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幸福只因为你”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寻衅滋事罪辩护词，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寻衅滋事罪辩护词，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篇1：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接受南浔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指派本人律师为XX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参加本案诉讼活动。辩护人翻阅并复印本案的相关证据材料、会见被告人XX、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参加今天上午的庭审。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XX涉嫌寻衅滋事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本案被告人XX具有酌情从轻处罚的一些情节和理由，故现对被告人XX的量刑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本案被告人XX在本案中的作用相当，不是本案的主犯。

1、从人员的召集方面。本案的被告人XX、被告人XX、XX（在逃）、唐XX（在逃）是在吃夜宵的时候看到被害人李XX,唐XX与被害人李XX谈了下他们之前发生的事情的赔偿问题，回来其他三人看到唐XX脸色不好，认为其受了委屈共同殴打被害人李正伟的，并没有事先召集，商议。

2、从犯罪工具的准备方面。犯罪工具砍刀是本来就在黑车的副驾驶座下面的，至于由谁准备的从本案的证据材料里无法看出。

3、从被害人的受伤部位来看。被害人李XX构成轻伤的部位是额骨骨折，但从本案的证据来看该关键的伤势并非被告人XX所致，被告人XX的笔录里称其在被害人的手臂砍了一刀，但并未构成轻伤程度。

二、被告人XX认罪态度积极、具有坦白情节。

被告人XX犯罪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已深感后悔，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即向公安机关全部交代了自己及同案犯的所有犯罪事实，在后来的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以及今天庭审中向审理法院也都如实供述了自己及同案犯的犯罪行为，其认罪态度积极。根据我国修正后的《刑法》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可认定具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此外，根据两高一部的有关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审理规定，对被告人XX也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

三、被告人XX真诚悔罪，其悔罪表现较好。

其一，从今天的庭审也可以看出，被告人XX对自己因缺乏法制观念走上今天这样的犯罪道路，其已后悔不已，其已彻底认清了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自己家人以及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其悔罪表现真诚。XX也多次表示愿意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可见他对减轻被害人的.伤痛方面也在主观上作出了努力。

其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是我国刑罚的基本原则之一，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仅仅是手段，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才是最终目的。被告人XX为1995年10月出生，刚年满十八周岁，他到南浔打工也近四年了，对于刚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因为他的意气用事，因为他的哥们义气，因为他的血气方刚，他已经深深尝到了自己的冲动所带来的苦果。我们应该对他秉着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让他不要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帮助他早日回归社会，在之后更长的人生道路上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综上，从有利于对被告人XX教育改造的刑罚目的出发，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被告人XX的上述情节和因素，对被告人XX能够从轻、减轻判决，以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使其能尽早回到家庭。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采纳。谢谢！

辩护人：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

王 倩 律 师

5月30日

篇2：寻衅滋事罪上诉状

上诉人：匡xx，男，汉族，1xxx年12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市，初中文化，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耒阳市太平圩乡山碧村14组，身份证号码：4xxxxxxxxxxxxxx6

上诉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xxxx】穗花法刑初字第2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提出上诉。

请求事项：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xxxx】穗花法刑初字第2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依法判决被告人无罪。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书的裁判逻辑明显不周延，更加不符合本案已经查明的法律事实，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起诉书》在审查查明部分明确记载：“xxxx年6月4日0时许，被告人匡xx、龙中信、贺广文等人在被告人刘志军经营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联合村新联队附近的台球室打台球，期间，因琐事与石传移等人【均另案处理】发生争执，后同案人石传移纠集多人追打被告人匡xx、龙中信、贺广文等人。同日一时许，被告人罗马力纠集同案人黄含青【另案处理】及被告人匡xx、龙中信、贺广文、刘志军等十余人到上述桌球室密谋报复殴打同案人石传移等人。随后，在被告人刘志军的带领和指引下，被告人罗马力、匡xx、龙中信、贺广文及同案人黄含青持多把刀具去到同案人石传移及其同乡石某乐、石某矿、石某舵等人共同租住的‘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门前，拍打房门，欲入内殴打同案人石传移及其同乡，因房内的被害人石某舵、石某乐拒绝开门，被告人罗马力、匡xx、龙中信、贺广文及同案人黄含青遂持上述刀具劈砍房门，致被害人石某舵、石某乐因害怕被殴打而翻窗逃离，期间，被害人石某舵不慎坠楼受伤，后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被害人石某舵符合高坠造成右肺、肝右叶及右肾挫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其中，除了将石某舵、石某乐直接称之为被害人有违司法逻辑，不符合司法要求之外，关于案件事实本身的描述是正确的，也是清晰的。

根据《起诉书》在审查查明部分关于本案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明确记载了当此之时“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内只有石某乐、石玉舵两人;被告人匡xx、龙中信、贺广文、刘志军等人到“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所欲报复的却是另有其人，是石传移等，不是“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内的石某乐、石玉舵。对于“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内的石某乐、石玉舵来说，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在房内直接告知被告人：石传移等不在“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内，如实告知当可换得自身的安然无恙。因为按照一般人情世故，既然被告人匡xx、龙中信、贺广文、刘志军等人到“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所欲报复的是石传移等，不是“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内的石某乐、石玉舵，双方不至于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可能不会有冲突。也就是说，石某乐、石玉舵从“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内翻窗逃离，或许与被告人“欲入内殴打同案人石传移”有着某种联系，却并非必然联系，也就是说翻窗逃离，不是石某乐、石玉舵的必然选择，更加不是唯一选择;石某乐、石玉舵完全有着更好、更安全的选择。此其一。

其二，石某乐、石玉舵一先一后从“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内翻窗逃离，石某乐安然无恙、毫发无损，石玉舵却在从“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内翻窗逃离过程之中，不慎坠楼受伤，后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这更加说明，石玉舵“从‘温馨出租楼’四楼410号房内翻窗逃离过程之中，不慎坠楼受伤，后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的死亡结果与被告人的行为之间不是一种内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换言之，石玉舵的死亡与被告人的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笼而统之地认为，石玉舵的死亡是为了避免“重大人身危险”，并且据此为唯一事由认定石玉舵的死亡与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司法思维显然不妥，显属主观武断，是一种非理性司法行为。

二、更重要的是，按照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石传移的死，对于所有被告人来说纯属意外，不在诸被告人的主观故意之内——诸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只是报复殴打同案人石传移等人。按照犯罪学基本原理，犯罪评价的起码要求是主客观相统一，只有客观结果没有相应的犯罪故意，是不能够追究刑事责任的。由此我们认为《起诉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认为：“被告人匡xx、龙中信、贺广文、刘志军等无视国家法律，结伙持戒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并致一人死亡，···”这些关于本案事实的认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一种违法的主观武断;而一审判决没能察觉《起诉书》在“本院认为”部分之中所犯下的主观武断之错误，顺势认定被告人匡xx、龙中信、贺广文、刘志军等既有“结伙持戒殴打他人”的恶劣情节，更有“致一人死亡”之犯罪结果;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并且直接导致适用法律不当。如前所述，石传移的死亡，对于所有被告人来说纯属意外，不是被告人的行为之结果。

综上，一审判决错误地将石传移的意外之死视为被告人的犯罪结果，从而错误地进行客观归罪，这错误是违反生活经验法则的的，更是根本违法的。概言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然不公平、更加不正义，应该依法予以撤销。

此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xxxx-6-12

篇3：寻衅滋事罪上诉状

上诉人李xx，男，1xxx年8月5日生，身份证号：1xxxxxxxxxxxx5，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科左后旗甘旗卡镇铁东二委。

上诉人因寻衅滋事一案，不服科左后旗人民法院xxxx年8月17日( xxxx)后刑初字第75号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或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上诉理由：

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xx强迫雷财春与其签订一份协议书是不符合事实的。雷财春为了收回砖厂主动找人说和，使上诉人与雷财春在平等自愿，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并没有协迫的情形。

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xx在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索要现金60万元的事实是错误的。在与雷财春签订合同之前上诉人李xx曾与宋金山、许忠诚签订过合伙协议，约定由上诉人投入资金五万元，利润分成为20%，只是因为没有来得及投入时，与雷才春达成了协议。

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以负责厂内安全及一些外界事物为幌子是不符合事实的。合同约定及雷财春均认可上诉人与雷财春合作是为了提供技术，地一审开庭审理时也查明上诉人李xx曾在通辽市监狱(即二砖)从事过生产砖的技术工作，因此，以技术指导入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协议合法有效，不构成强迫签订协议。

四、另外，对于扣押的前德门、宝锁两家1，000.00元钱其目的是防止牛进地啃咬林木而收取的保证金，并且钱已经退回，并非强拿硬要。

其次，一审法院采信证据及适用法律错误

一、在公安案卷中，雷财春曾多次作证并非上诉人索要钱款的事实，并有其他证人证明此事实，而一审法院视此证据而不见只采信雷财春第一次笔录及其子听说的证言显然是错误的。

二、从上诉人所述事实及后期雷财春的证言及其他证人证言可以认定上诉人李xx的行为没有构成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没有破坏公共秩序，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而一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刑罚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此致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李xx

二〇xx年八月二十四日

篇4：寻衅滋事罪申诉状

申诉人：王某某，男，19XX年X月X日出生，X族，出生地北京市，XX文化，北京XX学院学生，住北京市XX区XX街道XX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XX区XX条XX号)。

申诉人因寻衅滋事案，对北京市XXXX人民法院XXXX年XX月XX日(20XX)XX少刑终字第XXX号刑事判决书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请求撤销原判，重新审理此案，判决申诉人王某某无罪。

事实与理由：

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申诉人王某某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中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强拿硬要情节严重的客观行为特征，不能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九条第4项(7月16日发布并实施)规定了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该条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一般不宜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特征的，可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在行为不构成抢劫罪的情形下，行为必须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特征，才能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本案申诉人的行为显然不构成抢劫罪，并且，其行为也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特征，不能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第一，申诉人王某某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客观行为特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xx年1月23日起施行)第八条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其他未成年人、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司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才构成寻衅滋事罪，在张军主编、胡云腾副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法院“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小组办公室编著的《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一书第291-292页对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中的客观行为进行了解释：所谓“随意殴打他人”，是指行为人任由自己的意思，无故、无理殴打他人;所谓“情节恶劣”，是指多次殴打他人或者殴打多人、手段残暴、下流、严重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等等。

作为一个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王某某没有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的动机随意殴打其他未成年人的行为，申诉人只是推了被害人一下，从没有对被害人无故、无理随意殴打，并且，在此案之前之后王某某从没有其他多次殴打寻衅滋事的行为，也没有殴打多人寻衅滋事的行为。未成年人王某某的行为不属于寻衅滋事罪的“随意殴打他人”，更谈不上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程度，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申诉人王某某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强拿硬要情节严重的客观行为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才构成寻衅滋事罪，上述张军主编一书第292页中特别解释：所谓“强拿硬要”，是指以蛮不讲理的手段，强行占有、强行使用他人财物;所谓“情节严重”，是指强拿硬要数量大或者次数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等等。

当时，被害人请王某某帮助他让其他人别再打他，王某某为此才说要一百元的事，被害人的陈述也证明此事：“王某某说‘给你一个机会，你给我一百块钱’”，申诉人是在此种情形下要一百元的，事实上也并没有得着这一百元。申诉人王某某仅在本案中基于上述原因而为的一次索要钱财的行为，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强拿硬要“次数多”情节严重的程度，而且王某某索要的仅是一百元，数量非常小，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通知(公通字[]36号)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三次以上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本案中，只不过涉及一百元的钱财，远远低于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寻衅滋事罪立案追诉的标准。本案从起初就不应当立案追诉。

申诉人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请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严格区分寻衅滋事罪罪与非罪的界限，认定申诉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应判无罪。

二、二审判决对申诉人王某某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不充分、不具有证明力，录音证据证明被害人对王某某的陈述不真实，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不能认定王某某有罪。

第一，二审判决书中所依据的证据显明某某、某某某参与殴打被害人，某某、某某某是与申诉人王某某有利害冲突的证人，他们所作对王某某不利的证言法院应当慎重使用，不能作为定案的惟一根据，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不能采信，且本案无其他证据印证。

关于证人某某：根据二审法院判决依据的证据可以发现某某正是殴打被害人李某的主谋和实施者，然而这样的人却逍遥法外，他的证言充其量只能算是同案犯的口供，他与申诉人王某某有严重的利害冲突关系，证据如下：

(1)被害人李某的陈述证明：“某某用拳击打其左耳部两拳……某某又用拳头击打李某脸部几拳。他被打后感觉头痛、鼻子痛，且左耳听力下降”(参见二审判决第2页);

(2)某某自己的证言证明：“xxxx年5月15日下午，其与某某某因李某抢了其女朋友而要去找李某……某某打了李某两个嘴巴，脸上打了一拳。”(参见二审判决书第2-3页);

(3)某某某的证言证明：“xxxx年5月的一下下午，某某因为交女朋友的事叫其一起去北纬路中学打李某……某某和李某说了几句话就用拳击打李某脸部”(参见二审判决书第3页)。

关于证人某某某：根据二审法院判决依据的证据可以发现某某某是最先与某某一起去找被害人李某的人，他也是在现场殴打被害人李某的人，本应是同案犯，却也逍遥法外成为证人，他与申诉人王某某也同样存在严重的利害冲突关系，证据如下：

(1)被害人李某的陈述证明：“xxxx年5月15日18时许，某某某、曹某、王某某、某某四人将其带到宣武区禄长街头条19号院内。”(参见二审判决第2页);

(2)某某的证言证明：“xxxx年5月15日下午，其与某某某因李某抢了其女朋友而要去找李某……某某某踹了李某一脚。”(参见二审判决书第3页);

(3)某某某自己的证言证明：“某某某也踹了李某右腿两脚。”(参见二审判决书第3页)。

可见，本案中两个在现场亲眼感知案件事实的证人某某、某某某其实应是本案同案犯，他们的证言本应属于同案犯的口供，他们所作对王某某不利的证言法院应当慎重对待，但法院却全盘采纳，并且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没有区分证明能力与证明力的不同，某某、某某某作为事实上的“同案犯”，他们证言的证明力非常微弱，因为他们都是与申诉人王某某有严重利害冲突关系的证人，他们的证言不能单独成为定案的根据，并且综观整个判决书，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王某某有罪。

第二，证人陈某某不是亲自感知案件事实的证人，其证言没有详细具体地说出案件的主要细节，不能证明申诉人有罪。

二审判决书第4个认定事实的证据是证人陈某某的证言，她仅仅说“四个未成年人向其子李某索要100元钱，因李某身上没有钱就对他进行殴打”(参见二审判决书第3页)。她根本没有详细具体地说出是哪四个人，更没有说出他们在现场都是怎么殴打和索要钱财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细节过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来认定申诉人有罪。而且，证人作证的前提条件是证人必须亲自感知案件的事实，陈某某事后带着被害人李某去报案，她没有在现场看到整个案发过程，其证言不能成为认定王某某有殴打和索要钱财的定案根据。

第三，申诉人已经向法庭提交的录音证据证明被害人李某的陈述不真实，他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申诉人曾向法庭提交录音证据，该录音证据足以证明案发当日现场的情况，证明了最后被害人骂了申诉人王某某，王某某只是推了被害人一下，申诉人王某某从并未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被害人所陈述的：“曹某和王某某就上来用拳头朝我的面部和鼻子打了五大拳，具体打的什么部位我没看清。最后，王某某用脚朝我的肚子上踹了一脚”的陈述不真实，不应采信。

所以，二审判决对申诉人王某某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不充分、不具有证明力，被害人的陈述不真实，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不能认定王某某有罪。

综上所述，北京市XXXX人民法院20XX年XX月XX日(20XX)XX少刑终字第XXX号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缺乏证明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诉、申请再审案件的规定(试行)》第四条第(一)、(二)、(四)项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判决申诉人王某某无罪。

此致

北京市 人民法院

申诉人：

年 月

延展阅读：

根据刑法的.规定，寻衅滋事罪，必须是行为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犯罪。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寻衅滋事行为，只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

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该综合以下几个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1、行为的方式和手段。行为的方式和手段对危害结果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心理的伤害程度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时，应该考察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威胁等手段，是否采用了公开或者组织的方式等。

2、行为的直接危害结果和间接不良后果。直接危害结果是行为直接对社会造成损害。间接不良后果是指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或间接引起的损害。行为人是否造成被害人自杀，是否引起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重要因素。

3、行为的时间和地点。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实施，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白天在公共场所的滋事活动当然要比晚上在荒郊野外的危害性大。

4、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表明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决定着行为人接受改造的难易程度。是否多次寻衅滋事、屡教不改，也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七条[寻衅滋事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持械随意殴打他人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工作、生产、生活，或者造成他人精神失常、自杀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三次以上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刑法修正案(八)》对寻衅滋事罪主要作了如下修改：

1.明确将“恐吓”增加规定为寻衅滋事犯罪的行为之一，以严厉打击那些使用暴力或者非暴力手段威胁、滋扰他人，意图对他人产生心理威慑，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恐慌的行为。这是针对实践中发生的寻衅滋事犯罪出现的新情况，尤其是针对近年来黑恶势力寻衅滋事犯罪惯常采用所谓“冷暴力”、“软暴力”手段等新情况增加的。

2.加大了对纠集他人多次寻衅滋事的主犯的打击力度。规定“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所谓“纠集他人”，是指纠合、聚合他人，表明此类寻衅滋事行为不止一人参加，但不一定表现出严密的组织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表现为多人或者很松散的团伙作案，也可能表现为以团伙形式作案。寻衅滋事罪的最高刑原来只有五年，考虑到以多人作案方式且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远大于以个人单次作案，因此增加了一档刑，将最高刑从五年提高到十年，可以并处罚金。适用本档刑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并不要求每一次寻衅滋事行为都必须构成犯罪才能适用本款规定，只要纠集他人多次实施该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即符合本款的适用条件。

篇5：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

最新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

根据刑法的规定，寻衅滋事罪，必须是行为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犯罪。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寻衅滋事行为，只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

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该综合以下几个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1、行为的方式和手段。行为的方式和手段对危害结果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心理的伤害程度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时，应该考察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威胁等手段，是否采用了公开或者组织的方式等。

2、行为的直接危害结果和间接不良后果。直接危害结果是行为直接对社会造成损害。间接不良后果是指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或间接引起的损害。行为人是否造成被害人自杀，是否引起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重要因素。

3、行为的时间和地点。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实施，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白天在公共场所的滋事活动当然要比晚上在荒郊野外的危害性大。

4、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表明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决定着行为人接受改造的难易程度。是否多次寻衅滋事、屡教不改，也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七条[寻衅滋事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持械随意殴打他人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工作、生产、生活，或者造成他人精神失常、自杀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三次以上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刑法修正案(八)》对寻衅滋事罪主要作了如下修改：

1.明确将“恐吓”增加规定为寻衅滋事犯罪的行为之一，以严厉打击那些使用暴力或者非暴力手段威胁、滋扰他人，意图对他人产生心理威慑，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恐慌的行为。这是针对实践中发生的`寻衅滋事犯罪出现的新情况，尤其是针对近年来黑恶势力寻衅滋事犯罪惯常采用所谓“冷暴力”、“软暴力”手段等新情况增加的。

2.加大了对纠集他人多次寻衅滋事的主犯的打击力度。规定“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所谓“纠集他人”，是指纠合、聚合他人，表明此类寻衅滋事行为不止一人参加，但不一定表现出严密的组织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表现为多人或者很松散的团伙作案，也可能表现为以团伙形式作案。寻衅滋事罪的最高刑原来只有五年，考虑到以多人作案方式且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远大于以个人单次作案，因此增加了一档刑，将最高刑从五年提高到十年，可以并处罚金。适用本档刑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并不要求每一次寻衅滋事行为都必须构成犯罪才能适用本款规定，只要纠集他人多次实施该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即符合本款的适用条件。

篇6：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

根据刑法的规定，寻衅滋事罪，必须是行为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犯罪。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寻衅滋事行为，只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

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该综合以下几个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1、行为的方式和手段。行为的方式和手段对危害结果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心理的伤害程度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时，应该考察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威胁等手段，是否采用了公开或者组织的方式等。

2、行为的直接危害结果和间接不良后果。直接危害结果是行为直接对社会造成损害。间接不良后果是指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或间接引起的损害。行为人是否造成被害人自杀，是否引起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重要因素。

3、行为的时间和地点。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实施，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白天在公共场所的滋事活动当然要比晚上在荒郊野外的危害性大。

4、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表明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决定着行为人接受改造的难易程度。是否多次寻衅滋事、屡教不改，也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七条[寻衅滋事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持械随意殴打他人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工作、生产、生活，或者造成他人精神失常、自杀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三次以上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刑法修正案(八)》对寻衅滋事罪主要作了如下修改：

1.明确将“恐吓”增加规定为寻衅滋事犯罪的行为之一，以严厉打击那些使用暴力或者非暴力手段威胁、滋扰他人，意图对他人产生心理威慑，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恐慌的行为。这是针对实践中发生的寻衅滋事犯罪出现的新情况，尤其是针对近年来黑恶势力寻衅滋事犯罪惯常采用所谓“冷暴力”、“软暴力”手段等新情况增加的。

2.加大了对纠集他人多次寻衅滋事的主犯的打击力度。规定“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所谓“纠集他人”，是指纠合、聚合他人，表明此类寻衅滋事行为不止一人参加，但不一定表现出严密的组织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表现为多人或者很松散的团伙作案，也可能表现为以团伙形式作案。寻衅滋事罪的最高刑原来只有五年，考虑到以多人作案方式且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远大于以个人单次作案，因此增加了一档刑，将最高刑从五年提高到十年，可以并处罚金。适用本档刑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并不要求每一次寻衅滋事行为都必须构成犯罪才能适用本款规定，只要纠集他人多次实施该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即符合本款的适用条件。

延伸阅读：

刑法为什么要设置寻衅滋事罪

一个打人行为，轻伤以上有故意伤害罪，轻伤以下可以治安处罚。毁坏他人财物也有故意毁坏财物罪和治安处罚，我们为什么还要设置一个寻衅滋事罪?甚至有学者提出，应当废除寻衅滋事罪，认为寻衅滋事罪没有独立的法益存在，像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罪，提出可以设置像日本那样的暴行罪，日本刑法第208条的暴行罪入罪标准没有伤害程度的要求，只要一般殴打就可以入罪，认为这样更具有操作性。笔者认为，不能一味的求具有操作性，应当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设置寻衅滋事罪，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等其他关联犯罪。

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就有“讲义气，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报仇，循规蹈矩，取财有道”等一直以来是一个忠厚本分民族的文化特征。如此一来，有一定事由的打人不是大事情，有时候还能成为英雄，关键看这人该不该打，这种文化在我国北方表现的尤其明显。错了被挨打也是正常的，甚至有些民风彪悍的地方，先干一架再说，懒得跟你磨嘴皮。相反，你不循规蹈矩甚至卑鄙下流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在整个文化中也是无法忍受的;君子取财无道，甚至厚颜无耻、卑鄙下流的强拿硬要也无法忍受。民族文化必定对“无理取闹”、“无赖”、“蛮不讲理”、“卑鄙下流”等这类人深恶痛绝。正因为这些文化因素影响了我们的立法，因为每个参与立法的人也同样身受着这类文化的熏陶，立出来的法也能得到大众的共鸣并被执行好。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了流氓罪，对寻衅滋事、聚众斗殴、侮辱妇女的行为规定在流氓罪里，并一贯以来严厉打击这类犯罪，也深受民众支持。1997年新刑法之后，寻衅滋事罪独立成罪，入罪标准低，量刑比较重。而与此同时，对一些比如邻里纠纷、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毁坏财物等行为的入罪在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设置了一定的入罪门槛，门槛要高于寻衅滋事罪，而且只要双方调解好，甚至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进行治安处罚。由此可见，我们立法为什么要在夹缝中设置一个入罪标准比较低，量刑幅度比较大的寻衅滋事罪呢?它所要打击的显然是区别于一般纠纷引发打架的行为，实质上仍然是打击上述“卑鄙下流”、“蛮不讲理”、“无理取闹”等方式破坏我们社会秩序的行为，这种方式、这种动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无法忍受的，人人喊打，所以必须再设置一个入罪门槛低的罪名来保护。而对其他诸如邻里纠纷、民事纠纷引发的打架案件处理方面枪口就抬高一点，这有别于日本文化，笔者不否认，可能有朝一日，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民族文化的淡化，导致我们无法忍受任何的暴力行为，到那时候寻衅滋事罪可能没有存在的价值。诸如暴行罪可能会出现，也可能将故意伤害罪枪口压低，不再要求伤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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