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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白酒业九大不良现象的反思

2022-09-28 08:39:16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奕晨”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对中国白酒业九大不良现象的反思,下面是小编整理后的对中国白酒业九大不良现象的反思,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对中国白酒业九大不良现象的反思

篇1:对中国白酒业九大不良现象的反思

现 象

之一:品牌投机

品牌是消费者对产品感受的总和,是企业产品质量、技术水平、服务等综合素质的外在体现,是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向外界传达的一种思想,是企业的化身,企业只有不断地苦练内功,给品牌以文化的滋养,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现实则不然。

为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或创建新品牌,众多的白酒企业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广告和促销中,片面夸大了广告对品牌的树造作用,使白酒的广告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远远超过5%至10%的合理范围。客观地说,白酒不同于一般的生产资料,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进入市场经济大潮的一个行业。早期的广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过剩的广告投入和近乎疯狂的广告大战,必然造成投入产出的边际收益降低,影响企业的业绩和赢利水平,使白酒业的综合赢利水平下降,同时也误导了许多企业的营销决策和发展方向。如果说,人工窖泥是白酒行业的一大进步,那么,企图以广告大战而一夜走红的“人工品牌”,只能说是一种投机行为,或许能见到短期效益,但最终只会落得和秦池和孔府宴一样的结局,

记得10月,于偶然机会笔者在四川遇见孔府宴的老总正在为其酒厂的重组劳累奔波,心理确实感慨良多。

之二:诚信危机

佛家弟子受戒有一条戒律是“出家人不打妄语”,所谓出家,姑且理解为进入市场经济之中,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而基础就是诚信。在白酒行业,许多企业虚假的宣传恐怕已到了自以为真的地步,令人大跌眼镜。

明明是联营厂生产的酒,远在千里之外,却打上总厂的地址,违反了食品标签标识标注规定;

明明是新酒,储藏一年半载,偏偏标注50年陈酿、30年陈酿;

明明是普通自来水酿造,偏偏说成是矿泉水加工;

明明是固液结合法生产,偏偏说是传统工艺,纯粮酿造;

明明是人工老窖生产,偏偏说是几百年的窖池酿造……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认为:诚信是一种资本,是除资金、资产的经济资本,人的技能和知识的人力资本以外的第三种资本,即社会资本。诚信是企业立足社会和市场的最重要的资产,是金钱无法买到的东西。一旦失去,方知其代价的惨重。市场不可欺,消费者不可欺。时间将检验一切。

篇2:对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反思

对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反思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in,1984),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阶段,企业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在这种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和韦伯的“科层制”的应用就导致了一系列理性化的科学管理实践,但是,它们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报酬。科学管理理论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当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益的影响,开始关注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人的社会性需要,于是导致了一系列激励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提出用“社会人”概念来代替“经济人”的假设。五六十年代系统论的应用和权变理论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组织管理在七十年代的“战略热”和“系统热”,即重点由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战略管理,强调组织结构和系统的协调与适应能力(徐联仓,1993)。八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用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教育新成员,并在此过程中将全体员工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进行整合成统一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推动企业的长期发展。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文化价值、经营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

早在五十年代,在我国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中,就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经营理念,如鞍钢宪法、大庆铁人精神等,当时虽未冠之以企业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发挥着企业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整合功能。后来,随着人们对精神激励作用的客观认识和对物质激励手段的运用,人们迅速从精神控制的桎锆中觉醒起来,这些“企业文化”也由于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逐渐衰落了。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又被引入我国的企业中。一时间,许多企业都风起云涌地搞起了企业文化,在全国掀起了企业文化的热潮。有些企业模仿外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一些形式,如热中于搞文艺活动、喊口号、统一服装、统一标志,有些企业还直接请广告公司做CI形象设计, 认为这样就是塑造企业文化。固然这些都是塑造企业文化的一般做法,但是,由于多数企业忽略了在这些形式下面的内涵和基础,因此就给人一种误导,似乎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开展的文化活动或企业形象设计。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文化热才逐渐降温,许多在当时企业文化热中涌现出来的明星企业也纷纷星辰坠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在此期间,也曾有学者对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示过担忧,他们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时,就不难看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所走入的几个误区:

1 注重企业文化的形式,忽略企业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盲目追求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忽略了企业文化的内涵。根据企业文化权威爱得加.沙因所划分的层次,位于企业文化最核心的是基本假设,其次是价值层面,再次是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层面,位于最表层的才是企业文化的各种表现方式,包括各种符号、英雄、活动等。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活动和企业CI形象设计都是企业文化表层的表现方式。企业文化是将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价值观灌输给全体员工,通过教育、整合而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影响企业适应市场的策略和处理企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系列准则和行为方式,这其中渗透着创业者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凝结了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集体形成的经营理念。将这些理念和价值观通过各种活动和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比较完整的企业文化,如果只有表层的形式而未表现出内在价值与理念,这样的企业文化是没有意义的,难以持续的,所以不能形成文化推动力,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了深远的影响。

2 将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精神,使企业文化脱离企业管理

有些企业家认为,企业文化就是要塑造企业精神或企业的圣经,而与企业管理没有多大关系。这种理解是很片面的。有学者曾经指出,企业文化就是以文化为手段,以管理为目的,这种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企业组织和事业性组织都属于实体性组织,它们不同于教会的信念共同体,它们是要依据生产经营状况和一定的业绩来进行评价的,精神因素对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企业生产效率及企业发展固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影响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它是渗透于企业管理的体制、激励机制、经营策略之中,并协同起作用的。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的价值观是贯穿在企业经营活动和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中的,并与企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因此不能脱离企业管理。

3 将企业文化视为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直接运用

这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用文化来管理企业,如有些企业家认为应该用儒家学说来管理企业,还有些企业家认为应该用老子学说来管理企业。这些学说作为中国文化的思想代表用于指导企业管理和企业经营理念,应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用传统文化来把握当代人的心理,来把握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来调整对中国员工的工作激励,这需要找到适当的切入点,找准其中许多具体的联系。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对家庭的归属、对权力的依赖,重感情、重面子,突出以人为本、知人善用等,将这些文化因素和传统思想应用于企业管理,营造一个充满情感、和谐共存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实现对人性的超越,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存,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应该说突出了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中充满了哲理与思辩,可谓左右逢源,在用于指导企业管理实践中时,需要将其操作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和经营理念。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不利于企业创新和企业发展的因素,如知足长乐、枪打出头鸟等,这些都是抑制企业创新的.隐型杀手。另外,人情交往是中国人最主要的交往方式,许多企业家长期依赖于由人情交往所编织的社会关系网即社会资本,而不把重点放在企业创新上,认为这样也能赚到钱,这样下去会逐渐形成对关系的依赖,而削弱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这种现象的盛行固然有其社会的原因,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资本伸展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加入世贸后,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越来越规范,那些津津乐道于依赖社会资本的企业被打垮、被击败就在所难免。所以要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不能简单而为之。企业文化不是对社会文化的玩赏,而是用

文化的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

4 忽视了企业文化的创新和个性化

企业文化是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该企业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是企业的个性化表现,不是标准统一的模式,更不是迎合时尚的标语。综观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方方面面都大体相似,但是缺乏鲜明的个性特色和独特的风格。其实,每一个企业的发展历程不同,企业的构成成分不同,面对的竞争压力也不同,所以其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策略和处理内部冲突的的方式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完全雷同。同样属于日本文化,索尼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开拓创新,尼桑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顾客至上;同样属于美国文化,惠普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IBM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尊重人、信任人,善于运用激励手段。这说明,企业文化是在某一文化背景下,将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经营策略、企业内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而确定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因此,企业文化的形式可以是标准化的,但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价值内涵和基本假设各不相同,而且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也都不同,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个性化特色。

中国的企业文化发展之所以走入以上四个误区,其原因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规模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企业文化现象之所以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和日本迅速发展,这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的阶段有关。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较高级的文化管理模式,它需要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一定阶段,才能将原有的价值、理念整合成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很难想象小作坊和路边快餐店能塑造出整合程度高、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许多优秀的企业文化都出现在有一定实力的大集团、大企业中,因为这些企业都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需要用文化价值来进行整合。而且,这些企业有高素质的管理层,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有充裕的资金投入,所以有能力塑造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也才能够对企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发展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企业要明确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而不要盲目追求建设企业文化的形式。

另一方面,也有其社会原因。企业文化、企业创新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自身的问题,然而,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如何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这就涉及到社会引导、社会支持、社会评价和社会激励等许多社会的因素。政府对企业文化的发展现状做何判断,对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做何预期,又如何实施,中国企业文化具体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政府、社会、企业和研究机构分别在企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起何种作用,这几方面又如何协调,共同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简单地舆论引导和喊空口号能够解决的。其中,首先,政府的一方面要加强体制改革,为企业文化的创新提供充分的伸展空间,另一方面,要从政策和舆论导方面引导企业首先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在达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塑造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而不是盲目追求形式、赶时髦。其次,社会应当通过一定的评价机制,对企业文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鼓励企业文化的创新,促进企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再次,研究机构和企业咨询机构应当为企业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使企业文化更能反映企业自身的价值观,在表现形式上更具个性化。

再者,走入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反映出我们对企业文化的实质和企业文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理解得还不够深入,这是由于在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直接引进了企业文化的管理形式,而对企业文化的内涵、实质及适用条件等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致使人们对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企业文化的表层形式与企业文化的实质的关系等问题的基本理解上出现了偏差。与国外八十年代关于企业文化理论研究到九十年代应用研究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显得十分 薄弱,这表现在:首先,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还停留在粗浅的阶段,虽然也有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但是大多数是以介绍和探讨企业文化的意义及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企业创新等的辨证关系为主,真正有理论根据的定性研究和规范的实证研究为数甚少;其次,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文化发展实践,许多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时主要是企业内部自己探讨,有些有专家学者的介入和参与研讨的企业文化,就明显地好于没有专家指导者。但是由于许多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对该企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该企业文化的定位、企业文化的变革等问题缺少长期深入系统的研究,许多企业文化实践缺少真正的科学理论的指导,缺少个性,因此,难以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文化的推动力。

综观国外企业文化的发展过程和中国企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企业和企业管理也面临着与国际化接轨的严峻课题,既要面临同行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同时又面临着全球化经济和网络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文化的创新已成为企业创新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把握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要加强企业文化的研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论,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实践中的科学理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适应于改革开放的需要,适应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体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 加强企业文化研究

从国外企业文化现象的发现到企业文化研究二十年的迅猛发展来看,他们走的是一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八十年代中期,在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进行探讨之后,便马上转入对企业文化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领导、组织气氛、人力资源、企业环境、企业策略等企业管理过程的关系的研究,进而对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关系进行量化的追踪研究。定量化研究是在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用于企业文化测量、诊断和评估的模型,进而开发出一系列量表,对企业文化进行可操作化的、定量化的深入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应该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探讨中国企业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论;二,加强企业文化的应用研究 , 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诊断、评估和咨询的实证研究,在此过程中,推动企业文化实践的发展;三, 加强企业文化的追踪研究,企业文化的塑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它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变化而作出及时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企业文化进行追踪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又通过其新技术、新产品所倡导的理念引导市场潮流、引领社会时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观念,从而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丰富社会

文化的内涵。社会文化对企业文化产生影响的途径之一是通过企业家这个载体,将其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运用于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过程中,形成独特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和企业产品的文化品味。这是社会文化渗透于市场经济运作过程的一种重要形式。一种开放的、适应性强、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很明显是多数成功企业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源泉和基础,而这样的企业文化来源于企业家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来源于企业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对当代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深刻理解,来源于企业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观念和素质。没有这些对社会生活的深厚积累,要塑造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并把握其发展是比较困难的。社会文化对企业文化发展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途径是对市场和社会环境的渗透。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市场的价值选择和对市场的适应性,社会文化的变化也会引起人们在价值选择和对市场的适应性方面的变化,影响人们对产品的认同程度和心理需求。例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由原来的注重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在严格对待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产品的品牌、售后服务、环保性能和更新换代的前景,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因此,企业在塑造自己企业文化、确定企业经营理念时,一定要把握社会文化变化的趋势,在产品的目标定位、企业的经营策略、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方向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使产品、经营和社会文化之间产生协调与相容,在此基础上,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而且是一种文化。

第三, 注重企业环境变化对企业文化发展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是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企业环境包括企业的技术环境、人力资源环境、金融环境、投资环境、市场需求环境等,这是企业发展所依存的客观环境,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短期效益和生存,力度较大。此外,还有政策、法制、社会评价、公平竞争、社会信誉等主要由人为因素控制的社会发展软环境,对企业文化发展的影响看起来较为隐含较为间接,然而实际上对企业长期的经营业绩和企业的竞争力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这些环境因素在二十一世纪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联系和难以想象的变化,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在其发展战略、经营策略和管理模式方面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企业文化的内涵也要反映出环境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对企业内部要保持较高的整合度,对外要有较强的适应性,通过对企业主导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改革推动企业发展战略、经营策略的转变,使企业文化成为蕴藏和不断孕育企业创新与企业发展的源泉,从而形成企业文化竞争力。

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有它适用的条件,都有其利与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也是如此。企业文化现象之所以于八十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引起重视,这是日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与西方社会后工业阶段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代表了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因为一种管理模式的有效性不可能脱离与之相匹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所以,要正确看待国外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要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管理模式的有效性,而应将其放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之中,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把握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趋势。

总之,发展中国的企业文化一定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和现代化进程,同时也要借鉴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吴江霖 《心理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年 P 208

徐联仓 《组织行为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社,1993年 P 14-18

郭纪金 《企业文化》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P 22-29

李琪 “欧洲管理学者看中西企业文化差异” 《改革》 第2期 P86-90

陈伯齐 “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湖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P 77-79

韩岫岚 “注意避免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中国工业经济》 第7期 P 42-46

篇3:对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反思

对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反思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in,1984),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阶段,企业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在这种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和韦伯的“科层制”的应用就导致了一系列理性化的科学管理实践,但是,它们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报酬。科学管理理论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当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益的影响,开始关注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人的社会性需要,于是导致了一系列激励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提出用“社会人”概念来代替“经济人”的假设。五六十年代系统论的应用和权变理论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组织管理在七十年代的“战略热”和“系统热”,即重点由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战略管理,强调组织结构和系统的协调与适应能力(徐联仓,1993)。八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用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教育新成员,并在此过程中将全体员工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进行整合成统一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推动企业的长期发展。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文化价值、经营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

早在五十年代,在我国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中,就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经营理念,如鞍钢宪法、大庆铁人精神等,当时虽未冠之以企业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发挥着企业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整合功能。后来,随着人们对精神激励作用的客观认识和对物质激励手段的运用,人们迅速从精神控制的桎锆中觉醒起来,这些“企业文化”也由于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逐渐衰落了。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又被引入我国的企业中。一时间,许多企业都风起云涌地搞起了企业文化,在全国掀起了企业文化的热潮。有些企业模仿外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一些形式,如热中于搞文艺活动、喊口号、统一服装、统一标志,有些企业还直接请广告公司做ci形象设计,认为这样就是塑造企业文化。固然这些都是塑造企业文化的一般做法,但是,由于多数企业忽略了在这些形式下面的内涵和基础,因此就给人一种误导,似乎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开展的文化活动或企业形象设计。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文化热才逐渐降温,许多在当时企业文化热中涌现出来的明星企业也纷纷星辰坠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在此期间,也曾有学者对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示过担忧,他们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时,就不难看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所走入的几个误区:

篇4:对中国芭蕾的反思与创作

对中国芭蕾的反思与创作

在我们对二十世纪现代芭蕾有了客观上的认识之后,不妨对中国芭蕾进行一番反思。

中国芭蕾历史不长,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了一批具有一定世界水平的芭蕾教师,培养了一批优秀演员。其中有不少人在重大国际芭蕾舞比赛上荣获金、银、铜奖,为祖国和中国芭蕾赢得了荣誉。我们的编导也创作过象《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那样的优秀剧目。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就创作而言,我认为我们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可以说落后五十多年了。

众所周知原北京舞蹈学校五十年代聘请两位苏联专家查普林和古雪夫来华执教。( )他们教授的编导理论和方法还是扎哈罗夫的戏剧芭蕾理论和方法,因此中国芭蕾创作基本上全面继承了苏联三、四十年代戏剧芭蕾的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而我们今天的芭蕾创作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我们仍然以讲故事的戏剧芭蕾手法为主进行创作。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世界芭蕾早已实现了从戏剧芭蕾到交响芭蕾的转变,而我们至今还在走戏剧芭蕾的老路。换句话说我们还在继续用早已被淘汰了的陈旧加牲产过时的产品,这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憾事。

交响民族舞剧《无字碑》和交响芭蕾舞剧《红楼幻想曲》的编导们曾试图打破这种停滞局面,但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和理解,还遭到了一些冷遇和非难。我认为尽管这些作品本身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它们努力的方向和敢于创新的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我于1992年7月创作的交响芭蕾舞剧《红楼幻想曲》从构思、形式、结构到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都是对长期统治中国芭蕾舞台的戏剧芭蕾的一次全方位的背叛。我完全放弃叙述曹雪芹名著《红楼梦》的故事的努力( )而只抓住封建势力对人性的无情摧残和践踏。运用象征、隐喻的艺术手法来暗示中国知识分子几百年来的遭遇和命运(包括“文革”期间),暗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改革开放与保守封闭的两种力量之间进行的较量。舞剧的结尾DD“宝玉出走”原来的处理是让那些头戴面具的男男女女穿上红卫兵装、中山装、解放军装、西装、现代时装上场(原采他们都穿紧身服装),他们妄图阻止宝玉出走,可宝玉仍然走了……用这种“画龙点睛”的手法来点化作品的现代意义。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保留了完全象征、隐喻性的手法,给观众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或许我的作品太超前了,或许有些只习惯于看讲故事的舞剧的观众还不能适应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创作手法,但我至今仍毫无悔改之意。我想中国芭蕾需要这种大胆探索、大胆冲破、大胆实践的精神,否则我们的芭蕾创作将永远大大地落后于时代。

我们应该非常感谢《舞蹈》杂志、《舞蹈艺术》、《舞蹈论丛》、《舞蹈信息报》的编辑和作者们把现代芭蕾和现代舞的理论和信息大量介绍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芭蕾界缺乏紧迫感、危机感和认真研究、探讨的学术气氛。

我认为中国芭蕾必定会走二十世纪芭蕾发展之路,同样会采取把芭蕾、现代舞与中华民族民间舞融汇贯通为一体的基本方针;同样会向交响芭蕾转化;同样必须与中国乃至世界现代主义文化“接轨”,所不同的是( )它主要立足于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来发展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芭蕾,这是振兴中国芭蕾的希望所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着眼于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眼光认真研究和引进世界芭蕾发展的先进经验,彻底打破定式思维,大胆探索实践,加强团结,精心培养掌握现代编舞法的新一代编导,努力创作一批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好作品。我坚信中国芭蕾是有希望的,是有光明前途的。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吧!

篇5:对理想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心态的反思读家论文

对理想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心态的反思读家论文

摘 要::《家》的主人公之一高觉慧有热情有理想然而幼稚,缺乏深沉的勇气和明白的理性,所以热情再高,也于社会无实际意义。他启发我们对当代社会的理想主义进行反思。另一个主人公高觉新, 温和宽容但却超过了应有的底线。他及他的家庭启发我们对中国的现代化心态进行反思。

关键词::《家》;高觉慧;高觉新;理想主义;中国现代化心态

终于把《家》读完了,这是自己读完的巴金的第二部作品,读完之后,觉得高家三兄弟的性格与命运与中国现代化的心态与道路,有着一种深层的遇合,值得探究一下。

觉慧是主人公之一,也是巴金当年为青年人树立的人生榜样,将近七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该怎样去认识这个人物呢?觉慧,年轻,激进,有热情,有理想,然而幼稚。让他这样的人物来拯救中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即使是有希望,我也更希望他没希望。因为对于他这种激情型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他们的理想主义在最后往往会演变为新的专制主义,并产生不亚于旧体制的暴政,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史实很好的证明了这点,可以想象如果社会上都是觉慧式的人物的话,这个社会将是何等的可怕。

为什么说他是幼稚的呢?小说在第二十五章提到觉慧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然这些文章的材料和论点都是上海、北京等处的新杂志上找来的,因为他对于新思想还没有做深刻的研究,对于社会情况他也没有做精细的观察。他所有的只是一些生活经验,一些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和青年的热情。”当然不能否定觉慧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精神,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觉慧办报更多的是少年人年轻气盛,挥洒意气的兴风作浪。鲁迅先生曾警告说,在群众的怨愤中如果不注入“深沉的勇气”和“明白的理性”,就很有可能被利用。(《坟》中的《杂忆》)而此时的觉慧欠缺的恰恰就是这种“深沉的勇气”与“明白的理性”,明白了这一点,觉慧的许多做法就不难理解了。例如他后来决定放弃鸣凤,他心上,打败鸣凤的敌人中就有整个的礼教和高家全体家族,这不能不说觉慧有年轻人的血气之勇而缺乏一种“深沉的勇气”。

他的爱情选择也是有探究一下的必要的。小说二十七章写在他得知鸣凤要给冯乐山做小的第二天早上,“事实上经过了一夜思索之后,他准备把那个少女放弃了。”这就是那个口口声声高喊反抗与解放的高觉慧。他一方面高呼着当时社会的先进的自由、平等、独立与解放的理念,并且办报,还组织参加学生社团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将自己喜欢的并且也深爱自己的那个女人推向他诅咒至极的黑暗世界。这种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并存的性格或许是人的共性,但是在他对待鸣凤的态度上,尤其是最终的这种放弃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愤慨乃至鄙夷。

再说一下高觉新。这应该是小说中刻画得最为丰满,也是最见艺术功底的一个人物,今天的我对于这个悲剧性的人物寄予的更多的是一种理解式的同情。在他身上我们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去认识温和与宽容,温和与宽容的底线是什么?

觉新一直奉行的是一种“作揖主义”,在高家委曲求全,忍气吞声,他只是想维护这个家庭的外在的稳定,可惜事与愿违,最终一切都向着背离他初衷的方向不可挽回地发展。小说第三十七章在瑞珏难产死后,有一段他的心理描写。“他突然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最爱的两个女人……然而他又明白他是不能反抗这一切的',他是一个无力的、懦弱的人。”这是他妥协一切的最终结果,他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幸福、前途和他最爱的两个女人。他在可以反抗的时候没有反抗,只留下了最后的悔恨!

随着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意识到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一种宽容与温和。温和与宽容于个人来讲也是一种难得的美德。当然这种宽容与温和与觉新的“作揖主义”是决然不同的,但是曾长期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温和与宽容的底线到底是什么。读完《家》,观察过高家三兄弟的命运,我心中有了一个更加明晰的答案。这个底线就是对自我独立、自由与幸福的捍卫,这既是我们坚守自我的底线,也是我们为人还是为奴的分界线,丧失了这条底线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丧失自我的主体性与独立性,最终完全丧失自我,成为奴隶与工具。

进一步思考,以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先锋作用,并且是整个进程的中坚力量之一。觉慧的心态,很能代表这个民族的现代化心态,急切,充满激情,有着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回顾一下历史,这样的心态,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现代化吗?这种心态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现代化,我们一直谋求社会的普遍的幸福感,但是这种尝试的结果却是社会的普遍的挫败感。并且这种尝试对社会产生的副作用与破坏力,并不亚于这种尝试所推翻的旧势力。

现代化是一个自然孕育的过程,一切现代化转型成功的国家,其背后必然有支持并促进其现代化的深层次根基存在,缺乏这种根基,各种各样的努力都无异于沙漠上插花,最后只可能是一种竹篮打水一场空式的悲凉。

现代化急不得,作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温和宽容的心态。摒弃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理,而应有一种试错心理,允许各种尝试进行尝试,并且我们还要明白,这个社会谋求的并不是如何去得到最大的善,而是如何去避免最大的恶,单纯地去追求最大的善,其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最大的恶,在近现代史上这样的悲剧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上发生的太多了。

这种温和与宽容的底线是什么?这就又回到了对觉新的反思,这个底线就是对公民自身独立、自由与幸福的捍卫。现代化只是形式,根本的追求是社会的进步与普遍的幸福,在这一点上,决不能妥协。

篇6:道德与理性-― 对中国宪政文化与制度建构的评论和反思

道德与理性-― 对中国宪政文化与制度建构的评论和反思

改良派张謇曾说:“立宪固然要政府先有觉悟,主持实施,然人民也得要一齐起来发动。”反观清末民初的立宪过程,中国当时缺少的正是社会大众的参与,而大众参与的缺乏构成了预备和尝试立宪失败的必然原因,即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原因。从辛亥革命到北伐胜利为止,整个民国时期的政治演变过程表明了一个显然的事实:现代宪政文化的缺失。这个事实是如此显然,以至无须多加论证,但它说明了一个问题:没有宪政文化的支持,宪法制度是不可能实施、确立与巩固的。从《临时约法》开始,中国不可谓没有一种宪法制度;事实上,中国曾有过很多套宪法制度,因为不同的军阀政客上台,都要搞一套自己的宪法,尽管这些宪法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所有这些宪法制度都未能获得实施,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宪法制度没有一种宪政文化的支持。

所谓“文化”,就是指特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套习惯性思维或行为方式,是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的总称;如果人的言行不符合当地文化,就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反对、指责甚至压制。一般认为,文化是社会的“非理性”(non-rational)因素,是一系列通常不加反思而获得接受并执行的社会规则。儒家文化要求子女在家长面前毕恭毕敬,否则子女将遭到社会谴责;在此过程中,子女、家长还是社会上其他人都一般不会去探究这项规则本身的合理性,或对各方或社会有什么实际的“好处”――简单地,这么做就是“对”的!基督教徒用餐前要祷告、伊斯兰教徒在一天特定的时候祈祷,也都与此类似。我们经常说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指文化对人的心理或思维的经常是不自觉的日常影响与控制。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引导、惩戒等多种控制方式,文化得以从一代人相当完整地传递到下一代。因此,除了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或影响,一个发达并被认为“行之有效”的本土文化是极为稳定的。

所谓“制度”,在这里就是指一套政治规则,或有些人喜欢把它称为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譬如美国国会对总统的弹劾制度,中国某些地方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制度等。制度可以是确立的,即已经受到普遍接受、承认与实施的,也可以是正在确立或尝试确立的。在谈论制度时,人们更注重考虑这项制度将对所要制约之对象的理性行为带来什么影响;或者说,正是为了用理性方式约束人的理性行为,人们才设立了制度。譬如正是考虑到不同部门的政府官员都可能会滥用权力,西方某些国家才采纳了三权分立制度,而这项制度除了确实能纠正权力的滥用之外,还能通过对强制纠正的畏惧而预防权力的腐败;正是考虑到法官可能断案不公,中国某些地方才设立了人大对个案判决进行调卷监督的制度,且这项制度同样也可能具有预防和纠正的职能。在这些例子里,制度迫使政府官员考虑滥用权力对他们自己的不利后果――包括错误判决的撤消及其所导致的待遇影响、经受弹劾的考验、受到撤职甚至刑事处分、社会地位和名誉的损害乃至丧失,并通过对权力的滥用增加成本来促使官员廉洁守法。

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且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其它因素,在此不可能详尽探讨。它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并注定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都是规则或规范,都明确或隐含表达了所预期的社会行为方式。它们的不同之处可能只是程度问题,或只是表面的――例如通常认为,制度所注重的是所要产生的外在行为(或不行为),而文化则强调心理和思想上的控制;但有哪一种文化不期望实现某种理想的道德行为?制度的设计又怎么可能忽略人的理性动机?长远来说,制度和文化必然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共生体,因为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必将迟早体现于制度之中――三权分立制度体现的是一种政治自由主义文化,子女不能诉家长的传统制度体现了中国的家长制文化。文化靠国家制度的强制力而获得维持,制度靠文化的无处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获得巩固。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支持,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没有制度的实践,也不可能完成文化的转变。因此,制度和文化是社会进步的“两条腿”,必须同时行走才能协调发展。

然而,制度和文化的区别对我们而言是同样重要的。首先,制度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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