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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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
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
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篇2：杜甫诗歌“诗史”性
杜甫诗歌“诗史”性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生逢乱世，大唐由盛转衰，兵戈扰攘，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尽管诗人个人举步维艰，命运多舛，但是他有如圣哲巍然耸立在黑暗现实之中。他以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时刻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关心国道的兴衰、人民的苦难，把一腔忠诚孤愤都凝聚在其如椽巨笔之端，其诗歌不但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充满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自唐以来，杜诗被公认为“诗史”①，诗人被誉为“诗圣”，绝非过誉。“致君尧舜上”，是诗人一贯的政治理想;“穷年忧黎元”，是诗人人生理想的核心; “济时肯杀身”，是诗人坚持的一贯精神。正因为这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使杜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诗人。
诗人理想中的政治蓝图是：“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力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②但现实却与诗人的理想相悖：皇帝玄宗早已不是开元盛世之初有作为的唐明皇了，而是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昏聩腐朽的败国之君。朝政完全由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一些奸佞权臣、宦官、悍将把持。这些奸佞设藩镇、宠边将、改兵制、起宦官、嫉贤妒能、聚敛贪财，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玄宗仓惶出逃，造成了社会急剧动荡的万方多难的政治局面。
在这次大**的前夜，诗人踏上长安求仕的艰难旅途。天宝五年诗人来到了京师长安，准备参加玄宗的特科考试。但是，这次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纵之下，以欺下瞒上的伎俩大搞政治骗局，没有一个人中选，杜甫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次落第，对于关心政治、爱国爱民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接着，诗人的生活也达到穷困潦倒、挨饿受冻的地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③但穷困并没有吓住诗人。为了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甚至忍辱献诗韦济、张埴等权贵，以求援引提携，但毫无结果。天宝十年前后，又直接向唐玄宗献赋自荐，玄宗惊异诗人的才华，命他待制集贤院。第二年“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④这时朝政已由杨国忠执政，诗人的自荐，依旧是泥牛入海。他怀着出仕从政的迫切愿望，在长安困守了十年。这时期诗人亲眼目睹了达官显贵的专横、贪婪，而荒淫昏聩的玄宗，一面开边扩土，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人民骨肉离散，田园荒芜，“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山万落生荆杞。”“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另一面，加紧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造成千村万户“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的破败景象。在贪官污吏巧取豪夺之下，人民的生活 临绝境，真所谓“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越是见到这一切，诗人越是希望有机会能一展鸿图，为国为民出把力。但是当朝廷任命他为河西县尉时，诗人又不愿做直接鞭挞百姓的官，固辞不受，后来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对于忧国忧民、胸怀大志的诗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嘲弄。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长安危急，皇帝携贵妃、大臣，向四川仓惶避窜。这时诗人回奉先携妻儿向白水避难。是年八月，诗人只身北上灵武去投奔新即位的肃宗李亨，以期报效朝廷。但诗人刚启程，就被叛军俘获，押送至沦陷的京师长安，一直在这里被囚困了八个多月。“中宵焚九庙，银汉为之红。”长安在燃烧; “是时嫔妃戮，连为粪土丛。”长安在流血;“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人民惨死，敌人在狂欢。诗人亲眼目睹了京师沦陷后的惨状、敌人烧杀抢掠的暴行，亲身体验了国破家亡的哀痛。
至德二年肃宗迁驻凤翔，五月诗人为了报效国家，冒死从沦陷的长安，投奔肃宗的抗战政府，“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接任左拾遗后，决心忠于职守，促进中兴大业的完成。他积极推荐人才，使“识度清远”的岑参能够为朝廷所用。为救宰相房 罢相，他仗义执言，触怒了肃宗，多亏张镐营救，才免于刑狱，但为肃宗墨制放还 州，变相贬斥了他。如此等等，充分表现他忠公谋国的优良品质。
仕途的艰辛，生活的磨难考验了诗人;社会的**，民生的多艰，教育了诗人。杜甫拿起了现实主义的诗笔，把“安史之乱”前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内心的感受、对时局的看法等都写入了他诗章。诸如《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吏》《三别》《悲陈陶》《述怀》《丽人行》《兵车行》等。在这些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芒的诗篇
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诗人对安史叛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愤笔声讨;对酿成“安史之乱”的最高统治者进行无情的揭露，谴责他们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笔锋所向，上至皇帝，下至后妃、贵戚、奸相、宦官、将帅，乃至贪官、暴吏，等等。正是这些“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轻肥”，“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攀龙附凤势莫挡，天下尽化为侯王”的奸佞小人们，专横跋扈，趋炎附势，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破败不堪。诗人亲眼看到了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亲身经历了幼子“无食致夭折”的巨大悲痛，因此他更加理解人民的痛苦，更加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诗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问题：“彤庭所分帛，本处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子实不得吃，货讪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道破当时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特征。残酷的压榨，使农民濒临绝境，对此诗人赋予极大的同情：“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正是通过对这些昏君、佞臣的口诛笔伐，诗人深刻揭示了国家**衰败的根源，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成为诗人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不久，洛阳、长安相继收复，肃宗驾幸长安。杜甫也携家小赶回京师，继续任职左拾遗。这时他本想在朝中发挥政治作用，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但终因房 罢相一事，被肃宗逐出京师，改任华州司功参军。这一打击，使其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了。为了生计，他弃官携家踏上了漂泊西南的旅途。“无食向乐土，无衣思南州”，最后到达四川成都。“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这几年，诗人陷贼，逃难，奔波迁移，饱尝忧患。政治上遭受冷遇，几次被贬谪，但诗人并没有忘情现实，脱离政治;反之，其政治热情却空前高涨，战乱、天灾、人祸，迫使他与人民一道流浪，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加贴近，诗人更希望人民不再碰到这种不幸。当自己的茅草屋为秋风吹破，屋漏雨打，居无定所之时，他更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能这样，诗人情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为民生奔走呼号，几乎达到忘我的程度。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诗人关心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是一贯的。天旱时，他想到了“雨降不润物，良田起黄埃”;洪水泛滥成灾之时，他想到了“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诗人自己“三年奔走空皮骨”，由梓州回到成都草堂的时候，生活稍有安定好转，他却忧念那些比自己更苦的农民，“敢为故林主，黎民犹未康。”就在诗人临终前一年，自己早已是病魔缠身、生活无着之时，他还强忍病痛，拄着拐杖，沿着“右樵路”去一个小山村亲自造访比自己更苦的农民。诗人看到了“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的一片残破荒凉景象。叛军余孽还没根除，各路藩将拥兵割据，诗人不禁大声疾呼：“谁能扣军门，下令减征赋?”但是，诗人这些美好善良的愿望，在黑暗现实面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唐代宗大历五年，早已是重病缠身的诗人，在耳聋失听、周身不能转动的情况下，伏枕写成绝笔之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最后抒发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世事感慨，叙述了自己贫病交加的悲惨处境，不久便与世长辞，结束了他伟大而悲剧的一生。
纵观诗人的一生，他嫉恶怀柔肠，笔锋刺向国蠹民贼、外敌、悍盗、蒙上视听的宦官尤物，以及拥军叛乱的藩镇军阀，诗人总以“豺虎”隐喻揭露他们，把他们的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中。如 “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上天铄金石，群盗乱豺虎”，“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纵横”，等等。他又“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始终关怀民生疾苦，一身忠贞正气义薄云天。这一切虽不为朝廷所纳，但诗人一腔孤愤，充塞天地，上射斗牛，与日月星辰一样辉映天地之间，真可谓：一腔君国，满眼江山。命运多舛，穷忧黎元。世上疮痍，笔底波澜。民生疾苦，诗中圣贤。
篇3：诗史杜甫文言文翻译
诗史杜甫文言文翻译
当时在梓州(今四川三台)过流亡生活的诗人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欣喜若狂，泪流满面。
杜甫，字子美。他跟李白一样，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在文学史上，把他们合称“李杜”。杜甫原是河南巩县人，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就下苦功读书，也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写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在洛阳，遇见了李白。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
后来，他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
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把科举作为谋出路的途径，杜甫受到这样的挫折，懊丧的心情就不用说了。他在长安过着贫穷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权贵的豪华奢侈和穷人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里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写下的不朽诗句。
杜甫在长安呆了十年，唐玄宗刚刚封他一个官职，安史之乱爆发了。长安一带的百姓纷纷逃难。杜甫的一家，也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吃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找到一个农村，把家安顿下来。正在这时候，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离开家投奔肃宗，哪想到在半路上碰到叛军，被抓到长安。
长安已经陷落在叛军手里，叛军到处烧杀抢掠，宫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唐王朝的官员，有的投降了，有的被叛军解送到洛阳去。杜甫被抓到长安以后，叛军的头目看他不像什么大官，就把他放了。
第二年，杜甫从长安逃了出来，打听到唐肃宗已经到凤翔(今陕西凤翔)，就赶到凤翔去见肃宗。那个时候，杜甫已经穷得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了，身上披的是一件露出手肘的破大褂，脚上穿的'是一双旧麻鞋。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派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左拾遗是个谏官。唐肃宗虽然给杜甫这个官职，可并没重用他的意思。杜甫却认真地办起事来，过了不久，宰相房琯(音guǎn)被唐肃宗撤了，杜甫认为房琯很有才能，不该把他罢免，就上了奏章向肃宗进谏。这一来，得罪了肃宗，亏得有人在唐肃宗面前说了好话，才把他放回家去。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长安。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个管理祭祀、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华州。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
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
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
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
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
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第二年，他辞去了华州的官职。接着，关中闹了一场大旱灾，杜甫在那里穷得过不下去，带了全家流亡到成都，依靠朋友的帮助，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造了一座草堂，在那里过了将近四年的隐居生活。后来，因为他的朋友死去，在成都没有依靠，又带了全家向东流亡。公元770年，竟因贫困和疾病，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他死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诗人，把他在成都住过的地方保存起来，这就是有名的“杜甫草堂”。
篇4：杜甫草堂诗史堂导游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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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史堂是杜甫草堂纪念性祠宇的中心建筑。因为杜甫的诗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素有“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说法，故被誉为“诗史”，建筑以此为名。
厅堂中央，安放着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所塑的杜甫半身铜像。塑像两侧是朱德同志撰写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这副对联道出了杜甫和他的故居草堂在人们心目中崇高而不朽的地位。
诗史堂内还悬挂有现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及书法家郭沫若撰写的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此联高度概括了杜诗忧国(上联)与忧民(下联)的两个方面，内容深刻，对仗工稳，书法潇洒而富激情，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
篇5：杜甫草堂诗史堂导游词
欢迎大家来到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叫我小x。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您来到的是中轴线上的第三重建筑——诗史堂。
诗史堂是整个杜甫草堂博物馆的中心建筑。杜甫一生留下1400多首诗歌，真实而生动的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因此他的诗歌被称为“诗史”，“诗史堂”也因此得名。在“诗史堂”牌匾两侧挂有沈葆祯撰写的对联，上联是“地有千秋，南来寻丛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下联是”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香旧，几人相亿在江楼”。这副对联把杜甫和诸葛亮的相似命运都隐藏在其中，很有意味。
厅堂中央，安放着一尊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所塑的杜甫半身铜像。杜甫铜像显得杜甫很是瘦弱，也正是如此，才衬托出了杜甫之所以嵩高，不在其地位与官衔，而在其精神与人格。他以瘦弱之躯体，承担起对于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深重忧患：他以苦难的生命，谱写出中国文学史上芳华永驻的诗章。
塑像两侧是朱德同志撰写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这副对联道出了杜甫和他的故居草堂在人们心目中崇高而不朽的地位。诗史堂内还悬挂有现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及书法家郭沫若撰写的对联:“世上疮疾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此联高度概括了杜诗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内容深刻，对仗工稳，书法潇洒而富激情，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
好了，诗史堂就给您介绍这里，请您这边走，继续游览。
篇6：杜甫圣笔写诗史
杜甫圣笔写诗史
杜甫是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穷于一时，达于千秋，留下了不朽的著作 《杜少陵集》。
杜甫 (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 (湖北襄樊)，后迁居巩县 (河南巩县东北)。早年苦读，年轻时游历各地，见识广博。安史之乱前，曾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寓居长安将近十年，穷困潦倒，对当时的社会、民情有较深的.了解。756年，安禄山军陷长安。757年，他脱身至凤翔，肃宗命他为左拾遗。后来曾弃官入蜀，在成都筑草堂寓居。两年后，入西川节度使严武幕府，被荐为工部员外郎，所以人们又称他为 “杜拾遗”、“杜工部”，而称其诗为 “草堂诗”。晚年转徙夔州、湖北、湖南等地，59岁时，在耒阳湘江舟中因贫病交加而去世。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鼎盛转向衰败的**时代，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倾注毕生的才智，创作了大量真实反映这一时代的动人史诗。他为诗坛拓展了许多富有社会意义的题材，让诗歌走向社会现实，走向人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揭露阶级矛盾对立的名句;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锤炼诗句的名言。他善于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又勤于融冶创造，因而能够取得“地负海涵，包罗万汇” 的成就。感情真挚，基调雄浑、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构成了杜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安史之乱后，其诗歌反映社会生活更加深刻。代表作有《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北征》、《羌村》、《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等，都忠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风貌，也成为人们乐于传诵的名作。杜甫诗歌不仅在唐代诗坛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他被誉为永垂不朽的诗圣。
篇7：从叙事学看杜甫诗歌的诗史特色
从叙事学看杜甫诗歌的诗史特色
一、杜诗在中国叙事诗中的历史地位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拥有“诗圣”的极高地位，其诗被称为“诗史”。“诗史”的称谓，反映了杜甫叙事诗所具有的历史的、叙事的诗歌总体特征，也赋予了后人研究他的叙事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按照叙事的特征和基本要素(事件、情节、叙事者、人物行为者、时间、空间等){1}，对《杜诗全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进行了初步梳理，发现有以下特点：一是杜诗中完全具备叙事因素的叙事诗大概只有五十多首左右，在其全部诗作中，大概占到了3.5 %左右;二是单个事件的叙事诗歌大概有六十多首，占到其全部诗歌的4.4 %左右;三是感事、抒情的篇章大约占了全部杜诗的60%以上，是杜诗的主体，即大部分杜诗叙事诗的叙事性比较微弱。杜诗虽然不像西方史诗一样具有严格的叙事要素，但却是一部拥有精炼的具备叙事基质的几百首叙事短诗的集合体，尤其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的叙事功能。尽管具备了叙事特性的诗歌只占了杜诗的极少部分，但杜诗的叙事特征极大地展现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歌的特质，在中国叙事诗中占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叙事学的角度和视角出发，将杜诗放置到中国叙事诗的发展脉络中进行比较，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杜诗的叙事特点和艺术地位。在杜甫之前，即在先秦至魏晋时期的叙事诗中，叙事者已经或多或少、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参与到了诗歌叙事中。但诗人明显还没有足够意识到在叙事诗中表现叙事主体的存在，即还处于借用“史传”手法写叙事诗的初期阶段。作品中叙事者基本上呈现为固定的状态――没有视角的交叉和转移，事件始终由一个叙事者来叙述。即便极少数的作品中出现某些交叉，也非常简单和容易辨别。在杜甫之后，即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元白等人的叙事长诗等，则明显有意识地利用了叙事者的转变，但与杜甫相比，他们的叙事者明显缩小了，为了事件的完整叙述，他们往往有意放弃了杜诗凸显的叙事主体。
与之对比，杜诗最为独特或者显著的特征在于叙事者的成功运用。叙事人、作者的第二自我以及作者之间的动态流动关系，赋予了杜诗在中国叙事诗史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作为叙事者存在的作者的“我”是现实关系的存在，更多具有联结和中介意义，而非可以无限抽离成现实中的作者自身。其流动和变化在虚构意义上创造的“我”和作者之间展开，同时，“我”又与其他叙事人之间进行相互的交叉和流动。因此，这样的流动在“我―他―他们”之间实现了自由流转与滑动。这既是在事件、故事内部展开的，同时也是在文本和故事两个层面之间展开的。叙事人的独特性使作者与叙事人紧密结合，从而使不同叙事人之间得到交流、共通和同化。其视角和聚焦也就不仅仅是诗人个别的，而是可以扩展到当时整个社会的叙事和聚焦。由此，历史、社会的集体情感自然渗入了作者的情感，其叙事诗的情感张力得到扩大，作者或者说“我”的情感也就获得了社会源源不绝的动力及其深厚支撑，作为个体的作者获得了体验并表现社会整体情感的可能;同时，作品获得了最大可能的认同基础，其自身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因此获得了几乎无限增强的可能。他那种对于叙事者社会事件的参与性描述及对情感经历的亲身式体验的深浅在很高程度上决定了诗歌情感的真实度和感染力，那种作者与叙事者合一的情感高度同构，使得其诗歌显得格外波澜壮阔，愈彰显出“诗”、“史”合一的特点。
二、难解难分的“我”与“他”
叙事“视角”和“聚焦”是叙事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说“视角”是关于文本“谁在叙述”，即谁在运用语言的问题，那么“聚焦”则是文本中具体的“谁在看”、“谁在感受”事件的问题。对杜诗的叙事诗歌进行视角和聚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视角和聚焦能显示出作者看待事物不同的方式和价值观，从而使一首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占据独特话语结构的独特的“这一首”，并散发出其隽永的艺术魅力。
杜诗叙事诗中存在着作者与叙事者之间自由转换的现象。杜甫本人有效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叙事者来进行叙事，如胡应麟赞他写人：“每读篇，无论其人履历，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楮，如周■写生，太史序传，逼夺化工。”{2}尤以“三吏”、“三别”为代表，《垂老别》和《新婚别》，分别涉及婚礼和老人，它们以人生最重要的婚礼和最应该尊重的老人的遭遇为代表，典型地说明了当时整个社会纲常的破坏程度。以《新婚别》为例，首先是“我”的总的看法，“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一作固)不长”;然后清晰表明了叙事者的转变和游动，叙事者从“我”转移到新娘，“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样的转变表现了从全知视角向限知视角的转移，全知视角通常表现为外在于文本的叙事者(作为“作者的第二自我”)清楚所有事件的前因后果，而限知视角则常表现为诗人在文本中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事件参与者身份出现的“我”)。通过这样的转变，作者把信息的控制和发送的权力交给了诗中的“新娘”，假托她的眼光来叙事和评价。这样，以新娘自己的出场，以新娘自己的话语来叙事，视角得以实现从全知的作者到限知的新娘的转移，从而为同一事件增加了两种视角，传达了多个社会层次的人对现实的感受，达到了他们之间情感相互印证的目的。显然，视角的转变增强了叙事诗的真实感和可信度。而《垂老别》“通篇皆作老人语”，是以某个老人作为叙事者的第三人称叙事和评价。该篇中作为作者的可靠叙事者“我”始终没有出现，而是以一个虚拟而概括的“老人”的限知视角来叙事和聚焦。末尾老人自我劝慰、论及生死，“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这样的叙事从一个老人口中娓娓道来，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其效果明显比使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我”更加直指人心，胜过了 “我”再出场的累赘。《征人》也是化为“征人”语，以假托的“征人”来叙事。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则是直接出现叙事者“我”，写“我”的经历和感受。其中也能辨别出由作为叙事者的限知视角的“我”到全知视角的叙事者的变化(如最末一段)。此时，作者、叙事者、行为者在话语和故事层面实现了直接和高度的统一。 《佳人》也是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自由转换的一个典范。比如首句“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是全知全能的.外在叙事和聚焦。紧跟着“自云娘家子，零落依草木”则转变为“丽人”的“她”的叙事，聚焦也从外在聚焦转变为“她”的内在聚焦：“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而接下来的“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自宿”，这几句似乎可以看做是“佳人”向作者的哭诉，是佳人的叙事。“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可能是佳人的感叹，但更可能是“我”的总结和评述。“待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这又是“佳人”的叙事，而“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则转为“我”的评价，叙事者再从内转向外。叙事者和作者的感受与情感始终呈现为相互环绕、相互印证的状态。
这样的叙事特点与西方叙事学对叙事者的认识是有些背道而驰的：“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的)作者绝对不可能与这部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3}而作者和叙事者之间难解难分的现象在杜甫的叙事诗中普遍存在。在德里达宣称“本文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罗兰・巴尔特宣告“作者死亡”之时，本文仍执著于通过建立叙事者与作者之间的真实关联，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恰恰是因为抛开在普遍文本分析模式下强调叙事者、轻视作者的过度分析，使得我们相信杜甫诗歌里所叙述的历史、政治、事件、人物、感情和经历并非只是西方经典叙事学“语言决定论”视野下的一个具有融通一致性的符号系统，而是带有人类心灵感验的全方位性的视界，只有严肃地、设身处地地去体认这种作者的自我概念，才能体验到那种虽无缘得见、却深蕴其中的“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
三、“他”为“我”言的叙事方式
这个问题实际已经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如王嗣赞杜诗叙事：“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见亦不能作……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4}这说明了作者本人亲历与感受力、认识深度的重要性，提出了作者本人重要性的问题。如刘开杨的《论杜甫的“三吏”、“三别”》{5}中关于《潼关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的“嘱”究竟是谁发出的争论，以及《石壕吏》中诗人本人以及其他诗中人物“真实”问题的争论。
无疑，“叙事人”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区分素材和文本的意义更加明显。文本的叙事人和文本的作者是存在差异的。作者常需要委托叙事人来叙事，事实是作者只可能是一个(或综合的一个)，但杜诗中的叙事人却是复杂多样的，在文本中呈现为无数的“他”，而作为叙事者的“我”也只是无数的叙事者中的一个。叙事者是话语的掌控者，叙事者自己的逻辑和话语才是他希望表达的“真实”内容。要达到“真实”叙事，让叙事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方式、生活背景、身份特点、男女性别等来言说就是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杜诗善于把直观的叙事者直接引入叙事，让“他”来组织整个叙事，选择其他叙事者，连接所有事件的功能;而把隐含的作者暗暗镶置于文本，赋予作者实际掌控话语的权力，实现对思维逻辑、价值意义和情感走向的最终评判。其特点是作者可以随意选择所需素材，叙事者组织这些素材，可以自由进出于文本中，可以随意对文本中的事件进行评价和总结，以保证作者的声音通过叙事者最终达成表达“真实”的需要。由此，杜诗叙事文本的叙事似乎同样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公式：{我叙述：[我认为：(我听说的这件事情是……)。也就是说，叙事文本尽管表现出了复杂的众多叙事者的声音，但最终通过这样的公式揭示了，所有的叙事文本实际上都是“我”在叙事。
这种外显的“他”内蕴着“我”的结果是，使得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和“他”、“他们”常常发生交叉和重合。杜甫怀古写人，“往往不以所赋昔人为主，只是就中拈到与自己的生活思想相契合的一节，从而写出抚古伤今的怀抱”。这也就是说，“他们”常常是“我”，而 “我”也常常就是“他们”。这样，“才能够把古人舒臂夺来，作自己诗中的宾客。”{6}在《兵车行》《佳人》和《北征》等作品中，作者借用 “行人”的口吻进行描述。这样的问答“似乎只是借鉴赋的主客问答体，把自我分成两部分，一借‘行人’口吻述世情，一以诗人身份发感慨。”{9}这样，类化的人物毋宁说是作者的另外一部分而已。之所以要使用类化的人物，无非是利用其他叙事者的出场，通过他们来讲自己的话和感受。也就是说，这样的类化人物的存在是为了证实扩大的“我”的合理性。他们的经历和情感始终围绕“我”要叙述的经历和情感展开。所以，在这类的文本中，“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我”而存在的。
于是，杜诗叙事者缠绕在“我”和“他们”之间，诗人对叙事者“我”的定位始终是现实可感的真实存在。“我”一会儿是作者的第二自我，一会儿是叙事者，一会儿是聚焦者。叙事者在文本和素材层次，在话语和文本之间游走，呈现为一个“我―他―他们”的联结状态、关系状态。“他”人之事与“我” 的感受是密切结合的，“他”人之事即是“我”之事。如《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中以“零落”作为连接二人的相似点。这样的特点也可以从上文对《佳人》的分析中看出。又以《石壕吏》为例，诗中通过老人、征人的“他”进行叙事，《兵车行》将千万个“征人”集中于某个虚化人物来叙事。虽然，其中没有“我”的明确出场，表面上看来这仿佛脱离了作者，但却深刻表达出杜甫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或单个的人，而是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事件和百姓疾苦的强烈注视。这里的“他”其实是 “他们”，是对叙事人和聚焦者的具体心理、情感的参与性和模仿性的体验。
这样的叙事方式和特点，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接近现实的历史的作者，另一方面则从多个视角开启了我们对事件历史的多角度的真切、完整的体验和认识。自传不再完全是“自传”，同时也可能是“他传”;作品不再仅仅是作者的，也是“他”的和读者的，作品的叙事感染力因此得到增强。这种“我―他―他们”转换流动的叙事主体的运用，成为“诗言志”和“诗缘情”相结合的绝佳方式。我们在读杜甫的叙事诗时，常常犹如在看一部“戏中戏”，远景是人生如梦般的戏台场景，近景是梦如人生的鲜活世界，所谓“诗史”之包容性、展演性、历史性、情节性皆在其中。
篇8：杜甫写“诗史”的历史典故
安史之乱结束了。这对于饱受战乱痛苦、盼望安定的百姓来说，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当时在梓州(今四川三台)过流亡生活的诗人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欣喜若狂，泪流满面。
杜甫，字子美。他跟李白一样，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在文学史上，把他们合称“李杜”。杜甫原是河南巩县人，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就下苦功读书，也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写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在洛阳，遇见了李白。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
后来，他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
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把科举作为谋出路的'途径，杜甫受到这样的挫折，懊丧的心情就不用说了。他在长安过着贫穷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权贵的豪华奢侈和穷人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里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写下的不朽诗句。
杜甫在长安呆了十年，唐玄宗刚刚封他一个官职，安史之乱爆发了。长安一带的百姓纷纷逃难。杜甫的一家，也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吃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找到一个农村，把家安顿下来。正在这时候，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离开家投奔肃宗，哪想到在半路上碰到叛军，被抓到长安。
长安已经陷落在叛军手里，叛军到处烧杀抢掠，宫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唐王朝的官员，有的投降了，有的被叛军解送到洛阳去。杜甫被抓到长安以后，叛军的头目看他不像什么大官，就把他放了。
第二年，杜甫从长安逃了出来，打听到唐肃宗已经到凤翔(今陕西凤翔)，就赶到凤翔去见肃宗。那个时候，杜甫已经穷得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了，身上披的是一件露出手肘的破大褂，脚上穿的是一双旧麻鞋。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派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左拾遗是个谏官。唐肃宗虽然给杜甫这个官职，可并没重用他的意思。杜甫却认真地办起事来，过了不久，宰相房琯(音guǎn)被唐肃宗撤了，杜甫认为房琯很有才能，不该把他罢免，就上了奏章向肃宗进谏。这一来，得罪了肃宗，亏得有人在唐肃宗面前说了好话，才把他放回家去。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长安。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个管理祭祀、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华州。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
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
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
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
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
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第二年，他辞去了华州的官职。接着，关中闹了一场大旱灾，杜甫在那里穷得过不下去，带了全家流亡到成都，依靠朋友的帮助，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造了一座草堂，在那里过了将近四年的隐居生活。后来，因为他的朋友死去，在成都没有依靠，又带了全家向东流亡。公元770年，竟因贫困和疾病，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他死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诗人，把他在成都住过的地方保存起来，这就是有名的“杜甫草堂”。
篇9：诗史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
诗史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
唐肃宗时，杜甫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集为《杜工部集》，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他的诗自唐以来，即被公认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唐代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官僚家族 年少优游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那是一个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他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
杜甫的祖父为唐初诗人杜审言。杜审言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擢进士第，为隰城尉。后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却在此时得罪同事郭若讷、长官周季重，两人合谋诬陷杜审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杀周季重，事震朝野。
杜审言因此不死，被武则天召入京师。又因欣赏其诗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员外郎。后因勾结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诏回。
杜甫的父亲为杜审言长子杜闲，生母为清河东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但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杜甫青少年时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结识爱妻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30岁时，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筑就陆浑山庄，迎娶了弘农县(天宝年间改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为妻。司农少卿为主管农业和财政的副部长，与世代为官的杜甫家可谓门当户对。妻子小他十多岁，想来是一位知书达理、聪慧贤淑的女子。
遗憾的是杜甫并没有用他的大手笔为爱妻立传，甚至我们连杨氏夫人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但杜诗中却多处提及她，虽然片言只语，一鳞半爪，但从那饱蘸深情的笔墨中，我们对诗圣背后那个含辛茹苦相濡以沫的伟大女性，还是不由得肃然起敬。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传世之作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和“三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诗史留名千古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篇10：杜甫诗歌
杜甫诗歌二十八首
1、《登白马潭》
水生春缆没，日出野船开。
宿鸟行犹去，丛花笑不来。
人人伤白首，处处接金杯。
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回。
2、《春宿左省》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3、《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人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谿。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
4、《悲陈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5、《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6、《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7、《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为匎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還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8、《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9、《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0、《江畔独步寻花》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11、《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衮衮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12、《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3、《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14、《野望》
金华山北涪水西，仲冬风日始凄凄。
山连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
独鹤不知何事舞，饥乌似欲向人啼。
射洪春酒寒仍绿，目极伤神谁为携。
15、《即事》
百宝装腰带，真珠络臂鞲。
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
16、《对雪》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17、《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18、《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避，况乃未休兵。
19、《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20、《寒食》
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
汀烟轻冉冉，竹日静晖晖。
田父要皆去，邻家闹不违。
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
21、《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22、《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23、《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24、《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25、《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26、《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27、《垂老别》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
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
人生有离合，岂择衰老端。
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28、《潼关吏》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
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
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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