待生命，堪破生死大关，以欣悦而又安详的心境，回归自然”。
在审美上，陶渊明认为自然的本色是“真”。
“真”属于老庄道家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于俗，故不足。’”陶渊明早期受儒道玄三家共同影响，中期道家“质性自然”和玄学“归隐”的情结越发强烈，后期归隐更是将道玄思想在精神归隐中的地位提到极致。陶渊明崇尚自然，崇尚“养真”“还淳”：
“悠悠上古，厥出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篇9：杜甫诗歌风格
杜甫诗歌风格
【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篇10：曹操诗歌风格探讨
晋人陈寿《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认为曹操是汉末三国时代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个真正英雄。这与后世许多的文人斥之为“奸臣”、“汉贼”有些矛盾，这可归结为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伦理道德取向存在着很大不同，以及不同评价者之间也有差异造成的。尽管这样，但不可否认的是，总结曹操“人生几何”的一生，他的身上始终都蕴育着非常浓烈的英雄情结。这是由于汉魏时期特殊的社会氛围和曹操个人的独特经历，以及他内心世界对生命价值的不断追求所造成，当反映到曹操的诗歌创作上，也就形成了“慷慨悲凉”的总体风格。
何谓“英雄，’?三国时刘邵《人物志·英雄》日：“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换言之，英与雄也就是智与勇，是既有远见卓识又勇武过人的人物。中国古代英雄是指那些在现实社会中不重天命，仅凭个人的高度创造才能与后天奋斗努力而建功立业的杰出人物，并最终成为封建政治体制中杰出的文臣武将与创业帝王。
英雄概念的真正生成，则在汉末三国时代。东汉桓、灵帝两次党锢之禁，加深了皇纲不振、宦官与外戚专权的黑暗政治局面，而代表社会良心与政治监督力量的清流，其以儒林清议方式参政也宣告彻底失败。这些不但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也使西汉以来以儒家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念系统趋于崩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严重衰落。整个社会层面的道德意识空前淡薄，圣贤观念衰微，圣贤不再成为社会崇尚的对象。而被人们寄以厚望能拨乱反正的英雄人物，就成为当时社会上世人普遍崇尚的理想人格形象。
当圣贤所代表的天命、道德不能拨乱救世，强调个人才智至上的曹操等汉末英雄应运崛起，英雄崇拜遂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文化思潮，英雄概念也就取代圣贤而成为时代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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