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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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的论文
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的论文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1 〕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一）
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2〕所言极是，宋代史学领域论正统成为一时风尚，很多学者都对正统问题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尤以欧阳修的正统论影响最深。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从新的角度，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并使之由政治神话变成了史学问题，创导了将正统融入史学的先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价值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阳修的正统观是以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观念作为理论依据的，从这一观念出发，欧阳修批判了讨论正统问题时出现的“昧者之论”与“自私之论”。
所谓“昧者之论”，是指用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秘主义和天命观的正统论。这种理论自秦汉以后成为人们解说王朝更迭、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依据，一直到北宋年间，这种观点仍相当流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朝廷便认定“国家受周＠①，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有人上书言“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张君房上疏亦云“唐土德，五运相承，国家当承唐室正统，用金德王”；天禧四年五月，谢绛又上言以宋宜用土德。诸人所议虽异，但都不出五运之说。这种观念在史学领域里表现也很明显。宋真宗时修“册府元龟”，其中的正统思想就是以五运之说立论的，它说：“昔洛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气。”〔3〕用“历数”、“征应”、“行次”、“天统”等概念解释历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认为“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征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4 〕《册府元龟》用这种神秘迷信的正统观念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欧阳修的至交、并曾参与《新五代史》编撰的尹洙，也根据五德学说，提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5〕认为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是遵循“常数”的，并由此构成了有“主”有“奉”的社会等级秩序。张方平也从五运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发展，他说：“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于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6〕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史学领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信奉五运终始的正统理论的。对此，欧阳修进行了无情批判，“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7〕以五德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者，均“溺于非圣之学”。〔8〕秦在中国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们既不据其功业，也不据其道德，只依据三统五运就把它黜为闰位，汉朝本是“以至公大义而起”，五运论者不究其道德功业，只是认为“以火德当天统”，甚而至于“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都是“昧者之言”，〔9 〕是不足以说明王朝治乱兴衰、历史发展变化的。欧阳修在此批判了神学迷信的正统观，破除了作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话的基础，不能不说是正统论在史学上的一大进步。此后讨论正统，已很少有人再用五运之说立论。
所谓“自私之论”，指史家在作史时为本朝争正统，偏私本朝。如撰写南北朝史，“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授，则正其统曰：唐授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更为严重的是，“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10〕欧阳修认为这些都是“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11〕对于这种在做史时不顾事实，任意树立正统，而无是非予夺之标准的做法，欧阳修十分鄙弃。
（二）
通过对历史上及现实中正统问题的反思批判，欧阳修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正统理论。他从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角度提出对正统的理解，“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12〕“《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3〕根据“居正”与“一统”，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有三类：第一类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此类；第二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东周属此类；第三类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西晋、隋属此类。〔14〕在这里，欧阳修提出了“正”与“一”两个历史价值标准，所谓“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礼分：所谓“一”，是指功业而言，也即王朝的业绩。欧阳修反对纯粹用道德因素区分历史的做法，把现实功业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提出在论述王朝地位时要“较其德与迹”，〔15〕也即确立道德、功业并重的历史评价标准。在他看来，三代相传，“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没什么可说的。但“自秦以来，兴者以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王朝的功业了，“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16〕在这里，欧阳修不囿于对历史作道德善恶两极判断的成见，能从王朝统治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脱离历史事实的空虚的道德标准，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部分的历史事实融合起来，为传统的价值观念注入了功业因素，并使正统问题直接与历史问题相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巨大进步。
在区分了正统的三种类型，提出了从道德、功业两个方面评价王朝地位的同时，欧阳修又提出了“绝统”的概念。他认为前人所谓正统相承不绝的认识是错误的，它给人们解说分裂时期的历史造成了困难，也引起了许多无谓的争端。有鉴于此，欧阳修考察了历史的治乱分合、盛衰升降，认为正统有续有绝，他指出：“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复续，然后是非公、予夺正，而正统明矣。”〔17〕欧阳修正统“三续三绝”的见解，较好地说明了统一王朝的历史与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以及统一与分裂的转化。这种说明可以避免对历史进行过分的曲解，是有其认识价值的。基于这种思想，欧阳修反对在史书纪年问题上靠编排年号示正统所归的做法，指出：“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18〕这种直书史事，不完全囿于正统的历史编撰原则，在宋代理学盛行的学术氛围中，确属难能可贵。
欧阳修在运用自己的正统理论对历史发展进行具体论述时，有不少思想上的闪光点，这集中表现在他对秦、魏、五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上。
在欧阳修看来，讨论王朝正统问题必须注意王朝的“兴废之际，治乱之本”，要认真“究其兴废，迹其本末”，〔19〕不能以主观好恶或表面形式来判定。自班固撰《汉书》，置赢秦于闰位，历来论秦之历史地位，多为贬斥。欧阳修则不然，他考察了历史的盛衰变化、王朝更迭以及秦由小到大、由弱而强的.历史过程，指出：“尧、舜、夏、商、周、秦皆出于黄帝之苗裔，其子孙相代而王，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弃其弊而代之。”〔20〕在这里，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王朝更迭，都是因为前朝出现了“衰弊”，后之兴起者“弃其弊而代之”，具有“承弊易变”的历史哲理。欧阳修思考自然、社会变化时有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周易》否泰消长之卦”，〔21〕认为“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22〕欧阳修用这一思想考察历史兴衰，指出秦承周之弊而代之，是合乎“天理自然”的。他还特别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雄的事实，认为秦在这一历史时期，采取了得力措施，努力发展壮大，“始秦之兴，务以力胜”，靠的是功业。欧阳修还指出，后儒因痛恨秦始皇“任法少恩”、“非古自是”，进而贬低秦的历史地位，是因人废事。他说：“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能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统也。”〔2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已不仅仅是为秦争正统，而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从功业的角度肯定了秦的历史地位，见解非一般士人可比。
自晋以后，人们对魏的正统地位一直争论不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怎样看待魏国历史地位的问题。欧阳修指出，东汉自和帝、安帝开始衰败，到桓帝、灵帝时国力大坏，“其衰乱之迹，积之数世，无异三代之亡也。”在这种情况下，“豪杰并起而争”，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别，这样就要“较其迹”，看其功业了。三国中魏势力最强，且代汉而起，当然应为正统。欧阳修又用历史类比的方法，指出“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24〕进一步肯定魏的历史地位。
欧阳修写《新五代史》，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五代的历史地位。宋太宗时，李昉等人编五代年号，把梁归入僭伪，朝廷所用的崇天历也黜梁的建号。对此，欧阳修认为“不可不辨”。他认为后梁固然不得为正统，但也不能称之为“伪”，“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25〕从而在撰写《新五代史》时，为后梁在内的五代之君列《本纪》，给五代历史以应有的地位。欧阳修写《新五代史》“不伪梁”的史法受到世人讥评，认为他奖励篡逆之君有失《春秋》之旨。对此，欧阳修进行了辨驳，指出《春秋》对篡弑之君仍称之为“君”，《新五代史》不违背《春秋》史法；五代之君皆为贼乱之君，如果单单“伪梁”，显然不合适；再者，梁虽不是正统，但从功业上看，梁有辖土，有吏民，有社稷，行使生杀予夺大权，因而也不能称为“伪”。需要注意的是，欧阳修在此为《春秋》大义作了新解，他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论之旨也。”〔26〕欧阳修认为“不没其实”，按照历史实际处理历史记载，才是《春秋》真意。实际是君，就记为君，实际行篡，就记为篡，这样才能传信于后世，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欧阳修以“不没其实”作为《春秋》大义，并以此解释历史上的统闰伪正，冲破了北宋“《春秋》学”的樊篱。
总之，欧阳修的正统论注重从道德、功业两方面去考察王朝历史地位，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言人事而弃神学，重理性而摒迷信，并指出正统有续有绝，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道”无所归的历史时期，这些认识在史学上都是有价值的，反映了欧阳修史学思想的进步之处。
（三）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的正统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一，尽管欧阳修指出了正统的三种类型，创立了绝统说，但是在运用正统这一理论解说历史时仍不免陷入自相矛盾。比如三国时期，欧阳修从功业的角度指出魏为正统；南北朝时期，北魏与东晋并立，欧阳修却认为是绝统。同样是分裂割据、互不统属的时代，为什么有的正统有所归，而有的是绝统呢？从欧阳修的论述中，我们明显看到他不能自圆其说，可以说，欧阳修论正统，实际是想寻找一条能合理解释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路径，他本人对传统正统观确有很大突破，但终因囿于正统，不能摆脱，使自己的历史解释又陷入了矛盾。
其二，和司马光对待正统的态度相比，欧阳修的局限性就更明显了。司马光对正闰之说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不可移夺者也”，“非大公之通论也”。〔27〕故而他提出自己编撰《资治通鉴》，“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28〕司马光重国之兴亡，民之休戚，以“功业之实”论定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这种功业论的观点是比较尊重历史事实的，可说纯粹是历史家的眼光。而欧阳修在功业之外，还拖着一条长长的“道德”的尾巴，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不如司马光开明了。
应当看到，欧阳修的正统理论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苏轼、朱熹以及元、明士大夫，很多人都受他的影响，并在他尊王、大一统、君臣名分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华夷之防”等内容。苏轼承袭欧阳修对正统的理解，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29〕并从名与实的层面上进行了归纳论证。朱熹则受欧阳修“绝统”说的影响，创“无统”说。在他看来，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等六个时期，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属“无统”时期。元儒王元、危素、明儒方孝孺等人也都阐发“绝统”说，并加进了明显的“华夷之防”观念，从而影响到元、明两代史书的编撰。比如元代修辽、金、宋三史，就围绕三史的正统问题展开了长时期的讨论，最后才由脱脱拍板，定下了“三史各与正统”的修撰原则，从而保证了三史的顺利修成。欧阳修通过系统地阐述正统理论，并将它导入史学领域，影响之大，于此可窥一斑。
注：
〔1〕〔2〕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文集之九。
〔3〕〔4〕《册府元龟·帝王部·总序》。
〔5〕《河南先生文集》卷三《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
〔6〕《乐全集》卷十七《南北正闰论》。
〔7〕〔8〕〔11〕〔1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上》。
〔9〕〔10〕〔1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原正统论》。
〔1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序论》。
〔14〕〔17〕〔2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1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东晋论》。
〔16〕〔24〕《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魏论》。
〔1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明正统论》。
〔20〕〔2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秦论》。
〔21〕《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送张唐民归青州序》。
〔2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七《本论下》。
〔26〕《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太祖下》。
〔27〕〔28〕《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
〔29〕《苏轼文集》卷二十一《后正统论》。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礻”加隼
篇2：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
欧阳修《正统论》写的是什么呢?它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史学观念，历史上对我国历代王朝的正位与闰位的论定一直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史家受到时代氛围、政治立场、史学风气等影响，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统论又以宋代最为发达，在宋代，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使得史学更为前进一步，而与此同时，史学家也对史学背后蕴藏的思想有了自觉性的反省，而正统论便是当时的主要史学思想之一。在宋代众多的正统学说中，欧阳修的正统论又最具有代表性，居于中心地位。欧阳修把尊王大一统作为“正统”的内涵，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的标准，提出了“绝统”的概念，大大超越旧说，不仅适应了时代的精神和需求，而且对后代正统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内容概述
宋代以前已有正统观念，梁启超先生指出“正统之辨，防于晋而盛于宋”。晋人如陈寿、左思、陆机、习凿齿等或对三国孰为正统、或对晋承何统作过论述，唐人如皇甫提对东晋元魏孰为正统作过议论，然其只就事论事，只对具体王朝的正伪发出议论，尚未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正统观念，直到欧阳修才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那么正统论何以盛于宋代，何以由欧阳修首倡呢?在此，愿从历史渊源、时代背景、现实诉求草个方面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 形成背景
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自有其历史渊源。欧阳修在《正统论上》开篇即写道:“《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此《传》即《春秋公羊传》，可见欧阳修之正统论渊源于春秋公羊学。史学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事实的记载，还反映在其体现的作者的思想。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作《春秋》是为了表达“正名”的思想。《春秋》提倡“大一统”，重视君臣名分、尊王攘夷，这一思想的意义对于继五代纷乱之后而建立的宋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宋代掀起一股治春秋学的盛况。据《宋史·艺文志》所载经部书，春秋类凡二百四十部，超越易类，居于榜首。无怪乎四库馆臣都说道:“说《春秋》者莫移于两宋。”受到这样一股治春秋学风气的影响，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自然与其密切相关。
考察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还应注意当时的时代背景。五代时，辽国从石敬塘手中攫取了幽云十六州，以此作为跳板，不断袭略中原。北宋建立后，辽国实乃北宋的心腹大患，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之后，被迫对辽采取守势。然而辽国仍在边境不断骚扰，终于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双方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结果以订立 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最直接的动因则是史学编纂的现实诉求。薛居正等编修们日五代史》与李防等编次前世年号在正统上所形成的矛盾引起了欧阳修的非议。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从而为欧阳修自己编修《新五代史》在正统观方面提供理论依据，于是欧阳修先后创作了《正统论》七篇，后又删改为三篇。
综上所述，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是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及现实诉求相结合的产物。(二)内容概述对欧阳修正统论内容的探讨，正是学界在此领域研究较多的一个修首先提出他关于正统的定义和总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是从道德方面来讲朝代的传承有序，“统”是从功业的角度来评价王朝的业绩。确立了这两个评价标准，因而欧阳修批判了偏袒于本朝的“自私之论”与运用五德终始学说解释王朝兴替的天命观。最后在《正统论下》，欧阳修首先提出了正统“有绝而有继”的观点，进而具体分析了“可疑之际”正统“绝”与“继”的问题。
上述欧阳修的正统理论，体现了欧阳修史学思想的进步，因而在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笔者在下文将分条阐释。
二、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
(一)第一次对“正统”观念作出系统性的论述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体现在它是第一次对正统观念作出系统性论述。苏轼说:“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台湾学者陈芳明认为，宋代以前，只有实际的正统之争，没有正统理论的出现。史学发展到宋代，才对正统观念作正式的探讨。
(二}创立绝统理论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表现在他首创绝统之说，为解决分裂割据时期的正统问题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欧阳修所称的“正”和“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够同时满足这两大条件，自谓正统。而在“其上无君，僧窃并兴”的时代，起初无法具备“正”的条件，但 欧阳修的“正统”三继三绝的见解，赋予了正统很大的弹性。他认为正统的传承并非是绵延不断的，在分裂割据时期是可以没有正统的。与他不同，在此之前的史家关于分裂割据时期的正统问题曾长期争论不休。例如陈寿的《三国志》虽分三国各自作志，但是在行文之间却透露出尊曹魏为正统的倾向，东晋的习凿齿对此颇为不满，于是作《汉晋春秋》，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面对此类争论，欧阳修创立的绝统之说为解决分裂割据时期的正统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之道。
(三)对正史编修的指导作用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体现在其对正史修纂的指导作用上。欧阳修自己编纂《新五代史》就以其正统论作为指导思想。如饶宗颐先生所说，“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正’之真理”。历代王朝在取得天下之后，都必定诉诸正统，以正统自居，以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这种政治上的正统思想反映在史学领域就突出表现在正史编修的体例上。一般来说，正史之中的“本纪”是纪传体史书中帝王传记的专用名词，将哪个政权归入本纪，无疑便是承认了它的正统地位。
(四)批判了五德终始学说的天命观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还体现在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批判上。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以天地间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为“五德”或者“五行”，五行依次擅递，终而复始，这五行代表的每一种势力都有各自的气运，气运兴盛时，一切天道人事都要受它支配，当气运衰退时，就会有新的力量起来取代。例如秦始皇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取代周朝，应该属于克火的水德，所以秦朝尚黑。但是这种说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册府元龟》里称周是火德，汉继周而兴，起初为火德，后又改为土德，再改为水德，而称秦为“推五胜不当正统”。又如宋朝开国之时，“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
三、结语
欧阳修的《正统论》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并在后世学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正统”的理论，其理论的两大基础为代表“至公”、“大义”的“正”和“合天下于一”的“统”，这一观念为苏轼所承袭，苏轼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与欧阳修如出一辙。乃至明人王伟亦从欧阳修之说，“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统者，合天下之不一”。
篇3：后现代主义与史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论文
我主要想从当代史学理论的某些基本趋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理论最为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19世纪后期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为与实证主义思潮将历史学纳入严格科学的谱系的企图相抗衡，将历史学（或广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其间的主要分野在于，前者研究的是个别物，目的是达到对于个别物的理解。后者即使是在研究个别物，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出普遍性的规律。对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有赖于研究者对于历史对象的理解和体验，这就要求他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心，才能探骊得珠，得以索解历史过程的奥秘。而自然科学则是纯然从外部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和考察。
可以说，从新康德主义诸公到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两位大家，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自然科学的对峙中得到界定和阐述的。历史学是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或者它哪些成分类似于、哪些成分又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样的提问和思考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史学理论的思考。与此同时，历史学与艺术的关联也日渐引起了史学理论的关注。德国传统下的新康德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强调的“理解”和“体验”，即已显示出了历史学与艺术和审美的亲缘关系，克罗齐所一再重申的“重新复活（re-live）”和柯林武德当作其理论核心的“重演（re-enact）”，则更是使创造性想像和移情等艺术概念进入了史学理论的核心地带。然而，尽管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二位都是在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像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下一样，仅把对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限定在历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在此处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申说：如果说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层次在于确定史实，那么，“移情”、“重演”等等，就可以看作是确定史实这一工作环节在很多时候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例如，对于项羽在鸿门宴和希特勒在兵临敦刻尔克时心理的推断和想像，就是理解复杂历史过程时确定史实并以此求得历史理解的一道基本工序。准此而论，历史学的艺术性的一面始终是在其科学性的统御之下才有了促狭的一席之地。1942年亨佩尔的名文《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更是通过论证历史陈述背后离不开对于普遍规律的指涉，明确地否认历史知识是与自然科学有着质的不同的知识类别。然而，主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特性的努力，似乎在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之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境，似乎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性进展了。那么，从艺术性的角度入手，是否可以走出一番柳暗花明的新境地呢？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海登·怀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学》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援引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理论成果，给史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人将《元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地位，比之于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的观念》或亨佩尔的那篇名文。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FrankAnkersmit）甚至说，没有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史学理论很可能已经成为当代知识领域中被人淡忘的一个领域了。
《元史学》一书副标题为“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怀特在此书中逐个分析考察了19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几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米什莱、布克哈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但此书最引人瞩目的，当是其篇幅并不很大的导论部分。概而言之，怀特在此提出了一整套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时的情节化和戏剧化的基本模式，并据此进行了个案分析和论证。在他看来，正如我们每个个体在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时，不免要以各种情节化的模式将自己生活的各个部分按照故事方式来组织材料并赋予意义一样，历史学对于过往历史过程，也是以带有不同蕴涵的情节化模式来领会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情节化赋予历史过程以意义和可把握的脉络。意义和脉络是由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的工作和小说家、戏剧家的工作并无本质不同。怀特的这一思路，“所要或者所力图要做到的，就是解构所谓的历史科学的神话。”也许我们可以说，实证主义思潮直至亨佩尔等人所要作的，是使历史学同化于自然科学，而怀特这一思路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要使历史学同化于艺术和文学。《元史学》虽然被有的人（如安克斯密特）认为，相对于怀特本人后来的几部著作，还带有浓厚的康德和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更多现代主义的意味，但依然被公认为开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先河。
怀特所开创的这种“新历史哲学”（这是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所编辑的一本当代史学理论文选的书名），被认为是标志着历史哲学的“叙事主义的转向（narrativistturn）”或者“修辞的转向（rhetoricturn）”。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说这一转向：习惯上，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史学理论家，都是把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视为不同的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的，历史研究致力于确定史实，把史实置入一个凸显意义的框架和脉络，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历史写作则是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历史著作的文学性或者说历史学的修辞层面本身在历史学中居于很次要的地位。而怀特等人的研究表明，叙事是历史学须臾不可离弃的本性之所在，历史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和所借助的情节化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历史事实以意义并借此传达历史理解的基本手段。用赫克斯特形象的比喻来说，如果说以前人们认为修辞不过是历史学这块蛋糕上的糖衣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则认识到，它已深入到蛋糕之中，它不仅以其文采和叙事脉络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外表和它所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乐趣，而且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实质、影响到历史学家传达历史知识的能力。历史著作的形式和内容就这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形式本身就蕴涵了内容。怀特本人将自己后来一本重要著作题名为《形式之内容》，其要旨就在此。
以叙事为研究焦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给传统的史学理论带来了不少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气象。这中间也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的密切关注。这里只能简单涉及到两点。一是对历史叙事的功能的强调，在使我们对历史学的艺术层面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同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想要促使历史学回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回想一下近几十年来备受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史学理论家们所青睐的历史著作，如勒罗瓦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和戴维斯的《马丁·古赫的归来》。一方面，这些著作全然不同于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都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关注的是传统社会中底层农民的生活状态或差点被过往历史湮没的乡村宗教异端；另一方面，“讲故事”式的写作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方式使得这样一些著作不仅对于专业历史学家，而且对于普通读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自年鉴学派以来，历史学实践受到各门社会科学越来越大的影响的同时，“讲故事”的传统的复活乃至光大，值得我们的注意。事实上，对于历史著作的叙事方式的研究，不仅限于传统的历史著作（如AnnRigney对于三部著名的法国革命史的叙事方式的比较研究），而且还出现了对年鉴学派的叙事方式的研究（如PhilipheCarrard对于布罗代尔等人的研究）。这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叙事和情节化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人物史、事件史，而且同样适用于社会史和经济史。
需要提及的另一点是，正如一般而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被人们视为往往在客观性问题上陷入僵局，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微秒和复杂了。在怀特看来，叙事的情节化模式和戏剧性蕴涵是由历史学家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文学家本质上并无不同，那么，仅仅通过强调历史学家还多受一重史料的牵制（何况不少激进的理论家连这一点都不愿意承认了），是无法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得出有说服力的论证的（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文学著作中情节的展开还往往受到主人公性格和各种情节链条的牵制，而发展出与作家初衷相左的结局，因而，单纯赋予历史著作以和文学作品一样的隐喻的真实性【metaphoricaltruth】就是远远不够的）。安克斯密特就在强调人们似乎本能地就对文学著作和历史著作有所分辨的同时，又很遗憾地承认史学理论对此间分别并没有能够作出有力的说明。丹图对于理想的编年记录者（idealchronicler）不可能存在的论证，和安克斯密特关于真假的判断只能用之于单个的陈述命题，而不能用之于叙事结构本身（即他所谓的“叙事实体（narrativesubstance）”）的论点，都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要在后现代的挑战下，重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不可能再回到实证主义的立场，而只有在历史叙事和历史实在之间重建有效的关联，才是唯一可能的渠道。
篇4：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 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 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 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 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 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 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 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 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 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 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 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 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 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 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 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 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 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 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 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 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 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 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 、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 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 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 。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 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 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 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 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 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 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 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 ”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 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 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 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 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 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 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 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 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 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 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 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 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 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 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 ，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 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 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 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 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 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史学能够 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 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 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 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 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 亡
、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措施，天灾人祸及 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三，史 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 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 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 ：‘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 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 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 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 史学的真正的理解。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 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 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 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 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 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 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 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 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 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 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 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 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 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 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 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 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 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 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 视的一件大事。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
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 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 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 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 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 可以形容。唐贞元十七年(8)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 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 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 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 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 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 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 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同样，司马光与《资 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 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 。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 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 《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 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 ，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 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 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 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 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 》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 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 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 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 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 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篇5：艺术史学：论艺术与史学的共性
艺术史学：论艺术与史学的共性
（一）风景：戈壁--蒙德里安--史学之美蓝天，强烈的阳光，沙石；这是一种风景。它的原素太简单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语词来描绘。见过江南抑或岭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会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凉、太安静了——让人无法忍受！不，这又有多美——美得异乎寻常，美得异常伟大！一切能称之为“美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凝缩在这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没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动与这种风景的脉搏合拍，以至汇融，霎时你就会获得无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不复存在，你便获得了类似宗教信徒与神交时“永恒存在”般的快感。这又怎是青山碧水凭依柔和的色采和线条给人的那种肤浅的愉悦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这种戈壁美景所激动。在他的经典名作《红黄蓝构图》（见上图）中，除去横竖线和原色以外，别无其它。复杂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极度简化。习惯于普同绘画的人无法解读，无法领会蕴含在简单构图中的内在之美：它展现了物体的精髓。在画前，“人由于抽象的审美默想而具有了与宇宙下意识地同一的能力……个性被嵌进和宇宙现象之中……与自然决裂的新绘画的特点是：对宇宙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达。”然而蒙德里安并没有长久地伫立在戈壁滩前。否则，他的画面将更加简化：毕竟他借助横竖线的垂直交叉来构造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完全可以省去。描绘戈壁风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绘画是为了阐明一颗“心灵”——它为艺术和史学所共有。对艺术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画的对象；对史学而言，也没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种抽象取向。艺术抽象的结果，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借助对色彩、造型等的欣赏，力图解读艺术家阐述事物本质的特殊语言。史学抽象的结果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籍，人们通过阅读，在认识或认知过去的同时，欣赏史学家的抽象艺术。“史学的抽象”，就是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和科学分析使隐藏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背后的质性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段，“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限定性时间词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所谓“史学之美”，应该这样理解：史学的指向揭示人类向善冲动的冲动是一种美；这种美的展现过程也是一种美。“史学美”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史学美的展现将由所有学习、研究以至于热爱史学的人来完成。他们所必需的是：无畏的勇气，真诚的心灵，科学的方法。
（二）蓝花：梦想？现实？TOP
“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诺瓦利斯经常使用的词语，对他而言，蓝花“包括一个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这里借用“蓝花”来指对完美的追求。“完美”应该是个宽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体到史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古代史学对此没有太大贡献。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篡学为例。它的目的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半个社会”的全部内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评价的经典名著，不管是《史记》，还是《通鉴》，它们的最高价值不过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鉴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读物。这种史著没有透视，个别展现史学美的行动也谈不自觉。兰克（Ranke）史学是历史编篡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内容以政治史为主。②史学是对事件的叙述。③观点来自上层，关注各式精英。④史料来自各种正规文献。⑤单方面考察历史人物、事件。⑥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史学应该是客观的（History is objective ），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给予公允的叙述。不管怎样，史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理论、任务、手段等等。史学开始走向科学。然而，兰克史学的偏狭注定它不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谓“正规文献”——无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汇编、政府存档等等，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在更广阔、更完整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对象。对所谓“客观叙史”的过分强调，使史学家丧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质的勇气，而仅去注意表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为历史的帐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进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说，对相对深刻的经济层面的认识。以领袖们的主张、论断为基础，这类史学家强调“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历史中政治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思想的演进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层的变化与动荡。不同经济利益的体现群体形成阶级。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形的抑或无形的，都被各个阶级瓜分走一部分。它们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斗争，妥协，再斗争……历史就这样无穷无尽地演进下去。经过长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解释据称“拥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是解释历史问题的必需前提。它所适用的范围同全部历史内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历史解释学的生命力并不很强——当然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价值。它曾经盛极一时，并且在许多国家占据主流，得益于它与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与兰克史学相比，在史料的选取、具体的操作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太大进步。同样的历史内容，兰克史学给出完整的叙述——尽管这种史学并不深刻，但比较客观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实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受到与兰克史学一样的眼界狭隘的困扰的同时，为了满足公式解释的需要以及迫于现实政治压力，不惜割裂历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图重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一个含义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的名词——“历史教科书”；一方面，无意的错谬和有意的谎言充斥了历史作品本身。史学发展到“年鉴——新史学”阶段方才步入春天。从“年鉴派”到“新史学”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完整序列。与兰克史学相比：
一、新史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一切都有历史（“Everything has a history”）。
二、旧史学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学则强调对历史的结构分析（“the analysis of structures”）。
三、新史学能利用的史料的数量远远超过旧史学。这既包括新史料的开发，如“口头的”、“视觉的”、“阅读的”（Reading history）等等；也包括利用新手段深挖旧资料，特别是借助计算机技术而兴起的计量史学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四、与旧史学的观点主要来自“上层”相对，新史学家努力摆脱只关注各式精英的陈规，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下层”（the below）。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力图使自己的观点与普通大众的观念和经验一致。
五、新史学全面考察历史，既重视“集体的”，也重视“个人的”；既重视“潮流”，也重视“事件”。
六、兰克史学强调史学的客观性，这是正确的。新史学强调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观点：无论史学家如何努力，都不可能避免由于种族、信仰、阶级乃至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偏见”；或者说，史学家必定从特定的一点出发来考察历史。这一主张的意义在于：史学家不必为了客观牺牲一切；历史没有必要成为客观性的奴仆。
无论从哪一点来讲，“年鉴——新史学”都进展到史学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史学的科学化由其完成。史学终于在科学的圣
殿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年鉴——新史学”缔造了历史学的时空。
布罗代尔批判旧史学把不同的事务、运动统统置于单一的时间度量背景中，而“正是一些既无同样延续性，又无同样发展方向的运动。其中一些运动适合于人的时间量度，这是以我们短暂、仓促的生命为量度的运动；另一些则适合于社会的时间量度：对于这一量度而言，一天、一年并不意味着什么，一整个世纪常常只是这种时间延续的短短一瞬。……并不存在只有一种简单节奏的社会时间，这种时间与编年史家新闻记载体式的时间、与传统史学的时间毫无共同之处。”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三类：缓慢流逝的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社会史的时间；传统史学的历史——个人、事件的时间。史学家对时间的认识发生了飞跃。时间不再是一种根本无法把握的无形存在；它成了一个有自己脉搏、有不同节奏的活生生的事物。史学家完全有可能准确地感触到这种节奏，并进一步寻求勃动的力量之源在哪里、是什么。果能如此，史学家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将和艺术家的认识一致。那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和他一样天才的学者的同样伟大的著作，将同运用风景描绘来表达自己对时空极限和人类生存的心理状态的探索的卡斯帕尔的经典作品一样不朽。对空间的认识更加科学。“结构”，在新史学家看来，包含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内容。“宏观性”是指，历史是一个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复杂结构整体，它随着时间的变动发生局部的或整体的变动。“微观性”是指，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的不同层次有其自身的结构，对这些具体结构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整体。新史学家把此与时间认识结合，普遍地采用“长时段”方法来考察历史。特定的时空组合使认识对象三维化，史学家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观察、分析，作出最大限度的完整评判。尽管目前“长时段”的绝对内涵还多是五十年、百年或几个世纪，但是它的反溯和顺延能力是无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再会是一条奔腾万里的大河，使人无从把握。新史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说，它使史学美的展现成为可能。然而，新史学的缺陷又妨碍了史学美的展现。这明显表现在它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宏观历史比较学者的批评上。年鉴派领袖认为，斯、汤等人的历史比较与文化比较建立在一种空泛的哲学思辩的基础上，缺乏真正的科学根据和实证研究基础，结果既混淆了比较各方面的个性，又模糊了作为比较结果的共性。这一评论暴露了新史学潜在的危机。多少年来，史学梦寐以求的就是跻身科学的殿堂。在艰苦的历程中，史学终于摆脱了古代的幼稚、近代的偏狭，最终“长大成人”。但是史学在这一过程中也丧失了一些本不应该丧失的东西。在当代，人文科学广泛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乃至术语；历史学也不例外。计量史学的兴起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历史研究对象的日益细碎，研究方法的日趋繁琐，完全与当代科学的潮流合流。这固然反映了史学科学化程度的加深和史学家对历史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化；它同时也说明史学越来越没有了个性，越来越没有了勇气。这种“个性”、“勇气”是指：面对史学日益技术化、工具化潮流，历史工作者应该始终保持的一种理性的反叛精神——保持史学艺术化的胆量。斯宾格勒站在最富艺术性的史学家行列。他力图发现历史的春夏秋冬——历史的生命历程——的勇气，感召一个新的历史春天到来的宏大气魄，使他能同最伟大的艺术家相比。同样地，汤因比更加科学地论证每一种文明的生长、消灭，并力图构画世界演进的前景，正说明他有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与之相比，“年鉴——新史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一个或几个世纪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镇、一个乡村。新史学家对其的研究，恰如凡·爱克的新人肖像画描绘的那样：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与斯、汤的历史全景图相比，它就显得太渺小了。不能否认，对具体对象的最大限度的全面认识是认识历史整体绝对需要的；但是，到此为止？无论是新史学明显的学科扩张性——如费弗尔多次提出要用史学包容其它人文科学，还是新史学家提出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都说明了新史学不愿放弃史学固有的宏伟和博大。然而，对斯、汤等人几乎彻底否定的批判，在提出“整体史”口号后不久又对所谓“更加切实的具体研究”的强调，都说明反叛史学“技术——工具化”潮流的软弱。众多史学家满足于为小型历史结构作出详尽的解说。这或许是由于史学科学化的进展使得史学家要处理的资料、要涉及的领域太广所致。但也可能是史学家的“零件心理”的缘故。不过，无论零件加工的多么完美，倘若不把它们组装成一台能运转的机器，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许多史学家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的，因而他们可以“放心地”把成果存放在社会上。可惜的是，任务是让权利机关揽走的。在并不健全的社会中，权力机关在利用这些成果时，不惜任意的曲解和改篡。最后抛向社会的大众的历史依旧是虚假的。人们看到的仍然是谎言和错误拼凑成的书籍、报纸、电视节目。然而，在政府包罗万象的今天，让历史学家不去依靠占有无可比拟的财富、拥有数量庞大的人员、控制着各种传播媒介，同时操纵着意识形态的政府，而去孤独地展现史学之美——这意味着既要解决巨大的物质困难，又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新史学家退缩了：一方面因为内心勇气的丧失；更因为意识到自己卑微的现实。难道史学美的展现真的成了浪漫派的蓝花——它只存在于理想和梦中？难道展现史学美也将和解读镌刻在月亮上的象形文字，也将和在带露的花瓣上书写诗歌一样虚妄？难道几千年史学的艰难演进，一代代史学家的劳苦，“年鉴——新史学”的伟大进展，已经化为乌有？我们这些在今天仍然学习、研究和热爱着史学的人真的只能象蒙克画中转过身来绝望地呼喊的“他”一样把自己彻底埋进绝望的坟墓中去？
（三）超然冷漠TOP
摆脱史学目前困境的关键在于史学家自身的完善——一种从身到心的艺术化。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由于技术合理性统治的强大作用，人们的思想意识、行动等等一切都日益一体化：对立面消失了。人们成为单向度的。马文·哈里斯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这种情况：“要使人民服从不能全靠恐吓和威胁，而在很多情况下是使他们和统治集团一致，因壮观的国家盛典感到高兴和自豪。象宗教行列、加冕典礼、凯旋游行之类的公共壮观场面，可以抵消贫困和剥削造成的离心效果。在罗马帝国时期，帝国之所以能一直统治人民，办法就是让他们观看格斗竞赛的宏伟壮观的竞技场面。现代国家也通过电影、电视、无线电播音、大型体育比赛、卫星运行、登月等强有力的技术，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和使他们得到娱乐。那些受政府津贴的专家们通过现代媒介，把成千上万的听众、读者、观众的思想意识引入一条既定的轨道。而‘娱乐节目’通过空气或电缆直接播入贫民区的房屋或公寓住所，可以说是现代发明的一种最有效的‘罗马竞技场’。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不仅给观众提供娱乐从而阻止离心行为的发生，而且还能使人们不上街。但最强大的控制手段不是娱乐界的电子麻醉剂，而是国家控制的普及教育、教师和训练每一代人，提供为人们生活和福利所必需的技能和服务，这样做显然是在满足复杂的工业文明对工具及手段的需要。此外，教师和学校还花大量时间研究市政学、历史、公民资格、社会调查等课题。这些研究课题有很多关于文化、人民和自然的假定，它们都明显或暗示地表示该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优越的。很多教师和学生没有比较的
观点，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课本、课程、课堂讲述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现状。”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逐渐获得了一种“幸福意识”：政府不断地许诺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娱乐，而这些又不断地实现，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不满现实呢？这种情绪逐渐吞噬了所有高级文化——音乐、绘画、诗歌、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艺术将会怎样？是甘心于碌碌无为的“循规蹈矩”，从而在现实中沉寂下去，还是……人们普遍认为：今天的艺术家是孤独的。他们孤独地生活，孤独地创作。他们怪异的生活方式是明确拒绝普通人介入的警告牌。他们的作品——极度抽象的符号、晦涩的释义、材料与工作方式的一反常规，使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这些天才的艺术家不是故弄玄虚，不是自大地拒绝与人民的交往。对于西方的艺术家来讲，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是在维护艺术的神圣。现代艺术家注定了不同于以往的大师，“我在许多现代绘画作品中发现了昔日的大师们的作品所不具有的那种特殊的美。说到先辈大师和当代画家之间的不同，我的意思是，也许当代的画家们是更深刻的思想家”。他们面对着日渐沉闷的社会，明白作为人类社会精髓的艺术必须承担的义务。他们深知他们天才的大脑就是为了警醒混噩的人们而使用的。艺术的存在理由就是：它是一支否定的力量。作为艺术的史学，作为艺术家的史学家，上述的能力和义务就是他们的能力和义务。史学既要同自身科学化的庸俗化趋向斗争，还要同日益强大的力图把史学工具化的外部力量斗争，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把自己定位在否定力量的一支。在一些封建专制的影响远未消失，现代化的“北岩（Northcliff）暴政”又得以建立的社会中，史学面临的困难更大更多。要做到这一点，史学家就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基本的态度：超然冷漠（cool）。这种“冷漠”，就是每一种否定力量在社会整体进程中必须始终保持的清醒——一种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态度。不能设想，艺术家没有了这种冷漠，它的作品除了用作饰品外，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透纳如果也象他所处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赞颂工业文明的一切成就，也就不会在《雨、蒸汽和速度——大西铁路》中提出工业文明的火车头最终开向何方的疑问。同样地，约瑟夫·赖特如果失去了冷漠，他就不会在1786年去表现一个孩子见到自己心爱的小鸟成为科学试验的牺牲品时悲伤的神情——一种对工业文明反人伦方面的温和的批评。现当代艺术中“原始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从技术的角度看，是前卫艺术家不满于“忠实地描绘自然”这种学院教条，而向原始艺术家借求能够直接唤起情感效应的手段。更深刻地讲，是艺术家对弥漫当代社会的虚伪的强烈批判——人们为什么不揭去冰冷的面具，把自己跳动的心、火热的激情展现出来？我们同样不能设想没有了冷漠，史学将会怎样？他或许成为主持聊天节目的庸俗的“文化大众”；或许成为效劳于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超然冷漠”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它是激情在今天的表现。“真诚”是一种取向，即人对真善美的冲动和追求。在前现代的松散的社会中，这种取向多由宗教圣徒体现：约翰在旷野中的呼喊；基督的信徒们壮烈的殉道，等等。在科学取代了宗教、技术合理性统治了一切的今天，人们为善的冲动越来越淡化，最终隐蔽到一片普照的光中，退行到无意识领域。人们失去了自觉。如何使人们看到人的本质并未消亡，从而克服绝望感，进一步唤起人们心中固有的但已沉寂下去的力量？艺术必须回答。艺术家对社会的关注主要地由对社会的批判表现出来；这符合作为一支否定力量的艺术的本性。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社会的弊病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而工业文明的成就成功地消弭绝大部分否定力量。关注人类存在境况、永远向上的艺术家举起了不合理的旗帜，为一个更加健全的社会而奋斗。应该承认，在过去，史学没有资格加入到这场战斗中来。“年鉴——新史学”的伟大进展使史学具备了这种资格。一切都汇聚到一点：史学、史学家敢于走一条艺术化的道路么？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必定敢于这样做。他有着向善的强烈取向；有时侯这种取向达到宗教信徒和先锋艺术家般的狂热程度。同时他保持着理性。他能找到一个即能看到现实全景，又不致于被同化的位置。它并不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是内心的一种孤独感——一种外表和思想的“冷漠”。这样的史学家是幸福的。他掌握着知识——今天的和昨天的。他是美的发现者，又是美的创造者。他担负着向人们展现美的任务；完成任务的同时又创造了史学之美。但不是每一个史学家都享用这种幸福：因为不是每一个史学家都是高尚纯洁的。耶酥的诅咒是可怕的。他对律法师说：“灾难降于你们！……因你们夺去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还阻止要进去的人。”谬斯的殿堂中有历史的席位。然而：“门是窄的，进去的人也少。”
（四）语词之舞TOP
当史学具备了艺术的心灵，开始美的历程的时候，它就必须开拓供这心灵运动的空间。诗歌、小说中蕴涵的深刻思想和强烈的批判，借助文学家神奇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自由的书写，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科学理性的枯燥，为自己拓展了无垠的空间：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平台，语言在这里跳起美丽的舞蹈，心灵在这里表现地淋漓尽致。史学家的空间是狭窄的。死板的时间——空间组合，空洞的分析，所谓科学的结论把舞台缩小到只能立足的程度。史学把自己投进了逻辑的樊笼。然而，有些史学家要突破这一限制。吉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述这样一段历史：朱莉亚皇后决定把帝国一分为二，卡若歌拉（Caracalla）领有欧洲；捷塔（Geta）拥有亚洲和埃及。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内战，避免兄弟间的争斗。他们答应在母亲的宫中会面。会谈中，捷塔遭到袭击，母亲起身保护儿子。在这场绝望的搏斗中，母亲受了伤，身上沾满了少子的鲜血。而同时，长子在怂恿着刺客。刺杀结束了，卡若歌拉带着惊恐，匆忙把自己投在保护神前，向自己的士兵诉说自己的“危险”和“幸运”。权力斗争的血腥，手足之情的沦丧，闪光的母性，一切都跃然纸上。人们清楚地感受到崇高与卑鄙、亲情与冷酷在一个狭小的场景中强烈的对比，更能体会到一个母亲在目睹这惨景时受到的刺痛。这是历史，还是诗，还是……不管是什么，它都震撼了人的心灵，荡涤了人的头脑，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人性。吉朋华美典雅的语言有时被认为不是历史的语言。那么，所谓的“历史的语言”是什么？难道是一块块冷冰冰的砖头，是这些砖头砌成的一堵冰冷的墙？吉朋深知在解答罗马帝国为何衰亡这一严肃课题时，不仅需要科学的分析，还需要情感的力量。理性的内核是激情。作为最伟大的古代世界文明，罗马帝国对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它的衰亡更是如此。如果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告诉人们衰亡的结论，而不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不能使人们对罗马、对人、对历史有比以前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他的研究没有太大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语言的力量。一部史著应该具有这样的力量：它使历史成了一场生动的表演，“演员”技艺精湛，吸引了“观众”，使他们忘记了自身，进入历史之中。这样的著作就是一部阿提卡悲剧——古典悲剧的力量恰恰在于可以使观众在欣赏的同时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而溶入剧作所要表达的情感当中。吉朋的巨著就是这样的一件艺术品，一部纪念碑式的不朽经典。吉朋的成就应该由大多数史学家来取得。但他们存在着顾虑：史学不是诗歌，不是小说，而是科学。恰恰因为这一点，他们的顾虑成了多余：史学的科学性确定了精确的舞台，语词之舞必不会是一
场漫无边际的狂舞。我们将援引新史学。旧式“叙史”受到猛烈批判后，“现代叙史”出现了。它极富特色，有时很难区分它是历史还是小说。比如，它认为，在研究诸如内战之类的复杂问题时，不妨遵从小说家的模式。小说家从多种观点出发讲述一个故事，史学借用这一模式，就会允许根据诸多冲突的解释去解释冲突。海登（Hyden white）认为，历史叙述将遵循四个“基本情节”（basic plots）：欢喜的，苦悲的，讽嘲的，浪漫的。还要象小说那样为读者提供“可供选择的结局”（alternative closures），这将帮助读者形成自己的结论，加深其参与历史的程度。“现代叙史”目前还是实验性的。不过可以坚信：经过长期实践，历史与文学的最佳结合点将被发现.（五）假象风景。谜。
从一片风景出发，我们走入艺术的心灵。我们还要走向何方？“谜”（Enigma）是一支享有世界盛誉的乐队。“enigma”是源自希腊的的词语，它的内容早随着俄王神话传遍全世界。这群天才的音乐家为什么要以它做乐队的名称呢？是为了表达要创作谜一般音乐的志向，还是表达自己要象俄王一样破解人之谜的勇气？它的作品充满了神秘意味，乐曲沉重、压抑，带着黑色的微笑。不久前，他们登上了中国最神奇的土地。在新的专辑中，曲调的色彩亮丽起来，音乐就象汽车奔驰在莽莽高原。他们上路了。给予“谜”强烈刺激的风景究竟怎样？我们假象：它更荒凉、更苍劲，那里阳光更强烈，万物更淡化。它属于比绘画艺术更伟大的东西——音乐。音乐走到了艺术的极限。“音乐对我们人类所具有的不可名状的魅力和真正解放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音乐是仅有的一种艺术，它的手段是位于那久已和我们整个世界并存的光的世界之外的，因此，只有音乐才能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粉碎光的无情暴力，并使我们妄想我们即将接近心灵的秘密。”史学，艺术的史学，在成为“眼的世界”的一件艺术品后，还能再找到超越的力量，成为“耳的世界”里的一支神曲吗？
篇6：艺术史学：论艺术与史学的共性
艺术史学：论艺术与史学的共性
（一）风景：戈壁--蒙德里安--史学之美
蓝天，强烈的阳光，沙石；这是一种风景。它的原素太简单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语词来描绘。见过江南抑或岭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会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凉、太安静了――让人无法忍受！不，这又有多美――美得异乎寻常，美得异常伟大！一切能称之为“美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凝缩在这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没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动与这种风景的脉搏合拍，以至汇融，霎时你就会获得无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不复存在，你便获得了类似宗教信徒与神交时“永恒存在”般的快感。这又怎是青山碧水凭依柔和的色采和线条给人的那种肤浅的愉悦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这种戈壁美景所激动。在他的经典名作《红黄蓝构图》（见上图）中，除去横竖线和原色以外，别无其它。复杂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极度简化。习惯于普同绘画的人无法解读，无法领会蕴含在简单构图中的内在之美：它展现了物体的精髓。在画前，“人由于抽象的审美默想而具有了与宇宙下意识地同一的能力……个性被嵌进和宇宙现象之中……与自然决裂的新绘画的特点是：对宇宙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达。”然而蒙德里安并没有长久地伫立在戈壁滩前。否则，他的画面将更加简化：毕竟他借助横竖线的垂直交叉来构造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完全可以省去。描绘戈壁风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绘画是为了阐明一颗“心灵”――它为艺术和史学所共有。对艺术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画的对象；对史学而言，也没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种抽象取向。艺术抽象的结果，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借助对色彩、造型等的欣赏，力图解读艺术家阐述事物本质的特殊语言。史学抽象的结果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籍，人们通过阅读，在认识或认知过去的同时，欣赏史学家的抽象艺术。“史学的抽象”，就是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和科学分析使隐藏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背后的质性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段，“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限定性时间词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所谓“史学之美”，应该这样理解：史学的指向揭示人类向善冲动的冲动是一种美；这种美的展现过程也是一种美。“史学美”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史学美的展现将由所有学习、研究以至于热爱史学的人来完成。他们所必需的是：无畏的勇气，真诚的心灵，科学的方法。
（二）蓝花：梦想？现实？TOP
“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诺瓦利斯经常使用的词语，对他而言，蓝花“包括一个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这里借用“蓝花”来指对完美的追求。“完美”应该是个宽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体到史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古代史学对此没有太大贡献。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篡学为例。它的目的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半个社会”的全部内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评价的经典名著，不管是《史记》，还是《通鉴》，它们的最高价值不过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鉴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读物。这种史著没有透视，个别展现史学美的行动也谈不自觉。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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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论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论文
论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论文
在以上各个专题的讨论中，我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有必要从总的方面给予论述。
从总体上看，汉唐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司马迁《史记》的问世了。这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按我的理解，《史记》既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战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总结。没有战国以来“人之发现”的历史潮流，没有战国文化传统在西汉的延续，就不会有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记》的问世。对此，我在前面的具体讨论中论述已多，这里无须更多的说明。需要给予较多说明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判。但是，刘知几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以魏晋南北朝为主。唐代以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魏晋南北朝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清代学者更是对这一时期的几乎每一部史书都给予了细致的考订。所有这些前代学者的工作都很有价值，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上个世纪，学者们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多有关注。周一良先生曾就此专门撰文探讨。他指出，这一阶段史学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史学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二，设立专职史官：“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三，史书的种类与数目增多：“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四，编年纪传并行：“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五，谱牒之学出现：史学著作中“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六，宗教史书籍出现：“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周一良先生所注意的已经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努力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等大的方面考虑。在今天看来，这些特点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归纳，如专职史官的设立与史学的独立可能就同属一个问题，又如谱牒之学与宗教方面的书籍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史书的种类与数目增多”的又一个例证。
周先生的上述概括具有启发性。不过，若抛开这些具体问题不论，我们将面对着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在众多特点的背后，制约着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到底有哪些？
应该说，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首推史学的独立。史学独立意义不可低估。如果还像汉代那样，经学维持一统天下的局面，士人注意力全在经学，史学就很难有大的发展。史学的独立确实为史学的发展赢得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不过尽管如此，我并不主张把经与史的分离过程理解得过于绝对。前文讨论经史关系时，实际上比较强调的是史学对经学、特别是对古文经学的继承。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若把经史关系理解得过于绝对，一方面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势必会使学术的演变失去过渡环节，变得难以理解。而从史学继承经学这个角度出发，则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如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注释方法诸方面对经学的模拟、史学著作的繁简变化以及史学批评原则的改变等等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说明。
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私人修史的盛行。关于这个问题，金毓黻先生早有论说。他在《中国史学史》书中专列了《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一章，以“私家修史”来概括魏晋南北朝史学，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之所以种类繁多、数量剧增，关键原因就在于众多私人纷纷自发修史。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解释很多问题。私人修史为何会如此盛行？金毓黻先生有如下一段解释：
当此之时，私家作史，何以若是之多，其故可得而言。两汉经史，最重家法，至后汉郑玄，而结集古今学之大成。魏晋以后，转尚玄言，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壹意造史，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自班固自造《汉书》，见称于明帝，当代典籍史实，悉集于兰台东观，于是又命刘珍等作《汉纪》，以续班书，迄于汉亡，而未尝或辍。自斯以来，撰史之风，被于一世，魏晋之君，亦多措意于是，王沈《魏书》，本由官撰；陈寿《国志》，就家迻写；晋代闻人，有若张华、庾亮，或宏奖风流，或给以纸笔，是以人竟为史，自况马、班，此原于君相之好尚者二也。古代史官世守之制，至汉已革，又自后汉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更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见闻，以备遗亡，后则群才景慕，作者甚众，《隋志》论之详矣，此原于学者之修坠者三也。若乃晋遭“八王之乱”，南则典午偏安，以逮宋、齐、梁、陈，北则诸国割据，以逮魏、齐、周、隋，历年三百，始合于一。割据之世，才俊众于一统，征之于古，往往而然。当时士夫各有纪录，未肯后人，因之各有国史，美富可称，此原于诸国之相竟者四也。综上所论，具此四因，私史日多，又何足怪。[1]
金先生列举了四条原因。其中有的解释是比较勉强的。如以“君相之好尚”论说就失之于空泛。唐初，“君相之好尚”超过往昔，遂有大规模修史活动发生。然而也正是从此开始，私人修史日益衰微。以“割据之世”诸国竟相修史来解释也有难通之处。因为北方割据诸国最多，但所修之史往往并非私撰。私人纷纷撰史更多地是在汉末魏晋以至南朝，通常所谓“八家《后汉书》”、“十八家《晋书》”就是出自这一时期。这与“割据之世”没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影响私人修史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专制皇权强大与否。汉末以来，皇权衰落，“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这是造成汉晋时期私人修史蓬勃发展的最关键原因。反面的例证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十六国开始，北方地区正是由于皇权的干预，所以才缺乏私人修史的风气，从而使得史学著作在种类、数量上都不能与南方相比。同样，与魏晋相比，南朝专制皇权有了很大加强，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奉敕之作，出现了从私撰到官修的发展趋势。隋唐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国家禁止私人修史，所以魏晋以来因大量私人修史而造成的史学繁荣局面终告结束。总之，专制皇权强弱与私人修史多寡这两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关于“私人修史”问题，还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东汉以后，士人群体表现得十分活跃。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史学著作其实大都是士人以及由此而演化出的士族所作。因此所谓“私人修史”也可称之为“士人修史”、“士族修史”。士人或者说士族修史不完全是为国之兴亡考虑，而是往往有着很强的个人的、家族的目的。他们或是借修史以求个人之不朽，或是借修史以记录家族的辉煌。因此，史学著作所记载的也多是他们自身的历史，不论是人物别传、家传、郡书，或者是家谱都是如此。就连记录“街谈巷议”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多是当时著名的士人、士族。这与汉代小说是很不一样的。影响所及，甚至后来被称之为“正史”的王朝史，如何法盛的《晋中兴书》、魏收的《魏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等等也都有大量对士族家世的介绍。
关于这一时期史书多记士族活动，钱穆先生曾有论述。他认为《隋志》史部“十三类中重要的，一是人物传记，其次便是地理记载”。[2]他解释说：“盖人物与地理有关，二者之受重视，则为当时门第郡望观念之影响。”[3]
钱穆先生注意到了“人物传记”的重要性，这与我的理解相当接近。他所说的“人物”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士人、士族。不过，我还是更愿意用“士人”、“士族”这样的称谓，而不用钱穆先生所说的“人物”。因为在这之前，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不也是重视“人物”吗？所以泛泛地说重视人物，必然会模糊两个时期史学的不同。实际上，司马迁与魏晋以后史家所重视的“人物”是有很大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对“人”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国之兴衰在“人”。出发点是“国”，而不是“人”。此外，在战国以来民本思潮的影响下，司马迁非常关注下层社会普通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可见，虽然同样是记载“人物”的活动，但《史记》中的“人物”与魏晋以后史学著作中的“人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此外，把“人物传记”与“地理记载”联系起来也是很难成立的。钱穆先生所谓“人物传记”就是指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包括了高士传、名士传、别传、家传、郡书等等在内的杂传。按本书的理解，杂传与地理书并没有什么关系。地理书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异物以及山水风光感兴趣而盛行起来的，而大量人物传记则是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影响而出现的。地志盛行于汉魏六朝，而杂传到南朝便已衰微；地志主要出自南方，而杂传却并非如此。二者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都是不吻合的。钱穆并没有具体研究过这两类书，却试图用门第社会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来简单地、笼统地解释问题。这是他出错的一个根本原因。
真正属于一个时代的特点总是会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南朝以后，政治上，士族逐渐退出舞台；学术上，私人修史日渐衰微，史书数量减少，而魏晋南北朝写成的史书也大多散失了，今天能看到的寥寥无几。那么，这个时代的史学究竟在史学史上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钱穆先生的评价。钱穆先生对这一时期史学评价不高。他在批评刘知几时连带批评了魏晋以来的史学。他说：“史书最重要的要能看出当时这许多史事背后的实情和意向，而刘知几《史通》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苟无史学，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4]他又说：“总之，刘知几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历史本身，也没有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刘知几何以至此？钱先生分析说：“若使在刘知几以前，史学界早有一番极高明的史学的话，刘知几也就不止于此。正因为从班孟坚《汉书》以下，都不能和司马迁《史记》相比。《三国志》、《后汉书》一路下来，经学史学大义慢慢迷失，所以当时人已只懂看重班孟坚的《汉书》，而不能看重到太史公的《史记》。讲材料，班固《汉书》是来得细密了，或许可在《史记》之上。但讲史识、讲学问的大精神，《史记》这一套，班固就没有学到。以后一路跟着班固的路，史学慢慢走向下坡，我们只要读刘知几的《史通》，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东汉以后史学的慢慢儿地暗淡了。”他又说：“（东汉到唐初）在外观上，是史学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史学实已衰了，远不能同从周公孔子到司马迁那一段相比。”[5]
钱穆先生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从今人的角度看，《史通》确实是境界不高。刘知几只是关注史书的体例，缺乏思想深度。他的局限性也正如钱先生所说，是由他以前史学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从东汉到唐初，的确是没有任何一个史学家可以和司马迁相比。司马迁的史学具有很强的历史哲学色彩。他不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为什么能有这样高的追求呢？关键还在于战国以来思想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而司马迁以后，思想界并没有提供出新的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史家历史观念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还是诸如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等旧的思想。魏晋一代虽有新思想发生，但玄学却没有、也不可能帮助人们在历史认识上有进一步的深化。所以，众多史家只能在体裁上做文章。体裁的丰富远远超过了思想的丰富。
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钱穆先生所说东汉以后的史学只是在走下坡路，“慢慢地暗淡了。”这样看问题未免简单化了。固然就单个史家而言，没有人可以和司马迁相比，但于众多史家的不懈努力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史学的进步。
在我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从先秦到两汉，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史学批评的萌芽，但毕竟是极初步、极简单的。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6]西汉“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汉以后，“文直”、“事核”、“实录”仍然是评价史书的主要原则。西晋人评价陈寿书：“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8]东晋王导建议修国史，其言曰：“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9]后燕董统受诏修史，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贬过美，有惭董史之直。”[10]北魏高允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11]南齐崔祖思批评当时史官说：“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12]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末尾将这些原则简洁地概括为：“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除了继承前人的上述评价标准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批评所涉及的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对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对条例、史论的重视，对文与史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对编年体、纪传体体裁优劣的思考都是新出现的史学批评内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史学著作内部的分类也日益重视。梁代阮孝绪在《七录》“纪传录”中把史学著作分为以下十二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13]《隋书·经籍志》史部基本上继承了这个分类原则，又将史书分为十三类。分类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它很自然地导致人们对各种史学著作的体裁以及源流作进一步的思考。以后刘知几的《史通》在很多场合正是在分类的原则下展开了对各种史学著作的评论。
总之，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究其原因，则在于史学著作数量的激增与种类的繁多。由此史家才有了一个比较、鉴别各种史书的可能。翻检《史通》，可以看到刘知几谈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举出大量的史书作为例证。如果唐初的史书还是像《汉书·艺文志》所列举的那样，只有为数有限的几种，刘知几是断然写不出《史通》的。由此我们也看到，魏晋南北朝史家所撰写的绝大多数史学著作虽然早有不存，但其价值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体现。
从今天的角度看，《史通》固然水平不高，但它的出现却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有趣的是，钱穆对刘知几多有微词，而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前代史家也是批评多于赞扬。他不理解，正是这众多遭到他批评的史学著作的存在，才使得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如果用最扼要的方式概括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史记》；在这一历史时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史通》。《史记》是对此前战国学术的历史总结，而《史通》则是对此前魏晋南北朝学术的历史总结。在这里我们分明感受到，在史学发展的漫长道路上，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
[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第104—105页。
[2]钱穆：《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版第112页。
[3]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
[4]钱穆：《刘知几<史通>》，《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
[5]钱穆：同上。
[6]《左传》宣公二年。
[7]《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
[8]《晋书》卷八二《陈寿传》。
[9]《晋书》卷八二《干宝传》。
[10]《史通·古今正史》。
[11]《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12]《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
[13]《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篇8：论现代设计思想与国情论文
论现代设计思想与国情论文
自从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重新定义了现代设计后，加之二十世纪初新艺术运动对于这片土地进行的耕耘，这些最终促成了德国包豪斯这颗现代设计萌芽的产生。
现代设计给了人们新的思考方式，帮助人们建立着一种新趋势下的生活方式。但是当现代设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之后好像总是有些“跑味儿”，到底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设计？更具体来说现代设计如何为现代中国人服务？生活层面上设计如何改善我们的生活？或者回归到一个最原本的问题被设计服务的“人们”是谁？
无论是约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还是包豪斯，在他们设计思想的背后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
魏玛的包豪斯是在社会主义的政府背景下诞生的，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风潮带动了包豪斯乃至现代设计思想的形成。因此带有一些理想主义成分的社会伦理关系是设计概念得以成型的一个前提，但是毕竟工业设计品是一种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产品，因此这种思想概念越纯粹在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产业内部就越发的不适应。
从而使现代设计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调，从“为人民服务”转向了“为消费者服务”。
可能两者乍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但是在于“人民”和“消费者”当中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尺度-消费能力。如果拉斯金或者莫里斯看到今天人们的所作所为恐怕又要掀起一场新的运动吧？
“消费能力”是一条残酷的区别标准，只有为消费和负担的起的人群思考和服务。首先便将设计师的思维局限在了“物”上，其次又把问题的判别标准定义为“购买行为”。这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和局限都是直接而“恶性”的。
一、“物”的局限&“经济权重”。
思维局限在“物”上，就剥离了一部分设计师应有的感知能力和人文情怀。在理想主义和重视社会伦理关系为基础滋养设计思想的年代人们对于设计的定位在于改善大众的生活；如今关于重视受众，体贴用户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是真正人们研究的反而是些“形而下”的方面-“交互方式”，“设计方法”，“形态趋势”。更多的注重在可用性层面，识别层面，所说的整合把控也局限于“物”自身。不仅让人感慨，先哲们对于设计师社会责任协调社会风气的考虑逝之远矣。
诸如此类，甚至在人们看到宣传“joy design”的时候经常会发出惊异-“原来设计还可以是快乐的啊？”设计不让人人快乐，就像相声不好笑的现状一样残酷，从业者们应当为之警醒，如果说相声的问题在于媒体权重，那么设计的问题很大一部分便来自“经济权重”。
经济的发展原理其实很简单，依靠于拉动人们的消费发展，新产品层出不穷，为了让新产品能够作为消费的目标对象，媒体加紧宣传，制造商多快好省，市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设计师也被要求出场来为新产品们乔装打扮。我很欣赏王朔在于千岁寒中的论断-“时尚就是变着法儿搜兜”，高度概括直指本源，不仅“时尚”如此，整个消费市场目的所在也如是。因此在各方面强烈积极要求下，设计被直接组织到了整体经济体系当中，主要工作：促进消费，粉饰太平。
口中说着“以人为本”，“human-centered design”，可连设计师自己的工作都很不像“人”，以人为本从何谈起？同时，商业利益却几乎成为唯一的设计衡量标准这不应该是现代设计思想发展的全貌。“以人为本”，“human-centered design”这些全是对的，追求商业利益同样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们作为一名后进的“设计师”是否能像百年前的的先人一样，有那么一点儿的社会责任思考？
二、社会责任思考的回归。
1、“资本”，“根本”？
“以人为本”，汉语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内涵，就像易中天先生评点三国中说刘备的“以人为本”是“以人为资本”，而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在于“以人为根本”。追溯到拉斯金和莫里斯的时代，当时工业革命的`发展让工业品大行其道，很多原本社会中间层面甚至下层公民都有机会想享受民主权利一样享受那些之前不可及的“社会产品”，通过改良工业品的设计思想，将他定位到一种促进社会伦理关系理想化的位置，用新的产品塑造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解决社会矛盾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对于那个年代设计的既定的流程。同样他的作用深远，直至战前，具有工业条件的国家公民几乎都受益于斯。回溯那个年代我们真正的看到了“以人民为根本”的设计思想。因此如果我们将设计师社会责任的思考定义在“以人为根本”，而不是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看做“资本”，也就将社会责任明确为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伦理关系，那么这种社会理想伦理关系应当怎么样被塑造，以谁作为基础呢？
2、以谁为本？
不禁要问我们应当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向来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一方面人们想到的是要平均社会资源，社会财富但是往往这类“过激”行为很难被内敛的中国社会所良性消化，历史上一次次“变法”的难产，“变动”的动荡数不胜数。
相比之下一种“兼爱”，“博爱”的大同思想应当是更为适用的妙方良药，在他“兼爱，博爱”的背后我们总是能够欣慰的看到他们自身对于弱势群体的倾斜，关注。如墨家的助弱御强，再如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思考一样，都是从社会弱势的问题着手解决从而诠释和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伦理关系。
作为一名设计师，我们的政治素养不比先哲，但是构建一种和谐的社会伦理关系仍是共同的目标。政治家用得是政策，而我们用得是产品。通过产品促进社会和谐的案例屡见不鲜，从当年的新艺术运动到著名的甲壳虫汽车，但是近几年我们却很难找到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责任为基础的设计。关注与中国社会的少之更少，我们更多的是聚焦在“物”而研究“事理”，而非注重于“社会”而研究“道理”。因此一种倾斜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于“社会”的“道理”的思考事在必行，他将为着眼于产品“物”自身，孜孜不倦的设计师门开拓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乃至提炼出自身的思想根源。
三、对于我国弱势群体的思考。
1、正确对待中西方差异。
由于我国国情和西方现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虽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被各辆推土机合力削减着，但是所说的“大同”的那一天恐怕还是得从现有的差异性做起。
不仅中国和国际，简单的说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千年来一直存在着，而且这些推土机也在千年就开动了。可现状仍旧有着明显的差别。
不要说生活行为使用方式，单单从人种上研究人机工程学便可发现东西方人种在尺度上甚至都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性格上更为明显，西方人外向，东方人内敛，西方礼节握手，东方传统是拱手抱拳，一个外向一个内向用力；西方人用刀叉，东方用筷子，一个外向一个内向。这些每天最基础的日常“下意识”行为尚且如此，社会行为的差异更是毋庸置疑。因此西方的标准不能照搬于我国，政治思想如此，人文思想如此，现代设计思想也是如此。
我们应当寻找我国社会的代表性特征，而不是被西方的权威社会论调所误导。
2、谁是最大的弱势群体？
城市贫民，无赡养老人，下岗职工。在报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但是那种弱势群体是我们最应当关注的呢？
我国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农业国，70%人口在农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共和国的平等公民，但是却无奈的忍受着不平等的社会条件，缺医少药，缺乏必要的教育条件，甚至被非农业人口歧视和指责。他们养活着我们这些每天在浪费粮食的城里人，还有忍受着别人对他们“乡下人”的指责。这是多么心酸的一幕，那么回到一个产品设计师的身份上，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的农民朋友提供过什么好的设计呢？
3、给农村的设计。
对于农村的物质条件大家恐怕多少都有认知，不要说“好的设计”，良性设计恐怕都是为数不多的存在，甚至夸张些但是“能用的，不太旧的”这样的物质要求可以概括农村人口对于产品的期待标准。
由于农村经济的欠发达，以及对于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他们经常是产业经济时代的化外之民。我们经常在统计图标上看到“大中华地区”经常只是大在名字上，甚至地理上具体的业务涉及城市的总和还不及北美，更不好说销售量了。为什么我们有着几倍于其它市场的人口却没有良好的市场规模呢？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正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消费能力低下。
就统计数字，中国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仅为城市居民的1/5，但是即使是中国的城市居民大量的消费也仍局限在生活资料上，全民恩格尔系数普遍低于其他城市人口水平。也就是说城市人口收入是农村的五倍也只是基本满足于生活消费，那么农村仅有的收入如何勉强度日便是可想而知。
经济发展在农村最直接的问题就在于“没钱买”，可是“没钱买”和“不买”往往是两个概念，虽然经济上不富裕但是一方面一些基础的生活资料还是需要购买的，即使挑个便宜的，买个旧的人们通常是“宁滥勿缺”的。
但是当我们回到设计师的本职工作上我们却看到好不容易农民兄弟要买东西时候把自己这点钱掏出来却没有人在意，“钱太少”，“成本压力大”，“格调低”，这些都成为再正常不过的借口。但是社会责任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有奉献和投入的，这才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目的，而不是让他们去歧视别人。三代之前大家都吃不上商品粮，同族同宗被分化成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之后不但没有互助反而出现社会矛盾了，这些虽然在情理当中但是如何解决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4、钱从哪里来？
说到发展，说到关注我们就要面对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开发设计产品需要钱，开发农村市场需要钱，满足农民需求需要农民手里有钱。
可是钱从哪里来？难道我们只能指望农民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来买我们的产品？这样的设计恐怕不会让任何一方拥有乐趣；靠三下乡一样“送“给农民兄弟们？能解一时之急，绝非长久之计。
这时我们得从更基础的层面分析农村消费市场的局限所在：
首先是地理上，大多数位于偏远地区，有些得地方交通还是问题。
其次人口分布上不集中，相对固定且分散。
之后是人口素质上，普遍教育水平欠缺。
但是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在于交通环节上，不仅是进不去而且出不来。就像“要想富先修路”的论断一样，交通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何把人流，物流乃至资金流延伸到更大的农村当中去便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命题。
就像我们做生意通常要有投资一样，这样一个大的发展命题也正需要着我们的投资。试想伴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拓，我国的消费市场接触面会直接以倍数增长，而且对于全国的全盘经济发展来讲意义更为重大，而他们所需要的不光是资本的注入，而在某一种层面上说应当叫做“具体的设计”，如何能开拓出农村市场的设计。他可能是一件产品，一辆交通工具，一种设计思潮，但是他的根源就像前文所述是一种“设计师对于和谐社会伦理关系的思考”。
四、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这事儿不矛盾。
空谈理想是要饿死人的，但是理想指导现实是则是古人所说“名正言顺”的写照。这种发展农村市场的设计不仅仅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社会责任，同样也能通过这个具体设计给我们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利益。农村市场无论从地理概念还是人口概念上的数字概念在这里我不用多加宣扬，我想讨论的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链，让农村即进得来，也出的去―必要的农业发展条件进来，一部分过剩生产力出去。即打开了市场又为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同时随着农村自身于整体社会接触的增多，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一个稳定的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市场将是指日可待。在现代市场手段的作用下任何人都会被激起购买欲望从而就范，而且我们乐于此道=）
等到那时，建立体系的人，或者描述为设计农村交流渠道的人便有这他人无可比拟的优势，渠道在手，万事无忧。但是是否具有这种建立渠道的远见，是否能够有效地设计出开发农村市场的良性方式这将是不仅对于“设计师”们的具体考验。而我们是否有着一定的方法可行呢？还得是具体适合于我们现有国情的方法？
五、解决社会问题的特色方式。
如人们一直关注的老龄社会问题，西方社会的普遍措施就是养老保险加老人院，显然这些不仅是看似冰冷的东西在我国是很难被良性消化掉的，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面临过老龄化问题，甚至我们一直在面临，但是解决的办法并不是直接利益上的优待这些“弱势群体”，而是一种思想上的导向。说起来中国人对于老龄化问题的传统设计就在一个“孝”字上，自打汉朝开始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屡见不鲜。人们对于尊长的认识成为一种固有的社会习惯，赡养老人的问题随之不仅受到重视而且被良性解决。
因此除了养老保险，老人院这种“治标”的西药，国人更应当在为弱势群体考虑的时候补上一方“治本”的中药。
有些像是百年前洋务运动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历经这么多年人们还在年轻时候留学，中年之后回归主流价值观，可以说中学西学的“体”“用”之分早就深入人心了。但是我们意识到“西学管用”的同时，也不应当忘记东方观念的本位思考，只有二者的良性结合才能设计出有效地方法作用于我国这一特殊环境。
六、结语：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刺激下，人们对于商业为主导的设计乐此不疲，但是同时我们是否应当回溯百年前工业设计师这一特殊职业的特殊背景？是否能够重拾起一丝当年先哲们对于理想的社会伦理关系的关注？
为了一个具体到中国的和谐的社会伦理关系，我们是否能够从一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工业设计师做起，通过设计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促使和谐社会的建立和进步。
最后给出如下结论：
1、现代设计思想应当关注现实社会责任。
2、我国设计发展方向应关注于农村问题。
3、如何设计出一套解决农村交流渠道问题的解决方案。
4、如何通过设计的方式即满足人群需求也解决社会矛盾，同时仍能够满足经济利益。
5、如何将东方道德思想与西方商业模式良性结合。
篇9：分析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这一词语的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斯蒂文.贝斯特与道格拉斯. 凯尔纳认为这一词语早在1870年就有学者使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统史学研究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章可循的方面，其更注重理性和规律，认为历史都是可以被人们认知的。后现代主义史家质疑历史进步论与理性，将研究的视野转向人们的私人和日常生活，从微观层次上挖掘历史。
1 传统史学的背景和特征
19 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异彩纷呈，在众多的历史学流派中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最为显著。客观主义史学称雄西方史坛近百年，20世纪人们提到传统史学时，往往指的是客观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又称兰克史学。以兰克为主的客观主义史学对史料的准确性的要求非常严格，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只能求助于对历史事件有过准确记载的历史资料。原本历史学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与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历史的描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都被巧妙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是复杂和多样的。
篇10：分析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论文
2. 1 对历史客观性的不同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 历史不具有客观性，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历史认识不可能达到真正客观，对于同一个历史对象的认识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要找到历史事实必须借助于文字、符号和文字信息，经过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想象才能体现出来，即通过旧的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无法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学的真伪。相对主义史学还在着力于区分史料与史实的区别，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区别，认为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史料作为连接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中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史料，历史研究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2 文史不分家。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学与文学、艺术学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因为历史学家在著述过程中为了很好的说明问题，会想方设法的运用各种艺术性的修辞，达到让读者乐于接受的目的，因此就不可避免的渗进了作者的主观构想。伊格尔斯说过: “历史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从未与文学的思考方式完全分开，但是历史具有可靠的知识。不管历史科学的前途如何从哲学上怀疑，历史专业化和寻求科学的严密性在20 世纪都是不会被颠覆的。”
2. 3 从公众史学到微观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家将其目光转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的情感世界，在内容上，微观史学家着重研究个人或小群体范围内的文化生活。以便揭示某种以往文化的特点。微观史学写作存在这样的.特点，传统史学偏重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而微观史学偏重于人的思想和心态。“微观史学并不是否定先前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微观史学家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种具体感。”随着微观史的兴起和发展，反应这方面的各种不同体裁的史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的视野中。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 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等，它们从另一个侧面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挖掘来反映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
2. 4 对传统阐释学的颠覆。传统西方阐释学认为文本是作者表达原意、阐释历史的表现形式，读者通过阅读文本，从而达到了解和领会作者意图，每个读者在阅读之前脑子不是空白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意理解和解读文本的信息，因此，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位置就被颠倒过来了，原来作者占有主体地位，读者必须对作者尊敬; 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作者在完成其著述后就消失了，史家研究历史就是为了还历史一个真实，而这个过程是要通过史家不断去认知的。
3 反思
后现代主义史学否定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文的、自由的、理性的尺度，怀疑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拒绝承认真理的存在。它引起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伊格尔斯认为: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意义并不在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在于更加精深的辩论。”对于史学界而言，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一切都是相对的，它促使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更加重视对史料的鉴别和判断，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后现代主义史学让史家认识到了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尽量避免史家的偏见。总之，不管传统史家还是后现代主义史家，他们都是历史学发展的传承者，对于史学的发展很有必要。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传统史学的方法与手段，辩证的看待后现代主义史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促进史学更进一步的发展。
篇11：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分析论文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分析论文
李根蟠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他通过与同行的交往，了解到在渝东从事本地区盐业史研究的刘卫国同志，未进大学校门学习历史学的专业，是一位长期从事本地区盐业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但经过长期的实际观察、探索，掌握了“由当今存在的历史遗存去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李教授对其研究成果充分肯定，赞扬他“取得了渝东盐业史研究的新突破”，本文即以此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上升到理论层面，阐发其研究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李教授的文章由具体而抽象，写得很有理论色彩，指出历史研究不仅要重视由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出发，去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还应当重视依据历史遗存( 包括现存的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 去逆向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文章中指出，“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是以固态的形式存在的话，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则以活态的形式存在。由于它是活生生的过程，故具有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可以弥补固有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同时，正如马克思所形象概括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因此，考察处于较高形态发展阶段的事物即为考察处于较低形态事物的“钥匙”。本文依据这一理论思维逻辑向我们展现了: 刘卫国同志没有盲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而是以现实情况检验其可靠性和可信度。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深入观察，使他对“四川井盐业始于秦末李冰在成都平原开凿盐井”的成说产生怀疑，经过执着的努力，终于揭开渝东盐业历史之真相。他对渝东地区400 余口古盐井进行长期的`观察，把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盐井区分为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人工井四种基本类型，它们是依次演进的系列，而前三者本质上都是盐泉，只有最后一类才是真正意义的人工井。他又深入分析影响盐井演进的地理和历史因素，探讨不同的地理环境如何造成分布各地的盐井呈现各种类型，并论证推动演变的动力则是洪水。作者充分肯定刘卫国立足现实以考察历史的思路和方法，认为他“成功地揭示了渝东地区自然盐泉向人工盐井演进的规律，这在盐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创新”。因此刘卫国的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确实是治史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坛，有一批出色的学者，他们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精神实质，并运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努力探究有关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大问题，建树卓著，他们的理论成就是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对于发展新世纪史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宁可教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一生著述丰富，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晚年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一书尤其受到重视。刘玉峰教授是宁先生的高足，志在传承、发扬老师的学术，本人在隋唐史、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学术佳作，并撰有《宁可先生访谈录》( 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 年第1期) 。这次他应本专栏约稿撰成此文，堪称是精心总结、提炼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难得之作。作者总结说，宁可先生晚年强调，“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的问题，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个根本问题”，围绕这个中心和根本问题，宁先生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构成及特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封建经济基础上国家政治体制的产生形成及其作用、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等，其研究是逐层递进又系统深刻的。本文即以此作为大纲要目，阐述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及其开拓性意义。作者对于构成宁先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体系的几个主要理论构件，又都有逻辑清晰的扼要论述。仅举两例。( 一) 关于作为“封建生产力的基础和主干的个体小农”，它具有: 集约化农业，精耕细作; 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 剩余产品率低，发展缓慢; 一个个小家庭是脆弱的，但就全社会而言，它又是稳定的、可以不断地再生再现，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牢固的、长期不变的基础; ……一共六项特点，全面讲出小农经济的实质。( 二) 宁先生关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的理论，本文作者总结为三项:封建经济的运转有小的和大的两个循环，前者为农村范围内产品自行消费、然后进行简单再生产，后者为全国范围内涉及城乡以及农工商业和封建国家的大规模循环; 商品经济是整个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和驱动力; 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社会的发展起到十分恶劣的消极影响。显然，这三项对于认识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特点都有关键性意义。作者又着力发掘和阐发宁先生运用辩证分析的观点、动态发展的观点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而得出的具有理论光辉的成果。如，分析在分散的、独立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基础上，必然要形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论述由于中国和西欧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生产力特点和不同的封建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在西欧形成了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其前期曾起到进步作用，但到了后期，成了没落的制度，其消极和反动的作用越来越增多。读着本文作者的论述，感到有理有据、切中肯綮。在当前，如何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已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这个角度看，刘教授这篇系统总结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文章，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中国历史演进的内涵极为丰富、宽广，总结历史理论问题大有可为，至诚期望更多的专家学者撰文赐稿，共同推进历史理论领域的繁荣发展!
篇12：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
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
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化大师和史学巨擎。1929年，他归隐道山，去今虽历八十余载，但他所留下的史学遗产仍有认真梳理的必要。本文瞩意于梁启超“新史学”与文化史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论及。神谷正男认为，梁启超的史学前后两期在史观与方法上绝异，但都以文化史为主题。葛志毅认为，梁启超心目中的历史，乃是包括社会文化各方面内容的广义文化史概念。石川祯浩的《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文着眼点并不在史学，但注意到梁启超所受巴克尔文明史学的影响。鲍绍霖、王晴佳在论述中国现代新史学的渊源时，也述及梁启超与欧日文明史学的联系。鲍绍霖还明确指出:“梁的‘新史学’实在是文明或文化史学。’动邹国义对梁启超新史学所援用的文献作了翔实考据，认为主要是源自日本的学原论文明史著作。总体看来，这些论著多侧重于史源的考察，而从本体上对梁启超文化史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于梁启超如何理解和构建文化史缺乏专门性讨论。
笔者以为，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铸斤史学握U 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浓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从文化史角度看，它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
文明史是一个广阔无垠、难以划界的历史领域。它的内涵不断变更，时至今日，仍在演变。20世纪初，梁启超流亡日本，完成《中国史叙论》《惭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华民族外竞史》筹系列历史著作，奠定“史界革命”巨子的地位。梁启超的这些新史学著作主要源自日本明治以来文明史学的影响，学界已有专论。笔者在此主要是从义理、史观上探察梁启超文明史著的旨趣及其对于文化史的'意义。
梁启超的文明史学与他的文明论同气连枝。作为引领潮流的思想家，18后，梁启超对文明的理解陡转深沉。短短数年间，他先后发表《沦中国人种之将来》、《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名《之明之精神》, 《可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卜不中德性相反相成义》, 《斤民说》, 《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E池理与文明之关系》等上百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极广，就其核心而言，多是围绕“文明”及其相关问题展开。《自由书》文明开化程度，分人类社会为‘`fir蛮之人”、“半开之人”、“文明之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集中在“第二期的著述时代”，也就是从19至他去世的这段时间。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曾明确区分史学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两类:“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心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又提出“文化专史’，的概念。那么，在梁启超的学术世界里，文化史属于普遍史还是专门史?先看文化史与普遍史的关系。“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按照梁启超的规划，《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构想中的《中国文化史次内首卷，此书初版时，题名副署“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从梁启超所列《中学国史教本目录》,《拟中国通史目录》、源拟中国文化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⑥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所列中国史之重要项目、《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关于中国全部文化的构想看，研究对象基本一致，文化史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诸部门。用今人的眼光看来，梁启超的普遍史，似乎就是“广义的文化史”。不过，历史地看，梁启超所理解的文化史与今人从唯物史观出发所理解的文化史有异。梁启超的文化史除具有Universal H istory与G en-era1H istory的一些特性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观念在其史学中带有普遍性、一般性法则的意义。
在梁启超的史学世界里，既以文化史为普遍史，又把文化史归入专史范畴。较之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说明普遍史如何做法，短短几年后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已然把文化的专史作为演讲重点。他说: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他把文化分为广、狭二义，尤其强调狭义文化的意义:人所以能组织社会，所以能自别于禽兽，就是因为有精神的生活，或叫狭义的文化。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狭义的文化尤其是人生活动的要项。’心《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文物专史’，实即广义的文化史，而“实化专史”则源自狭义的文化概念。文化史由普遍到专门，其间的历史变化与逻辑关系值得关注。
20年代，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一方面受外国史家与史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心顾领刚也说:“我们看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科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不是要做成国粹论者。’心他们视国故为材料而不是主义。傅斯年说得更为直白:“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心梁启超也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但与胡适等人有很大不同。他提出《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第一条大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而治国学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整理国故”，其学为何?即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人生哲学，也就是第二条大路。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论述中国史学传统时，专门列出“史与道”的关系，强调指出:“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心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史所表现出的敬重，是胡适等人所不及的。
篇13：论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基本问题法史学论文
论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基本问题法史学论文
希望整理的法史学论文：论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基本问题能够给您带来一些灵感。
摘要：是职务犯罪中常见的、多发的一种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财物，进行权钱交易的犯罪，其实质反映了权力和金钱之间的对价关系。当前，这种犯罪给我国反腐倡廉、严惩的工作造成了很大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成为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更对打击该犯罪起到较强的指导作用。
一、既遂与未遂界定的标准
是一种故意犯罪，与其他故意犯罪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对其产生的不同作用，完成犯罪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因而出现了既遂、未遂等犯罪形态。刑法理论上，以犯罪人的行为是否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来区分行为的既遂和未遂，既遂犯是犯罪的完成形态，未遂犯是面对自己无法克服的阻力，被迫停止犯罪或者使得犯罪未能够完成。
按照我国刑法学理论的通说，犯罪既遂是行为人所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别具体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的犯罪形态。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是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唯一标准。犯罪未遂是行为人处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停止犯罪或者使得犯罪未能够完成。对于导致行为人未遂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仅指客观情况的意外变化，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有碍犯罪既遂的主观因素。笔者认为一般可以将“意志以外的原因”定位在与行为人实行和完成犯罪的意志相违背的界限上。
的一般构成要件可以分析为若干方面：首先，在客观上基本要求：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另外，对人而言，其所追逐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其次，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权钱交易的行为。最后，在主观上是故意实施的利用职务行为与收取贿赂交易的故意行为[1]695-696。
二、既遂与未遂标准的学理判断
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一般都认为，存在未遂的犯罪形态，但由于的客观构成要件较为复杂，对于该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划分标准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有若干不同的理解，总体来说存在下列观点。
(一)承诺说
收受财物型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索取财物型行为人完成索取财物的行为，是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在收赂的形式下，只要人作出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贿赂的承诺时，即构成既遂;在索取贿赂的形式下，完成索贿行为即为既遂。其主要理由是：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实施向他人索取财物的行为，均侵犯了的客体，破坏国家的廉政制度。
(二)实际说[1]695-696
行为人收受了他人财物或索取了他人财物是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以人是否实际收赂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只要人收了人的财物，无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均构成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收受人财物的，属于未遂。
(三)谋取利益说
行为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是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只要人为他人谋取了私利，无论其是否已经索取到他人的财物或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均构成的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构成的未遂。
上述观点主要是基于对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不同看法，这几种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承诺说以侵犯的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作为理论根据，单纯地以承诺行为的法律属性为出发点，去探求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这种做法显然无视的客观方面的基本要求。存在收赂和索取贿赂两种形态，其客观方面表现为收受、索取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这里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求行为人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可。如果行为人先承诺，承诺以后未来得及收赂就案发，这种情况完全符合犯罪未遂的特征。
篇14：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论文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一方面，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学/学科化/学科萌芽
【正文】
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传统的中国经济史为其学科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孕育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但是却无法演化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与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条件：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第一次由可能变为现实。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萌芽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进一步分析、探讨了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初步总结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一、学术界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研究
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首先，对于学科萌芽标准，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赵德馨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魏声和著《中国实业界进化史》与沈同芳著《中国渔业史》等书于19后的相继出版，标志着近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发”。[1]（P784）从赵德馨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学科萌芽的重要标志就是相关中国经济史学著作的问世。虞和平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中指出，“1904年至19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阶段，梁启超的《中国国偾史》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2]（P82）从虞和平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准与赵德馨的观点较接近。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将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滥觞”。[3]从李根蟠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和国内经济史学界的其他学者一样，李根蟠也认为相关著作的问世，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重要标志。
其次，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间的判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赵德馨、虞和平、李根蟠等人认为，如果将相关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现作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志，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判断更令人信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自19后开始萌芽。秦佩珩在《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一文中指出，“所谓昨日的中国经济史坛，我们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暂把这个阶段划入自民国十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之中。虽在这样短短的期间内，一般的经济史学者，却在经济史的研究上，作了极大的努力。自胡适之与胡汉民等讨论井田问题，以启中国经济史研究之端，一直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一般学者，推波逐澜，纷纷提出他们对经济史的看法与主张，寸前尺进，无一非艰辛血汗之成果。”[4]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时间，秦佩珩认为，中国经济史学是从1921年后开始萌芽的，这一观点和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
目前国内外有关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经济史著作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出现了，如果将中国经济史有关著作的出现作为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依据，那么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理由更充分，其具体标志是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至于19辛亥革命后，由于现实的需要；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著作逐渐增多，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后，整个学科确实有较快的发展，但能否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我们判断整个学科开始萌芽的一个标准，却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另外，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也有着不同解释和回答，其中李根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3]这种解释强调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和历史背景；赵德磬、虞和平等人则从国内现实政治经济的变化等因袁来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原因，这种解释强调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内部条件。
二、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原因的再探讨
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往住是和它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并且又是与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科的发展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以及这门学科后来的发展，都令人信服的.证实了这一点。寻找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的历史动因需要多层面的思考与观察，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及其标志。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来分析、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甚大，西学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外部影响仅仅是促使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方面，西学东渐在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过程中所起的仅仅是催生的、间接的作用。从学科萌芽的内因来看，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另一动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社会变革运动，不仅开启了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步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创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条件。无论是18的戊戌变法，还是清末的“新政”，二者在各个方面都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直接或间接地使得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了强烈的社会现实需求。首先是颁布了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鼓励发展本国经济。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实业，早日实现“富国”之理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寻求经验和教训，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其次是从官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如戊戌变法中设立农工商局，清末“新政”设农工商部等。这些与发展实业有关的机构的成立，都组织了力量对相关方面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结，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强烈现实需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戊戌变法在文教方面的改革措施如开办京师大学堂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1911月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部分对分科、课程、课时、教材以及预备科课程都有系列的规定，如“文学科中史学乃七门之一”，“研究史学之要义皮包含大量经济史内容”，“关于教材日本名经济史，可暂时采用，仍应自行编篆。”[5]（P88），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判断，有关中国经济史的内容从这时就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京师大学堂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
历史地位，其办学章程有着强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京师大学堂开设史学课程，经济史作为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走进大学课堂。从此以后，中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与经济史有关的课程。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当时确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这种强烈的现实需要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具有直接促动作用。杜维明教授指出：“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其实在东京。”他认为梁启韶与章炳麟皆“受到‘日本文明历史学，的影响”。[6]有些学者也认为梁启超在日本时已把一些西方史学及文明史书介绍到中国来，并断言他的“新史学”理论。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西方史学的间接介绍。”[7]（P356）其实，日本东京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发源地。大约从甲午战争之后，不少日本人在考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开始著书立说，引起中国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注意，梁启超在15看到日本人绪方南溟写的《中国工艺商业考》一书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到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从而促使他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以当中国人开始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时候，首先吸收了外国人的某些研究成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人的著作。如19日本学者平田德次郎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论》一文，西村骏次等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之富源》一文。受此影响，中国学者剑虹19在《地学杂志》第1卷3期发表《吉省移民源流》一文，也展开了类似的研究。19广智书局出版了蒋簋方翻译的日本学者织田一著《中国商务志》一书。中国学者陈家锟就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并于19著《中国商业史》一书。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子20世纪初，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从某一方面分析，不可台蝌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具体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因；一方面是西方近代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西学东渐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日本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直接促进作用；其内因主要是指20世纪初强烈的社会变革，这种强烈的社会变革产生的社会需求促使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与中国经济史育关著作的相继问世，20世纪初，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从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出发，开始认识到研究本国经济史的重要性。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也随之出现。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一书由广智书局出版，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在《中国国债史》一书中，梁启超详细叙述了近二十年的中国国债史，对国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西方各国的公愤历史。此后，1906年魏声和的《中国实业界进化史》、1907年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史》、1908年陈家锟的《中国商业史》、19陈家锟的《中国工业史》与沈曾荫的《中国实业史要》等著作相继出版。另外，1909年刘师培还在《国粹学报》发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的中国经济史专题论文。1907年后还有工商团体和企业编写的著作出现，如山西同乡会编的《山西矿务档案》（1907年）、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编写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编写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1年）。
分析这些经济史著作，就内容而言，它们都是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中某一部门或某一专题的研究，涉及个别行业、企业和地区，叙述比较简单。就目的而言，研究者的目的就是探寻振兴中国经济之道。就作者而言，这些著作，多为民间作品，先是个人著作，后有工商团惭口企业编写的著作。在运用理论方面，也开始有了新的突破。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运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有关经济学的原理，分析比较中国历代户口，使得该文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色彩。梁启超认为，外国历史为进化，我国历史为循环，《人口论》所论证的人口增长规律，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对中国历代人口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为后者研究中国人口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历史事实与经济理论的结合并非一种偶然的巧合，它是西方经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一种必然反映，这意味着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历史现象已经成为可能。从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经济史著作的学术特点来分析，这批中国经济史著作无论是在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的目的、叙述的方法等方面都完全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经济史，已经开始涉及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范畴。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 四、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中国近代史学的一门专门史。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接受了西方现代学科分化取得的成果，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把历史学分为普通史与专门史。作为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的这种划分法颇有见地，无论对历史学，还是对作为一门专门史的经济史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史作为一门专门史开始出现，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也只有从这时候开始，人们才有可能关注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有关学科自身发展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看中国经济史学科未来的发展。从这层意义上分析，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也正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对学科整体发展所作的学术贡献。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另一学术贡献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在中国，大学课堂开始讲授有关经济史的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开办京师大学堂。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中国经济史开始作为一门课程走进大学课堂。这一点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中国经济史走进大学课程，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学术地位，而且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培养了专门人才。
最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有力地促进子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给世界留下了丰厚的古代文化遗产，经济思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没有演变成为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很难找到一本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理论著作，更不要说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从20世纪开始的。中国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源，而不是中国经济学的流。首先，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有些理论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史实的理论概括，这种对中国经济史实的抽象分析，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之一；其次，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可以直接给经济学家提供历史经验。中国经济史学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史学科的重要性。这样，又会反过来对中国经济史学自身的发展又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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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佩珩.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J].新经济，1944，第11卷（3）.
[5]北大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M]。北京大学出版社，1903。
[6]杜维明.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J].九州月刊，1992，第5卷（2）.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
篇15：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论文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论文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 ?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D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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