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工伤赔偿案看我国工伤保险法规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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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从一起工伤赔偿案看我国工伤保险法规的进步
从一起工伤赔偿案看我国工伤保险法规的进步
都说在劳资纠纷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工人打官司难。看了下面这个真实案例，我们或许能受到某些启发。
王某系甲工厂聘请的司机。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午，甲工厂老板的弟弟李某要求王某出车，送李某等人去外地办事。办完事回到工厂时已是傍晚七点钟左右，王某把车停在工厂，步行回家，谁知在厂门外的马路上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在地，当即昏迷不醒。摩托车司机驾车逃逸，王某后被行人发现送进医院。王某伤势严重，住院近一个月，花去医疗费两万多元，眼睛落下残疾，从此不能再开车。在王某住院期间，甲工厂只垫付了一万元，还叫王某写下借条，因为工厂方面认为王某的交通事故不属工伤，应自行向肇事者追偿。王某不服，认为自己应享受工伤待遇，双方遂起纠纷。
王某出院后即请求劳动局处理，劳动局告知王某必须先取得社保局的工伤认定后才能提起劳动仲裁，于是王某开始请求社保局认定工伤。社保局要求王某出示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说要根据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来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王某要求交警部门出具认定书，到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某才拿到责任认定书，认定驾车人无名氏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行人王某不负事故责任，这样才初步具备了认定工伤的可能性。
社保局接受王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开始向甲工厂做调查。甲工厂负责人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事发当天是星期天，全厂休息，李某虽然是老板的弟弟，但不是工厂的职员，无权调配车辆，因此王某出车不是受工厂指派，属私自用车；第二，王某由工厂包吃包住，宿舍在工厂内，他走到厂门外去并非回家的必经之路，发生事故应责任自负。王某感到非常冤枉，认为甲工厂歪曲事实，李某不仅是老板的弟弟，而且他在工厂还有办公室，是部门经理，怎么一出了事就说李某不是甲工厂的人呢？另外，王某的家在厂外，工厂从来也没给他包吃包住，他下班回家必须要经过厂门外的马路，工厂说的都是假话。社保局通过调查询问，虽然查明王某确实住在厂外，但对于李某是否属于甲工厂职员一时难以确定。经过王某多方求助，并得到尚在甲工厂工作的朋友的帮助，社保局终于查出甲工厂早把将李某作为本厂职员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这下，李某的职员身份确认了，再辅以其他证据，社保局作出了《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认定王某在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遭受交通事故应享受社会工伤待遇，并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7级伤残。但此时已是二○○三年四月了。
王某拿到《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之后，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由于甲工厂对工伤认定不服，已向市社会保障局提出复议，因此劳动仲裁委员会告知王某要等复议结果出来再说。市社会保障局经过近两个月的复议，作出了维持原工伤认定的复议决定书，认为王某符合《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即在上下班时间及必经路线上，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具有享受社会工伤保险待遇的资格。
有了复议决定书，劳动仲裁委员会终于在二○○三年七月份受理了王某关于工伤补偿的仲裁申请。到这个时候，才可以说王某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果不其然，甲工厂不同意王某的补偿请求，并对市社会保障局的复议决定不服，向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工伤认定书。法院受理了这起行政诉讼案件，劳动仲裁委员会自然就中止了仲裁，何日再继续仲裁，要等行政审判的结果。
也许法院认为本案比较复杂吧，经过漫长的四个多月时间，法院在二○○三年年底才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甲工厂的诉讼请求。甲工厂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上诉权，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时间来到二○○四年的二月底，二审判决下达，结果并不出人意料：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兜了一大，又回到了劳动仲裁委员会。此时王某聘请的律师认为仲裁请求是一个关键，必须进行修正，因为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及修改后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均已生效实施，对工伤赔付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提高。开庭时王某提出本人工资有1700元每月，以此为标准向甲工厂要求较高的补偿。甲工厂随口承认王某的月工资是1400元，仲裁庭已记录在案，但仲裁庭并未理会王某的请求，竟然裁决王某应该回甲工厂上班，由甲工厂给予王某医疗费及残疾补偿金等共计两万多元了事，同时王某还应向甲工厂归还曾经借的壹万元钱。这样的裁决不禁叫人哑然失笑，对这毫无意义的裁决书，律师没有浪费时间，即刻代理王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按照新工伤条例及王某的月工资标准，详细列出了补偿请求及理由。
法院受理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后，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请求应得到支持，因为按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条例自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王某虽然在二○○二年负伤，但直到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才经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终审认定是工伤，应当以该判决书生效之日作为王某的工伤认定完成之日，因此王某的工伤补偿问题应执行新条例。第二种意见认为，所谓工伤认定，是社会保障部门的行政职责，应以社保部门作出《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的时间为完成工伤认定的时间，因此王某的工伤补偿问题不能适用新条例。
经过王某律师的据理力争，一审法院依据第一种意见作出了判决，即全面执行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王某较高的工伤补偿。二○○四年七月，王某接过这份期盼已久的判决书，第一次露出了舒心的笑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的人情味。此时此刻，王某的律师反倒忧心忡忡，甲工厂肯定是要上诉的，如果二审法院不认为应该适用新法规的话，该怎样去安慰王某？这时反倒是王某安慰起律师来了，他说熬过了四百多个不眠之夜，今天政府总算有份东西出来告诉我可以向甲工厂拿补偿了，至于是多还是少并非关键，有个说法就行了。唉，多么纯朴善良的劳动者，他不是不知道，就他的具体情况来说，适用新法规足足要比旧法多三倍的补偿！
诉讼还在进行中。甲工厂对一审判决上诉之后，王某能做的只有等待。但甲工厂却在悄悄地进行着财产转移，把值钱的机器设备一点一点地搬到它们在异地新开的工厂！王某偶然发现了甲工厂的行径，急忙问律师可不可以申请查封它？“查封？谈何容易！用什么做担保呢？”律师只能指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第二部司法解释早日出台，到那时劳动者要求对工厂做财产保全就可以不用担保了，但是现在……能做的只有请求二审法院早日出判决。
终于，二○○四年十月底，王某迎来了胜利的判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甲工厂的上诉，维持原判。新的法规被适用了！判决生效后，二○○四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律师帮助王某向执行局提出了强制执行的申请-耐人寻味的是，这天正好是王某受伤两年整。
但是故事还有下文。甲工厂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被执行局查封了工厂后，厂方竟然在星期六指使员工凿墙打洞，妄图偷走里面最后一点值钱的原材料！王某发现后几乎要急红眼了。也难怪丫，就是再纯朴的人们，面对工厂
如此恶劣的行径也会急的。律师帮助王某一方面打110报警，一方面通知执行局。公安机关弄清了事实后，当场把厂方的有关人员“请”去了派出所；执行局的同志也立刻赶了三十多公里的路，专程来到甲工厂，对厂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责令厂方立即将执行款上交给执行局。甲工厂眼见无法再抵赖下去，才不得不向执行局交纳了王某全部的工伤补偿款……
笔者本不想写下这么一篇长长的流水帐，但是没有办法，是那些看似合理的法律程序导致这本流水帐实在是太长……
在这漫长的索赔道路上，有几点很值得人回味-
王某受伤是在二○○二年，二○○四年才得到补偿，时间是长了点，但法律并没有让王某吃亏，相反使他多得了好几倍的补偿。为什么呢？这完全得益于律师及时帮他调整仲裁和诉讼请求，以新的工伤条例及王某本人的工资水平为标准计算补偿款。对照一下新旧工伤条例大家就能看明白。
先来看旧的。按照原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至十级的，……按伤残等级发给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相当于伤残职工本人六至十六个月工资。……伤残程度被评为七至十级，职工本人愿意自谋职业并经企业同意的，或者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合同后本人另行择业的，可以发给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是，王某身在广东某市，而广东对于工伤保险有不同的规定。按照《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七条、《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被称为一次性残疾补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被称为一次性工伤辞退费，二者都是以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本案中王某的伤残被评定为七级，那么一次性残疾补偿金加上一次性工伤辞退费总共是37个月的市平均工资，以每月平均工资标准约650元计，37个月共计人民币24050元。难怪劳动仲裁委员会只裁决甲工厂向王某补偿两万多块钱。
再来看新的法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于4月27日公布，二○○四年一月一日开始实施。新条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七级伤残的标准为12个月的本人工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201月14日修订过后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从2月1日开始实施，这次修订完全遵循了《工伤保险条例》的原则，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以工伤职工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伤残为十二个月的本人工资，……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工伤医疗补助金。其中，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计发二十五个月；……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按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计发六个月。以此为标准，王某应得工伤补偿为1400元×（12+25+6）月=60200元。再加上停工留薪期的工资，总补偿款要高于以往三倍。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最后，笔者看到本案折射出了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王某能够最终获得胜诉，跟其代理律师固然有关系，但王某如果在本地没有立足之地、在甲工厂没有肯帮他的朋友，是很难打赢这场官司的。首先，如果不是他在甲工厂的朋友告诉他关于工厂给李某买社会保险的信息，他除了能证明李某是工厂老板的弟弟之外，还能有什么证据证明李某是工厂的职员？如果无法证实李某是甲工厂职员，王某就会输在起点上。其次，执行局查封甲工厂后，如果不是王某的朋友通风报信，王某怎可能知道甲工厂的人会做出挖墙洞的事来？对于甲工厂来说，是有内奸，但客观地说，是甲工厂内还有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好人，在本案的背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也多一些这样的好人的话，劳动者维权是不是能少一些曲折呢？
甲工厂也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教训。的确，利用法律的漏洞有时可以欺负一些打工仔，漫长的诉讼进程会把那些势单力薄的劳动者吓退。但社会终究是在进步，法律正在逐步地完善起来，要想在各方面立于不败之地，还是不要轻视法律，不要轻视正义吧！
而对于甲工厂的代理律师来说，要真正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不是在搞社会关系学的同时，还应该多注意一下法律法规的变化呢？
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杨加放
篇2：从一起工伤赔偿案看我国工伤保险法规的进步
从一起工伤赔偿案看我国工伤保险法规的进步
从一起工伤赔偿案看我国工伤保险法规的进步杨加
都说在劳资纠纷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工人打官司难。看了下面这个真实案例，我们或许能受到某些启发。
王某系甲工厂聘请的司机。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午，甲工厂老板的弟弟李某要求王某出车，送李某等人去外地办事。办完事回到工厂时已是傍晚七点钟左右，王某把车停在工厂，步行回家，谁知在厂门外的马路上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在地，当即昏迷不醒。摩托车司机驾车逃逸，王某后被行人发现送进医院。王某伤势严重，住院近一个月，花去医疗费两万多元，眼睛落下残疾，从此不能再开车。在王某住院期间，甲工厂只垫付了一万元，还叫王某写下借条，因为工厂方面认为王某的交通事故不属工伤，应自行向肇事者追偿。王某不服，认为自己应享受工伤待遇，双方遂起纠纷。
王某出院后即请求劳动局处理，劳动局告知王某必须先取得社保局的工伤认定后才能提起劳动仲裁，于是王某开始请求社保局认定工伤。社保局要求王某出示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说要根据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来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王某要求交警部门出具认定书，到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某才拿到责任认定书，认定驾车人无名氏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行人王某不负事故责任，这样才初步具备了认定工伤的可能性。
社保局接受王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开始向甲工厂做调查。甲工厂负责人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事发当天是星期天，全厂休息，李某虽然是老板的弟弟，但不是工厂的职员，无权调配车辆，因此王某出车不是受工厂指派，属私自用车；第二，王某由工厂包吃包住，宿舍在工厂内，他走到厂门外去并非回家的必经之路，发生事故应责任自负。王某感到非常冤枉，认为甲工厂歪曲事实，李某不仅是老板的弟弟，而且他在工厂还有办公室，是部门经理，怎么一出了事就说李某不是甲工厂的人呢？另外，王某的家在厂外，工厂从来也没给他包吃包住，他下班回家必须要经过厂门外的马路，工厂说的都是假话。社保局通过调查询问，虽然查明王某确实住在厂外，但对于李某是否属于甲工厂职员一时难以确定。经过王某多方求助，并得到尚在甲工厂工作的朋友的帮助，社保局终于查出甲工厂早把将李某作为本厂职员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这下，李某的职员身份确认了，再辅以其他证据，社保局作出了《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认定王某在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遭受交通事故应享受社会工伤待遇，并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7级伤残。但此时已是二○○三年四月了。
王某拿到《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之后，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由于甲工厂对工伤认定不服，已向市社会保障局提出复议，因此劳动仲裁委员会告知王某要等复议结果出来再说。市社会保障局经过近两个月的复议，作出了维持原工伤认定的复议决定书，认为王某符合《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即在上下班时间及必经路线上，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具有享受社会工伤保险待遇的资格。
有了复议决定书，劳动仲裁委员会终于在二○○三年七月份受理了王某关于工伤补偿的仲裁申请。到这个时候，才可以说王某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果不其然，甲工厂不同意王某的补偿请求，并对市社会保障局的复议决定不服，向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工伤认定书。法院受理了这起行政诉讼案件，劳动仲裁委员会自然就中止了仲裁，何日再继续仲裁，要等行政审判的结果。
也许法院认为本案比较复杂吧，经过漫长的四个多月时间，法院在二○○三年年底才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甲工厂的诉讼请求。甲工厂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上诉权，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时间来到二○○四年的二月底，二审判决下达，结果并不出人意料：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兜了一大，又回到了劳动仲裁委员会。此时王某聘请的律师认为仲裁请求是一个关键，必须进行修正，因为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及修改后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均已生效实施，对工伤赔付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提高。开庭时王某提出本人工资有1700元每月，以此为标准向甲工厂要求较高的补偿。甲工厂随口承认王某的月工资是1400元，仲裁庭已记录在案，但仲裁庭并未理会王某的请求，竟然裁决王某应该回甲工厂上班，由甲工厂给予王某医疗费及残疾补偿金等共计两万多元了事，同时王某还应向甲工厂归还曾经借的壹万元钱。这样的裁决不禁叫人哑然失笑，对这毫无意义的裁决书，律师没有浪费时间，即刻代理王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按照新工伤条例及王某的月工资标准，详细列出了补偿请求及理由。
法院受理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后，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请求应得到支持，因为按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条例自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王某虽然在二○○二年负伤，但直到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才经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终审认定是工伤，应当以该判决书生效之日作为王某的工伤认定完成之日，因此王某的工伤补偿问题应执行新条例。第二种意见认为，所谓工伤认定，是社会保障部门的行政职责，应以社保部门作出《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的时间为完成工伤认定的时间，因此王某的工伤补偿问题不能适用新条例。
经过王某律师的`据理力争，一审法院依据第一种意见作出了判决，即全面执行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王某较高的工伤补偿。二○○四年七月，王某接过这份期盼已久的判决书，第一次露出了舒心的笑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的人情味。此时此刻，王某的律师反倒忧心忡忡，甲工厂肯定是要上诉的，如果二审法院不认为应该适用新法规的话，该怎样去安慰王某？这时反倒是王某安慰起律师来了，他说熬过了四百多个不眠之夜，今天政府总算有份东西出来告诉我可以向甲工厂拿补偿了，至于是多还是少并非关键，有个说法就行了。唉，多么纯朴善良的劳动者，他不是不知道，就他的具体情况来说，适用新法规足足要比旧法多三倍的补偿！
诉讼还在进行中。甲工厂对一审判决上诉之后，王某能做的只有等待。但甲工厂却在悄悄地进行着财产转移，把值钱的机器设备一点一点地搬到它们在异地新开的工厂！王某偶然发现了甲工厂的行径，急忙问律师可不可以申请查封它？“查封？谈何容易！用什么做担保呢？”律师只能指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第二部司法解释早日出台，到那时劳动者要求对工厂做财产保全就可以不用担保了，但是现在……能做的只有请求二审法院早日出判决。
终于，二○○四年十月底，王某迎来了胜利的判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甲工厂的上诉，维持原判。新的法规被适用了！判决生效后，二○○四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律师帮助王某向执行局提出了强制执行的申请――耐人寻味的是，这天正好是王某受伤两年整。
但是故事还有下文。甲工厂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被执行局查封了工厂后，厂方竟然在星期六指使员工凿墙打洞，妄图偷走里面最后一点值钱的原材料！王某发现后几乎要急红眼了。也难怪丫，就是再纯朴的人们，面对工厂如此恶劣的行径也会急的。律师帮助王某一方面打110报警，一方面通知执行局。公安机关弄清了事实后，当场把厂方的有关人员“请”去了派出所；执行局的同志也立刻赶了三十多公里的路，专程来到甲工厂，对厂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责令厂方立即将执行款上交给执行局。甲工厂眼见无法再抵赖下去，才不得不向执行局交纳了王某全部的工伤补偿款……
笔者本不想写下这么一篇长长的流水帐，但是没有办法，是那些看似合理的法律程序导致这本流水帐实在是太长……
在这漫长的索赔道路上，有几点很值得人回味――
王某受伤是在二○○二年，二○○四年才得到补偿，时间是长了点，但法律并没有让王某吃亏，相反使他多得了好几倍的补偿。为什么呢？这完全得益于律师及时帮他调整仲裁和诉讼请求，以新的工伤条例及王某本人的工资水平为标准计算补偿款。对照一下新旧工伤条例大家就能看明白。
先来看旧的。按照原劳动部19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至十级的，……按伤残等级发给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相当于伤残职工本人六至十六个月工资。……伤残程度被评为七至十级，职工本人愿意自谋职业并经企业同意的，或者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合同后本人另行择业的，可以发给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是，王某身在广东某市，而广东对于工伤保险有不同的规定。按照19《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七条、20《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被称为一次性残疾补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被称为一次性工伤辞退费，二者都是以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本案中王某的伤残被评定为七级，那么一次性残疾补偿金加上一次性工伤辞退费总共是37个月的市平均工资，以每月平均工资标准约650元计，37个月共计人民币24050元。难怪劳动仲裁委员会只裁决甲工厂向王某补偿两万多块钱。
再来看新的法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于204月27日公布，二○○四年一月一日开始实施。新条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七级伤残的标准为12个月的本人工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2004年1月14日修订过后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从2月1日开始实施，()这次修订完全遵循了《工伤保险条例》的原则，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以工伤职工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伤残为十二个月的本人工资，……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工伤医疗补助金。其中，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计发二十五个月；……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按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计发六个月。以此为标准，王某应得工伤补偿为1400元×（12+25+6）月=60200元。再加上停工留薪期的工资，总补偿款要高于以往三倍。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最后，笔者看到本案折射出了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王某能够最终获得胜诉，跟其代理律师固然有关系，但王某如果在本地没有立足之地、在甲工厂没有肯帮他的朋友，是很难打赢这场官司的。首先，如果不是他在甲工厂的朋友告诉他关于工厂给李某买社会保险的信息，他除了能证明李某是工厂老板的弟弟之外，还能有什么证据证明李某是工厂的职员？如果无法证实李某是甲工厂职员，王某就会输在起点上。其次，执行局查封甲工厂后，如果不是王某的朋友通风报信，王某怎可能知道甲工厂的人会做出挖墙洞的事来？对于甲工厂来说，是有内奸，但客观地说，是甲工厂内还有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好人，在本案的背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也多一些这样的好人的话，劳动者维权是不是能少一些曲折呢？
甲工厂也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教训。的确，利用法律的漏洞有时可以欺负一些打工仔，漫长的诉讼进程会把那些势单力薄的劳动者吓退。但社会终究是在进步，法律正在逐步地完善起来，要想在各方面立于不败之地，还是不要轻视法律，不要轻视正义吧！
而对于甲工厂的代理律师来说，要真正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不是在搞社会关系学的同时，还应该多注意一下法律法规的变化呢？
篇3：从一起工伤赔偿案看我国工伤保险法规的进步
从一起工伤赔偿案看我国工伤保险法规的进步
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 杨加放律师都说在劳资纠纷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工人打官司难。看了下面这个真实案例，我们或许能受到某些启发。
王某系甲工厂聘请的司机。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午，甲工厂老板的弟弟李某要求王某出车，送李某等人去外地办事。办完事回到工厂时已是傍晚七点钟左右，王某把车停在工厂，步行回家，谁知在厂门外的马路上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在地，当即昏迷不醒。摩托车司机驾车逃逸，王某后被行人发现送进医院。王某伤势严重，住院近一个月，花去医疗费两万多元，眼睛落下残疾，从此不能再开车。在王某住院期间，甲工厂只垫付了一万元，还叫王某写下借条，因为工厂方面认为王某的交通事故不属工伤，应自行向肇事者追偿。王某不服，认为自己应享受工伤待遇，双方遂起纠纷。
王某出院后即请求劳动局处理，劳动局告知王某必须先取得社保局的工伤认定后才能提起劳动仲裁，于是王某开始请求社保局认定工伤。社保局要求王某出示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说要根据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来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王某要求交警部门出具认定书，到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某才拿到责任认定书，认定驾车人无名氏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行人王某不负事故责任，这样才初步具备了认定工伤的可能性。
社保局接受王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开始向甲工厂做调查。甲工厂负责人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事发当天是星期天，全厂休息，李某虽然是老板的弟弟，但不是工厂的职员，无权调配车辆，因此王某出车不是受工厂指派，属私自用车；第二，王某由工厂包吃包住，宿舍在工厂内，他走到厂门外去并非回家的必经之路，发生事故应责任自负。王某感到非常冤枉，认为甲工厂歪曲事实，李某不仅是老板的弟弟，而且他在工厂还有办公室，是部门经理，怎么一出了事就说李某不是甲工厂的人呢？另外，王某的家在厂外，工厂从来也没给他包吃包住，他下班回家必须要经过厂门外的马路，工厂说的都是假话。社保局通过调查询问，虽然查明王某确实住在厂外，但对于李某是否属于甲工厂职员一时难以确定。经过王某多方求助，并得到尚在甲工厂工作的朋友的帮助，社保局终于查出甲工厂早把将李某作为本厂职员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这下，李某的.职员身份确认了，再辅以其他证据，社保局作出了《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认定王某在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遭受交通事故应享受社会工伤待遇，并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7级伤残。但此时已是二○○三年四月了。
王某拿到《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之后，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由于甲工厂对工伤认定不服，已向市社会保障局提出复议，因此劳动仲裁委员会告知王某要等复议结果出来再说。市社会保障局经过近两个月的复议，作出了维持原工伤认定的复议决定书，认为王某符合《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即在上下班时间及必经路线上，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具有享受社会工伤保险待遇的资格。
有了复议决定书，劳动仲裁委员会终于在二○○三年七月份受理了王某关于工伤补偿的仲裁申请。到这个时候，才可以说王某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果不其然，甲工厂不同意王某的补偿请求，并对市社会保障局的复议决定不服，向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工伤认定书。法院受理了这起行政诉讼案件，劳动仲裁委员会自然就中止了仲裁，何日再继续仲裁，要等行政审判的结果。
也许法院认为本案比较复杂吧，经过漫长的四个多月时间，法院在二○○三年年底才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甲工厂的诉讼请求。甲工厂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上诉权，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时间来到二○○四年的二月底，二审判决下达，结果并不出人意料：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兜了一大，又回到了劳动仲裁委员会。此时王某聘请的律师认为仲裁请求是一个关键，必须进行修正，因为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及修改后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均已生效实施，对工伤赔付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提高。开庭时王某提出本人工资有1700元每月，以此为标准向甲工厂要求较高的补偿。甲工厂随口承认王某的月工资是1400元，仲裁庭已记录在案，但仲裁庭并未理会王某的请求，竟然裁决王某应该回甲工厂上班，由甲工厂给予王某医疗费及残疾补偿金等共计两万多元了事，同时王某还应向甲工厂归还曾经借的壹万元钱。这样的裁决不禁叫人哑然失笑，对这毫无意义的裁决书，律师没有浪费时间，即刻代理王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按照新工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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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从一起医疗纠纷看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
从一起医疗纠纷看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
一、本案事实王某因视力下降在甲医院诊断为“巨大垂体腺瘤”，后在该院进行了手术治疗，术后出现左侧肢体偏瘫，双眼视力改善不明显。王某为此诉至法院。
二、原告诉称
我因视力下降到被告处住院检查，被告诊断为“巨大垂体腺瘤”,并于同年9月29日对我进行手术治疗，术后我出现左侧肢体偏瘫，双眼视力仅有光感，同年12月14日从被告处出院后，我于4月20日至1月18日期间先后在北京天坛医院和广安门医院四次住院检查治疗，该两医院均诊断我患有“生殖细胞瘤”而非“巨大垂体腺瘤”。2月26日，经委托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鉴定，鉴定结论为：原告在侧肢体偏瘫致残程度为三级伤残，双眼视力障碍，视野缺损致残程度为五级伤残，203月6日，我致信被告要求被告承担致伤残的医疗事故责任，年4月19日，被告答复其不存在医疗事故责任。因被告的误疗，导致其采用的治疗方法和手段错误，致我伤残，被告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责任，为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35万元人民币(其中物质损失为32万元，精神损失为3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被告辩称
原告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其请求是不能成立的，原告所患的是巨大脑肿瘤，所在部位结构复杂，我院医生治疗方案符合治疗原则，手术中没有违反医疗规范，原告肢体偏瘫，实属无法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原告入院时，我院经诊断发现原告的大脑内有一4.5X3.7cm的巨大脑瘤，如此大的瘤子直接压迫视神经，导致视力严重下降，且脑瘤周围分布着左右血管、动静脉、头部鞍区后方是脑干，脑干是生命中枢，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血压下降甚至生命终止，鞍区上方是视神经，可见脑瘤所在的部位很特殊，跟上述结构连接很紧密，动手术无法把脑瘤切取干净，否则这些结构会损伤出现意外引起并发症造成残疾甚至死亡，做手术的目的不在于全部切取脑瘤，而在于：一、让视神经减压，使视力功能得到恢复；二、明确诊断。如果不做手术，原告的脑瘤越长越大，到了发生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失明。由于原告的病情复杂，手术后遗症或并发症可能性极大，因此，我院在手术同意书上详细列举了十二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危险，于9月19日让其家属考虑会发生的风险，其家属在考虑八天后在手术书上签字同意手术，愿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在此情况下我院医生作了充分的手来前准备，精心为原告动手术，因脑瘤手术的复杂性，原告还是出现了十二种风险中的第六种术后偏瘫，应该说我院是没有过错的，术后原告继续在我院康复科治疗，已有明显好转，但因家属方面的原因，未交纳我院医生的放疗和化疗的建议致使耽误治疗时间，责任不在我院，原告要求我院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道理的，另原告起诉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建议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鉴定结论
本案被告甲医院未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原告委托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程度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左侧肢体偏瘫致残程度为三级伤残，双眼视力障碍，视野缺损致残程度为五级伤残”。
五、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意见第四条第（八）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险，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被告结束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被告应当承担原告王某在其处就医后致左侧肢体偏瘫，右眼视力光感的损害结果与其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及其医疗行为不存在着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但被告仅举证原告王某在其处住院就诊的病历及有关的理论知识，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治疗的治疗过程及有关的手术记录，而不能确凿证明被告对原告王某的治疗行为与所产生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及不存在着过错。应当指出：人民法院并非专门的医疗机关，也并非具有专业的医疗知识，它本身不能认定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符合治疗的操作规程，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无过错，是否与原告受到的损害有因果关系，有赖于有关机关客观、公正的鉴定。因此，被告仅举出原告就诊的住院病历，尚不能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被告在为原告实施手术前，虽告知原告手术后遗症或并发症可能性极大，并预见了可能发生的十二种意外，经原告家属同意后在手术书上签字同意手术，但此告知行为并不能免除被告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故对被告辩称的我院医生的治疗方案符合治疗原则，手术过程没有违反医疗规程，原告肢体偏瘫实属无法避免的并发症所导致，我院无过错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辩称由于原告家属未采纳其放疗和化疗的建议致使耽误治疗时机责任不在其的主张同样依法不能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故对其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因原告在受到损事后与被告进行了交涉，被告于2001年4月19目复函给予了答复，原告接到复函后提起诉讼，依法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故对其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到被告处就诊后身体受到损害，并进行了医治，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原、被告双方已进行了核对，确认为人民币105684.33元，对此医疗费用，本院予以认定，故对原告所主张的医疗费用，本院根据双方的确认予以认定，超过部分不予认定。鉴于原告就诊时年仅14岁，致残后尚有较长的人生道路要她去克服，因此，对于其主张的残疾生活补助费，本院酌情比照209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项的规定，确定赔偿年限为30年，即从年3月26日起计赔。其所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本院亦酌情比照该条第(十一)项的规定予以确定，确定赔偿3年，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广西20的平均生活费，城镇(非农业)人口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为5620元的规定，原告主张的残疾生活补助费每年7000元及精神抚慰金30000元高于该规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以广西20度平均生活费5620元的标准为计算赔偿的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之诉，合理合法有据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据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辩称因无确凿证据加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甲医院赔偿原告王某医疗费用l03684.33元。二、被告甲医院赔偿原告王某残疾生活补助费168600元。三、被告甲医院赔使原告王某精神抚慰金16860元。
六、律师点评
本案起诉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经开始实施，因此法院在判决时也适用了这个规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不能简单认定医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1、从病历的证据学属性分析，医院向法庭提交的病历资料属于证据。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包括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历。当医疗纠纷诉至法院后，向法庭提交的病历就属于证据的一种，具有我国证据学所认为的三种属性：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所谓客观性是从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反映论的观点来分析证据特征的，即证据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医疗活动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反映在病历资料中。因此病历
资料保留着患者疾病以及医疗活动的多种信息，是客观存在、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具有证据的客观性。病历资料能够反映患者当时状态和帮助判断医务人员采取的诊疗行为的正误，具有证据的关联性。病历的`书写是按照卫生部规定的规定格式的，其存在身份具有合法性，因此，医院提交的病历完全符合证据学中的要件，应该说已向法庭提交了证据。
2、医院提交的病历、手术记录、手术同意书等证据不是不能证明诊疗过程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由于审判员的专业所限，不懂医学，就简单推定医院未举证是值得商榷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据此规定，法院如认为医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诊疗活动是否存在过错，还需要进行鉴定的话，就应当委托相应机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虽然《规定》第十五条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进行了缩小解释，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单由此规定看来，本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属人民法院依职权委托的事项，但是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人<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三条又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根据该规定，法院如认为本案需要鉴定，是可以委托鉴定的。《规定》本身又未排斥该条规定。因此联系到本案，在医院未提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仍有权委托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简单推定医院举证不能而作出判决。
3、医院不主动申请鉴定的原因分析。目前审判实践中，有很多医疗机构不愿意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究其原因，有很大一部分就在于鉴定费用问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费用问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十五条对于鉴定费用的缴纳进行了规定，双方共同委托的，由双方协商预先缴纳，对于卫生行政部门移交进行的鉴定由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的当事人预先缴纳，一般来说是由患方进行预缴，如果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鉴定费由医疗机构支付，如不属于医疗事故，该费用就仍由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的当事人支付。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公平的，因为经鉴定如属于医疗事故，患者预缴的鉴定费一般比较容易得到医疗机构的支付；如果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费由患方支付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的防治恶意纠纷。但是目前在诉讼中的鉴定费的预缴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法院按举证责任部分倒置的规定，要求必须医疗机构预缴鉴定费，那么如果经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费就应由患方支付，但是医疗机构向患方要求支付该笔费用时，往往存在执行不能的可能。也就是说，不管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都要承担鉴定费的损失，这样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就使得医疗机构在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时候心存顾忌。因此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现在北京市及深圳市的一些法院在遇到类似问题时，要求双方共同预缴，或在医疗机构预缴鉴定费时，要求患方向法院缴纳相同数额的保证金，待鉴定结论出来后再按照法院判决负担。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做法，既便于实践操作，又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防止一些恶意诉讼，医疗机构也不会再为由谁申请鉴定的问题而犹豫不决，因此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二)法院应当指导当事人举证。
当法院认为医院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诊疗活动没有过错时，而又不能依职权委托鉴定时就应当指导医院举证。《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这实际上规定了法官的阐明权，即在当事人得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或者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证据予以补充的权能。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要把握住界限，有些法官错误理解指导举证的概念，甚至替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或进行质证，把自己处在当事人律师的地位，混淆了法官的身份特征，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
结合本案，如果法院已经向医院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明确告知医院：法院不能依职权委托鉴定，只能应当事人申请而进行委托。而没有鉴定结论，医院将承担不利后果。如果此时医院仍拒不申请鉴定，此时认定医院举证不能就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本案法院在没有按照此条规定指导医院举证的情况下，简单地推定医院举证不能显然是错误的。医疗机构应当注意，在发生这类判决后，要正确把握二审上诉的请求和理由。
(三)一审法院判决是值得商榷的。
王某身患巨大脑肿瘤，位置在鞍上，且性质是生殖性细胞瘤，据医学资料报道：生殖性细胞瘤50%-70%是恶性，王某所患疾病本身容易转移，危及生命，其肿瘤已经压迫其视神经，说明其疾病发展迅猛。《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医疗事故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确定具体赔偿数额。(一)医疗事故等级；(二)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责任程度；(三)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我国民法理论同样强调，构成侵权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件：主观过错，行为的违法性，存在损害后果，损害后果与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也即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也必须认真分析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并对损害后果产生的原因力进行分析，特别是在损害后果的产生是多因一果时，更要分清责任比例。本案即属典型多因一果，即使医院存在不足或过错，王某损害后果中也还包括其自身疾病的因素，应当区分出来。而一审法院判决没有区分责任比例，判决由医院承担全部责任，此判决缺乏法律依据，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客观、科学。
律师提示：
本案对广大医疗机构都具有启示作用，甲医院因没有及时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承担了一审败诉的不利后果，最后在二审时经努力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终调解解决了此案，挽回了一定损失，但毕竟浪费了大量时间精力。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万欣律师
篇5：从一起房屋买卖纠纷案看合同效力问题
从一起房屋买卖纠纷案看合同效力问题
6月8日，永同昌公司（后改为永发行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永发行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林建益签订了一份《厦门永同昌星洲广场商场买卖意向书》（下称意向书），约定：甲方将其开发建设的厦门永同昌星洲广场（后改名为锦绣广场）的沿街商业店面约4000平方米出售给乙方。该产业的首层层高为6米，买卖成交价格为每平方米11500元；二层层高为3米，买卖成交价为每平方米4000元，总价款约为3100万元。乙方应于签约当日预付定金50万元，并于196月30日之前再付250万元，以后按照工程进程分期付款。乙方签订合同后，可以转卖，甲方应当予以积极配合。甲方保证该房产在199月31日前具备交付客户进入商场装修大条件。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乙方交付定金后生效。但是，该合同签订时，永发行公司并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是在年7月20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又签订了一系列补充性协议。2001年4月，由于双方在地下一层的使用性质发生纠纷。林建益诉讼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林建益与永同昌公司、永发行公司签订的商品房意向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有效。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二审福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意向书”，虽然名为“意向书”，但已经具备合同特征，应认为是合同。但是，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及符合一系列条件，而林建益与永同昌公司签订该买卖合同时，双方明知永同昌公司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的事实的情况下，签订意向书，应认定为故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当时生效的经济合同法及现行的合同法有关规定，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相关协议也认定为无效。因此，判决撤销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判决合同无效，令双方当事人返还财产。
本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且非常普遍的问题：即合同法实施前，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订立的售房合同是否有效？
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平认为：合同法实施之前，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的销售许可，但是，并没有规定不取得许可证明的买卖合同就无效。因此，没有办理许可证的合同仅仅是没有生效，但不能认为是无效，只要在合理的期间内办理许可证，合同还是可以生效的`。
合同法颁布后，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实施后，这一问题得到进一步明确。该解释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合同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从这一条规定看，如果合同需要批准的，只要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办理了批准登记手续的，合同就应当有效。在本案中，商品房的出售者在一审终结前早已办理了登记许可，合同当然应当是有效的。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3月24日）非常明确地提出：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与买受人订阅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可以认定为有效。这就进一步明确了许可证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家福认为：从诚实信用原则看，该案如确认合同无效将违反诚信原则。在本案中，出售方明明知道自己在没有销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出售商品房，过后虽然也取得合法许可证，但却基于其他合同以外的原因，主张买卖合同无效。如果法院支持这种主张，则与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目的不合。
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利明认为：法律规定这种预售许可的目的，主要在于控制和防止欺诈，保护买受人。如果事后当事人补办，表明当事人将欠缺的瑕疵已经补正。自觉的补正应当认定有效。在本案中，既然买受人的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认定这种合同无效，不符合合同无效的立法精神。
另外，从实际履行与保护第三人利益角度看，本案也不应认定合同无效。在本案中，在办理了预售许可证后，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有效合同进行了履行行为，再宣告其无效，使双方有效行为被推翻。更为重要的是，本案涉及第三人利益，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将涉及从林建益手中购房的第三人利益。因此，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永军认为：合同无效的目的主要在于制裁或者惩罚合同当事人的违法性。如果一个合同在订立当时违法的（行政法规），而在处理时其违法性已经不存在了，则制裁的目的不存在了，制裁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12月19日）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时，则适用合同法。”在本案中，合同签订时，预售许可证没有办理下来，具有一定的违反行政法规的特征，但之后已经办理，最多应当给予出售方以行政处罚，而不应当影响买卖合同的民事效力。另外，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判例看，也应认定这种合同有效。
篇6：从一起医疗纠纷看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论文
从一起医疗纠纷看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论文
一、本案事实
王某因视力下降在甲医院诊断为“巨大垂体腺瘤”，后在该院进行了手术治疗，术后出现左侧肢体偏瘫，双眼视力改善不明显。王某为此诉至法院。
二、原告诉称
我因视力下降到被告处住院检查，被告诊断为“巨大垂体腺瘤”,并于同年9月29日对我进行手术治疗，术后我出现左侧肢体偏瘫，双眼视力仅有光感，同年12月14日从被告处出院后，我于4月20日至1月18日期间先后在北京天坛医院和广安门医院四次住院检查治疗，该两医院均诊断我患有“生殖细胞瘤”而非“巨大垂体腺瘤”。2月26日，经委托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鉴定，鉴定结论为：原告在侧肢体偏瘫致残程度为三级伤残，双眼视力障碍，视野缺损致残程度为五级伤残，203月6日，我致信被告要求被告承担致伤残的医疗事故责任，年4月19日，被告答复其不存在医疗事故责任。因被告的误疗，导致其采用的治疗方法和手段错误，致我伤残，被告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责任，为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35万元人民币(其中物质损失为32万元，精神损失为3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被告辩称
原告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其请求是不能成立的，原告所患的是巨大脑肿瘤，所在部位结构复杂，我院医生治疗方案符合治疗原则，手术中没有违反医疗规范，原告肢体偏瘫，实属无法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原告入院时，我院经诊断发现原告的大脑内有一4.5X3.7cm的巨大脑瘤，如此大的瘤子直接压迫视神经，导致视力严重下降，且脑瘤周围分布着左右血管、动静脉、头部鞍区后方是脑干，脑干是生命中枢，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血压下降甚至生命终止，鞍区上方是视神经，可见脑瘤所在的部位很特殊，跟上述结构连接很紧密，动手术无法把脑瘤切取干净，否则这些结构会损伤出现意外引起并发症造成残疾甚至死亡，做手术的目的不在于全部切取脑瘤，而在于：一、让视神经减压，使视力功能得到恢复；二、明确诊断。如果不做手术，原告的脑瘤越长越大，到了发生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失明。由于原告的病情复杂，手术后遗症或并发症可能性极大，因此，我院在手术同意书上详细列举了十二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危险，于9月19日让其家属考虑会发生的风险，其家属在考虑八天后在手术书上签字同意手术，愿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在此情况下我院医生作了充分的手来前准备，精心为原告动手术，因脑瘤手术的复杂性，原告还是出现了十二种风险中的第六种术后偏瘫，应该说我院是没有过错的，术后原告继续在我院康复科治疗，已有明显好转，但因家属方面的'原因，未交纳我院医生的放疗和化疗的建议致使耽误治疗时间，责任不在我院，原告要求我院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道理的，另原告起诉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建议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鉴定结论
本案被告甲医院未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原告委托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程度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左侧肢体偏瘫致残程度为三级伤残，双眼视力障碍，视野缺损致残程度为五级伤残”。
五、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意见第四条第（八）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险，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被告结束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被告应当承担原告王某在其处就医后致左侧肢体偏瘫，右眼视力光感的损害结果与其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及其医疗行为不存在着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但被告仅举证原告王某在其处住院就诊的病历及有关的理论知识，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治疗的治疗过程及有关的手术记录，而不能确凿证明被告对原告王某的治疗行为与所产生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及不存在着过错。应当指出：人民法院并非专门的医疗机关，也并非具有专业的医疗知识，它本身不能认定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符合治疗的操作规程，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无过错，是否与原告受到的损害有因果关系，有赖于有关机关客观、公正的鉴定。因此，被告仅举出原告就诊的住院病历，尚不能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被告在为原告实施手术前，虽告知原告手术后遗症或并发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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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从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看当前法治建设
从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看当前法治建设
──兼谈司法改革时代我们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不久以前，笔者曾参与一起发生在农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审理，并在审结后尝试着以旁观者的心态对这起案件及其审理过程进行了一次力求深入的思考。当然，由于这起案件极其普通，因而在技术层面上不具有太多理论探讨的价值。但从另一意义而言，正因其普通，所以显得尤为典型，并进而使得对它的思考可以抽象为一种对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状况的观照。遗憾的是，囿于笔者自身理论基础的贫乏，这种观照同样显得肤浅。如果要说还有些许意义的话，大概也仅止于思考后萦绕在笔者心头的几许尴尬、欣慰和希望吧。
下面，笔者将对这一案件的特点、经过及其相关社会背景作一些简单的介绍。需要说明的是，只所以要不各笔墨介绍与该案有关的背景因素，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些因素有力地影响和改变着本文所欲探讨的主题：当前我国社会中法治观念的发展状况及其缺憾。同时，为了将该案中一些与主题无关的个别因素剥离开来，以便使下文中对这一个案的思考更具空间上的代表性，笔者以该案所涉及的全部参与者均将以“A、B、C、D……”等符号代表称，而忽略其各自的本名。由此带来理解上的一些不便不处，请予以谅解。
一、纠纷的发生及案件审理情况
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经常可以遇到的民事纠纷。地点在B村。B村是其所属的A镇镇治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所驻地。由于距县城仅有十公里，就交通、通讯而言，B村并不显得闭塞，而就经济发展而言，B村因众多家庭承包经营户纷纷从事钢球的`加工、生产，而成为远近闻名的“钢球专业村”，其业务触角远及全国各地。在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下，B村的村民自然不能说是还处于蒙昧之中。“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这一类现代法治观念的产物，也因其在B村的传播和初步施行，而不再仅仅是使村民们感到新鲜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B村的村级管理机构一直以工作严谨闻名，其基层调解工作更是屡受表彰，被公认为是农村调解工作的典范。就此，A镇分管司法的一位镇政府官员曾这样评价，B村工作确实搞得好，历年来很少把矛盾上交（“矛盾上交”意指村民间纠纷经村委会调解未成，而诉求至司法所调解或诉至法院）。
本案原告C及被告E（男）、F（女）（E、F系夫妻关系）均为B村村民。C生于1975年，初中文化，为B村电管员，负责村内部分电费的收缴。2000年10月6日，C与被告E、F因收电费一事发生争执。双方互相辱骂中C骂了F一句“偷人婆”（方言粗口，意指女性作风不正派）。此时E、F即上前殴打C，并致C多处软组织挫伤。后经治疗C用去医疗费500元。
纠纷发生后，B村村委会即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友进行调解。后村委会提出如下调解方案：E、F谩骂且殴打C致伤，后负赔偿责任；C辱骂F引起纠纷扩大，应自负部分责任。故C的医疗费由E、F负350元，其余由C自负。在C已同意上述方案的情况下，F提出，B村村规民约（该“村规民约”系由村党支部制订和公布，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规定，凡辱骂她人为“偷人婆”者，由村委会处罚款200元。故应罚C200元，否则F将不同意调解方案。B村村委会成员均表示F的意见可予采纳，由此导致C的不满。调解未成。
其后，C即委托年轻的律师D（生于1969年，自学考试获得法律专业大专文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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