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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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错误认定本案“直通车”争议商标的性质、人财保险公司的争议申请理由、本案的审理范围以及避免在后续程序中被认定为漏审等因素。正因为如此，致使法律的天平倾斜，阳光司法，公正司法难以实现，“让每一个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得到公平正义”化为泡影。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指出：“但考虑到争议商标的性质，人财保险公司的争议申请理由、本案的审理范围以及避免在后续程序中被认定为漏审等因素，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上述作法并无不妥。” 实际情况是：直通车争议商标在商评委质证阶段中，申请人用大量的事实证明：直通车是申请人在先注册、在先使用、一直使用至今的商标品牌，以“直通车”为品牌的互联网保险服务取得国家著作权证书，“直通车”的授权使用合同在国家工商总局使用备案。 由于人财保险公司涉嫌侵权，被原告依法起诉至法院。人财保险公司为了消除侵权事实证据和摆脱侵权责任，在原告起诉一周后向商评委提出申请，申请对直通车商标“撤销商标三年不使用”及“撤销商标争议”。本案完全是由于申请人起诉人财保险公司商标侵权，人财保险公司为了摆脱侵权责任，对申请人“直通车”采取商标恶意撤销而提起“撤销商标三年不使用”及“撤销商标争议”。本案在北京一中院、北京高院的庭审中，商评委没有任何人出庭，完全是人财保险公司代替辩护，甚至在最高院再审答辩中也是由人财保险公司一手包办。人财保险公司在法院历次庭审现场及商评委质证材料中，多次以国有企业、个案认定、兜底条款、损害同业利益等，协迫商评委、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定及判决。人财保险公司在庭审及递交的材料中，为加强说服力，多次将自身意思冒用申请人表达，为了将平安保险公司与自身绑在一起，不惜篡改文字。人财保险公司在向最高院递交意见中为了把平安保险公司与自身捆绑，写到“还是平安的网上车险直通车，特意漏掉“险”字，使人误认平安保险公司使用直通车文字，其真实文字应是：“还是平安的网上直通车险”。人财保险公司甚至将与争议商标不属同一类别的太平保险的“健康直通车”、泰康保险的“缴费直通车”也与自身强绑一起，并且在庭审中有庭审记录佐证，证明其当庭阐明：如不撤销争议商标，将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民事诉讼的产生，将会影响数家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其真实情况是：除申请人使用外，在保险行业中仅仅人财保险公司商标性质使用直通车商标。上述将无辜保险公司与自身绑架一起的作假、掺假行为，完全是在胁迫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决。人财保险公司在向最高院递交意见中写明“石刚已经在大连西岗区人民法院.....甚至有美国投资人想与他合作借机做空人保财险”，人财保险公司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事实，真实情况是《新京报》发表于7月18日的文章“直通车商标争夺战”，其原文如下：“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美国一家第三方调查公司找到石刚的委托代理人，希望能够在“直通车”商标一案中合作，以人保财险未披露不利信息为由做空人保财险，联手获利。这个消息的来源则是“知情人士”。石刚说，他并没有同意做空机构的联手建议，即使官司赢了，那也是我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获得了胜利，绝不会和美国做空机构同流合污。”本意是石刚拒绝建议， 但是人财保险公司恶意变造事实，黑白颠倒，歪曲真实意思，抹黑申请人，欺骗最高人民法院。人财保险公司在向最高院递交意见中写明“除了直通车外，石刚还申请了.....借商标谋利”，申请人自从事保险行业的工作至今近二十年，在经营保险代理公司期间，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商标保险类别中，注册包括“直通车”在内的多个商标亦属正常现象，申请人没有任何借商标谋利的情形发生，甚至在与人财保险公司的司法诉讼中，申请人是在预先告知不理，律师函不回的情况下才走到司法渠道。申请人仅指出其侵权后果，从未提出任何索赔要求，人财保险公司毫无事实根据污蔑申请人的事实与其自身企业商誉严重不符。人财保险公司在商评委争议商标质证阶段，在递交商评委的材料中，于207月29日递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商标争议答辩之质证意见》的第五页第二段，涉嫌变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已举报至商评委、北京高院。人财保险公司是在法院起诉后才到商标局撤销争议商标，一方面采取管辖地异议、判决不服又上诉、另一方面到商标局争议撤销注册商标，尽量拖延时间，并在此期间销毁一切侵权事实及证据。人财保险公司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中以“个案认定”“兜底条款”“大型国企”提醒审判长，在商评委关于争议商标证据质证阶段，人财保险公司以“不撤销争议商标影响保险行业发展”，“条款的名称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新京报记者调查与事实不符并刊文发表)。人财保险公司将政府部门合理使用直通车文字与自身绑架，用政府信誉为其背书，人财保险公司将其他保险公司在非保险类别使用直通车文字歪曲、变造为保险公司在保险类别使用直通车文字，以达到绑架保险行业同的目的。第三人上述种种作法已完全违背国有企业应有的商业道德，其无视法律尊严，严重干扰了正常司法活动的行为令人发指。人财保险公司以国有公司自居，在歪曲事实、凭空捏造，恶意诋毁申请人的同时，将政府信誉、其他保险公司与自身绑架一起，施加压力，胁迫商评委、法院作出对其有利裁定、判决，以达到其自身摆脱侵权责任的目的。商评委全然不顾本案直通车商标由其核准注册且多年使用的事实，全然不顾现今有效的服务行业中50多个单独直通车文字的商标。“直通车”三个文字商标不仅在服务行业中广泛注册，并且在与本案商标同属36类中的银行、房产类都有单独“直通车”文字商标注册，甚至与本案“直通车”同属36类的保险类服务中就有至今有效的包含“直通车”文字的商标，例如：“利宝理赔直通车”、“华道理赔直通车”，以上事实充分证明：“直通车”文字结合所属行业并不缺乏显著性。商评委仅以“直通车直接表示了该服务方便快捷等特点”为理由，撤销本案商标。为了避免后续程序漏审，再无其他事实理由的情况下，罗织罪名，由后续行政审理机关给予背书，此项严重违法作法不仅未得到制止，还得到北京一中院、北京高院为其背书，很难想象如此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至今畅行无阻。
四、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在认定原审法院“裁定相关认定有误，适用法律有误”，基于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并非依法判决，而是采取“本院予以纠正”作法，对申请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人民法院本应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商评委裁定书进行司法审查，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不仅没有履行司法审查职责，反而另寻理由维持商评委裁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指出：“原审法院关于第9 3 6 2 1号裁定相关认定有误、适用法律有不妥之处的结论，并未考虑上述因素，本院对此予以纠正。”“相关”认定是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在审查认定“有误、不妥”后并未依法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指出：“直通车不仅是描述保险服务行业特点的标志，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商贸用语”并非是在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也并非是商评委作出裁定的事实依据，也并无在商评委争议阶段、法庭庭审期间质证过的事实，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另寻理由，用以维持商评委的裁定， 其作法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
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以“在司法实践中”为借口，随意捏合法律条文，另寻理由，将未经质证、毫无法律效力的事实依据作为判决的事实证据。上述作法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置法律于不稳定状态，完全有违司法的公平、公正。虽然头顶天平，并不严格司法，完全把司法活动用作为特殊目的服务的特殊工具。
本案直通车商标依据《商标法》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在提出注册申请时，还是现在完全符合其显著性的要求，因此本案直通车商标的显著性本不应质疑。当现有法律规定并无适用撤销直通车商标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撤销商标的目的，相关法院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寻找突破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直通车不仅是描述保险服务行业特点的标志，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因此也可以构成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即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法律适用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截然区分开来。”其错误有两个方面：(1)关于“商贸用语”能否注册，法律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依据《商标审查标准》第二部分商标显著特征的审查第五条“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第九款规定是指：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不能注册为商标，明显“直通车”不属于此类范畴。(2)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这是各大类型诉讼通行的证据规则，只有经过质证，才能去伪存真。“商贸用语”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另寻证据，如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另寻“直通车亦属于对保险类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一样，并未经过申请人质证，也未经商评委、人财保险公司提出，因此“商贸用语”作为证据无任何法律效力。
当事人不服商评委裁定向法院上诉，作为权利的最终救济方式—司法救济，本应依法公正审核商评委裁定的合法性，不应出现利用未经质证的证据，帮助商评委另寻理由维持其裁定的情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故争议商标直通车使用在其核定使用的保险类服务上，虽并非是对其主要业务特点的直接描述，但亦属于对该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另寻“其他相关特点”作为事实依据，维持裁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直通车不仅是描述保险服务行业特点的标志，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另提“商贸用语”作为事实依据，维持裁定，法院严重怠于法律赋予对商评委裁定书司法审查的责任。
最高院知行字第125号行政裁定书第4页事实认定内容为“本院认为......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直通车一般表示各种服务特点，但使用在保险类服务上，因其暗含的意义，也使相关公众不会以此区分服务的来源。......因直通车并非仅仅直接表示保险类服务特点，本案适用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为宜。”最高院裁定书指出“直通车并非仅仅直接表示保险类服务特点”，已从根本否定商评委裁定商标撤销的主要事实依据即“直接表示了该服务方便快捷等特点”，已从根本否定下级法院维持商评委裁定的全部事实依据。最高院裁定书从根本否定商评委裁定商标撤销的全部事实依据，同时也就否定了商评委裁定书认定相关公众基于“直通车直接表示了该服务方便快捷等特点”所作的认知”，即“相关公众接触到直通车时，也易将其理解为对所服务特点的描述而不会将其作为商标识别”(原文)，否定了商评委在裁定书认定“相关公众”不会将其作为商标识别的决定因素，否定了商评委“相关公众”的认知事实。根据《商标显著性审查》商标由不具备显著特征的标志和其他要素构成，其中不具备显著特征的标志应当与其指定使用商品的特点相一致，或者依据商业惯例和消费习惯，不会造成相关公众误认。由此确定商标显著性结合该服务特点，考量是否一致是确定“相关公众”能否作为商标识别的关键，由此，商评委认定直通车与保险类服务特点相一致的全部事实完全错误，在此基础上推断相关公众的认知更是错上加错。至此，最高院已认定商评委裁定书认定事实完全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但是最高院以“使用在保险类服务上，直通车暗含的意义，也使相关公众不会以此区分服务的来源”为由，另寻理由，驳回再审申请，其错误有3个方面：1、最高院已认定商评委事实依据、法律适用全部错误理应再审，2、文字商标注册不排斥暗含意思，且“直通车”的暗含意思与保险类服务特点不相一致，完全具有显著性，3、根据《商标显著性审查》的规定，商标由不具备显著特征的标志和其他要素构成，其中不具备显著特征的标志应当与其指定使用商品的特点相一致，或者依据商业惯例和消费习惯，不会造成相关公众误认。由此确定：商标与该服务的特点是否一致、商业惯例和消费习惯是确定“相关公众”能否将“直通车”作为商标识别的关键。“直通车”与保险类服务特点不一致，“直通车”不是保险行业通用名称，“直通车”不是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直通车”是保险类服务相关公众的消费习惯，因此，在保险类服务中，相关公众能够区分服务来源，直通车具有商标意义的显著性。最高院裁定书曲解并扩大显著性的认定范围，在“服务内容”、“质量”、“方式”、“手段”方面，《商标法》关于商标不具有显著性认定的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结合本案是指“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保险类服务的内容、质量、功能、方式、方法等”，其中“手段”并未纳入考量。考量“服务内容”、“质量”、“方式”在《商标法》中明确规定其前提是“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服务的”而非广义的“服务内容”、“质量”“方式”。依据《商标显著性审查》的规定：结合保险类服务，衡量相关公众的认知标准是“直通车与保险类服务特点是否一致，是否是保险类服务通用名称和相关公众在保险类服务的消费习惯。关于直通车与保险类服务特点是否一致，最高院已明确肯定不相一致，这与其“相关公众的认知”自相矛盾。关于直通车是否是保险类服务通用名称和相关公众在保险类服务的消费习惯，关于这点在商评委双方质证阶段已明确阐明“不是”，因此商评委裁定书中关于“保险类服务通用名称和相关公众在保险类服务的消费习惯”并未涉及并以此作为事实证据。“服务内容是否全面，服务保障是否充分，投保和理赔方式是否便捷、服务方式是否多样化，提供服务的企业实力是否雄厚等”仅是相关公众考量保险类服务的外在因素而非保险类服务的特点，更与“直通车”毫无关联，若以“直通车”暗含“方便快捷”意思而言，并非直接表示，更与保险类服务特点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通知的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时，应当根据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从整体上对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进行审查判断。标志中含有的描述性要素不影响商标整体上具有显著特征的，或者描述性标志是以独特方式进行表现，相关公众能够以其识别商品来源的，应当认定其具有显著特征。最高院裁定驳回再审裁定曲解相关法律法规，主观臆定“相关公众”的认知，在商评委全部事实证据错误的情况下，另寻其他因素维持商评委的裁定,不仅剥夺了申请人依法质证的权利，也完全违背其依法审查的责任及义务，其作法已违公平、正义，因此最高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商评委裁定书中仅认定一个事实,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平审委员会第4207334号“直通车”商标争议裁定书第4、5页“我委认为:......被申请人将直通车商标注册，使用在保险等服务项目上，直接表示了该服务方便快捷等特点，相关公众接触到“直通车”时，也易将其理解为对所提供服务特点的描述而不会将其作为商标识别，因为争议商标难以起到区分服务来源的作用，缺乏显著性。”此项事实已被最高人民法院(2014)知行字第125号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书第4页认定的事实即“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直通车一般表示各种服务的特点”，“直通车并非直接表示保险类服务的特点”彻底否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依据的“直通车文字说明了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对该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事实依据被证明也是错误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另寻“商贸用语”、“其他相关特点”等事实证据并未经过申请人质证，依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诉讼通行的证据规则，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在商评委商标争议质证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商贸用语”、其他相关特点”等是申请人自商评委商标争议以来首次看到的事实理由，未经质证的证据如果作为有效事实，将严重剥夺申请人依法质证的合法权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实，以此作为证据并对应相关法律，更是是错上加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在认定原审法院“裁定相关认定有误，适用法律有误”，基于“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并非依法判决，而是采取“本院予以纠正”的作法，从而达到对申请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的目的。人民法院本应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商评委裁定书进行司法审查，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不仅没有履行司法审查职责，反而另寻理由维持商评委裁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高行(知)终字第2464号判决书认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申请人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提出抗诉申请。
此致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篇2：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石刚 ，男
请求抗诉事项：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2014)高行(知)终字第2464号行政判决书，特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法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直通车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高行(知)终字第2464号(第6、7页)本院认为“:……争议商标为“直通车”文字，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该文字，说明了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不管是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服务，还是其他类型的服务，均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因此属于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 4)一中知行初字第1501号(第5页第7段)“ 本案中，因相关公众对于“直通车”所具有的方便快捷的含义具有认知能力，而对于服务行业而言，方便快捷显然是很多服务的特点，对于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类服务亦不例外。”上述法院认定“直通车”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说明了该服务的特点，保险亦不例外。
《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依据《商标审查标准》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的标志是指：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质量、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主要原料、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功能、用途、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重量、数量。依据2 0 0 1年《商标法》及《商标审查标准》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错误如下：
1、依据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其中“仅仅直接表示指定服务的特点”是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必要条件。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解释：商标的显著特征，是指商标应当具备的足以使相关公众区分商品来源的特征。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商标，才应被认定为缺乏显著性。所谓“仅仅直接表示”，是指商标仅仅对所指定使用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具有直接说明性和描述性的标志构成。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回避了“仅仅直接表示”，更无表明保险类服务的特点与“直通车”及其喻意方便快捷的关联，无事实证据认定直通车商标属于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2、申请人“直通车”商标注册证显示，该商标的核定服务项目(第36保险类)内容为：事故保险、保险经纪、保险、火灾保险、健康保险、海上保险、人寿保险、保险咨询、保险统计和保险信息等。依据分类注释指：“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如保险代理人或经纪人提供的服务，为被保险人和承保人提供的服务”。保险本质上是保障，是补偿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在人身保险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金的一种经济补偿行为，保险类服务特点是基于其本质所表现出的特点，直通车或其喻意的“方便快捷”与保险类服务特点毫无相关，国内外任何权威的文献和文件中，均未发现说明直通车的本意或其喻意“方便快捷”是保险类服务的特点，由此可见，“直通车”完全不是第36类保险核定服务项目的特点。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知行字第125号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书(第4页3、4段)认定的事实即“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直通车一般表示各种服务的特点”、“直通车并非直接表示保险类服务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关于“争议商标为直通车文字，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该文字，说明了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不管是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服务，还是其他类型的服务，均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的事实依据是完全错误的。
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以“直通车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以“直通车亦属于对保险类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上述二者将“直通车”认定是“商贸用语”及“保险类服务其他相关特点”，不仅事实认定错误，且未经质证，擅自扩大法律规定范围，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指出“直通车不仅是描述保险服务行业特点的标志，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因此也可以构成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判决书提出“商贸用语”的观点并未经过质证，并不是商评委裁定书的事实依据，甚至在商评委长达1年半的质证过程中，人财保险公司也一直强调“直通车直接表示了保险服务的特点”，并未提及“商贸用语”的任何事实依据，这在商评委裁定书中完全可以看到，因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商贸用语”的理由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商贸用语”能否注册为商标，依据《商标审查标准》第二部分商标显著特征的审查第五条“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第九款规定是指：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不能注册为商标。在商标争议的质证阶段，已证明直通车不是保险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通用名称或者标志，依法注册有其合理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商贸用语”不能注册的情形在《商标审查标准》是指“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混淆为“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依此扩大法律适用范围,认定构成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错误的。
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5页第7段“本案中......故争议商标直通车使用在其核定使用的保险类服务上，虽并非是对其主要业务特点的直接描述，但亦属于对该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事实上，《商标审查标准》对该《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第(二)款所列明的“其他特点”如何解释有着明确的规定，《商标审查标准》第二部分 “商标显著特征的审查”明确规定：“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其他特点”是指以下内容：(1).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特定消费对象的;(2).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价格的;(3).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内容的;(4).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风格或者风味的;(5).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使用方式、方法的;(6).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生产工艺的;(7).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生产地点、时间、年份的;(8).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形态的;9.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有效期限、保质期或者服务时间的;(10).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销售场所或者地域范围的;(11).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技术特点的。由此可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商标法》规定的“其他特点”扩大至“其他相关特点”本身就已曲解相关法律，且“其他相关特点”在以往并未提出，且未经质证过程，也并不是商评委裁定书的事实依据，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由此认定构成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其他特点”规定的情形是错误的。
篇3：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马某。
申请请求：申请人不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况概况：
申请人及其丈夫孙某与李某之间长期存在煤炭买卖业务往来。申请人系以自己承包的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方便考虑，申请人(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也曾委托李某代为在包头地区办理煤炭的发货、结算等业务。
起至9月业务终止，申请人与李某双方往来业务大约在200万元，李某结欠申请人款项。
因往来业务繁多，帐目混乱。209月30日，李某就双方往来进行对帐。对帐清单中，就双方存在的争议，双方确认为：1、关于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从农行包头市昆区支行汇出过15万元给申请人;2、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的17万元，由李某去核查。
年10月2日，双方又在无锡市石塘湾派出所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回包头查昆区农行由12月份孙(指申请人的丈夫孙某)汇出的15万元的单据，如查出单据是孙汇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孙全部承担，如查不出此款的单据，一切由李某承担损失及此款。双方同时在协议书中又约定“青山农行孙某的款项单据金额为17万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证据为依据，如果李拿不出依据，由李承担;如果拿出依据，由孙承担”。
上述协议订立后，李某未提供证据，又不归还争议款项。申请人即于2005年12月12日，向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7月6日，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05)民二初字某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某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述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1、对双方有关17万元货款的争议，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
一审诉讼中，法院认定1月7日，孙某(申请人的丈夫)开设的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有取款17万元的事实，并认定该17万元款项被孙某提取。对此，申请人认为，一二判决根本无视申请人与李某已有的约定。
依据双方9月30日的对帐清单以及10月2日的协议书(为表述计，下文对前述对帐清单及协议书统称为“协议”)内容，双方对孙某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曾被提取17万元的事实无争议，而争议焦点是：李某否认最终系由其实际获取了该17万元，因而双方的对帐单以及协议书均约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因此，根据如前约定，说明双方并不确认系孙某最终获取上述17万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举证责任确定给了李某。
既然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应由李某负责去核查以及提供证据，那么，在诉讼中，相关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李某来承担。
而现一二审判决均不顾如上协议约定，没有安排正确的举证责任分配，仅从常规角度出发，却要求申请人举证，此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导致了案件的错误判决。
现申请人在二审判决后，经过努力，就17万元的款项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证据，已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申请人获取的证据表明：
201月7日当天，李某与孙某从银行取出17万元后，李某将款项直接解入申请人的业务单位某公司，该公司即作为申请人的预付款入帐，而年3月16日，李某即以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将该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该17万元的争议款项，系被李某个人非法占有。
2、关于15万元的争议，一二审法院违反证据认定准则，以推断代替事实，其对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毫无说服力，错误适用法律，致成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上述协议，有关15万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李某有没有从昆区农行汇出过15万元。上述两份书证，均为李某亲笔书写，应认定为其内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虑和认可的。
但，原审中，李某提供了2004年1月12日向申请人付款15万元的存款凭条，以此作为已经支付15万元款项的证据，并辩称，订立协议时记忆错误，实际不是2003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举证显然达不到举证目的，因为：第一，双方争议焦点是在明确的时段内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实，而现李某之举证并非所指时段;第二，两份书证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约定时段，而李某却后以记忆出错为借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竟然认同李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认定了系李某记忆差错合理，及认定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即为协议书上约定的付款。一二审法院该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据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李某在上述二份协议中均确认对诉争15万元系由其提供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的付款证据，而现李某反悔认为诉争付款时间并非协议所述时间。如依李某此反悔，则原协议约定则属对李某不利之事实，李某即应提供证据以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关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证据，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正确的。
而且，根据法律逻辑，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其再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而现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因而其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李某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及其反悔是准确的，不能反果为因。
特别提出的是：
A、根据上述诉争17万元实际由李某提取的事实，李某地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其为人如此缺乏诚信，何以能够认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实的?
B、上述协议并非仅有一次，二次协议约定均一致，李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反悔所述也违反基本的行为惯例。
篇4：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三、四审申请人)王再明，男，汉族，1962年2月7日出生，无业。通信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乐山路10弄26号103室，
邮编：30。联系电话15611600650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三、四审被申请人)上海兴康物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桂林东街215号
法定代表人：庄解时，总经理。
原审被告上海万春防水建设工程公司(原金山县万春涂料厂)
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廊下万春村
法定代表人：王建国，总经理。
(现已经歇业)
案由：房屋租赁费纠纷
申请抗诉请求：
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通知书》民监字第962-1号(附件1)、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徐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附件2)、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沪一中民终字第第245号民事判决书(附件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一中民监字第221号(附件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高民监字第3号驳回再审申请民事裁定书(注：本书申请人没有看到过，别说收到，案号来于附件1：最高法院立案一庭通知书)提起抗诉。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并把申请人唯一住房拍卖执行回转结束申请人驻京5年上访流浪生活，回到上海，过正常人、平凡人、普通人的生活。
事实和理由：
11月20日申请人接上海市徐汇区法院立案庭李红副庭长电话，要申请人向最高法院呈交《再审申请书》;同月24日申请人按照李红要求，将《再审申请书》递交于上海市高级法院驻京办(座落北京丰台区红寺村最高法院立案庭边)李宁。6月14日，徐汇法院院长郭伟清和李红庭长在郭院长办公室，郭院长亲手转交给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案一庭通知书》()民监字第 962-1号(附件1)。
因该通知书中所述：“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高民监字第3号驳回再审申请民事裁定”，此裁定书申请人连听都没有听到过，别说收到。所以申请人直接去上海高院索要，接待申请人夏连军法官明确告知：“上海高院没有出具过此3号裁定书;而且，上海高院对口的是最高法院立案二庭”(有录音为凭)。申请人去上海高院档案室查询，朱法官让申请人转告高院接待法官：“电脑里为“零”，他们就懂了”(有录音为凭)。
原由：因申请人与上海徐汇法院工作妻子离婚，巧遇原、被告房屋租赁费纠纷，被徐汇法院法官打击报复、枉法判决：上海市徐汇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徐民初字第361号(附件2)，并历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一中民终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附件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一中民监字第221号(附件4)，将申请人追加为第三人并承担全责(附件5，徐汇法院档案卷宗：42页，以下简称卷宗)。申请人唯一住房被徐汇法院拍卖抵债，流浪至今;经信访无效，申请人被逼赴京、到驻京至今5年上访之路。
本案的主体，本是原告(房东)：上海兴康物业有限公司(原：徐汇漕河泾房管所)，诉被告(房客)：上海万春防水建设工程公司(原：上海金山万春涂料厂)房屋租赁费纠纷(附件6：起诉书)。
本案枉法：一、主体错误。本案是二个法人间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附件6：原告起诉书，卷宗1、2、3)。又是原、被告间第一次租赁合同期满后续租合同(附件7：营业执照时间，卷宗26);而申请人，一、二审判决书身份均确认为：“上海万春防水建设工程公司工作”员工。却被违法追加追加为本案第三人(附件5)并承担本案全责(附件2，卷宗59)：一审判决书)。
二、毁真造假庭审笔录。5月12日第一次开庭，由汤惠根法官主审，申请人作为被告代理人出庭，也是申请人第一次、至今为止唯一一次见到汤法官(附件8：送达回执书记员曲红菁备考栏注释为证，卷宗：23页)。可，卷宗内，汤惠根主审庭审笔录篡改为：196月8日开庭非5月12日，而且被告为缺席(附件9，“开庭”笔录，卷宗：34、35、36、37页)。
三、主审法官金毅违法剥夺被告、第三人管辖申请权利(附件10：第二次庭审笔录，卷宗：50页)。因第三人户籍所在地和被告所在地系：金山区(原金山县)区域，故在庭审中被告和第三人当场递交书面管辖异议申请书。1、该申请书在卷中至今不翼而飞;2、主审法官金毅越级行使院长行使权利，当庭越级驳回;而且，徐汇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法官汤惠根更换为金毅，法院未当庭说明理由或出具裁定，只字没提。
四、房屋租赁纠纷，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七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附件三判决书，卷宗59页)，二、三审官官相护，维持原判。
五、司法程序违法。所谓：“依法组成合议庭”(附件2：判决书，卷宗59页)章鼎臣、罗涛二法官，至今申请人还不知道是男?还是女?是胖?还是瘦?是人，还是鬼?
六、金毅法官冒用申请人签发送达回执(附件11，卷宗23)。
故请求贵院依法抗诉，还申请人于司法公平、公正、正义!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王再明
篇5：检察院抗诉答辩状
答辩人秦艳玲，男，1955年5月7日生，汉族，住宿迁市宿城区河滨街道半窑居委会四组。
抗诉机关：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被告)朱学书，男，1958年12月22日生，住宿迁市宿城区河滨街道半窑居委会四组。
答辩人针对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作如下答辩：
一、抗诉机关将经过剪辑的结账单内容作为所谓的新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是对事实的极端不负责任。
因为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真实的证据，只有保证书证内容的客观完整性，才能反映出事实的原貌。
抗诉机关对秦艳玲书写的结账单不从整体上进行分析判定，相反却违反证据规则的要求，刻意剪辑取舍、断章取义地认为秦艳玲与朱学书之间是借贷关系，不仅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而且也与其所依据的结账单内容相悖。
事实是合伙结束后，朱学书向秦艳玲报送了合伙支出账单(秦艳玲在原一审中已向法庭出示)，秦艳玲也向朱学书报送了合伙支出账单(即抗诉机关作为新证据提供的结账单)，但朱学书在原一、二审诉讼中持有该证据，却拒不提供，现在作为申诉证据提供，显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
(参见《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朱学书之所以在原审中故意不提供该结账单，是因为该结账单更能说明其与秦艳玲是合伙关系。
1、该结账单第①条注明“秦艳玲先拿46500元在宿迁水泥厂买煤灰作底本”，何谓“底本”?就是做生意的本钱，原始出资。
如果属于借款，何来做底本之说?2、该结账单第④条注明“当时朱学书说秦艳玲的5万元底本按月利壹元给贰分利”，朱学书之所以要给秦艳玲的5万元底本算利息，是因为一开始合伙时，只有秦艳玲一方投资了本钱，朱学书因家庭经济贫穷，只是出人力，为了体现公平，朱学书主动提出给秦艳玲投资的底本算利息，合伙利润另外分红。
3、该结账单第②③⑤⑥⑦条，已明确说明朱学书与秦艳玲之间是合伙做煤灰生意，如果是直接的借贷关系，秦艳玲有什么必要支付卸力费、咨询费，还要请客送礼，还因为向债务人金陵公司索要煤灰款发生吵打被公安派出所处理呢?!4、抗诉机关认为朱学书与秦艳玲之间是借贷关系，请问煤灰生意做完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六年时间了，朱学书有没有向秦艳玲还本付息?!
二、抗诉机关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是对民事证据规则的误解，也是对客观事实以偏概全的推断。
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参见《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在原审中秦艳玲主张合伙利润为496306.5元，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朱学书虽然对此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故原一、二审判决根据举证规则推定秦艳玲的主张成立，不存在任何问题。
至于抗诉机关认定朱学书支出现金786760元，所依据的淮安华能电厂粉煤灰公司王业军证言及该公司收据，证据的三性均存在问题。
1、关于真实性问题。
首先，王业军证言需要证人到庭接受质证才能辨别真伪，其次，该公司收据不符合交易习惯，支付货款应当在每次拖货时支付，不可能一次性托运30260吨煤灰，并支付423640元巨额货款，事实上也是每拖一船煤灰即付清货款的。
2、关于合法性问题。
无论证人王业军证言还是该公司收据，就形成时间而言，均应当发生在原一、二审诉讼之前，而朱学书在原一、二审诉讼中拒不提供，已经失去证明效力，不应当再作为新证据予以审查。
3、关于关联性问题。
即使王业军证言及该公司收据反应的内容真实，也与本案待证事实，即“朱学书与秦艳玲之间是否是合伙关系及合伙利润是多少”没有任何关联性。
因为并非所有合伙事务都是朱学书和秦艳玲二人一同参与进行，分工合作，是他们合伙的基本形态。
朱学书经手支付该公司煤灰款，并不能说明资金就是朱学书个人提供，事实是朱学书支付的货款绝大部分都是从秦艳玲夫妻手中领支，这有朱学书出具的收条为证(秦艳玲在原一、二审诉讼中已经出示法庭)。
另外，朱学书和秦艳玲并不只是和淮安华能电厂煤灰公司一家从事煤灰买卖，合伙收支数额怎能仅根据该公司一家之言确定!况且974816.5元总货款和496306.5元利润中的443816.5元都是早已生效的(20XX)宿城民二初字第0052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至于朱学书认为还有别的`支出没有计算，应当拿出相关的证据加以证实，对此，原二审判决已经明确告知其对此享有另行向秦艳玲主张分担的权利。
三、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非常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尤其原二审判决根据证据规则认定事实，说理客观透彻令人信服，实体判决公正合法，应予维持。
此致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 秦艳玲
代理人 杨继泽
20XX年9月28日
篇6：检察院抗诉答辩状
答辩人：河南省宝利来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郑州市任寨北街1号
法定代表人：元长生
被答辩人：河南民安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郑州市经八路 9号附14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成
因被答辩人申请检察院对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民四终字第502 号民事判决书提出抗诉一案，答辩人根据本案客观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现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被答辩人的抗诉申请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的相关事实
1、合作的事实
20XX年11月17日，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的规定，印发《河南省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条件标准》。
对河南省安全评价机构条件标准提出新要求，鼓励在20XX年6月30 日换证前，通过兼并重组、联合经营等方式做大做强。
为达到河南省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条件标准，答辩人于20XX年11月15日出资30万元整体收购河南省安生安全评价有限公司，不仅包括设备，更重要的在于还包括11名安全评价师(其中7名一级安全评价师是申请资质必须的)，为达到河南省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条件标准作了充分准备。
20XX年11月16日被答辩人河南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永成找到答辩人河南省宝利来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元长生提出希望合作。
双方经过一个月的充分沟通协商，于212月15日签定了《协议书》。
2、合作的结果
答辩人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合作义务，使以被答辩人名义的新安全评价机构资质在20XX年5月18日公示，20XX年6月18日取得。
被告对20XX年6月18日安全评价机构资质才取得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首先，答辩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资质取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答辩人出资30万元整体收购河南省安生安全评价有限公司，不仅包括设备，更重要的在于还包括11名安全评价师(其中7名一级安全评价师是申请资质必须的)，加上答辩人原有的8名安全评价师，使以被答辩人名义申请取得安全评价机构资质成为可能，进而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新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
答辩人具体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已经在一审庭审中出示。
其次，答辩人法定代表人元长生依协议书约定出任常务副总经理，自始至终参与领导了新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申请工作。
包括按照合同约定变更安全评价师注册、购买硬件软件、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签定技术合作协议、准备考核材料、组织主持考核验收会议、代表河南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汇报准备情况，按照考核验收提出的问题，逐项整改，最终以被告名义申请取得了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
3、纠纷的引起
20XX年6月 17 日中午1点26分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王永成以停水停电相要挟，要求答辩人20XX年6月 18 日下午6点前将办公室从位于国基路的河南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搬走。
答辩人无奈只好在20XX年6月 18 日重新搬回了河南省宝利来科技有限公司原址办公。
造成答辩人失去资质，无法取得收入以维持工作人员生计，给答辩人造成巨大损失的严重后果。
鉴于这种情况，答辩人决定自20XX年6月21日起，按照《协议书》第五条的有关约定退出合作，并于20XX年6月21日向被答辩人发出退出合作通知(详见证据：通知及邮寄手续)。
二、本案的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被答辩人支付100万元补偿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被答辩人二审有无新证据，且能改变对支付100万元补偿的认定。
1、被答辩人支付100万元补偿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事实依据。
20XX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第5条第1款、第2款约定，任何一方均可无理由退出合作，一方退出另乙方应支付100万补偿。
这一约定是对退出合作的条件和退出后双方如何处理、如何补偿的约定，而不是违约的规定，因此所谓人数的多少，水电费的使用等均不影响退出，更不存在“补偿金是附条件”的问题，需注意的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该约定是具有合作的投入及合作一方退出后另一方丧失了从事安全评价机构的资质，无法继续从事安全评价工作经济损失的考虑，该事实约定合情合理。
法律依据。
20XX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协议书》是有效协议，对此问题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在二审法庭上明确承认协议书有效，而且依据协议书已经向金水区法院提出起诉。
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那么依据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第5条第1款、第2款约定，一方退出另乙方应支付100万补偿。
2、被答辩人二审有无新证据且能否改变对支付100万元补偿的认定
首先，被答辩人在二审期间并没有提交大量的新证据。
被答辩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都是一审时已经提交了的证据。
其次，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不能改变对支付100万元补偿的认定。
1、答辩人是否全面履行义务问题，是违约与否的问题，此问题只能判断是否违约，但是，需注意的是，以被答辩人名义的新安全评价机构资质在20XX年5月18日公示，20XX年6月18日取得，被答辩人在答辩人起诉前没有因任何违约问题向答辩人提出任何异议。
事实上，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取得新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该目的已经达到，因此，不存在答辩人违约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是“补偿”而非“赔偿”，因此补偿100万元与是否违约无关。
2、被答辩人提出的补偿金是附条件的不能成立。
约定十分明确，在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限内，允许乙方(河南省宝利来科技有限公司)无理由退出……甲方出100万元给乙方经济补偿，这是不附条件的。
至于说“安全评价师、所有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档案归甲方”等，是属于答辩人的权利，该问题和所谓水电费、办公场地费、工资三金等、递减等问题属与答辩人起诉请求性质不同，可以一审时反诉，也可以另行起诉。
但被答辩人一审没有反诉，按照民不告官不究的原则，法院当然不予审理，但不能据此说法院判决错误。
目前，被答辩人已经向法院单独起诉，法院已经受理，正处于审理之中。
3、被答辩人称答辩人 “使用其资质达8个月”，纯属无视事实!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规定在20XX年6月30 日前换证。
也就是说答辩人20XX年6月30 日前自身有资质，上诉人20XX年6月18 日才拿到新资质!也就是说，被答辩人拿到新资质的前一天，把答辩人赶了出来!新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答辩人至今都没看到过一眼!而20XX年6月21日向上诉人发出自6月21日退出合作通知，上诉人认可退出合作，因此不存在递减问题。
因此，被答辩人二审提出的证据不能改变对支付100万元补偿的认定。
三、本案不符合抗诉的条件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纠纷实质可以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如果一方在新资质证书取得后退出应不应补偿100万;
一部分是，如果退出如何处理，包括支付垫付员工工资和社保费用、水电物业费用和支付办公场地费用、所有安全评价师、所有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档案归属问题，100万是否递减问题。
第一部分已经通过答辩人起诉解决，事实清楚，并无不当。
第二部分并不影响第一部分的认定，而第二部分，正是被答辩人申请抗诉的部分，被答辩人已经向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经进入审判程序。
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申请抗诉规定，另行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不予抗诉。
本案抗诉申请，一部分事实清楚，没有任何问题，一部分已经进入诉讼，正在审理过程中，因此，答辩人认为本案不符合抗诉的条件，其抗诉申请依法应予以驳回。
此致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答辩人：河南省宝利来科技有限公司
20**年9月19日
篇7：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男，汉族，51岁，1960年5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县，初中文化，住***，系被害人吕某某之父
申请人：***，女，汉族，51岁，1960年7月30日出生陕西省***县，初中文化，住址同上，系被害人吕某某之母亲
抗诉请求：
1、请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阮振兵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xx）二中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请求对被告人阮振兵判处刑立即执行
3、申请人愿意就附带民事赔偿放弃一切赔偿
申请抗诉的理由：
一审法院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理由不成立。其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判决死刑立即的宗旨是：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我请求所有人包括一审法官以及高院法官看一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其手段与情节，哪一点不符合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
第二，看其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根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概括如下几个关键词，因口角怀恨在心、报复、跟踪、进屋、拳打受害者脸部、受害者挣扎、拿钳子超受害者脸部、头部砸之后受害者不怎么动了、拿笤帚朝受害者下面（即阴道）捅了过去，捅了两下、害怕不死又又蹲过去在地上双手掐脖子，掐了一会确信其死亡，又接着销毁罪证。 由此可见，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受害者不但是必须死，而且还要受害者在死亡的过程中遭受比死亡还痛苦的折磨，其主观恶性何其狠毒和恶毒，这样的犯罪分子不判处刑立即执行，和刑法不判处刑的立法宗旨相符吗？？？肯定是不相符！！！
第三，犯罪分子是在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抵赖的情况下认罪的，这样的认罪怎么能作为从轻的情节呢？
第四，犯罪分子的家属以主动赔偿3万元想换取从轻减轻的情节；可是受害人如此惨死，家人如此痛苦，这么可能要犯罪分子的3万元呢？申请人绝对不要，只求良心，亲情，公正与正义的存在以安慰在天之灵，以安慰父母之心，基于此，我们放弃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的任何赔偿，不要其一分钱，必须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申请人：
20xx年12月20日
篇8：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xx，女，1968年2月1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四平市铁东区黄土坑街平林委4组。
被申请人：华子，男，1960年8月18日生，汉族，住四平市铁东区黄土坑街平林委4组。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四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二审审判决程序违法。
原二审法院在财产分割过程中，将案外人小彤所有的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依法办理产权登记是房产部门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本案不是行政案件，民事审判庭无权作出申请人将房屋转让并过户的行为认定无效。也就是说本案作为离婚之诉人民法院不应该对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进行审理。更不能错误的认定转让无效，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另外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最初是申请人xx单位的福利房，当时单位照顾职工由单位拿15000元，职工拿22300元，产权就归为私有。尽管22300元钱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婚后交的房款，但这个房子不应都算做夫妻共同财产，最起码单位拿的15000元是xx自己的。
二、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二审庭审时，被申请人将其父亲的房产证(正房，63多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证书向法庭出示，其认为添附的房屋都应该归其父亲所有，一审法院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判给其父亲的。但事实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结婚在被上诉人其父亲的正房内居住，申请人[xx娘家出钱并找人在被申请人其父亲的土地上建了两间小房(10多平方米和20多平方米)，一直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居住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原一、二审两级法院没有认真核查事实，仅以此两间小房在其父亲的土地上建筑就认定是其父亲的财产，显然是不对的。两间小房虽然依附于被申请人其父亲使用的土地上，但不能证明这个房子就是其父亲盖的，更不能证明就归其父亲所有。这两间小房应评估作价，评估的价款作为夫妻共同所有来进行分割。
三、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财产分割不仅违反法律且显失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判决。”而原一、二审判决完全是倾向男方而没有照顾女方。
首先，二审判决处分给被申请人(男方)的位于铁东区三马路凯盛小区2号楼4单元1楼右门62.29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要远高于终审判决分给申请人(女方)的位于铁西区北沟街铁桥委6组北河小区2号楼5单元7楼(顶层)，建筑面积62.20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而且此房屋所有权归小彤所有。
其次，双方位于铁东区一马路圆梦小区6号楼5单元1楼左门46.72平方米，于20xx年购买算装修共花费5200元的房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的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来判决该房屋，而是直接把该房屋分给原告(男方)，原告给被告(女方)该房屋的一半房价款及装修款即26000元，原二审法院竟然维持了该判决，此判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试想若法院能这样判决的话，那第一处房产单位的福利房归申请人xx所有，由xx支付被申请人22300元的一半款也是可以的。
第三，原二审判决违背了婚姻法中照顾生活困难一方的规定。被申请人有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申请人精神分裂住院42天，住院期间被申请人不闻不问，住院治疗费用都是从申请人亲属手中借的，共花费7000多元。在庭审时申请人已拿出住院病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应是共同债务，但二审法院都没有对共同债务进行分割也是错误的，如果按终审维持一审判决处理财产，会导致申请人离婚后将无房可住，无法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护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综上所述，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四平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
二o一o年六月二十七日
篇9：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原审被告）：xxx，男，汉族，1962年5月22日出生，xxx人，农民，现住南白村河底区47-1号。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xxx，男，汉族，1973年3月26日生，xxx村人，农民，现住南白村西头区38-1号。
申请抗诉请求： 请求xx人民检察院依法对xx人民法院（20xx）榆民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抗诉，要求法院撤销该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
20xx年申请人以下票的方式购买本村里南沟80亩四荒宜林地植树造林，以流转方式取得里南沟16.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共计96.5亩。经村委会同意，林业部门验收合格，20xx年林业部门给申请人颁发了林权证，注明四至范围及使用年限。20xx年与申请人相邻的土地承包人被申请人未经村委会同意，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超越经营范围，将原有的耕地变为林地，将杨树栽入与申请人相邻的地块中间的小渠里。由于杨树生长速度快，根系发达，严重影响了申请人核桃树正常生长，致使应该挂果的树迟迟不能挂果，严重影响了申请人的经济效益，给申请人造成很大损失。申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避免被申请人受到损失，不得以于20xx年11月雇佣挖掘机在小渠中挖了一条宽80厘米，深1米左右的小渠，切断杨树部分根系以阻止被申请人的杨树给申请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1、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的挖渠行为构成侵权是错误的。
原审法院虽然在审理时提出本案争议焦点提出关于被申请人的的植树行为是否合法，但在认定本案的事实时却将本案这一关键事实未作认定。而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否合法却是本案的关键所在。
如果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违法的，那么申请人采取的行为就属于针对违法行为采取的自卫行为，申请人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如果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合法的`，申请人在超过必要的限度内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合法的，是本案的关键之一，但原审法院却将这一关键事实未作认定。
而事实是审理此案时，原告提供的证据本村村委会的一份证明。这份证据既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对该林地有经营权，也不能证明申请人对该林木具有所有权。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举证，将承担败诉的风险。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杨树属于本人的合法财产，自然此树木不属于被申请人的，申请人也就无权主张自己的权利。而申请人在审理时提供的证据购买村委会四荒的
协议书及土地使用证及林权证可以充分证明被申请人的行为属于侵权，并且申请人提供的照片证明被申请人的树木已经给申请人造成相当大的损失，申请人采取的挖渠属于自卫行为，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三、原审法院以申请人侵权判令申请人赔偿被申请人树木损失是错误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其理由是： 在本案中申请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且采取的方式也未超过必要的的限度，未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所以依据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 申请人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综上可知，被申请人明知耕地不能随便变为林地，而在未经村委会同意下将林地变为耕地，同时在自己不具有使用权的土地上栽种树木，而且所栽种的树木是直接危害他人利益，给他人造成了损害，原审法院违背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判决案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87条等的规定，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篇10：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XXX 住XXX
申请人因不服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xx）武刑初字第1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提出诉讼。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法院夜查明：“潘信与表哥卢仪发因琐事发生激烈争吵，当走到新世纪商务酒店门口时，被告人阳涛出面劝阻，卢仪发不听劝阻并与被告人阳涛发生争吵和大都，在大都过程中被告人阳涛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式跳刀将被害人卢仪发刺倒在地。”这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被害人卢仪发虽与潘信潘信发生争吵，但没有证据证明争吵“激烈”。其次，被告人阳涛并不是出面劝阻，而是帮潘信与被害人卢仪发争吵并持刀杀人，虽经旁人拉劝，但其挣脱后，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最后致卢仪发不治死亡。 被告人阳涛在侦查、审查去苏及庭审中一直强调是由于被害人卢仪发“挤我的脖子”，而庭审中所有证据都没能证实这一情节。所以，被告人卢仪发阳涛虽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没能如实交待自己的福安最事实，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 本案中，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6：监控录像。这一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但一审法院却不在庭审中播放，不播放有怎能质证？
三、一审法院对被告人阳涛量刑畸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被告人阳涛在与被害人卢仪发毫无纠纷的情况下，为帮助与被害人卢仪发发生争吵的朋友潘信，即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恶劣实属罕见。刺伤被害人后不实施救助，逃之夭夭。为逃避打击到公安机关投案却不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
四、被告人阳涛拒不赔偿经济损失，应予严惩。 截止到一审宣判，被告人及其家属并没有丝毫的悔意，在被害人被抢救的过程中，不仅没出一分钱的抢救费用，就是在法庭主持的调节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诚意。未向申请人支付过分文赔偿。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痛苦。这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但是被告及其家属置申请人痛苦于不顾，不仅不予赔偿，反而千方百计钻法律孔子。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诉讼。
此致
武陵区检察院
申请人：
篇11：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甲，男，
申请人：乙，女，
被申请人：丙，男
被申请人：丁，女，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因相邻权通行权纠纷经阜南县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xx年10月10日作出(20xx)南民一初字第01301号《民事判决书》，1。判令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宅基上有通行权；2、判令申请人十日内申请人清除上述范围内的障碍物；3。并判令被申请人支付三万元补偿款给申请人。申请人不服此判决，依法向阜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阜阳中院审理后在20xx年12月15作出(20xx)阜民一终字第0128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第1项、第2项、第4项。撤销了一审判决第3项。
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办案法官存在人情关系办案，判决结果对申请人极为不公，故此依法申请贵院对本案提起抗诉。
申请抗诉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房屋东侧宅基地为“公共通道”属认定事实错误，被申请人对此不享有通行权。
1、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是关口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意见书和关口乡小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而事实上，关口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意见书》是在没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意见书，根本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原审法院采信该调解意见书的认定事项，并作为判决依据，显然错误。至于小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因争议宅基地属于淮河河道管理局所有和管理范围，不是村民集体所有土地，村委会出具的该份证明同样不具有法律效力。
2、上述关于“公共通道”的认定，与当庭被申请人承认的事实相矛盾。
在庭审中，被申请人丁承认自家的宅基在最先分配时东西长只有两间房屋，其房屋东侧为台坡，之后经过拉土填平台坡，才增加了宅基。而申请人家房屋东侧同样是台坡，经过多年的填土新增的宅基地，之后因为邻居王洪向申请人索要宅基，申请人向王洪支付了3600元转让费，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买卖协议。上述事实表明，本案当事人房屋东侧的空地均系自己填土新增的土地，并非在分配宅基时预留的公共通道。对上述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但原审法院却未予采信，明显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客观裁判原则。
3、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宅基地属于南北分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房屋东侧的宅基地不享有通行权。
该处宅基系申请人建房时预留的厨房用地，并非自然形成的南北通道，被申请人在拆旧建新之前始终未在此处通行。被申请人此前一直都是自右侧向西经过公用南北通道通行，现因西侧邻居建新房时做东向西建房，造成被申请人西侧通道被堵，另外，原告北侧居民从建房到现在一直都是向西经公用南北巷道通行。被申请人完全可以在自家房屋北面开门，然后向西经公共道路通行。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办案，明显偏袒被申请人一方。
原审判决第4页载明“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包括：
1、申请人的户籍证明；
2、关口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意见书；
3、吴明才、郭国强的证言；
4、现场勘验笔录及勘验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第十六条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上诉证据材料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范围，原审法院违反了最高院的上述规定，帮助被申请人搜集证据，明显偏袒被申请人，导致判决明显不公。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审法官违法办案，判决不公，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之规定，呈请贵院对本案依法抗诉。
致此
XXX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甲、乙
申请日期：XXXX年XX月XX日
篇12：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刘万立，男，1963年8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卓达书香园一区22-2-301，电话：13315119822
委托代理人：侯合书 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不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民事判决书，现提出抗诉申请 。
抗诉请求
请求撤销(20xx)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xx)裕民一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二、三项判决。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范晓玲离婚纠纷一案，经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xx年6月8日作出(20xx)裕民一处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见附件1)。判决认定准予双方离婚，对于孩子抚养和财产也做了分割，但是这一判决中有关孩子抚养问题和财产认定以及分割存在不公和错误。后申请人上诉到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在审理时没有给予申请人充分行使诉讼的权利，在给定的提交证据的时限内就作出了(20xx)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判决，违反了诉讼程序，且在有关财产的认定自相矛盾情况下，随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错误判决。申请人认为该判决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而提出申请，请求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申请人与范晓玲所购买的卓达书香园一区22-2-301房子认定为范晓玲所有，系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申请人与范晓玲共同出资购买的卓达书香园房子，系贷款所买，
并且是用夫妻共同财产铁三宿舍房产做抵押贷的款，该房产现没有还清贷款，没有取得房产证，也即该房子至今没有取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因此，该房产不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不应确定为一方所有，而只能确定由一方来使用。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判归范晓玲所有，其违背了最高院的上述规定，是极其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此外，该房产虽然没有还清贷款，但是其作为房产存在明显的增殖因素，在进行分割时应予以充分考虑才能做到公平，而一审法院及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以已经支付的款额分割比较合理”，却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从已经支付的购房款来看，申请人与范晓玲在支付的购房款限度内就拥有了对该房子处分的部分权力，该部分房产是完全可以进行估价的。所以，在双方没有对该房产进行协商价值的情况下，分割时就应以该房产现在价值中申请人与范晓玲所拥有的部分按照评估价进行平分，而不应只以已经支付的价款来分。
二、共同财产铁三宿舍房子没有考虑已经抵押的事实，判给申请人所有且按照8万元与范晓玲平分事实依据也不充分。
铁三宿舍2-2-101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没有错误，但是该房产在申请人与范晓玲购买卓达房子时已经抵押给了工商银行，在没有解除抵押的情况下，申请人将无法完全去行使作为房子所有人的部分权力，也就是说申请人最终能否拥有该房子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范晓玲不再支付购买卓达房子时的贷款，银行即可对铁三宿舍的这套房产进行处置。现在法院把铁三宿舍这套房子判给申请人所有，同时又让申请人按照8万元的价值同范晓玲折价平分，这样的判决显然是对申请人极其不利。况且按照8万元对该房子进行分割，一审和二审的认定违背了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虽然在一审庭审时申请人与范晓玲对该房产的价值进行了协商，但是在随后的庭审中申请人又否定了原先的意见，要求对该房产进行评估依法分割，而一审法院不顾申请人提出的要求，径直按照8万元进行了分割。这一认定违背了申请人的意志，不符合婚姻法中有关共同财产分割的相关规定，因此按照8万元进行分割事实依据不充分。
三、范晓玲在和申请人婚姻存续期间向单位所交纳的风险押金2万元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平分。
关于这一风险押金，在一审开庭时申请人向法庭提出了是范晓玲向单位的入股金，虽说不出具体的数目但是知道一定存在，而范晓玲在当庭对申请人的说法进行了纠正，其陈述说是风险押金且承认是2万元整(见一审庭审笔录)。不管是风险押金还是入股金，总之，这一事实根据一审时双方的庭审陈述，完全应该认定为双方的一项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然而，一审法院竟没有对该项事实进行确认，在判决书中也没有对该事实进行任何的说明。二审也没有纠正一审的这一错误，现造成申请人因这一事项少分共同财产至少10000元。
四、范晓玲在平安保险公司所入的大病保险，虽然有人身性质，也应作为一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对于这一保险虽然被保险人是范晓玲，但是其具有财产性质，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一种财产权。因此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应按照共同财产参与分割。在具体处理时，可以考虑这一财产具有人身性质的特点而判归范晓玲所有，但是应予以折价给申请人，而不应是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因具有人身性质而全部判给范晓玲。一审法院的对该保险的判决和二审法院的认定均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因而是错误的。
五、存放在被申请人父母处的液化气一套和缝纫机一台应判给申请人所有在一审时，被申请人承认存放在其父母处的一套液化气和一台缝纫机属于申请人的父母，并且在一审和二审时法院都认定被申请人应对以上财产予以返还给申请人，但是在最后的判决里却没有写上，漏掉了该事项，造成申请人无法依据判决要回该项财产，需予以纠正。
六、判决让申请人每年预先一次性支付孩子全年的抚养费用不合理。且在判决中没有写明让申请人支付孩子抚养费到什么时候为止，这样的判决不确定性很大，不利于判决的执行。
申请人在铁路上工作，工作稳定但收入不高，一年下来除了花费外也剩不了几个钱。对于判决让申请人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用300元，申请人虽然感觉不低，但是考虑到是给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接受，而让申请人在每年的年初就要支付孩子全年的费用3600元，申请人一方面没有这个能力支付，另一方面感觉也确实不合理。申请人的单位每月都按时开支，在每月开支时支付孩子抚养费300元是没有问题的，而一审的判决使得申请人将无能力遵照执行。本着申请人的实际情况，也为了便于申请人能够实际履行，孩子的抚养费改为每月开支时支付300元较为合理。此外，自从诉讼开始至今范晓玲就不让申请人探视孩子，如判决每月支付抚养费，且在申请人支付抚养费时有权探视孩子，将会增加申请人与孩子见面的机会，不管是从增进父女感情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利于判决的顺利履行方面考虑，均是可取的。依照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应该到子女成年为止，即到孩子18周岁，但是在该案的判决中却没有写明这一规定，只是让申请人每年出抚养费3600元，具体到那一天为止在判决书中没有进行明确，使得执行起来随意性会很大，需予以纠正。
七、二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
本案在二审期间，主审法官于20xx年8月17日告知申请人在一个月内提交证据，并做了笔录，然而，就在两天后即20xx年8月19日判决书就已经出了，根本就没有给够申请人指定的提交证据的时间，剥夺了申请人基本的诉讼权利，二审法院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
总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该案极其不负责任，出现多项错误的认定，已经认定的事实在判决部分却没有写进去，导致申请人与范晓玲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上明显的不公平，使得申请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违反了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为此，恳请贵院维护法律的公正，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将此案依法予以抗诉。
此致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X
XXXX年XX月XX日
篇13：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刘xx，女，1958年10月1日生，汉族，个体医师，住织xx，系ss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中被告王正坤之妻。电话：180ssss5320.
被申请人（原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张xx，男，1959年2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xx.
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房屋确权、房屋典当纠纷一案，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不服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于20xx年12月18日向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xx年12月5日，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申请人刘相英的再审请求。申请人不服该判决，于20xx年3月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于20xx年3月30日作出了织检民行立字（20xx）第1号《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至今未果。现依法向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请求事项如下：
一、请求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二、此后，请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20xx）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提审或指定再审该案，支持申请人的申诉请求。
事实和理由：
xxxxx
综上所述，由于一、二审、再审判决不论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审判程序上均存在错误，且拒不纠正，申请人深感不公，于20xx年3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33条的有关规定，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出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决定立案审查，至今未果，故特请求贵院对本案予以抗诉。
此致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刘xx
二○XX年六月十九日
篇14：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XXX，性别，地址
被申请机关：XX市司法局，地址。
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下行初字第27号、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杭行终字第190号行政裁定，特申请XX市检察院依法监督，提出抗诉。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向XX市司法局投诉律师XX违法违纪行为，在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损害我的合法权益。要求XX市司法局调查处理XX，并依法赔偿损失。
XX市司法局接收投诉材料后，没有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履行法定职责。20xx年7月21日，申请人在XX市XX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处罚XX的决定。
本案通过立案审查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一、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1、被告《行政答辩状》上称：接到投诉后，我局律师管理处即开展了调查工作，调取了五联所得有关案件材料。但在被告所提供证据清单及相应证据上，并没有关于被告依法调取五联所有关材料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2、被告所提供“证据”违法。
被告所提供“证据”1、4、5、6、7、8都是从XX市律师协会中获取，系违法。申请人先向律师协会投诉，由于律师协会的不负责任失去了申请人的信任，继而向被告投诉XX的违法违纪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法律上所规定的委托律师协会调查行为，因为有利害关系，律师协会还应该予以回避。但是本案被告提交的大部分证据，都是XX市律师协会的杰作。这些所谓“证据”，除了证明被告行为违法外，可以确切地证明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3、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
申请人向被告提供了《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投诉XX了违法违纪行为。但在本案中，被告除了提供《非诉讼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外，并没有提供《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被告隐匿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依法对证据进行认定，法庭对事实的判断显然有了错误。
4、被投诉人人XX违法违纪事实清楚。
1）违法违规律师XX提供无法履行“非诉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事项，欺诈申请人交付律师代理费。
2）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没有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封存住院病历材料。
3）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缩减申请人受损害事实。
4）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不依法计算赔偿标的，故意损害申请人的合法利益（依法计算标的60多万，被缩减成5万多）
5）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隐匿申请人提供的重要原始证据。
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第十二项规定：接受委托后，故意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属于《律师法》（原律师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律师法》以及本办法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不作出事实认定。
被告XX市司法局《答辩状》与其所提供证据不符，所提供的大部分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居然不对证据作出认定。
原审法院裁定及庭审笔录证明原审法院没有对证据作出认定
三、原审法院违反程序，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作出认定。
被告即没有提供投诉后的登记证据，也没有依据《XX市律师、律师事务所投诉档案和不良行为档案管理办法》提供被投诉人XX投诉档案以及根据以上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所相应法律、程序规定应履行职责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被告没有提供对被投诉人XX依法受理立案调查并作出具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处理意见。原审法院应根据事实认定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已经通过立案合议庭审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不审查XX市司法局的违法行为，反而以“超过诉讼时效”剥夺申请人的合法诉权。
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就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法律上对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出了60日后就可以起诉的起算时间，但没有作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限制时效。
这项立法的用意就是维护公民的监督权、控告权、申请权、诉讼权等公民权利。
五、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
本案原告是投诉人，被投诉人XX.司法行政机关为监管机关，所行使职权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是XX及律师事务所。被告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经法定程序向XX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取证，都跟XX及XX五联律师所相关。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才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说明原审法院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非常清楚。
此呈
VV人民检察院
抗诉申请人：
申请日期：
篇15：抗诉申请书
一审法院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理由不成立。其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判决死刑立即的宗旨是：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我请求所有人包括一审法官以及高院法官看一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其手段与情节，哪一点不符合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
第二、看其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根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概括如下几个关键词，因口角怀恨在心、报复、跟踪、进屋、拳打受害者脸部、受害者挣扎、拿钳子超受害者脸部、头部砸之后受害者不怎么动了、拿笤帚朝受害者下面（即阴道）捅了过去，捅了两下、害怕不死又又蹲过去在地上双手掐脖子，掐了一会确信其死亡，又接着销毁罪证。由此可见，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受害者不但是必须死，而且还要受害者在死亡的过程中遭受比死亡还痛苦的折磨，其主观恶性何其狠毒和恶毒，这样的犯罪分子不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和刑法不被判死刑的立法宗旨相符吗？肯定是不相符！
第三、犯罪分子是在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抵赖的情况下认罪的，这样的认罪怎么能作为从轻的情节呢？
第四、犯罪分子的家属以主动赔偿3万元想换取从轻减轻的情节；可是受害人如此惨死，家人如此痛苦，这么可能要犯罪分子的3万元呢？申请人绝对不要，只求良心，亲情，公正与正义的存在以安慰在天之灵，以安慰父母之心，基于此，我们放弃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的任何赔偿，不要其一分钱，必须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申请人：***
20xx年12月20日
篇16：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男，汉族，51岁，1960年5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县，初中文化，住***，系被害人吕某某之父
申请人：***，女，汉族，51岁，1960年7月30日出生陕西省***县，初中文化，住址同上，系被害人吕某某之母亲
抗诉请求：
1、请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阮振兵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xx）二中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请求对被告人阮振兵判死刑立即执行
3、申请人愿意就附带民事赔偿放弃一切赔偿
篇17：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男，汉族，**年*月*日出生，山东省**********村民，现住*******区。
被申请人：滨州东升地毯有限公司。
地址：惠民县开发区号。
请求：请求撤销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惠民县人民法院（20xx）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申请人提供还款凭证无公章为由，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申请人认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终审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由于当时彩霞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所以部分单据只有收款人签名，收款人可做证人出庭证实，但法院没有传证人出庭作证就做出终审判决。
所以，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不符合常理。
二、终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妻子在对账单上的代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申请人曾在法庭否认妻子的签名，故对账单上的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呈
****法院
申请人：***
二oo八年十一月日
篇18：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阿连，女，1968年2月1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
被申请人：华子，男，1960年8月18日生，汉族，住。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四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二审审判决程序违法。
原二审法院在财产分割过程中，将案外人小彤所有的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依法办理产权登记是房产部门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本案不是行政案件，民事审判庭无权作出申请人将房屋转让并过户的行为认定无效。也就是说本案作为离婚之诉人民法院不应该对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进行审理。更不能错误的认定转让无效，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另外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最初是申请人阿连单位的福利房，当时单位照顾职工由单位拿15000元，职工拿22300元，产权就归为私有。尽管22300元钱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婚后交的房款，但这个房子不应都算做夫妻共同财产，最起码单位拿的15000元是阿连自己的。
二、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二审庭审时，被申请人将其父亲的房产证(正房，63多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证书向法庭出示，其认为添附的房屋都应该归其父亲所有，一审法院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判给其父亲的。但事实是，1997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结婚在被上诉人其父亲的正房内居住，1998年申请人[阿连娘家出钱并找人在被申请人其父亲的土地上建了两间小房(10多平方米和20多平方米)，一直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居住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原一、二审两级法院没有认真核查事实，仅以此两间小房在其父亲的土地上建筑就认定是其父亲的财产，显然是不对的。两间小房虽然依附于被申请人其父亲使用的土地上，但不能证明这个房子就是其父亲盖的，更不能证明就归其父亲所有。这两间小房应评估作价，评估的价款作为夫妻共同所有来进行分割。
三、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财产分割不仅违反法律且显失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判决。”而原一、二审判决完全是倾向男方而没有照顾女方。
首先，二审判决处分给被申请人(男方)的位于铁东区三马路凯盛小区2号楼4单元1楼右门62.29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要远高于终审判决分给申请人(女方)的位于铁西区北沟街铁桥委6组北河小区2号楼5单元7楼(顶层)，建筑面积62.20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而且此房屋所有权归小彤所有。
其次，双方位于铁东区一马路圆梦小区6号楼5单元1楼左门46.72平方米，于2003年购买算装修共花费5200元的房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的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来判决该房屋，而是直接把该房屋分给原告(男方)，原告给被告(女方)该房屋的一半房价款及装修款即26000元，原二审法院竟然维持了该判决，此判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试想若法院能这样判决的话，那第一处房产单位的福利房归申请人阿连所有，由阿连支付被申请人22300元的一半款也是可以的。
第三，原二审判决违背了婚姻法中照顾生活困难一方的规定。被申请人有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申请人精神分裂住院42天，住院期间被申请人不闻不问，住院治疗费用都是从申请人亲属手中借的，共花费7000多元。在庭审时申请人已拿出住院病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应是共同债务，但二审法院都没有对共同债务进行分割也是错误的，如果按终审维持一审判决处理财产，会导致申请人离婚后将无房可住，无法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护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综上所述，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四平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阿连
二Oxx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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