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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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俗话说，无规矩就不成方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人类的这些进步，一个又一个发明创造，经济不断发展都离不开管理，包扩人的管理和物质的管理。管理思想的发展按时间划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的管理思想、中期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思想。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虽然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世界是在相互联系之中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东西方管理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在互相学习交流中发展的。西方在强调科学方法，运用各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科学严谨的同时，也不缺个性化，既追求卓越也追求和谐。东方当代的管理思想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和严谨。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领导群众，用科学的指标来要求群众。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取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升华为自己的特色。
篇2：探究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工商管理论文
探究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工商管理论文
摘 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然而由于东西方管理思想体系内部的固有缺陷无法靠自身体系克服，而这些固有缺陷会极大地影响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借鉴和融合就成为东西方管理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思想 差异 缺陷 融合
一、东西方管理思想差异
1.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东方的管理思想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发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包括有易经的阴阳学说、道家的无为学说、儒家的仁爱学说、佛家的慈善学说、兵家的用人学说、法家的崇发学说等，这些思想构成东方管理思想的渊源。其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大量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在管理实践中以“人本”思想为主，组织中成员之间关系和睦联系紧密，强调组织文化，集体感强，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的判断对决策过程有较大的影响，主观色彩比较重。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思想最早发端于古希腊的哲学，古希腊作为一个商业城邦和民族，其文化的发展形成人类早期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这亦是古希腊文化本质特征，即追求个性独立和解放。西方的管理思想最终在泰勒提出科学管理的理论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定性定量地分析具体问题，决策按照一定的流程和步骤，制度完善，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关系比较冷漠，突出个人的作用和能力，权责清晰，赏罚分明。
2.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区别。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的管理思想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以人为本，比较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中摩擦和直接冲突较少，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主，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管理思想。西方的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来约束组织中的每个成员，尽可能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整个组织就像一台设计精密的机器，而每个成员就像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按照设计好的轨迹固定地运行，确保最好的效率和最高的利润。西方的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管理思想。
二、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必要性
1.内部因素。
(1)东方管理思想的缺陷。东方的管理思想比较人性化，贴近普通人的自然思考方式，但在决策过程中掺杂过多的人情因素，会影响判断和决策的客观性，会影响整个组织的运行效率;在管理中过于突出人的作用和人的影响，按照人类自然形成的思考习惯和方式进行管理，由于人与人个体之间有差异，人的思维过程复杂，在不同的环境中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就容易导致无法客观量化衡量管理效果，从而影响奖惩结果，最终影响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也无法掌握管理流程的标准，管理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过大;“一团和气”的文化一方面使得组织内部比较和谐，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组织有回避尖锐问题的倾向，容易导致组织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和核心问题无法解决。东方管理思想基于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长于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和谐。东方人具有社会人特点，对群体关系、群体氛围以及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很重。在东方管理思想中，关系、和谐、人情等因素地位过重，牺牲了组织的效率。
(2)西方管理思想的缺陷。西方的管理思想强调注重制度化标准化，但过于强调制度化标准化容易造成文化缺失，组织成员缺乏归属感;过于强调个人能力和部门效益容易造成个人利益和部门的利益超越组织整体的利益和战略目标;量化的标准和考核方式可能使得组织及其成员急功近利，过于短视，忽视组织的长期战略和利益。西方的管理思想把组织成员视为工具和机器，用条例规章进行约束管理，过于偏重标准和流程，忽视了管理社会性的.一面，损害了组织成员对人性诉求和感情表达的需求，过于强调利益引导作用，而“唯利是图”不利于塑造组织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文化价值的缺失也会影响组织的凝聚力。过于鼓励冲突和竞争容易造成个人或部门利益超越组织利益，影响执行效果，同时还可能使得组织内部矛盾加剧，互相抵制，浪费了宝贵的资源，极大地影响组织的运行效率。
(3)融合的必要性。不论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有其固有的内部缺陷。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按照自身的逻辑体系不断延伸，逐渐走向了两个极端，这就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在自身体系越来越完善成熟的同时也逐渐暴露了各自体系内的缺陷，如果两种管理思想按照各自原有的路径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两种管理思想中固有的缺陷就会被不断放大，而这些固有的缺陷被放大之后最终会阻碍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发展的要求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今后发展的路径中需求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弥补自身的缺陷，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是这样一种合理的发展方式。同时，在东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横向的对比来判断自身体系的缺陷从而找到借鉴改进的方式方法，而东西方管理思想互相作为参照和对比借鉴的对象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固有缺陷是各自思想体系里与生俱来的，如果用体系内部的逻辑思考就无法发现自身的固有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也无法通过体系内部的自我修复的方式进行改进，所以，东西方管理学思想继续发展的要求和自身存在的固有缺陷这一对内部矛盾使得东西方管理学思想互相融合，取长补短成为必然选择。
2.外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和跨国贸易的发展使得企业越来越重视本土之外的市场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互相渗透，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市场整体联系越来越紧密。东方企业的发展需要西方市场的支撑，西方企业的发展也需要东方市场的支撑。越来越多的东西方企业在对方国家建立子公司，开拓新的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的实施也逐渐全球化，如何管理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员工，如何在异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法律体系下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等逐渐成为管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命题。这就要求东西方管理理论不断地研究对方管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吸取对方的精华，适应对方的思维体系，结合自身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不断地更新各自的管理思想和理论，以适应新的市场背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开拓本土外市场以及对利润效率的追求使得东西方管理学思想融合成为必然的选择。
三、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可行性
1.管理思想的本质。管理思想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共存的、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和发展着的概念。管理思想是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的理性认识，包含着人们的实践经验，产生于管理行动和日常生活中的观点和概念，是存在于管理主体中某种稳定的、持久的、最高层次的理论体系。从管理思想的起源来看，管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就是要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最终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2.东西方管理学思想融合的基础。东西方管理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就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重要基础。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差异在于管理实践中运用的具体管理工具不同，管理思想运用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以及解决具体管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东方管理思想倾向于感性，西方管理思想倾向于理性。所谓的“理性”和“感性”强调的是在管理实践中管理思想的具体运用方式不同。同时，东西方管理思想所针对的管理(下转第28页)(上接第26页)对象都是“人”。以人为基础，充分发挥人的潜力为组织服务，在对人的管理上，西方管理思想采取的是“硬约束”，而东方的管理思想更多地使用“软约束”。而“软约束”经过发展可以形成文化约束，最终文化约束也会具有“硬约束”的效果。而“硬约束”通过长期的作用和影响也能在组织中产生特殊的文化，形成“软约束”的效果。所以，“软约束”和“硬约束”的机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二者之间的角色和作用效果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在运用方式的实质和效果上，东西方管理思想也是高度统一的。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区别主要是内容上的区别，并没有在管理思想的核心及目的上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是可行的，也是有基础有根据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路径分析
东西方管理思想所追求的都是效率最大化，所针对的管理对象都是“人”，这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东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带有强烈的文化历史背景和民族差异，适用性和有效性不一样，所以，尽管有融合的基础，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有共同的基础又面临巨大的障碍，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路径应该是：
1.充分了解对方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历史背景。因为只有充分地了解对方管理思想的背景和内容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的优势和缺陷，才能准确客观地吸收对方的优势来弥补自身的缺陷。
2.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导致了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有不同的适用性和适用范围，要客观地接受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按照科学的发展逻辑和方式合理地吸收互补。
3.要辩证统一地运用东西方管理思想，以东方管理思想的“人本”思想作为组织的文化核心，用东方的管理思想创造文化的归属感，塑造“人性化”的组织文化，减少组织内部的冲突和摩擦，提高组织的凝聚力，用西方的管理思想作为具体管理的指导和方法，用标准化制度约束成员，量化理性地分析具体的管理问题，将东方的管理思想“感性”一面和西方管理思想的“理性”一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合理地平衡“人性”和“制度”，共同为提高组织效率的最终目标服务。
4.要灵活地掌握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方式和融合程度。矛盾是有特殊性的，不同的民族，国家，企业有不同的背景，面临不同的问题，如果将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方式定性、定量化或者标准化、流程化，也就意味着把这种融合建立在西方管理思想的逻辑体系上，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是一种新的逻辑，既不是原来东方管理思想的逻辑，也不是西方管理思想的逻辑，因此，不能完全套用东西方管理思想原有的逻辑框架和分析方法，应该是坚持东西方管理思想共同的基础，在管理实践中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融合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来为组织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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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东西方思想随想录
东西方思想随想录
西方曾有学者将世界宗教分为西亚.印度.中国三大河系.我们讲到宗教时往往不自觉地将基督教.伊斯兰教一类的西亚宗教作为宗教之标本,以为若与之有异就有些不大地道.其实要归纳东西方一切信仰系统才能对“宗教”有个清晰的概念.古人以儒释道为三教,这“教”与今日之“宗教”同义.道教可说是世上最自私的宗教.基督徒会为耶稣去死,穆斯林会为安拉去死,没听说道教徒会为太上老君(老子).南华真人(庄子)卖命--盖因其教祖只教人如何明哲保身,如何逍遥快意.道家有炼丹御如之术,旨在此生此世长生不老.佛家在印度重苦修,希冀来世灵魂解脱--流行中土后变为追求当下解脱(觉悟)的禅宗,就受了道家的影响。
在同时代的中国学人中,章太炎的视野最为辽阔,对社会学以及近代西方哲学皆曾注目.像<<俱分进化论>>一类的文章就受了欧洲古典社会学的影响.<<建立宗教论>>弘扬唯识宗的印度现象学,差不多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运动同步--熊十力新唯识论就是其工作的延续.章的学问源于无著的<<摄大乘论>>,熊的学问源于世亲系统的<<成唯识论>>.就经学而言,章是古文经学,赞赏荀子;熊是今文经学,倾心孟子.政治态度亦与之相应:前者是保守派,认同北洋;后者是革命派,认同广东.北伐成功后章氏即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他的语言学我一点不懂,听行内的朋友说成就在赵元任之上--民国时尚有黄季刚可传其学,现在也成广陵散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科学界只有熊十力的学问是世界性的,章太炎勉强也算得上,其余都是区域性的。
现在学界争说陈寅恪,其人领域只及魏晋南北朝隋唐一段,如何能成大家--此正俗语所谓“矮子看场,人云亦云”。
《神州》的说法只是沿袭了传教士的旧说.利马窦神父来华时身著儒服.口诵五经,时人以西儒目之.他引原儒为同调,抨击佛教以及受到佛教影响的宋明理学.像徐光启一流的士大夫所以皈依基督教,就因其形态与<<诗经>>.<<尚书>>所载之上古天帝崇拜差相仿佛--觉得信主才有可能回复纯朴的尧舜之世.信奉一神教的周人由西北入据关中,传教士还考证说这支民族就是旧约所载失踪的部落.犹太裔的汉学家像列文森等人关注儒学,亦因中国上古的一神教和犹太教非常相近.<<神州>>作者的心态则与徐光启一般无二,只是将作为民主楷模的美国当作现实中的尧舜之世.日耳曼蛮族颠覆罗马帝国,如同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罗马像发育成熟的大人,日耳曼则是天真的儿童.前者有如老成之典型--欧陆的蛮族在发育的过程中模仿大人动作,很快变成像罗马帝国一样的君主国.唯独在文明边沿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没有典型可依,遂顺天性自由发展,身躯长大而童心未泯,仍然保有很多部落的传统--北美比英伦更为明显.美国总统选举俨然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所描写的部落酋长选举之再现.联邦即部落联盟组织,汽车则取代了牧人之马匹.迪斯尼乃儿童乐园,成人游玩其间也觉其乐陶陶,可见文化之原始.他们的宗教还是华人在童年时代所信之一神教。
现在教堂逐渐冷落,社会风气也在走下坡,恐怕将来也会由尧舜时代步入夏商周.最近发生的企业执行长丑闻便是预兆--公众期之以尧舜,而其道德水准只及夏启,这在不久以前还是无法想象的.华人家族式企业传子不传贤,对外人存有戒心,反而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北宋在应当扶辽抗金之时联金灭辽,而南宋则在应当扶金抗蒙之时联蒙灭金,最终国亡鼎迁,欲吸取教训亦不可得.政治家忧虏当下困境,每将敌人之敌人视为天然盟友.其实宿敌并不可怕,容易找到应对之方;而陌生的新兴势力一旦变成劲敌,往往让人手足无措.美国在十几年前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当其培训圣战者对付苏俄之时,恐怕想不到会养虎为患.酿成今日之祸.为政譬如下棋,不能只看一两步。
《诗品》受到印度现象学影响,以二十四种意趣情态传达诗歌的意境与风格--其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有非现代文艺理论所及者.如“清奇”一品:“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尸寻幽.载行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诗歌之韵味极难辨识,刻意描摹反着语言文字之障.你看他只以画意比拟诗心,使人于连翩遐想中豁然领悟“清奇”之境--真个是禅宗祖师的手段.而今现象学研究不过按部就班的工匠活,殊无<<诗品>>灵气。
欧洲犹太人曾深受主流社会排挤迫害,马克思的叛逆性格与之不无关系,而其创立的被压迫者的宗教最终在世界范围颠覆了基督教民族的殖民帝国.欧洲因<<新约>>排犹,美国则因<<旧约>>扶助以色列--后者尚有十字军情节.然而世易时移,此时之中东早已是安拉地盘,非复所罗门时代光景.齿亡以其刚,而舌存以其柔.手中有牌,妥协会被看作善意;待到无牌,退让就是向人示弱.苏联解体的时候当是以色列寻求和解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犹太人做起生意异常精明,但政治牵动宗教民族感情,使人无法精确计算利害关系.道若委蛇,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才能真正保护以色列--像美国那样做法爱之适足以害之.犹太人不论流落何处,境遇如何艰难,都不忘经典之讲习--默默以民族文化滋润自家生命.文明能量高度密集,不像希腊化文化因广泛传播而稀释,是故他们在各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华人则不然,只知炫耀国粹以满足虚荣,自己一无所得.暗然日彰,的然日亡,此之谓也。
每当中国历史遇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文化生命谨慎起见总是先造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试样,然后再依样制作其正本.秦是汉的试样,隋是唐的试样,中华民国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试样.前者皆是二世而亡,后者则有几百年的国祚.一如汉唐明清的缔造者,共产党人在夺取天下前有过统治根据地的经验,所以才站得住脚.他们在建政之后将管理农村的经验推广到都市,结果城里人也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了夜生活.中共花了二十年时间由军事斗争的生手变为熟手,又花了二十年时间由经济管理的生手变为熟手.八十年代时经济还剧烈波动,现在已经基本平稳了.台湾则相反,政党轮替后老把式换成新把式,车子马上颠簸摇晃起来.经济管理之道无他,唯手熟尔.台湾因古典文化之保存拜占庭化,最后索非亚教堂也成了清真寺;大陆则象西欧一样,在经历黑暗时代之后爆发了蓬勃的生命力.黑暗时代是一个文化养精蓄锐的休眠期,这三十年和欧洲中世纪相比只是片刻打盹而已。
印度文化在极盛时代曾奄有半个世界,两位大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一位是穆圣,另一位是朱子.前者使中亚和南洋群岛改宗星月,后者则使东亚获得了精神的独立.最后连印度本部也一分为二.当印巴分治成定局时,圣雄甘地感到无比的悲哀--他所热爱的印度再也不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在个人的生命中,儒家占了六分比重,佛法则有四分,因而对印度永远有种精神的依恋.特定宗教在一个文化里是保守的象征,而在另一文化则可能是叛逆的标帜.基督教乃西洋名教,士人之心怀不满者便学禅宗.效嬉皮,放浪形骸有如魏晋名士.在美国时,我和虔诚的基督徒比较投缘,而与白人佛教徒反多隔膜--双方信仰虽同,性格则异。论文东西方思想随想录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FXj7?r-Y6 jK[ 5 P j4hNj%a x4* )k| /2=www.66wen.com9_9 ?uU5p“yb8~i+6 {q - gqo[@
儒墨乃战国之世的显学,其教团有类英国两党制中的保守党与工党.项藉亲儒,故以鲁公为爵号;刘邦亲墨,曾依墨者之法约法三章.两大流派皆源于山东的文化传统.山东人与秦人大不相同.秦人乃一发育未久之年轻民族,遵纪守法,思维机械而少变通--象山涧砾石棱角分明.山东人则是文化悠久的老年民族,腐败散漫,脑筋灵活而多权谋--如河口卵石浑圆光滑.秦始皇和汉高祖分别是两种人类的代表人物。秦简常见津法文件,山东简帛则每有哲理 篇章.<<史记.陈涉世家>>就讲严苛的'秦法如何在山东激起民变.商鞅尚法,申不害重术,可谓因地制宜.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是注重栓选超过了法制,盖因治理老年民族需要随机应变的措施而非一定之规.西人与华人之差别有类当日之秦人与山东人,盲目引进西洋法津必然造成适应不良的问题.法津应与治民之性情相吻,譬如量体裁衣.将本朝之法与<<大清津>>以及<<六法全书>>相比照,斟酌损益.取长补短,一以实际效用为依归，如此才有一代良法.欧化的知识分子视西人如帝天,稍有所得便慨然以启蒙为己任--既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也污辱了他人的人格.首先要向自己启蒙,培养一种对历史背景和实际状况的直感.西文为字母文字,观念每从抽象理论演绎;中文为象形文字,思维向由生活实际出发。
近代史上孙毛二公皆由整党开创新局,堪称大师.党必以坚定信念为脊梁,否则只是在政府机构上面床上叠床.对老年民族来说,理智温和的信仰才能生根,过于激烈则如飘风暴雨难以持久.可将<<四书>>.<<老三篇>>.<<曾文正公全书>>作为经典讲习,交流为官做人之道,展开批评自我批评,提撕一个”诚“字.党员每周自由参加礼拜,经典革命歌曲当圣歌来唱,培养一种大家庭的精神氛围.就连”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也能起到起信的作用.意大利人腐败不亚华人,但天主教会始终屹立不摇,盖因其形成可大可久之文化传统,富有内在的吸引力.政府官员可选拔精明干练之管理人才,党务首脑则必具精神领袖气质--善于鼓舞人心,使之持续亢奋.若无信心就不会有稳定的经济增长。政府站在资方一边，党就应当站在劳方一边--两套系统和而不同，在最上面合二为一，浑然一个太极。人大.政协乃党组织联系社会之触须,并非平行机构,首脑最好由党委副书记兼任以别尊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乡镇选举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第二高票可委任监督官,以为国家耳目。乡镇长如有不轨即时以之替换--如此则当选人必须同时兼顾民意与上意,如有芒刺在背。
在美国各族裔中,白人较亚裔真诚,黑人更比白人真诚.黑人开化最浅,心智单纯有如儿童,所以才会被人拐卖为奴.他们在舞蹈体育方面的天赋尽人皆知.摩崖画像常见舞蹈造型,此乃原始民族之特长--因其尚未发育深刻思想,故而倾向以身体语言表达感受.运动场上的黑人健儿则使人联想罗马时代的角斗士.文明人只习惯以智能相互搏击,体质已然退化,蛮人之肉搏唤醒了他们青春的活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划界为国,其实还是部族社会,根本无法适应群雄逐鹿的国际竞争。山姆大叔热心向其推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殊不知美国正处可遇不可求的黄金时代，而非洲则须在赤铜时代和黑铁时代间做出选择--后者盖指没有秩序的乱世。真正需要的是如民之父母般开明专制的政府。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建立秩序，强制施行计划生育，进而引导本国商界适应国际经济竞争。市场犹如大江大河，波涛汹涌。父母自己要会水性，先教孩子在浅水处划水，然后再到水深流急的深水区游泳。放任自由只会令其溺死水中。
篇4：中国哲学“和”思想浅析论文
中国哲学“和”思想浅析论文
《说文解字》中对“和”的解释：“和，相应也”。“和”最初的本意是单纯声音或指音乐相和。到后来演逐渐演变成儒家重要的“中和”思想。“和”体现在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万物中。孔子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孟子“父子不责善，责善则离”，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和睦;《孟子·公孙丑下》中表达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表达的是如何得人心治理国家;“天人合一”则强调了人与天之间的和谐。现代社会我们提出和谐发展的概念，不仅要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更进一步强调了与世界上各类不同文明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和”本身来看，一方面是儒家伦理道德之一，另一方面却又代表着儒家所提出的理想“大同”社会的最高目标。
一、“和同之辩”“因中致和”
“和”并非简单的同一，而是不同事物的辩证统一，儒家所讲的“和”乃是“中和”之意，即“因中致和”。
《国语·郑语》中洪范的“五行说”以“和”与“同”对举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以“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同样的事物相结合，只能得到原来一样的东西，从现代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还不利于优育，且不会产生新的事物;只有将不同的事物相结合才能传承下去，不断产生新的事物。
《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至自由，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梁丘据，字子犹)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就是“和之”的要旨所在了。
“中和”法则适用于协调天下一切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都应该遵循“中和”这一协调法则。如在《中庸》中这样的表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在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
“和为贵”的思想运用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如物我之间，物物之间乃至人与自然界，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时，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中和”，那么天下万物就都会各得其所，并且能够生生不息了。在《论语·学而篇》中记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礼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仪节，也是以“和”为贵的。于是，我们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中和”绝对不是毫无原则的为和而和，而是在一定的原则下达到协调和谐。那么在总体“和”的前提下，万事万物得以保持各自本身的特征，并且能够求同存异，和睦相处。《论语》《子路篇》所记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正是孔子提炼的著名“和而不同”理论。
《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子路篇》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是指君子以当时的道义来团结人的行为;“比”是以暂时共同利益互相勾结的小人行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同样是与人交往，君子是团结而不是勾结，小人是勾结而不是团结(杨伯峻注释)。由于一个出自公义，一个出自私心，一为小人拉拢人结党营私互为勾结，一为君子和以处众，群而不党。
“同”是人云亦云，是非不分，完全盲从于他人的看法，毫无个人观点，彻底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主见，完全取消个性和差异的绝对同一状态。“和”则意味着在整体和谐的大前提下，允许保持不同的看法和个性的一种共同存在状态。《孝经》中孔子曰：“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孔子注重礼法，提倡“亲亲互隐，父慈子孝”的封建礼法。他在这里用：“争之”。也从侧面反映所谓“从父之令”，就是“同”;而“当不义，则争之”才是君子行事所应该遵循的“和”，符合孔子对于“和”与“礼”二者即“礼之用，和为贵”的态度。
三、“天下为公”的社会大同
实践性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一大显著特点。被奉为最高理想来追求的“和”，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在于以“和”为原则，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和”是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天人之间，一个“和”字，揭示了天下事物遵循的普遍规律并描绘了天下万物最佳的共存状态。
人伦上，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亲”“义”“别”“序”“信”分别为五伦之行事准则，也就是“中和”中的“中”。孟子这段话指出了个人在“五伦”的每一伦上都应做到“中”的要求，那么这个人在总体上也就达到了人伦的“和”，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和”，那么全社会也就实现了“和”的最高目标;《中庸》“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并不空谈“和”，还给出了实现“和” 的途径，那就是以“忠恕”为原则。《论语·里仁篇》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同”则推已及人， “异”则秉承“和而不同”以求同存异，达致总体的协调和谐。
篇5：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论文
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论文
【摘要】矿山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形式，如何行之有效地抓企业文体的建设，是当前许多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文章从矿山企业文体建设的整体目标、基本原则方面进行了阐释，并从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三个方面对企业文化与矿山建设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企业文化；矿山建设；思考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观、目标愿景、行为规范、以及物化到企业全部活动、所有流程、各个层面的灵魂个性和精神动力的具体体现，是从日本以及欧美的企业实践中作为企业管理的一种新的理论提炼，经过众多企业管理者的建设实践和众多学者的深入广泛研究，构建出了企业文化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企业文化建设对于增强企业凝聚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增强广大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能力有积极的作用。矿山企业作为企业组成不可或缺的部分，因其独特的行业特点，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也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一面。笔者认为，强势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要把文化建设与矿山全面建设统筹安排，整体考虑。
一、矿山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人本管理为核心，着眼于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立足于文化强企、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努力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矿山特色的企业文化，为矿山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
二、矿山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1.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文化建设也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思想道德基础，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
2.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三个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自信和坚定决心。在推进“三个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又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提升“三个文明”建设的内涵和质量。“三个文明”与社会和谐的本质、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是一致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三个文明”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和谐发展，推动着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政治保证，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以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新型的文明形态，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建设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3.积极稳妥延伸创新领域。在强势推进面上文化创建的同时，坚持不断拓宽创建领域，把文化创建的触角延伸到矿山、融汇到党工青妇层面，积极实施子系统文化建设。
三、矿山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要坚持共建推进
领导班子要高度重视，党政工团齐抓共管。要在指导思想上，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切实纳入党政“一把手”工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希望工程”、“效益工程”、“形象工程”来抓。在工作方式上，要定期召开专业协调会，研究部署阶段性创建工作；定期检查创建进度，随时监控动态情况；定期考核责任单位，及时通报检查情况。使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坚持做到“三个优先”，即人员上优先支持、资金上优先保证、工作上优先安排，从而促进了企业文化建设扎实有效地开展。同时，还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设立专职机构，形成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责任部门具体抓，党政齐抓共管、干群协力推进的良好局面，从而凝聚创建合力。
（二）要提升整合理念
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建塑企业文化就是要培育一种团队精神，提升员工的`执行力。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建塑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提升企业的综合管理素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坚持以岗位创建为重点，注重企业文化理念的整合、提炼和升华，使之渗透到生（下转第22页）（上接第120页）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延伸到井下、班组和岗点，较好地发挥企业文化在管理中的威力和作用，防止和杜绝文化与管理“两张皮”的现象。要推行精细化管理。对各专业、系统、环节及岗点的各种制度、规定和办法进行细化、量化和完善，建立起了从领导干部到中层管理、从专技人员到一般工人，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管理模式，实现管理工作由“静态”到“动态”、由“要我管理”到“我要管理”的根本性转变，激发和调动了干部职工的内在活力和工作积极性。
（三）要树好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是企业内外对企业的整体感觉、印象和认知，是企业状况的综合反映。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不但要抓好内部建设，同时也要抓好对外部的宣传。要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来抓，不断进行刷新、改造和整治，起点要高、定位要高、标准要高，抓好内部硬件建设，同时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矿山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增强公众认同感。
（四）要打造特色亮点
打造高标准、高层次、高品位的企业文化，必须抓出亮点、创出特色。结合矿山职工队伍现状的实际，可大力开展礼仪培训，引导和规范职工行为养；努力统一矿山服装，根据工作性质不同，区别层次，分类着装，职工上岗期间必须统一着装，参加大型集体活动必须统一着装，迎接上级各类检查必须统一着装；尽可能组建各种文化活动组织，如篮球、足球、拔活等队伍，定期开展活动。同时，有条件的还可编制一些展示矿山风貌的企业文化手册和画册，不断提升企业的文化品位。
参考文献
[1]D.M.斯帕茨，冀湘，苏悦.团队组织——矿山企业管理新模式[J].国外金属矿山，，(02).
[2]罗毅. 有关矿山建设问题的思考[J]. 矿业研究与开发， 2001，(01)
[3]周伟，丛峰武，裴海振.矿山企业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建立与研究[J].矿业工程，，（04）.
篇6：读《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有感
读《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有感
悠悠千载，天地中开。东西文明，此起彼伏。古人厚古薄今，难免抱残守缺；西洋物尽天择，未免急功近利。殊不知经济为国力之本，国力孱弱不免受制于人。文化为民族之魂，文化荒疏则必然仁义充塞。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经济之变迁，数十年足矣。而文化之复兴则未尝不以百年为计。尤至今日，我中华国力日益强盛。但东西文化之根脉，西学东渐之精髓则依旧乱花迷眼，莫衷一是。
回首百年，清末民初。一班博古通今之大儒，未尝不以顿悟中华千年之大变局为己任。今人因种种变故，古风日行渐远，西学仅堪其用，反难望其项背。其中梁漱溟先生便是民国时期新儒学之一方源头活水。其于19，发表之《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可谓开天辟地，石破天惊。其中不仅涉及东西文化之成因，解析东西文化之精髓。更在我国硝烟四起，国破家亡之际指出中华文明复兴之出路。今日读来，其智尤为可惊，其心尤为可敬，其情更为可叹。
文化本十分宽泛，定义更是千差万别。而梁先生则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文化者，不过是民族生活之样法。而文化之根本则为对生活意欲之态度。纵观寰宇，世界文明可分为三方：西洋，中国与印度。西方文明以古希腊，古罗马为直接源头。其文明意欲向前，一路劈荆斩棘，可谓前向之文明。而印度文明，则对意欲视而不见，四大皆空，可谓后向之文明。而我中华文明，则调和持中，自可与各种意欲相安无事。即无须奋发向前，大汗淋漓，也不会闭目塞听，无象无形。可谓旁向之文明。
若这三条大河各自奔流，本可一直泾渭分明，相安无事。但世界文明一经碰撞，则不免要激起一番惊涛骇浪，海雨天风。前进者，船坚炮利，自然颐指气使，指点江山。后向者，表面卑躬屈膝，内心却可继续无欲无我。倒是我中华一隅，不免夹在其中，进退维谷了。而一番痛定思痛之后，众多奋发之先行者决心打破我中华之千秋大梦。其中陈仲甫先生便直指中华文明沉沦之本因，便是少了德，赛两位先生（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之重要似乎已毋需多言。而梁先生则进而一步，认为民主科学之所以出现于西方，便是因为文明形式之故。因为其意欲索取，便要科学一步一步建设。要科学的方法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而民主便是对权威反抗奋斗而得，也是向前要求之态度。相比而言，我中华文明万事求个和谐。和谐一说，可谓可上可下。上者，和其心。简而言之，便是仁者爱人。()人人以他人为重，可以将心比心。但无奈诛心不易，慎独更难。最后世间万物不免只求了个外貌大略，这便成了老子口中的”攘臂而扔之“了。故而，科学这种形而上的抽象规律，自然不如工匠技艺来的直接实用。而人人争先此等刁民乱象也比不上万马齐喑，好似天下太平。所以科学理性也好，民主权利也罢，说到头便是我国对真理似乎从来并无多大兴致。真理何在我们不知与否，既然不知与否便不如束之高阁。而这科学理性便是要跟自然较个真儿，才能得出抽象之规律。这民主便是要跟社会较个真儿，这样才能弄清社会公权何在，公民私权几何。而不是一床大被压住，几条大腿乱蹬，最后这是非曲直自然也不免要一好遮百丑了。
既然如此，那西方之理性文明是否便是至高无上，包治百病的灵丹仙草呢？罗素认为人类行事有三种本源：本能，理智与灵性。西方之文明便是运用理性之创造满足本能之欲望的过程。而灵性一隅则要借助于宗教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何古罗马走到尽头，偌大一个帝国却弄个四分五裂。最后却要君士坦丁借助米兰敕令来收拾残局了。或可言之，正是基督教之兴起（源于东方希伯来文明）从客观上舒缓了这前向文明几欲崩断之弓弦。让其在千年以后才有机会从新复兴，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快轨之中。所以这向前之文明便如奔腾之野马，若没有灵性之鞍辔，转瞬便可成为脱缰之洪水猛兽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次大战，已然闹得世界天翻地覆，地动山摇。若这争夺再无停息，科技之增长也不过只是加重人类文明头顶摇摇欲坠的悬矛利剑了。
而我中华文明正可在此显露头角。梁漱溟先生认为儒学其宗旨在于培养一种灵性之直觉。而这敏锐之直觉便是仁。朱子云，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仁便是一种默默生息之敏感心性而暗合天地万物生息之理。仁也是需要不断培养的.一种无欲而利他的内心状态，而仁者便是以此状态为本能直觉之人。正所谓大学之道在于明德。只有勤加拂拭才可以获得这种内心敏锐的直觉。这种内在不断修为的本善与进而产生的外在圆融，才是中华文明之根本。而这仁之灵性，也许正可填补西方日益颓败的神之亏缺。因为神的主旨在于信仰之托管。它不可避免的与日益增长的科学技术与自我意识相冲突。而仁之至善，则寂寂安然，润物无声，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w w w . f w s i r . c o m)GDP大赛的游戏并不可能让人类永远乐此不疲。本能欲望的洪水猛兽并不可仅靠阴冷无情的理性堤坝而安然无事。人类内心灵性的不断提升，才可能使我们找到内心深处的世外桃源，而世界大同或许才不是痴人说梦了。
当然，我中华文明之前途并不可脱离世界发展之滚滚洪流。经济也好，科学也罢，君子行健，奋发向前。只有我们真正俯下身来以西方之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追求真理，以民主平等的方式组织社会才可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西方达尔文说，物尽天择，适者生存。所以西方在近五百年持续的竟争中不断蜕变，化蝶于茧。而天下之道，合纵连横。只有发乎于心，推己及人，才可能真正通达于天下。而我中华爱人之仁，化敌之友，不同之和或许才可通向世界文明真正的春天。
郝冲和
乙未年初冬
篇7：哲学王思想初探
哲学王思想初探
哲学王柏拉图的《理想国》,可谓是一本热情洋溢的执政宣言书和计划周详的'治国大纲.然而,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和观点对这位伟大哲学王的主张进行审视和反思,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所用.
作 者：李炀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刊 名：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英文刊名：SUN YATSEN UNIVERSITY FORUM 年，卷(期)： 23(6) 分类号：B502.232 关键词：理想国 柏拉图 善 哲学 哲学家篇8：中国思想与历史哲学论文
中国思想与历史哲学论文
摘要：表达的历史(重写的历史)和表达历史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对历史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历史总是“今天的历史”，它的最高反思形式是现代的分析历史哲学，即现实的批判的历史思想；中国历史是历史自身的同一性超越，它历史地形式化为中国文化，因此它是“历史的今天”，它的最高本质就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国思想。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历史在人的思想中实现的历史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实现了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因而达到了与中国思想在历史问题上互补的境界。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赤裸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西方史学和历史哲学由于它自身对历史的超越对立性，因此具有相对于历史的清晰性和操作性，历史也就具有史学中的客观性，在历史研究中引入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与技术手段，使历史研究具有了科学性、精密性，中国的历史研究因吸收了这些成果也获得有很大的发展。史学和历史哲学也是历史，西方的历史寄寓于艺术而发端，在不断的对立反思中走向思想中的反思自觉；而中国的历史与中国哲学以同一的形态表现为中国文化，因借鉴西方文化而对照性地分析出自身的真正本质，得到更高的精神自觉。历史以互补的方式实现着双重超越，历史的超越也是超越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表现了前所未有深度与广度，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的互补性分析与反思所带来启示是重要的，至少使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走向汇合的共同点与可能的方向和趋势。
“历史”就是自身的经验，历史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这不是独断，因为历史已经而且正在说明它，但也是独断，因为我们或许只有这唯一的真理。
篇9：哲学思维与东西方科学之比较
哲学思维与东西方科学之比较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自马可・波罗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长期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功勋卓著.然而,由他的研究导出的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也成为扑朔迷离的历史和文化之谜.本文仅从哲学思维差异出发,谈谈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
作 者：杨小明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教授 刊 名：探索与争鸣 PKU CSSCI英文刊名：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年，卷(期)： ”"(12) 分类号：B0 关键词：篇10：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探讨论文
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探讨论文
在旅游行业日益发展的今天，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旅游管理实践当中，但是，在旅游管理实践当中并没有给予旅游管理哲学理念高度重视，也没有被系统化以及理论化，这给旅游行业的区域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在管理实践方面，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也无法真正的发挥出其作用，这给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设罝了一定的障碍。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在旅游管理实践中的应用，要求相关研究人员必须要融入创新的元素，并且要真正的做到将我国传统文化通过旅游的形式传播开来。
一、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含义以及研究目的分析
1.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含义分析。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主要是从旅游管理的长远发展角度出发，在将旅游管理理念和旅游管理实践方面结合的背景之下，其理念得到了一定的升华，并且伴随旅游行业的发展逐渐的形成具有哲学性质的旅游理念，该理念对旅游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管理意义。另外，在旅游管理理论研究当中，升华其理论，将理论中存在的概括性和普遍性统一起来，这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2.目的分析。如果要确保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研究能够更加有效具体，那么研究人员必须站在宏观视角之上，梳理旅游管理中的整体理论、旅游管理的实践经验等，将其内部存在的普遍规律挖掘出来，明确旅游管理中价值的所在，并能够寻找出旅游管理实践中的规范性的准则，将其真正的落实在实际的管理工作当中，最终将旅游管理哲学作用真正的发挥出来等。
3.对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分析。首先，在核心价值观理念方面，旅游管理哲学理念需要重视创新，追求卓越的思想精神，这与周丽洁在《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创新性人才培养探析》一文中有着极为相似的观点。换言之，旅游研究人员以及旅游从业人员在发展旅游行业的时候，应该重视文化传承以及创新元素的融入，将文化的真实性体现出来，并且确保旅游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以便更吸引游客的目光，从而推动旅游行业协调发展。另外，相关人员在关注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原真性的过程中，还需要将基于文化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造性真正的发挥出来，高效的推动我国优秀文化更好的发展与传播，从而壮大旅游行业。
例如：对于文物遗迹类的景区，存在着更加深层的价值因素，它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属于历史遗存并且客观存在的一种物体，具有权威性以及不可代替性，能够真实的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但是，文物遗迹景区的讲解人员在讲解的过程中，往往没有将文物价值体现出来，仅仅概括而谈，不利于游客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以及理解等。其次，如果将创新以及卓越的旅游管理理念上升的哲学层次，需要通过运用区域产业发展以及工商业运营项目，并且要给予知识产权制度完善工作实施的高度重视，确保能够真正的做到保护文物创新的价值，维护首创者的综合权益与利益，将具有创造精神以及创造能力的卓越人才主管能动性以及积极创造性充分的发挥出来，并且为营造人人尊重创造、人人乐于创造等研究氛围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上升到哲学层次的方式，捍卫我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基础上，区域产业战略判断分析
要分析区域产业战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即：
1.将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作为基础，判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针对于相关利益中整体协调的哲学理念而言，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同时，企业也制定了相应的经营决策，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给予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以及各项权益高度重视。实际上，国家与社会、政府以及企业等从本质上看，它们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在相互关联的关系这下，它们之间还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在这之中，政府和企业会是利益交织网络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内容。
要确保区域产业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只有政府所颁布的政策能够给企业发展扩大带来很好的保障，才能够为企业打开发展的方便之门，方便与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这样才能够保证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如果企业在发展中普遍获利，这代表在社会生产当中，各个生产产品的实际比例比较协调，并且在社会生长当中会出现良性循环与增长的局面。如果企业的产品滞销，或者企业出现了经济亏损的现象，那么意昧着社会生产产品的比例失调，生产过剩，社会生产与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障碍等。
因此，我们可以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总结为，只有在企业贏利的状态之下，政府才能够以征税的形式，向企业征收一定的税款，用于完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总体福利的提升等方面。
2.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基础之上，区域和企业竞争判断分析。只有我国各地经济都欣欣向荣，才能够代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状态之下，在这之中，还需要确保各地财政收入能够与各地的经济运行以及发展的'需求相吻合。为此，我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追求各地方经济发展和自给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将相关利益整体协调哲学理念作为重要的依据，对不同区域内的经济竞争进行分析，如果将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有效的排除，那么剩下的竞争便是不同区域之内，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
在不同区域内企业之间展开竞争后，如果要判断竞争双方谁处于优势的状态之下，最重要的标志是：两个企业竞争的地区向其他一些地区购买一些原料，并且在购买之后，这些原料生产的产品能够被快速的销售给其他的一些地区，使得该地在生产方面的产值增加，并且增加税收，使得居民在生产能力方面得到很大程度的释放，从而使本地企业的产值不断增加，最终实现生产效益的提高的目的，提升两个不同区域企业竞争的力。而处于劣势的一方重要标志是：该地的原料向外地销售，而外地的产品会向本地销售；会在外地完成原料增值，使得竞争本地失去了相应产值以及相应税收等机会，并且本地也会失去产值增加以及效益增长的机会。
三、结语
本文针对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在区域产业领域战略方面的应用进行相应的分析，分别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基础上，对区域产业战略进行判断、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基础之上，对区域和企业竞争进行判断，明确了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重要性，尽管当前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旅游管理实践工作当中，但是，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这给旅游企业发展方面设罝了一定的障碍，为此，相关工作人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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