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阐释学的翻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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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阐释学的翻译观
论阐释学的翻译观
阐释学涉及翻译理论的哲学层面.斯坦纳提出的“理解即翻译”和翻译的“阐释过程”不仅指出了翻译的哲学本质,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本文拟梳理阐释学理解观的'起源和发展及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指出现代哲学阐释学视野中的翻译不再是徘徊于原本与译本之间的工作,而是开始于在译者与原本“相遇”前的“先理解”.
作 者：夏宁 XIA Ning 作者单位：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长沙,410014 刊 名：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PKU英文刊名：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H059 关键词：阐释学 理解 先理解 翻译篇2：论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与局限性论文
论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与局限性论文
摘 要:我国译学界的阐释学翻译研究多从哲学阐释学的“理解的历史性” 、“视阈融合” 以及“效果历史”三个主要方面分析和解释翻译现象。阐释学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成绩显着,但是也存在问题。因此,翻译研究者对于诠释学理论的借鉴和引用应该持一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客观科学态度。
关键词:阐释学; 翻译研究; 视阈融合; 效果历史
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哲学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C165)
一、引言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来源于希腊学者论释荷马史诗等古典文献的语文阐释学和解释宗教经典的神学阐释学,从词源来讲,它来源于古希腊神使Hermes的名字。Hermes的主要职责就是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世人,他须先解释神的指令,将其翻译成人间的语言,可见,阐释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翻译”的意思。20世纪初, 海德格尔(Heidegger)使方法论阐释学转向本体论阐释学,从而引发了阐释学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西方阐释学的发展进入哲学阐释学阶段,“阐释学意识”成为20世纪以来
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度一般项目“哲学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2008C165)
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到伽达默尔(Hangs-Geog Gadamer )时代,阐释学最终完成了向哲学本体论转化这一过程。伽达默尔的巨着《真理与方法》(1975)提出了现代哲学阐释学三大思想即: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效果历史。本文将这三大哲学理论原则对翻译的指导意义及其局限性作一探讨。
二、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其创造性地把理解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理解过程,翻译不再被认为是文本仅仅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和对文本进行分析和应用。总的来说,阐释学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中,也在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1)理解的历史性与翻译研究
根据现代哲学阐释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对它的理解,并不是原作者写作时的原意。所谓的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和制约理解者对文本的看法,因此,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阐释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理解事物时,都以其固有的意识去积极参与,而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接受。在翻译这一文化的多维交融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其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必然会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原作的翻译处理同样也会体现其主体性的标志,因为每个人都属于特定的时代,其思维、行动的方式不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人是历史存在的人,这些历史性语境就构成了译者的“前理解”。 因此,理解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必定是相对的、不完善的。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理解的历史性决定了译本的多样性以及“复译”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同一部作品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译成不同的形式。据统计,1949至1979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社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复译本的作品占80%以上,欧洲古典名着如《堂吉诃.德》、《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包法利夫人》等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译本,有的如《红与黑》甚至有十三四种译本。东方古典名着《一千零一夜》包括各种节译本、改写本和全译本在内的复译本甚至超过几百种。[1] 由于译者的个性、爱好、气质、修养、经历不同,每个译者的“前理解”不同,他们对原着的阐释显然不尽相同,译本的风格因此明显地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而传统翻译原则和标准如:“信达雅”、“神似”、“化境”“等值”“等效”等,都无不以源语文本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唯一参照性作为讨论的前提条件,而阐释学中关于理解的历史性原理则对这一过去认为是无可辩驳的前提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使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的意义观,丰富发展了现代哲学的理解观,一方面对译者的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为翻译研究的宏观构建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封闭模式,从而将翻译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
(二)视野融合与翻译研究
伽达默尔在理解的历史性基础上又提出了“视域融合”(或译作“视界融合”)概念。伽达默尔指出.“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之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2] 因此,“视阈”指的是某个个体世界观、价值观等观念的总和。文本本身带有一定的“视阈”,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的存在,译者也具有自己的“视阈”,因此,译者所创造出来的文本并不能完全体现原语文本的“视阈”,而是结合了文本“视阈”和译者“视阈”的新的“视阈”,这便是“视阈融合”。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由于其理解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一次性穷尽文本的内涵,对文本的解读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其审美价值本身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一劳永逸的、终极的理解。作为理解主体的人既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不断通过理解历史而创造意义的存在。现代阐释学主张,“任何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既是历史的载体,也是通往未来之桥梁,因此主体是一个综合体,是历史、个人和时代境域的合一”。[3] 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在对原作进行阐释时,其理解无疑是历史性的。作为译本的终端读者,不仅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译本的理解、鉴赏会有很大差异,而且即使是同时代同环境下的读者,由于他们的文化修养,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不同,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与鉴赏也会千差万别。鲁迅曾说:一部《红楼梦》,“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4]
总之,理解的历史性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历史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批评模式。
(三)效果历史与翻译研究伽达默尔认为,历史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主体的给定物,而是一个主体置身于其中的、构成主体存在并且仅因与主体共在而形成意义的时间性的情境。人置身历史中,这本身就包含了对历史的理解,理解是离不开历史的,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这种包含了理解主体和理解客体的关系的历史便是“效果历史”,
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客体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在他们看来,理解的目的就是理解者要超越其自身历史环境、克服自身局限、摆脱一切主观意愿从而无条件地去理解和把握文本作者的本意,而哲学阐释学的效果历史说支持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创造性。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存在的历史,效果历史是理解主体和理解客体关系的历史,是理解主体和理解客体相互作用、结合的产物。理解的过程中。效果历史说揭示了文本意义的产生机制,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赋予的,不是固定的和永恒不变的,文本的意义产生于与译者的历史关系之中。从而,译者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充分的肯定。
哲学阐释学这三大原则解释了理解产生的方式、过程和机制:理解和解释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解释者与被解释客体产生视阈融合的不断创新的过程。总的来说,哲学阐释学翻译观注重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客观地指出译者对作品原意的理解必然融合了译者本身的文化、历史背景等因素,强调了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阐释的多样性。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消解,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从而促成了由文本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因此,现代阐释学原理对于文本意义和解释者的看法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新的思路。
三、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局限性
阐释学理论在向我们提出新视角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非理性的一面,有的翻译问题在阐释学领域尚未得到深入探讨或作出满意回答。正如谢天振教授在其《作者本意和文本本意》一文中指出, 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现代解释学理论家围绕作者‘本意’的争论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审视传统翻译观念的崭新‘视域’。 但同时也指出,伽达默尔提出的有关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关系的构想即必须把阐释者与文本的关系设想成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对话, 在翻译研究者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5] 其对翻译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
第一,理解的历史性虽然揭示了文本意义多元化理解的可能性,但作品有效阐释和理解历史性之间存在着相对矛盾的.问题仍然无法得到圆满解决, 这也给翻译批评带来了新的思考: 翻译批评应以译者不带“偏见”的翻译为标准, 还是应该承认译者带有“前理解”的翻译?对此,国内已有许多学者也进行了质疑,如吕俊 在其《翻译:从文本出发》中论述到,虽然阐释学理论对翻译很有价值, 但“不能就此认为可以用它来作为翻译的一条理论原则, 更不可以用它来厘定译文的标准,因为它过分强调了读者的作用, 贬低了作品本身的本体特性, 带有强烈的主观唯心色彩。 ” [6] 耿强在其《阐释学翻译研究反思》中讲到“原文本意和作者本意到底由谁来确定作为衡量阐释的标准,这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对理解的历史性过度倚重会导致价值虚无主义,造成什么都可以的阐释局面。 ”[7]
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理论关注较多, 这在肯定了翻译多样性的同时, 也可能引发价值虚无主义, 使阐释标准变成没有确定标准。因此,我们在以阐释学理论指导翻译批评时, 应该同时重视理解的历史性特征和翻译的客观有效性原则, 从阐释的客观性重新审视翻译批评,使翻译批评在认识到理解历史性的同时, 也能够关注翻译的有效性。
第二,视域融合否认了接受主体的被动性与消极性,强调了阐释多样性问题: 但这又导致了另外的问题:所有阐释都正确就意味着没有正确的阐释。翻译批评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视界融合”?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事实上,翻译中的视阈融合也不是一直都和平共处的,相反,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矛盾的、冲突的,因为译者不可能完全体会原作者的意图、目的与情感,加之风俗、时代、民族、文化、历史等方面因素的差异,对原作的理解必然会出现偏颇,就会导致对文本意义理解上自成一家的局面,如果一味强调译者的主动性、开放性与创造性的无限扩大,视阈的冲突若无法调和必然导致文化过滤,对异质文化改头换面,以适应本土文化的规范。这似乎又是翻译的缺失,实际是不可避免的。 [8]
与前文所提到的理解历史性所造成的译文差异类似,由译者本身视界造成的翻译差异也是客观存在, 在进行翻译批评时应该正视这种差异。同时, 翻译批评需要重视阐释的客观有效性问题, 译者的主体性不应抹杀翻译的客观性甚至造成阐释无效,否则,翻译的学科界限,衡量翻译的基本标准也随之消失,最终必然会使翻译走上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可能性。
第三,效果历史说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也因此获得正面的肯定价值。 但是与 “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一样,效果历史说过于强调理解者知识的个体差异,而忽略了共性。事实上,人类知识的共性总是大于差异性,正因为此,人们才得以交流。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释义学家艾柯(Umberto Eco)在20世纪60、70年代曾大力强调读者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他后来却对当代思潮中的某些极端观点深表忧虑,认为这些观点无异于给了读者天马行空地“阅读”文本的权利,造成了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我所提倡的开放性阅读必须从作品文本出发(其目的是对作品进行诠释),因此它会受到文本的制约。换言之,我所研究的实际上是文本的权利与诠释者的权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我有个印象是,在最近几十年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了火”。[9]作为原文诠释者的译者也应该避免步入这种极端。因此,文本的意义应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辩证统一。
四、.结语
阐释理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它对翻译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同时它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阐释是有限度还是无限度的?阐释到底应该离原文有多远?阐释的程度能否量化?这些都是阐释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将其引入翻译研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辩证的态度,批判地吸收,并在阐释限度规范的建立上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那么阐释理论将对翻译理论与实践起到更大的实际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
[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3]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征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4]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5]谢天振.作者本意与文本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J].外国语,,(3).
[6]吕俊.翻译:从文本出发[J]. 外国语, 1998,(3).
[7] [8]耿强.阐释学翻译研究反思[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
篇3：基于模因论的等值翻译观
基于模因论的等值翻译观
等值论长久以来为各国的专家学者所热烈探讨,而从模因论的.视角对等值翻译重新进行一番审视,对等值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对等,译者须视两国的语言文化融合的程度及读者的认知状况而定.据此,译者可选择等值模因的“同型”“异型”或“同型”与“异型”的复合体的任何一种形式,其最终目的是有效地实现异国模因的跨文化传递.
作 者：王雪瑜 WANG Xue-yu 作者单位：国立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泉州,36 刊 名：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3(6)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等值 模因 形式 语义 语用篇4：从阐释学的视野融合理论看翻译研究
从阐释学的视野融合理论看翻译研究
阐释学的视野融合原则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进行翻译研究,尤其是处于各国文化交流如此频繁的.当今社会.从该理论来看,译者视野和作者视野永远无法完全融合,因此文化过滤现象无可避免.就翻译而言,这种过滤现象从语言形式、文化意象等各方面都很容易得到印证.
作 者：李黎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刊 名：科教文汇 英文刊名：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 年，卷(期)： “”(33) 分类号：H059 关键词：语言 文化 视野融合篇5：探视阐释学角度下翻译中“解读”的教学论文
探视阐释学角度下翻译中“文本解读”的教学论文
一、问题
翻译自身是个复杂过程，包括翻译一般程序，“具有计划性和阶段性；包括翻译的思维过程，具有译者的思维的个体性和创造性。”其过程来言，有广义翻译和狭义翻译（前者的实施阶段）。从哲学角度，翻译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据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其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两者结合的具体体现，就此，本文结合翻译教学对“文本解读”实质及其重要性做一试探性分析，以有利于翻译实践与教学。
二、阐释学
阐释学是由西方经文的阐释始，并经赫尔德、海德格尔、伽得默和利科等人的阐发而来的方法论科学，后被引用到翻译研究中。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关注历史诠释。不只着眼于对“经典”的一般的意义释义，而是将意义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透视和诠释。
第二、关注实践取向。Hermeneutics来自古希腊文，意思是“通过说话来达意”，因此它本身就具有动态意识：用清晰的话语表达尚不清晰的意义。…其主体包括理解、解释和应用，应用正是理解和解释的落实之处。
第三、关注整体把握。认为“语言表达人类的全部经验”，因此应该摒弃片面性，整体是存在的形式。具体包括：1、释义思考的整体性。理解依仗语言，而语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涵盖意义与声音的统一、个体（局部）体现和整体体现的统一。2、释义过程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释义是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整体性过程，其中理解是基础，在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心理层次上实现，它源自并居于主体的内部，是对意义的体验和领悟；解释则是一种语言的表达，…理解的“前结构”和“前理解”，“前结构”旨在说明主体赖以进行理解的基础条件和前提。前结构对人而言具有事实性“facticity”。前结构顾名思义具有形式形态，其中包括“前拥有”，指主体对理解对象已经“有所知晓”即已知的东西，其次是“前见解”，指主体已经“有所判断”即已领悟的东西，“知”以后的“断”。是“前把握”，“有所知晓”和“有所判断”的结果是“有所把握”，即有认识从而有所预见。3、释义维度的整体性。历史语境、历史意识和视界融合的统一观和整体观。认为人的意识总是历史关联，形成“际遇状态”，理解从这种际遇状态开始，于是历史语境使人们产生历史意识，二者互为因果。释义活动中确保历史有效性，是一种历史行为；“历史地”理解文本，就是要在解释活动中确保历史有效性，以达致理解、排除误解，这种意识被称为“效果历史意识”。
第四、关注循环运动。坚持“释义是一种循环的动态行为”。按照施莱马赫等的观点，“部分必须置于整体之中才能被理解，而对部分的理解又（反过来）加深了对整体的理解，部分与整体在理解中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形成了理解的循环运动”；所谓“循环”是部分与整体、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这就是说，理解必须在文本的局部与整体之间周而复始地进行，才能获得。
原文（ST）作为一个可以“独立的生命体”翻译过程中，其各个层面不是一次性展现，及译者自身构成而有不同的解读；而译者也不可能把客观实体完全的理解才着手翻译，解读有特定的历史性。
三、阐释学的译者“文本解读”
简言之，“译者之解读”指译者对文本的有目的性处理。据Newmark的说法，原则上，基于对原文的理解而进行的翻译分析是翻译的第一阶段。解读原文本目的有：一是理解文本内容；二是译者的角度分析文本；其实质是一个逐步解读过程（generalreading和closereading）。Nida在讨论翻译程序是曾论及重要因素中指出，翻译的基本程序有四个步骤：分析原文；把原文转换成译文；重构译文和检验译文。这里的“分析原文”即解读原文，也是细致处理词位的各种意义、句法关系和篇章结构等。Bell把翻译过程描述并将其分成三个主要阶段：句法处理、词义处理、语用处理。这三个阶段均涉及分析和综合。根据认识论的原理，译者的解读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因为翻译过程是通过认知来加工并重构信息的，这一过程中的解读涉及译者的认知能力（认知结构和认知判断）。又据国内外翻译学者对翻译过程及程序的描述，‘解读’只出现在整个翻译过程的开始。Nida‘检验译文’的做法，可理解为（最后）请人解读”。事实上，这里不仅包含“二次解读”的必要性，如果时空的允许的话，解读可以这样循环深化下，而此时则注重读者和原文本（ST）的结合解读。正如Newmark曾提出过“TheLastReadig”，这并非指翻译最后阶段的“最后解读”，还有对“二次解读”的解读，直至理论上的“循环解读”。
“追求更为完美的近似”为各种不同翻译工作的不懈努力的最高准则，其中可见译者的“循环解读的重要意义。“1、ST（语言+文化）/作者—2、一次解读/解码（作为ST读者+译者）—3、编码/转换—4、TT1(语言+文化)/一次解读(对话)结果—5、二次解读/解码（作为TT1读者+译者）—6、重新编码/转换—7、TT2（语言+文化）/二次解读（对话）结果—8、校对（译者+校核（译者/校核者）”。译者“处于动态的翻译过程中的‘关口’，又处于整个交流的过程的始终并且和ST作者进行了两次对话”、“译者是重要的的‘中间人’或‘协调人’，否则双方的'交流可能会出问题”、“译者经‘二次解读’产生TT2后，还应有‘校对’。这既是翻译过程的步骤之一，又可理解为‘二次解读’的延伸”。不难看出：在翻译实践中客观存在循环解读，且不仅是对原文本（ST）；每次对文本的解读都是在原解读基础上的深化和具体，以达到译者角度的对文本最大接近，以利于下面的译出处理。
首先，以诗歌翻译课堂教学为代表，看阐释学下解读过程的“循环解读”：
Aseekeroftruth
Follownoway
Asallwaysoftenleadwheretruthishere.
译文1：追求真理
不必去循路
在这儿所有都通向真理。（笔者参译）
译文2：真理追求者
不寻求人之路
其就是真理所向。（笔者参译）
在对原语文本（ST）的解读中，同样的语言符号，但不同译者或同一译者特定历史解读；及整体与局部等的循环解读过程而出现了不同结果。首先对原诗的语用语气的推敲中，译文1的语气似乎没有译文2那么强烈或明显，“呼唤真理的追求”。译文1中译者理解为第一行“追求真里”和第二行“不必循路”，或“不必循路”（第二行）和“在这儿所有都通向真理”（第三行），分别理解为追求真理不必循路和所有路都通向真理（或追求真理不循路就是真理）；译文2中第一行“真理追求者”和第二行“其就是真理所向”；或“真理追求者”（第一行）+“不寻求人之路”（第二行）和“其就是真理所向”（第三行）这分别为真理追求者就是真理，或真理追求者不寻求他人之路就是真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译者不断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即“循环解读”的结果。
还有对“way”的解读，可以是path，road，highway等，也可以是各种“途经”。可以“前人之路”也可是“独辟蹊径”译者需要考虑何种理解选择。这儿也包括了译者的前结构及前理解。
还有对“here”的解读，在原文中的位置很特殊，它可以是：
（1）As|allwaysoftenleadwheretruthis||here
（2）As|allwaysoftenlead||wheretruthishere
这里，here的位置划分会导致不同的解释，从而不同的译出处理，这里我们不去比较何种翻译比较好，我们可以进一步解析原文诗，就根据不同的理解“her”的位置和“way”的意思在此理解我们会发现：这首诗本来就是一首歧义诗，原诗作者本来意图就是让译者/读者在歧义中寻找乐趣，他(她)们会因为寥寥数语有不同的发现而微笑或颇有成就感？这也就是原文作者的意图。
进一步，翻译过程是一个极富思辨性的过程，我们无法彻底揭开思维本身的秘密，但根据Pound的翻译理论及他的意象诗歌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证明翻译过程中“循环解读”的存在性和重要性。从他的理论中，诗歌创作应该直接面向“意象”本身，那么同样译者所真正、直接的翻译对象也应该译者对原文本的解读“意象”，而对意象的处理过程也就是解读源文本的过程，如下：
Inastationofthemetro
Theapparitionofthesefacesinthecrowd；
Petalsonawet，blackbough.
译文：隐约不定人群中的脸，黑色潮湿树枝上的花瓣。（笔者参译）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首诗是笔者从一日常生活邂逅而作，开始有几十行，后几经修改才“差强人意”，但其解读却并非貌似简单。根据Pound的理论，在解读过程中，首先“appriation”的理解，它原本是之死去的人灵魂不断出现在人的眼前，这里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基调，及下文的黑暗潮湿的树枝，暗示当时伦敦或是其他地方的阴暗不明的环境，我们可以想像黑暗，飘忽不定闪现在我们脑海中，没有一点生机，简直恐怖；而在此同时，作者却发现啦拥挤的“地铁站里人的脸”和“…花瓣”，脸和花瓣给人的感觉是圆形柔和的，温暖可爱的，给人以希望的，美的。以上两种意象交合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效果？第一、在阴暗的，潮湿的地方可以发现美，那世界何处不可称其为美；第二、灰淡中，只要你有善以观察的眼睛，美就在你眼里，在你心中；第三、只要你对生活充满心，美就会出现在你的周围等等。通过对原诗的不断解读交流我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出现，而获得不同的解读。不同译者理解的前结构不同，及特定历史的解读给予了文本解读具体的历史性和创造性。
上述分析，我们谁也不能肯定的说它是一次完成的，随着译者不断的解读，译者对译文可控性也就越大，这也是翻译实践证明的事实。藉此，译者对ST进行的解读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其结束需由译者的处理需要而决定，即特定历史性；这导至了实践中“文本解读”具体的假设性从而导至翻译目标读者的假设性；那么，在翻译教学中应该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不同层次的地解读及增加译者解读兴趣，以加深理解翻译的特定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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