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简介
“yummyzoo”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9篇荀悦简介，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荀悦简介，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篇1：荀悦简介
《汉纪》
记载西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东汉荀悦（148～209）撰。悦字仲豫，喜好著述。献帝时，侍讲禁中，累迁秘书监、侍中。著有《申鉴》等书。
献帝认为班固《汉书》文繁难读，建安三年命荀悦根据《左传》编年记事的编纂体例撰写《汉纪》，建安五年书成。全书约十八万字，不到《汉书》字数的四分之一。记事起于汉元年（前206），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因为荀悦撰写该书主要是对《汉书》剪裁删润，去繁就简，所以内容基本不出《汉书》范围。但也间有增补，如卷二十六
汉成帝永始元年谏议大夫王仁疏、卷二十九汉哀帝元寿元年侍中王闳谏，都不见于《汉书》。记事也偶有不同。
《汉纪》的贡献，在于它继《春秋》和《左传》之后，再次采用编年体，使这种修史方法渐臻成熟，成为与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的史书体裁。书中以“荀悦曰”的形式撰写的史论，多因事评论为政得失，言简意赅，写法灵活，为后人所称道。该书以《四部丛刊》本较为常见。
篇2：荀悦的名言
关于荀悦的名言
1、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
2、十难不险，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
3、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讦奸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馋嫉废贤能，是谓十难。
4、惟恤十难，以任贤难。
5、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6、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私怒伤天下公议。
7、下不钳口，上不塞耳，则可有闻矣。
8、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
9、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
10、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
11、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12、不知道大道理，就不会有伟大的'志向；不听恳切中肯的言论，就不会有坚定的意志。
13、人民存在，那么国家就能存在；没有了人民，那么国家就会灭亡。
14、使心受到伤害；老百姓缺衣少食，会使国家受到伤害。
15、但求无愧于心，谀臣只求无危于身。
16、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
篇3：荀悦政治思想简论
荀悦政治思想简论
摘要:荀悦基于儒学体系,以伦理规范和通变思想为方法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把政治内涵规划为六个程式,而政治运作的过程正是这六个程式的落实过程。具体说来,可分为君臣关系、德刑关系、重民和明制思想等四个层面。从中不难探知法儒、道儒思想的融合,反映了东汉末年思想合流的倾向。
关键词:东汉 荀悦 政治思想
荀悦是东汉末年颍川名士,自小学综儒史,才华出众。长成后,因宦官用权,托病隐居,得以体察民生痛苦,并对政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曾任秘书监侍中,“侍讲禁中,旦夕谈论”[1],对汉献帝产生很大影响。为匡救时弊和给献帝以政策指导,他作《申鉴》5篇和《汉纪》30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以儒家为主,许多概念和观点都沿袭了儒学,但受两汉思潮流变的影响,对其又有所改造,从而呈现出独特性。
一
政治思想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理想、理论、方针、政策,是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的精微的理性思考和深刻的哲学透视,理论基础是思想者的哲学观念,理论框架也受其哲学思想的统摄和支配。因此,要了解荀悦的政治思想,首先要明了他的政治哲学。荀悦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从观念形态到现实的政治实践存在着四个层面,即“天”、“性”、“道”、“人”。这是荀悦思想演绎的基本脉络,是其哲学思想从观念形态落实到现实人间的思维过程。“天”是世界的本源和主宰;而“天”对人的映射形成“性”,人之“性”是“天”赋予的,是“天”对“人”的规定性;“道”则是“天”的意志在现实生活中的衍化和复活,集中体现在人活动中。这样,“人”及“人事”便作为其哲学理念衍化程式的最后一环和终极目标而受到极力关注。[2]
无论是“天”、“性”还是“道”,作为纯哲学理论的范畴,只是隐存于政治思想里的一种支配力量。在荀悦设置的理论框架中,哲学理论在政治思想中的实现、实施,必处于两种境态中,即行为的伦理规范和具有通变思想。这就是说,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在这两条原则所构成的环境中完成的。荀悦每一项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这两条原则整合的结果。因此,伦理规范和通变思想是荀悦政治理论之思想方法的起点,是其哲学方法论。他们贯穿于一切政治行为中,是哲学理论走向现实政治的桥梁和纽带。
“仁”、“义”、“礼”、“信”、“智”等儒家伦理哲学范畴本来就已被荀悦承袭,而由“性”所派生的“贞”、“达”、“志”、“诚心”、“正志”等更不必说。“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3],作为政治思想总指导的“道”,其根本也是“仁义”。因此,政治不能不流于伦理化,对人对事的伦理道德要求就成为政治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帝王,“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4]所谓“德、能、功、罪、行、言、事”都得遵循这一道理;对于臣,要求“必竭其诚,明其道,尽其义”;对于民,则“匹夫匹妇处畎亩之中,必礼乐存焉尔”,[5]把伦理规范提高到巩固统治的高度,要求全社会普遍接受这种价值模式。
由于古今社会出现很大的不同,因此,就不能墨守成规,荀悦认为“鉴前之弊,变而通之”[6],提出了通变思想。他说:“古今异制,损益随时。”[7]应该根据现实条件的不断变化对政策进行调适。“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8],从而规划出事物的三种形态,说明其时时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就为“通变”思想找到了现实依据。因此,“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8],认为“变”同样是政治实施的关键原则。“圣人之道,必则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同伦理规范一样,通变思想是政治实施的手段和形式,“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9]在这里,“通”、“变”是条件,最终目的仍然“达于道”,实现其政治理想。于是,通变思想也就渗透进各个具体的政治实施过程,始终贯穿于政治行为之中,起着指导作用。
在如何处理政治的实施上,荀悦把整个政治内涵规划成六个程式:“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业,是谓政体也”[3]。认为处理好这六方面的内容,就掌握了为政的“纲”,因此,这六个程式就构成荀悦政治思想总的理论架构。
为了具体落实这六个程式,总体的政治实施上,他认为:“致治之术,先屏四患,崇五政”,所谓“四患”,即:伪、私、放、奢。这四患对政治统治的危害相当大,其负面效应影响到六个政治实施程式的各个方面,“四患不除,则政未有行矣”。[3]这些应该是在政治实施前首先破除的。与此相应,为了维持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必须“崇五政”,即养生、正俗、章化、秉威、统法。这是政治实施的中心任务和达于治世的根本途径。“屏四患,崇五政”并不与“道”相违背,而是统属于“道”,是“道”支配下产生的为政的原则和手段,目的是更好地实现“道”。因此,“屏四患,崇五政”与“以立道经”而规定的“六则”(中、和、正、公、诚、通)相辅相成,是实现政治理想必须遵循的政治实施模式。
政治的实施是直接作用于社会,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必须时常关注社会对行政举措的反映,以便正确认识和修正正在实行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荀悦提出“察九风以定纲常”[3]。“九风”即:治、衰、弱、乖、乱、荒、危、亡,都是对社会总体状况的描述,是政治实施的结果,反映为政的清明与昏暗。荀悦提出不仅要“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更要“鉴乎今”,[5]要求充分认识社会现实状况。因此,“察九风”是完善行政措施的保证。这个思想的提出,就为荀悦政治思想体系建立起一个反馈机制,使一个王朝始终处于旺盛的活力中。政治的目的是要求达到预期的结果,如果与初衷不相一致,就要审视政治实施的过程。他本人对政治实施过程的解说不厌其烦,其本意是试图通过对实施过程的规范,实现其预设的政治目的,即中兴汉室。
荀悦的政治思想固然很丰富,存在许多层面,但他的政治主张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依据。他认为,如果能按照他规划的途径执行,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垂拱揖逊,而海内平矣”[5],勾画出一幅完美诱人的治世图景。
二
政治理想的实现关键在于政治理论的实施。荀悦将政治实施的具体过程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详细的解说,从而使他的政治思想体系更加充实、系统,更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他主要围绕“君臣关系”、“重民”、“德刑关系”和“明制”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 荀悦认为“君”、“臣”及其关系是政治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方面,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六主”、“六臣”的说法,即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和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从而为帝王提出一个参照系,以起警示作用。他认为“夫为善之至,易莫易于人主;立业之至,难莫难于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于人主;至祸之所加,莫深于人主”[10],帝王既然处于这样高的一个地位,就必须为政局和社会的安定承担很大的责任。因此,他对帝王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人主之患常立于两难之间,在上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则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5]。前者是昏君,后者才是明主,只有明主才能使国家臻于治世,但垂拱而治似乎很难,“在上者”应该“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获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11],首先要有一种务实的精神,每一项举措都必须以有利于统治为目的,而且帝王要“抑情绝欲”,常常“厉志”,[5]“守圣典”,“作民则”,[6]勤于政事,这样做的目标是“达道于天下,达惠于民,达德于身”[3],这是所谓“治世之君”所具备的。如果帝王能“总统纲纪,崇业王业”,那么“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12]这样,祖宗? σ捣堑?尾豢善?并且延之千古。
“臣”作为帝王与民众的中介,是皇帝制定政令的助手和政令的执行者,是政治实施的中间环节。同“君”一样,荀悦认为“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前者是庸臣,后者才是忠臣,虽“矫上拂下”,但那是为了“道”,从这个意义上讲,“道”高于“君”。他讲:“臣必竭其诚,明其道,尽其义”,而且要有敢于坚持己见的魄力来维护“道”。因此,忠臣是那些“违上顺道”的人;“违道顺上”则是“谀臣”,帝王在现实政治中“必察乎违顺”,以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致于以己废道。“臣罪有三:一曰导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宠”,这三者都会使朝政混乱,影响政治清明。因此他主张“导臣诛,阿臣刑,尸臣绌”,他又对臣谆谆教诲:“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最下”,[5]无非是要求臣要积极主动于朝政,要有政治远见,而且对帝王必须忠。他坚决反对嬖臣,认为他们“不安于道,智不同物”,“唯欲是从,唯利是务”,如果信任他们,“其为害深矣,其伤德甚矣”。在选择大臣的问题上,要求帝王“唯大臣是用,唯正直是用”[13],臣处理政事要做到“平、直、真、实”,这些在他看来是“正之主”,是对政事处理的态度和原则。而“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帝王要“远而绝之,隔塞其源,戒之极也”。[4]经过对臣的一系列劝教,使其达于“三顺”,“心顺、职顺、道顺”。荀悦认为这是“治世之臣”所应具备的。
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君”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关键的。君臣之间关系的发生,除了臣协助帝王制订行政政策,最主要的是意见的交流,即进谏和纳谏。荀悦认为“进谏难”是“以受之难故也”,“若受谏不难,则进谏斯易矣”,[11]君臣之间意见交流的障碍在君一方。因此,帝王不应该独专,应当向臣让步,即“屈”。但这也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在上者以义伸,以义屈”[5],原则是君臣所固守的“义”。进谏体现臣的素质,为了能“任贤能”,荀悦提出“恤十难”,即“不知、不进、不任、不终、以小怨弃大德、以小过绌大功、以小失掩大美、以奸讦伤忠正、以邪说乱正度、以谗嫉废贤能”,这十方面是吏治应该坚决避免的,否则,“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3]。所以要“恤十难”,把这一问题提高到国家的高度,可见荀悦对此的重视。如果“以难言之臣于难闻之主”,君臣两方都不注重“谏”对政治的影响及其在君臣关系中的地位,臣非贤臣,君乃昏君,那么社会实际情况就不能被皇帝察知,即“情弊”,情弊则政治昏暗,将会危害统治的稳定。因此,君必须为臣创建进谏和展现政治才华的机会。他对“以天之高而不敢举首,以地之厚不敢投足”[12]的现象非常痛恨,认为这是忠贤之臣不见于朝的原因,从而为? 钩及殉殖??圃炝嘶??他感叹“夫知贤之难,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难也”[7],指出这是为君者的重大失误,必须有所警惕。总之,“明王慎所用”,因为“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10]但是,荀悦同时又强调君臣意见交流的主导在君而不在臣,臣只提供建议,而是否执行则完全在君,要求臣“不已,则奉身以退,臣道也”[14],从而保证君权的权威不受侵犯。
君臣为了能达成和谐的关系,必须重视伦理的规范,除了双方固守的“义”,还提倡“君戒专欲,臣戒专利”,把精力集中于“道”,共同搞好政权的稳固。“天子内守在身”,“明王慎内守,除内寇,而重内宝”,[5]认为帝王应该有内在的道德要求,而人臣被要求“乐天知命,审物明辩,定心致公”[11],籍以维系巩固君臣关系的和谐和团结。荀悦认为伦理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并不是困难的事,“其要不远,在乎所存”[10],关键还是行动,只要主动产生一种道德要求,就能达到目的。
三
在荀悦的政治思想中,其“重民”思想是重要组成部分。荀悦长期生活在民间,了解民众疾苦,他本身也是“少孤贫”。而且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并向前更进了一步,把民众作为政治的根本,提出“民作基”,“圣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为,所以为民也,不得专其权利”。因此,要求把“恤民”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恤民惟勤”,并把“养生”作为五政之一,力求“国无游民,野无荒业,财不虚用,力不妄加,以同民事”,[3]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民安于现状,以固国本,进而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因为“民存社稷存”要求帝王“重民轻身”,即使是“爱民如子,如身”,都非“仁之至”。[5]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丰民财,以定其志”[3]。首先应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要求,把经济生活的状况作为道德状况的基础。“不加力于无用,不殚财于无益”[15],提倡节俭,爱惜民力,使他们有充裕的劳作时间从事生产,“教之种植,蓄养以时,用之有节”,并且,“因其士富,任其智力,安其居,乐其业”,重新摹画出一幅天下晏然、大治于世的田园风光。但这只是他的一种社会理想而已,是荀悦目睹东汉豪强之盛,以及民生痛苦后而萌生的政治空想。尽管如此,为了实现其理想,他提出抑制豪强,反对兼并的主张,强烈谴责了西汉“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社会现实,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民弱,以防兼并”[7]。而且主张“不与民争利”,如果有之,则要求“绳之以政法”,坚决杜绝这样的现象;认为对人民的赋役的征发“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克祀”[6],并规定了利益分配的“度”,“必也正贪禄,省闲冗,与时消息,昭惠恤下,损益以度可也”,[16]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安民。为此,他大力抨击西汉“在位贪于财产,规夺害民之利;殖货无厌,夺民之利不以为耻”的状况,指出掌握规定的“
度”是为了达到“民主两利,上下俱便”的目标。[6]他认为这是巩固政权的最佳途径。荀悦这种主张,只不过是一种统治方法罢了,终极目的还是“治民”,但是这种“富民足君”的思想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生产的发展。而这样的统治方法仍旧有它的思想根源。荀悦认为“善治民者,治其性也”,只要依顺人民首先要满足物质要求这个“性”,就能达到治世。他说:“民由水也,水可使不滥,不可使无流”,并以小孩赶鸡入笼为比喻,“不驱之驱,驱之至也,志安则循路入门”。从此可以看到道家在荀悦思想上合流的痕迹,不过这只是手段上的变异,在终极目标上又返回儒家。即然“民由水”,他进而认为“以智能治国者,? 鲆?以道德治国者,舟也”,“泅者,劳而危;乘舟,逸而安”,因此,他主张道德治国,“慎庶狱,以昭人情;稽五教,以绥民中”,削减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上以功惠绥民,下以财力奉上”,[3]号召君民一体,“天子达于庶人,好恶哀乐,其修一也”,即“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11]要求达到所谓“大道”,尽量使君民形成一股聚合力,互相依托,以巩固政权。四
荀悦认为政治实施的贯彻方式无非是“德”和“刑”。“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3],“德”的实现是通过“教”;“刑”的实现是通过“法”。“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教而消”[11]。德刑实施的手段是教、法。在德与刑的关系上,荀悦主张“德刑并用”,“义法并立”,他认为“德刑并行,天地之常道也”,无论在治世还是在乱世,两者都不能不被执行,否则,只能使治世变成乱世,而乱世更乱。但在具体实施上,是德先,还是刑先,并没有固定的程式和标准,这一点与原始儒家的始终讲求先德后刑有所不同。荀悦认为是先德还是先刑,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拨乱抑强则先刑法,扶弱绥新则先教化,安平之世则刑教并用”,这是其通变思想在德刑关系上的反映,并且显示出儒法合流的迹象。同时他主张,在德行实施上要循序渐进,与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演化相适应。“教初必简,刑初必略,则其渐也”,这样,使其逐渐地影响人民,并为人民所接受,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固。如果德、刑有所偏废,二者不能协同,不能维持在一个平衡的“度”上,即出现所谓“虐教”、“峻刑”的局面,那么后果是严重的。“虐教伤化,峻刑害民”,实行“虐教”、“峻刑”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陷民以恶,陷民于罪”,? 际恰昂γ瘛钡木俅?无疑是自堕长城,是一种政治自杀的行为。他认为历来之所以有先德还是先刑的德刑之辩,是因为各持其端者“未究治体之终始,圣人之大德也”[9],指出他们没有注重对社会现实的考察和理解“圣人”思想的真意。他这种思想方法是进步的和值得肯定的。荀悦的德刑观实际上是给统治者开出了一剂济世治民、巩固统治的良方。
虽然荀悦讲求伦理观念对人的规范,但他同时也主张“明制”。“制”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和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他认为“先王之政,以制为本”,提出要有一个整肃的统治秩序,“上有帝制则政不颇;下有帝制,则民不二”,[17]把维持一个“制”看成是政治安定的保证。有了“制”,就是建立了一个有序的社会统治秩序的框架,使不同层次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享受不同的权利,使其安于其位,“位必称德,禄必称爵”[6],不相变乱,于是天下太平,籍以此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荀悦进而指出,要达到尧舜那样的治世,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得象尧舜本人那样,而是“服尧之制,行尧之道”,去践行他们那个时代的“制”和“道”。尧舜也只是因为践行了这种“制”和“道”才成为尧舜,否则不过常人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同样,“行桀纣之事,是桀纣也”,人人也可为桀纣。“制”、“道”“常并存于世,唯人所用而已”,[5]希望帝王行尧舜之制。同时,他对不从“制”提出警告,“一物不称,则乱之本也”[6],认为每一件事物如果不符合统治秩序的观念要求,都会导致天下大乱,因此乱“制”是政治混乱的本源,“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9],要求帝王谨慎行事,针对西汉的情况,他对汉武帝封公孙弘为侯提出批评,指出不依据功绩而是依据地位封侯,不合于制度,他认为诸侯王只是“有分土而无分民,王者其一统,以御其政”[6]而已,这才是符合“制”的要求的。如果越制,容易出现“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的情况,就会发生变乱,威胁皇权,因此要求皇帝谨慎从事。他甚至认为刘邦“白马之誓”也是违制,是错误的。“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他说:“若后人不修是盟,约不行也”,[18]因此,他主张提高君权以统镇诸侯,要靠“明制”来完成,并引用《尚书》:“法惟上行,不惟下行”之训来进一步说明“明制”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威,“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明其道义而已”。[17]他讲“道义”,说明“明制”本身也存在一种“伦理内核”,然而,“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9]也是受其通变思想支配;认为“制”是“期于应变,济时也”,[4]则反映出其政治思想的灵活性。但无论如何变通,都不能损害君权,不能中断汉统的延续,“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7]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由此可以体会到荀悦为挽救东汉王朝真是不遗余力、用心良苦。
荀悦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目的是挽救一个分崩离析了的、不可救药的东汉王朝。这是不合时宜的,反映了其迂腐、落后的一面。然而其政治思想作为东汉末年社会思潮的一部分,显示了那个时代思想多元化发展和各家学术合流的趋势,为我们全方位地认识东汉社会提供了思想素材,同时也为探讨古代政治思想史准备了资料。
参考文献:
[1]后汉书·荀悦传[M].济南:山东省出版总社,.
[2]夏增民.试论荀悦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J].洛阳师专学报,,(4).
[3]荀悦.申鉴·政体[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荀悦.汉纪卷22[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5]荀悦.申鉴·杂言(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6]荀悦.汉纪(卷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7]荀悦.汉纪(卷8)[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荀悦.汉纪(卷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9]荀悦.汉纪(卷2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0]荀悦.汉纪(卷16)[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1]荀悦.申鉴·杂言(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2]荀悦.汉纪(卷2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3]荀悦.汉纪(卷28)[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4]荀悦.汉纪(卷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5]荀悦.汉纪(卷26)[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6]荀悦.申鉴·时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7]荀悦.汉纪(卷7)[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8]荀悦.汉纪(卷9)[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篇4：荀勗简介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篇5：荀攸简介
荀攸
荀攸(157—2)，字公达，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人，荀彧侄。东汉未年曹操手下谋士，著名的军事家。从征张绣、吕布、袁绍等，屡进计谋，被曹操视为谋主。
荀攸祖父荀昙，为广陵太守。荀攸自幼丧父。荀昙去世后，其故吏张权要求为荀昙守墓。荀攸年仅十三岁，对此表示怀疑，便对其叔父荀衢说：“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将有？奸？”(《三国志·魏书·荀攸传》)!荀衢推问，张权果然是杀人在逃之人，荀衢由此对荀攸另眼相看。
中平六年(189年)，何进秉政后，征荀攸等海内名士二十余人。荀攸到后，被拜为黄门侍郎 。同年前将军董卓拥兵入汉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九月，董卓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十一月，董卓自为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初平元年(190年)春，关东诸侯起兵进讨董卓。二月，董卓迁汉献帝及文武百官往长安。三月，董卓进抵长安。荀攸遂与议郎郑泰、何颙、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琼等人相谋：“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肴、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三国志·魏书·荀攸传》)。事泄，荀攸与何颙被捕入狱。何颙因忧惧而自杀，而荀攸则“言语饮食自若”(《三国志·魏书·荀攸传》)。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诛，荀攸得释放，遂弃官而归。官复原职，为公府，后“又举高第，还任城相，不行”(《三国志·魏书·荀攸传》)。荀攸认为“蜀汉险固，人民殷盛”(《三国志·魏书·荀攸传》)，要去蜀郡当太守，因道绝而没有去成，停留在荆州。
建安元年(1)七月，曹操采纳荀彧提出“迎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率军进抵洛阳，迫献帝移驾于许。此时，荀彧向曹操举荐了荀攸，曹操写信给荀攸说：“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三国志·魏书·荀攸传》)!遂征荀攸为汝南太守，人为尚书。
曹操素闻荀攸之名，与其交谈后，大悦，对荀彧、钟繇说：“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旋又拜荀攸为军师。
建安二年(1)，曹操在淯水之战被张绣击败。失利后，急于尽快消灭张绣与荆州牧刘表联合势力，于建安三年(1)三月率军南征张绣，荀攸也随军征讨。出征前，荀攸劝曹操说：“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曹操不纳。
五月，刘表派荆州军占据安众(今河南邓县东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曹操交战不利，后悔地对荀攸说：“不用君言至是”(《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曹操至安众后前后受敌，遂令连夜开凿地道，撤出辎重，示弱伪逃，并暗中设下埋伏，待机破敌。张、刘果然悉率所部追击，进入伏击圈时，曹军奇兵骤出，步骑夹攻，大败张、刘联军。曹军获胜后，速行北撤。从此，曹操对苟攸言听计从，甚为倚重。
同年夏，左将军吕布背叛曹操，与袁术联合，遣其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张辽攻刘备。刘备向曹操求援，曹操遣将军夏侯惇领兵救之，为高顺等击败。九月，高顺等破沛城(今江苏沛县)，刘备单身逃走。曹操虑吕布凶险，对其威胁甚大。荀攸献计说：“表、绣新破，势不敢动，布骁猛，又恃袁术，若从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今乘其初叛，众心未一，往可破也”(《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曹操遂纳其计，决定暂时放弃征讨南阳的张绣和荆州的刘表，集中兵力歼灭心腹之患吕布。
十月，曹操统军攻屠彭城(今江苏徐州)，旋即挥师向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进击。吕布军屡与曹军交战，皆大败，遂退守下邳城。部将陈宫建议吕布率步骑驻扎城外，自领余众据守城内，互为犄角之势，使曹操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再伺机反击。吕布不纳，派人向袁术求援，袁术只虚作声援。曹操围攻下邳不克，师劳疲惫，欲撤围退兵。荀攸与郭嘉指出：“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其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三国志·魏书·荀攸传》)。于是，曹军乃引沂水、泅水灌城。经月余，吕布更加困迫。十二月，吕布部将侯成、宋宪、魏续等叛变，引曹军攻入下邳，吕布被围在白门楼，被迫投降。曹操下令诛杀吕布、陈宫、高顺等，传首许都，凯旋班师。
此战，曹操一举歼灭了劲敌吕布，为扫灭袁绍等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北方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荀攸则在此战中功绩卓著。
东汉建安五年(2)，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境)进行决战。二月，冀州牧袁绍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进围白马，攻东郡太守刘延，以保障主力渡河南进。刘延告急请援。四月，曹操为解除侧翼威胁，北救刘延。荀攸献计说：“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依行其计，袁绍果然分兵向西，挺进延津。曹操趁机引兵向白马疾进，及距白马10余里时，颜良大为震惊，仓促迎战，为关羽所斩，曹操挥令大军冲杀，袁军大败溃散，遂解白马之围。曹军初战告捷，有利于官渡之战发展。
曹操攻克白马后，迁移当地民众，沿河西退。袁绍令主力渡河，亲率军至延津南，派大将文丑和刘备率五、六千骑兵追击曹军，与曹军相遇。时曹军诸将认为袁军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却说：“此所以禽敌，奈何去之”(《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曹操与荀攸对视而笑，心领神会。曹操遂令部队解鞍放马，抛弃物资，诱使袁军争相拾取。时曹操骑兵不满六百，趁其混乱，遂纵兵击，大破袁军，杀其大将文丑。文丑与颜良，皆袁绍名将，两战皆为曹军所斩，袁军士气大减。这些，都是荀攸的功劳。
八月，两军相持于赤官渡。时曹军粮方尽，荀攸对曹操说：“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荀+大)锐而轻敌，击可破也”(《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曹操问谁可前往，荀攸推荐了徐晃。曹操遂派徐晃及史涣前往，二人在故市(今郑州西北)截烧袁军数千车粮草。
十月，袁绍又遣淳于琼率兵万余护送军粮，至距袁军大营40里的乌巢(今河南封丘西)。此时，许攸闻其家属犯法下狱，愤然投奔曹操，献计偷袭乌巢(今河南封丘西)。众人皆疑，只有荀攸与贾诩力劝曹操，曹操欣然采纳其计，留荀攸和将军曹洪守营，自率5000步骑兵夜袭乌巢，曹操令士兵拼死冲杀，全力攻破淳于琼营寨，斩杀淳于琼，将屯积的全部粮草和车辆焚毁。
时袁绍大将张郃因受诬陷而与将军高览临阵反叛，烧毁军械，向曹操投降，袁绍遂弃军而走。张郃来降时，曹洪疑其有诈，不敢受降，荀攸对曹洪说：“郃计不用，怒而来，君何疑”(《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曹洪遂受降。
建安七年(2)，荀攸随曹操讨袁谭、尚于黎阳。
建安八年(2)，曹操正率军与荆州刘表作战，这时北方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为争夺冀州而发生内战。袁谭派辛毗向曹操乞降求救。曹操无策，向众人问计。众将都认为刘表势强，应先平刘表，袁谭、袁尚不足为忧。荀攸则不以为然，说：“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遘恶，此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曹操点头称善，于是接受袁谭投降，集中兵力击败袁尚，其后袁谭反叛，又派兵将其斩杀于南皮。自此冀州全部平复。 曹操对荀攸极为器重，评价很高，称赞他说：“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三国志·魏书·荀攸传》)。并封荀攸为陵树亭侯。 建安十二年(2)，曹操大封功臣，说：“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三国志·魏书·荀攸传》)。并增食邑四百，前后共七百户，转为中军师。魏国初建，为尚书令。 史书称荀攸“深密有智防，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三国志·魏书·荀攸传》)。荀攸与钟繇关系甚密，钟繇说：“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谓无以易；以咨公达，辄复过人意”(《三国志·魏书·荀攸传》)。荀攸在辅佐曹操过程中，共献重大计谋十二次，只有钟繇知道。钟繇撰集未就而死，所以“世不得尽闻也”(《三国志·魏书·荀攸传》)。 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随曹操征孙权，病死途中。曹操痛失良臣，流涕不已。荀攸长子荀缉，颇有父风，可惜早亡。次子荀适嗣。 曹操每次称赞荀攸，都说：“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时曹丕为太子，曹操对他说：“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三国志·魏书·荀攸传》)。荀攸曾病，曹丕拜在床下问候，其尊敬之情，无与伦比。 《三国志·魏书·荀攸传》称赞荀攸“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
篇6：荀悦思想研究综述
荀悦思想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东汉思想家荀悦的哲学性质、社会政治思想、人性道德论思想、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其他学术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体现出有关荀悦研究的若干特点.
作 者：程宇宏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刊 名：南都学坛 英文刊名：ACADEMIC FORUM OF NAN DU(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2(6) 分类号：B234 K232 关键词：荀悦 <申鉴> 的知识脉络' > <汉纪> 的知识脉络' > 研究综述篇7：荀悦名言名句摘抄
荀悦名言名句摘抄
1、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私怒伤天下公议。
2、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
3、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
4、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5、十难不险，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
6、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
7、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
8、下不钳口，上不塞耳，则可有闻矣。
9、不知道大道理，就不会有伟大的志向；不听恳切中肯的`言论，就不会有坚定的意志。
10、惟恤十难，以任贤难。
11、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讦奸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馋嫉废贤能，是谓十难。
12、人民存在，那么国家就能存在；没有了人民，那么国家就会灭亡。
13、使心受到伤害；老百姓缺衣少食，会使国家受到伤害。
14、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15、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
16、但求无愧于心，谀臣只求无危于身。
篇8：冯祖荀简介
冯祖荀：中国现代数学的早期代表人物
张奠宙 袁向东
冯祖荀（1880—约1940），数学教育家。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以后，多次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对在中国传播现代数学知识有重要贡献。
冯祖荀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学期间，被选出洋留学。根据18中日政府间签订的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协议，管学大臣张百熙于191月8日奏请派京师大学堂学生出洋留学，奏折中称：“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资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员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折中所载京师大学堂速成科“31人派赴日本游学”，即列有冯祖荀之名。1904年，冯祖荀入日本京都第一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就读，后转至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研读数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冯祖荀和当时由北京赴日留学的若干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该社“以讲求实学输入文明供政界之研究增国民之知识为宗旨”，选择编译的题材“亦必以纯正精确可适用于中国为主”。该社出版《学海》杂志，于19发刊，总发行所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该刊分甲乙两编，乙编涉及理工农医各科，首期首篇即是冯祖荀译的《物质及以脱论》（原著为英国w．w．r．博尔（ball）所写的《matterandther》），《学海》是我国最早的科技译刊之一，对在我国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功不可没。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研习现代数学而稍有成就者为数甚少，现知者还有秦汾（19获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天文硕士学位）、郑之蕃（19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士学位）、王仁辅（19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胡浚济等。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1910月，冯祖荀即到该校任理科教授。至迟到1913年，北京大学开设数学门（相当于现在的“系”），冯祖荀是该系的主要教授。此后，他和秦汾、王仁辅、胡浚济、江泽涵等为建设北京大学数学系做出了杰出贡献（1934年前冯祖荀多次担任该系系主任），初步探索出一套中国现代大学数学系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亦逐渐完善。19，北京大学数学门（19北京大学正式改门为系，并沿用至今）的主要课程有：解析几何（立体）、微积分、物理与物理实验、化学与化学实验、函数论、微分方程与调和函数、近世代数、近世几何、理论物理、群论、数论、线几何学、数学史和外语。至代末，又陆续增设了天文学、高等平面曲线、微分几何、积分方程、集合论、变分法、无穷级数、椭圆函数及椭圆模函数。冯祖荀擅长分析学方面的学科，在1924—1925年度课表所列由冯祖荀讲授的课程有：集合论、积分方程式论及微分方程式论、无穷级数论、变分法、椭圆函数及椭圆模函数论等。冯祖荀对讲课的要求很高，选用的教材很深。如三年级的微分方程课，选用d．希尔伯特（hillbert）和r．库朗（courant）合著的《数学物理方程》原版书作教材。在集合论课上，他介绍19出版的f．豪斯多夫（hausdorff）著的《集合论》。他的教学方式崇尚德国一派，讲得颇深，习题布置很多，但对学生做不做并不严格追究。在繁忙的教学之外，冯祖荀也作了一些学术研究。1919年1月《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上有他的文章《以图象研究三次方程之根之性质》。1930年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2卷1期发表了他的《论模替换式之母》。此外，冯祖荀还撰写过《柯西（cauchy）氏积分公式之新证法》等论文。
冯祖荀对于学生的学术活动一直给予积极支持。19北京大学学生成立“数理学会”，并出版《数理杂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高师，1923年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校）亦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出版期刊。冯祖荀曾在北京高师的《数理杂志》上连载长篇著述《微分方程式论》，对推动我国早期微分方程的学习与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他还多次作通俗的学术报告，启发学生的求知欲。
冯祖荀对提携后学尽心尽力，他培养傅种孙的事迹传为美谈。冯祖荀曾兼任北京高师数学系主任多年。傅种孙于1917年入该校攻读数学，颇显才华，毕业后到北京高师的附中任教。19冯祖荀为集中精力于北京大学的工作，想培养傅种孙主持北京高师数学系，于是把他调回数学系，一年后傅种孙升任讲师。后冯祖荀又举荐他到北京大学兼课，终使傅种孙在1928年升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后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教育家。
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代数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北京大学数学系亦有较大进步。1931年江泽涵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协助冯祖荀大力促进教学改革和国际学术交流，数学系先后邀请德国的e．施佩纳（sperner）和美国的w．f．奥斯古德（osgood）来系任教授，并邀请德国的w．布拉施克（blaschke）和美国的g．d．伯克霍夫（birkhoff）来校讲学，活跃了学术空气。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数学系还培养出一些优秀学生，后来成名者有樊、王湘浩、王寿仁、张禾瑞等。在这一形势下，成立数学家自己的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条件渐趋成熟。1929年，由冯祖荀和张贻惠（物理学家）发起成立了中国数理学会；其成立宣言称：“……深知欲促中国科学进步，非从事提倡基本科学不可。故由南北各大学数学及物理学界同仁发起中国数理学会，一面联络全国数理学家，一面从事于新学说之传播与探讨。”此后，成立单独的数学会的呼声渐高。由上海的胡敦复、朱公瑾和顾澄等发起和筹备，中国数学会终于1935年在上海成立，冯祖荀被选为9名董事之一。冯祖荀还曾担任以张学良为校长的东北大学的数学系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南迁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祖荀因健康原因滞留北京，曾在日军占领期间设在北平的“北京大学”任教，其间曾协助将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籍档案转移至昆明。1940（1941？）年冯祖荀病逝。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返京，1947年由校方出面为冯祖荀重新安葬。墓址在八大处福田公墓内，墓碑由胡适之题写，上书“冯汉叔先生墓”。樊于1993年重修冯祖荀墓，碑文由苏步青题写。
冯祖荀与同乡樊女士结婚，因其子早亡，故生平事迹未能完整保留。冯祖荀是著名数学家樊的姑父，樊走上数学道路完全是受冯祖荀的影响。据樊回忆，冯祖荀喜穿布鞋布袜，嘴上叼着外国烟斗，装的却是中国旱烟丝。他生性平和，淡于名利，凡事不计较也不在乎，飘飘然像个“仙人”。据他的学生回忆，冯祖荀为人慷慨，在同事或工友生活困难时，常予以经济资助。
简历
1880年 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市）。
1902年 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习。
1904年 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京都第一高等学校及京都帝国大学学习。
1908年 在日本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创办《学海》杂志。
1913—1937年 历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数学系教授、系主任，东北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
1938—1940年 在北平的“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
1940—（1941？）年 病逝于北平。
主要论著
1冯祖荀．以图象研究三次方程式之根之性质．北京大学月刊，1919，1：129—130．
2冯祖荀．微分方程式论．数理杂志，北京师范大学校数理学会编辑发行，1920—1923，2（2）；3（1，3）；4（2）．
3冯祖荀．论模替换式之母（on the generators of modular substitutions）．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1920，2（1）：14．
参考文献
〔1〕丁石孙，袁向东，张祖贵．北京大学数学系八十年．中国科技史料，1993，14（1）：74－85．
〔2〕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篇9：三国人物荀攸简介
荀攸在何进掌权时期任黄门侍郎，在董卓进京时曾因密谋刺杀董卓而入狱，后弃官回家。 曹操迎天子入许都之后，荀攸成为曹操的军师。 曹操征伐吕布时荀攸劝阻了曹操退兵，并献奇计水淹下邳城，活捉吕布。官渡之战荀攸献计声东击西，斩杀颜良和文丑。又策奇兵，派徐晃烧袁绍粮草，同时力主曹操接纳许攸，画策乌巢，立下大功。平定河北期间，荀攸力排众议，主张曹操消灭袁绍诸子，被曹操上奏朝廷封为陵树亭侯。荀攸行事周密低调，计谋百出，深受曹操称赞。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在曹操伐吴途中去世。
荀攸被称为曹操的“谋主”，擅长灵活多变的克敌战术和军事策略。他生前设奇策共十二计，只有钟繇知道。钟繇整理未全就去世了，故后世不得而知。另著有《魏官仪》，今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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