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对《周易》的继承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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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吕氏春秋》对《周易》的继承与改造
《吕氏春秋》对《周易》的继承与改造
成书于先秦晚末的《吕氏春秋》是杂家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作。它集先秦诸子之大成，对《周易》多有继承和改造之处。本文主要从辩证思维、指导思想、编纂宗旨、结构体系、中和之美、养生学等方面论述，以期寻绎出二书的承传嬗变关系。
作 者：魏宏灿 王启才 作者单位：魏宏灿(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王启才(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 阜阳 236032)
刊 名：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NZHO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0(1) 分类号：B221 B234 关键词：吕氏春秋 周易 承变关系篇2：朱熹对周敦颐宇宙本体论的继承与改造
朱熹对周敦颐宇宙本体论的继承与改造
朱熹的宇宙本体论是对周敦颐学说的继承和改造.朱熹将周敦颐哲学中形而下的“太极”提升为形而上的本体,并对其内容作了重大改造.周敦颐的.无极和太极的关系相当于朱熹的理气关系,其动静是-种特殊性质的动静,即显与隐、实现与不实现.牟宗三对此问题的疏释有许多不相应之处.
作 者：陈代湘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湖南,湘潭,411105 刊 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RAO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2002 22(1) 分类号：B244.7 关键词：朱熹 周敦颐 宇宙本体论篇3：李翱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改造
李翱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改造
李翱的思想倾向与韩愈基本相同,但在政治主张与哲学思想方面却有自身的特色.他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对现实政治与民生疾苦表现出强烈的关怀,同时致力于儒学理论的创新.他对佛、道二教的批评比同时代人更为理性,善于吸取其中的理论精华,丰富了传统儒学的内容.李翱于儒家众多的经典中,着重表彰<中庸>、<大学>、<易传>、<论语>、<孟子>.其<复性书>以儒为主,综合佛、道二家(特别是佛教)的思想,加以创造性的熔铸,形成一种较为系统的`心性理论,补充和完善了儒学在心性论方面的不足,丰富了儒家思想,开启了宋明新儒学的先河.
作 者：杨世文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所 刊 名：中华文化论坛 PKU英文刊名：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年，卷(期)： “”(2) 分类号：B241.6 关键词：李翱 儒学 继承 改造篇4：周易与人生
周易与人生
《周易》六十四卦，以乾为首，而乾卦全篇爻辞都在讲“龙”，以龙的生息变化寄喻人生和宇宙哲理。
提到《周易》，人们总是把它和枯燥难懂的经文联系在一起，加上一些片面、夸张的描述，很易让人产生高深莫测、令人生畏之感，于是读易、学易成了专家、学者们的专利，普通百姓只好望易兴叹、敬而远之。孰不知那些“经文”只是《周易》的躯体(形式)，由特殊思维组成的思维模式才是它的灵魂、它的真正内涵，由于其躯体被多层衣服包裹(古今各种注解)，常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去感知它的。就象我们会使用仪器接受到所需的声音和图象而对传载信号的电磁波却无感知一样，其实《周易》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调整好心态(接受频道)就时刻会得到对自己有益的新发现。
“咸”与古人的恋爱观
“咸”是讲少年与少女相互感应而结为夫妇的卦，也就是说是讲男女恋爱的卦，当然阐述的是一切事物的相互感应之理，因为象征与全息是《周易》的主要思维特点。不直接言“感”，而是将“心”字去掉，此乃“无心而感”，就是说：异性相吸、相互感动本是无心的，男女相亲相爱需要“一见钟情”和“心有灵犀一点通”，刻意(有心)去求是得不到真正爱情的，正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咸”，女上男下，上为阳为积极主动，下为阴为消极被动。就是说，女性本属阴是消极被动的要放开一点，而男性本属阳是积极主动的要克制一些，这样感应才会继续持久。
“咸”，若上卦不动，初爻动变为“革”;二爻再变为“夬”;三爻再变为“兑”。若下卦不动，四爻动变为“蹇”;五爻再变为“谦”;六爻再变为“艮”。就是说：少男一味积极主动，必然导致一个“被迫变革”、“武断行动”、“自己快乐”的过程;少女一味积极主动，必然导致一个“进程艰难”、“谦虚推让”、“最后终止”的结果。若初爻、四爻同动变为“既济”;二爻、五爻再同动变为“泰”;三爻、六爻再同动变为“损”。就是说：只有男女同步行动，才能“恋爱成功”、“亨通安泰”，自然最后达到“彼此有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交融状态。
“既济”与智商、情商
分析诸多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决定一个人事业、婚姻等成功与否的关键，并不是过去人们强调的“智商”，是什么?现代心理学家认为是“情商能力”，并将此定义为“一个人感受、理解、控制、运用和表现自己及他人情感的能力”。我不敢说，得出这般结论的人真正读懂了(或得益于)《周易》的“既济”之卦，但此结论却与“既济”阐述之理不谋而合。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他情商能力的高低，衡量父母或专业教育工作者对儿童教育的成败，也取决他对情商能力重视与否。
古人早就有“性、情”之说，“性”为本性、性命，表示人本来具有的东西，现代的“智商(主要是由人的先天性遗传基因所决定的一种智力发展能力和智力发展水平)”相当于此;“情”为感情、情绪，代表人后天产生的东西，当代提出的“情商”相当于此。按古人划分阴阳观点，性或智商为实为刚为阳，情或情商为虚为柔为阴。“既济”，上卦为坎为水为阴，下卦为火为阳，又上为阳为前为显、下为阴为后为隐，就是说：只有将象征阴的“情商”摆在(或成为)首要、显著的位置你才能取得成功。若主次颠倒，就只有失败(离火在坎水之下为“未济”)。又，上方为阳为主导、下方为阴为辅助，就是说：只有将象征阴的“情商能力的培养”，摆在主导地位，你才能取得教育的成功，否则就会遭受失败。
“蒙”与古人的教育观
“蒙”卦主要是讲启蒙、教育的，对此诸家没有多大争议，然对卦辞的理解却各抒己见，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为“不是我有求于年幼无知的人，而是他有求于我。初次求教，告诉他;接连再问(同一问题)，则近轻侮，恕不回答。这样有利于他今后的进步。”另一种则为“……初次占问，告之吉凶;接连占问(同一件事)，则有亵渎行为，不予复告。这样有利于占卜。”而笔者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求教也罢，占问也罢，对求者来说都是一个被启蒙、受教育的过程(不是要求预测师要有心理医生的水准吗?)。教育的效果如何，取决于求者的主动与被动，蒙昧者有志于被启蒙的表现，是启蒙者达到启蒙目的`的先决条件。如今，不管学生愿不愿接受，一律“满堂灌”的现象依然在学校存在;不管你是否有事要问，硬要“拉人算命”的情景在大街上处处可见，这不能不说今人实在并未真正理解把握古人启蒙、教育之真谛。
“蒙”，上艮下坎，山下甘泉，口渴的人才会品出其滋味，从中受益;若上下颠倒为“屯”、互换为“蹇”，甘泉在峡谷(震为峡谷)、高山，求之艰难也;上卦错变为“困”，下卦错变为“贲”，上下皆错变为“革”，求者一味主动就会走人困境，启者一味主动就会贪图虚名，只有双方互相配合再会使启蒙、教育在改革中不断发展进步。
从“未济”谈对失败的反思
“未济”卦，离上坎下，离为火为理想为追求为感情，坎为水为困难为惰性为理智，事先不能理智地将足够的困难和危险(以及对策)考虑周到放在首位，而是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去好高骛远地追求理想目标，是注定要失败的。
“未济”的综卦为“既济”，你的失败恰为他人的成功提供了成功的条件与前提，或者干脆就是敌方(竞争对手)的成功。“未济”卦的互卦、错卦都是“既济”，这一次失败包含着下一次的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的最后是成功，但成功与失败之间虽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边，尤其到最后的那一步许多人放弃了，因此：失败是对失败的认可，成功是对成功的执着。
“未济”“既济”为中女中男的组合，意味着人到中年将会在“惑”与“不惑”中将失败与成功把握。“咸”“损”意味着少女、少男在彼此损失的前提下谈情说爱，“益”“恒”则意味着长男长女在相互受益中天长地久、白头到老，“否”“泰”则意味着老男老女在“否极泰来”中求得安逸。
“未济”为六十四卦末，表明事物变化无穷尽，一个过程终止正是另一过程的开始。成功是暂时的，在失败中摸索才是永恒的，人类就是在对成功的不断追求中，逐步完善自身，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世界。
“同人”与现代交友启示录
“同人”，乾上离下。外卦乾为天，象征刚健、周而复始，运动不止;内卦离为火，象征光明、旭日东升，万物茁壮。就是说：在同一片蓝天下，追求美好事物的共同愿望使大家聚集在一起，恰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拥有相同的目标或追求、不停地为之努力行动，这是交朋友的前提。“同人”，火在天空中燃烧，天空因火的燃烧获得热量而升温，天空为火的燃烧提供了空间条件。要给对方提供理想追求的土壤和空间，这是交友的基础。
“火曰炎上”，“火”历来被喻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象征，从“钻木取火”到太阳能被广泛应用，“火”在人类同大自然的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给人类带来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使人类愈加感到互相合作与相互交流的需要。“乾”为头，“离”为电，如今利用“电脑(信息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可以同世界各地的各种人物交朋友，恰巧与“同人”卦的内涵不谋而合
“离中虚”，说明“离”代表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追求;“坎中满”，说明“坎”代表的是一种看得见、摸得到的物质利益，“天火同人”的内卦离变为对卦坎后，则“同人”就变为“讼”，说明真正的朋友关系是建立在一致的精神追求基础上的，一旦转化成共同利益的占用就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朋友关系就会变成竞争的敌我对立关系，这是交友之所忌。
六十四卦序中，“同人”的往卦(前一卦)是“否”，来卦(后一卦)为“大有”，《序卦传》云：“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就是说，在生活中处处碰壁时，最需朋友的帮助，“雪中送炭”是交友的真谛，能够与更多朋友和谐共事必然大有所获，成就一番大业。“同人”的外卦乾变为对卦坤后，“同人”就变成“明夷”，就是说：满怀着自己的理想、追求要不停地去寻找、去行动，如果只在那儿守株待兔般地空想，只会使自己高贵的内心受到伤害，自毁自灭。
“同人”，上互乾、中互姤、下互家人，“乾行健”，说明交友双方都是在发展变化着的，要不断提醒激励自己正视这种变化，不断调整或发展自己适应对方的需要，否则就会各自结交新朋友。“家人”是“乾行健”的结果，其含意有二：一是组成一个稳定的大家庭;二是组成一个狭义的小家庭(尤其异性之间的交友)。“姤”为“邂逅”，强调的是“缘份”，交友要遵循顺其自然的原则，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同人”的对卦是“师”，二者都有集聚众人干番大业之意。所不同的是，“同人”卦中民众是主动的、领袖是被动的(五阳爻为众)，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主动拥戴其中一位作为他们的领袖;“师”卦中领袖是主动的、民众是被动的(五阴爻为众)，民众是被迫集聚在一起，他们要按照领袖的意图去做他们并非乐意去做的事。因此，要干一番大事业，就要尽力做到“同人”，而避免“师”之效果，当然特殊情况另当别论。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内外敌人，“同志”一词的广泛应用，在当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它是对“同人”卦的彻悟，一点也不过分。
“乾”与“龙的传人”
《周易》六十四卦，以乾为首，而乾卦全篇爻辞都在讲“龙”，以龙的生息变化寄喻人生和宇宙哲理。这表明，以《周易》这个大道之源而生发开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地地道道龙的文化。
古代的君王皇帝，穿的是龙袍、坐的是龙椅、睡的是龙床，以真龙天子自居;一些胸怀大志的“君子”也常常把自己喻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卧龙”，这决非偶然。
既然乾卦全篇都是讲龙的，那么其卦辞一定是对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对“元亨利贞”，孔子是这样解释的：元是众善的魁首，亨是众美的集中，利是道义的统一，贞是事业的基干。就是说，以龙自喻的“君子”应该是这四种美德的统一体。
在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民大众将一种实际并不存在的动物，作为图腾去膜拜去敬仰，这个图腾凝聚着他们对完美的追求与渴望。因此，龙的形象是各种具体优秀形象的最佳组合：鹿之角，是雄壮美丽的象征;马之头，是疾驰不疲的象征;蛇之身，是善于变化的象征;鱼龟之鳞甲，是自我保护的象征;鹰之爪，是凶猛飞翔的象征……。他们总是把认可的事物完美化，开荒着适合“个人崇拜”生长的土壤，一代又一代过去，其土地越来越肥沃，他们的理想却越来越迷茫。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明明播种的是希望，而收获的却是一次再一次的失望。
龙的形象因环境不同而不断变化，乾卦自初爻的“潜龙”讲起，至六爻的“亢龙”结束，充分阐述了这种变化的必要，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变化是必然的规律。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昌盛、衰退、消失的必然规律，按照《周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全息观，乾卦所阐述的这种变化规律适合任何事物，作为对一种图腾的认识也不例外。因此，总会有一天，龙的形象因人而异，你想象中的龙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乾卦的“用九”，是六爻皆变显示的象征涵义，可以理解为经历了从初爻到上爻六种状态后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卦辞是这一卦的“序言”，则“用九”即是本卦的“结束语”;如果卦辞是序幕，“用九”则必然是其尾声(大结局)。因此，对其“见群龙无首，吉”的理解，甚为重要。
现在，有一句很时髦的俗语流传极广，“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三条虫。”为什么?
因为，龙是完美的象征，如今人民将“首领”列在完美因素的首位，谁都想成为体现完美的龙，而某一方面(领域)只能有一个被接受认可，于是就产生了斗争，看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如果人们都不希望自己变成一条虫，就必须接受“人人都是龙”的观念，就必须相信“群龙无首”的民主状态是最佳选择。因此，笔者以为“群龙聚首，不分彼此”，才是乾卦“用九”的真正内涵。
《周易》64卦的排列顺序，“错、综”是其主要方式之一。
“错”，即“错卦”，又称对卦和旁通卦，指阴阳相对的卦;“综”，即“综卦”，又称反卦和覆卦，指将一卦反覆(颠倒)过来所得到的卦。
在64卦排列中，每两卦为一组，其后卦基本都是前卦的综卦(如屯蒙、需讼、师比等)，遇到其综卦与本卦一样时，即变为错卦(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
在64卦中，互为综卦的共有28组卦象，加上其余互为错卦的8个卦象，共计36个卦象，这也许就是依照《周易》原理，编撰《三十六计》的初衷吧。
64卦的内涵体系博大精深，这里我们暂且仅把每一卦狭义理解为，自然界的一种事物或事物的一种状态，从“错、综”概念中不难感知到，古人辩证思维的伟大。
无独有偶，世间任何事物都有与其对立的另一事物，只要我们从相反的角度去观察、对待，就会发现、感知到与它对立的那一面，而这恰恰就是这一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
“损”的综卦是“益”，因此在64卦中损卦之后为益卦，“损而不已，必益”(“序卦传”)，就是说损失到不能再损失的时候就会增益，这与“否极泰来”的物极必反之理相同;根据“能量守恒”规律，有人损失必然就有人获益，此处损失必然从他处获益，现在损失必然将来获益，吾辈损失必然子孙获益……。
篇5：《周易》与中国文化
《周易》与中国文化
本文立足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视野,探讨了易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问题,提出应该按照中国文化本身的结构、途径和方法来看易学带给它的'作用,由之进一步地论述了易学对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接着通过对简帛文献的分析,有力地说明了孔子对易学的开创性贡献.
作 者：李学勤 LI Xue-qin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100084 刊 名：周易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OF ZHOUYI 年，卷(期)： “”(5) 分类号：B221 关键词：易学 中国文化 孔子 易 帛书<要>篇 篇的知识脉络' >篇6：《周易》与《乐记》
《周易》与《乐记》
《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正宗，同时也是传统文比的活水源头。它弥纶群言，笼罩百家，涵古盖今，包裹天地，对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总目·经部·易类》)从中国古代乐论的角度看，受《周易》影响最深，援《易》以为说最多的，则为《乐记》。它的乐本论、乐象说和乐简观，分别与《周易》阴阳之道、易象理论和易简学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乐记》又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奠基石，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所以，分析《周易》与《乐记》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周易》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核心。
一.阴阳之道与乐本论
《庄子·天下》称;“《易》以道阴阳”。这句话说出了《周易》的思想本质。阴阳为《周易》之本，它是《周易》哲学的总纲，是贯穿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总规律。一部《周易》就是建立在“一”、“一”两个阴阳符号的基础上，这一断一连的两个阴阳符号，经过排列组合而衍成八卦和六十四卦。《易传》又进一步用阴阳消长之理来解释这两个符号，并以阴阳之道为基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易传》认为，阴阳是推动宇宙万物演变的两种元气，在阳气鼓动之下，事物的属性是刚健的，在阴气支配之下，事物的属性是柔顺的。自然、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根据其属性特点，区分为阴阳两大类，如天地、水火、雷风、昼夜等自然现象，男女、君臣、父子、夫妇等人际关系，都是阴阳的表现。诚如朱熹所说：“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朱子语类·读易纲领》)《周易》以阴阳之道为宇宙之本，用阴阳范畴概括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关系，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阴阳之道为宇宙之本，同时也是音乐之根。《周易》阴阳之道的大义表现在宇宙生化与天地谐和两方面，《乐记》正是循易道之迹，从这两方面来论述音乐的起源与本质的。首先，《乐记》本易道阴阳生化之理，阐述音乐的起源。《系辞》曰：“一阴一阳之渭道”。道者，太极也。太极乃阴阳二气环抱之状，喻示天地浑沌未分之时。阴阳二气，一动一静，自相交感，变合施受，则出两仪，生天地，化四时，成万物。这便是《周易》所展示的阴阳生化之理和宇宙构成模式。本此之理，《乐记》论述了音乐的起源问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本篇》)
这就是中国古代乐论所谓的“物动心感”说，它强凋音乐的产生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心的结果，其本源则是宇宙间生生不息的气化运动。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舞咏”即包含音乐在内的诗、乐、舞的统一体，也就是《乐记》所说的“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洋，音乐产生的具体过程便是：气-物-心-声-音-乐。既然音乐与万物的产物都是阴阳气化的结果，那么，追寻音乐的本源当然也就要十溯列天地之间的阴阳之道。所以，《乐记·乐礼篇》又说：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
这里着眼的正是阴阳间的动静交合，天地间的生生化化。这种以阴阳生化为依据，从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角度考察音乐本源问题的思维方式，正源于《周易》阴阳之道，篇中有一大段文字完全抄录《系辞》则是明证。
其次，《乐记》本易道天地谐和之说，论述音乐的.本质。《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哲学乃是重生的哲学，故有“生生之渭易”说，然而，万物生化的基本条件是天地和谐、阴阳调顺。《乾·彖》：“保合大和，乃利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周易》以“弥纶天地之道”为己任，追求的是宇宙间的普遍和谐。这种和谐以天地定位、阴阳相得为基础，在阴阳刚柔的对立统一中追求和谐与流变，以便山川相通、雷风激荡、水火交化，最终形成自然界的普遍和谐运动。《豫·彖》：“天地以顺动，故口月不过，而四时不忒。”“顺动”即天地和谐运动。日月运行不过，四时推移不忒，百物兴化有序，均是天地和谐运动的表现。大自然的和谐乐章孕育了音乐艺术的和谐本质。“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记》受易道天地谐和说的启发，把音乐放到天地之间加以审视，以天地之和为音乐和谐的依据，提出了“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论篇》)的观点。这一观点诱发于宇宙大干生生不息、风雨序次的和谐运动，其本则在《周易》对此，《乐礼篇》作了交待：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这两段话完全出自《系辞》，《乐记》引而用之，目的在于从天地运行、四时周转的自然和谐运动中导引出音乐的和谐本质。有人认为：“这两段内容实际与‘礼乐’无关，中间点到两句，也显得附会。”其实不然。阴阳之道，一动一静，这是宇宙间万物生化的无穷力量。阴阳之道有序和谐的运动正是天地大美之所在，而宇宙的和谐已包含了音乐的和谐，天地之美实际上也就是音乐之美，所以说：“乐者，天地之和也”。这样，《乐记》就为音乐的和谐美找到。了物质基础和本体依据。这种以阴阳之道为基础，从宇宙生成沦的角度论证音乐的本质
问题，正是中国古代乐论的一贯作法。《乐记》之前的《吕氏春秋·大乐》，乐记》之后的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莫不如此。
阴阳之道作为附着在占筮之经《周易》上的哲学思想，除了具有自然物质性的一面外，尚有鬼神迷信的神秘色彩。《系辞》曰：“阴阳不测之渭神”，《观·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阴阳变化，幽微难测，在其运行过程中，既生出天地山川之丽象，又带来蓍龟河洛之神物，故曰“神道”。清人江慎修渭之为，“天不爱道，地不爱宝，河出马图，洛出龟书，天地之大文章也。”(《河洛精蕴》)这就给阴阳之道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种神秘色彩又具体表现在天尊地卑、天人合一的观念上。《周易》哲学具有崇阳抑阴的倾向，它把天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赞美它的德比功能：“大哉乾元，万物资生，乃统天”(《乾·彖》)。天主宰万物，统摄一切，所以囊周易》赋予它人格神的含义，尊之为“上帝”(即天帝)。大人(有德之君)遵天命以行事，顺天道以施政，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如此，大人也就进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然而，人间的和谐与幸福乃上天所赐，故“先王作乐崇德，殷荐
之上帝，以配祖考。”(《豫·象》)意即人们在庆贺丰收、胜利之时，要通过音乐来昭明天道，歌功颂德，与神同乐，以答天贶。于是，音乐便成了天人合一的媒体。这种与原始宗教巫术相联系的音乐思想，在《乐记》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乐礼篇》说：
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神秘而奇特的音乐思想，它把音乐看作是可以与天地鬼神相感，与自然社会相通的一种应感工具，从而把音乐推向了宗教神学的怀抱。而这种音乐思想正植根于《周易》天人感应论之中，是《周易》阴阳之道的神秘色彩在古代乐论中的折射。后世乐论，如班固《白虎通德论·礼乐》，《魏书·乐志》“长孙稚、祖莹论乐”，《隋书·儒林列传》“何妥论乐”，也均有此说。
二.观物取象与乐象说
“易者，象也。”《左传·昭公二年》叙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其不说《周易》而称“易象”，可见《周易》以“象”为基础，“象’是《周易》义理的感性形式，是圣人设教的象征符号。易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卦象，一类是爻象。《朱子语类》说：“《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取之有所从”与“推之有所用”，就是《系辞》中说
的“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周易》易象理论蕴含了艺术思维的精髓要义，给中国古代乐论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乐记》，专门没立了《乐象篇》以探讨音乐立象的问题。
《周易》是通过“观物”来“取象”的，《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渚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阐述了由天地万物到阴阳八卦的制作过程。“物”是自然、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象”是对这些事物的模拟、概括。物为象之本，象乃物之象。要在物中取象就必须体察万物，师法自然，对各种具体事物和现象进行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如此方能应物象形，制作体现事物特征的易象。乐象的制作方法与易象是相通的。“情动
于中，故形于声”(《乐本篇》)。这是说情感决定了乐象的个性特征。但是，抽象的情感并不就是艺术。艺术之为艺术，关键在于能将主观的情感融入到一定的物质形式之中，使之客观化。就音乐艺术而言，这种一定的物质形式就是音响。《乐象篇》说：“声者，乐之象也。”这里的“声”指构成乐象的基本要素，即五声、六律。五声为宫、商、角、徵、羽。古人认为，五声本于自然，生于气化“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左传·昭公元年》)。阴阳六气衍为四时、五行，而四时各育其气，五行各有其性，人们通过对四时之气和五行之性的观察、体会，制作了五声。桓谭说：“五声各从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宫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须宫而成。”(《新论·琴道篇》)朱长文则说：“圣人观五行之象丽于天，五辰之气运于时，五材之形用于世，于是制为宫、商、角、徵、羽，以考其声焉。凡天地万物之声，莫出于此五音。”(《琴史·释弦》)可见，五声是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指导下，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自然声响的模拟而获得的。
五声表示音程，但还不能决定一只曲子音调的高低，决定音调高低的是十二律。十二律分阴阳两类：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属阳律，称为“六律”，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是阴律，又叫“六吕”。通常所说的“六律”，则是包括阳律六律和阴律六吕的总称。六律也是取法自然的结果，具体说是对一年十二个月不同风气观察的结果。贾谊论六律曰;“声音之道，以六为首，以阴阳之节为度。是故一岁十二月，分而为阴阳，阴阳各六月，是以声音之器十二钟，钟当一月，其六钟阴声，六钟阳声，声之术，律是而出，故谓之六律。”(《新书·六术》)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一年十二个月所刮之风，在风向、强度、湿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手是将其分为阴阳两类，并与十二律相配：
阳：黄钟 太簇 姑洗 蕤宾 夷则 无射
十一月 一月 三月 五月 七月 九月
阴：大吕 夹钟 仲吕 林钟 南吕 应钟
十二月 二月 四月 六月 八月 十月
所以，贾谊又说：“夫律之者，象测之也，所测者六，故曰六律。”这就明白地道出了六律是观物取象的产物。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音乐是声音有规律的组织，舒心悦耳的美妙乐曲来源于和谐协调的声律之象，故制乐要“稽之度数”。《乐记·乐象篇》有言：
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
那么，声律如何才能得数，度数的常规又是什么呢?《乐象篇》接着说：“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小大”、“终始”谓五声中的羽声和宫声，因为羽声尖溜细腻，音量最小;宫声低沉雄厚，音量最大。又，五声始于宫、终于羽。“清浊”：五声中宫为中声，角、羽为清声，商、徵为浊声。五声之小大、终始、清浊，”皆安其位而不相夺”，即是符合度数，谓之“比音”。在古人看来，声音之大小、巨细、清浊，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取法于鸟兽、昆虫、风气之声，来源于天地万物的和谐音响，。陈幼慈说：“凡天地化生万物，莫不有声。龙吟虎啸，声之巨者;蝇蚓 ，声之小者;敲金戛玉，声之清者;怒吼狂呼，声之浊者;两间万类，无往非声。”(《琴论·音韵清浊》)
五声六律经过有序的组合，便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乐象世界。然而，声音是通过乐器产生的，不同的乐器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产生不同的乐象。这也与易象制作方法有关。相传，伏羲氏不仅观天法地以作八卦，而且还以同样的方法制作了琴：“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琴史·莹律》)琴为乐器之首，然乐器并不止于琴。古人根据乐器制作材料的性质不同，将乐器分为八类，即所谓“八音”，并认为八音取法于《周易》八卦。班固在《白虎通德论·礼乐》中引《乐记》曰：
土曰埙、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丝白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祝 。此谓八音也，法易八卦也，万物之数也.
埙，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离音也。钟，兑音也。祝敌，乾音也。
检现存《乐记》并无以上所引文字，班固当是据别本以引之。西汉时，《乐汜》有多种本子传世，据现存史料记载，至少有王禹二十四卷(篇)本、刘向《别录》本、小戴《礼记·乐记》本和今本《史记·乐书》本四种。现存的《札记·乐记》十一篇只是一个节本，距原本相去甚远。孔颖达《礼记·乐记》疏云：“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渐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这十二篇主要淡的是乐舞的表演技艺，—其中就有《乐器篇》。班固的引文可能就是据此丽来。尽管如此，现存《乐记》还是谈到了当时的多种乐器，例如;金属制的有钟，石制的有磬，陶土制的有埙，木制的有椌，楬(柷、郚)，革制的有柑、鼓、鞔、鼙，弹弦乐器有琴、瑟;腔管乐器育篪、管，籥、箫，簧管乐器有竽、笙、匏。这就囊括了八音中的大部分乐器。
“观物取象”是为了“立象尽意”。《系辞》曰：“人立象以尽意”。《易》之为书，最初并无文字，仅以易象达意示人，所以易象的古义即是表意之象。宋人陈騩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文则》)。后来，象中之意曲折隐晦，圣人怕来人不知其意，故系辞以告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朱熹《周易本义》谓四象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者。圣人创立四象，
是为了用它们显示天下事物的义理。易象如此，乐象亦然。乐有五声，五声的确立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所谓“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估滞之音矣。”(《乐本篇》)这里，《乐记》先以五声配五等，把五声的象征意义由自然界的种种事物和现象，引伸到社会的政治道德领域。后人又不断对此进行发挥，使五声的象征意义更加丰富具体。刘籍说;“宫象君，其声同。当与众同心，故曰同也。商象臣，其声行。君令臣行，故曰行也。角象民，其声从。君令臣行民从，故曰从也。徵象事，其声当;民从则事当，故曰当也。羽象物，其声繁。民从事当财物有繁植，故曰繁也。”(《太音大全集·琴议篇》)这样，五声不同之象就代表了五种不同的礼义事项，音乐也就与社会政治沟通起来。正是基于乐象的象征意’义，音乐发挥着它的陶冶性情、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所谓宫声和严雄厚、庄重宽宏，闻之使人温良而宽大，商声慷壮哀郁、惨怃健捷，闻之使人方廉而好义;角声圆长通澈、廉直温恭，闻之使人恻隐而爱人;徵声婉愉流利、雅丽柔顺，闻之使人乐养而好施，羽声高洁澄净、谈荡清邈，闻之使人恭敬而好礼。
五声以外，八音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据《乐记·魏文侯篇》所述：钟声铿，其声象威武的立号令，君子听之则“思武臣”;石声磬，其声表示节操分明而视死如归，君子听之则“思封疆之臣”，丝声哀，其声使人廉明而有志，君子听之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其声象征团结，君子听之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其声使人活泼有力，君子听之则“思将帅之臣”。还有，古代言乐必兼舞’，乐舞配合正是为了更好地立象尽意。后世研究音乐的人多只注重于律吕，而很少涉及舞法，原因就在于，不明宙乐以立象尽意为本。“夫乐者，象成者也，”《乐记·宾牟贾篇》对铿锵鼓舞的动作与结构的分析，就是着眼于乐象的尽意功能。“ 于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就是说舞队拿着盾牌稳稳地站着，是表现武王对待诸侯十分庄摹的形象;举手顿脚勃然阼色，是表现太公威武的意志;乐舞结束时大家跪下，是表示周公召公用文止武的意思。在结构上，这种鼓舞每一段都表示一个特定的意思，如第一段表示武王到北方去伐纣，第二段表示灭掉商纣，第三段表示凯旋南归……
三. 乾坤易简与乐简观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中引郑玄《易赞》和《易论》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有三说，简为其一，可见易简是《周易》全书一条重要的原则。《系辞》说：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阧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易传》认为，乾坤两卦是一切卦爻组合变化的基础。乾坤，即天地之道、阴阳之气。天道无为而善始，地道不劳而善成，天地万物的生比繁衍皆发于自然，故曰易、曰简。一句话，乾坤之道是宇宙间最简单易知而又最根本的道理。人之所为，亦当效法天地之道，如乾之易，如坤之简。如此则“易知易从”、“有亲有功”、“可久可大”，圣人之德业于是乎成。本《周易》易简学说，古代乐论也提出了“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理论：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为简，易故能天，简故能地。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淮南子·诠言训》)
是故大礼之极，简而无文;大乐之极，易而希声。简易者，先王建礼乐之本意也。(《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
《周易》易简原则，植根于天地自然之性，着眼于王道教化功能。这是它与乐简理论相关联的内在依据。《观·彖》曰：“观天之神遭，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设教”的思想把形而上之道体与形而下之器用统一起来，使易简从“天之神道”的运行规律，落实为民之教化的基本准则。《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通观各卦卦象，无不以自然之道说明社会规律。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都是以天地乾坤的易，简法则指示人事活动要顺应、自然规律，教化天下人如何立身处世。《周易》推崇易简的目的在于给圣人完成其德业指明掐津，古代乐论推崇易简是为了强调音乐的伦理教化意义和移风易俗功能，两者在方法与目的上都是一致的。太史公论乐道：“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史记·乐书》)既然制乐的目的不在于“快意恣欲”而在于为政治世，那么制乐的原则当然也就务求易简了。所谓“音正”，也就是易简。因为“烦乎淫声”则会汩湮心耳，使人忘掉音乐的平和之声，以致心欲膨胀，唯有“平正易简”方能心澄气清，使人领悟
音乐的和谐之美，从而正心立身。下面，我们以《乐记》为例，具体分析一下易简与乐教的关系。
“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就是说音乐的教化作用是与它的易简特点联系在一起的。《乐记·乐论篇》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这里说的“中出外作”、“必易必简”皆据自然之理而言，因礼乐能与天地同理，故有“无怨”、“不争”之效。先王制作礼乐，并不是为了极口腹耳目之欲，而是为了教化百姓，平其好恶之心，使他们返回“人道之正”。那么，什么是“人道之正”呢?《乐本篇》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人性能静即人道之正，因为静则合于天之道，人欲纷动即人道之背，因为动则生好恶之心。好恶之心不节制，就是灭天理而穷人欲。天理灭则生悖逆诈伪之心，淫佚作乱之事。欲合于天理，就必须逆而用之，使纷乱之欲心复归为清静之本心。这就叫“反躬”，也就是先王制礼作乐的目的所在。本此目的，礼乐之作必然要循天法地，求易求简，以达到凋节人心，移风易俗的功效。所以，《乐论篇》又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乐由天作故易，声淫律乱则：不易礼以地制故简;烦琐拘急则不简。不易则不静;不简则不文。惟其顺天之道，循地之理，从容不迫，自然而然，则易简、静文皆有致，内和、外顺皆有宜。此即易简之理。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故有亲有功，可久可大。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儿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乐论篇》)正是承易简而言礼乐之功效，“同和”，即与天地同易;“同节”，即与天地同简。“百物不失”，易之效也;“祀天祭地”，简之功也。无论是社会上的礼乐，还是幽冥中的鬼神，皆同易简之理，如此，则能“合敬”——“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同爱”——“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夭子不怒”。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道之无为易简，不害不悖;物之施为有序，并育并行。礼乐本乾坤之易简，法天地之和序，故能以道制欲，友情和志，使上下不悖，民乱不作，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乐记》认为，人的俏欲植根于血气之中，是一种天生的生理要求，它随外物的感应而生喜怒哀乐之情。气有顺逆之分，情有正邪之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因此，必须通过“正乐”对人的感：情加以疏导，使“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正乐吁实际上就是合于声律度数，符合易简要求的音乐，也就是所谓“大乐”、“古乐”。这种音乐，节奏和谐平缓，能使人产生和顺之心;“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乐化篇》)。这样，人心趋和而社会达治，音乐的移风易俗;与政相通的社会作用也就随之实现了。有人将这种音乐美学的现实功利观看作是“俗儒乐论”，则未免肤浅，实际上，它是以《周易》乾坤易简的哲学思想为依据，从形而上之道体落实下来的体用一如的音乐观，这种音乐观在后来阮籍的《乐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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