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热风》杂文集:《不懂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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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鲁迅《热风》杂文集:《不懂的音译》
一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2〕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3〕……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4〕，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Kropotkin。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5〕，我已经记不清是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6〕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K和Ku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Kuropatkin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7〕。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8〕之类，例如进化论〔9〕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10〕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11〕的则为黄三太。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12〕，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13〕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14〕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
十一月六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屠介纳夫”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170页注〔5〕。“郭歌里”，通译果戈理。
〔3〕阿难陀印度斛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实叉难陀，印度高僧，武则天证圣一年(695)起在中国长安翻译《华严经》及其他佛经共十九部。鸠摩罗什婆(简称鸠摩罗什)，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国王妹。公元四○一年自龟兹至长安，后秦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译经三百八十余卷。
〔4〕“柯伯坚”通译克鲁泡特金(T.D.e]PaP_WXY，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中国留法学生主办的《新世纪》周刊第八十七号(一九○九年三月六日)刊有他的照片，译名为“柯伯坚”。
〔5〕“陶斯道”《新世纪》第七十三号(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第七十六号(同年十二月五日)译载丘克朔夫的《我良心上喜欢如此》的文章，评介俄国作家“陶斯道”。从该文内容看，是指托尔斯泰(即文中的Tolstoi)，并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即文中的Dostoievski)。
〔6〕六朝和尚指道安、鸠摩罗什等著名的佛经翻译者。
〔7〕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见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上海《时报》，其中刊有一张照片，下注文字是“近日逝世之俄国社会改革家苦鲁巴金”，而照片却是身着军服的俄国将军库罗巴特金(即文中的Kuro-patkin，1848—1925)。
〔8〕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文学家、书法家。唐伯虎(1470—1523)，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黄三太，旧小说《彭公案》中的人物。
〔9〕进化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的理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是这个科学理论的奠基者。
〔10〕相对论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本世纪初由德国出生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等所建立。
〔11〕美洲是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Colombo，约1451—1506)于一四九二年发现的。
〔12〕《流沙坠简》三卷，罗振玉、王国维合编。一九○○年、一九○七年，英国人斯坦因(A.Stein)两次在我国新疆、甘肃掘得汉晋时代木简，偷运回国，法国人沙畹(E.Chavannes)曾为这些木简作考释。罗振玉、王国维又把它们分类编排，重加考释，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等三卷。
〔1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观堂集林》、《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
〔14〕沙士比亚英国戏剧家、诗人。
篇2：鲁迅《热风》杂文集:《不懂的音译》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min）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篇3：鲁迅《热风》杂文集:《无题》
私立学校游艺大会〔2〕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
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这不能不说他有一点错。
回去要分点心给孩子们，我于是乎到一个制糖公司里去买东西。买的是“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是盒子上写着的名字，很有些神秘气味了。然而不的，用英文，不过是Chocolateapricotsandwich。〔3〕我买定了八盒这“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付过钱，将他们装入衣袋里。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横溢了，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我所未买的别的一切“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但我在那时不高兴了，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这伙计的'肩头说：
“不必的，我决不至于多拿一个……”
他说：“那里那里……”赶紧掣回手去，于是惭愧了。这很出我意外，——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四月十二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署名鲁迅。
〔2〕私立学校游艺大会指中国实验学校等二十四所男女学校，为解决经费困难，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八、九、十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游艺大会。
〔3〕Chocolateapricotsandwich今译巧克力杏仁夹心面包。
篇4：鲁迅《热风》杂文集:《无题》
《无题》
年代:近代 作者: 鲁迅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作品赏析
作于：(1932年)
一月
《鲁迅日记》1932年1月23日：“午后为高良夫人写一小幅，云：(略)。
”高良夫人，即高良富子夫人。
①《后汉书·王霸传》：“疾风知劲草。”
②1932年1月，广州和南京合组的政府成立，蒋介石回奉化，汪精卫托病到上
海，行政院长孙科主政，事事棘手，被迫下台。
篇5：鲁迅《热风》杂文集:《事实胜于雄辩》
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
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一个胖伙计，拿出一双鞋来，那鞋头又尖又浅了。
我将一只旧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柜上，说道：“这不一样……”
“一样，没有错。”
“这……”
“一样，您瞧!”
我于是买了尖头鞋走了。
我顺便有一句话奉告我们中国的某爱国大家，您说，攻击本国的缺点，是拾某国人的唾余的，试在中国上，加上我们二字，看看通不通。
现在我敬谨加上了，看过了，然而通的。
您瞧!
十一月四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篇6：鲁迅《热风》杂文集:《事实胜于雄辩》
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了下来，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幼小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199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奠定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1919)，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鲁迅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就像寓言中的叶公。
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察觉到平时察觉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不仅是小说，也是诗，它以平凡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整体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篇7：鲁迅《热风》杂文集:《所谓“国学”》
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
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2〕小说出版。
商人遗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书籍而在古董。遗老有钱，或者也不过聊以自娱罢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获利。还有茶商盐贩，本来是不齿于“士类”的，现在也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他们所刻的书都无民国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质，至少每本两三元，绵连，锦帙〔3〕，古色古香，学生们是买不起的。这就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决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洋场上的往古所谓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中略)余于课余之暇不惜浪费笔墨编纂事实作一篇小说以饷阅者想亦阅者所乐闻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从略，以省排工，阅者谅之。)“国学”乃如此而已乎?
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
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那又是“新”例了。你们不是讲“国学”的么?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2〕鸳鸯蝴蝶体鸳鸯蝴蝶派是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用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小说世界》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3〕绵连即连史纸，质坚色白，宜于印刷贵重书籍。锦帙，用锦绸裱制的精美的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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