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国家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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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国家间正义
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国家间正义
一、国际关系伦理探究的意义在最通俗的意义上，伦理学是探究道德上的是非善恶以及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学科。伦理思考一般而言主要关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而不是我们实际上怎样做。相应地，国际关系伦理思考的一般目的也是探究国际关系的各种行为体应该如何对待其他行为体。
所谓国际关系伦理，西方学术界使用较多的是“国际伦理”(International Ethics)这一术语。它一般有两层含义：在较宽泛的意义上，“国际伦理”与全球伦理或“普遍伦理”含义相近，在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行为体已不限于国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较狭窄的意义上，国际伦理主要指“国家间伦理”，即国际关系伦理(有时又曰国际政治伦理)，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因此不能望文生义地将“国际伦理”一概理解为“全球伦理”或“普遍伦理”，尽管这确实也属于国际伦理的讨论范围。此外，本文使用的“国际关系伦理学”一语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提法。所谓“学”在英文里通常不过是“研究”(study)之谓，并不表明已经完全体系化，国际关系伦理探究的现状尤其如此。
顾名思义，国际伦理涉及“国家之间”或超越国家疆界的伦理和责任问题。人们对于国际伦理问题的根本立场首先取决于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态度：对于与我们相距遥远、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的他国人，我们是否负有帮助他们或避免伤害他们之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就国家间关系而言，这个问题则具体化为：国家对外行为是否应该受某些道义原则的约束，除了自我利益之外国家是否还应该追求某些普遍的道德目标?
国际关系伦理与其他领域的伦理问题的区别在于，首先，其范围和领域最为广阔，涉及世界的各个部分和整个人类而不是仅限于我们的近邻或本国人民；其次，其性质更为复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自主抉择的，而大多数国际政治伦理问题却不在我们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我们最多只能通过某些间接途径来表达自己的道德立场。换言之，只有国家(政府)才是国际伦理最重要的主体，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唯一有能力处理国际伦理问题的实体。同时国家也是相当一部分国际伦理问题的主要制造者(例如对外干涉或者对内暴政)。因此，国际伦理问题往往主要涉及国家和政府是否负有道德义务以及国家行为应该如何的问题。国际伦理与个人伦理的区别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的人通常具有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而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在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方面却具有多样性。当然，各文明形态间不乏许多相同或相似的道德观念，许多伦理学家甚至认为整个人类在道德行为的标准方面正在逐渐形成某种共识，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的产生、国际社会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普遍态度便是例子。但他们也承认，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整套稳固的、为所有国家所接受的国际伦理原则，也没有任何机制能够保证现有的'国际行为准则能够得到严格遵循。
不少国际政治理论家认为，有关国际伦理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切实际的。其理由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国家只能奉行“自助”原则，利益竞争与权力角逐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国家的对外行为不仅是“非道德”的，有时甚至是不道德的。其次，规范个人行为的道德原则在国际层次上并不适用。我们不能指望国家承认其国际道德义务，更无法强制它们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三，他国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固然令人惋惜，但我们对之并无责任，作为普通人，我们大多数人与他们甚至并无任何直接联系。即使我们心存同情，也无力帮助他们。总之，如果他们的问题并非由本国的行为所造成，且我们与之没有任何文化或血缘上的直接纽带，便不必对之承担义务。总之，我们对自己的同胞和邻里的责任和义务远远大于对整个人类的义务。第四个方面的理由，是最初由生物学家G.哈定在70年代提出的所谓“救生艇伦理”。此种伦理观认为，试图帮助世界上所有经济穷困、处境悲惨的人是愚蠢的，只会弄巧成拙。[1](P561-568)地球好比一个救生艇，其空间和供应品是有限的，因此只能容纳和维持固定数量的人的生存。如果一艘救生艇的负荷已满，允许更多的人上艇是愚蠢和徒劳无益的，因为超过救生艇的容量就会增加倾覆的危险，使所有的人同归于尽。再者，由于艇上给养有限，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新来者的生存。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富国或富人已经抢先挤上艇，穷国或穷人则如同被抛弃的废物，只能在苦海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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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将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务件,一方面也对中国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构建21世纪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互动中,确保中国经济安全和持续发展.
作 者：崔如波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400041 刊 名：探索 PKU英文刊名：PROBE 年，卷(期)： “”(5) 分类号：F0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安全 保障机制篇3：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民族性与国家文化安全
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民族性与国家文化安全
全球化的浪潮正冲击着民族国家的主权安全.在全球化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着全球化的主导权.为了对抗西方的.文化霸权,我们应该审慎参与全球化进程,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创新发展民族文化.
作 者：郭洪涛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44 刊 名：理论界 英文刊名：THEORY HORIZON 年，卷(期)： “”(2) 分类号：G0 关键词：全球化 民族性 国家文化安全篇4：中国象棋与国家象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
前几日，看到一篇关于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评论。文章通过国际象棋里“后”的存 在，体现了西方社会中女人的重要地位；“王后移位”的规则，体现了西方文化对女人的 尊重和保护；“兵”走到底可以变成任何需要的棋子，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开放和民主等一 系列说法，对国际象棋及西方文化大肆礼拜，对中国象棋和中国传统文化则横加贬低。愤 愤之余，也想写点东西。世界上有国际象棋起源于中国的说法，理由是国际象棋棋盘的黑 白两色正好对应着中国易经中的阴阳，而 64 个棋格恰恰对应着八八六十四卦；但我对此 却没有一点自豪的感觉，因为毕竟国际象棋事实上远离绝大多数国人，而其在国际上的影 响也远超中国象棋。 我更愿意从历史、 文化的角度对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进行客观的解读。 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也谈不上象棋大师。但借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象棋大师不如有我了 解历史，历史学家不如我会下象棋。因此，由我来写这篇文章，为中国象棋正名，以正视 听，应是再恰当不过了。 无论是中国象棋还是国际象棋，都离不开棋盘。棋盘无疑是古代战场的缩影。棋场有 如战场，不但形容了对弈双方交锋的激烈，更反映了象棋与古代战争的直接联系。中国象 棋的棋盘是长方形的，由九条平行的竖线和十条平行的横线”相”交组成，共有九十个交 叉点。国际象棋的棋盘是方形的，由 64 个黑白相间的格子组成。从外观上看，两者之间 的最大区别是中国象棋有界河，而国际象棋则没有。这说明中国象棋在发明的时候，中国 已经有了完整、成熟的国家概念，国家之间有了清晰的边界；两军交战就是是国与国之间 的对垒。而国际象棋没有界河，两支军队相遇厮杀便了。我认为这与西方国家的国家意识 和国家认同形成较晚有很大关系。中国象棋的样式和棋制定型于 12 世纪的北宋末年，那 时的中国即使不算春秋战国，也已经历经秦、汉、唐等三大封建王朝。当时的欧洲刚刚开 始向封建社会的过度，而印度则完全屈从于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的铁骑了。国际象棋 定型于 15、16 世纪（现存最早的国际象棋谱，出版在 1497 年）。此时的中国，郑和已经 率领大明王朝规模巨大的船队七下西洋了。而西欧则正在进行摆脱中世纪基督教黑暗统治 的最后抗争，准备迎接文艺复兴的光明；刚刚孕育现代意义上国家的雏形，还没有形成固 定国界的国家；反映到国际象棋上自然就没有界河了。而印度则已经很久没有成为一个完 整的国家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象棋比国际象棋更加
成熟。 相对于中国象棋棋盘的线条清晰，国际象棋通过黑白对战场进行了区分。有一种看法 认为他暗喻的是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分裂；即使一方取得胜利，也抹不去棋盘上的暗影和分 歧。而中国象棋的一致，则充分表明中国人对大统一中国的认同。无论怎么交战，双方都 是一个国家，只不过胜者为王罢了。 战场交锋，指挥官是必不可少的。中国象棋对弈双方的指挥官是“将”或“帅”， 这里的“将”“帅”的性质一样，只是用于区别交战双方。有人把中国象棋中的“将”或 “帅”当作国际象棋中的“王”是完全错误的。试想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皇帝怎么能 够允许自己被其他人随意把玩那？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此，中国象棋中的“将”或“帅” 只能被当作行军作战的统帅来理解，更可简单理解为皇帝派出作战的将军。既然是将军， 自然就不可能有“王后”的出现。当然如果带家属出征更是不能允许了。所以，中国象棋 中，只有“将”或“帅”。而国际象棋中对弈双方的指挥官则是真正把“王”，当然还有 他能征善战的夫人“后”。有人把国际象棋中“后”的存在与中国象棋中只有“将”“帅” 相比较，认为西方更重视女性的地位。我认为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最起码，从这点理解 中国象棋是不对的。中国象棋中的“将”或“帅”根本就没有性别的概念，所有的棋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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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性的。“将”“帅”也完全可以由女性来担当。从当时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 证据。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妹就是一员女将，她统帅的娘子军为大唐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 功勋；现在山西的娘子关还是因她而得名的。 在指挥者的走法上，中国象棋中的“将”或“帅”永驻中宫，而国际象棋的“王”和 “后”的可以四处出击。这一点更说明中国古代的战争艺术要远比西方成熟。中国古代很 早就出现了前、后、左、右和中军的作战体制。在这种作战体制下，中军自然是不需要参 加战斗的，只需要负责战场上的兵力调度。而古代西方军队顶多是左、中、右的配置；打 起仗来，三个部分都要参加战斗。那时躲在后面的“王”和“后”也免不了要参战了。因 此，国际象棋中“王”可在棋盘上任何一格自由往来，随时可能御驾亲征，与中世纪欧洲 和西亚频繁的民族征战、迁徙有极大关系。另外，中国象棋的“将”或“帅”不能“对面”， 体现的是儒家思想的礼仪；国际象棋的“王”可以面对面厮杀决斗，似乎让人闻到原始血 亲复仇的味道。至于，国际象棋中“后”的设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女性在社 会上拥有一定的地位；但我看不出西方对
女士有多少真正意义的尊重。历史事实也是，在 古代西方多数的情况下女性也不过是战争的战利品而已。因此，由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 “将”、“帅”、“王”、“后”设置的区别，来得出西方历史上比中国尊重女性的结论 纯粹是无稽之谈，更何况我认为不让女性参加战争才是对她们最大的尊重和保护。 总之我认为，从中国象棋中“将”或“帅”和国际象棋中“王”、“后”的设置，以 及他们的使用方法上都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要远远领先于西方。 士是中国象棋独有的。 “士”不出中宫，只在“将”或“帅”的周围移动，唯一作 用是以死保护“将”或“帅”。士的设置与当今军事上警卫部队的作用几乎一致，这反映 中国的军事制度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而双“士”得设置本身就有一 种平衡的美和使用上双保险作用。国际象棋中“士”的缺乏，说明当时西方军事发展即使 到了 15 世纪还与中国有很大的差距，反映到历史进程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 事实上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作为一个士兵在保卫君士坦丁堡的战 斗中死去。 而他的对手， 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也作为一名勇敢的战士而受到尊重。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都有双“象”，但其运用却也不尽相同。中国象棋的双“相”或 “象”只能在己方地盘上，按田子格运动；国际象棋的“象”却可以按照对角任意行进攻 杀。这个不同与其说是功能大小的差异，不如说两者对“相”或“象”的定义不同。中国 象棋中的“相”或“象”更大意义上是谋士或参谋的意思，距离仅次于“士”，与“将” “帅”位置极近。作为谋士或参谋的“相”或“象”自然就不必深入敌阵了。而国际象棋 中象的存在，只是因为国际象棋由印度传入西方的。而印度“象兵”，在国际象棋中只是 一个独立的兵种，与现代战争中参谋完全不同。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在很早已 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军事体系，反映到历史上就是社会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与西方和西亚。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都有双“马”，且都有“马蹩脚”和“马走日”的规矩。这说明 东西方对于“马”――这一骑兵兵种的特点和使用都有着相同的认识。毕竟，骑兵在东西 方漫长的历史上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都有着成熟的使用经验。 与“马”相似，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都有双“车”，且使用方法大致相同。这说 明东西方对于战“车”的特点和使用也有着相似的认识；都是战争中的一种必杀利器。 “炮”应该是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最大的差异了。国际象
棋中是没有“炮”这个兵种。 这说明在国际象棋发明时西亚和欧洲在战争中还没有 “炮” 这个兵种。 而中国象棋中双 “炮” 的设置则充分表明火炮已经在当时的中国战争得到广泛运用，并成为一个独立兵种存在。 这一点从历史上也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中国宋代已经发明了火“炮”，并在抗击蒙古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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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略中开始使用。1259 年，蒙古帝国的第四任大汉蒙哥在四川钓鱼城被宋军的火炮击毙 了。彻底改变了蒙古帝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而当时的西方根本不知道火炮为何物， 当蒙古军队使用从宋军学来的火炮攻城拔寨的时候，西方诸国便在巨大的轰鸣中溃败了。 由此，可以理解国际象棋中为什么没有“炮”了。直到 1452 年，奥斯曼帝国才准备了从 蒙古帝国传入匈牙利的大炮，轰开了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如果再从火炮在 现代军事中战争之神的地位来看，我们不难再次得出当时的中国发展水平高于当时西方的 结论。 “卒”无疑是步兵。中国象棋有五“卒”或“兵”、国际象棋八“卒”。此差别弥 补了国际象棋在“士”和“炮”上的数量不足。其实如果把“士”作为“卒”或“兵”的 一种，国际象棋只多一个“卒”，但中国象棋少一个“后”，多双“炮”。恰好两者棋子 数量恰好相等，同为 32 个棋子。回过来再说“卒”。国际象棋中的'“卒”有八个，说明 其步兵太多；考虑到中国象棋“士”的功能，说明国际象棋在步兵的兵种上没有细分。这 说明当时西方的战争主要以步兵为主， 反过来也说明其战争手段的落后。 而从下法上来看， 过多的“卒”的设置，严重的制约了国际象棋的行棋，使其开局缓慢，招法单一。相对于 中国象棋的“马”“炮”齐飞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中国象棋的在没过河前“卒”只 能按照指令向前攻击，如果不中途牺牲，即使到底也还是“卒”，是因为战斗的任务性质 使然。而国际象棋中的到底“卒”可以任意变化，在实战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也可以 理解为，只要国王死了，谁活到底都可以自封为国王。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充其量是为了避 免残局的无聊。 从对局结果的胜负来看，国际象棋中和棋极多。主要是因为其变化相对简单，只要选 择正确开局和防御手段，如西西里防御等，就可以通过相互消耗，在消极中达成平局。而 中国象棋，没有一定的水平，想固守不败可能性不大。这不但是下棋者的智慧，更是中国 象棋发明者的智慧。 很多国人被国际象棋的立体和奢华的外形所迷恋，甚至不自觉生出一丝自卑，甚至有 人公开发出了自卑的言论。实际上，中国象棋最早产生时
也是立体的。从外观上不仅形态 各异，从材质上也有玉石、陶瓷、石质、木质等，不一而同。只是由于其不便于携带和广 泛使用才发展成现在的样子。况且，现在的国际象棋也开始出现平面的了。这说明国际象 棋的发展还没有彻底完成向平民化过渡。只不过是少数人的雅趣罢了；与中国象棋的全民 皆兵相比，相差恐怕只能用十万八千里来形容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相信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可能确实都来自中国 古代。但当他们踏上不同的发展之路后，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已经演变成两种风格迥异 的游戏。从两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当时西方无论是在军事理论、战术素养，还是在社会 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象棋在后来演化中，大量吸收 了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远领先于西方的先进社会元素，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先进 程度；而国际象棋由于其曾经所处的落后环境，只是吸收了一定的西方文化元素，并没有 得到较大发展。 但随着十五世纪后西方的崛起，国际象棋也伴着殖民者的脚步走向了世界。并逐渐发 展成当今极具国际影响的体育运动。而中国象棋则由于明朝以后的固步自封和闭关锁国， 只能成为小家碧玉，国人自娱自乐的工具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 展，中国象棋也必将大踏步地走出国门；其所蕴含的智慧也一定会在世界上成为中华文明 再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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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了战后国际体系的两重性特征开始明显突出起来。国家在无政府的体系中是以领土、主权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活动的，其本能的行为是尽量限制、疏导和利用经济活动。但由公司演变过来的跨国公司则是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范围，以经济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它们竭力要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另外，国际机构的基础虽然是国家，但机构存在的目标也是为了跨国家的国际利益。这种一个追求国界内最大权利，另一个活动则不以国界为限的两种发展方向矛盾的行为体，造成了国际关系权力运作的复杂化、多样化。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还是应放在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体上，以它作为切入点。首先，要看国家在传统领域内使用权力的.状况，它的决定权、影响权有何变化。其次，新的领域与传统领域的地位关系，国家在新的领域内权力、影响有多大。
国家在传统领域中的地位与权力
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对大国的权力评估有这样几个方面：少数行为人最大比例地拥有体系内的总权力；这些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力来追求利益并对其他大国和行为人施加影响；这些利益根据国家安全考虑来划定；影响行为人的最有用的权力是军事权力，其他形式的权力只有当可能转化成支持军事权力时才有用，军事权力完全由国家掌握。
这就是说，体系内可以有其他行为体，但民族国家仍是主要决定性行为体，其他行为体作用有限。权力的来源和类别可以包括经济但主要是军事，体系内权力配置实际状况（军事实力）与国际关系中总权力运用的情况是一致的。
从冷战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在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影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各国都会显得更关心经济，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务，大国的反应仍然是迅速的、敏锐的、优先性的。因为，任何经济利益都是以国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为基础的，国家决不会把后者作为前者的成本。如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计划的强烈反应、中国对美日新防卫指针的反对、美国内部对所谓**高科技军事情报事件的渲染和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都是证明。由于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它甚至停止批准具有极大商业利益的对华卫星的出口申请，而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相关跨国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张旗鼓地搞游说活动。
总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领域在扩大，传统的安全威胁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国家资源配置中，某些军事安全的领地在缩小（如核进攻力量），使得军事竞争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发展的规模也在缩小。但是，军事安全、非传统的威胁仍是大国最关心的领域之一，它仍预留着主导性的位置，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复到原来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它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利用权力来处理国际上最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
作为国际经济主角的跨国公司，其目标主要是赢利，它是以商业规则和经济要素最佳配置要求进行全球化、无国界方式运行的。随着经济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响必定会进入过去完全由国家主控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它既要国家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帮助和给予各种优惠与便利，又要以各种方式、手段促使国家改变政策与行动、或者采取抗拒国家政策的方法达到营利的目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既是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国实力的象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给它们带来了资本、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基础设施改造和经济的商业化。所以，国家需要跨国公司，也愿意与跨国公司分享权力。
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权力运用是发生在自己所管辖的领域内。第二，跨国公司对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响。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主权的另一侵蚀则是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第四，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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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全球化条件下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从资本与国家关系的视角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从资本与国家关系的视角分析
建立在自由、平等之上的自由民主能够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是资本与国家两种力量均衡发展的结果.全球化的来临意味着资本的运作超越国界.世界市场的逐步成型与建立,打破了原有资本和国家之间的均衡,打破了自由和平等的'均衡,给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带来了挑战和危机.在世界范围内重塑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及均衡资本和国家的力量,是化解危机的可能途径.
作 者：王薇 胡建红 作者单位：王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胡建红(湖南省安化县委党校)
刊 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年，卷(期)： 20(2) 分类号：F0 关键词：全球化 自由民主 民族国家篇7：全球化时代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的朝鲜族为例
全球化时代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的朝鲜族为例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带来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差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要求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中国朝鲜族作为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与其他民族有清晰的边界,族群认同意识非常明确;出于对共同世系、血缘和文化上的认同,他们将朝韩两国作为他们曾经的故国去感知,民族认同比较强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朝鲜族有对中国的坚定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认同纽带趋于多元化,中国朝鲜族亦发展着多元化的`社会认同.保证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是建立起基于公民权的认同形式,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坚持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加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教育,以加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
作 者：王纪芒 WANG Ji-mang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 刊 名：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8 26(4) 分类号：C912.4 关键词：朝鲜族 族群认同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国家间正义】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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