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执法与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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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规范执法与刑事政策
规范执法与刑事政策
在执法中，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长期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又要对轻微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执法中如何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面笔者谈几点看法。
一、刑事政策
什么是刑事政策？我所理解的刑事政策是指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对因此而牵涉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它具有五个特征：意向性，即意志倾向性。刑事政策就其基本精神而言，是国家或执政党对犯罪现象的意志倾向。意向性是确定性与不确性（模糊性）的统一；开放性。刑事政策本身是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存在与发挥作用，是以与外界不断交换信息为前提，这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正因为如此，刑事政策适时、适地的出台来平衡国家、社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使之协调稳定，从而弥补法律之不足；综合性。刑事政策的立足点虽然仅限于刑事范围，但其可以跨越刑事法律，直至法律范围以外的相关领域；层次性。刑事政策不仅有全国性的，还有地方性的。刑事政策可以直接渗透甚至直接左右刑事立法的原则规定和刑事司法的弹性幅度，政策能转化为法律，而法律只能体现政策。当法律与政策相抵触时，必须依据刑事政策，法律对形形色色的客观危害行为没有明确规定时，必须依据政策来理解法之精神作出裁判。
二、“严打”刑事政策的界定
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以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打’才能治住，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是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违法犯罪升级、蔓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在犯罪呈趋重态势的情况下适时进行“严打”，对有力制止严重犯罪，迅速扭转社会治安状况，对及时教育、挽救和警戒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对教育防范、管理、建设等其他预防犯罪措施的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作用是任何其他措施不能代替的。严打也只是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它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其虽可以通过严惩犯罪遏制犯罪增长但毕竟只是事后的补救措施，不会消除产生犯罪的各种因素，不应该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手段。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应当适用轻缓刑事政策，采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轻缓措施，以尽快实现犯罪人的社会回归和社会秩序的恢复。所以我们还必须贯彻轻缓的刑事政策。
三、轻缓刑事政策的界定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有效手段。轻缓刑事政策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社会的宽容和温暖，有利于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二是有利于保持犯罪人家庭的稳定与和谐。避免给犯罪人的家庭带来情感缺失，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家庭破裂或其他负面效应；三是有利于化解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冲突。在对犯罪人适用轻缓政策时，通过充分听取和考虑被害人的意愿，既提升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又可以较好地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四是有利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在当前刑事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与司法资源明显不足的矛盾背景下，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减少了诉讼环节，降低了诉讼成本，节约了诉讼资源，从而能集中人力、物力查办严重刑事犯罪，突出打击重点和效果，保证严打政策目的的实现；五是有利于推进司法文明。轻缓刑事政策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刑事政策之一，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符合世界潮流，有利于树立我国的良好国际形象。适用的条件有：一是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小,有明显悔罪表现,且犯罪具有偶然性；二是犯罪情节、手段轻微,没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三必须征得被害人的谅解,并已赔偿被害人的损失。适用对象条件包括：一是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的；二是已经达成赔偿协议的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三是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突出贡献的犯罪嫌疑人；四是盲、聋、哑及老年犯罪嫌疑人等。
人性化是现代法治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底蕴。刑罚轻缓化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刑事政策科学化的要求，是坚持刑罚功能有限性科学理念的必然选择。但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一味强调轻刑化显然不切合社会实际，过轻的刑罚对犯罪缺乏足够的威慑力，难以起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作用。如犯罪嫌疑人和受害都双方均为未成年人时，对犯罪嫌疑人过分强调轻刑化，容易给其他未成年人造成只要是未成年人犯罪就会从轻或免于处罚，这样会造成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无论是适用重刑主义即实施“严打”重用刑罚还是实行轻刑主义即实行轻缓刑事政策都不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因此笔者认为应实行“严打”与轻缓刑事政策相结合的两极刑事政策。
四、“严打”与轻缓刑事政策相结合的两极化刑事政策
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即对于重大犯罪及危险犯罪，适用重刑主义即实施“严打”重用刑罚，采取严格的刑事政策；对于不需要矫治或者有矫治可能的犯罪，实行轻刑主义即实行轻缓刑事政策，采取宽松的刑事政策。严格刑事政策从保护社会秩序出发，适用对象是重大犯罪、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累犯等；宽松刑事政策从特别预防和刑罚谦抑主义出发，采取教育与挽救思想，适用对象是轻微犯罪、初犯、偶犯、过失犯等。
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应是现阶段我国刑事政策的上上之选,理由是其一适应我国现阶段的需要。对有组织犯罪、重大暴力犯罪、累犯等必须坚持长期严打政策，而不能是权宜之计，否则便会象上世纪80年代一样，在“严打”之后，重大犯罪仅仅沉寂几年时间，便又重新出现，引发更严重犯罪狂潮；其二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良性配置。国家对刑事资源的投入在一定时间内总是相对稳定的，且是有限的。“严打”的阶段性使监狱暴满，改造效果下降，重新犯罪率上升，只有对一些轻微的犯罪采取非犯罪化、非监禁化的措施，采取宽松的刑事政策，才有足够的刑事资源对付重大犯罪，才能确保刑事司法的正常运转；其三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一般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打击与预防的统一。所谓统一，就是将刑罚的打击，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这三个目的分别设定在立法、司法和执行阶段，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对于轻微犯罪人、偶犯等容易矫正之人，应将刑罚的重点放在预防上；对于惯犯、累犯、有组织犯等对刑罚抗受性强的犯罪人，刑罚的重点应放在打击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充分有效地实现刑罚目的；其四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以两极化刑事政策替代阶段性的“严打”，有利于消除同罪不同刑现象；其五，有利于兼顾社会利益和人权的保障。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重大暴力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使严格的刑事政策成为必然，但同时对于轻微犯罪行为，更重要的不是对社会秩序的保护，而是如何使犯罪人尽快重新社会化，宽松的刑事政策是实现这一目的有效途径。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人权保障的平衡。
篇2：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论文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论文
一、引言
刑事政策，其内容必然是围绕着“刑事犯罪”而展开的。曲新久教授在其著作《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一文中将其定义为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姑且不论这一定义是否准确，但基本把形势政策学的内容都概括进去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刑事政策与刑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刑事政策被提出以来，无数杰出的刑法学者为明确其定义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但刑事政策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二、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一)刑事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刑法
刑法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而言，是一门以剥夺行为人生命、自由、权利、财产等国家刑罚权保障其实施的法律，其制裁手段具有严厉性。刑法对行为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刑法学的基本原则大半都是围绕着如何防止其滥用而展开的，即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这两个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性质，正好对应了刑法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机能。而刑事政策作为应对犯罪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及具体措施的.总和，其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刑法，还包括各种间接的与防止犯罪有关的各种政策，例如居住政策、教育政策、就业政策等亦均包括在内。由此可以看出，与刑法相比，刑事政策所关注的范围更加广泛，其手段也更加灵活。以刑事政策取代刑法，一方面破坏了刑法本身的谦抑性，使得刑法的适用失去相应的制约，可能导致破坏法治、侵犯人权等法治悲剧的产生;另一方面，也会使刑事政策失去其自身本应具有的广泛性、灵活性，而将之束缚在刑法一隅，失去其本应具有的宏大视野。
(二)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与解释
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对这种犯罪是否施以刑罚、刑罚如何执行等等无不是在当时当地刑事政策的指导之下完成的。比如最近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将死缓核准执行死刑的条件进一步限制，将刑法第五十条中的“故意犯罪”改为“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这实际上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的发展结果。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命运。因为各个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未必会完全一致。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造成这种刑事政策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因为刑事政策是一门研究如何预防、控制犯罪的学问，那么不同的犯罪形势必然呼唤不同刑事政策。例如，随着近年来我国境内恐怖主义势力的抬头，出现了如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等恶性的事件，这必然影响到我国相应刑事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反映到刑法立法上，就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在刑法第一百二十条后增加了四个条文(此处暂且不论这些条文的设置是否合理)，加强了对恐怖主义活动打击力度。由此可见，刑事政策是跨越犯罪学与刑法学的桥梁，在对犯罪形势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刑法如何根据犯罪形势的变化应时而变，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机能。当然，刑事政策的应对绝不仅仅局限于刑法立法，它应当而且必然包括其他方面的应对，比如火车站等人流聚集处加强安保人员的反恐应急能力建设、组建专门的应急队伍等等。
三、结语
研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时，应注意:首先，刑事政策关注的范围远大于刑法，不应只关注于两者的交叉部分，而忽视了刑事政策在其他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刑事政策具有广泛性、灵活性等特征;而刑法则受到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的严格限制。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尚未完全实现的国家，刑事政策在指导刑法立法、司法过程中不能突破罪刑法定等刑法基本原则对刑法的限制。虽然这种限制会导致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作用比较有限，但应对刑事犯罪问题，仅仅依靠刑法是不够的，除了刑法领域外，刑事政策在其他领域也应当有所应对。最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风险刑法”的出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刑法解释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篇3：刑法基本原则与刑事司法政策关系浅析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与刑事司法政策关系浅析论文
刑法学理论探讨中，将刑法基本原则、刑事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各作为一个独立课题以及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研究成果颇多，但将三者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成果则寥寥无几。三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还是被学者们忽视，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为了研究本问题，我们不妨转换一下研究的参照体。
第一个参照体是，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法条是否属于相同的法律规范要素。在我国，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无论是被刑法确立前还是确立后，多是理论本身的探讨，诸如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理论基础、思想基础、蕴含的价值、地位以及如何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落实等，但缺乏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条文与刑法自身的其他条文，在法律规范要素上具体的属性是什么的研讨，这些都需要加以考察。
第二个参照体是，刑事司法政策能否等同于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刑事政策的研究要早于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比如“综合治理、严打、宽严相济”等概念的使用，最早我们将其表述为刑事政策，只是近些年来才表述为刑事司法政策。上述两个参照体如果经过分析，能得出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条文在法律规范要素上无异，刑事司法政策就是刑事政策的另一种表述，无实质意义上的差别，那么本问题的研究就可归纳为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刑法理论己基本达成共识，即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法是规范化的刑事政策。如果此结论正确，就可以避免重复性研究，如果无法得出上述结论，则有从另一方面体现本研究的必要。因此，本文即是通过迂回的研究，探讨刑法基本原则与刑事司法政策间的关系。
一、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
何谓刑事政策，正如研究者所言:迄今为止，学者们的认识大相径庭，基本状况是，有多少个刑事政策研究者大概就有多少种刑事政策概念。尽管如此，不妨碍在这些众多研究刑事政策的学者中选择我们认为较为适当的刑事政策概念。经过梳理，考虑到我国学者的认可度，曲新久教授在其《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著作中，对刑事政策的概念界定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即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由此展开，刑事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
第一，刑事政策的主体是国家，即执政党以及政府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尽管在刑事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但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
第二，刑事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护秩序、实现正义。其中预防犯罪、控制犯罪是刑事政策的直接目的，保障自由、维护秩序、实现正义是刑事政策的根本目的。预防犯罪体现在犯罪发生之前和犯罪发生之后，其参与的主体具有广泛性;而控制犯罪则是强调以惩罚、打击为主要方式，并通过司法的过程发挥作用，其参与的主体是国家的司法机关。第三，刑事政策是同犯罪斗争的准则、战略、策略、原则、计划和措施的总称，是一个整体。
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在我国要晚于刑事政策的研究。刘武俊在其《司法政策的基本理论初探》一文中认为:司法政策的研究刚刚起步，迄今国内法学界很少有学者关注司法政策的系统研究(仅是刑法学界有少数学者对刑事政策作专业研究)，司法政策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确实如作者所言，司法政策类的研究应肇始于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何谓刑事司法政策呢?从研究者对刑事司法政策的表述看，基本上都是沿用了刑事政策的表述，如: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所奉行的政策，涉及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环节。刑事司法政策就是社会力量的刑事司法利益主张，表现为抗制犯罪的刑事司法反应。在刑事政策的体系中，刑事司法政策隶属于为组织犯罪斗争的司法艺术和战略的一个部分，共同服务于抗制犯罪的社会实践。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主要包括刑事侦查政策、刑事起诉政策和刑事审判政策。
笔者认为，尽管研究刑事司法政策的学者力图突出刑事司法政策研究的特色，强调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政策的差别，尤其是二者制定的主体、存在的空间、发挥作用的机制有别，但从实质上看趋同性大于差别性，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无论是刑事政策还是刑事司法政策从其属性上讲，都是刑事政治主张，是在政治层面上考量如何对付犯罪，从其归属上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并且，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基本上就是犯罪问题的 全方位的探讨，而且具有突出的实践导向。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如刑事政策集大成者法国的马克.安塞尔，克里斯蒂娜.拉塞杰，以及米尔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等国外学者。
①国内的学者如储槐植教授、陈兴良教授、卢建平教授以及周建军博士等也都认为刑事政策就是刑事政治。
②尤其是周建军博士在其著作中指出，刑事政策就是刑事政治，但是始终没有在西方政治学中找到清晰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定义，当然中国国内学者更没有对刑事司法政策作出明确的界定，于是请教国内较早研究刑事政策的卢建平教授，卢教授深有体会地告诫:“刑事司法政策的定义藏在政治学中，要放在政治学中理解。对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来说，定义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刑事司法政策的实践”。
第二，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从其表现形式上看，都是非法律的法(超法律的法)。非法律的法与法律的不法是相对的一个概念，来源于德国学者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1946年发表的论文《不法和超法律的法》，意思是说尽管有法律的表现形式，但是如果是恶的，有违人类的正义和平等，从其根本上就不是法，即法律的不法;当有法律形式的法与平等、正义等这些法的本质东西相冲突，需要非正式法的渊源介入的话，我们将这些非正式的法律渊源称为“非法律的法”。法律的不法与非法律的法这一二律背反的现象是化解社会转型期刑事制度供给与刑事制度需求间的矛盾的有效方法。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现在我们知道，由国家确立的实在法制度必然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且它的规则也充满着含义不清的现象。有些理念、原则和标准同正式的法律渊源相比，可能更加不明确，但是他们不管怎么样还是给法院裁决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规范性指导，而只有诉诸这些理念、原则和标准才能克服实在法制度所存在的那些缺点。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无论把宽严相济作为基本的刑事政策还是作为刑事司法政策，都是作为非法律的法的地位来认识的，这一点应是学界的共识。
第三，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具有相同的特征。一是表现在二者都具有公共性。即二者都需要最大程度地反映各类社会力量的刑事利益的主张，将犯罪的控制任务和人权保障的要求结合起来，将规范刑法具体内容和个别情形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抗制犯罪的需要。二是二者都具有综合性。从其所属学科看，二者既是刑事法学科研究的内容，也是政治学研究的范畴，除此外，还要结合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综合研究;从评价其效果看，都要涉及政治利益、经济效率、社会统筹、公共管理、司法心理、哲学逻辑、司法统计、系统分析等诸多学科的核心内容。三是二者都具有实践性。检验刑事政策或刑事司法政策成功与否不在于政策本身，更不在于学者们理论的解读完善与否，而是最终取决于在刑事政策指导下控制犯罪现象的社会实践。四是无论刑事政策还是刑事司法政策都秉持了公共政策的批判性。五是二者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犯罪现象，假如社会不存在犯罪这类反社会的现象，其存在的必要性都将不复存在。
第四，无论是刑事政策还是刑事司法政策，在处理与刑事法律的关系上都要坚持:一方面刑事法律的制定或执行应体现刑事政策或司法政策，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另一方面，必须在刑事法律的框架内发挥政策的最大作用，这是刑事法治必须坚持的底线。
综上，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虽然其表述以及一些具体事项上有差别，但实质上具有趋同性，只是学者们研究关注点不一样罢了。这样理解，也就容易弄清为什么一项政策在中国学者们的研究范式中，既可表述为刑事政策，也可表述为刑事司法政策。实际上在作为刑事政策或刑事司法政策研究的国外学者那里，大陆法系倾向刑事政策的表述，而英美法系则倾向刑事司法政策的表述。
二、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
通常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所特有的、贯穿全部刑法并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准则。判断是否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标准是:它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它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具体原则;它是具有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准则。只有全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原则才可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是一种什么关系?根据上述对二者的界定，我们不难看出，一是对刑事立法而言，必须遵守刑法基本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废除了原有的类推制度;在具体犯罪的罪状以及各种法定刑设置方面，力求法条的可操作性，尽量使用叙明罪状，在犯罪的处罚规定上，注重量刑情节的具体化等。二是对司法而言，要求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过程中必须遵守刑法基本原则;在进行司法解释过程中也不能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但是，刑法基本原则作为刑法自身的一部分内容，为什么能对刑法有这种指导和约束作用，刑法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少有人论及。
美国的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罗斯柯庞德认为，法律是由律令、技术和理想三种要素或成分所组成的，其中法律的“律令”本身又包括规则、原则、概念和标准。他认为“规则”是对一个具体的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后果的律令，“原则”是用来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概念是可以容纳某些情况的权威性范畴“标准”则是根据每个案件具体情况加以适用的行为尺度。英国的新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哈特则认为，在所有发达的法律制度中都有一套规则，即分为设定义务的第一性规则和授予权利或权力的第二性规则，其中，第二性规则又包括确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三种成分。
确认规则是规定一定规则在符合何种条件下才能取得法律效力，它能够消除单纯第一性规则的不确定性，并能够将调整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区别正义行为与行政行为的“首要”社会行为规则区分开来。美国新自然法学派罗纳德德沃金则反对哈特把法的要素归结为规则的观点，他坚持法律除了规则成分之外，还包括原则和政策的成分。特别是在那些疑难案件中，原则和政策起的作用将会更大。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对于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述，也持“规则-原则-政策模式论”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法律制度，从其总体来看，是一个由一般性规范同适用与执行规范的特殊性行为构成的综合体。它既有规范的一面，又有事实的一面。在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上，他坚持“法律的规范性结构，可以说是一种‘应然’体的集合，这当然是从这些规范要求人们服从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得到遵守或执行的意义上而言的”。
我国的法理学学者对法的要素所持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四要素说。即认为构成要素主要是规范，但不限于规范。一般认为是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技术性规定以及法律规范四个要素构成。三要素说。其一是认为法的要素区分为三类，即规则、原则和概念三种基本成分;其二是认为法由概念、原则和规范所构成。要素说。认为法律规范是法的最基本的细胞，它与整体的法的关系是系统的个别因素，并且认为原则不过是原则性规范、概念不过是定义性规范而己，它们实际上都是调整人们行为不可少的部分，是法的职能专门化的结果和表现。
综观国内外各家对于法的要素的不同阐述，到目前为止，虽然每一种分析都未能在法学界取得一致同意，但是对于刑法理论研究却大有裨益。
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重要内容，但作为法的构成要素，刑法基本原则的法条与刑法其他法条属于法的构成要素的不同内容。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的原则要素。而刑法其他法条，如我国刑法总论中关于犯罪概念、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共同犯罪、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累犯、自首、立功、追诉时效、公共财产、重伤、国家工作人员等，则属于概念性要素。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与法定刑的法条则属于法律规范性要素(有的称为规则要素)，三者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表现的形式上看:规则的法条在刑法规定中，一般是具体、详细的，比如，刑法分则规定的绝大部分法条，都是对罪状和法定刑的描述，从法律规范构成要素上看属于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部分。表现为概念的法条则是对犯罪现象一些共性的东西进行抽象、概括，多为定性，既不是行为模式，也不是法律后果的规定，而是从不同侧面认识具体犯罪的一个尺度，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原则的法条在刑法中总是较为宏观、抽象的，比如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刑法中的量刑原则等，其表现方式或直接以原则称呼，或从理论上阐释为必须遵守的准则，等等。
其次，从发挥作用看，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或者直接适用规则以及概念，或者直接排除规则的适用以及不符合某个概念，在此情况下通过刑法的具体应用，体现出刑法的基本原则，或与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相一致。只有在较特定的和具体的规范不能解决或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待解决案件时，可以适当地适用于案件的一般原则。因此，法律原则比法律规则更具有普遍性，然而法律规则比法律原则更为具体或特殊。德沃金认为法律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区别是逻辑上的区别。两套准则都是针对特定情况下的有关法律责任的特定的决定，但是他们的不同处在于他们所作的指示的特点。规则在适用时，是以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的方式。如果一条规则所规定的事实是确定的，那么，或者这条规则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该规则所提供的解决方法。或者该规则是无效的，在这样的情况中，该规则对裁决不起任何作用。
原则则不是这种方式运作的，它们引导着判决的某一方向，虽然这种引导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在它们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它们本身并不受到损害。再次，从刑法法条表述的内容上看，作为原则性的法条所规定的内容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价值观念，不是犯罪现象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在如何惩治犯罪现象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价值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其认识也存在差别。作为概念性的法条，则是对犯罪现象的立体认识的结果，正是没有个体、抽象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反过来没有共性的个体也是不存在的。概念的法条和规则的法条是互为表里的。但规则与概念的法条却可以脱离原则的法条而存在。因此，作为原则的法条如果有其价值的话，必须通过适用概念法条以及规则法条来体现，或在制定规则以及概念过程中体现，否则原则的法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篇4：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研究的论文
【摘 要】在实践中，刑事政策对于刑法的作用有两面性，所以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刑事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刑法，避免刑事政策过度介入刑法而导致其破坏法治、侵犯人权。另一方面应以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与解释，使得刑法可以适应犯罪形势的变化，实现其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机能。基于此，下文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作了具体研究。
关键词刑事政策 刑法 关系 法律
引 言
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是以“刑事犯罪”为重点的。曲新久教授在其著作《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一文中将其定义为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由此可知，刑事政策与刑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刑事政策被提出以来，国内很多研究学者为其理论解释与法律关系等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至今其基本内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性。
篇5：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研究的论文
1.1 刑事政策不能完全取代刑法。刑法的制裁手段比一般的法律更檠侠鳎它是一门有权剥夺行为人权利、财产和生命等权利的法律。刑法对行为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刑法学的基本原则大半都是围绕着如何防止其滥用而展开的，即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这两个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性质，正好对应了刑法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机能。而刑事政策作为应对犯罪的策略、方针、准则、计划及具体措施的总和，它比刑法具有更加广义的内涵，它包括与防止犯罪有关的各种间接政策。由以上内容可知，刑事政策比刑法手段更加多样化，关注的范围也更大。在实践中，法律人士不能以刑事政策完全取代刑法，因为这会降低对刑法适用的制约性、并破坏刑法的谦抑性，甚至可能导致不顾法律侵犯人权等犯罪行为的产生。此外，由于刑事政具有更多广泛性和灵活性，所以它对于扩宽刑法的广大视野有重要意义。
1.2 刑事政策对刑法有指导作用。当时当地刑事政策的指导之下，法律人士可以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对这种犯罪是否施以刑罚、刑罚如何执行等等。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未必会完全一致。由于刑法在不断被修订，所以同一行为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背景下可能会有不同的惩罚措施。由于刑事政策是一门研究如何预防、控制犯罪的学问，那么不同的犯罪形势必然呼唤不同刑事政策。比如，随着近年来我国境内恐怖主义势力的抬头，出现了如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等事件，这必然影响到我国相应刑事政策的调整。在实践中，刑事政策是跨越犯罪学与刑法学的桥梁，在对犯罪形势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刑法如何根据犯罪形势的变化应时而变，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机能。当然，刑事政策还应该有更宽泛的.应用范围，比如，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加强对反恐应急能力的建设等方面。
2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连接点与融合路径
有关人士指出，在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借助诸多制度性技术来改变既有规范的内涵与适用范围。刑法依靠此类制度性技术不断地铸造与重塑自身的规范，以求完美地表达与维护国家的政策意志。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法律的不断完善，犯罪的实质标准成为了重要的解释犯罪构成要素的变量。刑事政策的诉求，往往强调犯罪的社会危害实质，本身就具有以社会危害性为标准来评判行为性质的倾向。在刑法的相关规定中，两种不同的标准在实质违法性中形成了重合，这正是两者得以融合和贯通的连接点。在实质违法性中引入刑事政策的分析，丰富了实质违法性的分析材料，也使实质违法性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充分展示刑法司法判断中的与时俱进。总之，刑事政策对于犯罪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2.1 引导犯罪构成要素的分析。根据刑法原则的要求，为了实现刑法的安定性，犯罪构成要素的设定应该是有明确定义的。在具体的犯罪案例中，我们讨论罪与非罪的界限时，实际上已经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刑事政策的价值标准进行衡量。为准确适用刑法，我国司法机关制定有大量的司法解释。而这些司法解释的内容，背后大都有刑事政策的影子。在刑事司法中，刑法规范要接受刑事政策对其的限制与延伸作用，使刑法更加符合社会的实践和立法的预期。
2.2 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司法认定中刑事政策机能。犯罪形态、共同犯罪和罪数作为刑法总则的重要内容，也是犯罪论中的最具理论争议的难点问题。在实践中，对刑事政策的解读工作对于解决实际法律问题有重要意义。第一，共同犯罪的认定。共同犯罪是刑法规制的重点，其共犯范围的宽窄，同样体现了刑事政策的需要。第二，犯罪形态。故意犯罪是一个过程，一种犯罪的完成形态如何设定，未完成形态处罚范围，许多情况下也体现了刑事政策的需要。第三，罪数的认定。罪数的认定，涉及到罪与非罪以及是否适用数罪并罚的规定。由于刑法对于罪数认定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加之理论研究也难于形成共识，就实际情况而言，司法的认定离不开刑事政策的具体指标。
2.3 违法或者刑罚阻却事由中的刑事政策作用。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对违法或者刑罚阻却事由的认定具有引领性的作用，无论是法定的还是酌定的违法或者刑罚阻却事由，刑事政策的需要都是其中的应有之义。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的落实需要贯彻刑事政策。在实践中，相关法律人士应该对符合正当防卫要求的案件作正当防卫认定，即使超出了必要限度，但只要具有防卫性质，就应当作为防卫过当的案件，对防卫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同时，刑事政策可以作为超法规的阻却违法或者阻却刑罚的事由，这就要求法律人士应该重视发挥刑事政策在发挥超规范阻却违法或者刑罚事由的作用。
结束语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认清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明确二者的交叉性和独立性，对于我国依法治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总之，刑事政策对于刑法立法有一定的指导和限制作用，虽然限制性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作用，但是法律人士不能忽视刑事政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苗彬.浅析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J].法制博览，，（22）：166.
[2] 李希慧，焦阳.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关系简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4（03）：98-102.
篇6：《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出台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出台
为促成打击环境犯罪合力，遏制环境问题多发态势，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与环保部、公安部联合出台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下面是相关内容。
记者2月5日采访获悉，为进一步健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依法惩治环境犯罪行为，切实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与环保部、公安部联合出台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下称《办法》)。
《办法》强调，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加强协作，统一法律适用，不断完善线索通报、案件移送、资源共享和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检察院对环保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活动和公安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立案活动，依法实施法律监督。
《办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建议环保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规定检察院发现环保部门不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可以派员查询、调阅有关案件材料，认为涉嫌环境犯罪应当移送的，应当提出建议移送的检察意见。环保部门应当自收到检察意见后3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将执行情况通知检察院。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应当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办法》明确了行政执法部门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范围。其中，明确规定环保部门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依法收集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监测报告、检验报告、认定意见、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院收集的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办法》强调，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建立健全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长效工作机制以及双向案件咨询制度。按照《办法》，公安机关、检察院办理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需要环保部门提供环境监测或者技术支持的，环保部门应当按照上述部门刑事案件办理的法定时限要求积极协助，及时提供现场勘验、环境监测及认定意见。与此同时，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加强对重大案件的'联合督办工作，适时对重大案件进行联合挂牌督办，督促案件办理。
针对实践中检察机关监督线索发现难、监督渠道偏窄的问题，《办法》明确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院应当积极建设、规范使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实现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和网上监督。对于已经接入信息平台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院，应当自作出相关决定之日起7日内录入有关信息;对未建成信息平台的，应当及时相互通报。
澎湃新闻另从最高检侦查监督厅了解到，上述《办法》系从最高检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针对环境犯罪突出、环境问题严峻的形势，最高检日前正在部署开展第三次为期两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这一《办法》的出台将推动形成打击环境犯罪的合力，有效遏制环境问题的多发态势。
记者从最高检侦查监督厅了解到，这个《办法》系从20最高检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也是在重点领域两法衔接长效机制建设的标志性成果。针对环境犯罪突出、环境问题严峻的形势，最高检日前正在部署开展第三次为期两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这个《办法》的出台是一场及时雨，必将推动形成打击环境犯罪的合力，有效遏制环境问题的多发态势。
篇7：解读《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解读《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3)
第二十九条 对案情重大或者复杂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听取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 涉及移送的案件在庭审中，需要出庭说明情况的，相关执法或者技术人员有义务出庭说明情况，接受庭审质证。
第三十一条 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重大案件的联合督办工作，适时对重大案件进行联合挂牌督办，督促案件办理。同时，要逐步建立专家库，吸纳污染防治、重点行业以及环境案件侦办等方面的专家和技术骨干，为查处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提供专业支持。
第三十二条 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查办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包庇纵容、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等涉嫌职务犯罪行为的，应当及时将线索移送人民检察院。
第五章 信息共享
第三十三条 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建设、规范使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实现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和网上监督。
第三十四条 已经接入信息共享平台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自作出相关决定之日起7日内分别录入下列信息：
(一)适用一般程序的环境违法事实、案件行政处罚、案件移送、提请复议和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信息;
(二)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立案、不予立案、立案后撤销案件、复议、人民检察院监督立案后的处理情况，以及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信息;
(三)监督移送、监督立案以及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裁判结果的信息。尚未建成信息共享平台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自作出相关决定后及时向其他部门通报前款规定的信息。
第三十五条 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信息共享平台录入的案件信息及时汇总、分析、综合研判，定期总结通报平台运行情况。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环境行政执法中部分专有名词的含义。
(一)“现场勘验图”，是指描绘主要生产及排污设备布置等案发现场情况、现场周边环境、各采样点位、污染物排放途径的平面示意图。
(二)“外环境”，是指污染物排入的自然环境。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视同为外环境。
1.排污单位停产或没有排污，但有依法取得的证据证明其有持续或间歇排污，而且无可处理相应污染因子的措施的，经核实生产工艺后，其产污环节之后的废水收集池(槽、罐、沟)内。
2.发现暗管，虽无当场排污，但在外环境有确认由该单位排放污染物的痕迹，此暗管连通的废水收集池(槽、罐、沟)内。
3.排污单位连通外环境的雨水沟(井、渠)中任何一处。
4.对排放含第一类污染物的废水，其产生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的排放口。无法在车间或者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对含第一类污染物的废水采样的，废水总排放口或查实由该企业排入其他外环境处。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涉期间除明确为工作日以外，其余均以自然日计算。期间开始之日不算在期间以内。期间的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满日期。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国家环保总局、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环发〔〕78号)同时废止。
篇8：山西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
山西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
广大市民对食品药品的执法管理一直是十分关心的，那么，下面是山西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详细内容。
山西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制定的《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的食品(含食品添加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领域(以下简称食品药品)涉嫌违法犯罪案件。
第三条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之间应当建立联席会议、线索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活动和公安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立案活动，依法实施法律监督。
第二章 案件移送与法律监督
第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查办食品药品违法案件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实施行政执法的主体与程序合法。
(二)有证据证明涉嫌犯罪事实发生。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稽查机构和公安机关案件管理机构负责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衔接工作。
第六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查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过程中，应当妥善保存所收集的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
第七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自作出移送决定之日起24小时内移交案件材料，并将案件移送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附有下列材料：
(一)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书及材料清单;
(二)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包括案件来源、案由、嫌疑人基本情况、主要案情和违法事实、证据材料、认为涉嫌犯罪的依据等情况);
(三)已获取的涉案证据材料(检验检测报告、认定(鉴定)意见、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提取的物证、现场照片或录音录像资料、相关书证等);
(四)涉案物品清单，载明涉案物品的品名、规格、数量、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并附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资料;
(五)其他有关涉案材料。
对材料不全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受案件的24小时内书面告知移送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3日内补正。但不得以材料不全为由，不接受移送案件。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的，应当及时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协商，并可以派员调阅、查询有关案卷材料;对于涉嫌犯罪的，应当提出建议依法移送的检察意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检察意见之日起3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将执行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 公安机关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经审核应当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的送达回执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属于本公安机关管辖的应立即受理案件并展开立案审查;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不属于本公安机关管辖的，应当在24小时内转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并书面告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退回移送案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 公安机关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自接受之日起10日内依法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案情重大的，应当自接受之日起30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特殊情况下，受案单位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再延长30日作出决定。
公安机关作出立案、不予立案、撤销案件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对决定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日内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交接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的，应当将案卷材料退回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3日内通知移送案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审查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材料不全，证据不充分的，可以就证明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要求等提出补充意见，商请移送案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补充调查。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自行调查。
第十二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不当的，可以在接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请求之日起3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对于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以及对不予立案决定、复议决定、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有异议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立案监督。
第十三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应当提供立案监督建议书、相关案件材料，并附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及说明理由的材料，复议维持不予立案决定的材料或者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材料。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补充材料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提供。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同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对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立案监督的建议后，应当在7日内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向公安机关下达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公安机关应当在7日内向人民检察院书面说明不立案的情况、依据、理由，连同有关证据材料回复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的说明，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查阅案卷相关资料，询问证人、执法人员和行政相对人。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将审查结论书面告知提出立案监督建议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下达立案通知书。公安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通知后应当在15日内立案，同时将立案决定书复印件送达人民检察院，并书面告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处理。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给予配合;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时，应当附有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作出罚款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依法折抵。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对发现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发生，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填写案件移送书移送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同时移送相关案件材料。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对移送的案件材料进行签收和审查，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公安机关;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理后3日内以书面方式将处理情况反馈公安机关。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移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处理，并可以提出检察意见或者司法建议。
第十八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对案件管辖权存在争议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各自报请上一级机关协商指定管辖。
第十九条 对流动性、团伙性、跨区域性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管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流动性、团伙性、跨区域性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公通字〔〕14号)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案件移送中涉及多次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涉案产品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
第二十一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依法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检验检测报告、认定(鉴定)意见、询问调查笔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十二条 对于人民法院尚未作出裁判的案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需要配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给予配合。
对于人民法院已经作出裁判的案件，依法还应当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作出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通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依据人民法院裁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上述事实和证据有重大问题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反馈，并在人民法院通过法定程序重新处理后，依法作出处理。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一般不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对确需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应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核备案。
第二十四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依法处置涉案财物。在案件移送时，应当将涉案财物或相关法律文书依法移送。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时，应当同时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
第二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查处、移送及讨论意见等情况，应当保密。
篇9：《山西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
《山西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制定了山西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下面是细则的详细内容。
山西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制定的《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的食品(含食品添加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领域(以下简称食品药品)涉嫌违法犯罪案件。
第三条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之间应当建立联席会议、线索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活动和公安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立案活动，依法实施法律监督。
第二章 案件移送与法律监督
第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查办食品药品违法案件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实施行政执法的主体与程序合法。
(二)有证据证明涉嫌犯罪事实发生。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稽查机构和公安机关案件管理机构负责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衔接工作。
第六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查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过程中，应当妥善保存所收集的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
第七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自作出移送决定之日起24小时内移交案件材料，并将案件移送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附有下列材料：
(一)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书及材料清单;
(二)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包括案件来源、案由、嫌疑人基本情况、主要案情和违法事实、证据材料、认为涉嫌犯罪的依据等情况);
(三)已获取的涉案证据材料(检验检测报告、认定(鉴定)意见、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提取的物证、现场照片或录音录像资料、相关书证等);
(四)涉案物品清单，载明涉案物品的品名、规格、数量、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并附查封(扣押)决定书等相关资料;
(五)其他有关涉案材料。
对材料不全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受案件的24小时内书面告知移送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3日内补正。但不得以材料不全为由，不接受移送案件。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的，应当及时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协商，并可以派员调阅、查询有关案卷材料;对于涉嫌犯罪的，应当提出建议依法移送的检察意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检察意见之日起3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将执行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 公安机关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经审核应当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的送达回执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属于本公安机关管辖的应立即受理案件并展开立案审查;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不属于本公安机关管辖的，应当在24小时内转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并书面告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退回移送案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 公安机关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自接受之日起10日内依法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案情重大的，应当自接受之日起30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特殊情况下，受案单位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再延长30日作出决定。
公安机关作出立案、不予立案、撤销案件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对决定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日内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交接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的，应当将案卷材料退回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3日内通知移送案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审查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材料不全，证据不充分的，可以就证明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要求等提出补充意见，商请移送案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补充调查。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自行调查。
第十二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不当的，可以在接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请求之日起3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对于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以及对不予立案决定、复议决定、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有异议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立案监督。
第十三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应当提供立案监督建议书、相关案件材料，并附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及说明理由的`材料，复议维持不予立案决定的材料或者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材料。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补充材料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提供。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同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对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立案监督的建议后，应当在7日内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向公安机关下达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公安机关应当在7日内向人民检察院书面说明不立案的情况、依据、理由，连同有关证据材料回复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的说明，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查阅案卷相关资料，询问证人、执法人员和行政相对人。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将审查结论书面告知提出立案监督建议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下达立案通知书。公安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通知后应当在15日内立案，同时将立案决定书复印件送达人民检察院，并书面告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处理。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给予配合;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时，应当附有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作出罚款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依法折抵。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对发现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发生，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填写案件移送书移送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同时移送相关案件材料。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对移送的案件材料进行签收和审查，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公安机关;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理后3日内以书面方式将处理情况反馈公安机关。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移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处理，并可以提出检察意见或者司法建议。
第十八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对案件管辖权存在争议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各自报请上一级机关协商指定管辖。
第十九条 对流动性、团伙性、跨区域性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管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流动性、团伙性、跨区域性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1〕14号)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案件移送中涉及多次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涉案产品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
第二十一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依法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检验检测报告、认定(鉴定)意见、询问调查笔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十二条 对于人民法院尚未作出裁判的案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需要配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给予配合。
对于人民法院已经作出裁判的案件，依法还应当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作出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通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依据人民法院裁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上述事实和证据有重大问题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反馈，并在人民法院通过法定程序重新处理后，依法作出处理。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一般不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对确需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应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核备案。
第二十四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依法处置涉案财物。在案件移送时，应当将涉案财物或相关法律文书依法移送。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时，应当同时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
第二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查处、移送及讨论意见等情况，应当保密。
第三章 涉案物品检验与认定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商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提供检验检测报告、认定(鉴定)意见协助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办理的法定时限要求积极协助，及时提供检验检测报告、认定(鉴定)意见，并承担相关费用。
第二十七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会同有关部门认定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名单、检验检测资质及项目等，向同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通报。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应按照检验检测机构的取样要求，对需要检验检测的涉案样品进行抽样、封存、送检，也可商请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协助抽样、封存、送检，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给予配合。
第二十九条 对同一批次或者同一类型的涉案食品药品，如因数量较大等原因，无法进行全部检验检测，根据办案需要，可以依法进行抽样检验检测。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符合行政执法规范要求的抽样检验检测结果予以认可，作为该批次或该类型全部涉案产品的检验检测结果。
第三十条 公安机关对涉案食品药品需要检验检测的，应按要求填写鉴定聘请书及山西省公安机关办理食品药品案件委托检验检测审批表，连同样品送市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确定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测。
第三十一条 市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确定的检验机构不具备项目检验检测资质或检验检测能力不足的，应当及时报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确定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测。
第三十二条 检验机构对送检样品的数量、封装方式、储运条件等进行确认，符合要求的，按照“司法优先”的原则开展检验工作;不符合要求的，不予接收，并在山西省公安机关办理食品药品案件委托检验检测审批表中说明理由。
检验机构自收到样品之日起，一般应在10日内做出检验结论，因检验项目特殊不能按时完成，可依据法定检验标准规定的时限进行检验，及时出具检验报告。
第三十三条 市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检验检测报告或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原则上应在7日内出具认定意见。
第三十四条 对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第一条第二项中属于病死、死因不明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和第三项规定情形的涉案食品，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直接出具认定意见并说明理由;对确实不具备认定条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综合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从涉案物品的来源渠道、价格、外观等方面的证据，必要时结合专家意见进行综合认定。
第三十五条 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一)、(二)、(五)、(六)项和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一)、(二)、(三)、(四)、(五)项规定情形的涉案药品，市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需要检验检测可以直接出具认定意见并说明理由;确有必要的，应当载明检验检测结果。
第三十六条 根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委托，对尚未建立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方法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可以采用非食品安全标准等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对涉案食品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通过上述办法仍不能得出明确结论的，根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委托，市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组织专家对涉案食品进行评估认定，该评估认定意见可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
对药品的检验检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对医疗器械的检测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三十七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按照以下格式出具认定意见：
(一)假药案件，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属于假药(或者按假药论处)”;
(二)劣药案件，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属于劣药(或者按劣药论处)”;
(三)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第一条相关情形的，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某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四)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公通字〔2008〕36号)第二十一条相关情形的，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某医疗器械……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五)其他案件也均应写明认定涉嫌犯罪应当具备的结论性意见。
第三十八条 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辩护律师、法定代理人，在涉案物品依法处置前提出重新或补充检验检测、认定(鉴定)的申请。
第三十九条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检验检测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有关专家出庭作出说明。
第四十条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根据检验检测报告进行认定(鉴定)。对确实无法进行检验检测和认定(鉴定)的，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根据现场查获的原料包装标示、购销凭证、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物证、专家意见等确实充分的证据材料进行综合认定。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
(一)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国家卫生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上的物质;
(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上的物质;
(四)农业部公告的禁用农药、兽药以及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名单;
(五)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六)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第四十一条 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知”的认定，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结合行为人认识能力、产品质量、进货来源、销售渠道及价格等主、客观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第四十二条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建专家库，组织相关专家对需要认定的项目进行评估，形成认定意见。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依法定程序采用。
第四章 协作配合
第四十四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联席工作会议，通报案件信息，研究分析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形势，进行重大案件的会商，联合督办，进一步完善行刑衔接工作机制，共同解决问题和困难，提高打击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遇有重大紧急情况时，可随时召开联席会议。
第四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规定的明显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向同级公安机关通报。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初查。初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询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立案侦查。
第四十六条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监督抽检、风险监测和处理投诉举报中发现的食品药品重要违法信息，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将侦办案件中发现的重大监管问题通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公安机关在侦查食品药品犯罪案件中，已查明涉案食品药品流向的，应当及时通报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第四十七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查办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包庇纵容、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等涉嫌职务犯罪行为的，应当及时将线索移送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八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相互配合、支持，及时、全面回复专业咨询。
第四十九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于案情重大、复杂、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可向同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进行通报，对涉嫌犯罪的标准、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和案件的行政处罚等问题进行沟通咨询，必要时可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支持、配合。
公安机关对于涉刑案件，可根据情况商请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人民检察院应当给予配合。
第五十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重大案件的联合督办工作。
市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下列重大案件实行联合督办：
(一)在辖区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二)引发公共安全事件，对公民生命健康、财产造成重大损害、损失的案件;
(三)跨区域，案情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
(四)其他有必要联合督办的重大案件。
联合督办的重大案件由案件承办部门提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共同研究确定牵头部门。
第五十一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可以共同会商，联合制定有关案件移送、检验检测、认定鉴定、证据要求、法律文书等方面的文件，指导规范全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第五十二条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之间应建立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信息发布的沟通协作机制。发布案件信息前，应当互相通报情况，征求意见，确保信息内容的统一、权威。联合督办的重要案件信息应当由牵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发布。
第五十三条 各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应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推动建立地区间、部门间案件查办联动机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检验认定、办案协作、涉案物品处置等方面重大问题。
第五章 信息共享
第五十四条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建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实现涉嫌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网上监督。
第五十五条 已经接入信息共享平台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作出相关决定之日起7日内分别录入下列信息：
(一)适用一般程序的食品药品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案件移送、提请复议和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信息;
(二)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立案、复议、人民检察院监督立案后的处理情况，以及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信息;
(三)监督移送、监督立案以及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信息。
尚未建成信息共享平台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自作出相关决定后及时向其他部门通报前款规定的信息。
第五十六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及时统计汇总涉嫌案件移送数量、涉案物品的检验和认定数量、起诉批捕的数量、审判情况等信息，定期逐级上报。
第五十七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信息共享平台录入的案件信息及时汇总、分析，定期对平台运行情况总结通报。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中的市级指设区的市。
第五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其他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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