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原文
“Tsubomi龍龍”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1篇张爱玲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原文，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后的张爱玲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原文，仅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张爱玲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原文
张爱玲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原文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胎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嗯，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开骄散并行的阳湖派①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①阳溯源，清代散文流派。乾隆、嘉庆间，挥敬、张惠言等人开创。挥敬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响应者亦多为该县人氏，故名。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罢!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罢!——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比道：“回到童话里去!”在《自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荣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篇2：张爱玲散文《到底是上海人》
张爱玲散文《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篇3：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胎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嗯，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开骄散并行的阳湖派①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罢!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罢!——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比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荣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①阳溯源，清代散文流派。乾隆、嘉庆间，挥敬、张惠言等人开创。挥敬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响应者亦多为该县人氏，故名。
篇4：张爱玲散文集《到底是上海人》
张爱玲散文集《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上海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上海人冷漠?标签一
是真的冷漠吗?
上海人一般认为
你要开口，我一定帮
你要是自己都无视，
那我也无权干涉
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好
其实那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
上海女人要强?标签二
上海人骨子里相信男女平等
男生能做的女生一样能
上海女生也有很小女人的一面
外面闯荡再艰辛
回家丈夫哄两句就没事了
若真要面对困难
上海女人有惊人的能耐
和平常娇生惯养形成强烈反差
上海女人太精明?标签三
难听点就是，'会算计'
我们说，那叫'会过生活'
老上海人很多是外地移民
靠奋斗打拼、省吃俭用才能立足
为了活下去、活得更好
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那点钱
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
上海人'狗眼看人低' ?标签四
接触上海人多了你会发现
上海人爱才
喜欢会奋斗、有能力在这个城市立足的人
可能北京人会指手画脚'教'你怎么过日子
上海人随便你
只要不侵犯到我的利益，都由你
上海女人就喜欢名牌，物质?标签五
上海女人确实过的比较小资
小资不见得一定有钱
上海女人要面子
没钱照样旅游、买名牌、咖啡馆
但一碗小馄饨照样能吃的幸福
表面虚荣、精明、冷漠
只要用心体味就能发现温柔和善良
上海又被叫做魔都
但这些年，她都被妖魔化了
上海女人也被骂了这么多年
但那些骂上海、上海女人的人
有多少正真在上海生活过?
有多少是道听途说看了表面就以为了解了这座城市
……
如果在上海呆久了，
就会慢慢体味到这座城市的张力和魅力……
篇5：余秋雨散文《上海人》
余秋雨散文《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着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x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n、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我安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
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我安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读到一则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上海地图!外国记者的惊叹使我心酸，他们的报道的前文中已说明，这家书店出售着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什么多了一张上海地图，就这样大惊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篇6：张爱玲散文《爱》原文及赏析
张爱玲散文《爱》原文及赏析
《爱》原文：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爱》赏析：
“爱”这一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述说不尽的主题，张爱玲仅以三百四十余字的袖珍篇幅，看似轻松地淡淡道来。语言洗尽铅华单纯干净，全然没有她惯有的华丽绚烂。然而，一种不动声色的人生苦难和沧桑已被她轻轻地触及；而一份爱的无奈和哀痛也被她暗暗地激起，让人想想就忍不住要心酸落泪。
文章以四个字起首作一段：“这是真的”，潜台词即：这不是小说，更不是传奇。“这是真的”，读完全文，回味过来，更加重了故事的悲剧感。
接下来叙述一个真的、美的、纯的，同时又是那么虚的、淡的、凄凉的关于“爱”的故事。春天的晚上，桃树的底下，着月白衫子的十五六岁的少女，正是青春如花，做梦怀春的豆蔻年华，对爱可以说有无数的美好憧憬。正当此际，那个对门的他，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对她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然后，“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仿佛要发生点什么，却什么也没发生。结果的确什么也没有发生“就这样就完了”，张爱玲在此另起一段，六个字里用了两个“就”，就冷酷地葬送了那个春天的桃花盛开的萌芽着爱的情感的晚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桃花”意象总是与美丽缠绵的爱情相联系。
《诗经》中《桃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描绘了喜气、欢欣的场景；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传达了既是个人的又是共同的经验；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剧，以丽人的斑斑血迹描画的一幅桃花扇为道具演绎世间的悲欢离合，抒发家国兴亡之感。以上种种以桃花、爱情交相映照的文学作品历经千百年而魅力不衰本来，以张爱玲的天才和妙笔不难为读者营造出一个同样动人的桃花爱情故事，然而，她“就这样就完了”没有希望，没有余地，只有无尽的遗憾和深深的无奈。
可是，不曾想，张爱玲在紧接的一段，寥寥数语，把以为“就这样就完了”的爱的故事平静地推向了高潮那个曾如桃花般春华妙龄的女子，在成为历尽沧桑的老妇人之时，还“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那刚要开始就已结束的了无痕迹的'“爱”，是何等的虚无又是何等的强大！也许那年轻人的一声问候并没有什么深意，而她却赋予了它无比巨大的想像和希望，那一刻，那一晚竟化为了生命中的永恒，成为无情岁月里、悲凉人生中可以时时怀想的一段闪亮时光。这就是张爱玲的爱那样的凄美绝美又那样的无助无奈。
通常，张爱玲在她的散文里言及的多是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身边感受。她有滋有味地品尝着世俗人生的种种乐趣，但又能超越庸常和浅薄。她的灵智和深刻是在娓妮道来中的不经意的流露，往往举重若轻。一个女人一波三折的坎坷命运，一个女人历经苦难而痴痴不忘某种朦胧的爱的宿命，张爱玲仅有简洁的几笔，看似淡淡的，却有令人触目惊心、悲从中来的感染力。
至此，故事真正完结，张爱玲却欲罢不能，在最后一段忍不住要为她所体认的“爱”再作诠释：“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这是典型的张爱玲的调子，张爱玲的苍凉。爱是人生极其重要的章节，不能不遭遇又难以遭遇不能不追寻又难以追寻，它是千万人、千万年中的“刚巧”——潜伏的是落花流水的偶然，莺飞燕过的渺茫啊！尽管张爱玲在前面故事的叙述中保持着冷静，最终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的悲音。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里阐述她的创作理念：“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可以说苍凉是张爱玲作品的底子无论是她的散文或是小说，无论她以素朴或是华艳的风格呈现。此篇作者对于逝水流年的敏感，对于美和爱稍纵即逝的无奈，对于女人无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悲哀，也无不渗透着一种苍茫感、悲凉感。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一切都浓缩在仅仅三百多字的篇幅里，正是“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爱》创作背景：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登上文坛的，她初涉文坛之时，便在《天才梦》中洞穿了“生命是华美却暗藏着虱子的一袭袍”，赞美生命，同时敏感到它的破绽，这也是她此后创作爆发期的一贯主题。时间的无涯、迷惘的威胁、时代的崩坏，浓缩于爱，皆是有缺。《爱》这篇散文写于1944年，时年张爱玲正处于热恋之中。她在此以波澜不惊的语气和轻描淡写的笔调，道出了两性情爱的秘密。
作者简介：
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女作家，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开始在校刊和杂志上发表作品。有《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有《张爱玲散文》《张爱玲全集》等文集。
篇7：张爱玲短篇散文
张爱玲短篇散文
《天才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打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篇8：张爱玲散文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①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①瓦格涅，通译为瓦格纳(Richard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一生致力于歌曲创作，代表作有《尼伯龙根指环》等。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①、“melancholy”②，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①splendour，辉煌，壮丽②melancholy，忧郁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侮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①，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饱，爬满了蚤子。
篇9：张爱玲经典散文
正月里乡下照例要做戏。这两天大家见面的招呼一律都由“饭吃了没有?”变成了“看戏文去啊?”闵少奶奶陪了我去，路上有个老妇人在渡头洗菜，闵少奶奶笑吟吟地大声问她：“十六婆婆，看戏文去啊?”我立刻担忧起来，怕她回答不出，因为她那样子不像是花得起娱乐费的。她穿着蓝一块白一块的百衲袄，蹲在石级的最下层，脸红红的，抬头望着我们含糊地笑着。她的脸型扁凹，脸上是一种风干了的红笑——一个小姑娘羞涩的笑容放在烈日底下晒干了的。闵少奶奶一径问着：“去啊?”老妇人便也答道：“去口欧!你们去啊?”
闵少奶奶便又亲热地催促着：“去啊?去啊?”说话间，我们业已走了过去，踱过高高低低的黄土陇，老远就听见祠堂里“哐哐哐哐”锣鼓之声。新搭的芦席棚上贴满了大红招纸，写着许多香艳的人名：“竺丽琴，尹月香，樊桂莲。”面对着隆冬的淡黄田地，那红纸也显得是“寂寞红”，好像击鼓催花，迅即花开花落。 本文来自织梦
唯其因为是一年到头难得的事，乡下人越发要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众口一词都说今天这班子蹩脚，表示他们眼界高，看戏的经验丰富。一个个的都带着懒洋洋冷清清的微笑，两手拢在袖子里，唯恐人家当他们是和小孩子们一样的真心喜欢过年。开演前一天大家先去参观剧场，提起那戏班子都摇头。唯有一个负责人员，二三十年纪，梳着西式分头，小长脸，酒糟鼻子，学着城里流行的打扮，穿着栗色充呢长袍，颈上围着花格子小围巾，他高高在上骑在个椅子背上，代表官方发言道：“今年的班子，行头是好的——班子是普通的班子。可是我说，真要是好的班子，我们榴溪这地方也请不起!
是哦?”虽不是对我说的，我在旁边早已顺带地被折服了，他兀自心平气和地翻来覆去说了七八遍：“班子我没看见，不敢说好的一个字。行头是好的!班子呢是普通的班子。”
闵少奶奶对于地方戏没什么兴趣，家下人手又缺，她第二天送了我去便回去了。这舞室不是完全露天的，只在舞台与客座之间有一小截地方是没有屋顶。台顶的建筑很花哨。中央陷进去像个六角冰纹乳白大碗，每一只角上梗起了棕色陶器粗棱。戏台方方的伸出来，盘金龙的黑漆柱上左右各黏着一份“静”与“特等”的纸条。右边还高挂着一个大自鸣钟。
台上自然有张桌子，大红平金桌围。场面上打杂的人便笼手端坐在方桌上首，比京戏里的侍役要威风得多。他穿着一件灰色大棉袍，大个子，灰色的大脸，像一个阴官，肉眼看不见的可是冥冥中在那里监督着一切。
下午一两点钟起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舞台上有真的太阳，奇异地觉得非常感动。绣着一行行湖色仙鹤的大红平金帐幔，那上面斜照着的阳光，的确是另一个年代的阳光。那绣花帘幕便也发出淡淡的脑油气，没有那些销洋庄的假古董那么干净。我想起上海我们家附近有个卖杂粮的北方铺子。他们的面粉绿豆赤豆，有的装在口袋里，屉子里，玻璃格子里，也有的装在大瓷瓶里，白瓷上描着五彩武侠人物，瓶上安着亭亭的一个盖，瓷盖上包着老蓝布沿边(不知怎么做上去的)，里面还衬着层棉花，使它不透气。衬着这蓝布垫子，这瓶就有了浓厚的人情味。这戏台上布置的想必是个中产的仕宦人家的上房，但是房间里一样还可以放着这样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喂雀子的小米，或是糖莲子。可以想象房间里除了红木家具屏风字画之外还有马桶在床背后。乌沉沉的垂着湘帘，然后还是满房红焰焰的太阳影子。仿佛是一个初夏的下午，在一个兴旺的人家。
一个老生坐在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已经唱了半天了。他对观众负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生平所作所为都要有个交代。
我虽听不懂，总疑心他在忠君爱国之外也该说到赚钱养家的话，因为那唱腔十分平实。老生是个阔脸的女孩子所扮，虽然也挂着乌黑的一部大胡须，依旧浓装艳抹，涂出一张红粉大面。天气虽在隆冬，看那脸色似乎香汗淫淫。他穿的一件敝旧的大红金补服，完全消失在大红背景里——本来，他不过是小生的父亲，一个凄惨的角色。
他把小生唤出来，吩咐他到姑母家去住一向，静心读书，衙门里大约过于吵闹。小生的白袍周身绣蓝鹤，行头果然光鲜。他进去打了个转身，又换了件柠檬黄满绣品蓝花鸟的长衣，出门作客，拜见姑母。坐下来，便有人护惜地替他把后襟掀起来，高高搭在椅背上，台下一直可以看见他后身大红裤子的白裤腰与黑隐隐的汗衫。姑侄正在寒暄叙话，小姐上堂来参见母亲，一看见公子有这般美貌，顿时把脸一呆，肩膀一耸，身子向后一缩，由拍板帮着腔，竟像是连了打两个噎。然后她笑逐颜开，媚眼水灵灵地一个一个横抛过来;情不自禁似的，把她丰厚的肩膀一抬一抬。得空向他定睛细看时，却又吃惊，又打了两个噎。观众噗嗤噗嗤笑声不绝，都说：“怎这么难看相的?”又道：“怎么这班子里的人一个个的面孔都这么难看?”又批评：“腰身哪有这么粗的?”我所了很觉刺耳，不免代她难过，这才明白中国人所谓“抛头露面”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旦角生得也并不丑，厚墩墩的方圆脸，杏子眼，口鼻稍嫌笨重松懈了些;腮上倒是一对酒涡，粉荷色的面庞像是吹涨了又用指甲轻轻弹上两弹而侥幸不破。头发仿照时行式样，额前堆了几大堆;脸上也为了趋时，胭脂擦得淡淡的。身穿鹅黄对襟衫子，上绣红牡丹，下面却草草系一条旧白布裙。和小生的黄袍一比，便给他比下去了。一幕戏里两个主角同时穿黄，似乎是不智的，可是在那大红背景之前，两个人神光离合，一进一退，的确像两条龙似的，又像是端午节闹龙舟。
篇10：张爱玲散文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吱呀，吱呀，吱……”
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莱、车钱，因此突然觉得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万事不能做，单只写篇文章关于Cezanne①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恩，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②。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说，不过太做作了一点。
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③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其实我又不认识他，而且如果认识，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模范文人，历尽往古来今一切文人的苦难。而且他已经过世了，我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太岂有此理，但是我不由得想起《明月天涯》在《新闻报》上连载的时候，我非常讨厌里面的前进青年孙家光和他资助求学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亲总要大鱼大肉请他吃饭表示谢意，添莱的费用超过学费不知多少倍。
梅太太向孙家光叙述她先夫的操行与不幸的际遇，报上一天一段，足足叙述了两个礼拜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读下去，纯粹因为它是一天一天分载的，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我有个表婶，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月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
顾明道的小说本身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读者能够接受这样没颜落色的愚笨。像《秋海棠》④的成功，至少是有点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恶痛疾的鸳蝴派相提并论，想必他是要生气的。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能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也不能因为路易士从前作过好诗的缘故原谅他后来的有些待。但是读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因为这首诗太完全，所以必须整段地抄在这里……
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
风来小小的院子里，
数完了天上的归鸦，
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
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
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
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
二月之雪又霏霏了，
黯色之家浴着春寒，
哎，纵有温情已迢迢了；
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还有《窗下吟》里的
然而说起我的，
青青的，
平如镜的恋，
却是那么辽远。
那辽远，
对于瓦雀与幼鸦们，
乃是一个荒诞……
这首诗较长，音调的变换极尽娉婷之致。《二月之窗》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是现代人所特有的：——
西去的迟迟的云是忧人的，
载着悲切而悠长的鹰呼，
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议的帆。
而每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
无声地，航过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书里找到以上的几句，我已经觉得非常之满足，因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诗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分真是好：——
紫石竹你叫它是片恋之花，
三年前，
夏色瘫软
就在这死市
你困惫失眠夜……
夜色滂薄
言语似夜行车
你说
未来的墓地有夜来香
我说种‘片刻之恋’吧……
用字像“瘫软”，“片恋”，都是极其生硬，然而不过是为了经济字句，得压紧，更为结实，决不是蓄意要它“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欢那比方，“言语似夜行车”，断断续续，远而凄抢。再如后来的
你在同代前殉节
疲于喧哗
看不到后面，
掩脸沉没……
末一句完全是现代画幻丽的笔法，关于诗中人我虽然知道得不多，也觉得像极了她，那样的宛转的绝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无骨的白手臂。
诗的末一句似是纯粹的印象派，作者说恐怕人家不懂：——
你尽有苍绿。
但是见到她也许就懂了，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的创楚。
然而这是一时说不清的，她不是树上撇下来，缺乏水份，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技花朵，断是断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妨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佐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篇11：张爱玲经典散文
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从前大概有过，在古装话剧电影里看到，是把雍容揖让的两只大袖子徐徐伸出去，向左比一比，向右比一比;古时的舞女也带着古圣贤风度，虽然单调一点，而且根据唐诗，“舞低杨柳楼心月”，似乎是较泼刺的姿态，把月亮都扫下来了，可是实在年代久远，“大垂手”“小垂手”究竟是怎样的步骤，无法考查了，凭空也揣拟不出来。明朝清朝虽然还是笼统地歌舞并称，舞已经只剩下戏剧里的身段手势。就连在从前有舞的时候，大家也不过看看表演而已，并不参加。所以这些年来，中国虽有无数的人辛苦做事，为动作而动作，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却是没有的。(除非在背人的地方，所以画特别多。)浩浩荡荡的国土，而没有山水欢呼拍手的气象，千年万代的静止，想起来是有可怕的。中国女人的腰与屁股所以生得特别低，背影望过去，站着也像坐着。
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很普遍地跳着社交舞了。有人认为不正当，也有人为它辩护，说是艺术，如果在里面发现色情趣味，那是自己存心不良。其实就普通的社交舞来说，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份的，否则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装扮得很像样的人，在像样的地方出现，看见同类，也被看见，这就是社交。话说多了怕露出破绽，一直说着“今天天气哈哈哈”，这“哈哈哈”的部分实在是颇为吃力的;为了要避免交换思想，所以要造出各种谈话的替代品，例如“手谈”。跳舞是“脚谈”，本来比麻将、扑克只有好，因为比较基本，是最无妨的两性接触。但是里面艺术的成份，如果有的话，只是反面的：跳舞跳得好的人没有恶劣笨拙的姿态，不踩对方的脚尖，如此而已。什么都讲究一个“写意相”，所以我们的文明变得很淡薄。
外国的老式跳舞，也还不是这样的，有深艳的情感，契诃夫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是我所看见的写跳舞最好的文章。……她又和一个高大的军官跳波兰舞;他动得很慢，仿佛是着了衣服的死尸，缩着眉和胸，很疲倦的踏着脚。——他跳得很吃力的，而她又偏偏以她的美貌和赤裸裸的颈子鼓动他，刺激他;她的眼睛挑拨的燃起火来，她的动作是热情的，他渐渐的不行了，举起手向着她，死板得同国王一样。
看的人齐声喝采：“好呀!好呀!”
但是，渐渐的那高大的军官也兴奋起来了;他慢慢的活泼起来，为她的美丽所克服，跳得异常轻快，而她呢，只是移动她的肩部，狡猾地看着他，仿佛现在她做了王后，他做了她的奴仆。
现在的探戈，情调和这略有点相像，可是到底不同。探戈来自西班牙。西班牙是个穷地方，初发现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大阔过一阵，阔得荒唐闪烁，一船一船的金银宝贝往家里运。很快地又败落下来，过往的华美只留下一点累赘的回忆，女人头上披的黑累丝纱，头发上插的玳瑁嵌宝梳子;男人的平金小褂，鲜红的阔腰带，毒药，匕首，抛一朵玫瑰花给斗牛的英雄——没有罗曼斯，只有罗曼斯的规矩。这夸大，残酷，黑地飞金的民族，当初的发财，因为太突兀，本就有噩梦的阴惨离奇，现在的穷也是穷得不知其所以然，分外地绝望。他们的跳舞带一点凄凉的酒意，可是心里发空，再也灌不醉自己，行动还是有许多虚文，许多讲究。永远是循规蹈矩的拉长了的进攻回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锯战，有礼貌的xx。
这种嗦，现代人是并不喜欢的，因此探戈不甚流行，舞场里不过偶然请两个专家来表演一下，以资点缀。美国有一阵子举国若狂跳着Jitterbug(翻译出来这种舞可以叫做“惊蛰”。)大家排队开步走像在幼稚园的操场上，走几步，擎起一只手，大叫一声“哦咦!”叫着，叫着，兴奋起来，拼命踢跳，跳到疲筋力尽为止。倦怠的交际花，商人，主妇，都在这里得到解放，返老还童了，可是头脑简单不一定是稚气。孩子的跳舞并不是这样的，倒近于伊莎多娜·邓肯提倡的自由式，如果有格律，也是比较悠悠然的。
印度有一种癫狂的舞，也与这个不同。舞者剧烈地抖动着，屈着膝盖，身子矮了一截，两腿不知怎样绞来绞去，身子底下烧了个火炉似地，坐立不安。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歌者嘴里就像含了热汤，喉咙颤抖不定。这种舞的好，因为它仿佛是只能如此的，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地球上最开始有动物，是在泥沼里。那时候到处是泥沼，终年湿热，树木不生，只有一丛丛壮大的厚叶子水草。太阳炎炎晒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东西蠢动起来了，那么剧烈的活动，可是没有形式，类如气体的蒸发。看似龌龊，其实只是混沌。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那样元气旺盛的东西是不龌龊的。这种印度舞就是如此。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了;他们对野蛮没有恐怖，也没有尊敬。他们自以为他们疲倦了的时候可以躲到孩子里去，躲到原始人里去，疏散疏散，其实不能够——他们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
我在香港，有一年暑假里，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搬到我们宿舍里来歇夏。饭堂里充满了白制服的汗酸气与帆布鞋的湿臭，饭堂外面就是坡斜的花园，水门汀道，围着铁栏干，常常铁栏干外只有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只看见海那边的一抹青山。我小时候吃饭用的一个金边小碟子，上面就描着这样的眉弯似的青山，还有绿水和船和人，可是渐渐都磨了去了，只剩下山的青。这碟子和一双红骨筷，我记得很清楚，看到眼前这些孩子的苦恼，虽然一样地讨厌她们，有时候也觉得漠漠的悲哀。她们虽然也成天吵嚷着，和普通小孩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一声叱喝，就统统不见了，仿佛一下子给抹掉了，可是又抹不干净，清空的饭堂里，黑白方砖上留着横七竖八的鞋印子和湿阴阴的鞋臭。她们有一只留声机，一天到晚开唱同样的一张片子，清朗的小女子的声音唱着：
我母亲说的，
我再也不能
和吉卜赛人
到树林里去。
最快乐的时候也还是不准，不准，一百个不准。大敞着饭堂门，开着留声机，外面陡地下起雨来，拍拍的大点打在水门汀上，一打一个乌痕。俄国女孩纳塔丽亚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了。大家笑着喊：“纳塔丽亚，把耳朵动给我们看!”纳塔丽亚的耳朵会动。她和她姊姊玛丽亚都是孤儿，给个美国太太拣去，养到五六岁，大人回国去，又把她们丢给此地的修道院。在美国人家里似乎是非常享福的，自己也不明白怎样会落到这凄惨的慈善的地方，常常不许做声，从腥气的玻璃杯里喝水，面包上敷一层极薄的淡红果酱，背诵经文，每次上课下课全班纟卒縩下跪做祷告。纳塔丽亚苍白的小长脸上，绿眼睛狭窄地一笑，显得很惫赖。像普通的烂污的俄国人，她脾气好而邋遢，常常挨打，她姊姊玛丽亚比较懂事，对上头人知道恭顺，可是大蓝眼睛里也会露出钝钝的恨毒。玛丽亚生着美丽的小凸脸，才来的时候，听说有一头的金黄鬈发，垂到脚跟，修道院的尼僧因为梳洗起来太麻烦，给她剪了去。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有一次我们宿舍里来过贼，第二天早上发现了，女孩们兴奋地楼上楼下跑，整个的暑假没有这么自由快乐过。她们拥到我房门口问：“爱玲小姐，你丢了什么吗?”充满了希望，仿佛应当看见空房间。我很不安地说没丢什么。
还有个暹罗女孩子玛德莲，家在盘谷，会跳他们家乡祭神的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庙宇里的舞者都是她那样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尖尖的棕黄脸刷上xx，脸是死的，然而下面的腰腿手臂各有各的独立的生命，翻过来，拗过去，活得不可能，各自归荣耀给它的神。然而家乡的金红煊赫的神离这里很远了。玛德莲只得尽力照管自己，成为狡黠的小奴才。
除开这些孩子，我们自己的女同学，马来亚来的华侨，大都经过修道院教育。淡黑脸，略有点龅牙的金桃是娇生惯养的，在修道院只读过半年书，吃不了苦。金桃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怎样跳舞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更觉得太平美丽。那边的女人穿洋装或是短袄长裤，逢到喜庆大典才穿旗袍。城中只有一家电影院，金桃和其他富户的姑娘每晚在戏园子里遇见，看见小姊姊穿着洋装，嘴里并不做声，急忙在开演前赶回家去换了洋装再来。她生活里的马来亚是在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差不住脚。从另一个市镇来的有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做月女，那却是非常秀丽的，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第一次见到她，她刚到香港，在宿舍的浴室里洗了澡出来，痱子粉喷香，新换上白地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银十字架，含笑鞠躬，非常多礼。她说：“这里真好。在我们那边的修道院里读书的时候，洗澡是大家一同洗的，一个水门汀的大池子，每人发给一件白罩衫穿着洗澡。那罩衫的式样……”她掩着脸吃吃笑起来，仿佛是难以形容的。“你没看见过那样子……背后开条缝，宽大得像蚊帐。人站在水里，把罩衫撸到膝盖上，偷偷地在罩衫底下擦肥皂。真是……”她脸上时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表情，她那清秀的小小的凤眼也起了红锈。她又说到那修道院，园子里生着七八丈高的笔直的椰子树，马来小孩很快地盘呀盘，就爬到顶上采果子了，简直是猴子。不知为什么，就说到这些事她脸上也带着羞耻伤恸不能相信的神气。 本文来自织梦
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住不了多时，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我们在街上遇见她都远远地吐口唾沫。都说她一定是懂得巫魇的。”“也许……不必用巫魇也能够……”我建议。“不，一定是巫魇!她不止三十岁了，长得又没什么好。”“即使过了三十岁，长得又不好，也许也……”“不，一定是巫魇，不然他怎么那么昏了头，回家来就打人——前两年我还小，给他抓住了辫子把头往墙上撞。”会妖法的马来人，她只知道他们的坏。“马来人顶坏!骑脚踏车上学去，他们就喜欢追上来撞你一撞!”
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进大学。打仗的时候她哥哥嘱托炎樱与我多多照顾她，说：“月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她常常想到被xx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可是有一个时期大家深居简出，不大敢露面，只有她一个人倚在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叫别的女孩子都来看。
她的空虚是像一间关着的，出了霉虫的xx墙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背景，没有传统，所以也没有跳舞。月女她倒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同哥哥跳。
在上海的高尚之仕女之间，足尖舞被认为非常高级的艺术。曾经有好几个朋友这样告诉我：“……还有那颜色!单为了他们服装布景的颜色你也得去看看!那么鲜明——你一定喜欢的。”他们的色采我并不喜欢，因为太在意想中。阴森的盗窟，照射着蓝光，红头巾的海盗，觳觫的难女穿着白袍，回教君王的妖妃，黑纱衫上钉着蛇鳞亮片。同样是廉价的东西，这还不及我们的香烟画片来得亲切可念，因为不是我们的。后宫春色那一幕，初开幕的时候，许多舞女扮出各种姿态，凝住不动，嵌在金碧辉煌的布景里，那一刹那的确有点像中古时代僧侣手抄书的插画，珍贵的“泥金手稿”，细碎的金色背景，肉红的人，大红，粉蓝的点缀。但是过不了一会，舞女开始跳舞，空气即刻一变，又沦为一连串的香烟画片了。我们的香烟画片，我最喜欢它这一点;富丽中的寒酸。画面用上许多金色，凝妆的美人，大乔二乔，立在洁净发光的方砖地上，旁边有朱漆大柱，锦绣帘幕，但总觉得是穷人想象中的富贵，空气特别清新。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可是足尖舞里的反高潮我不能够原谅;就坐在最后一排也看得见俄罗斯舞女大腿上畸形发达的球状的筋，那紧硬臃肿的白肉，也替她们担忧，一个不小心，落脚太重，会咚地一响。舞剧《科赛亚》，根据拜伦的长诗;用舞来说故事，也许这种故事是特别适宜的，就在拜伦的诗里也充满了风起云涌的动作。但是这里的动作，因为要弄得它简单明了，而又没有民间传说的感情作底子，结果很浅薄。被掠卖的美人，像笼中的鸟，绝望地乱飞乱撞。一身表情，而且永远是适当的表情，所以无味而且不真实。真实往往是不适当的。譬如《红楼梦》，高鹗续成的部分，与前面相较，有一种特殊的枯寒的感觉，并不是因为贾家败落下来了，应当奄奄无生气，而是他写得不够好的缘故。高鹗所拟定的收场，不能说他不合理，可是理到情不到，里面的情感仅仅是sentiments①，不像真的。《科赛亚》里的英雄美人经过许多患难，女的被献给国王，王妃怕她夺宠，放她和她的恋人一同逃走。然而他们的小船在大风浪里沉没了。最后一幕很短，只看到机关布景，活动的海涛，天上的云迅速往后移，表示小舟的前进。船上挤满了人，抢救危亡之际也还手忙脚乱摆了两个足尖舞的架式，终替全体下沉，那样草草的悲壮结局在我看来是非常可笑的。机关布景，除了在滑稽歌舞杂耍(Vaudeville)里面，恐怕永远是吃力不讨好。看惯了电影里的风暴，沉船，战争，火灾，舞台上的直接表现总觉得欠真实。然而中国观众喜欢的也许正是这一点。话剧《海葬》就把它学了去，这次没有翻船，船上一大群人之间跳下了两个，扑咚蹬在台板上，波涛汹涌，齐腰推动着，须臾，方才一蹲身不见了。船继续地往前划，观众受了很大的震动起身回家。据说非得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把他们送走，不然他们总以为戏还没有完。
印度舞我只看过一次。舞者拉·黛薇并不是印度人，不知是中欧哪一个小国里的，可是在印度经过特别训练，以后周游列国，很出名。那一次的表演是非正式的，台很小，背景只是一块简陋的幕，可是那瘦小的妇人合着手坐在那里，盘起一只腿，脚搁在膝盖上，静静垂下清明的衣折，却真有天神的模样。许久，她没有动。印度的披纱，和希腊的古装相近，这女人非但没有希腊石像的肉体美，而且头太大，眼睛太小，坚硬的小瘪嘴，已经见得苍老，然而她的老是没有年岁的，这样坐着也许有几千年。望到她脸上有一种冷冷的恐怖之感，使人想起萧伯纳的戏《长生》(“BacktoMethuselah)”，戏里说将来人类发展到有一天，不是胎生而是卵生，而且儿童时期可以省掉了，蛋里孵出来的就是成熟的少男少女，大家跳舞作乐恋爱画图塑像，于四年之内把这些都玩够了，厌倦于一切物质的美，自己会走开去，思索艰深的道理。这样可以继续活到千万年，仅仅是个生存着的思想，身体被遗忘了，风吹日晒，无分男女，都是黑瘦，直条条的，腰间围一块布。未满四岁的青年男女把他们看作怪物，称他们为“古人”。虽有“男性的古人”与“女性的古人”之分，看上去并没多少不同。他们研究数理科学贯通到某一个程度，体质可以自由变化，随时能够生出八条手臂;如果要下山，人可以瘫倒了成为半液体，顺着地势流下去。拉·黛薇的舞，动的部分就有那样的感觉。她掐着手指，并着两指，翘起一指，迅疾地变换着，据说每一个手势在婆罗门教的传统里都有神秘的象征意义，但据我看来只是表示一种对于肢体的超人的控制，仿佛她的确能够随心所欲长出八条手臂来。
第二支舞，拉·黛薇换了一条浅色的披纱，一路拍着手跳出来，踢开红黄相间的百褶裙，臂上金钏铿锵，使人完全忘记了她的老丑。圆眼珠闪闪发光，她是古印度的少女，得意扬扬形容给大家看她的情人是什么模样，有多高，肩膀有多宽，眼睛是怎样的，鼻子，嘴，胸前佩着护心镜，腰间带着剑，笑起来是这样的，生起气来这样的……描写不出，描写不出——你们自己看罢!他就快来了，就快来了。她屡次跑去张看，攀到树上了望，在井里取水洒在脸上，用簪子蘸了铜质混合物的青液和眼尾描得长长的。
拉·黛薇自己编的有一个节目叫做“母亲”，跳舞里加入写实主义的皮毛，很受欢迎，可是我讨厌它。死掉了孩子的母亲惘惘地走到神龛前跪拜，回想着，做梦似地摇着空的摇篮。终于愤怒起来，把神龛推倒了，砰地一声，又震惊于自己的叛道，下跪求饶了。题材并不坏，用来描写多病多灾的.印度，印度妇女的迷信与固执的感情，可以有一种深而狭的悲惨。可是这里表现的只有母爱——应当加个括弧的“母爱”。母爱这个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
提起东宝歌舞团，大家必定想起广告上的短裤子舞女，歪戴着鸡心形的小帽子。可是她们的西式跳舞实在很有限，永远是一排人联臂立正，向右看齐，屈起一膝，一踢一踢;呛地一声锣响，把头换一个方面，重新来过;进去换一套衣服，又重新来过。西式节目常常表演，听说是因为中国观众特别爱看的缘故。我只喜欢她们跳自己的舞，有一场全体登台，穿着明丽的和服，排起队来，手搭在前面人的背上，趔趄着脚，碎步行走，一律把头左右摇晃，活络的颈子仿佛是装上去的，整个地像小玩具，“绢制的人儿”。把女人比作玩具，是侮辱性的，可是她们这里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好玩的东西，一颗头可以这样摇那样摇——像小孩玩弄自己的脚趾头，非常高兴而且诧异。日本之于日本人，如同玩具盒的纸托子，挖空了地位，把小壶小兵嵌进去，该是小壶的是小壶，该是小兵的是小兵。从个人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种环境，我是不赞成的，但是事实上，把大多数人放进去都很合适，因为人到底很少例外，许多被认为例外或是自命为例外的，其实都在例内。社会生活的风格化，与机械化不同，来得自然，总有好处。由此我又想到日本风景画里点缀的人物，那决不是中国画里飘飘欲仙的渔翁或是拄杖老人，而是极家常的;过桥的妇女很可能是去接学堂里的小孩。画上的颜色也是平实深长的，蓝塘绿柳树，淡墨的天，风调雨顺的好年成，可是正因为天下太平，个个安分守已，女人出嫁，伺候丈夫孩子，梳一样的头，说一样的客气话，这里面有一种压抑，一种轻轻的哀怨，成为日本艺术的特色。
东宝歌舞团还有一支舞给我极深的印象，“狮与蝶”。舞台上的狮子由人扮，当然不会太写实。中国的舞狮子与一般石狮子的塑像，都不像狮子而像叭儿狗，眼睛滚圆突出。我总疑心中国人见到的狮子都是进贡的，匆匆一瞥，没看仔细，而且中国人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创造怪兽，如同麒麟之类——其实人要创造，多造点房子瓷器衣料也罢了，造兽是不在行的。日本舞里扮狮子的也好好地站着像个人，不过戴了面具，大白脸上涂了下垂的彩色条纹，脸的四周生着朱红的鬃毛，脑后拖着蓬松的大红尾巴，激动的时候甩来甩去。“狮与蝶”开始的时候，深山里一群蝴蝶在跳舞，两头狮子在正中端坐，锣鼓声一变，狮子甩动鬃尾立起来了，的确有狮子的感觉，蝴蝶纷纷惊散;像是在梦幻的边缘上看到的异象，使人感到华美的，玩具似的恐怖。
这种恐怖是很深很深的小孩子的恐怖。还是日本人顶懂得小孩子，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小孩。他们最伟大的时候是对小孩说话的时候。中国人对小孩的态度很少得当的。外国人老法一点的是客气而疏远，父母子女仿佛是事务上的结合，以冷淡的礼貌教会了小孩子说：“我可以再吃一片吗?我可以带小熊睡觉吗?”新法的父母未结婚先就攻读儿童心理学，研究得越多越发慌，大都偏于放纵，“亲爱的，请不要毁坏爸爸的书”，那样恳求着;吻他早安，吻他晚安，上学吻他，下课吻他。儿歌里说，“小女孩子是什么做成的?糖与香料，与一切好东西。”可是儿童世界并不完全是甜甜蜜蜜，光明玲珑，“小朋友，大家搀着手”那种空气。美国有一个革命性的美术学校，鼓励儿童自由作画，特出的作品中有一张人像，画着个烂牙齿戴眼镜的坏小孩，还有一张，画着红紫的落日的湖边，两个团头团脑的阴黑的鬼，还有一张，全是重重叠叠的小手印子，那真是可怕的。
日本电影《狸宫歌声》里面有个女仙，白木莲老树的精灵，穿着白的长衣，分披着头发，苍白的，太端正的蛋形小脸，极高极细的单调的小嗓子，有大段说白，那声音尽管娇细，听了叫人背脊上一阵阵发冷。然而确实是仙不是鬼，也不是女明星，与《白雪公主》卡通片里的葡萄干广告式的仙女也大不相同。神怪片《狸宫歌声》与狄斯耐的卡通同是幻丽的童话，狄斯耐的《白雪公主》与《木偶奇遇记》是大人在那里卑躬曲节讨小孩喜欢，在《狸宫歌声》里我找不出这样的痕迹。
有一阵子我常看日本电影，最满意的两张是《狸宫歌声》(原名《狸御殿》)与《舞城秘史》(原名《阿波之踊》)。有个日本人藐视地笑起来说前者是给小孩子看的，后者是给没受过教育的小姐们看的，可是我并不觉得惭愧。《舞城秘史》的好，与它的传奇性的爱仇交织的故事绝不相干。固然故事的本身也有它动人之点，父亲被迫将已经定了亲的女儿送给有势力的人作妾，辞别祖先。父亲直挺挺跪着，含着眼泪，颤声诉说他的不得已，女儿跪在后面，只是俯伏不动，在那寒冷的白格扇的小小的厅堂里，有一种绵绵不绝的家族之情。未婚夫回来报仇，老仆人引她去和他见一面，半路上她忽然停住了，低着头，背过身去。仆人为难地唤着“小姐……小姐……”她只是低徊着。仆人说：“……在那边等着呢。”催了又催，她才委委曲曲前去。未婚夫在沙滩上等候，历尽千辛万苦冒险相会，两人竟没有面对面说一句知心话;他自管自向那边走去，感慨地说：“真想不到还有今天这一面……”她默默地在后面跟随，在海边银灰色的天气里。他突然旋过身来，她却又掉过身去往回走，垂着头徐徐在前走，他便在后面远远跟着。最近中国话剧的爱情场面里可以看到类似的缠绵的步子，一个走，一个跟，尽在不言中。或是烈士烈女，大义凛然地往前踏一步，胆小如鼠的坏蛋便吓得往后退一步，目中无人地继续往前走，他便连连后退，很有跳舞的意味了。《舞城秘史》以跳舞的节日为中心，全城男女老少都在耀眼的灰白的太阳下舒手探脚百般踢跳，唱着：“今天是跳舞的日子!谁不跳舞的是呆子!”许是光线太强的缘故，画面很淡，迷茫地看见花衣服格子布衣服里冒出来的狂欢的肢体脖项，女人油头上的梳子，老人颤动着花白的髻，都是淡淡的，无所谓地方色彩，只是人……在人丛里，英雄抓住了他的仇人，一把捉住衣服，细数罪状，说了许多“怎么也落在我手里”之类的话，用日文来说，分外地长。跳舞的人们不肯做他的活动背景，他们不像好莱坞歌舞片里如林的玉腿那么服从指挥——潮水一般地涌上来，淹没了英雄与他的恩仇。画面上只看见跳舞，跳舞，耀眼的太阳下耀眼的灰白的旋转。再拍到英雄，英雄还在那里和他的仇人说话，不知怎么一来仇人已经倒在地下，被杀死了。拿这个来做传奇剧的收梢，真太没劲了，简直滑稽——都是因为这跳舞。
【张爱玲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原文】相关文章：
2.缅怀张爱玲散文
3.张爱玲的散文
4.张爱玲散文《爱》
5.张爱玲短篇散文
6.写张爱玲的散文
10.机遇到底是什么的美文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