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参考文献文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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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幼儿园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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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文献综述论文
摘要：
为了弄清我国小学游戏教学与研究现状，利用中国知网和Google收集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到，游戏教学文章发表数量急剧上升，其中针对单独学科的游戏教学数量较多。本文就收集到的有代表性文章进行综述与分析。
关键词：
游戏教学，文献综述，模型建构
1、引言
“好玩是儿童的天性”。但是迫于应试压力，加上家长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儿童的天性被压制，这并不利于儿童的成长。游戏，可以说是儿童成长最主要的的活动。游戏教学法就是利用游戏的活动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学习，发展相应能力。
，新课程标准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新的阶段。通过中国知网等权威网站的资料收集，发现游戏教学一直是研究热点，研究文献总量突破2万，20有所回落。
2、国内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游戏在学期阶段用的较多。传统意义上的游戏只是课堂的辅助手段。李海洋认为教师应根据新课标要求，掌握学生的思维特点，在英语教学中，符合游戏教学的原则（目的性，竞争性，公平性原则），将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结合，逐步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坚定学生学习英语的决心和信心。教师在日常英语教学中运用游戏教学法，累计和总结游戏教学经验和方法，努力提高小学英语教学质量。凌美叶（）探索游戏教学理论依据，游戏教学思路，种类。游戏教学时教学方法的一次变革，学生由客体变为主体。荀子提倡的“知行统一”，杜威的实用主义，“从做中学”，都为游戏教学提供理论基础。游戏教学也很好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愉悦性。游戏活动种类具有多样性，可以依据学生不同心理特征设置不同游戏，比如针对好奇心设计猜谜游戏，好胜心设计竞赛游戏等。“在玩中学”也要注意游戏目标的是否明确，是否适合学生，游戏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周颖怡（）认为音乐这门特殊的艺术学科，决定了采用游戏教学的必要性。音乐游戏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趣味性游戏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活动性的游戏引导学生参与，竞争性游戏对音乐有更深入的理解。新时代的教师应将学生的认知水平，心理特征与游戏特征结合，设置多样性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音乐知识。肖旭（）根据体育教学特点，构建以创新为核心的体育游戏教学模型，以教师为主导，师生互动，激励学生学习。“快乐学习，表扬为主”。体育游戏课程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能力和教师的教学技能，体育教学模型的构建为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提高参考。
国内有关游戏教学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主要还是分学科论述，未见形成系统。
3、国外研究综述
从古希腊起，西方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就把游戏用于教学实践中。法国教育学家卢梭及其重视游戏对儿童身心发展，他认为儿童最好在游戏中学习。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也认为游戏可以锻炼身体的健康，以及肢体的敏捷。20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非常重视游戏教学。他强调“从做中学”。皮亚杰把儿童游戏分为三个阶段：0—2岁为练习性游戏；2—7岁为象征性游戏，7—12岁为规则性游戏。国外教学理论特别强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提倡的自然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特别是近年兴起的TPR（全身动作教学法）对我国儿童英语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艾里康宁的《游戏心理学》，从游戏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方法论立场研究游戏，证明，游戏不是自发的，而是在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它是儿童理解人们活动的任务和动机的一种形式。
许多国家都提倡在小学教学中引入游戏教学，日本在教学方法上注意小学与幼儿园教育相衔接，日本幼儿园的幼儿可以自由选择游戏内容。由于小学与幼儿园性质不同，所以小学的游戏教学相对受限。美国教育工作者也在小学的教学方法上大量引入游戏成分，使美国小学课堂以“乱而无章”的感觉。如何处理好教学与游戏的关系并形成一套适用的游戏教学的模式对于游戏教学能否在小学有效的体现其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4、研究总结与展望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对游戏教学研究较早，游戏是儿童学习知识，接触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游戏不是让学生放任自由，而是要以教师为主导，与教育相结合，通过游戏的趣味性和教育意义结合，使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发挥自身的潜能，发展认知水平。国内外对游戏在小学教育中功能和运用情况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教学游戏在课堂中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大多数研究也只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于游戏教学模式的实验研究较少，也没有人把游戏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系统的研究。这为后来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向。
篇3：文献综述论文
[前言]
大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的频率加快、范围加大和程度加深。有数据表明：“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23%~25%的大学生存在心理障碍，90年代上升到25%，近年来已达到30%，存在心理障碍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多”。[1]使得我们不得不更加关心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任长顺在《不同运动项目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影响的调查研究》中提出“大学时期是大学生良好心理习惯的形成和心理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近年来随着现代人对健康认识的转变，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大学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一生中心理变化最大的时期。他们既要应付生理变化带来的心理问题，还要应付社会环境变化产生的心理矛盾，常常处于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心理卫生问题”[2]。曾四清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心理健康的途径》中提到“心理疾病最重要的治疗手段是行为疗法”[3]，而刘卫平、李平等认为体育教学恰恰在这方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思维活动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文化课，由于学生的心理思想和外部行为不宜表现，所以在课堂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多以理性的说教为主，学生的主体参与水平仅处于较低的被动认同活动阶段，故难以实施有针对性、及时性的教育来改善增进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相比之下，体育实践课由于它具有群体性、竞争性、艰苦性、娱乐性、释放性、外显性等特点，故可以看成它是个社会活动的缩影，或者说是社会活动模拟游戏化，人们沉浸在体育实践课活动中，会感受到丰富多变的刺激，也会体验到几乎和社会活动完全相同的精神磨难与心理冲突。所以，它更易于有效地把培养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与心理健康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在寓心理健康教育于课堂身体活动的过程中主动加强主体的参与性，并充分地体验、领悟、内化，然后附诸实践直接接受实践的检验”。[4]正因为体育教育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优势，使得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体育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影响。本课题主要是从平时的课堂教学出发，研究体育运动本身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各种不同教学手段对学生的心理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使体育教师在课堂体育教学过程中渗透和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从而促进大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
[主题]
大学阶段是人们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的最后时期，也是人们进入社会前的最后阶段。大多数学生离开了家长而独自生活和学习，其中有来自日常生活的苦恼、有与同学交往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矛盾、有学习中的困难和挫折以及即将毕业进入社会而产生的就业压力，因此，高丹娜在《如何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提出本阶段“是人的一生中心理变化最大的时期”[5]；同时还要应付生理变化带来的心理问题，从而常常处于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心理卫生问题。
一、体育运动本身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心理疾病最重要的治疗手段是行为疗法。于勇在《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表明体育运动由于本身特点决定了其在促进心理健康方面具有巨大的效应。
1、体育锻炼能促进认知能力的提高
体育锻炼中从事每一项运动都要求运动者对外界事物做出迅速准确的判断与感知，从而快速协调自己的身体以保证动作的完成，从事长期的运动能促进人的知觉能力的发展，提高人的反应速度和知觉判断能力，使人变得敏捷、灵活。
2、体育锻炼能获得良好的情绪体验
体育锻炼能带来流畅的情绪体验这是一种理想的内部情绪体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能忘我地投入到运动中，并产生来自于活动过程本身的直接兴趣和享受，这是一种在学习、下作、交际中所无法产生的情绪状态。研究表明：用力的运动可使人减少情绪上的负担，甚至能减轻因精神压力的偶发事件而造成的心理负担。
3、体育锻炼能强化“自我概念”，对自尊产生积极影响
“自我概念’，是个体主观上关于自己看法和感觉的总和。自我概念是相对稳定的，在适应社会的人格的形成方面起很大的作用。众多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可使自我概念清晰度明
显提高，肌肉力量、情绪稳定性和外向性格呈现正相关，通过力量训练个体的自我概念显著增强。
4、体育锻炼能协调人际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感到愈来愈缺乏适当的社会联系和人际交往，体育活动是一种很好的增加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形式，在活动中共同锻炼、相互竞争、团结合作、相互交流，可以使个体忘却烦恼和疲劳消除孤独感，使身心得到舒适的体验，产生良好的情绪状态。
5、体育活动能降低应激反应，消除疲劳
应激是指个体对应激源或刺激所做出的反应。锻炼会引起人脑释放自然合成的镇静剂一一内啡肽，发挥作用时，内啡肽具有阻断大脑中与应激有关的化学反应的作用。有研究表明，体育锻炼能提高诸如最大吸氧量和最大肌肉力量等生理功能，这就能减少疲劳的产生。
6、体育锻炼能预防和治疗心理疾病
焦虑和抑郁是人学生遇到的几种最为常见的情绪困扰，1990年诺瑟等人的研究表明，一次性活动和长期的身体锻炼均能有效地降低抑郁；身体锻炼既可降低特质性抑郁，也可降低状态性抑郁，身体锻炼既可降低正常人的抑郁，也可降低精神病患者的抑郁，有氧练习(低强度、长时间)和无氧练习(高强度、短时间)均可降低抑郁；体育锻炼与心理治疗相结合更能有效的降低抑郁”。[6]
教学过程是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的，它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从中挖掘出具有心理健康教育的素材，从而有目的来“改善和调解大学生的精神状态，使其适应繁重的学习生活及来自各方而的压力，树立积极向上的思想意志品质，培养学生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健康人格，为成功走向社会打好基础。其次，体育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总是与人群发生着交往和联系，在活动中要努力控制和约束自己的内心冲突，这对培养协调人际关系，扩大社会交往，遵守公共生活中的基本道德行为规范起着积极的影响”。[7]同时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不同体育活动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可以缓解心理矛盾、消除忧郁和焦虑等各种心理问题、调节心理状况、维持心理平衡。
二、体育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手段。
1、不同的教学内容是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教育作用。“田径培养学生的勇敢、坚毅、果断、坚忍不拔、奋发进取、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等良好的心理素质。”[8]；“而在球类教学中，提倡集体主义精神，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奋勇拼搏，可培养关心他人、关心
集体的良好心理素质。”[9]；“太极拳特别强调‘知己’功夫的练习，‘看熟’、‘懂劲’的阶段也就是‘知己’的阶段，通过‘知己’功夫的锻炼，可以明显提高太极拳锻炼者对‘自我’的认识。自我概念和自尊水平的提升都极有利于练习者健全人格的培养。”[10]；“游泳、滑冰、跳马及双杠等既具有表演风格又具有挑战性的项目，这要求学生不断克服怕摔跤和去怕担风险等胆怯心理，去战胜困难，越过障碍”[11]；“体育舞蹈具有增进人际交往和友谊,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提高反应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增强自信心的作用”。[12]；“健美操、艺术体操课是人们交流思想、打发情感、消除隔阂、相互沟通的最好形式之一，在优美音乐的伴奏下，人们自我封闭的意识在这里得到彻底解脱，活动中融洽、和谐、高雅的气氛亦能增强人们沟通和交往的意识和欲望”。[13]刘卫民,李平在《体育教学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论纲》也认为：“在体育教学中，可利用不同体育项目的运动特点因材施教。如对那些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交际、不合群的学生可让他们多参加足球、篮球、排球、接力跑、拔河等集体性活动项目，并多采用激励的方法，提供发言和练习的机会,以改变孤僻的个性，逐步适应与同伴交往，形成合群的心理定势；对那些处事犹豫不决、不够果断的学生，可让他们多参加乒乓球、网球、羽毛球、跨栏跑、击剑等反应灵敏性活动项目，并在练习中提出严厉的硬性要求，以培养其坚强的意志，果断和百折不挠的品质；对那些胆子较小、做事怕风险、难为情的学生可让他们多参加游泳、滑冰、滑雪、拳击、摔跤、平衡木等冒险性活动项目，以培养他们勇敢无畏跨越障碍的精神品质；对那些易于急躁、感情易冲动的学生可让他们多参加下棋、太极拳、慢跑、远足、游泳、骑自行车、射击等持久耐力性活动项目，以培养他们自我控制能力，改变易急躁、冲动的特点；对那些做事信心不足的学生可让他们多参加跳绳、俯卧撑、广播操、跑步等简单性活动项目，使他们易看到自己的进步，并及时肯定他们的进步，提高其成就感，从而增加他们的自信心；对那些自负、爱标新立异的学生可让他们多参加跳水、体操、马拉松、艺术体操等难度较大的活动项目，或让他们与比自己水平高的对手比赛等，以改变他们的骄傲之气；对那些遇事易紧张的学生可让他们多参加足球、篮球、排球等紧张激烈的比赛活动项目，从而使他们在激烈的练习和竞争中锻炼自己冷静、沉着思考的心理品质”。[14]
2、有研究就专门针对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心理健康所产生不同影响。熊亚红等在《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体育教学模式的探讨》认为：
“1）、小群体互助学习法，它加强了对责任感、创造力、协同意识、竞争意识的培养，极大地促进了学生间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2）、模拟训练及意念训练法，它可提高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增强自信心，提高了心理适应及调节能力；
3）、创设情境法，它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情感，使其获得积极的感受和认识，产生积极的内心体验，并最终内化为认知结构，培养出良好的思想品质；
4）、过程启发式教学法，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使学生学会
5）、调整法，它可平静学生的心情，缓解紧张的情绪，是舒缓学生心理的一种极好方法。另外，经常采用的方法还有移情体验法、角色扮演法、认知矫正法、游戏法等”[15]。
3、研究显示不同教学手段对学生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熊亚红等在《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体育教学模式的探讨》提出：
“1）、强调改变练习的背景环境，提高学生心理的抗干扰能力和生存能力；
2）、加强角色和地位的互动性，以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适应能力和善处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乐于助人的良好行为品质；
3）、利用异性效应组织练习，使学生在异性面前抑制自己的不良行为。弘扬良好的思想品质，培养并发展他们健康向上的人格；
4）、引入体育竞赛的竞争机制，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成就动机。这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竞争意识，提高自身的独立意识和能力”。[16]
三、体育教学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测量评价
侯世勋等在《高校体育课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之探讨》中提出，“把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价纳入考试体系，能促使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优化心理品质，形成良好的个性心理。心理健康的评价可分为两个方而：一是理论知识.应列入体育课程理论试卷中，以便考查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知识的状况；一是心理健康评价表测评.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较全面评价，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使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状况以及如何完善自我。这一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及时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动态，为有效地培养大学生心理素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弥补了目前考试体系中存在片而性的问题”。[17]
刘卫民、李平在《体育教学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论纲》认为要“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应依据各级在校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以及在体育教学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特定目标而制定。因此，应区分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不同情况，但平要指标体系应包括对待学习的态度，成就动机，适应能力，交际能力，行为能力，创造能力，预见能力，情绪反应能力，健康人格等，其具体的方法是和体育实践课中测量评价学生的心理负荷方法相同，即先运用教育观察法对各主要指标的细化标准进行测量，然后再运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18]
[总结]
体育运动本身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教学过程可以根据体育运动所具有的功能，挖掘各种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素材，通过不同的内容、不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借助科学可行教学评价从而更加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从而在促进学生身体健康的同时，进而促进心理健康。“在体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体育与健康教育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开发体育多元功能的需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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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关于论文文献综述
微电影音乐创作思考
摘要：微电影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用更加清晰、简短的语言和情节将完整的故事阐述清楚，满足当前大多数人快餐文化的需求。在电影制作中很多制作方会利用电影音乐提升影响力、创造经济利益。微电影亦是如此，本文将对微电影音乐制作进行分析。
关键词：微电影;音乐;制作
本文将对当前国内微电影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微电影音乐的表现和类型，以研究我国微电影音乐的发展。
一、国内微电影音乐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微电影音乐创作刚刚起步，第一步在网络传播的微电影音乐是《老男孩》，我国微电影发展就此进入元年，但当时国内研究者并没有充分地注意到这点。之后随着微电影作品的不断涌现以及在新媒体平台的广泛宣传，相应的关注和研究活动逐渐多了起来。这些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营销学、音乐学、传播学、经济学等，但涉及微电影音乐创作和表现方面的文章还相对较少。至今，关于微电影的文论已经达到432篇，其中有两篇研究文论是关于微电影音乐，为《<六个梦><我的诗篇>微电影创作计划启动》《音乐微电影<飘香>大结局曝光谭晶献唱》，在第一篇文论中通讯报道了谭盾发起的配乐微电影计划，但是研究旨趣的言论很少，在第二篇文论中阐述了音乐微电影《飘香》的专题创作。
当前我国关于微电影的研究仍然主要局限于“戏剧电影与电视技术”和“文化经济”方面。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新型文化艺术种类，微电影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主要是背后蕴含的巨大文化经济利益在驱动。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我们产生大量的移动媒体使用者和网络用户，再加上公共空间媒体和新型公交媒体，我国新媒体平台用户数量惊人。可见未来一段时间内电影院和电视媒体必然会受到网络和移动终端为平台基础的微电影的冲击，基于移动终端的互动性和便捷性决定了会有大量用户会在线观看微电影。所以，应当对微电影发展倾注更多关注。
二、微电影音乐的类型和表现
很多学者认为电影音乐的本质是一种功能音乐，对于微电影亦是如此。音乐在电影中起着支撑剧情发展的作用，有时微电影音乐是作为叙事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有时作为烘托电影气氛的重要手段使用，有时则是为了表达角色的内心情感。传统的电影作品中，都是根据音乐的功能性质来划分音乐类型。我国电影音乐研究的过程中运用的是波兰音乐学家《电影音乐美学》中的“功能性分类体系”。
我国著名音乐学家于润洋就将这一部分内容写进了《电影音乐美学问题探讨》一书中，同时将其划分为四种基本功能类型，分别为背景气氛性音乐、表达作者主观态度音乐、表现角色心理体验音乐、描绘性音乐，这种分类是以电影音乐功能性和表现性为基础实现的，后来国内大部分学者也都接受了这种分类，并在电影音乐研究中广泛应用。虽然微电影与传统电影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传播途径、表现内容、制作方式，并且发展时间不长，所以不能按照分类普通电影音乐的方法进行音乐分类体系进行划分。
笔者认为微电影音乐的划分可按照以下依据进行：首先，以微电影音乐素材为依据划分。根据微电影音乐素材的来源可将微电影音乐划分为原创性音乐和非原创性音乐。直接运用于电影中的既有音乐就是非原创音乐，通常该类音乐产生于电影之前，是完成剪辑后音乐制作人为了满足电影需要而进行剪辑的。实际当中通常有两种引用非原创音乐的方式，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在直接引用中，音乐制作人将未经过任何改编音乐的内容直接应用于微电影中。例如：制作人老狼曾将崔龙阳《再见克隆人》、荷西《布拉娃》、张智的《巴克图口岸》直接运用于微电影《音乐十诫》当中，并通过在背景音乐中使用这些作品收获了良好的成效。
在间接引用中，音乐制作人为了达到更加契合电影内容和推动情绪、清洁发展的目的，会将原有音乐作品的配器、速度、力度、和声进行改变。例如：帕格尼尼的《钟》就被间接的运用于薛凌的微电影《造琴师的秘密》中，音乐制作人大胆的改变和剪辑了第三章中部分乐曲片段，使音乐更具时代感。当时微电影音乐制作的主流仍是非原创音乐，这种方式配乐目前在国内大多数微电影制作中使用，相对于原创音乐其成本、资源、操作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但是要使影片内容和音乐的契合度高，就必须由高水平的剪辑者完成剪辑环节，另外这种直接应用造成侵权问题也相对较多。
其次，以微电影音乐的剪辑方式来划分。根据微电影音乐的剪辑方式，可以将微电影音乐分为主题性配乐和拼贴式配乐两种。拼贴式配乐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式剪辑配乐，当前国内微电影配乐中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拼贴式配乐的剪辑采用的是音轨剪辑方式，通过拼贴或混剪若干知名乐曲达到衬托剧情和参与叙事的目的。《老男孩》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其主要内容表现为怀旧、励志、青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歌曲《粉红色的回忆》《十六岁的花季》《水手》《花仙子》都被通过混剪的方式运用到电影中。这些作品不仅将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都一一展现出来，还将观众带入到那个时代氛围，很多八零后很容易就会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
三、微电影音乐的前景分析
电影在经济学中作为一种商品存在，电影音乐在经济学中则是附属商品。很多人将电影从音乐中获取经济效益的方式归纳为三种：首先通过吸引观众的作用，带动电影票房提升。其次是电影音乐原声大碟等音乐衍生品，获取效益。最后，通过明星演唱电影歌曲，促进粉丝效应。笔者认为与电影音乐相同，微电影音乐的商业特征也是如此，这在它的应用价值上就能够体现出来。《老男孩》《一触即发》两部作品都产生于微电影元年，这也决定了微电影发展的两条路径，分别为品牌营销类、各门户网站发起并寻求广告品牌合作类。
可见微电影的经济回报机制从最初就已经建立起来：一方面广告投资方加入到微电影制作当中，并将自身的商业品牌在特定故事短片中植入，甚至一些广告界认识直接将微电影表述为新的广告形式，虽然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但是从中能够窥探出微电影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微电影音乐开始呈现出新的发展形势：第一种是以音乐微电影形势应用于传统唱片业市场。实际当中通常是由音乐发型公司投资拍摄音乐微电影，主角通常由歌手担任，拍摄的蓝本是新创作的单曲内容。这种作品能够为新专辑发行聚拢人气，或者帮助歌手引起关注等。第二种是，利用单曲模式宣传微电影。近年来为了使即将发行的电影内容能够为更多人所了解，经常采用提前发行电影主题曲吸引观众的方法。例如：微电影《飘香》的制作方就在播映前，将微电影主题曲发布在乐视网上，微电影主题曲收获了五十万的点击率，宣传了这部微电影。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微电影音乐的创作，以求为推动微电影音乐的发展、提升微电影音乐创造价值贡献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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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文献计量论文
文献计量论文
【摘 要】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分析了河北省八所高校在―发表的科研论文总体情况，从发文量、高产作者情况、基金资助情况和论文被引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对比，找出科研水平方面的差距，并提出改进措施。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 科研能力 高等学校
科研论文发表情况是评估、衡量学术机构及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实力的重要尺度。对高校来讲，是衡量一个高校科研能力、科研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目前对科研论文分析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做出了很多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往往以某一学科、某一高校或者某一专业方面分析科研论文，得出的结论是某个学科、某个高校或者某个专业方面的研究情况和发展趋势，对于某一地区的多个高校发表论文总体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比较少。
本研究通过对我省八所省属重点高校近5年发表论文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八所省属重点高校为河北工业大学（简称河北工大），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简称河北师大）、河北科技大学（简称河北科大）、河北医科大学（简称河北医大）、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农大），河北经贸大学（简称河北经贸）、燕山大学，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期刊数据库以及一些公开发布的官方数据为依据，时间选择从1月1日―月31日期间，对河北省八所重点高校公发表的论文，从发文量的情况、论文作者情况、论文获得基金项目资助情况、论文被引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1.八所高校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各高校最新的资料报告，河北大学现在有高级职称人数为1118人，博士点为12个，硕士学位点为133个；河北工大现有高级职称人员677人，博士点17个，硕士点56个；河北师大现有高级职称人数为854人，博士点25个，硕士点92个；河北科大现有高级职称人数为653人，硕士点50个；河北医大现有高级职称人数2058人，博士点18个，硕士点64个；河北农大现有高级职称人数为942人，博士点38个，硕士点65个；河北经贸现有高级职称人数为600人，硕士点28个；燕山大学现有高级职称人数为827人，博士点48个，硕士点156个。从高级职称人数来看，河北医大人数最多，源于河北医科大学除了学校的高级职称人数，还包含了各附属医院的职称人数，由于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其附属医院也是其教学单位，所以人数最多。从博士点和硕士点数量来看，燕山大学数量最多，其工科实力在河北省是最强的。
2.近5年发文量情况
根据统计，2008―2012年5年期间，八所大学共发表论文是85638篇，平均每年每所大学发表论文2141篇。总体上来说从年代来看，这5年发表论文总数基本上平稳，20发表论文总数最多的一年，为18203篇，占总论文数的21.26%。从单个学校来说，河北大学5年发表论文数最多，达到3篇，占发文总数的23.56%；其次是河北医大，发文数为17471篇，占发文总数的20.40%；排名第三的是河北农大，发文数为10975篇，占发文总数的12.82%。总之，从近5年的发文量来看，河北大学、河北医大以及河北农大是河北省高校中发文量是比较多的，显示出它们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较强的科研队伍。具体发文量见表1。
3.作者分布情况
分析作者分布情况，可以了解学科研究队伍的分布状况，也可以获知该单位结构在某些领域具备的科研实力。据统计，八所高校近5年论文涉及的作者106914人，其中人数最多的前三位是河北大学、河北医大、燕山大学，说明这一个时期三所高校学术水平高，是河北高校科研的主要力量。八所高校中，发表总数为48篇以上高产论文作者共有128人，共发表论文8530篇，占论文总数的9.96%。位于高产作者之首的单保恩共发表论文数是191篇，占高产作者论文总篇数的2.24%，发表论文总数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刘怀军、崔炜，三位均来自河北医大。统计结果表明高产作者中以河北医大人数最多，河北医大发表48篇以上作者有39人，共发表论文2757篇，占高产作者论文总数的32.32%；其次是河北农大，高产作者33名，共发表论文2123篇，占高产作者论文总数的24.89%；河北大学20名，共发表论文1341篇，占高产作者论文总数的15.72%；燕山大学18名，共发表论文1157篇，占高产作者论文的13.56%；河北工大13名，共发表论文826篇，占高产作者论文的9.68%；河北师大4名，共发文263篇，占高产作者论文的3.08%；河北科大1名，发文63篇，占高产作者论文的0.74%，河北经贸没有。高产作者排在前20名见表2。
4.基金资助情况
基金资助论文是指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基金组织和事业单位提供科研经费而产生的研究论文。它是科研活动的主要产出形式，代表着某研究领域内新动向、新趋势，具有较大的难度和较高的水准，受到研究人员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基金论文的生产能力是衡量一个学科科研实力和水平、科研组织能力及学科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八所高校2008―2012年来获得基金资助论文总数为20771篇，占全部发表论文的24.25%，也就是将近四分之一的论文是获得基金资助。其中国家级基金为10367篇，占全部基金论文总数的49.91%；省部级为9973篇，占基金论文总数的48.01%；厅局级为344篇，占基金论文总数的1.66%；国际合作基金87篇，占基金论文总数的0.4%。基金项目的论文往往代表着一个研究领域内的新动向、新趋势，具有较高的难度和较高的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它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前沿动态。从国家级基金论文来看，八所高校中发论文最多为燕山大学，为2770篇，占八所高校国家级论文总数的26.72%，占其发表基金项目论文总数的60.99%，发国家级论文第二多的是河北农大，为1835篇，占国家级论文总数17.70%；排名第三的`是河北大学，发文1703篇，占国家级论文总数的16.43%；从省部级基金来看，河北大学发文数最多，为1844篇，占八所高校省部级论文总数的18.49%，发文数第二的是燕山大学为1704篇，占八所高校省部级论文总数的17.09%，排名第三的是河北农大，为1641篇，占八所高校省部级论文总数的16.45%；从厅局级基金发文来看，八所高校均相差不大，只有河北经贸大学发文最少只有2篇。从获得国际合作基金论文来，河北农大没有获取过国际合作基金，发文为0篇，其他高校都获取过国际合作基金的资助，燕山大学还获得过霍英东教育基金。总之，从基金资助情况来看，燕山大学、河北农大、河北大学三所高校在河北省高校中显示出较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基金论文情况见表3。
5.八所高校论文被引用情况
论文被他人引用数量的多少是表明论文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论文出现比较高的引用率表明该论文在某领域往往是热点，甚至是该领域研究的先驱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单位在该领域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一般而言，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其对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影响就越大，学术影响力就越强。据统计20―2012年间八所高校发表的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高的是河北农大的1篇论文，被引用了490次；其次是河北大学的1篇论文，被引用了224次，排在第三的是河北大学的1篇文献，被引用了124次。被引频次前10名中，河北农大占4名，河北大学占4名，河北经贸一名，河北医大一名。具体见表4。
6.结束语
通过对河北省内八所重点高校所发表论文的统计分析，研究发表河北省内高校之间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从总体实力来说，燕山大学、河北农大、河北大学这三所大学在省内科研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其科研实力和科研水平都要强于省内其他高校。从单个指标来看，五年发文量比较多的是河北大学、河北医大和河北农大；高产作者比较多的是河北医大、河北大学和燕山大学；获取基金资助较多的燕山大学、河北农大和河北大学；论文被引较多的是河北农大、河北大学。但是与全国同类高校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全国重点高校相比，差距更为巨大，所以省内高校一方面要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保障科研资金足以支持科研工作，培养实力雄厚的科研团队，另一方面大力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给他们创造非常优良的科研环境，再者就是营造和谐宽松的科研环境，做好切实有效的科研激励机制，鼓励创新，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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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出土秦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出土秦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了书同文字的政策,规定以秦国文字作为全国的通行文字,这一政策的`推行决定了此后汉字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奠定了秦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秦文字的研究一直是文字学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的秦文字研究在文字考释,文字编的撰集,文字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很大的缺撼与不足.
作 者：赵立伟 ZHAO Li-wei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刊 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CHE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H02 关键词：出土文献 秦文字 研究综述篇10：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李学勤先生多次指出：“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是从楚国开始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国铜器，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国帛书，不象玺印、货币、陶文等文字简略，没有上下文可推。”（注：李学勤《〈郭店楚简文字编〉序》，载《郭店楚简文字编》第5页。文物出版社，5月第一版。相类的主张又见于《〈包山楚简文字编〉序》。一九九七年，在吉林大学古籍所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的发言中，李先生也申述了这一主张。又，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各位师长，一律省去“先生”称谓，敬请见谅。）随着楚文字材料不断有惊人发现，楚文字不仅一直占据着战国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几批战国楚简竹书的公布，掀起了自甲骨文问世以来，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些楚简竹书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许多都是汉代人也未能见到的佚籍，它吸引了各个学科大量的专家学者。近两年来，对出土楚文献的研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已不为过。涌现出大量优质论著，从文字、文献、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只就七十年来出土楚文献中的文字方面的研究做一扼要综述。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见谅。下面就从楚铜器铭文研究，楚帛书文字研究，楚简文字研究，楚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研究，楚文字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楚铜器铭文研究综述
我们现在见到年代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最早见于著录的楚文字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中的相关铜器铭文。楚国铜器铭文自西周末期到战国晚期—直绵延不断，是探讨不同时期楚文字特点和楚文字流变的重要依据。
从宋代算起，一直到民国初年，见于著录的有铭楚器也只有十几件，郭沫若最早把春秋战国楚器铭文汇集一处，得十二器（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
楚铜器铭文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字当时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胡光炜连撰《寿春所出楚王鼎考释》(1934)（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安徽省立图书馆新得寿春出土楚铊鼎铭释》(1934)（注：《国风》第5卷8、9合期。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等考释文章；唐兰著有《寿县出土铜器考略》（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期，1934。又载《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刘节的《楚器图释》(1935)（注：北京图书馆考古专集（第二种），1935。）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楚国器物和铭文的专书。但由于这批铜器系盗掘出土，收藏分散，铭文都较简短及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极少等原因，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一些疑难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熙（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刘节（注：《古史存考》1958。）、王仁聪（注：《考古》1972年第6期。）、郝本性（注：《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陈秉新（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荆楚书社1987。）、何琳仪（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李家浩（注：《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学者续有考释。其中朱德熙《寿县出土楚铜器铭文研究》(1954)等文多有创获，“集”字之释，“王后”之说均为不易之论。
楚铜器铭文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是：1957年至1961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两枚鄂君qǐ＠①舟节和两枚鄂君qǐ＠①chē＠②节，chē＠②节铭文146字，舟节铭文更长达163字。这些战国中期的楚文献内容非常丰富，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撰文讨论。以考释文字为主的文章主要有郭沫若《鄂君qǐ＠①节文的研究》（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于省吾《鄂君qǐ＠①节考释》(1963)（注：《考古》1963年第8期。），商承祚《鄂君qǐ＠①节考》（注：《文物菁华》，第二辑。）、《谈鄂君qǐ＠①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注：《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朱德熙、李家浩《鄂君qǐ＠①节考（八篇）》(1989)（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等。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1980)（注：《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又载《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吴振武《鄂君qǐ＠①节“＠③”字解》(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李零《古文字杂识》（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等文章分别释出“市”、“＠④”、“就”这些重要而难度极大的字，对正确理解节文有重要作用。
楚铜器铭文的第三次发现是七十年代末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⑤氏家族铜器群。出土的王子午鼎、王sūn＠⑥诰钟、＠⑦钟等长篇铭文大大丰富了春秋楚文字的内容，这不仅加深了对楚文字的认识，而且为辩正一些误列他国的楚器铭文提供了依据。
在发掘报告出版(1991)（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前后，赵世纲()（注：赵世纲、刘笑春《王子午鼎铭文试释》，《文物》1980年第10期：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载《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李零（1981、1996）（注：李零《“楚叔之孙＠⑧”究竟是谁》，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第1期。）、伍士谦(1984)（注：伍士谦《王子午鼎王孙诰钟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张亚初(1985（注：张亚初《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及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载《文物》1985年第4期。）等人著文讨论，或释读部分铭文，或探求墓葬主人，多有收获。
王sūn＠⑥遗＠⑨钟旧称王孙遗者钟，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定为徐器。由于它与王sūn＠⑥诰钟的文例、书体基本一致，刘翔(1983)（注：刘翔《王孙遗者钟新释》，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孙启康(1983)（注：孙启康《楚器王孙遗者钟考辩》，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刘彬徽(1984)（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均指出其当为楚器。李家浩对淅川下寺楚墓铜器铭文有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⑦钟铭文考释》(1998)（注：《北大中文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释出“舌”、“奏”等疑难字的基础上通释了全文。6月在吉林大学做了题为“楚国wěi＠⑩氏铜器铭文研究”的名家讲座，用大量的材料证明旧释“王孙遗者”的“者”应是“＠⑨”字，并指出“王孙遗＠⑨”即《左传》中的“wěi＠⑩艾liè＠(11)”，“王孙诰”即“wěi＠⑩敖”，亦即“叔孙敖”。二人为兄弟，同为楚庄王时人，均是王子
午的人。一字妙释，使得许多问题豁然贯通。把这批铜器的研究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有两篇宋代出土、后来器物失传，只有拓片传世的重要的楚国铜器铭文，在消失千百年后又有同铭器物重见天日，一件是楚公逆钟，一件是楚王＠(12)章zhōng＠(13)。
楚公逆钟不仅原器失传，而且著录它的《复斋钟鼎款识》原书也毁于大火。今本为清代阮元翻刻，字形多有失真。此器孙诒让（注：孙诒让《古籍拾遗》中·七。）、王国维（注：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载《观堂集林》。）都有考释，但都无法通读，颇多误解。后经李零(1993)（注：李零《楚公逆bó＠(14)》。《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黄锡全(1991)（注：黄锡全《楚公逆bó＠(14)铭文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曹锦炎(1992)（注：曹锦炎《楚“公逆”bó＠(14)铭的复原与新释》，《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等人的不懈探索，研究有新的突破。1994年，《文物》第八期刊登了《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八次发掘》一文，登载了一幅墓中所出楚公逆钟铭文照片。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1995)（注：《文物》1995年第2期。）和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1995)（注：《考古》1995年第2期。）基本上解决了这篇重要铭文的释读。这是西周楚文字的重要收获。
楚王＠(12)章bó＠(14)出土于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与宋人摹录的楚＠(12)章bó＠(14)铭基本相同。由于同墓出土大量乐律铭文，不仅确识了摹写有失的“返”字，而且破解了铭尾“穆商商”的含义。
旧名“栾书缶”这件传世铜器，一直都被视为春秋时期的晋器，论者把器主与《左传》中的“栾书”相连系（注：容庚、张维持《周商彝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随着楚国铜器和楚文字研究的深入，欧燕提出质疑，认为当属战国楚器(1990)（注：欧燕《栾书缶质疑》，《文物》1990年第12期。）。此后王冠英(1990)（注：王冠英《栾书缶应称为栾盈缶》，《文物》1990年第12期。）、刘彬徽(1994)（注：刘彬徽《论东周青铜缶》，《考古》1994年第10期。）、黄锡全(1996)（注：《栾书之孙书也缶为楚器说补证》，《古文字论丛》［台北］艺＠(15)印书馆1999。）、何琳仪(1998)（注：何琳仪《楚书琐言》，《书法研究》第4期。）都赞同栾书缶铭文为楚文字。林清源《栾书缶的年代、国别与器主》（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20。）一文详述此器研究的来龙去脉。进一步证实此器为战国中期楚式铜器，器主为“shū＠(16)也”。“shū＠(16)也缶”铭文为战国中期楚文字已无可疑。
楚公家钟、曾姬无＠(17)壶、＠(18)陵君豆等铜器，＠(19)（燕）客铜量，大市量等量器、楚王＠(12)章戈、楚＠(12)璋剑等兵器都很重要，论著颇丰，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论述。
以上基本上是沿着重要材料发现和公布的时间线索，对每一批材料研究状况的简单描述。
把楚国铜器铭文做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有刘彬徽的《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1984)（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和李零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1986)（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二文体例相似，依时代前后为序，把所考定楚国铜器铭文依次排列，详注出处，每篇都有释文和考释。后者所收器铭更多，把不能判定其时代的归入下篇，更为严谨。
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1995)（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六章《楚系青铜器铭文编年考述》后出转精，结合器形研究，断代更有依据；内容也更为丰富，是研究楚铜器铭文重要参考资料。
据作者初步统计，如果不计长短，凡铭文相同算一篇，可得楚国铜器铭文145篇。（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
纵观楚铜器铭文研究，有如下问题尚待解决。
一、一些疑难字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一些自称“申公”、“邓公”之类的器铭究竟是申、邓诸国之器，还是楚之封公之器，需结合器形、年代深入探讨。
三、楚国铜器铭文各个时期文字结构、书写风格均有不同。对各个时期的文字应当做深入细致的断代描写，以见楚文字演变的过程。
四、应当以楚铜器铭文为对象，编著一部文字编，以见楚铜器铭文字形的全貌。据闻已有学者开始此项工作。
二 楚帛书研究综述
楚帛书是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重要楚文献。在当时，是文字最多、篇幅最长的战国文字材料。楚帛书文字、内容研究的突破，不仅与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深入有关，而且与帛书处理的技术有关。每一个用新技术处理的文本的公布都会大大地推进帛书文字和内容的研究。
楚帛书自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1994)（注：1945年春印行。）始行于世。此书初附摹本，蒋玄怡据此本临写的摹本公开发表(1950)（注：蒋玄怡临写蔡本，《长沙》上海今古出版社，1950。），帛书才广为人知。此后数年间，陈pán＠(20)(1953)（注：陈pán＠(20)《先秦两汉帛画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册，1953年3月。）、郭沫若(1953)（注：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饶宗颐(1954)（注：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卷l期，1954年：《帛书解题》，《书道全集》第一卷。［日本］平凡社，1954年。）、董作宾（注：董作宾《论长沙出土之缯书》。［台北］《大陆杂志》第十卷六期，1955年。）等人据此本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著，但由于这个摹临本漏摹、误摹文字达半数以上，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能有所突破。
美国弗利亚美术馆全色照片摹本和原照的行世，开创了楚帛书研究的新局面。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以这套照片及其摹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大量漫漶不清的字得以确认，使得对帛书内容的理解更为深入。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注：《选堂丛书》之四，香港义友昌记印务公司，1958年。）、《楚缯书十二月名核论》1965（注：［台北］《大陆杂志》和30卷1期，1965年1月。），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60)（注：《文物》1960年第7期。），陈楚家《战国楚帛书考》（作于1962，发表于1984）（注：《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注：《文物》1964年。），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1964)（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6卷，1964年10月。），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1981)（注：《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都是重要收获。其中李学勤所指出的帛书四边文字中的十二神与《尔雅·释天》中十二月名相关，是突破性的发现。经过大家的努力，文字大部分已能通读。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帛书红外线照片的问世，
又给帛书破究带来新的突破。这套高清晰放大照片使得过去一些不清晰的文字不考自破。一些疑难字也因文句的贯通而理解得更近真实。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学者首先利用这些文本研究，发布了一批研究成果，创获良多。主要有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补正》（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7卷。1966年3月。），严一萍《楚缯书新考》(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第26至第28册，1968。），金祥恒《楚缯书“＠(21)”解》(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28册。1968年。），饶宗颐《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与印度古神话之比较》(1968)（注：［台北］《故宫月刊》第3卷第2期，1968。）、《楚缯书疏证》(1968)（注：［台北］《历史语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陈pán＠(20)《楚缯书疏证》(1968)（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唐健垣《楚缯书文字拾遗》(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第30册，1968年12月。）。在西方学者中，巴纳博士对楚帛书用力尤勤。50年代在《楚帛书初探》中首创棋格式摹本（注：巴纳《楚帛书初探——文字之新复原》。《华裔杂志》第17卷，1958年。转引自曾宪通《楚帛书研究述要》。关于巴纳的主要研究成果，请参阅曾宪通先生的《楚帛书研究述要》。），广为学者采用。六、七十年代对红外线照片的研发与摹写，成就突出。但由于他的论著都是英文版，在国内读者不是很多。红外线照片自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内地，学者们纷纷著文，帛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侧重文字考释、文意疏通的重要论著有吴九龙《简牍帛书中的“夭”字》(1985)（注：《出士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明《楚国缯书研究》(1985)（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5年。）、李零《长少子弹库战国帛书研究》(1986)（注：中华书局1986。）、何琳仪《长沙帛书通释》(1986)（注：《江汉考古》1986年第1、2期。）、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1986)（注：《文物研究》1988年第4期。）、陈秉新《长沙楚帛书文字考释辩正》(1988)（注：《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1982年2月。）等。这些论著或考疑难字，或综述研究历史与现状，或通释全文，都各有可观。
李零的《长沙子弹库帛书研究》是成书较早，多有创获的一部楚帛书研究专著(1985)。
李学勤对楚帛书研究有很大贡献。这个时期又有《论楚帛书中的天象》(1982)、《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1984)（注：《楚史研究初集》湖北人民出版杜，1984年。）、《长沙楚帛书通论》(1987)（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1987年1月。）、《再论楚帛书十二神(1987)（注：《湖南考古辑刊》第四辑，1987年10月。）等文章，阐发了对帛书内容的新见。文章虽然不以考释文字为主，但在重新做的一些释文和注解中，也多有新意。
饶宗颐对楚帛书孜孜以求，自五十年代起几十年不懈探索。从《帛书解题》(1954)、《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楚缯书疏证》(1968)到《楚帛书新证》(1990)（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不断吸收新成果，不断有新发明。其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注：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一书中，蔚为大观。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曾宪通的《楚帛书研究述要》(1993)（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和《楚帛书文字编》(1993)（注：《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作结。前者是对楚帛书问世以来五十多年研究的综述，文后附有研究简目，甚便读者；后者则集中反映了当时的识字水平。该字编摹写精美，收字齐全，体例谨严，不仅吸收了当时的最新成果，而且多有创见。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大批楚简公布，人们对楚文字的认识更为深入，帛书中的一些疑难字也得已破解。李零《楚帛书与“式”图》(1991)（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刘钊《说“”、“＠(22)”二字来源并谈楚帛书“wàn＠(23)”、“ér＠(24)”二字的读法》(1992)（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10期。），冯时《楚帛书研究三题》(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吴振武《楚帛书“＠(25)步”解》(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曾宪通《楚帛书文字新订》(1999)（注：《中国古文宇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杜，6月。）都是新的收获。
楚帛书还有一些残片存世。商志＠(26)在《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片》(1992)（注：《文物》1992年第11期。）一文中公布了一部分。在此之前，李学勤已有《长沙子弹库第二帛书探要》(1990)（注：《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一文，肯定了第二帛书的存在。《试论长沙子弹库帛书残片》(1992)（注：《文物》1990年第11期。）对公布残片的内容及性质进行了探讨。惜这些残片面积太小、文字不多。我们期盼着海内外收藏的“第二帛书”能早日公布。
楚帛书经过五十多年的研究，照片或摹写的文本已很清晰准确，模糊不清的文字已经不多，尚无定论的疑难字已所剩无几，甲、乙、丙三篇文字都能通读。将来对个别疑难字的考释须和其它楚文字材料密切结合，对其内容的理解也需密切结合新出土楚文献，尤其是楚简日书。
篇11：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在现在公布的出土战国文献中，楚简是最丰富的。
五十年代在长沙仰天湖、杨家湾、五里牌发现的三批楚简，保存均不很好，内容都是遣册。其中仰天湖简文字较多，字迹也较清晰，在当时已是重要的发现。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主要是楚帛书和一些楚铜器铭文，数量无多，且楚帛书的研究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遣册所记皆为名物，内容与帛书等完全不同，所以许多字未能正确释出，对楚简内容也仅是初步研究。罗福颐《谈长沙发现的战国楚简》(1954)（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史树清《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1955)（注：群联出版社，1955。）、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1955)（注：《金匮论古综合刊》第1期，1955。）、陈直《楚简解要》(1957)（注：《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等文，筚路蓝缕，是楚简研究的良好开端。
五十年代末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是重大发现。墓中所出竹书虽然全部残损，多为碎片，但首次见到战国竹书实物依然令人振奋。李学勤《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1957)（注：《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7日。）及时地介绍并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七十年代后，有关上述竹简的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主要有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1972)（注：《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山大学楚简整理小组《谈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书》(1976)（注：《文物》1976年第6期。），《信阳楚简考释（五篇）》(1973)（注：《考古学报》1973年第1
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李家浩《信阳楚简“浍”字及从“＠(27)”之字》(1983)（注：《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1期。）、彭浩《信阳长台关楚简补释》(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这些文章以释字为核心，通读了一些简文，解决了一些疑难。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究其原因，一是信阳简文字较多，大都比较清楚，有辞例可寻；二是通过对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精心整理和深入研究，积累了一些可资比较的知识。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对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楚简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一些摹本和考释成果虽然没有及时发表，但以油印本的形式，在部分学者间流传，广有影响。商承祚《战国楚简汇编》(1995)（注：齐鲁书社，1995。）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入九十年代，楚简研究开始全面兴盛。
一、新材料的公布是楚文字兴盛的直接动因。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重要材料没有及时公布，研究者限于一个很小的学术圈里。进入九十年代，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公布十分及时，这就让没有机会接触实物的广大学者有机会投入研究中。1989年曾侯乙墓竹简（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1991年包山楚简（注：荆州博物馆《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1995年九店楚简（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楚墓》，科学出版社，199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中华书局，。），19郭店楚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一）（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让学者眼界大开。这个时期，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也得以公布。正在整理中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注：朱渊清整理《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年。），湖南慈利楚简（注：湖南文物所、慈利文管所《湖南慈利石坂村二十六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期。）、河南新蔡楚简（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更激发着研究者探求的热望。这些材料的及时公布，嘉惠学林、首著大功，遍受赞赏。其中包山简，郭店简公布的及时，上博简技术处理的精美尤为人称道。
二、一些高水平的释文和注释，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朱德熙、袭锡圭，李家浩的《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1987年定稿，1995年出版）（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zhǒng＠(28)楚墓》附录2。文物出版社194月。），裘锡圭、李家浩的《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注：见《曾侯乙墓》附录1。1999。），李家浩的九店竹简的《释文与考释》(2000)（注：见《九店楚简》。）是其中的精品。北大的这三位学者在楚简的整理和考释方面，成就卓越。彭浩等人的《郭店楚简》（注：见《郭店楚墓竹简》。）的释文与注释也作得很好，言简意赅、充分吸收了当时的释字成果，再加上裘锡圭按语，更如锦上添花。
三、涌现出一大批考释文章，新人倍出。
遣册简文字的考释有新的突破。李家浩一系列遣册简的研究文章，结合文献和出土实物，每考一字，皆穷究音义，详论名物，甚为精确，令人信服。《仰天湖简十二号考释》(1993)（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一）》，中华书局，1993。）、《包山楚简研究（五篇）》(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1993。）、《包山266号简所记木器研究》(1994)（注：《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信阳简中的“＠(29)枳”》(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信阳楚简“乐人之器”研究》(1998)（注：《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楚简中的袷衣》(1999)（注：《中国古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等都各有发明，代表着遣策简研究的最高成就。
《包山楚简》公布不久，便涌现出一批补释文章。在文字考释方面，吉林大学师生在这一时期的成就令人瞩目。林yún＠(30)《包山楚简札记七则》(1992)（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1992)（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1993)（注：《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1993)（注：《江汉考古》1994年第4期。）、李天虹《包山楚简释文补正》(1993)（注：《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白于蓝《包山楚简拾零》(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包山楚简补释》()（注：《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有《包山楚简补释》，《中国文字》新27期，［台北］艺文印书馆。）、徐再国《包山楚简考释四则》(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文集》。）等对误释文字都有所订正。
黄锡全《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1992)（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李零《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1993)（注：《中国典籍文化论丛（一）》1993。）、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李家浩《包山楚简“＠(31)”字及其相关之字》()（注：《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1997。）赵平安《释包山楚简中的“”和“＠(32)”》(1998)（注：《考古》1998年第5期。）都是同类文章中的佼佼者。
对于信阳竹书也有了新认识。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1990)（注：《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出版社，1990。）、杨泽生《信阳楚简第一组38号和3号研究》(2001)（注：《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都有新的创获。
九店楚简在发掘报告中只作了释文。刘乐贤（1996、1998）（注：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九店楚简日书补释》，《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饶宗颐(1996)（注：饶宗颐《说九店楚简之武夷（君）与复山》，《文物》第4期。）、陈松长(1997)（注：陈松长《九店楚简释读札记》，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李守奎（1997、2001、2002）（注：李守奎《江陵九店56号墓竹简考释四则》，《江汉考古》19第四期。《江陵九店楚墓〈岁〉篇残简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第3期。［按，此文定稿于1997年，《吉林大学学报》原拟用稿，后因故改刊。］《〈九店楚简〉相宅篇残简补释》，上海大学新出土文物与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李零(1999)（注：李零《读九店楚简〈日书〉》，《考古学报》19第2期。又载《中国
方术续考》附录，东方出版社2001。）、周凤五(2001)（注：周凤五《九店楚简〈告武夷〉重探》［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2001。）续有苴补。李家浩所作详细的释文与考释在2000年出版。由于这批竹简保存不好，字多漫漶。继续深入研究，有些字或可释出。郭店楚简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是以往所发现楚简无可无比拟的.。它保存良好，字迹清晰，篇幅大多完整。《老子》与《缁衣》与典籍文献可以互相对照；《五行》也可与马王堆帛书相比较。一些过去不释或误解的字得到确解。有关郭店简研究的文章佳作纷呈，目不暇给。仅是从文字考释方面来看，北京有裘锡圭、李零、李家浩，李学勤、赵平安、黄锡全等；东北有林yún＠(30)、汤余惠等；华东有何琳义、黄德宽、刘信芳、徐在国等；华南有刘钊、陈伟武、白于蓝等；华中有陈伟、彭浩、李天虹、施谢捷等；港台有饶宗颐、张光裕、周凤五、林素清、颜世铉、许学仁、袁国华等。他们都佳作频出，各有可观。对于郭店楚简文字的研究状况，另有专文综述。
综考楚简文字的论文不少，也不乏佳作。刘乐贤《楚文字杂识（七则）》(1997)（注：刘乐贤《楚文字杂识（七则）》，《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陈伟武《战国楚简考释jiào＠(33)议》(1997)（注：陈伟武《战国楚简考释议jiào＠(33)议》，《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徐再国《楚简文字拾零》(1997)（注：《江汉考古》1997年第2期。）、《楚简文字新释》(1998)（注：《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刘钊《释楚简中的“＠(34)”（缪）字》(1999)（注：《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昆”字以及从“昆”之字》(1999)（注：《中国文字》新25期，1999。），颜世铉《楚简文字补释》(1999)（注：《中国文字》新25期，1999。），施谢捷《释楚简文字中的悚字》2002（注：《古文字研究》，2002。），李守奎《楚简文字四考》(2002)（注：《中国文字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等文章都言不虚发，各有所得。
部分上博简的公布(2001)，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对二十一世纪新公布材料的研究情况，我们的介绍暂且从略。
四、竹简文字编的编著
古文字编是以简明扼要的形式集中表现释字成果的著作。文字编不能是资料的简单排比，它必须及时反应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著者新见。古文字编专业性很强，它是可以当作工具书使用的学术著作。
二十世纪公布的竹简文字大都已被收入各种不同类型文字编中。古文字编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某一批材料为对象“单编”，一类是以几批材料为对象的“汇编”。张光裕、袁国华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2)（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2。）、《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1999)（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都是原字剪贴，有字必收，下附辞例，甚便使用。这些字编成书很快，释字基本上以公布材料的释文为准。篇幅庞大，内地一般学者案头难备。张守中等人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6)（注：文物出版社，1996。）、《郭店楚简文字编》(1999)（注：文物出版社，2000。）简单明了，字形清晰。但释字或有疏误，白于蓝已有专文订正(2000)。白于蓝硕士学位论文《包山楚简文字编》(1995)释字精审，多有创获，但未能公开出版，流布不广。张光裕、黄锡全、滕壬生主编的《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也可归入楚文字之列。全书摹释精确，体例完备，很好地补救了曾侯乙墓竹简照片模糊不清之弊。
汇编形式的字编常常是简、帛合编。葛英会、彭浩的《楚简帛文字编》(1992)（注：日本东京书店，1992。）成书较早，在日本出版，中国内地罕见，影响不大。滕壬生的《楚系简帛文字编》(1995)（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是重要的资料汇编。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是资料非常丰富，尤其是尚未公布的出自湖北江陵天星观、秦家嘴、范家坡、砖瓦厂等六批竹简，在这里首次露面，这是本书的最大看点。二是收字丰富，下附辞例，甚便读者。三是摹写认真，字形基本可信。但此书对最新研究成果吸收不够充分，释字或有疏误。李零长文《读楚系简帛文字编》(1999)（注：出土文献研究》第五辑，文物出版社，1999。）对书中不足多有订正。
郭若愚的《战国楚简文字编》(1994)（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是仰天湖和信阳两批竹简的文字汇编。全书摹写很好。由于成书较早，限于种种条件，释字上没有突破。
文字编是基础工作，但如果对文字不作深入研究，只是堆砌材料，粗制滥造，不仅会大大降低其自身学术水平和使用价值，而且使对这一类著作的信誉受到伤害，不可不慎。
从理论上探讨楚文字的构形、特点、流变等的论著不很丰富。李运富的《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研究》(1997)（注：岳麓书杜，1997。）是这方面的力作。全书对楚文字的构形分析细致，凸现楚文字特点，对文字理论很有贡献。
四 楚国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的研究综述
古玺文字在战国竹简问世之前，算得上是战国文字的大宗。自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1981)《古玺文编》(1981)问世，就越发引人注目。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其分类修订》(1983)（注：《古文字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古玺汇编〉校订》(1984)（注：《〈古玺文编〉校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4。）把古玺文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对战国文字研究贡献十分突出。
对楚国玺印文字的考释，多散见于战国玺印文字丛考及在其它古文字考释中。专门讨论楚玺的论著并不很多，李学勤《楚国夫人玺与战国时的江陵(1982)（注：《江汉论坛》1982年第7期。）、《“＠(35)”字与真山楚官玺》(2001)（注：《国学研究》第8卷。）、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四篇）》(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楚国官印考释》（注：《语言研究》1987年第1期。），汤余惠《楚玺两考》(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郑超《楚国官玺考述》(1986)（注：《文物研究》第2期，1986。），刘钊《楚玺考释六篇》(1999)（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林清源《楚国官玺考释（五篇）》(1997)（注：《中国文字》新22期，1997年。），肖毅《古玺所见楚系官府官名考略》(2001)（注：《江汉考古》2001年第2期。），何琳仪《楚官玺杂识》(2002)（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等文或考字形或考官制，各有所获。
在古玺研究的各种论著中，论及楚玺内容，考释楚玺文字的很多，有些是楚文字研究的重要成果，限于篇幅，在此引述从略。
把楚玺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深入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楚玺材料不断增加，传世的、出土的续有面世；二是研究成果也有了较丰富的积累。我们期待着一部《楚玺研究》之类的著作早日问世。
楚国货币品类不是很多，货币文字数量也不很大。主要的论著
有李家浩《试论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1973)（注：《考古》1973年第3期。）、骈宇骞《试释楚国货币文字“巽”》(1986)（注：中国古文字学年会论文，1979。）。陈剑《释“＠(36)”》(2002)（注：《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文集》，2002。）楚国货币文字拓本集中收录在汪庆正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中。黄锡全《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释文校正》(1992)（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一文对其中释文错误详加考正。楚国文字中虽然还有棺木烙印，马甲刻文，木剑墨书、陶文封泥，但都是只言片语，十分有限。对他们的研究很少专门论著，在此就不再详述。
篇12：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第一篇把战国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予以专文论述的是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1959)，这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奠基之作。文章把战国文字分为五系，分别论述，楚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楚文字综合研究的开端。战国文字发展到今天，已是古文字中最具活力的一个研究领域。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1989)、《战国古文字典》汤余惠主编的《战国文字编》(2001)皆为煌煌巨著，由此可见战国文字研究迅猛发展之一斑。这些战国文字综合性研究论著中，都有关于楚文字研究的内容，尤其是在后二种大作中，楚文字占据着主体的地位。但是把楚文字做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并不很多。据介绍，台湾许学仁的硕士论文是《先秦楚文字研究》(1979)（注：另据有关文章的引文可知，台湾另有林清源《楚国文字构形研究》，东海大学博士论文，1997：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这是我们知道较早的楚文字专论，惜未见其稿。内地有些学者也开始一些探索。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1990)（注：《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陈松长《楚系文字与楚国风俗》(1990)（注：《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罗运环《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2000)（注：《古文字研究》第22期，2000。）等文或未能展开，或浅尝辄止。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单薄。
象曾宪通《楚文字释丛》()（注：《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刘钊《释愠》(1998)（注：《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4月。）这样的综考楚文字的文章收获颇丰，而且愈见其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楚文字研究的深入，不仅楚国铜器、简帛等疑难字考释有所突破，而且也推进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研究。裘锡圭《以郭店〈老子〉简为例谈谈古文字的考释》(2000)（注：《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据楚简中的“视”区别出金文、甲骨文中的“见”和“视”；赵平安《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中的“娩＠(37)”》(2001)（注：赵平安《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娩＠(37)”——附释古文字中的“冥”》，《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释“＠(38)”及相关诸字——论两周时代的职官“＠(39)”》(2001)（注：《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达”字两系说——兼释甲骨文所谓“途”和齐金文中所谓“造”字》(2001)（注：《中国文字》新27期，2001。）、刘钊《利用郭店楚简字形考释金文一例》(2001)（注：《古文字研究》第24期。）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楚文字的大量发现，为考释甲骨文和金文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楚文字的深入研究也加深了人们对传抄古文和隶定古文的认识。黄锡全的《汗简注释》（注：《汗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徐再国的《隶定古文疏证》(2002)（注：《隶定古文疏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都引用了大量的楚文字材料。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尚待深入，有必要专门就战国楚文字与传钞古文、隶定古文作比较研究。八十年的楚文字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已公布的材料，尚有很宽广的研究余地，即将陆续公布的材料，研究范围更无法估量，楚文字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我们以为下列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对现有材料需要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首先是字形的整理和研究，各批资料单独字编要继续做好，可见楚文字全貌的《楚文字编》也十分重要。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楚文字编》(1997)把楚文字各种载体上的文字综合整理，汇为一编。此稿经修订增补，即将出版。抛砖引玉，希望对楚文字研究有所补益。
二、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当汇聚整理成《楚文字诂林》，以便学者。
三、继续扩展楚文字的研究范围，以楚文字考释成果为契机，上探甲骨文、金文，下究传抄古文、隶定古文，互求互证，把古文字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四、注重与其它四系战国文字的比较，充分揭示楚文字的特点。
五、把楚文字做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系统研究，及早弥补、充实楚文字理论研究这一薄弱环节。
六、及时公布新材料，促进学术的进步和繁荣。
［收稿日期］2002-10-0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启的繁体
＠②原字车的繁体
＠③原字舟加（夸中去二）
＠④原字舟加宗
＠⑤原字为的繁体加阝
＠⑥原字孙的繁体
＠⑦原字黑加敢
＠⑧原字亻加朋
＠⑨原字邋去辶
＠⑩原字艹下加为的繁体
＠(11)原字猎的繁体
＠(12)原字今下加酉
＠(13)原字钟的繁体
＠(14)原字金加（傅去亻）
＠(15)原字亻加文
＠(16)原字书的繁体
＠(17)原字血加阝
＠(18)原字我加阝
＠(19)原字宴去宀加阝
＠(20)原字般下加木
＠(21)原字虎去几加豆
＠(22)原字臼下加工
＠(23)原字万的繁体
＠(24)原字儿的繁体
＠(25)原字夸中去二
＠(26)原字香加覃
＠(27)原字眷去目
＠(28)原字王加冢
＠(29)原字木加（沛去氵）
＠(30)原字氵加云
＠(31)原字笙下去生加敝
＠(32)原字辶内加（廿下加币）
＠(33)原字觏去见加斗
＠(34)原字纟的繁体加穆
＠(35)原字木加豆
＠(36)原字殿去殳
＠(37)原字女加力
＠(38)原字沈去氵下加臼
＠(39)原字酉（加沈去氵下加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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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
[序号] 主要作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例如: [1] 袁庆龙，候文义.Ni-P 合金镀层组织形貌及显微硬度研究[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1，32(1)：51-53.
(2)专著
[序号] 著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2] 刘国钧，王连成.图书馆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15-18，31.
(3)论文集
[序号] 著者.文献题名[C].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3] 孙品一.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现代化特征[C].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科技编辑学论文集(2).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0-22.
(4)学位论文
[序号] 作者.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
如：[4] 张和生.地质力学系统理论[D].太原：太原理工大学，1998.
(5)报告
[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R].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
例如：[5]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的LBB 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
(6)专利文献
[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
例如：[6] 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P].中国专利：881056078，1983-08-12.
(7)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 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例如：[7] 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6.
(8)报纸文章
[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如：[8]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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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电子文献的出版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的期/引用日期(任选).
例如：[9] 王明亮.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EB/OL].
参考文献的类型
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标识：
M――专著(含古籍中的史、志论著)
C――论文集
N――报纸文章
J――期刊文章
D――学位论文
R――研究报告
S――标准
P――专利
A――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Z――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
电子文献类型以双字母作为标识：
DB――数据库
CP――计算机程序
EB――电子公告
非纸张型载体电子文献，在参考文献标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
DB/OL――联机网上的数据库
DB/MT――磁带数据库
M/CD――光盘图书
CP/DK――磁盘软件
J/OL――网上期刊
EB/OL――网上电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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