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读后有感
“阿桥”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2篇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读后有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读后有感，以供大家参考借鉴!
篇1：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读后有感
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读后有感
再次捧读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觉得文中的苏子其实就是余秋雨自己，不禁感慨联翩。
这两年，对余秋雨文章的批判，对他身世的盘问，对他人格品质的追问，铺天盖地而来的那种形势，似乎已经淡却了许多；书店里书架上，余秋雨文化散文集不再那么醒目了；大小媒体、重要场合也少见他的身影了。——他在激流勇退，已经将自己的身影和作品都转移到了港澳台等未开垦领域，不过这似乎也说明经典抹煞不掉的光芒、动摇不了的地位，以及无聊者无人应答的无趣。但也许，这个结果正合喧嚣者的本意。
我并不想全盘肯定余秋雨——他的全部作品、他的全部人格。但，毕竟，在文坛极度萧条，江郎都已才尽，心灵都被物化的时候，他，跋涉祖国山山水水、实地考察拜访，为我们奉献了几大盘文化与心灵大餐——从《风雨天一阁》《西湖》对山水景物的文化寓意的探求，到《道士塔》《都江堰》这样对历史与自然遗迹的反省，再到《苏东坡突围》《柳侯祠》对历史人物思想价值的深沉思索，无不透露出一位知识分子反观历史、不迷信不盲从的精神，正值严谨、求真达诚的品格，无不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身上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剖析的精神品格，我们更不能不佩服他融合古今历史、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庞杂的知识与思想于一炉的能力，不能不佩服他见微知著的手笔、极具感染力的文字功力。
没有什么事前的炒作、事后的宣传，他的散文集就一版再版，甚至到处可见盗版。在责骂声、批判声喧嚣四起的时候，我也曾仔细审视他的作品，也从他的后期作品中找到了喧嚣的某些理由，甚至很有同感。但当喧嚣淡去之后，翻遍书店满架的散文，除了现代作家中还有可读的作品，我没有找到耐读的作品——不是阳春白雪般的远离世俗人情的孤高自赏，就是俗世生活的小情小调，或者矫柔作态的吟风弄月，总觉得有些矫情，偶尔也会有清风徐来的清新之作，但总觉得人生的味儿不足。
日常的生活已经够平淡了，清新典雅的小作虽也能使人有捧茗雅赏之余小憩片刻的情致，但人生有时是需要被点燃的`，被引起亢奋的。余之作属于能够点燃人热情、激发人斗志、催生深刻思索的作品。他给平淡慵懒的生活一次洗礼和清毒，给虚浮的日子一场盈实的营养恶补。
读书与思考，是心灵与心灵、心灵与世界的对话。有价值的对话必须尊重心灵的感受，必须倾听来自心灵的声音。我不是一个心血来潮、可以轻易激动的读者，经过最初的热衷，到后来的冷静批判，再到现在的重新认识，我相信，心灵的最终选择是没有错的。——当他只身一人，或在丝路古道上风餐露宿，或在车站边的小屋里苦思冥想时，我们的不少所谓“大家”，或正在书斋里搜寻，或三五成群在小酒馆里海侃神聊。据说，当代许多大家们的创作与思想，就是在故纸堆里搜寻出来、拼凑出来的，或是在别人过去的历史档案袋里捕风捉影地附会出来的，这些东西，不是经不起推敲的残花败柳，就是现露江郎才尽的无聊与刻薄。
有价值的思想与创见，与艺术一样，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淀的，否则，学术只不过是水上浮萍、风中飘絮，只得一时繁华。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急切需要的，难道不是这种对待学问求真务实的精神吗？
偶尔，还会在港台媒体看到余秋雨做的专题节目，或点评，感到他已失去了往日沉稳中的自信，激情飞扬的神采，想必他一定经受着尖刻的批判、不被接纳的尴尬与无奈，大有英雄末路之情，不禁为他感慨惋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已经为我们奉献了那么精彩的节目，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他的一点点美中不足？其实完全可以对他善意地提醒与指点。可惜没有。——由于骨子里的嫉妒与鄙吝，我们的文化氛围，向来是极不厚道宽容的，所以难有个性的光芒成长发育起来，人们一定要等他完美无缺，才肯容他一席之地，——可是世间哪有那么多完美无缺的事情？——许多思想创见就是在这样苛刻的文化氛围中被压制下去，自我消弭了！于是，放眼望去，文坛有的是整体上的沉寂与平庸，和小情小调的自我吟唱。
重读《苏东坡突围》，觉得其中苏子的某些心迹，就是余秋雨自己的切身体会吧：
他真的害怕吗？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的为道、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却不知怎么一来，就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法辩解，更不知如何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就是“酱缸文化”！
.10.20
篇2：余秋雨散文《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散文《苏东坡突围》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
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
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
懊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矙，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纔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篇3：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
读你的时候，你只吟“大江东去”的豪迈，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想你的时候，只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问你的时候，你却说“一蓑风雨任平生”。
——题记
近日拜读了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随他走进历史洪流，触摸早已风干了的泪痕，或悲或叹，或思或悟，一时感动萦绕心中。
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你是黄州的儿子。在八百多年前的宋朝岁月里，你陷于“乌台诗案”中，因心怀叵测的小人的恶意围攻，你被长途押解，贬谪黄州，风雪交加，空余你孤独的身影，一句“一蓑风雨任平生”不知敲落了多少沧桑老者的热泪，打动了多少后人迷茫的心！
你，一个后起之秀，名震文坛，作为苏家三杰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却因此而落难，就像你弟弟所说的一样“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在监狱里，你被侮辱，被摧残，你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嚎着，哀嚎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嚎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经荒唐到底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浓妆淡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就这样，你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逼供，你闭了闭眼，就承认了，你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你的浑身脏水，孤独的走进了荒凉的黄州，你如同一只小蝌蚪在汹涌澎湃的大海里颠簸，“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梦想虽然属于美丽，现实毕竟归于涩意，你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尽受了官场的炼狱洗礼，于是乎，余秋雨先生告诉我：“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习惯于淡泊和静定，在艰苦的中垦荒种地中，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我想，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世与经历，才造就了你大气磅薄的词风，酣畅淋漓的书意吧！
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你是黄州的儿子。你走到黄州赤壁，面对着赭红色的陡峭石坡，浩荡东去的大江，你闭眼深思，你把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注入了意味，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不朽的篇章终于在黄州诞生了！余秋雨先生说：“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你是黄州的儿子。你清醒了：哀吾生之须臾倒不如托遗响于悲风，取山间之色，听江上清风之歌唱。你不再悲观，不再耿耿于怀。你在黄州兴修水利，奖励耕织，清廉从政。黄州成全了你，你成全了黄州。
现实的残酷，竞争的激烈使你内心深处伤痕累累，但你却一贯保持着那样豁达的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你，想你，你的诗篇让我感动，你的心境让我震撼、感慨。
篇4：余秋雨《苏东坡突围》阅读答案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阅读答案
苏东坡突围(节选)
余秋雨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之后，他从监狱里走来，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他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选自人教课标版《语文读本④》，有删改)
15.选文第二自然段提到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有何作用?(4分)
16.为什么作者说“苏东坡真是好命”?(4分)
17.简析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运用的艺术手法及其妙处。(6分)
18.联系上下文，并结合“古往今来许多大家”成熟的相似经历，谈谈你对“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一句的理解。(8分)
【参考答案】
15.内容上：林语堂的看法与作者的看法形成对比，突出并引出苏东坡“黄州生活的'凄苦”。结构上：引出下文，为后文解说“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的观点张本。
16.这是对比“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而言的。(1分)作者认为苏东坡在黄州真正地成熟了，超越了自我的局限，而且“他还不年老，今后还大有可为”，即他还有足够的生命去书写好的诗篇，有足够的时间去留下美好名文，而事实也证明如此。作者认为，与那些太晚觉悟而无所作为的人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3分，意思相近即可)
17.运用比喻(博喻)和排比。(2分)将成熟喻成“光辉”、“音响”等，形象生动地展示出苏东坡的成熟的内涵;排比句式，气势磅礴，语势强劲，节奏铿锵，更能体现苏东坡超越于人生后的大气，为下文点明苏东坡“文化突围”的内容蓄势。(4分)
18.①苏东坡被贬黄州经历了凄苦生活，这“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在黄州留下了《赤壁赋》等文学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磨难让他最终能旷达于己，洒脱于文。(2分，联系上下文，意思相近即可)
②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亦如苏东坡，往往在经历了人生磨难之后，成就了一生的美名。如“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2分，结合事例)
③“优美的诗文”，往往来自于对“痛苦”的深刻思索，对人生的不断反思。在人生困局中的“突围者”若能最终超越自我的局限，获得“人格的成熟”，而流于笔端，终成美文。当然，并非所有的美文的形成都需要诗人经历“凄苦人生”，只是生活的磨难会让人成熟得更超然，而从此能突破自我人生局限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家。(4分，言之成理即可)
篇5：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节选阅读答案
余秋雨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之后，他从监狱里走来，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他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选自人教课标版《语文读本④》，有删改)
15.选文第二自然段提到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有何作用?(4分)
16.为什么作者说“苏东坡真是好命”?(4分)
17.简析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运用的艺术手法及其妙处。(6分)
18.联系上下文，并结合“古往今来许多大家”成熟的相似经历，谈谈你对“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一句的理解。(8分)
篇6：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节选阅读答案
15.内容上：林语堂的看法与作者的看法形成对比，突出并引出苏东坡“黄州生活的凄苦”。结构上：引出下文，为后文解说“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的观点张本。
16.这是对比“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而言的。(1分)作者认为苏东坡在黄州真正地成熟了，超越了自我的局限，而且“他还不年老，今后还大有可为”，即他还有足够的生命去书写好的诗篇，有足够的时间去留下美好名文，而事实也证明如此。作者认为，与那些太晚觉悟而无所作为的人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3分，意思相近即可)
17.运用比喻(博喻)和排比。(2分)将成熟喻成“光辉”、“音响”等，形象生动地展示出苏东坡的成熟的内涵;排比句式，气势磅礴，语势强劲，节奏铿锵，更能体现苏东坡超越于人生后的大气，为下文点明苏东坡“文化突围”的内容蓄势。(4分)
18.①苏东坡被贬黄州经历了凄苦生活，这“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在黄州留下了《赤壁赋》等文学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磨难让他最终能旷达于己，洒脱于文。(2分，联系上下文，意思相近即可)
②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亦如苏东坡，往往在经历了人生磨难之后，成就了一生的美名。如“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2分，结合事例)
③“优美的诗文”，往往来自于对“痛苦”的深刻思索，对人生的不断反思。在人生困局中的“突围者”若能最终超越自我的局限，获得“人格的成熟”，而流于笔端，终成美文。当然，并非所有的美文的形成都需要诗人经历“凄苦人生”，只是生活的磨难会让人成熟得更超然，而从此能突破自我人生局限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家。(4分，言之成理即可)
篇7：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原文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之后，他从监狱里走来，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他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简介
《苏东坡突围》是《余秋雨文集》中的一篇，苏东坡山居笔记因“乌台诗案”被贬官之后，他的政敌、私敌甚至一些泼皮无赖都一哄而上，对他的人格进行无耻的诽谤攻击，东坡先生像一个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空间的战士，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巨大痛苦进行突围。一个倒了霉的大学者、大诗人，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子照出了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有那么多丑恶的灵魂显影，反倒衬托出被诽谤者的高风亮节。
苏东坡介绍
苏轼（1037年1月8日—11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苏轼按排行位居第二，故曰“仲”，至于取字“和仲”，则是苏洵希望儿子性格和缓（苏轼性格比较急躁），后来父亲另给他取字子瞻，则与他的名“轼”更相关，且希望儿子高瞻远瞩。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曾在立新法中反对过王安石，被贬到黄州。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清人敬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三词客”指的就是苏氏父子。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曾因一封信入狱，但他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开创“尚意”书风，，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作《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在绘画方面擅画枯木竹石，反对程式束缚，重视神似，提倡“士人画”。为其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代表作品有《水调歌头》《赤壁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念奴娇·赤壁怀古》《定**》《江城子·密州出猎》《饮湖上初晴后雨》《浣溪沙》《临江仙》《题西林壁》《记承天寺夜游》《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等。
内容扩展：余秋雨语录
1、嫉妒是自己的敌人，也是他人的敌人。
2、曾经海枯石烂，抵不过好聚好散。
3、若爱，请深爱，如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
4、衰世受困于谣言，乱世离不开谣言，盛世不在乎谣言。
5、文化人不要在地域上敏感。
6、有山脉相隔的遥远是一种绝望，由水道相通的遥远是一种忧伤。
7、永远也不要记恨一个男人，毕竟当初，他曾爱过你，疼过你，给过你幸福。永远不要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好男人了，或许明天，你就会遇到爱你的那个男人，在你眼里，他再坏也是好。其实，分手之后没必要记恨，更没必要自暴自弃。
8、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9、一路行走一路怀疑，一路怀疑一路行走，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想起了我们遥远的先人，他们就是这样从森林和沼泽中走出来的，队伍中经常因风暴的去来、猛兽的出没、歧路的选择而议论纷纷，他们的领路人也会因谣言和非难而无辜牺牲，但他们终于走出来了，走到了文明的开阔地。
10、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关系。时间会把最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是好好的照顾自己。
11、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
12、最疼的疼是原谅，最黑的黑是绝望。
13、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懊悔。你错过的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别人错过了，你才有机会拥有。人人都会错过，人人都曾经错过，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错过。
14、如果被别人嫉妒的是你，那么，暗暗地把自我夸奖一次吧!如果被别人造假的是你，那么，再狠狠地自我陶醉一次吧!
15、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
16、如果坦白是一种伤害，我选择谎言。如果谎言也是伤害，我选择沉默。
17、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
18、谣言的雪球不仅可以越滚越大，而且还会越滚越圆、越滚越险。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雪球。
19、喜欢一个人，在一起时会很开心;爱一个人，在一起时会莫名的失落。喜欢一个人，永远是欢乐;爱一个人，你会常常流泪。喜欢一个人，当你想起他会微微一笑;爱一个人，当你想起他会对着天空发呆。喜欢一个人，是看到了他的优点;爱一个人，是包容了他的缺点。------喜欢，是一种心情;爱，是一种感情。
20、有些事，明知是错的，也要去坚持，因为不甘心;有些人，明知是爱的，也要去放弃，因为没结局;有时候，明知没路了，却还在前行，因为习惯了。
篇8：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节选)》练习及答案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之后，他从监狱里走来，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他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选自人教课标版《语文读本④》，有删改)
【练习】
15.选文第二自然段提到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有何作用?(4分)
16.为什么作者说“苏东坡真是好命”?(4分)
17.简析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运用的艺术手法及其妙处。(6分)
18.联系上下文，并结合“古往今来许多大家”成熟的相似经历，谈谈你对“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一句的理解。(8分)
【参考答案】
15.内容上：林语堂的看法与作者的看法形成对比，突出并引出苏东坡“黄州生活的凄苦”。结构上：引出下文，为后文解说“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的观点张本。
16.这是对比“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而言的。(1分)作者认为苏东坡在黄州真正地成熟了，超越了自我的局限，而且“他还不年老，今后还大有可为”，即他还有足够的生命去书写好的诗篇，有足够的时间去留下美好名文，而事实也证明如此。作者认为，与那些太晚觉悟而无所作为的人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3分，意思相近即可)
17.运用比喻(博喻)和排比。(2分)将成熟喻成“光辉”、“音响”等，形象生动地展示出苏东坡的成熟的内涵;排比句式，气势磅礴，语势强劲，节奏铿锵，更能体现苏东坡超越于人生后的大气，为下文点明苏东坡“文化突围”的内容蓄势。(4分)
18.①苏东坡被贬黄州经历了凄苦生活，这“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在黄州留下了《赤壁赋》等文学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磨难让他最终能旷达于己，洒脱于文。(2分，联系上下文，意思相近即可)
②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亦如苏东坡，往往在经历了人生磨难之后，成就了一生的美名。如“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2分，结合事例)
③“优美的诗文”，往往来自于对“痛苦”的深刻思索，对人生的不断反思。在人生困局中的“突围者”若能最终超越自我的局限，获得“人格的成熟”，而流于笔端，终成美文。当然，并非所有的美文的形成都需要诗人经历“凄苦人生”，只是生活的磨难会让人成熟得更超然，而从此能突破自我人生局限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家。(4分，言之成理即可)
篇9：东坡突围 余秋雨 全文
东坡突围 余秋雨 全文
余秋雨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等。
余秋雨 《苏东坡突围》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的苏东坡情感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是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论争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变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给黄州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招待所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种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敢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中国人无法声辩，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怀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议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地十分寒伦，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颤。这个人可称之为“检举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颤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章，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了。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圭。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这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王圭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挥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时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融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子”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在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头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颤和王王圭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的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了，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有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篇10：东坡突围 余秋雨相关介绍
作者：余秋雨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
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
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
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
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
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
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
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
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记得去那
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
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
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
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
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
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
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
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
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
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
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
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
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
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
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
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
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
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
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
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
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
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
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
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
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
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
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
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
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
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
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
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
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
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
罪。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
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
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
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
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
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
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
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
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
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
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
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
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
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
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
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
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
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
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dan3](应为澶字去掉氵--输入者注)。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
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
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
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
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
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
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
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dan3]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
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
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
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
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
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
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
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
“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
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
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
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
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
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王圭]。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
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
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
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
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
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
叫卧龙呢!”这个王[王圭]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
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
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
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
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
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
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
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
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
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
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
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
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
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
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
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
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dan3]和王[王圭]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
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
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
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
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
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
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
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
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
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
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
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
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
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
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107
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
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
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
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
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
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
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
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
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
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
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
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
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
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
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
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
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
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
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
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
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
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
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
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
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
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
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
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
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
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
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
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
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
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
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
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
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
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
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
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
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
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
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
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
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
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
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
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
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
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
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
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
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
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
“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
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
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
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
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
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
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
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
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
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
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
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
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
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
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
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
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
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
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
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
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
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
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
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
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
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
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土
禀]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
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
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
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
“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
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
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
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
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
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
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
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
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
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
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
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
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
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
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
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
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
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
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
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
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
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的光线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
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篇11：东坡突围 余秋雨相关介绍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汉族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夫人是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与前妻李红育有一女。[2]1月22日，余秋雨获“当当年度影响力作家”文化贡献奖。
人物简介
余秋雨余秋雨，当代中国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作品
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何谓文化》等，文化通史《问学余秋雨》，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等。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87年授予)、“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其中，《信客》被选入人教版初二上册语文教科书，《都江堰》被选入新课标人教版高中选修《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语文教科书。20，余秋雨出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他的名字典藏于“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名字寓意
从发音看，“余”和“雨”的音节一样，且都是“秋”的韵母;由于“y”是零声母，显得声母“q”格外重要，“秋”的发音构成音美的主旋律;声调先扬，后平缓，复归于回旋。该名的音美效果，共鸣连绵，舒滑圆润，富有朦胧意境。
从审美看，“余”字上下结构，左右基本对称;“雨”虽是独体字，也基本左右对称，呈上下结构;只有“秋”字是左右结构，左右不严格对称;这样，章体结构就以“秋”字为中心，首末大致对称。因而，该名是和谐美感的。它从形式上反映了名主极高的审美禀赋。如果换成其他姓氏，音美和形美效果就要发生改变。
从取义看，该名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秋雨连绵，丰盛有余;名主精力充沛，著作繁多，其名与实同义相连。“秋”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也是生发感想和充满浪漫情愫的字眼，名主对“秋”字情有独钟，并且天生富有丰富的想象，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秋”之启迪，寓意匪浅。“雨”不仅是水，它有水的灵性，而且会动，充满朦胧般的诗情画意：“雨”的缠绵悱恻，情运流淌，只有具备较深文化底蕴的人才能体验出来。
篇12：余秋雨《黄州突围》原文欣赏
余秋雨《黄州突围》原文欣赏
这便是黄州赤壁，或者说是东坡赤壁。赭红色的陡坡直逼着浩荡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供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倒错，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价值。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但是，这个僻远的黄州却给了他巨大的惊喜和震动，他甚至把黄州当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案”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作上纲上线的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他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确实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尊重祖母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很值得研究。
使神宗皇帝动摇的，是突然之间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到了一起。他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不能为苏东坡说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于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
这人可称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加以辅导，这本是朋友间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信，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翻版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 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他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
他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如此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如果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理由里边显然埋藏着一个最神秘的元素：妒忌。
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合理性了。 又如，王。
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
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
这个王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
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向皇帝检举揭发。他在信中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这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
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哪怕是被同一时代的人印写在印刷品里。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做“砸窗子”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捡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
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嫉妒而伤害过苏东坡，批评苏东坡的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提到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有点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站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觉得沈括不可亲近。当然，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超越时空的中国式批评者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地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舆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幽默，一○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然而不知所措。
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来者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被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
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
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
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几度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
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战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但是，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讥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
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
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
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他的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
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
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最动情的是那位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
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皇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有意无意地在验证着文化的感召力。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扬扬。有一天他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以为，对这么一个哄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
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将其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很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又觉得他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一种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在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平素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
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
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士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原本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
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
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柏杨先生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
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 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阕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
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静无声，那么，迟早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
他想，一段树木靠着瘿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扬扬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答李端叔书》)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
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述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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