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上人书》原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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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王安石《上人书》原文翻译
王安石《上人书》原文翻译
王安石这篇《上人书》，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文中把文和辞分开来讲，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篇章之美。作者的本意在于明道，而所谓道，则是可以施之于实用的经世之学。既然文以实用为主，因此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他明确指出必须重视内容。 他认为古文家虽然夸谈文以明道，但其真实的的心得，则在文不在道。
原文
尝①谓文(文章)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②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王安石认为文章之目的在讲求经用济世)。而曰「言之不文(没有文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文采)之不可以已③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王安石强调文章是圣人用以做为礼教治政的工具，重视文章的「实质内容」，而反对过于注重文学的「华丽形式」。)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韩愈)作④，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柳宗元)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⑤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写文章的技巧)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⑥(文章技巧)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王安石认为韩柳两人只是告诉别人一些作文的技巧，而没有特别强调写文章的目的)。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⑦之也。自得之，则居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所谓「蓄道德而后文章」)独谓⑧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文章的目的)，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文辞技巧)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文辞形式之美，犹如器物有刻镂绘画的外饰)。诚使巧且华⑨，不必适用(器物有美丽的外饰，未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器物以适合使用为目的，刻镂绘画等外观只是美化器物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10，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也不能不注重文采)，勿先之，其可也。(只是不能先一味追求文辞写作的技巧而忽略了文章的内容及目的)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11。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注释
①尝：曾经。
②策：本为成编的竹简，这里指书本。
③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圣人：指孔子。
④作：兴起，出现。
⑤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
⑥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
⑦自得：自有心得。
⑧独谓：一本无此二字。
⑨巧且华：言文词华美巧妙。
10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
11自治：这里指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
翻译
我曾经以为，文章只不过是为了“礼教治政”服务罢了。那书写在简策上要传给后人的，大体上都可以归于这一类。而“语言如果没有文采，它就不会流传得久远”的说法，只是说文辞是不可以忽视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圣人对写作文章的根本的看法。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从孔子死很久之后，韩愈出现了，在孔圣人之后的那千百年中，他算得是卓而不凡了。只有柳宗元才能和韩愈并称，当然柳宗元并不足以和韩愈相比，但他的文章最终也能连同韩愈的文章得以流传，也算得上是位豪杰和值得敬畏的人。韩愈曾向人们讲说过写作文章的事，说要怎样，柳宗元也说过要怎样。我怀疑他们两人只是给人讲了语句文辞方面的'事，而写作文章的本意，并不是只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就完备透彻了。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孟子说：“君子一定要有自己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牢固地记在心里;牢固地记在心里，就能积蓄得深厚;积蓄得深厚，使用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左右逢源。”孟子所说的这些话，只可惜不是针对写文章说的，但也可以借以说明写文章的根本意图。所谓写文章，务必要做到对人世有补益罢了。所谓语句文辞，就好像器物上有刻镂绘画一样。如果让它精巧而华丽，不一定就适用;如果让它适用，也不一定非要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根本，把雕刻绘画作为外表的修饰罢了。如果不适用，那就一定不是器物了。如果不修饰它的外表，也一定不是器物吗?肯定是不能这样说的。然而，对外表修饰也绝不能忽视，只是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了。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我学写文章的时间很久了，常常用这一思想看法来要求我自己。正想把这一思想看法写出来传给别人，至于在实践中应用的效果如何，那就有待人们的评价了。这一看法，究竟对不对呢，自己暂时还不能判定。您是一位正直的人，不会投我所好，现在抄录杂文十篇呈献给您，望您赐教，使得我这一看法是对还是错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篇2：王安石《上人书》原文赏析
王安石《上人书》原文赏析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耶？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注释
（1）尝：曾经。
（2）礼教治政：教化与政治。
（3）书诸策：记录在史册之上。传之人：史册复又流传于人。
（4）归然：归结，归宿。指“文”不过是“礼教治政”的结果的最终记录。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
（5）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6）辞之不可以已也：语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乎！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已：：废除，废置。此谓言辞是不可以不讲究的。
（7）圣人：指孔子（前551-前478）。作：兴起，出现。
（8）孔子之死久：指孔子死后到唐宋时代这段时间，历经很久。若是算到韩愈之时，有一千二百馀年。
（9）韩子：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历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卒，谥曰文。新旧《唐书》有传。他是中唐散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10）望：本指仰望、追慕。这里指继承。
（11）子厚：柳宗元的字。
（12）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
（13）语人文：告诉他人作文之法。语：告诉。韩愈之《答李翊书》《答崔立之书》，皆伦作文之道。所谓“文以载道”、“文从字顺”，都见于此。
（14）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
（15）不如是其已也：并非仅仅如此。
（16）孟子曰数句：见于《孟子·离娄下》。杨伯峻注译云：“君子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
（17）非直施于文：不止适用于作文。
（18）托：借。
（19）器：器皿。刻镂：刻画，镂空。
（20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
（21）未可已：不可以废弃。
（22）勿先之：不要将“容”置于“适用”之前。
（23）数挟：常常抱持。自治：自己约束自己。
（24）阿：阿谀，奉承。执事：本指呈书的对象的办事人员。故人不便直呼对方姓名，而用“执事”表示尊崇。下文的“左右”，用法和含义相同。
（25）杂文：书、序、原、说一类文章。
参考译文
我曾认为，文章不过是表现礼教政治罢了。那写在书本上传之于人的，大体上都可以归属于这些方面。所谓“言语若没有辞藻彩饰，流传就不会久远”的说法，只是说文辞是不可以不讲的，但这不是孔子关于文章的根本意见。
孔子死后，过了很久，出了韩愈，仰望圣人于千百年后，继承圣人的道统，很是超卓不凡。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柳宗元并不足以和韩愈相比，但他的文章终于能配同韩愈并传，也是位值得敬畏的文豪。韩愈曾对人讲过写作文章的问题，说要如此如此，柳宗元也说过要如此如此。我怀疑两人只是给人讲了语言表现方面的问题，而写作文章的本意，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就够了。孟子说：“君子钻研学问求得高深的造诣，要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心得，就能安心牢固地保有它而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就能积蓄得深；积蓄得深，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孟子所说的这些，不只是用于写文章方面，但也可借以说明写文章的根本道理。
况且所谓文章，无非是务必要做到对社会有益罢了；所说的语言表现，就好像器物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精巧而华丽，不一定就适用；如果适用，也不一定就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根本，以雕刻绘画作为外表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称其为器物了。不修饰它的外表，也能像不适用一样，不称其为器物吗?肯定不是的。然而外表修饰也不能不讲，只是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了。
我学文章的时间很久了，时常拿这种观点来指导自己自修。目前正在想把自修所得写出来传给别人，至于拿文章中所说的试用到实际事业中去，那还需要等待时间。我对文章所持的看法，以及我所写的作品究竟对不对，自己还未能确定。您是一位正直的.人，不是曲从别人所好的人。愿使我对于对错能够有确定的认识。
赏析
王安石这篇《上人书》，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中把文和辞分开来讲，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篇章之美。作者的本意在于明道，而所谓道，则是可以施之于实用的经世之学。既然文以实用为主，因此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他明确指出必须重视内容。他认为古文家虽然夸谈文以明道，但其真实的的心得，则在文不在道。
篇3：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原文翻译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原文翻译
《答司马谏议书》节选自北宋文学家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篇中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言辞犀利，针锋相对，是古代的驳论名篇之一。
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选自《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翻译】安石敬白：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觉得与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吧。即使想要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后来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辨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决了。如今您来信用以指教我的，认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末我承认错误;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
篇4：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原文翻译鉴赏创作背景
原文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译文
鄙人王安石请启：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认为与君实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是议论起政事来(意见)常常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和方法大多不同的缘故啊。虽然想要(向您)硬啰嗦几句，(但)终究一定(是)不能蒙受(您)考虑(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是简单地给您写了封回信，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了。再三考虑君实对我的重视厚遇，在书信往来上不应该粗疏草率，所以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够宽恕我吧。
有学问的读书人所争论的问题，特别注重于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如果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已经明确了，那么天下的大道理也就清晰了。现在君实您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推行新法)侵夺了官吏们的职权，制造了事端，争夺了百姓的财利，拒绝接受不同的意见，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把它交给负有专责的官吏(去执行)，(这)不能算是侵夺官权;实行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用它来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业、消除(种种)弊病，(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为天下治理整顿财政，(这)不能算是(与百姓)争夺财利;抨击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巧辩的坏人，(这)不能算是拒绝接受(他人的)规劝。至于(社会上对我的)那么多怨恨和诽谤，那是我本来早就料到它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对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皇上来抵制这股势力，(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又为什么不(对我)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对);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这是他)考虑到(迁都)合理，然后坚决行动;认为对(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缘故啊。如果君实您责备我是因为(我)在位任职很久，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与您)见面，内心实在仰慕到极点。
内容鉴赏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经济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创作背景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他还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篇5：《书湖阴先生壁》王安石原文注释翻译赏析
《书湖阴先生壁》王安石原文注释翻译赏析
作品简介
《书湖阴先生壁》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组诗作品。这两首诗都是题壁诗，其中第一首广为流传。此诗前两句写他家的环境，洁净清幽，暗示主人生活情趣的高雅；后两句转到院外，写山水对湖阴先生的深情，暗用“护田”与“排闼”两个典故，把山水化成了具有生命感情的形象，山水主动与人相亲，正是表现人的高洁。全诗既赞美了主人朴实勤劳，又表达了诗人退休闲居的恬淡心境，从田园山水和与平民交往中领略到无穷的乐趣。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人，但写山水就是写人，景与人处处照应，句句关合，融化无痕。
作品原文
书湖阴先生壁⑴
王安石
其一
茅檐长扫净无苔⑵，花木成畦手自栽⑶。
一水护田将绿绕⑷，两山排闼送青来⑸。
其二
桑条索漠楝花繁(6)，风敛余香暗度垣。
黄鸟数声残午梦，尚疑身属半山园。
作品注释
⑴书：书写，题诗。湖阴先生：本名杨德逢，隐居之士，是王安石晚年居住金陵紫金山（今江苏南京）时的邻居。
⑵茅檐：茅屋檐下，这里指庭院。无苔：没有青苔。
⑶成畦（qí）：成垄成行。畦：经过修整的一块块田地。
⑷护田：这里指护卫环绕着园田。语出《汉书·西域传序》：“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
⑸排闼（tà）：开门。语出《汉书·樊哙传》：“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乃排闼直入。”闼：小门。送青来：送来绿色。
(6)楝(liàn)花：“二十四番花信”里的楝花，指的就是北方常见的苦楝花。
作品译文
其一
茅草房庭院经常打扫，洁净得没有一丝青苔。花草树木成行成垄，都是主人亲手栽种。庭院外一条小河保护着农田，并且环绕着农田；两座大山打开门来为人们送去绿色。
其二
桑树枝叶繁茂，楝花也十分繁盛。清风吹送楝花余香，悄悄地送过墙头。黄莺几声清脆的啼叫，惊醒了我的午觉。一梦醒来，我恍恍惚惚还觉得自己好像仍然在旧日所住的半山园中。
作品拼音版
书湖阴先生壁
作者：王安石
máo yán cháng sǎo jìng wú tái，huā mù chéng qí shǒu zì zāi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yī shuǐ hù tián jiāng lǜ rào，liǎng shān pái tà sòng qīng lái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创作背景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是王安石题在杨德逢屋壁上的一组诗。杨德逢，别号湖阴先生，是王安石退居金陵时的邻居和经常往来的朋友。
作品鉴赏
这两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这一首诗用典十分精妙，读者不知典故内容，并不妨碍对诗歌大意的理解；而诗歌的深意妙趣，则需要明白典故的出处才能更深刻地体会。
首二句赞美杨家庭院的清幽。“茅檐”代指庭院。“静”即净。怎样写净呢？诗人摒绝一切平泛的描绘，而仅用“无苔”二字，举重若轻，真可谓别具只眼。何以见得？江南地湿，又时值初夏多雨季节，这对青苔的生长比之其他时令都更为有利。况且，青苔性喜阴暗，总是生长在僻静之处，较之其他杂草更难于扫除。而今庭院之内，连青苔也没有，不正表明无处不净、无时不净吗?在这里，平淡无奇的形象由于恰当的用字却具有了异常丰富的表现力。“花木”是庭院内最引人注目的景物。因为品种繁多，所以要分畦栽种。这样，“成畦”二字就并非仅仅交代花圃的整齐，也有力地暗示出花木的丰美，既整齐又不单调。
这清幽环境令人陶醉，所以当诗人的目光从院内花木移向院外的山水时，他的思致才会那样悠远、飘逸，才会孕育出下面一联的警句，门前的景物是一条河流，一片农田，两座青山，在诗人眼里，山水对这位志趣高洁的主人也有情谊。诗人用拟人手法，将“一水”“两山”写成富有人情的亲切形象。弯弯的河流环绕着葱绿的农田，正像母亲用双手护着孩子一样。“护”字，“绕”字显得那么有情。门前的青山见到庭院这样整洁，主人这样爱美，也争相前来为主人的院落增色添彩：推门而入，奉献上一片青翠。诗人以神来之笔，留下千古传诵的.名句。
“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青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此诗对于“一水”“两山”的拟人化，既以自然景物的特征为基础，又与具体的生活内容相吻合，所以气足神完，浑化无迹，成为古今传诵的名句。
在修辞技巧上，“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句也堪作范例。诗人运用了对偶的句式，又采用了拟人的手法，给山水赋予人的感情，化静为动，显得自然化境既生机勃勃又清静幽雅。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江右民系，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七年（1074）罢相，次年复任宰相；熙宁九年（1076）再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封舒国公，不久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执政期间，曾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注释《诗经》《尚书》《周官》，时称《三经新义》。其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所著《字说》《钟山一日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后人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等。
篇6：王安石飞雁原文及翻译
王安石飞雁原文及翻译
译文
一只离群孤雁，不想饮水，不肯进食，只是低飞哀叫，思念追寻它的同伴。
雁群消失在云海之间，谁来怜惜着天际孤雁?
放眼望尽天涯，好像看到同伴身影；哀鸣响震山谷，好像听到同伴的声音。
野鸦不解孤雁心情，只顾自己鸣噪不停。
注释
①饮啄：鸟类饮水啄食。
②万重云：指天高路远，云海弥漫。
③望尽：望尽天际。
④意绪：心绪，念头。
⑤鸣噪：野鸦啼叫。自：自己。一作“亦”。
译文
一只离群孤雁，不想饮水，不肯进食，只是低飞哀叫，思念追寻它的同伴。
雁群消失在云海之间，谁来怜惜着天际孤雁?
放眼望尽天涯，好像看到同伴身影；哀鸣响震山谷，好像听到同伴的声音。
野鸦不解孤雁心情，只顾自己鸣噪不停。
篇7：王安石传原文及翻译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 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缰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者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 宗世不复召，凡八年。
篇8：王安石传原文及翻译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王安石小时候喜欢读书，而且一次过目就终身不忘。他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看过的人无不叹服他的文章精妙。
王安石议论高深新奇，善于雄辩和旁征博引，自圆其说，敢于坚持按自己的意见办事，慷慨激昂立下了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陋习的志向。于是向宋仁宗上万言书，认为：“当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毛病在于不知法度，不效法先王的政令。效法先王的政令，在于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只要效法先王政令精神，那么我们推行的改革，就不至于惊扰天下的人的视听，也不至于使天下舆 论哗然，并且本来就符合先王的政令了。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来创造天下的财富，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天下人消费，自古以来的太平盛世，不曾因为财富不足而造成国家的祸患，祸患是由于治理天下财政不得其法。居官任职的人的才能已经不足，而平民百姓之中又缺少可用的人才，国家的托付，疆域的保护，陛下难道能够长久地依靠上天赐予的幸运，而不考虑万一出现祸患该怎么办吗？希望陛下能够明察朝政中苟且因循的弊端，明文诏令大臣，逐渐采取措施，革除这些弊端以适应当前的世事变化。我的这些议论，是那些沉溺在颓靡习俗中的人不会说的，而且那些议论的人还会认为是这迂腐而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后来王安石掌管国家，他所安排的，大体上都是以这份万言书为依据的。
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在此之前, 朝廷多次下达委任他担任馆阁职务的命令，他都辞谢了； 士大夫们认为他是无意显赫于世以求仕途畅达，都恨自己不能结识他, 朝廷多次打 算委派他担任名利优厚的美官, 只是怕他不就任。王安石因母亲去世离任, 一直到英宗朝结束, 朝廷多次召他, 他都不肯起复任职。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皇上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爱卿你的才能，都以为你只懂得经理学术，不懂的政治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学问正是用来处理政务世事的.，只是后来很多所谓“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为经学不能辅佐治世罢了。”皇上问：“既然这样那么你最先开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变劣习风俗，树立法规，是现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认为是对的。于是开设增置三司条例司机构，任命他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并负责。而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变法相继开始实施，号称新法，派遣提携推举各类官员四十余人，分派颁布执行新法。
王安石性格倔强刚愎，遇事不管对与错，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不肯改变。到议论变法时，在朝百官都持不能变法的意见，王安石陈述儒家经义，提出自己的主张，辩论起来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字，大家都驳不倒他。他甚至说“天灾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人几乎都被王安石解除官职了，他大量起用自己门下轻薄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王安石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因为旱灾而引退，等到再担任宰相，只过了一年多就被罢免了，直到神宗朝结束，也没有被再召回朝廷，前后共八年。
篇9：王安石宋史原文及翻译
王安石宋史原文及翻译
原文：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缰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者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
译文：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亲xx，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小时候喜欢读书，而且一次过目就终身不忘。他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看过的人无不叹服他的文章精妙。
王安石议论高深新奇，善于雄辩和旁征博引，自圆其说，敢于坚持按自己的意见办事，慷慨激昂立下了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陋习的志向。于是向宋仁宗上万言书，认为：“当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毛病在于不知法度，不效法先王的政令。效法先王的政令，在于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只要效法先王政令精神，那么我们推行的改革，就不至于惊扰天下的人的视听，也不至于使天下舆论哗然，并且本来就符合先王的政令了。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来创造天下的财富，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天下人消费，自古以来的太平盛世，不曾因为财富不足而造成国家的祸患，祸患是由于治理天下财政不得其法。居官任职的人的才能已经不足，而平民百姓之中又缺少可用的人才，国家的托付，疆域的保护，陛下难道能够长久地依靠上天赐予的幸运，而不考虑万一出现祸患该怎么办吗？希望陛下能够明察朝政中苟且因循的弊端，明文诏令大臣，逐渐采取措施，革除这些弊端以适应当前的世事变化。我的这些议论，是那些沉溺在颓靡习俗中的人不会说的，而且那些议论的人还会认为是这迂腐而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后来王安石掌管国家，他所安排的，大体上都是以这份万言书为依据的。
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在此之前, 朝廷多次下达委任他担任馆阁职务的命令，他都辞谢了； 士大夫们认为他是无意显赫于世以求仕途畅达，都恨自己不能结识他, 朝廷多次打算委派他担任名利优厚的美官, 只是怕他不就任。王安石因母亲去世离任, 一直到英宗朝结束, 朝廷多次召他, 他都不肯起复任职。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皇上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爱卿你的才能，都以为你只懂得经理学术，不懂的政治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学问正是用来处理政务世事的，只是后来很多所谓“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为经学不能辅佐治世罢了。”皇上问：“既然这样那么你最先开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变劣习风俗，树立法规，是现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认为是对的。于是开设增置三司条例司机构，任命他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并负责。而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变法相继开始实施，号称新法，派遣提携推举各类官员四十余人，分派颁布执行新法。
王安石性格倔强刚愎，遇事不管对与错，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不肯改变。到议论变法时，在朝百官都持不能变法的意见，王安石陈述儒家经义，提出自己的主张，辩论起来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字，大家都驳不倒他。他甚至说“天灾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人几乎都被王安石解除官职了，他大量起用自己门下轻薄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王安石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因为旱灾而引退，等到再担任宰相，只过了一年多就被罢免了，直到神宗朝结束，也没有被再召回朝廷，前后共八年。
篇10：王安石待客原文及翻译
王安石待客原文及翻译
原文：
王安石在相位，子妇之亲①萧氏子至京师②，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为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③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④，初供胡饼两枚，次供猪脔⑤数四，顷即供饭，旁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注释：
①子妇之亲：儿媳妇家的亲戚。 ②京师：京城。 ③果蔬：泛指菜肴。 ④酒三行：指喝了几杯酒。 ⑤脔(luán)：切成块的肉。
译文：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一会儿就上饭了，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不放下筷子，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把剩下的`饼拿过来自己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课外链接：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谥，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
说“颇”。“颇”的义项较奇特，它既可指“很”、“甚”，也可指“稍微”、“略微”。这往往要随上下文决定它的含义。上文“萧氏子颇骄纵”中的“颇”要作“很”解，意为萧氏的独生子很骄横放纵。又，“其妇年五十，颇有姿色”，其中“颇”要作“略微”解，因为女子到五十已不太可能很有姿色了。又，“公为人正直，乡里颇有望”，意为他为人正直，在乡里很有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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