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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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试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试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内容提要：通过诉讼中的证明活动将争议事实的真实情形和实际过程“再现”于法庭，使法院的裁判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历来是民事诉讼证明活动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无疑是实现该理想境界的唯一桥梁。本文阐述了我国当事人举证责任的现状，分析了我国对当事人举证责任进行司法救济的方式，同时对当事人举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据此，希望通过当事人的举证把纠纷全过程真实予以展现，从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获得法律的救济。
一、引言
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地位非常重要，历来被认为是民事诉讼法的关键内容，称为民事举证责任的核心和中心。一方面，民事诉讼以证据为核心，诉讼全过程围绕证据进行，举证责任分配关系到当事人能否胜诉的问题；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分配对于法官主导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也非常重要，法官对此概念清晰，则诉讼会流畅进行，反之，法官则易纠缠于证据不清的漩涡之中，陷入被动。为此，民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一直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热点和难点，被各国学者所讨论和研究。我国经过了多年的民事法制历程，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颁布与实施，形成了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调查取证为辅的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框架，同时，对当事人举证规则的相关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体系。
二、我国当事人举证责任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法制建设的重视，人们的法律意识、证据意识逐步增强，同时人民法院主动查证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逾加暴露无遗。《民事诉讼法》第64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贯彻了“谁主张、谁举证”的精神，明确了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应由主张事实的当事人负担，同时，不再要求法院全面、客观地收集和调取证据，而是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只是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提供证据时，或者法院认为有必要调查收集证据时，法律才要求法院进行查证活动。
但是，由于立法上的模糊性，致使法院很难将当事人举证的负担和法院查证的职责很好地进行区分和运用，往往会产生因人而异的“拒绝调查收集证据”或“积极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行为，有时会导致同一案件不同的处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4号规定了4种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同时又规定：“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这一规定比民事诉讼法及前述司法解释进步了许多，从文字的逻辑关系看也比以前的规定更加严密，而且还规定了举证责任法律后果，这说明了我国的司法解释将举证责任中提供证据的责任和法定的证明责任两种含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举证责任的本质。但是这些规定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仍无法明确界定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的范围。
从立法上体现对于举证责任的全面认识，始于《规定》的颁布与实施。《规定》对于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规定》的第5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更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规定》的第6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规定》的第2条、第5条、第6条完善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加之第4条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设置，从而形成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立体体系。
从《规定》中不难看出，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和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法官的中立性成为了司法公正的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明主体也随之调整，证明主体只能是当事人。因为，当民事主体因民事法律关系争议进入民事诉讼程序，民法“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随之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着作用。现代理念所崇尚的公正，就是通过审判权对诉权及作为诉权外观的诉讼权利的保障而实现的，权力“从诉讼的一开始，就注定要甘当默默无闻的配角”。[1]证明责任的对象是案件的待证事实，法律应赋予当事人完全的举证责任，如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或虽提供证据但仍然
篇2：当事人承诺书
承诺书 XX科技有限公司（抵押人）愿将所属坐落于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东路857号201室__，土地使用权面积为_7.06平方米和房屋所有权面积为47.04平方米的不动产权（不动产权证书号为苏房权证市区字第10371250号，苏国用第009号），抵押给_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抵押权人）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借款人）贷款提供担保，承诺在抵押期间内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该处不动产不得对外销售（转让），如有不实，愿负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抵押人（签章） :
年月日
_________签名确系当事人当面签订。
经办人： 年 月 日
篇3：当事人承诺书
XXX道路运输管理所：
本人郑重承诺此次换发客运出租车道路运输证所提供的经营权所有人、车辆所有人、驾驶员信息及相关材料复印件真实、有效的。如有虚假信息及原件、复印件作假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当事人签字（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时间：
篇4：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当事人适格与举证责任分配
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诉。以原告请求确认争议法律关系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争议法律行为是有效还是无效为依据，确认之诉又可进一步分为肯定性确认之诉（或积极的确认之诉）和否定性确认之诉（或消极的确认之诉）。确认之诉作此分类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诉方当事人是否定还是肯定的确认主张的掌握，明确该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举证责任范围和证明方式，从而有利于法院的审理和判决。对于肯定性确认之诉的适格当事人及其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和实务界异议都不大。但对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当事人适格与举证责任分配立法上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因此出现一定的混乱。我们现就此问题作一简要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篇5：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当事人适格与举证责任分配
“起诉者为原告”是确定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民事诉讼而言，在通常情形下，是由权利人作为原告依据《民法通则》等实体法的规定提起诉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不允许义务人就与权利人之间的争议提起诉讼。在民事诉讼领域，实体法是判决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归属的裁判规范，只要民事主体对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归属有争议，都可以要求法院适用民事实体法对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法律上的确定。因此，从实体法律关系的确定方面考虑，无论是权利方还是义务方都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对适格当事人的判断不是看该当事人是不是该被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是看该当事人对该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解决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益关系。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原告要求法院确认他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某种实体法律关系，因此，要求原告和被告是发生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与这种诉讼的性质相悖的。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原告只须就作为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律关系有确认的利益，就可以成为适格的当事人，而被告只要与原告对作为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律关系有争议，就能够成为适格的被告。
篇6：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当事人适格与举证责任分配
对于否定性确认之诉，原告提出的主张是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或者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譬如甲认为乙损坏了他家的房屋，而乙否认自己实施了这一行为，为此，甲经常去乙家无理取闹，要求乙赔偿，乙无奈为求得安宁,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甲所主张的侵权事实不存在。该类诉讼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这是法院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从整体意义上说，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都拥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条件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在证据的收集、调查、提供方面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因而，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和被告都有可能对相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就实体法的适用与举证责任分配的关系而言，不论是权利人作为原告，还是义务人作为原告，当事人诉讼地位上的变化，都不影响举证责任的分配，因为举证责任是法律预置的，与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诉讼行为没有关系。
关于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这两条规定均未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仅揭示了主张(诉讼请求和反驳)和举证的关系。事实上，关键的问题是，当事人究竟对案件中的何种事实应当主张以及是否负举证责任?上述两条规定均未给出明确答案，而这正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性问题。
前引案例中，若由乙举证，难度较大，难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因为该诉之提起仅是基于对甲所主张事实的否定，原告较难证明其未侵害被告的利益。乙只应负有举证证明甲(即被告)曾提出了“乙损坏了甲的房屋”的主张，并且经常无理取闹，已影响到乙的正常生活的证据即可。因为依据民事证据法理论，对于待证事实的不同，举证责任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若为消极事实，主张之人不负举证责任。因为消极事实相对于积极事实来说更难举证，凡主张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就对方当事人曾主张(明示或暗示)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负举证责任，不必进一步对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对于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发生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则由对方当事人承担。现行立法的漏洞直接导致类似前引案例的诉讼较难处理。
关于消极确认之诉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审判实务认为：“事实为法律关系发生之特别要件者，在消极确认之诉中，应由被告就其存在负举证责任”；“确认法律关系不成立的诉讼中，原告如仅否认被告在诉讼前所主张法律关系成立原因的事实，以求法律关系不成立的确认，应由被告就法律关系原因成立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参见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427页）。我们认为,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待证事实是消极的事实,其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该类诉讼中，被告应就该待证事实的反面事实即积极的、肯定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就出现了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例外情形，即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然而现行立法并无此类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据此,我们认为,相关部门在修订法律时应予以重视。但在法律完善之前，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拒绝裁判，结合该类案件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对于否定性确认之诉，人民法院在法无明确、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关于“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的规定予以处理。基于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原告的主张是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存在，是对被告积极、肯定主张的否定,若要求原告举证证明存在阻碍该项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法律事实的难度较大,也显失公平,而要求被告举出其主张的引起该类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法律事实存在的证据，可谓之“轻而易举”，被告若举不出该类证据，法院应当确认该类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存在，从而支持原告的
篇7：信托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
信托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
信托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信托作为民法体系下建立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其设立、存续和终止必须以包含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形式予以表现。我国信托法规定，信托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采取信托合同等书面文件的形式确立，但信托文件本身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法律文件、亦即信托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不意味着必然适用合同法的规范和调整。本文中，笔者结合信托的特点，就信托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内容作如下阐述：
一、信托当事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第三条的规定，信托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应该分别是：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我国立法机关对此所作的释义是：“信托是一种特定的理财制度，信托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有三个，即：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这是信托制度的一个特点。在信托法律关系当事人中，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分财产的，这又是一个特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以下简称“信托法释义”）]
具体而言，信托当事人中的委托人是信托财产原本的所有权人，他通过将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从而达到了对财产所有权权四项权能的处分和管理、并实现受益人受益的目的，受托人取得其中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能，受益人取得其中的受益权权能。即：“受益人的权利和受托人的权利加起来等于是所有权。”[见：台湾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谢哲胜的《信托的法律关系》]
虽然在自益信托中的委托人也享有信托权益，在指定受托人为受益人的信托中受托人也可以享有信托权益，但上述两种情形下，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均是以受益人的特定身份享有信托受益权的，并不能表明是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身份享有信托权益，显然，在信托关系中：“受益人成为信托当事人中不可缺少的一方，这是信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信托关系就是以信托财产为中心，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面组成的法律关系，三者缺一不可。”[见：《信托法释义》]
上述信托法律关系中确立的当事人及其对财产所有权权能的分配，“体现了信托的特点，反映了信托的本质属性。”[见：《信托法释义》]
二、信托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信托法的规定，信托当事人分别具有如下的权利和义务：
（一）委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知情权，即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见：《信托法》第二十条]
（2）变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权，即委托人对设立信托时未能预见的特别事由，致使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不利于实现信托目的或者不符合受益人的利益时，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调整该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见：《信托法》第二十一条]
（3）撤销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即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见：《信托法》第二十二条]
（4）解任受托人权，即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委托人有权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解任受托人，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解任受托人。[见：《信托法》第二十三条]
2、义务
信托法并没有以单列规范标明委托人的义务内容，根据信托设立的基本要求，委托人应该承担的主要义务可以归纳如下：
（1）保证信托财产合法性的义务，即必须保证设立信托的信托财产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见：《信托法》第七条]
（2）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义务，即委托人设立信托不得损害其债权人利益。[见：《信托法》第十二条]
（二）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取得报酬的权利。[见：《信托法》第二十六条]
（2）优先受偿的权利，即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务所支出的费用、对第三人所负债务，以信托财产承担。受托人以其固有财产先行支付的，对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见：《信托法》第三十七条]
2、义务
（1）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的义务，即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这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见：《信托法》第二十五条]
（2）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信托财产的义务，即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见：《信托法》第二十五条]
（3）不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义务，即受托人除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见：《信托法》第二十六条]
（4）不混同信托财产和自有财产的义务，即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的，必须恢复该信托财产的原状；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见：《信托法》第二十七条]
（5）不擅自利用信托财产进行关联交易的义务，即受托人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的义务，除非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的除外[见：《信托法》第二十八条]
（6）对信托财产独立财务处理的义务，即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见：《信托法》第二十九条]
（7）保存处理信托事务完整记录的义务，即受托人应当每年定期将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报告委托人和受益人及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见：《信托法》第三十三条]
（8）向受益人支付支付利益的义务，即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见：《信托法》第三十四条]
（三）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享有信托受益权，即受益人自信托生效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权。[见：《信托法》第四十四条]
（2）放弃信托受益权，即受益人通过放弃信托受益权导致信托终止或者重新确定信托受益权归属的法律后果。[见：《信托法》第四十六条]
（3）转让信托受益权，即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见：《信托法》第四十八条]
（4）受益人可以行使委托人的法定权利，即委托人同时享有《信托法》第二十条至二十三条规定的委托人享有的权利。[见：《信托法》第四十九条]
2、义务
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在信托法中被确定为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受益人主体及权利确立与信托文件的规定有关，信托文件无论是以信托合同或者是其他契约形式的法律文件表现，根据契约当事人不能为第三人设定义务的基本缔约原则，受益人只能是单纯的受益人，而不能对其附加义务，根本上说，受益人的法律地位正是由于他所享有权利决定的，或者说，受益人身份和他所享有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信托受益权是信托受益人依法享有的、不能附加任何义务的权利。
三、信托文件和普通合同的区别
首先，法律关系主体的区别：根据《信托法》第九条的规定，信托文件是由委托人和受托人作为订立人设立（签署）的，而受益人并不作为订立主体体现在信托文件当中，即信托文件契约订立主体和信托当事人并不完全一致（除自益信托外，但自益信托中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法律主体身份依然是要区分的）；而合同作为当事人合意的契约性文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其契约订立主体和合同当事人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财产权利确立基础的区别：信托当事人与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承载的依据是不同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财产权利（债权）实现是以契约形式约定的方法取得，即通常所说的合同自由原则；而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信托财产所有权及所有权权能的分配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定实现的。比如信托财产独立性的问题，突破了我国传统合同法、民法对契约取得财产所有权方式的理解，()即：“信托法以强制性的条款规定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以及信托当事人对外的有限责任。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信托当事人对外的有限责任使信托财产具有主体性格，使信托关系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信托法对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规定无法用契约取代，所以成为信托法的核心和功能所在。”[见：《信托法释义》]
第三，法律关系生效条件的区别：根据合同法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即为契约法律关系的建立和生效，合同所确立的财产法律关系即成为有效的法律约束文件；而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法律关系的生效并不与信托文件成立一致，信托法律关系的有效建立是以信托财产的合法交付作为判断依据。
我国信托立法的创造性成就在于：“以法律制度的确立为推行信托制度开辟了道路，中国信托法的制定，明确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信托关系，规范信托行为，也就是在法律上确立信托制度，使这项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和经济事务中能有效地运用。”[见：《信托法释义》]
结论：
通过对信托法的理解，本人认为，信托是法定的财产管理制度，信托法是民法体系下对财产所有权内容的特殊规范，且信托文件作为契约性文件的成立也与合同法约定的合同成立、生效条件有特殊性，根据法律适用的原则，对信托行为及信托纠纷处理的判断应该优先适用信托法。
篇8：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王能干 (QQ:2853;Mail:xbgx@163.com)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二条至第九条还分别对哪些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应当提供证据以及收集证据时应当遵守的规定。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关于证据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关于举证责任实行的是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和民事诉讼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与国外的举证责任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点。下面，笔者试图结合这些不同点，对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行政诉讼责任的规律性分担规则。”按照这种规则，“当事人只要提出某种诉讼主张，就有责任举证。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但是提不出证据，或证据之证明力度不够，通常说来，当事人多半败诉。即当事人肯定或可能多半败诉。”（见《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2页，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不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不是关于结果责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规定。由于举证责任分配是指对结果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根本不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流行的观点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予以指责，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弄错了对象。按照这种理解，“谁主张，谁举证”是提供证据的原则，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将其作为提供证据的规则而不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适用。
由于我的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很多理论是直接脱胎于民事诉讼法的。但是，在举证责任制度上，则又有别于民事诉讼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不管是将“谁主张，谁举证”理解成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还是将其理解成提供证据的规则，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就是承担败诉的风险。按照德国学者莱奥.罗森贝克的观点，“在任何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的情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样如此。”（见莱奥.罗森贝克著《证明责任论》第1页，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由于当事人在法庭上对争议的事实之陈述均是事后的陈述，法官没有亲临现场，也不可能亲临现场，因此对于法官的裁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如果既不能查明已经发生，也不能被查明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对事实问题怀有疑问而使有关的法律问题不予裁决，要么对请求的法律效果已经发生予以肯定，要么对该效果未发生予以否定。此时，证明责任规则就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回答。
在行政诉讼中，争议的双方一方是原告，即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另一方是被告，即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主体。其争议的焦点不外乎原告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者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不服，再就是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不服。如果证明责任规则确定了争议双方各自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上的责任，那么依据该规则就能很好地使法官对争议的事实有一明确的处断，较快地对争议作出准确的裁决。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具有如下特征：
1、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被告首先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必须举出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则无须原告证明其行为违法，被告就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这一特征和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有较大的不同的。比如在民事诉讼中，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偿还所欠的债务。此时原告必须举出证据，证明双方债务之存在，且被告未予偿还的事实。对于被告来说，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务之不存在或者已经偿还了债务的事实，则必定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主张，原告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对被告亦如此。而在行政诉讼中，则主要由被告来承担，主要体现在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事实的存在，且要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如原告甲对被告某公安局对其给予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则某公安局应对甲存在违法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并且亦应向法院提供处罚的法律依据。如果公安局逾期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法提供证据，则法院不应要求甲来证明违法的事实是否存在，直接可以据此裁决公安局败诉。
2、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关于证据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因为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以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没有申请行为，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行为当然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对于行政不行为案件的诉讼，并不一定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行为产生败诉的结果。比如，公民申请行政奖励的行为，行政主体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给予答复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是行政主体败诉，但不必然的会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给予公民某种行政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有些依申请的行为会产生特定的法律后果，如行政许可的申请，但有些则要视法律的规定条件而论，不是一经申请，当然的获得预期的法律后果。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所负的这种举证责任，有的学者又把它称为初步的证明责任，因为这种初步的证明责任只是体现在诉讼的开始阶段，一旦案件进入到实质阶段，就要依据被告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双方在提供证据方面的义务了。
二、我国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
刚才分析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特征，可以知道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应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那么，确立这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是什么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1、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依据一定的行政程序规则，而这种行政程序规则从流程上来讲，首先是行政主体在进行调查或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行为之前，应当向相对人出示履行职务的证明，表明其有权从事该项活动其次应当将有关的事项告知相对人，接着是在作出一项决定或裁决前，应当查明事
实、收集证据，使用诸如询问证人、查帐、鉴定、勘验等各种方法，必要时，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之前，还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只有当前述程序妥当之后，行政主体才可以向行政相对人说明作出某项决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之后，最终作出裁决。这种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规则决定了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已取得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必然是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职权。当原告因具体行政行为与被告发生争议而进行行政诉讼后，由被告提交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从法律上就可以推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性。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因为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有义务收集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并予以保存。一旦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期限已过，行政主体是否还应当将这些证据予以保留？换句话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行政相对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了起诉期限，后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障碍消除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起诉期限，并获得人民法院的同意，而行政主体却不知道此种情况的存在，误以为行政相对人错过了起诉期限，因此没有必要保留原告的证据。此时的诉讼显然对行政主体不利，该如何解决？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按照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只要是行政行为，不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依法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也并不是任何人有权、有能力加以辩认的，而只能由有权并且有能力辩认的国家机关来判断并加以否定。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虽然被告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如果因起诉期限的延误，而造成证据之丧失，亦不应判定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结果，否则就与法的最基本原则－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2、原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而只能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这种弱势地位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职权行为，享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单方面调查、收集、保存和使用各种证据的职权，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需要的证据，只能由行政机关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原告在行政管理中，处于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的地位，无法全面收集到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同时，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案件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需要借助于专门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才能确定，而原告则缺乏被告所具有的条件来发现、保存、收集所需要的证据。当然这种弱势地位只是一种相对性的，在具体法律行为中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之性质所决定的，在举证方面能力大小的不平等，与原、被告的经济地位、机构性质、组织差异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具体到某一个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可能是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跨国公司，被告则可能是只有区区几人的行政机构。行政诉讼之所以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偏向于原告，仅仅是由于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职权的不平等。需要注意的是，用一种不平等的手段去掩盖另一处不平等的事实，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平等。因此，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并没有完全采取由原告或被告一方来举证的做法。只有双方互有举证的义务，共同向法庭举证、质证，并且根据法律要件的不同（或者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来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才能确保实质的平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形成了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三、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益处
1、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之保护。面对拥有行政职权的强大的行政机关，原告总是处于弱势。因此，《关于证据的规定》通过证据规定加强对弱势方的保护，如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定有差异，取证限制不同，不仅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对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鉴定结论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执法人出庭作证以及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弱势方保护的倾向明确、清晰，显然，这些规定，对于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环境，保护诉权，体现法律平等精神，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2、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使之更加容易操作。实践表明，仅仅依靠行政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的原则性规定运用证据，很难操作，几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制定了适合本地区适用的证据规则，但是各地的规定不统一、不规范，《关于证据的规定》的颁布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在提供证据的要求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和条件上，法院委托调查的程序上，证据保全的申请及措施上，质证的对象、顺序、证人作证及认证等诸多问题上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从而使证据的运用更加规范、更易于操作。
3、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近年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渐高，《关于证据的规定》充分考虑了这种趋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条款的规定上：一是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二是证据涉及国家秘密的，由法庭予以确认，并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三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取证据。这种关注，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4、有助于融合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念，使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逐渐趋向依法行政，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如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程序正当，在美国法中，是指行政行为必须满足对个人的最低公平标准。如在作出决定前要给予充分的告知和提供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它强调的是法律适用中的操作规程的公平、审判过程的严格和平等以及规则所体现的形式合理性。《关于证据的规定》借鉴国外证据立法和审判实践，吸收证据理论研究成果，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在证据的告知、证据交换、质证、新的证据的界定、证据的排除、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裁判（证据裁判主义）、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理由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充分体现并融合了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的观念。
四、国外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不同理论
当然，我国现行的这种举证责任制度并非全是好处，它虽然广泛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目前世界上行政诉讼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各持己见，理解不一。下面，以日本的为例，介绍其关于举证责任的不同学说，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使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更加完善。
在关于撤销处分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应当由原告或被告行政厅承担，尤其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学说的主张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学说是由原告负证明责任。由于行政行为有公定力，受合法性的推定，所以要求其撤销的原告，应负证明该行政违法的责任。
第
二种学说是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因为行政行为即使违法，除无效的场合外一般是有效的，因此在撤销诉讼中，被告行政厅对其处分合法性应负证明责任。
第三种学说是根据法律要件不同而分配证明责任说。即在撤销诉讼中，也适用懂事诉讼一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行政行为权限根据的事实要件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权限障碍、消灭等的事实要件，由原告负证明责任。
第四种学说是主张根据行政行为内容不同分配证明责任说。从处分的内容来看，对于科处负担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对于以授予权益行为主权为基础的事实，由原告负证明责任。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较接近此学说。
第五种学说是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案件分配证明责任。因为一般的分配标准有困难，应考虑各种行政法关系的具体性质、证明的难易程序、诉讼当事人间的对等性、公平性等各种因素来确定证明责任。
五、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发展趋势
以上各种学说均有一定的道理，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占过主导地位。到底应采用哪种学说，应该结合本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比例较大，行政相对人保护自己的意识比较淡薄，因此，完全将举证责任推给原告是不可行的，当然由行政主体负主要责任，在目前看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当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必然会被“谁举证，谁主张”的规则所替代。主要理由阐述如下：
1、由被告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负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行为数量及争议案件不是太多的情况下，是比较可行的，但随着行政主体职能的不断变化，各种行政争议案件越来越多，由行政主体承担大量的证据保存任务，有欠妥当。首先，具体行政行为的时效性大，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变动也日趋频繁，一旦发生大量的流动，因为证据保存之不善，而让行政主体承担败诉的理论违反了公平的原则。其次，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应当具有必要的根据或理由，或者就要有根据或理由。否则，无缘无故的提起诉讼，只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及行政资源，这种做法是和现代行政理念不符的。最后，关于诉讼风险，原告应当有所预见。即使根据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统计来看，行政主体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原告败诉的可能。有诉讼，就存在风险。因此，原告如果不对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采取的措施、违法行政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根据等证据予以妥善的保存，就可能预见到诉讼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2、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有利于督促原告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在很多情况下，行政主体进行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相对人本来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从而以减轻自己的行政责任，但有些行政相对人总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理，指望通过诉讼来获得胜诉。甚至有些行政相对人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一些争议标的很小的案件不停的提起诉讼，是谓“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或者故意隐匿可能对行政主体有利的证据。因此，赋予原告必要的举证责任，促使其有效、积极地举证。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行政主体主张行政行为合法、正确，应当负举证责任；原告认为被告适用法律不当，应当提出正确的法律供法庭参考，而不是笼统地说被告的行为违法，却说不出来是适用法律不当，还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某案可有多种法律适用方案，被告已证明其法律适用佥或说得过去，而原告主张另一种法律适用，此种情况下，原告就必须负举证责任。又如原告主张被告动机或目的恶意或违法，而行政案卷或记录中却难以看得出来，而动机和目的，一般来讲又属于内在的东西，故只能先由原告举证。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妥，但在特殊情况下，原告亦应当具有充足的证据保护意识，对适用法律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认为行政主体行政主观方面有恶意等情况下，就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只有行政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明确、清晰，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其本应具有的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书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方世荣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2、《证明责任论》（德）莱奥.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3、《外国行政诉讼制度》，王名扬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4、《行政诉讼法学基本文献资料选编（教学参考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出版；
5、《行政违法论纲》，杨解君著，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6、《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叶必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7、《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8、《行政诉讼条文精释》，马原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篇9：医疗过错鉴定举证责任
医疗过错鉴定举证责任
医疗过错鉴定举证责任从法医学鉴定理论与实务的角度，通过对“医患双方就某一有争议的具体医疗行为与治疗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评定过程，探讨医学科学内在规律的认识，合理确定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充分发挥法院鉴定机构为审判业务和社会稳定提供技术保障的职能作用。
医疗机构与就医者及其家属之间的医疗纠纷案件，不断见诸报端，诉诸法院，成为近年来社会的关注焦点、媒体炒作的热点和人民法院案件审理的难点。其复杂程度，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医患纠纷范畴。医院不得不频频应对法律诉讼，影响了正常的临床医疗与行政管理，法院受理后又可能造成诉讼成本的增加和审判资源的浪费。因此，对于各级、各类医院而言，如何积极防范和应对各种医疗纠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救死扶伤、造福人类”的社会作用;对人民法院而言，如何作到在保护患者生命健康权利的同时，尊重医学内在的科学规律，促进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兼顾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是医疗机构和人民法院目前共同所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这一践行司法为民思想重大举措的出台，提醒当事人慎重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避免因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不当而产生不利的裁判后果。无疑对因“医患纠纷”提起诉讼和“医疗过错责任鉴定”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室多年从事组织“医疗纠纷过错责任认定”的鉴定活动，深知鉴定结论在医疗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中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本文拟从法医学鉴定理论与实务的角度，通过对“医患双方就某一有争议的具体医疗行为与治疗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评定过程，探讨医学科学的内在规律，提醒患者方就医时的医疗风险意识和纠纷发生后的诉讼风险意识，增强医疗机构方施诊时的注意义务和纠纷发生后的举证意识，同时希望更好地发挥法院鉴定机构为审判业务和社会稳定提供技术保障的职能作用。
一、医学科学内在规律的认识
用法律手段处理医患纠纷的目的是实现医患之间社会关系的协调，而不是用法律调整医患之间的自然关系。换言之，不能用法律去解释或解决本属于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上的问题。
在处理医患纠纷时，承办人的观念中交织着法律概念与医学概念，而前者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要区分法律与医学两个概念，就必须把握客观事物外观与内质的区别，不能把某些行为外观的相似性理解为内容性质的相同性。这也是“医疗过错责任鉴定”活动组织者必须明了的问题。
医学是研究人类疾病发生、诊断、治疗、预防等规律的应用科学。生命活动的规律和疾病纷繁复杂的发生原因将动态地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任何疾病都有其起并发展、结局的内在规律，但诸多偶然、突发性因素的存在，可能出现多种意外和并发症，现代医学是难以完全预料、掌握和驾驭疾病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复杂多变的规律。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是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制约，与此同时，疾病的种类也在不断的发展，不少疾病又会被重新发现和认识，至今世界上仍存在着并且不断出现若干人类目前无法认识、无法治愈的疾玻医疗行为只是对疾病的发展过程进行干预，力图使其向好的方向转化。应当承认，医疗过程中所遵循的普遍准则是在决定医疗措施之前先“权衡得失”，患者获益必须显著大于因治疗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应以最小的医疗损害换取患者最大限度的`康复。但更应当正视和承认，现代医学的诊疗技术是科学性和局限性的矛盾结合，各项医疗措施(包括手术及特殊检查)都有可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风险，即在解除病人痛苦、恢复机体健康的同时也可能给患者带来一定的伤害后果，而且这种双重效应是伴随每一项医疗行为而存在的。即使目前认为比较成熟的医疗技术，也可能由于诸多主、客因素的影响，在临床的运用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难以预料的情况，在多数情况下即便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仍然无法阻止和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何况还有很多的医学未知领域仍处于试验、探索阶段。人类的认识水平、识别技术和控制手段始终与疾病的发展存在着差距，故而医学科学具有高深、复杂、未知领域多、涉及知识面广等特点。反映到医疗服务行业即为高度专业性与高度风险性，也就决定了医疗纠纷事件责任认定和调查处理过程中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因此在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具有比其它服务行业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病员的个体差异及就医时自身的基础条件和疾病笃重程度，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临床处置经验，对疾病的认识程度，医院的设备条件、检测手段的先进程度等等，对治疗后果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绝大多数患者到医院就医，本身就是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或是某种原因、意外事故等等接受治疗或抢救的，是
篇10：加班费的举证责任怎么分配
由于加班争议是否属于“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这些应当归类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无论是律师界还是仲裁机构都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认为，在加班费支付争议中，不应当泛泛地得出“谁主张谁举证”或者“举证责任倒置”的结论，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如果证据属于用人单位保存，那么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该规定仍然在延续“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但所不同的是，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作了适当弱化，也即，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与主张对等的举证责任，而只需要证明该主张对应的证据由用人单位掌握就可以，如果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的确掌握该证据而拒不提供的，则败诉的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因此，在加班争议中，劳动者如果主张单位考勤记录中清楚记载其加班记录，但用人单位一直不按照考勤记录发放加班费，则，如果用人单位仅仅口头否认而不提供考勤记录，那么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劳动者在主张用人单位存在加班证据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劳动者不能证明用人单位存在加班证据的话，那么劳动者的主张就有可能不被裁决部门接受。
2、 对于是否已支付加班费的争议，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前一个问题论述的是是否加班的问题，而本问题是论述如果存在加班事实，用人单位是否已支付加班费以及支付多少加班费。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工资支付记录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劳动者姓名、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加班工资金额、应发金额、扣除项目和金额、实发金额等事项。”也就是说，在是否已经支付加班费的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应当承担提供加班费的计算依据和支付依据。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或不能提供完整证据的，用人单位将承担败诉风险。
3、 如果用人单位提供考勤记录显示没有加班，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应当提供加班证据的，应当由劳动者对其加班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根据《证据若干规定》，对于否定的事实(或者称消极主张)，主张者不承担举证责任，而是由主张肯定事实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由于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主张加班的事实采取否定态度，因此，我们认为，除非有证据显示用人单位存在加班证据，否则，只要用人单位否定加班事实的，劳动者需要为自己的加班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从上文中可以知道对于加班费的主张，应该有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劳动者诉求的，那么劳动者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但是，如果劳动者能证明用人单位存在加班的证据，那么用人单位仅仅否定加班的事实而不提供证据的，用人单位有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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