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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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却令学术界长期以来为之争论不休，其焦点在于主题思想方面，曾引发过较大规模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其要者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近年来，张中宇先生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等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及《长恨歌》的主题，最近又出版了《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华书局)，进一步提出了“婉讽主题说”。本文试图在进一步解读与考证《长恨歌》的基础上，对各家观点进行扼要的检讨，并重点针对张中宇先生的“婉讽说”进行商榷，然后对“爱情主题说”提供一些新的证据与看法，希望有助于促进《长恨歌》主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长恨歌》主题的学术史回顾
对《长恨歌》主题的解读从古至今绵延不断，并引发不少争议。最早涉及此事的还应该是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3]就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这成为后世“爱情主题说”的源头。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云：“乐天因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就是说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祸乱的“尤物”，阻断祸乱的根源，以此作为将来的鉴戒。应该说这是讽喻说的最早源头，也成为当代学者“讽喻主题说”的一大论据之一。晚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七云：
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
可见在晚唐时期像李戡那样斥责白诗为“淫言媟语”遗憾“不得用法以治之”的人还不少，黄滔为白居易翻案，则反映了晚唐人以儒家政治伦理的态度来批评《长恨歌》，总是以刺时规讽来要求作家的。
宋人在这方面比晚唐有过之而无不及。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连昌宫词》云：
《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
虽然认为其缺乏“监戒规讽”的社会政治作用，但肯定了诗歌的艺术性。而车若水《脚气集》则云：
唐明皇天宝之事，诗人极其形容，如《长恨歌》全是调笑君父，无悲哀恻怛之意。《连昌宫词》差胜。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亦云：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
三人皆以《长恨歌》与《连昌宫词》相互比较，认为白诗全无讽喻，甚至“止于荒淫”，真是横加指责了。至于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一直斥为“无礼于其君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更是从内容到艺术加以彻底的否定。虽有田锡在《咸平集》卷二《贻陈季和书中鸣其不平：“乐天有《长恨歌》《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10]1085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明人对《长恨歌》的评价不再像宋人那么严厉。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云：
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五《读白乐天〈长恨歌〉》亦云：“乐天《长恨歌》妙极才人之致，格少下耳。”二人皆极力称许《长恨歌》的艺术魅力，但胡应麟仍然不忘批评其诗格调低下。只有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指出：“《长恨歌》，此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与陈鸿之说相似，且更加直接明确了讽谕主题所指。
清代汪立名在《白香山诗集》卷十二中，为白居易辩护，重申了陈鸿的观点：
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十四《白乐天〈长恨歌〉论》则持相反态度，指责了白诗的“欲讽反颂”艺术效果：
乐天又著为歌词，以艳其事，恐后之人君陷溺于中，甘心尤物而煽处者，且妄觊于死后之余荣也，则所云窒乱阶者，恐反为乱阶矣。
实际上还是批评其作为艳体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诗醇》卷二二的观点：
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词也。“养在深闺人未识”，为尊者讳也。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缘奚罄。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
既肯定了作品情文相生的哀艳情感，又认为哀艳之中包含讽刺，可以说是后世双重主题说的源头。
由此看来，历代对长恨歌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从儒家诗教观的角度解读作品的基础上的，但是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明确提出讽喻主题者，也有持双重主题者，而爱情主题说除白居易本人自道以外不再有人明确提出，最多只能是从“荒淫之语”、“调笑君父”的斥责声中略窥一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目中，君主是用来仰望的，爱情是不屑于出口的，哪能让爱情两个字发生在至尊身上，所以即使意识到李杨之间的爱情，也只是批评唐玄宗的“溺于情”，从而斥责白居易的“无礼”。其实他们批评得越严厉，就越能证实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
当今学术界对《长恨歌》主题的讨论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的观点层出不穷。目前已有学者对《长恨歌》的主题进行综述，如张中宇《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载《文学遗产》20第3期;二者较为详细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读者可以参阅。周相录专著《〈长恨歌〉研究》的第一章《〈长恨歌〉研究的历史回顾》则将《长恨歌》主题概括为“隐事主题说”、“讽隐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及其他”五种。张中宇的总结最为全面，共概括为“爱情主题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六种，并在其专著《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讽主题”说，他认为《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具有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他的结论是：“《长恨歌》的主题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败等造成国家动荡、爱妃惨死及凄苦悲凉、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婉转批评唐玄宗因为承平日久滋生的骄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二、“风情”考辨
实际上，张中宇先生的“婉讽主题说”也属于讽谕说，而且其主要论据之一是认为“一篇长恨有风情”是指“《长恨歌》具有《诗经》‘风诗之性情’”，“风情”一词即指“风诗之情”，它与“十首秦吟近正声”的“正声”分别继承了《诗经》风、雅传统。张先生曾撰写专文《“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后又在《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专列有“风情考略”一节，对自汉以来的“风诗之情”进行了考辨。但遗憾的是，作者考辨了“风”、“风诗”、“风人之诗”、“风诗之情”甚至“风骨”，而“风情”一词在其所引材料中竟然未出现一次。这样考辨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会让人生疑。那么白居易诗中“风情”一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涵义呢?下面我们来考查一下。
古代的“风”有多种意思，诚然有“教化”、“风俗”的释义，但亦有其他含义，如《孟子·万章下》：“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魏书·杜铨传》亦云：“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云、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此处“风”皆为“风度”、“作风”之义。又《尚书·费誓》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孔颖达疏曰：“僖四年《左传》云：‘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贾逵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其后还可引申为“走逸”、“放荡”。“情”字则多指“情感”、“情绪”、“爱情”、“情致”、“情趣”等等。而“风情”一词是“风”与“情”的简单相加，还是另有涵义?对历代典籍中出现的“风情”一词进行仔细的梳理后就能知道答案。
最早提及“风情”一词的是徐广《晋纪》：“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风情率悟，以文谈致称于时。”此“风情”应该与教化无关，而偏重于对人的性格才情的理解，略与“风度”相近。至南北朝时，“风情”已成为品评人物的常用之词，通常指人物的“风度才情”。如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
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休琏风情，则《百壹》标其志;吉甫文理，则《临丹》成其采;嵇康师心以遗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江淹《江文通集汇注》卷八《王仆射为左仆射诏》：
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南昌县开国公俭，器怀明亮，风情峻远。业积珪璋，才兼经纬。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
邢子才，为寺碑文。子才，河间人也。志性通敏，风情雅润。下帷覃思，温故知新。
“风情”皆指“风度才情”。又鲍照《鲍参军集》卷五《送从弟道秀别》诗：
岁时多阻折，光景乏安怡。以此苦风情，日夜惊悬旗。登山临朝日，扬袂别所思。
檀道鸾《续晋阳秋》：
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
则偏重指“情感”、“心情”。而庾信《庾子山集注》卷十五《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云：“公志气纵横，风情倜傥。”[26]970此“风情”已逐渐接近“风流”之义。
入唐后，“风情”一词涵义又进一步拓展。我们大致把它分成三类：一为继承南北朝时品评人物之义，指“风度”“才情”。如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九《唐南武州沙门释智周传》：
惟周风情闲澹，识悟淹远，容止可观，进退可度，量包山海，调逸烟霞，得丧一心，慈恻万类。
骆宾王《骆临海集》卷七《上齐州张司马启》：
风情疏朗，霜明月湛之姿;气骨端严，雪白水清之槩。
《全唐诗》卷三八九卢仝《寄含曦上人》诗：
貌古饶风情，清论兴亹亹。访余十数度，相去三五里。见时心亦喜，不见心亦喜。
二指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或女子的风流多情。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云：
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尙书诗曰：“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娥。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
孙棨《北里志·俞洛真》条：
洛真虽有风情，而淫冶任酒。殊无雅裁，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
赵元一《奉天录》卷一：
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
三常与少年合用，指少年的狂放风流生活。如《全唐诗》卷五一○张祜《赠淮南将》诗云：
年少好风情，垂鞭眦睚行。带金狮子小，裘锦麒麟狞。拣匠装银镫，堆钱买钿筝。李陵虽效死，时论亦轻生。
由上可知，唐人诗文当中，“风情”一词逐渐偏重“情”，指少年狂放风流之情或男女之情，与“风人之情”及婉讽之义无关。
除了唐人有多处使用“风情”一词以外，我们再看看白居易诗文中是否也有其他提及“风情”之处。据笔者统计，白集中另用“风情”达14处之多，可以说是唐代作家中使用“风情”最频繁的人。如果不考查其他“风情”使用之处的涵义，而指出“一篇长恨有风情”具有婉讽的意义是有失偏颇的。白居易诗中“风情”多与“年长”或“壮岁”联系在一起，如《白居易集》卷十七《题峡中石上》诗：
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又《白居易集》卷二六《忆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诗：
齿发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
又《白居易集》卷十七《三月三日怀微之》诗：
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同醉是今朝。
又《白居易集》卷二四《题笼鹤》诗：
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虎丘惭客问，娃馆妒人过。莫笑笼中鹤，相看去几何?[3]1626
由此可知，这种风流狂放的生活内容是“花”、“酒”、“诗”、“歌”，自然也免不了会有乐妓的参与。如《白居易集》卷二十《湖上招客送春泛舟》中云：
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两甁箬下新开得，一曲霓裳初敎成。[时崔湖州寄新箬下酒来，乐妓按霓裳羽衣曲初毕。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
可见，白居易笔下的“风情”一词应指文人诗酒妓乐的风流生活，他对这种生活方式颇为自得，常在诗中反复表现出对年长而风情少的慨叹和遗憾。
由此可见，“风情”应指风流生活或男女之情，则“一篇《长恨》有风情”中的“风情”一词，指男女之情更接近作者原意，而决不会是继承《诗经》中的“风人之情”，也决不会具有婉讽的意味。
三、《长恨歌》的主题
从目前对《长恨歌》研究的进程来看，有逐渐复杂化的趋势，研究者大多根据《长恨歌》本身内容的某一方面，进行延伸发挥，故而诸种说法均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哪一种说法最符合白居易的原意，还要从白居易自己的说法与时人的看法进行参照解说。笔者以为，《长恨歌》的主题以“爱情说”最切合白居易的本意。
其一，根据上述“风情”的考辨，白居易所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应是认为《长恨歌》为表现风情之作，且将之与《秦中吟》对举，《秦中吟》属于讽谕诗，则《长恨歌》之主题非“讽谕说”亦甚明。那么风情之作与“爱情说”是最吻合的。
其二，从白居易自己给诗歌分类来看，也不应是讽谕诗。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其一为讽谕诗，其二为感伤诗，其三为闲适诗，其四为杂律诗。《长恨歌》被置于“感伤诗”一类，则明显是对于李杨爱情悲剧表示同情，进而颇为感伤。白居易《与元九书》曾定义感伤诗为“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的，而《长恨歌》的内容正与此合。但《长恨歌》吟咏爱情，并同情李杨的悲剧，故大类应为感伤，而实际主题则是“爱情说”。前人的“感伤说”与“爱情说”并不矛盾，只是表现范围的不同而已。毕竟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类，只有“感伤”类，而没有“爱情”类。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而其重视的程度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增加有所变化。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说：“他认为自己的诗作，讽谕、闲适两类最重要，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处世原则。……至于感伤诗中名篇《长恨歌》、《琵琶行》，他更是屡屡流露出自我赞许的态度。我们须知，白居易作为一个诗人，他既关心国事民生并具有兼济天下的志愿，因而在理论上大力提倡讽谕诗;同时他在日常生活中又具有丰富真挚的感情，热爱各种自然美和艺术美，因而从内心深处喜爱长于抒情、文词美丽、声律和谐的律诗。……他的古体诗大概只有《长恨歌》、《琵琶行》两篇风行，其他则否。”
其三，《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从流传的角度看，将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归入讽谕说，也是不恰当的。
其四，《全唐诗》卷四唐宣宗有《吊白居易》一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29]49这里的“童子解吟长恨曲”，说明他的《长恨歌》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自述相合。而《长恨歌》与《琵琶行》都是属于感伤诗一类的。故而从以上几个方面参证，白居易的《长恨歌》的基调是感伤的，而主题应该是爱情说。
四、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考察
根据唐宋时期的文献，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作更进一步的考察，也有助于对《长恨歌》“爱情主题说”的认识。我们认为，从主观上说，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本身是真挚的，又是感人的，而客观上造成与安史之乱有关，这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他与杨贵妃的爱情过程是基于共同的性格与共同的爱好，他们的爱情是真挚感人的，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值得同情的，故白居易写作了这首《长恨歌》，并置于感伤诗一类中。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与其说是见到杨贵妃倾国倾城之色，毋宁说是因为他们二人才艺有共同之处。他们本身具有真挚的爱情，民间传说再对这一爱情加以美化，这才是《长恨歌》取材的基础。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多才多艺，在宫中也找到了唯一的异性知音，也就是杨贵妃。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
唐玄宗好音乐，在即位之前就是如此。《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传》云：
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
唐玄宗的这些爱好，曾受到大臣们的劝阻，《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云：
上精晓音律，……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上虽不能用，欲开言路，咸嘉赏之。
不仅如此，玄宗还擅长于制曲，《太平御览》卷五六八引《乐府杂录》云：
又曰《得宝子》者，唐明皇初纳太真妃，喜甚，谓诸嫔御云：“朕得杨氏，如获至宝也。”因撰此曲。
又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云：
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上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38]43
此类事例甚多，据《碧鸡漫志》所载，玄宗所作以及玄宗时制作乐调就有《霓裳羽衣曲》、《凉州曲》、《胡渭州》、《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雨淋铃》、《清平乐》、《春光好》。即使是杨贵妃死后，唐玄宗从西川归来，思念杨贵妃时，还在制作乐曲。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云：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焉。
杨贵妃同样爱好音乐，擅长歌舞。据《旧唐书》卷二一《玄宗杨贵妃传》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宋乐史《杨太真外传》曾记载：
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钟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觱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
这种帝妃臣子共同奏乐的盛大场面在历史上应不多见。他们的共同兴趣爱好集中体现在对《霓裳羽衣曲》的喜爱之上。《杨太真外传》卷上云：
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从杨贵妃入进见玄宗之始，就与《霓裳羽衣曲》产生密切的关系。同书卷上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
可见玄宗对于《霓裳羽衣曲》的痴迷程度。白居易也是深爱此曲，除《长恨歌》外，他还作了《霓裳羽衣歌》：“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3]1410则其对于霓裳羽衣曲，多是以赞美的口吻表现的。歌舞本身是美好的，但过于沉溺则会懈怠朝政，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故而白居易为了将这两方面的强烈对比尽量缓一些，用了“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句，尽管暗示了安史之乱，但字面本身还是“鼙鼓”，限于音乐的层面，这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当朝时事深刻揭露者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以及《长恨歌》的爱情主题的。由此可见，精晓音律是唐玄宗的爱好，而杨贵妃是最能满足其爱好的一位女性。这实际上是支撑他们爱情的基石。
从上面看，唐玄宗与杨贵妃是有较为深厚的爱情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顾一切地将本来是寿王妃的杨玉环度为道士，然后再册为自己的贵妃。而杨贵妃为女道士的过程，实际上与唐玄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据卞孝萱《唐玄宗杨贵妃五题》[40]11-17考证，实际上他们这一段时间，保持了六年零两个月的情人关系。
综上所述，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歌颂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对他们那种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而被迫生死离别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伤感。而后人的其他主题说则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长恨歌》的解读。因为李杨爱情的特殊性，又与安史之乱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容易作出多元化的解说。但我们认为，只有“爱情主题说”才应该是最符合白居易本人的看法的，也是与《长恨歌》的内容最切合的。
篇2：论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
论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自问世以来，广为流传，为人所喜欢，且被誉“千古绝作”。讲述的是历史上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杨玉环的故事,熔入了诗人丰富的想象，用精湛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写成。这样一篇佳作，但其主题思想历来一直备受争议。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所谓的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我从原文出发，结合自己的感受，从文章的整体结构、历史背景、作者的写作角度等方面进一步分析诗人创作《长恨歌》的真实意图。
一、引言
《长恨歌》是白居易创作的优秀的叙事詩之一，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我们在读的时候，无不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惨结局而感到同情，同时也回想起白居易一生的经历，意图找出之前是否有任何联系。探讨此诗的主题思想，能够让我们以更充沛的感情去投入诗中的意境，更能了解诗人的写作背景，能从中可能会发现许多诗人的意图和感想。
然而自《长恨歌》创作以来，对其主要的主题分析的见解议论不停，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综合来看大致有三种说法：政治说(揭露统治者荒淫无道，最终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爱情说(赞扬唐玄宗与杨玉环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双重主题(唐玄宗与杨玉环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我个人比较赞同爱情说，我将从以下几方面来具体说明。
二、《长恨歌》写作的社会背景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代，民间喜于谈论玄宗与贵妃的故事，“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元稹《灯影》)不仅如此，据说，平定叛乱后，当唐明皇避暑回来的时候，百姓都是哭着欢迎他回来的，由此可见当时的百姓对于李杨的爱情悲剧是同情的，宽容的。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地点在周至，而马嵬就在附近，当地肯定流传着有关李杨的爱情传说，那么，白居易也一定受到了民间传说的影响。
而且，当时的唐朝经济有所发展，市民阶层兴起，这一新兴的力量，追求感官的享受，张扬个性价值，显示其个性意识，与封建文人放荡不羁的浪漫天性有某种程度的吻合，对于胸怀远志而官职卑微的白居易来讲，这无疑是一种影响其创作的推动力。《长恨歌》蕴含了人们对理想爱情和美好愿望的追求，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平反后，割据，藩镇势力勃兴，战乱不已，人们生活极度痛苦，而越是处于痛苦之中，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尤其是对幸福安逸的爱情生活的追求也就越强烈。
百年以后，唐末战乱，唐僖宗又像玄宗一样带领皇室入蜀避难，途径马嵬坡时有感而赋诗云：“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环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唐僖宗已代杨妃说了冤魂的不平之恨了。
由此可知，这肯定是一首同情李杨情感悲剧的爱情感伤诗。
三、白居易的写作角度
《长恨歌》之所以流传至今自然是因为它是一首好诗，而一首好诗自然是融入了作者的感情的。白居易怎么能把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写得如此传神呢?让人回想起他与青梅竹马湘灵的感情故事了。
“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 《邻女》;“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 《寄湘灵》;“夜半衾裯冷，孤眠懒未能。笼香销尽火，巾泪滴成冰。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 《寒闺夜》这些，都是白居易描写他的初恋情人的诗句。
人生最痛苦之别莫过于生离别。若是死离别，时间还可以逐步把痛苦减轻，然而生离别会让人一辈子挂念和痛苦。白居易少年时和东邻之女湘灵姑娘长期相爱，感情非常深厚。由于封建礼教森严，双方皆不敢将关系公开，只有暗暗地往来，以至于双方的父母都不知道。后来白居易因生计所迫离开符离时，双方都发誓永远相爱，不负少年之约。只是，最后碍于封建礼仪，两人最终没有在一起，只能做一对相爱却不能相依的无花果。
不难发觉，白居易的故事与李杨的故事是何其的相似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长恨歌》感伤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殇，同时也是白居易在缅怀自己未遂的爱情啊!
都是爱过的人哪，怎会不能体会爱一个人却无法相伴终老这萦回不休的惆怅之情呢?所以，白居易他懂得唐玄宗，也同情唐玄宗，在唐玄宗与杨玉环身上，他找到自己与湘灵的影子，所以，他借题发泄对自己爱情的悲哀与感伤，对唐玄宗，白居易只有深深的同情，对爱人离去的深深感伤。即使唐玄宗有错，不该为美人而荒废朝政，可是他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没错啊。从这一方面想，也足以证明这是一首爱情感伤诗。
四、《长恨歌》的整体结构
《长恨歌》以“情”为中心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围绕“情”这个中心，诗的前半部分是唐玄宗、杨贵妃相爱到恋情进一步发展的描写，后半部极力表现杨氏死后李对爱情的坚贞执着。诗篇1/3叙述了历史，而白居易用剩余2/3的篇幅，最多的笔墨，最深的情感来表现他们的爱情。“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生。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形象的描述了他们爱情缠绵的情形，当杨玉环归阴后，李隆基面对旧景感慨万千，不由自主，睹物思人，一切如故，却已物是人非。“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非常形象的把李隆基对杨玉环的那种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展现在我们面前。不仅如此，接下来，白居易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使李隆基于飘渺的仙境中寻找杨氏的踪影，又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做“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主题，结尾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
如果说，杨氏生前，他们的爱情带有物质享受的成分，那么，杨氏死后，执着的思念，是一种完全丢弃物质的精神活动，这种感情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每次读完《长恨歌》我们都能感受到唐玄宗与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是多么凄美，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诗人白居易对这悲惨结局的感伤，所以这明显是一首感伤有情人终不能眷属的和赞扬真挚爱情的诗篇。
五、《长恨歌》的层次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 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欺凌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六、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白居易写《长恨歌》，是赞美唐玄宗与杨玉环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对无法天长地久的感伤，是对唐玄宗要美色而不要国家的痛心，而也是对自己的爱情的缅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境。”诗的最后这一句话更是明显的点名宗旨。所以，人们说它是一首讽刺诗，讽刺唐玄宗荒淫无道，最终导致国家动荡不安这样的主题不能成立，那是后人附加在白居易身上的。我们在欣赏诗词时，不应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强加在诗人身上，必须得根据史实，凡是都讲依据，这样才能把诗词最真实的一面分析透彻。
篇3：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ji)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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