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武议·第八》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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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尉缭子·武议·第八》译文
《尉缭子·武议·第八》译文
原文：
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x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
夫将，提鼓挥袍，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袍端，奈何无重将也。
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纣之陈亿万，飞廉、恶来身先戟斧，陈开百里。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将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
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①，则天下莫当其战矣。故日：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占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
吴起与秦战，舍不平陇亩，朴樕②盖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故古者甲胄之士不拜，示人无己烦也。夫烦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尝闻矣。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袍而鼓忘其身。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日：“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军成行，一舍而后成三舍，三舍之余，如决川源。望敌在前，因其所长而用之。敌白者垩之， 赤者赭之。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日：“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日：“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
【注】①奇正：古代兵法术语。古代作战以对阵交锋为正，设计邀截、袭击为奇。②朴樕：一种灌木类的小树，泛指树枝。
(节选自《尉缭子》)
译文：
凡是用兵，不要进攻无过的国家，不要杀害无辜的人民。杀害人家的父兄，掠夺人家的财物，奴役人家的子女，这些都是强盗的行为。战争的目的是平定x 乱，制止不义行为。对于被讨伐的国家，要使农民不离开他们的土地，商人不离开他们的店铺，官吏不离开他们的机关，因为用兵的目的，只在于惩罚祸首一人，所以能不必经过流血战斗就可得到天下的拥护。
将帅击鼓指挥军队，使其在危难情况下与敌决战，当两军短兵相接的时候，如果指挥得当，就会建立功名，如果指挥不当，就会身死亡。由此看来，国家的存亡安危，在于将帅的指挥是否得当，这怎能不使人重视将帅的作用呢?
武王伐纣，统帅军队在盟津渡河，他右手执白旄，左手执黄钺，指挥敢死之士三百人，士卒三万人同商军作战。这时商纣的军队有几十万，而又有飞廉恶来这些勇将，身先士卒，不避戟斧，阵势绵延百里不断。但武王并没有使士卒疲劳，也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打败了商军，诛灭了纣王。这不是由于什么吉凶灾祥预兆，而是由于人善与不善的必然结果。如今一般庸将，只知道考究时辰判定方位，求神问卜推测吉凶，以及观察星辰风云的变化来推断战争的胜败，想用这些方法来致胜立功，我以为是很难做到的。
胜利的军队象水一样，水看来是最柔弱的，但它所冲击的地方，山陵也会崩塌，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由于水总是流向一个方向，不断冲刷的结果。现在用莫邪那样锋利的武器，犀牛皮制成的坚固铠甲，装备起来的大量军队，再加上奇正的灵活运用，天下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同他抗衡了。所以说，只要任用贤能，不须选择吉日良辰事情也会顺利;只要法令严明，不须求神问卜也会获得吉祥;只要奖励战功优厚抚恤，不须祈祷也会得福。又说，天时有利不如地形有利，地形有利不如人心和睦。古代的'圣人，不过是重视人的作用罢了。
吴起与秦军战，就睡在不加平整的田埂上，只用树枝掩盖以遮蔽霜露。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不自视高人一等的原故。凡是要求人家为你效死，就不能要求人家对你必恭必敬;要求人家竭尽全力，就不能讲究那些繁文缛节。所以古时候穿戴盔甲的将士不行跪拜之礼，这是表示不愿因自己而增加别人的麻烦。给别人增添很多麻烦，而又要求人家为你效死尽力，是从古至今，没有听说过的。将帅奉命出征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家庭，带领军队到达战场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亲属，临阵指挥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安危。从前吴起临战的时候，左右的人把宝剑呈送给他。吴起说：“将帅的主要职责是发号施令。在危难的情况下，做出决断，以指挥军队去作战，这才是将帅的职责，直接拿起兵器与敌人格斗，不是将帅的职责。”三军整队行军，日行三十里，三天走九十里。军行九十里以后，就要象决开江河一样势不可当地前进。与敌人接近时，应根据敌人特点来对付他，如果敌人使用白色标记，我也用白色标记来欺骗它，敌人用红色标记，我也用红色标记迷惑它。吴起与秦军作战，两军尚未交锋，有一人自恃其勇，独自冲向前去，斩获敌人两个首级回来。吴起要立刻杀他。军吏请求说：“这是个有本领的人，不可杀掉。”吴起说：“他诚然是有本领的，但他违背了我的命令。”结果还是把他杀了。
篇2：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尉缭子》一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
目录简介版本体例著录版本收缩展开简介《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意见：《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 第二种意见：的作者名叫尉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一说法是在尉缭太爷、爷爷、父亲三代均在魏国担任国尉一职，尉缭亦在秦国担任国尉一职，《尉缭子》一书并非尉缭一人所著，而是在尉缭太爷开始，经四代人努力才完成的。 第三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本最早。《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 《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观点，这也许是被纳入杂家的主要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
版本竹简残本――1972年出土的，是现今为止最早的版本。 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 《四库全书》本。 《清芬堂丛书》本。 《百子全书》本。 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群书治要》本。 《太平御览》本。 《续古逸丛书》影宋《五经七书》本。
体例现存24篇，1~12篇主要论述战争和政治，13~24篇讲军令和军制。
著录版本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列在“杂家类”的《尉缭》有29篇，列在“兵形势家类”的《尉缭》有31篇。由于班固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给予说明，而流传至今的《尉缭子》仅有24篇，与上述两种《尉缭》的篇数均不相符，这就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也正式因为这个原因，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及其版本，成为了历代学者研究该书是集中讨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银雀山竹简《尉缭子》出土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深入了，但是至尽仍然未能形成一致意见。概括起来讲，学术界曾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 （一）认为“实际上就只有一种《尉缭》”，“班固的《汉志》（实际上是刘歆的《七略》）把这部书既分在杂家，又分在兵形势家内，就因为它用的是互助法”（徐召勋：《互助与别裁》，载《学点目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二）认为“杂家《尉缭》本是一部著作”，“却被《汉书》的作者班固分在‘杂家’与‘兵家’两大类中当成两部书，从而引起了误解，造成了混乱”，“今本《尉缭子》几是班固所说的《尉缭》”（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第2期）。 （三）认为“兵家和杂家《尉缭》显然是内容不同仅同署名的两本书”，“杂家书没有流传下来，今本是兵形势家《尉缭》（钟兆华：《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文物》1978年第5期）。 （四）认为“今本《尉缭子》当是原杂家书”，“兵家书在隋以前就已亡佚”，“元丰年间编入《武经七书》的正是隋唐时的杂书《尉缭子》”（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
篇3：《尉缭子》天官第一全文及译文
《尉缭子》天官第一全文及译文
《尉缭子》天官第一全文及译文
本篇主要论述战争胜败的根本因素，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反对当时兵阴阳家所散布的”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迷信说法。明确指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原文】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玫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
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案天官曰：'背水陈为绝地，向陂陈为废军’。武王伐封，背济水向山阪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陈哉！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译文】
梁惠王问尉缭子说：”相传黄命关于刑德的学说，可以百战胜，有这回事吗？“尉缭子回答说：”[所谓刑德，]是说用武力征伐敌人，用仁德安定天下，不是指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而说的。黄帝所说的，不过是强调人的作用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譬如现在有座城，从东西两方进攻，不能取胜；从南北两方进攻，也不能取胜，难道四方面都没有适应吉利时辰的方位吗？其所以攻不下来，是因防守者的城垣高，城壕深，武器装备完善，资财粮食充足，豪杰之士同心协力的原故。如果它的城垣低，战壕浅，守备弱，就能攻下来了。由此看来，相信天官时日，不如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按《天官》书上说：'背水列阵是置军队子绝境，向坡列阵是把军队置于无用之地。’但武王伐纣的'时候，却背着济水，向着山坡列阵，以二万二千百人，击败众多的纣军，灭亡了商朝，难道是纣王所布的阵势没有得到天官之利吗！楚将公子心与齐国作战，当时出现彗星，彗星的柄搦向齐国方面，有人认为柄所指的方向定会取得胜利，因而不能进攻。公子心说：'彗星知道什么呢，用扫帚打人的，本来就应当倒转头来用柄去打才能取胜’。第二天与齐国交战，果然大破齐军。黄立说：'首先问神问鬼，不如首先问问自己的才智如何’。与其说是天文星象的应验，不如说它是发挥了人的作用。
篇4：尉缭子·原官原文附译文
尉缭子·原官原文附译文
原官
作者：尉缭
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制者，职分四民，治之分也。贵爵富禄必称，尊卑之体也。好善罚恶，正比法，会计民之具也。均(井地)[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程工人，备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
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轻重，臣主之权也。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知国有无之数，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
俎豆同制，天子之会也。游说(开)[间]谍无自入，正议之术也。诸侯有谨天子之礼，君民继世，承王之命也。更(造)[号]易常，违王明德，故礼得以伐也。
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何王之至!明举上达，在王垂听也。
文言文翻译：
设置各级官吏，主管各项事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各种官制，按职守分管士、农、工、商各个部门，这是治理国家的分工。〔天官冢宰主管]授予官爵俸禄必须与其德才相称，这是区别尊卑贵贱的体制。[地官司徒掌管]表扬好人，惩罚坏人，执行比法，以考核、统计人冒及其财产，均分土地，减轻赋税，以保障对民众取予的适度。[冬官司空掌管]分配工人的任务，供应物资器材，提高工作效率。[夏官司马主管]划分防区，守备要地，以防止和消灭各种变乱事件。执法严肃，处理果断，这是臣子的本分。制订法令，实行考核，这是君主的责任。明确属下的主管业务，区别政事的轻重缓急，这是各部大臣的职权。奖赏公正，惩罚严格，这是防止坏人活动的手段。研究应兴应革的事项，坚持统一的方针政策，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下情上达，上情下通，这是全面了解情况的方法。
了解国家资财的多少，这是[量入为出，]节约开支的根据。了解国家的薄弱环节，这是弥补弱点，变弱为强的依据。预见国家可能发生的**，这是防患未然安定国家的决定因素。设置文武官吏，分管政治、军事，这是王者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祭祀的.制度有统一的规定，这是天予会合诸侯的仪式。不听信游士的邪说和间谍的诡计，这是贯彻正确主张的保证。诸侯谨守天子的礼法，君臣关系，世代相传，这是承受天子之命的前提。如果改换国号变更制度，违背天子的德政，按礼就可以进行讨伐。要做到社会安定，不须官吏去管理，万民勤奋不需上级去鼓励，民众没有纠纷，国家没有商贩，造成最好的政治局面。我之所以坦率地陈述这些意见，也就是希望你能施行这种德政。
篇5：尉缭子·将令原文及翻译参考
尉缭子·将令原文及翻译参考
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曰：“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
将军告曰：“出国门之外，期日中，设营表，置辕门。期之，如过时，则坐法。”
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
文言文翻译：
将军奉命出征，君主必先在宗庙商定大计，然后在朝廷发布命令，并亲自把斧钺授予将军说：“左、右、中三军，皆有分掌的职权，如有越级报告的处死。军队中除将军外不得发布命令，擅自发布命令的处死。扣压命令的处死，贻误命令执行的处死。”将军受领任务后，向下级宣布说：“出了京城以后，限于正午以前，树立营表，设置辕门，等待军队报到，如果超过规定时间而迟到的.依法惩办。”将军入营以后，即关闭营门，禁止通行，有敢擅自通行的处死，有敢高声喧嚷的处死，有敢不服从命令的处死。
篇6：《尉缭子十二陵》文言文
《尉缭子十二陵》文言文
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因）［困］在于豫备；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断；得众在于下人。
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贤；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
翻译
立威在于坚定不移，施惠在于恰合时宜，机变在于适应情况，作战在于激励士气，进攻在于出敌不意，防守在于隐蔽部署，不犯错误在于考虑周密，不遭危困在于予有准备，慎重在于能警惕小事，明智在于能统筹全局，消除祸患在于勇敢果断，能得人心在于礼贤下士，后悔在于决心犹豫，罪恶在于滥行杀戮，偏袒在于私心过重，指挥失误在于自以为是，用度不足在于耗尽民财，是非不明在于受人离间，汉有实效在于轻举妄动，固执浅薄在于疏远贤人，祸患在于贪财好利，受害在于接近坏人，灭亡在于没有战备，危险在于号令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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