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与舟到科学与人文论文
“况世浮华”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8篇从水与舟到科学与人文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从水与舟到科学与人文论文，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篇1：从水与舟到科学与人文论文
从水与舟到科学与人文论文
唐太宗有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而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科学与人文正与水与舟的关系相似。没有了科学的发展，就没有了人文的前进，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的存在，才会令人过上高科技的生活。科学与人文是一株双生花，只有科学开出娇艳的花朵，人文才会与之并肩绽放，散发夺目的光彩。
在修女提出对灾民的担忧而不理解伯爵资助科学的举动时，她恰恰忘了只有发展科学，才能拯救处于病痛中的人们。若不发展科学，又何谈救人？我想，这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譬如，我国古代瘟疫肆虐，政府想尽办法解救人民，可花了大笔银子，也无根治的良策，还是每隔数年就有发生，每一次都会死去大批人民。尽管尽心竭力，挖尽心思，却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有让这种可怕的疾病消失。人们抱怨伯爵花的'是无用的钱，又何曾想过如果伯爵不资助那个年轻人，又何来显微镜的发明，又何谈应用显微镜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医疗难关？伴随着一个又一个医学难题的破解，昔日的病魔开始变得不那么可怕，人们也不再畏惧当年那些可以轻易致人于死地的病。
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乃至普及全世界的工业狂潮，其间不过短短的一个世纪，然而正是由于工业革命，是人类开始进入现代化，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标志着一个时代，然后电力的发明与应用是全世界最大的喜讯，期间爱迪生的电灯与贝尔的电话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如果爱迪生不曾发明电灯，人类至今仍会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如果电话不曾问世，人们无法实现随时随地都能交流的欲望。然而飞机的发明更为重要，使得人类几代的飞天梦得以实现，终于可以像鸟儿一样翱翔于蓝天，可以说，正是科技才创就了人类今天的辉煌。
科学的进步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幸福，而对科学的投资有人会质疑毫无用处，然而恰恰相反。科学给人们能够带来的回报并不是朝夕可见的，而是要经过漫长的岁月，人类在探索付出中前行，经过了一二三次工业革命，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皇室饮食开始进入千家万户，是人类过上比没有科技发展之前好上一万倍的生活。
我们对于生物学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正是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才能够让千万人从病痛中苏醒，可是对于生物学的研究，并不是那么快就会取得进展。譬如对于酶的研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花费了大笔时间，人力和物力，在20世纪60年代还没有应用没去催化生产葡萄糖之前，葡萄糖的生产十分复杂，自然价格昂贵，然而正是由于酶的出现使这一局面得以扭转。
无数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人类死亡率大大降低，在地震中搜救仪器就起到了很大作用，它使无数人脱离了困境。在生活中，洗衣机与电冰箱等充当了妇女的好帮手，计算机既可娱乐又可工作，还可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视频增进乐亲人心与心之间的距离，真正实现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机器人解决了人们繁重的体力工作，拖拉机取代了传统的老黄牛。通过飞机等现代化工具，真正实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梦想。科技的发展是人们逐渐能够说出，“没有一个朝代的皇帝比今天更幸福。”
如果没有科学的进步，联合国就不可能发挥今天的作用。因为科学的发展，天花开始绝技，人类寿命普遍延长，像修女所抱怨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
科学与人文正如水与舟的关系，科学推动了人文。正是由于科学的发展，社会开始改变。人们能够安居乐业，从而使现代文明走向辉煌。
篇2：从矛盾到结合 —来自科学与人文的思考散文
从矛盾到结合 —来自科学与人文的思考（散文）
当今社会科技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与光明前景使大部分人弱化了人文精神，在中国，网络词语的应用固然代表创新，但古典文学的没落对于民族的发展却并非除去陈规，反而是百害而无一利。如果把科学精神的发扬比作全人类的发展，那么古典文化的传承便是民族的复兴。求同存异也可以理解为在有着同样的利益诉求下，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在不损害自身利益前提下寻求合作，以谋得共同发展。也就是说，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失却人文的科学终会误入歧途，排斥科学的人文终会走向没落。
所以对于人文和科技而言，其实是殊途同归。除去资源，有很多的因素能够使这两个虚无缥缈的概念紧密相连，虽然眼界不同，角度不同，但是所求的发展所期待的更好的明天更好的生活却是相同的，那么无论过程如何，人文和科技终是到了结合的时刻。结合这里并不意味着合二为一，就像中西医结合一样，他们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在保证自己独到的特点与见解的同时，把握好一个适当的尺度，各自发挥自己的力量，这样无论是医病还是医人，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不敢说迎刃而解，起码也能稳扎稳打，不会误入歧途，失却了发展的方向。
不过，需要结合的不止是人文与科学一种，这只是所遇到的具体事情所引发的一种思考。其实大到全人类，小到每个人，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选择时，都不妨进行辩证的思考。也许思考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思路其实是大同小异。回到人文和科学上，它们矛盾也要，结合也罢，最终都是要指向生活，或者进一步说是更好的生活。所以只要把握好目标，明确目的，结合并不是问题，现在所缺的就是敢想，敢做。至于怎样结合，怎样思考，不单是具体情况而定，是否敢想是否能想以及做出决定的人，都是关键因素。人定未必胜天，却必有人定。只要迈出了敢想的第一步，人文和科学，甚至其它更多事物的结合，必然不再是梦想。
篇3：从自然的祛魅到科学的祛魅论文
从自然的祛魅到科学的祛魅论文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祛魅；自然；科学
论文摘要：近代实验科学通过数学化而使自然界祛魅，致使自然界可为人类所操控，人类福利因此而得到改善，但科学却愈来愈丧失对人类价值的关怀，且颇为悼谬的是神化科学的现象不断出现。因而整个20世纪西方思想界针对科学的批评也层出不穷，科学知识社会学则独辟蹊径，通过对科学活动的内部考察，得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结论。这些结论具有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特征，因而也受到激烈批判，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却实现了对科学之祛魅，为我们更为理性地考察科学活动本身提供了思路。
对于技术而言，对其有价值的是科学发现本身，而并非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是如何工作的，因为技术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故我们受技术主导的思维对后一问题并不感兴趣。即使感兴趣的话，也不过聚集于关于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方面，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则非要把我们的视线瞥向这一看来奇怪的问题。其用意何在?通过对其思想背景的考察与对其理论的剖析，可以知道其宗旨乃在于祛科学之魅，以反身性的原则追问科学活动本身。
1.科学对自然的祛魅及当代遭遇
祛魅成为当代思想的热门话题，要归功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家的洞见。马克思曾经断言了资本对现代世界的祛魅，韦伯也曾尝言现代文明的演进同时也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韦伯主要在社会学意义上分析了文明的祛魅过程，在他看来世界的祛魅过程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引起: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的祛魅。而对自然是如何被祛魅的解答，最深入的莫过于胡塞尔的分析。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自然之魅是如何被解除的”得到了深刻的解答。
由伽利略开创的实验科学实现了自然的数学化。在数学化过程中，自然界中纷繁复杂的对象被化归为量的差异。伽利略认为宇宙是一本用数学来书写的大书，洞悉其中的奥秘，既不能靠神秘的体验也不能靠浪漫的想象，只能诉诸观察实验与推理计算。这就使得依靠体验与想象去把握自然的思路受到阻滞，而综观东西方文化，天或者宇宙的神秘性，都是文学艺术等创造活动的源泉，以及在前现代还是道德及法律的立足点，是维系人类精神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根本。伽利略开创了探究世界的经验科学方式，其结果使得自然的神秘性不断褪去。
把自然数学化获得了关于自然物的真理，科学进而经由指导经验观察与技术上的成功，而受到了人类的普遍赞叹。天文学家在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分析天王星运动时，发现单用太阳和其它行星对它的引力作用，并不能圆满地作出解释。当时推测在天王星轨道外可能还有一颗尚未发现的行星。1846年，德国科学家加勒在按万有引力定律计算的轨道位置附近，发现了“海王星”，和计算的.位置只差1度。这一标志性事件经常被视为科学成功的经典座标。
作为这种化归的产物，人们渐渐形成一种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科学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其目的就在于不断地把主观性从人类认识中不断清除掉，甚至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清理掉，而代之以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人们对自然的崇拜转向了对科学的崇拜，因为科学显示了人类认识自然的空前胜利，如果人能理性地认识自身，要将全面地改造人类本身。由此一来，科学便成了救世主，而这一点也正是启蒙的期望。然而，洗去自然神秘性的科学活动本身，对大众来说又成为神秘的领地。事实上，科学对于人类精神非但没有带来大的改观，甚至回避了人类的精神性，而且又重新成为神秘的领域，当然也就成为20世纪各种文化思潮普遍批评的对象。
对科学的批评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界的重要倾向。现象学存在主义流派的对科学的文化批评中，胡塞尔甚至责难，科学对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不管不问。胡塞尔讲道:“关于人的生存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单纯关于物体的科学显然什么也不能说，它甚至不考虑一切主观的东西”m。作为与科学活动保持密切联系的科学哲学内部，也不断地把科学活动置于批评的立场。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工作。科学知识社会(SSK)则独辟蹊径，从事对科学知识生产活动本身进行观察与解剖的工作，从而试图揭示科学家科研活动的神秘面纱，因而成为一支对科学批评最为尖锐的理论劲旅。
2,SSK的强纲领及其经验研究―对科学的“祛魅”
2.1‘理论上祛科学之蚁’
为了从理论上祛科学之魅，还科学以其世俗面目，以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从对科学的崇拜中释放出来。SSK提出了对科学活动及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理论纲领，这一纲领以所谓“强纲领”著称于社会学与科学史、科学哲学界，它是由其核心人物布鲁尔和巴恩斯提出的。布鲁尔在(维特根斯坦与曼海姆的数学社会学》(1973)一文和(知识及社会意象)(1976)一书中，巴恩斯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1974)一书中，先后阐述了对科学活动与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四条原则。第一是因果性，指能够导致某种信念或者知识的所有条件都应当视为该知识形成的原因，因而都应该客观地加以分析。第二是公正性，指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这些相悖的方面都要得到解释。第三是对称性，指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第四是反身性，指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在强纲领的指引下，SSK迅速形成了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调查和科学话语与文本分析、科学编史学研究等许多有影响的经验研究领域，实验室调查是这种经验研究的代表。要揭开科学的神秘面纱，揭示真理产生的具体情境，最好的方式就是对当代正在进行着自然科学活动的实验室进行调查，这种调查在SSK看来，是最富有说服力的。
2.2“以经验研究揭科学之面纱”
拉都尔等对实验室进行考察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活动的研究来分析知识的形成过程。拉都尔讲道:“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可以利用从沉浸于工作的科学家每天的活动获得有益的体验”，甚至于还谈到，“我们对实验室生活的特殊兴趣在于，科学家的日常研究活动如何导致了事实的建构”。
为实现该目的SSK主要借助人类学方法进入实验室做“田野”调查，也即以纯陌生者的眼光去观察实验室中发生的一切。《实验室生活》的作者拉都尔以“认识论研究者“的身份进入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罗杰.吉列明教授的实验室时，对该处正在研究的神经生理学一无所知。拉都尔而之所以选择以陌生人的身份考察实验室，是受到人类学中对非洲某些原始部落的观察方法的影响。拉都尔认为，对科学的发展和知识增长做宏观的分析，如科学计量学的研究，不但未能增加人们对科学的了解，反而起了神化科学的作用，因为这种观察未能深入到科学知识的细节中去。在他看来，社会进步已经使”原始部落”大为减少，但同时又造出了现代文明的新部落，这就是科学家的实验室。借助于人类学的“陌生人”观察策略，不带先见地深入科学活动的“现场”，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神秘部落的真实图景。带着这一策略，拉都尔记录了这个部落中发生的事件，且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篇4：唐诗宋词鉴赏论文-从“独上兰舟”到“人在何处”
――品味李清照心中的“赵明诚”和宋王朝
李清照，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杰出女性之一，却素来受到争议。有人说她身为封建女性，仅仅生活在狭小封闭的小圈子里，关心的只是儿女情长，爱恋的只是家中夫君。确实，李清照的特殊身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的创作题材。但她绝非普通妇人家，她的词作从早期描写夫妻柔情和生活闲情，逐渐过渡到晚期展现国家危亡，倾诉人生不幸这一主题。本文将就这两个时期的典型作品论述李清照坎坷人生中词作风格的前后变化，以及她真实自然的写作风格。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一剪梅》是李清照早期为怀念离家远行的丈夫赵明诚而作的一首抒情小令。青梅竹马的丈夫外出求学，作者独守空房，空寂惆怅而无法排遣。瑟瑟秋风吹过肩头，遥望天边，更生凄凉。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荷残香消，光泽如玉的竹凉席顿显冰凉。秋意袭人，怀想远方夫君，睡意便无。轻轻脱下薄纱罗裙，独自泛起一叶扁舟。不知何来，不知何往。谁知这辽阔湖面上的小舟，却载不了许多之愁。相爱相恋的爱夫突然远行，这孤苦，这寂寞，却只能对这平静的湖面，无声地倾
诉。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鸿雁归来，划过女主人公的上空，却又飞走。那不是日思夜想的丈夫，幻想着雁儿寄来丈夫的家书，想着想着，月已高悬，银白色的月光，洒满夜空下独立的西楼。遥望西楼，恰似思妇，独立寒秋，等待着归人，等到的却只是夜夜降临的寒冷的月光。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逝去的青春年华，竟似凋谢的花瓣飘零，而久别的丈夫，也似秋水般自在流远。自然界的新旧更迭，是无法阻止的，而人生亦如此。远去的人定将远去，只耐得孤房厮守，只耐得银发泣泪。然虽身居两处，夫妻却共有一种相思愁。这愁愁得真挚，愁得欣慰，愁得令人心里一暖，却不知愁苦之人内心之寒。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只要丈夫未归，怀念之情就无法消除。日日在想，抑制自己不去想，却发现这思愁阁不下，不在眉头，便在心头。这与李煜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本词的点睛之笔。它的直接，毫无保留的抒情，却更有愁情抒发不尽之感。
一曲一剪梅，一把辛酸泪。这爱情是令人向往的，共同的理想和事业的基础，让两个人生死相依，互相牵挂。而这种男女间的细腻柔情，也只有真正以一个女人的视角来描写，才真切动人，才令人信服。有人疑惑李清照的词并不像屈原的赋、李白杜甫的
诗、辛弃疾的词那样，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上都达到了高度的成就，但却能流传后世，让人们爱不释手。这也许就是原因吧。
领略了李清照的“赵明诚”，再品她眼中的大宋朝。
永遇乐 元宵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永遇乐》一词则是李清照晚年的代表作之一。史书记载，李清照四十六岁时，由于丈夫病故，开始了孤苦无依的漂泊生活。适逢金兵入侵，宋室南迁，家国衰败，岌岌可危。元宵佳节，作者怀想当年的幸福岁月，感慨人生的苦难和国家的命运，不禁叹息“人在何处？”
徐徐沉落的红日，光芒融金般灿烂夺目。那暮云聚合的壮丽之景，却引发出是作者“人在何处”的感叹。这里的“人”就是作者自己。历经国破夫亡等种种不幸，晚年的李清照只能沦落他乡。看着其他人欢度元宵，自己却似一个局外人，不知是一场梦还是泪湿了眼角，面前的迷蒙让作者辨不清深处何处。然而，她也不想知道，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便会更加痛楚。友伴来相召，一一被诗人委婉谢绝，诗人此时所想，不是个人的及时寻乐，不是醉生梦死地寻求解脱，而是国家破碎、身世飘零的感伤，不能不思“中州盛日”、金瓯无缺的旧时胜景。
然而如今，憔悴之颜，蓬乱的.发髻，弥散的云鬓，使词人不敢出门，而最后两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勾勒了一个穷
愁潦倒、鬓发斑白的老妇人形象，听帘外之人欢声笑语，越发衬托出帘内的沉寂与痛楚。难怪南宋著名词人刘辰翁也“为之涕下”，“每闻此词，辄不自堪”。
读此词，处处可感作者对故国旧乡的怀念以及郁郁寡欢的心情。李清照的这些愁和泪，正是她作为社会的一个清醒者的可贵标志。
这就是李清照，一个敢爱敢恨，敢抒情怀，敢写内心世界的伟大女词人。她有男人有的对社会现象敏锐的洞察力，有男人没有的敏感的情感世界。她经历了男人所经历的历史的兴衰，人生的成败，也经历了男人没经历的封建女性的压迫与欺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她实现了她的人生理想，她的诗词，她的思想精神，是中国历史上最夺目的巾帼。
参考文献：《苦难时代的灵魂绝唱》孙乃修
《李清照词赏析》辽宁大学中文系
百度百科
唐诗宋词鉴赏论文：
篇5：从麦克卢汉到乔布斯媒介技术与环境保护文学论文
从麦克卢汉到乔布斯媒介技术与环境保护文学论文
【摘要】麦克卢汉和乔布斯这两位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麦克卢汉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乔布斯推出的iPhone则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根据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智能手机可以说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使我们对这种技术设备的依赖也日益增强。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使技术不可被滥用。
【关键词】麦克卢汉 乔布斯 媒介环境学
在我们迎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当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体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面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他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的成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评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像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功能手机显然是一种冷媒介：需要我们投入很大的注意力，这大概也是边打电话边开车是一件危险的事的缘故吧。但功能手机往后发展，有一度迈向音乐手机的趋势。因为生产商注意到这样一点：人们的随身设备似乎既需要mp3又需要手机，何不将它们合二为一呢？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的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体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象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 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钱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诞生，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于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行文到此，似乎充满着乐观，但我们不妨稍许停顿一下，仔细地审视一下，这样的趋势，真是有百善而无一害的么？
不要忽略麦氏诊断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 is 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至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乔布斯和他的苹果重新发明了手机，也重新创造了程序（在苹果体系里称为应用）的生产、分发、变现的过程，用“苹果生态”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么，苹果生态，让我们重归部落化了么？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iPhone（同时也是所有智能手机）上都有着各种用于记事的应用，比如谷歌日历就可以和手机里的应用同步。我们先是发现这是一款很不错的让我们不会误事的应用，然后我们随后就又发现，一旦离开它，我们似乎便想不起今天的日程安排了。手机的随身携带性，使得我们对这种技术设备的依赖性是大的，而这种依赖，又怎么能言之凿凿地说：我们重归了部落化呢？
智能手机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能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 based 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篇6：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论批评与文学分道扬镳论文
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论批评与文学分道扬镳论文
论文摘要：一个天经地义的观点是，文学批评就是关于“文学”的批评。不过回望历史，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演变却呈现出一个从寄生于文学到逐步与文学相分离的轨迹。当今的文化研究是文学批评走向独立的新阶段，它可以脱离文学对象，甚至将文学边缘化。究其原因，是消费文化之取替文学文化为文化研究之独立地位的获得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寄生性；理论体系化；独立性
一个天经地义的观点是，文学批评就是关于“文学”的批评。不过回望历史，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演变却呈现出一个从寄生于文学到逐步与文学相分离的轨迹。
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里，文学批评主要体现为阐释文学的类型、体裁等文学的基本范型。《诗学》开创了文学批评，也奠定了批评与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世纪流行文献学批评，主要围绕文学作品及典籍进行编注。文献学作为文法学的姊妹学科，具有修辞学传统，关注字词与风格，侧重文本细节，因而文献学批评没有产生对批评立场、原则或体系的追求。由于字词成为高度关注的领域，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被后人看作是在用字词编织学问的蛛网。弗朗西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一文中写道：“因此便产生了学术的第一个弊病：只研究字词，不研究内容。虽然我所举的例子是已过去的事情，但这类弊病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类批评寄生于典籍，当然也包括文学典籍，文献学批评对文史原典具有依存关系。
17世纪的古今之争，大量争论文学应该追求什么样风格，一直被当作典范的西塞罗的《演说家》中所归纳的三种演说风格，遭到质疑。人们放弃了西塞罗散文风格的模式，提出了“中性”语言等新的风格。但这种改变，并没有在框架上突破批评视域，仍然囿于语言风格的框架内，只是以新风格取代旧风格。
而法国古典主义批评，以布瓦洛提出的史诗、悲剧、喜剧、十四行诗、讽刺诗等都必须以古希腊、罗马作品为典范，必须符合三一律等准则。可以看到，古典主义的批评法则主要针对创作，仍然以作品为目的，但同时确立了批评法则的权威。
对批评法则的松动或反叛，发生在19世纪。浪漫主义批评是对古典主义统一的批评标准的叛逆，在批评史上形成了第一次“大混乱”，出现了各种有差异的批评。
浪漫主义批评的主流是个人体验式批评，代表人物有斯塔尔夫人、赫兹列特等。斯达尔夫人被认为是第一个采用个人才情体验批评的人，这指的是批评家力图再次亲身体验作家在作品中体验过的东西，这类批评家往往自身具有极强的才情，布莱指明它是“批评天才对于他人的天才存在的一种参与，建立在本人和他所钦佩的人之间至少是潜在的一种相似性上”。体验批评所确立的仍然是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寄生关系，体现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次生意识对于原生意识所经历过的感性经验把握。
这种把握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认同性的，即批评获得与文本一致的体验：批评家的批评建立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而个人体验又依附于对原作的同情与激赏之中，批评家的性情常常与作家的趣味与感受具有一致性。这种认同批评构成批评家与作品之间的亲密无问的关系，批评家与作者形成共谋。批评家通过阅读，放弃自我，变成“各种状态的交汇地”(杜波斯)，批评家成为作家的场所，作家的灵魂在其中向批评家敞开。而另一种是距离型的，同样以作品为批评对象，但批评家与作品之间保持距离，批评不是共谋，而是纯粹的“俯瞰的凝视”(斯塔罗宾斯基)，批评与作品对象建立的是非同情的关系。批评家意识到自己与他的批评对象是分离的，克洛岱尔将这种情况总结为“理解而不赞同”，它不同于作品的诗性思维，批评是作家自我思想的表达。然而“认同批评”与“距离批评”并不绝然分开，如塔斯罗宾斯基所说：“完整的批评也许既不是那种以整体性为目标的批评，也不是那种以内在性为目标的批评，而是一种时而需求俯瞰，时而要求内在的凝视。”
然而，“距离批评”后来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它渐渐融人到理性批评。与浪漫主义体验式主观批评主流相对的.是理性批评，包括由历史学方法带来的“新文献学”批评，即通过作品产生的条件解释作品；也有关注批评与读者关系的批评，如莱辛的《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当然还有后期的勒南的自然主义历史批评，丹纳的实证主义科学批评等等。
这些导向了通常所说的始于19世纪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批评，也就是“批评”意味着理性分析与批判。文学批评从关注内心的感受式把握，走向了19世纪中后期的适应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并上升为文学批评的主流。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成为文论的新焦点，文学批评到19世纪中后期已经从主观感受式文论的丰富性逐渐归依到社会历史批评的单一理路与范式上来，并且这一范式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这表明批评虽然始源于文学园地，但批评却可以成为自身，这是因为文学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审美，它有很大的社会、历史的关联域，批评可以是外在的。
到20世纪初，批评再一次打破独尊的单一社会历史标准而形成新一轮的“大混乱”：文学批评从尊崇社会历史本体的范式中走出来，转向语言本体、形式本体，进而带来了众多风格的批评同时并存的新格局。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符号学批评等流派都有各自的宗旨，但相同的是都告别了对文学的现实、社会、自然、时代、历史、道德、经济等“外部批评”，开始探讨文学内部的语言、形式与结构等。后来的精神分析批评，现象学主题批评也随之盛行。加上上一阶段的社会历史批评在这个时期又产生了新的分支：有关注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有关注读者维度的接受美学批评，后来又有新历史主义批评，批评空前繁荣。
如果说l9世纪以前，批评指向文学或围绕文学，批评带有次生性质的话，那么，20世纪的批评，各个流派的宗旨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建构自家的理论体系。批评不再像浪漫主义时期柯尔律治、赫兹列特等的批评融入文学、认同文学，甚至复制文学，或者说是对文学表达的表达。20世纪前半期的各个批评流派都具有鲜明的批评学科意识，批评表达自身，文学沦落到服务于批评、为批评表达自身所用的次席。作品阐释不是目的，建构批评体系成了批评的首要目的，文学成为了批评体系建构的原料场地。因此，20世纪前半期，批评已经开始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如果说最初它还没有完全独立于文学，与文学还具有相关性，那么这种相关性表现为文学是批评理论的言说场所或涉猎对象，尽管文学不再是目标。这种不将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有机体对待，或者不以文学为目标的批评，引发了传统立场的文学研究学者的愤怒，因为在这类批评中，作品只是作为理论的单一注脚。譬如精神分析批评，不将《哈姆莱特》看作有机的作品，而是从中掠取符合精神分析学说的所谓恋母情结，以此作为对《哈姆莱特》解读的结论，这大概也算是圣伯夫的所谓不是一种同情、认同，而是觊觎他人财富，从中掠取所需的批评吧。
这些追求体系化与理论化的批评，追逐某种客观性，它的产生与文学的非主观化创作潮流具有一致性。自福楼拜开始，到新小说的“零度写作”，文学追求非主观介入的客观化叙述，也就是要实现文学创作中的主观性的零度。在这种背景下，批评的非内在化，或者说批评的外化就被推动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反射的主体消失了，只有被反射的客体继续存在。批评变成了一面无个性的镜子，这使执著于作家创造性、激情、意念及主体风格等传统批评立场的文学研究者对当代批评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情绪。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解构主义引发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新的“文化研究”的批评浪潮，使批评进一步脱离文学，因为有的批评纯粹谈论问题本身，以建构理论自身的体系为目的，甚至对文学的涉猎都可以不要了。文化研究关注少数族裔、女性等弱势群体，政治性批评成为了批评的主流与中心，而文学的审美批评不仅受冷落、遭排挤，甚至被取代。审美的自主性被瓦解，文学作品被这些政治性批评切割与肢解。面对愈来愈强劲的政治化的、独立化的、同时也是非审美化的批评浪潮，持审美批评立场的文学研究者非常焦虑。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鲁姆，将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拉康的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及符号学等统称为“憎恨学派”，因为这些批评流派重视的是社会文化问题，颠覆了以往的文学经典。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也是一支颠覆文学经典的力量。经典文学在“憎恨学派”的批评理论与“大众文化”的双面夹击之下，地位一落千丈，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以“经典悲歌”作为第一章的标题，可以看到经典的盛歌时代成为旧事。
耶鲁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米勒，在《论文学》中，对批评理论凌驾于文学的未来走势也有着伤感而清醒的认识。该书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文学的终结近在眼前”，他提到“文学逼近死亡的一个显著的症兆，是全世界的文学院系的年轻教员都从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传媒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妇女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等等，他们经常以更接近社会科学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人文科学的方式著述与教学，而他们的写作与教学常将文学边缘化或忽略文学，即使他们中很多都是在老式的文学史与文本细读中训练出来的”，“这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正在被社会与大学管理宣布为过时的路途中”。米勒指出理论导致文学的衰落，他说：“文学理论的繁荣就是文学死亡的信号”，“理论注册了文学的行将就木”。
批评与文学的分化，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的分化，是有根由的。批评虽然一开始寄生于文学，但它一出现就是不同于文学的，批评与文学具有异质性。文学是感性的，形象的，可体验与参与的；而谈论文学，也就是批评，已经不是文学自身，它是概括的，逻辑的，理性分析的。用弗莱的观点表达的话，那就是文学是沉默的，而批评是说话的；文学不是学科，而批评是学科，弗莱说“文学并不是一门研究学科，而是供研究的对象”，“如果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那么它显然是一门社会科学，如果说它只是到了我们的时代才发展起来，至少没有说错这件事的年代”。文学批评经过在文学场域的孕育，在20世纪与各门社会科学一道走上了独立。
从人文科学到社会科学，也就界分了传统文学批评与当代批评。爱德华・萨义德在比较福柯与布鲁姆时指出，前者关注的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而后者关注的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作为艺术的世界，文学性精英主义的批评关注的是审美，布鲁姆明确提出“我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而当今的文化研究Et益取代了文学批评，在审美主义者看来，他们把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然而，随着大学教学或文化机构的日益政治化与实用化，文化批评一定会更加关注社会文化现象，而不会停留于“审美的个人关切”。布鲁姆也认识到了“我们正在败退，并无疑地还将败退，这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很多优秀的学生将弃我们而去，另寻其他学科和职业，这种抛弃已随处可见”。这种没落感，是文学研究者或从传统批评走过来的学者的感伤，而站在文化研究立场的瑞安・毕肖普则描述为“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文学研究已向文化研究俯首称臣”。(见本组文章的第一篇)两个阵营的人，表达的是同一个现实，然而感情色彩不同。
这种历史走向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兴的消费文化与机械复制时代的大众文化结束了文学文化为中心的时代，经典文学的美学给社会消费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让出了地盘，因此，批评就可以针对新的领域，可以不针对文学而进行批评。
罗兰・巴特的“文本”概念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体现，他以“文本”的概念取代“作品”，使得批评理论的批评研究对象走出了过去的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走出了文字作品的范围，而使身体、行为等各种对象都成为了批评与研究的对象，也可以说生活领域里的很多现象都是“文本”。这样，文学就只是“文本”中的一种文字文本，批评的领域与范围不仅扩大了，而且社会化与日常生活化了，由此产生新的批评，更接近社会科学。它的繁荣，对人文主义产生了冲击，同时导致了接近人文科学的文学以及相关的审美批评的衰落。文化研究正是对这种没有边界的新的批评的概括性表达，它是没有范围的，是无所不包的，也是没有固定对象与习用范式的，它打破了过去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范式，与文学形成对抗，也与传统批评形成了断裂。站在传统批评立场的人，或者说拥有传统批评观念的人，都不喜欢后者不吸取批评传统，甚至抛弃从前寄生的对象而且凌驾于其上，同时又缺乏文学性，审美性，特别是缺乏对现实的超越性，将批评变成了与现实一体化的存在。因此，文化研究的铺天盖地，引发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论争，但客观地说，谁也挡不住社会的变迁，即就挡不住新的浪潮取代老传统。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正是作为戏剧的衍生物的电影，导致了戏剧的衰落，那么，我们今天同样能接受：曾寄生于文学的批评，一步步走向独立，到20世纪的文化研究，可以看作是独立过程的完成，它成为批评从人文科学迈向社会科学的分水岭。文化研究，不仅可以与文学说再见，甚至抛弃了审美批评传统。我相信，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论争只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这个话题不属于未来。
篇7：试论科学道德与规范从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思想论文
试论科学道德与规范从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思想论文
论文关键词:
瓦托夫斯基 科学道德 规范
论文摘要:
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是一位科学的实在论者，他不仅精通马克思、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学说，也熟悉亨普尔、波普尔、拉卡托斯基等人的工作，他与著名哲学家R.S.科恩合编的、收集了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重要论著的数十卷《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文集，在国际哲学界有重大影响。瓦托夫斯基把科学哲学描绘成是一种理解科学理解的事业。重点通过对概念和概念框架的阐释和发挥，对科学道德作理论上的研究。这是将科学道德作为科学哲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尝试。
跨人21世纪，科学道德的议题愈来愈受人们关注。科学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其现实情况和意义，人们已有浓厚的感受和切身体会。本文首先从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思想谈起，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上，作一番探讨。
一、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思想
M.W.瓦托夫斯基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在科学哲学领域造诣极深。他对18世纪的法国哲学、19世纪的德国哲学和当代的科学哲学，都有很深人的研究。他的关于知觉、美学和创造性艺术的哲学、医学方法与伦理的哲学、政治与道德哲学等研究成果，闻名于世。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是一位科学的实在论者，他不仅精通马克思、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学说，也熟悉亨普尔、波普尔、拉卡托斯基等人的工作，他与著名哲学家R.S.科恩合编的、收集了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重要论著的数十卷《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文集，在国际哲学界有重大影响。他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伦敦)，是科学哲学的重要名著。这部著作和他的论文集《模型―表象与科学的理解》(波士顿)充分阐述了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和观点。围绕这篇文章所讨论的议题，这里首先引录他的一段论述: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处，康德总结道:“人类理性的法则……具有两个对象，即自然和自由，因此人类理性的法则不仅包括自然法则，而且包括道德法则。这两种法则最初表现为两个不同的体系，但最终却归结为一个哲学体系。自然哲学探讨的全是是什么的问题，而道德哲学则探讨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关于科学知识与道德知识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经典表述立即就显示出对事实和价值标准的区分，而使这两者统一起来的计划方案便构成了科学思想史的基础。
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科学道德”本身就是一个概念―一个并不需要加以“解构”就可爽快地理解和接受的概念。但在这些哲学大师的笔下，却有很明显的“科学知识”和“道德知识”的不同提法;并且各有法则、体系;有两者的统一和最终归结。这并不是没有道理，而是有道理且十分重要。瓦托夫斯基将此看成是“经典表述”，他说，康德把它们当做两样是“实在”的或客观的世界而对立起来，并用他严格的理性主义的全部力量去分析这两种知识的状况以及可以把这两种知识结合起来的观念。为什么康德要把这两种知识“对立起来”又“结合起来”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实际上，这也是康德所要做的事，并且是用他严格的理性主义的全部力量去做的事。康德的这种哲学分析方法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拿瓦托夫斯基本人来说，就上述之题他的展开论述也是先作区分后作统一，不过他把那两个概念转换为“事实”和“价值标准”了。他说:事实与价值标准这两个“世界”的分离提出了诸如科学在道德方面的中立性、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对价值标准的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这样一些问题;事实和价值这两者的综合则提出有关“是”和“应该”的关系以及我们所说的价值的确切含义等更尖锐的问题。
把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作为科学哲学导论进行阐述，可以清晰地表明瓦托夫斯基的哲学倾向。瓦托夫斯基把哲学看做是“表述和分析各种概念，对存在的原理及存在物的起源和结构进行批判性、系统性探究的事业”，是“对科学的概念和概念框架进行系统研究的事业”。瓦托夫斯基的哲学思想特别注重概念和概念框架，他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基本上都是从最根本的概念谈起的，深人浅出，逐级展开，论证严密，其论述风格在哲学名著中是独树一格的。同样地，这位哲学家在阐述他的科学、科学哲学思想时，也是从概念和概念框架人手的。瓦托夫斯基说:“需要理解科学，这种需要就存在于我们希望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化，有一个自由和文明的社会的心愿之中。这对于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是一种同样重大的需要。”并且，他还指出，理解科学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对科学本身的研究所达到的理解;另一种则是从科学与常识的联系中理解科学。瓦托夫斯基把这后一种理解当做科学哲学的对象，把科学哲学事业的任务规定为科学概念和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系统研究。主张将概念和概念框架作为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用以对他所探索的世界做出理解的方法，所以可以把科学哲学描绘成是一种“理解科学理解的事业”。这种从科学与常识的联系中理解科学的方式，导致了发现科学与人文学的共同根源，并且体验到科学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之间的桥梁。这样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确别出心裁，独具慧眼。
二、科学道德与价值标准及规范
引述瓦托夫斯基科学哲学的基本思想，为的是要将本文开头时所提出的关于科学道德的议题深人展开。经验和事实告诉我们，在人们的知识活动中，总想把我们在此处获得的知识与彼处获得的知识结合起来，“可是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就是两件自然界的事实也不能联系起来，或者对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不能了解。”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科学训练和实践加强了“系统感和”这一要求。于是，当科学家正视出现在科学概念框架中的哲学问题时，他便产生出为了概念的明晰性和体系的一致性而进行哲学分析的强烈愿望。那么，科学、道德，是两个概念，而作为一个概念的“科学道德”，人们怎样看待它呢?
前面提到过，康德关于科学知识与道德知识之间的那种经典性表述，显示出对事实和价值标准的区分，而关于事实和价值的各种不同主张是属于伦理学和美学这些哲学分析学科的研究内容。瓦托夫斯基认为，只有这种分析才能使关于一门价值科学的谈论变得有意义或无意义。这些都与科学哲学密切相关。事物就是事物，而事物在受到评价时，是要讲究标准的。那么，科学中表现出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呢?
默顿写道，“科学的精神气质就是那种据认为，对科学家具有的约束力的价值标准和规范的不自然地调整的结合。规范是以规定、禁止、偏好和非可的形式来表达的。它们被制度的价值标准所合法化。这些强制性规定靠格言和榜样来传达且被法令所加强，并不同程度地被科学家内在化了，因而构成了科学家的科学良心，或如果人们偏爱后来的术语，那就是科学家的超我。虽然科学的精神气质至今尚未被编纂成典，但都是可以从科学家的表现在应用和习惯中、在无数的论述科学精神的著述中和在直接针对违反这种精神气质所表现出的道德义愤中的道德一致推导出来的。” 可以发觉，瓦托夫斯基引用默顿的这段话，是十分巧妙地想用规范和价值标准来对科学道德作理论阐述的。显然，这样做是贴切而又合情合理的'。规范即标准、法式。瓦托夫斯基指出，诸如真理、一致性和证实这些科学规范本身也许就是深刻的人类职责的高度凝练的反映。这是一个十分有见地的思想。这种思想借助规范这个杠杆，将问题的研究往“深刻”、“高度”上推进。提供的论据是这类规范具有普遍性这种特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本身所体现出的科学的过程和科学的理性。就具有科学的价值。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在于它的真理性，而规范与真理性是密切相关的。真理与真理的表述本身就需要规范，因而规范在科学内是起作用的。那么，这样会不会出现悖论呢?一方面，科学是无止境的前沿，科学没有终极的真理，它是认识真理和获取知识的探索过程，不为传统观念和已有的知识所束缚;另一方面，它又需要规范，并且会产生出新的规范。我们知道，任何规范一旦产生，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约束力，对自由度就有所限制(而这种约束力、限制又是必要的)，这与科学活动的解放思想、自由探索会不会产生矛盾?
毋庸置疑，科学成果的获得，有由规范所致的，也有由非规范所致的。规范之所以成为规范，在于它有效力。对于科学来说，科学活动本身向来就存在着有序与无序、正常与反常、偶然与必然、遵循逻辑规则与另辟新径等等不同的进行方式，但只要科学活动向更深人的程度进行，它就会有运转的轨迹，这道理如同有存在就会有存在的方式一样，于是本身就有适应自身存在和运转的规范的要求。这种规范的出现和遵循有关的规范是件好事，它的效力是保障和促使科学活动的健康发展，打破模式创立模式，增强整合、调节、转换的功能，规范所具有的活力得到激发，更有利于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因此，科学需要规范;规范也是科学活动深人进行的产物。科学伦理学和科学美学就是要考虑科学活动是怎样产生出行为规范和价值规范的。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的形成是与科学实践的本质相联系的，而它又成为科学实践能得到健康发展的保证，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也不断发展和完善。作为理性活动的指导，科学与伦理学具有共同的渊源和共同的利益。科学本身的发展和伦理学的迫求，殊途同归地引出了科学道德。科学作为一项人类活动倡导科学道德，实际上就是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对科学道德的这种理解，就是达到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瓦托夫斯基用科学、事实、价值、价值标准、系统感和、规范、理解等一系列概念和概念框架，系统深刻地将科学知识和道德知识统一起来，科学道德成了科学思想的重要概念，并且也是科学哲学的一种概念基础。规范概念一旦介人科学领域，必然导致科学道德概念的出现，科学道德是科学规范的应有之义。再从社会效益来看，倡导科学道德，不仅“在提高全世界科学家的社会良心方面”，而且在运用科学为人类创造财富、谋利益方面，都十分重要。科学在社会中存在，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科学又要应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关系密切。倡导科学道德可净化科学环境，使科学得到健康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道德亦是科学本身发展的必须。此外，如果把科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文化的核心是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在文化中，科学(包括科学道德)的含量愈高，文化的先进性就愈显著，所以，在中国，沿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迈进也应大力倡导科学道德。
科学道德既是科学价值的美学追求，又是与人的社会活动密切相连。人生活在社会中，人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因而科学道德的理论探讨与科学道德在社会中的实施，相辅相成，高度统一。举个例子，福建科技界人士在福州召开“科学道德学术研讨会”，会后发出一份倡议书，向科技界提出倡议:(1)用诚实的劳动去创造世界，开拓未来。人类曾经用汗水和机器创造了新文明;今天又用信息和创意使文明再上一个新台阶。这里面都需要劳动，并且我们提倡的是诚实的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诚实的劳动才是光荣的。我们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反对胡编乱造，反对瞒天过海，反对剿窃抄袭。学问高低各不一，品行端正是真人。(2)用敬业奉献的精神，辛勤地耕耘华夏文化这块肥田沃土。作为21世纪的中国科技界学人，我们愿为继承和发扬这种敬业的精神而感到骄傲并作出努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坚强脊梁，在这根脊梁中，有着敬业奉献的健康精髓，它是民族精神不朽的底气。今天，立志于向科学进军的中华学人要修炼出这种底气，这也是我们的志气。(3)遵纪和守信。跨人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我们必须遵照国际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在科技界学人身上，是统一的。任何的学术失正、科学上的不道德，其所带来的祸害绝不单单是个人的名利得失，而是关系到科学共同体的存亡。我们要以高尚的学术风范和行为，维护我们学术共同体的声誉，促进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4)用真功夫，做真学问，摈弃浮躁，匡正学风，脚踏实地搞事业。齐心协力营造和珍惜学术自由的氛围，加强学术批评，反对wuxian谩骂。坚定学术界自己独有的价值取向和坚持科学道德标准，深化体制改革，极大地繁荣中国的学术事业。(5)求真务实，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科学的本质在于求真，科学以探求真理为目的，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的本性在于创新。我们倡导用宽广、宽容的胸怀，努力培养和提携青年一代，鼓励、支持和勇于进行创新，将求真、务实、创新、协作的职业道德，将严格、严密、严肃的作风发扬光大。
虽是短短的五条，但仔细地琢磨它，显然会体会到:科学道德是科学活动本身最高成就的一种，它的产生和存在是科学活动的必然;在一个需要规范的世界里，科学同样需要科学规范;倡导科学道德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它的科学自身的结构美和人的心灵美高度统一，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具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由于它受到评价，有些东西是只要它存在就有价值，有些东西只有它受到评价时才显现出价值，科学道德是到了它只要存在、或它存在了又受到评价，都有价值的时候了，人们的确要万分珍惜它。
篇8：从分化到整合：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起源、改革与前瞻 论文
从分化到整合：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起源、改革与前瞻 论文
建国之初，我国政府即建立了面向城市企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从分化到整合：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起源、改革与前瞻。在农村，则实行家庭与集体相结合、以家庭保障为主的保障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因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对这种分化，学术界的提法不一，笔者称之为“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它的固化则产生了各种不利的后果。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使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固有格局难以为继，建构城乡整合（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便成为一种客观需要。本文在对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出现及其长期存在的根源作出较为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现阶段的实际，提出了通过城乡结合改革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任务，并进一步探讨了未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走向城乡整合的可选择的模式与制度安排。
一、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及其根源
1.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效力的《共同纲领》，其中第32条规定在企业中“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根据这一规定，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后称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当时我国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即社会保险）涉及伤残、疾病、生育、年老、死亡等项目及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有关待遇。除失业项目外，其他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尚存在的各社会保险项目，我国的社会保险都包括了。各保险项目的经费一般由企业与国家提供，个人不缴费。除项目齐全的劳动保险外，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企业职工还享有各种福利待遇，如交通补贴、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独生子女补贴及各种优惠乃至免费的社会服务。
而在农村则未实行社会保险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体经济开始取代家庭经济原有地位而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社会文化论文《从分化到整合：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起源、改革与前瞻》。农民原先的依靠家庭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转变为依靠家庭通过集体（主要由家庭有生产能力的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取得报酬，为丧失生产能力或处于生活波折期的成员提供生存保护）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这种保障形式的实现方式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资源——土地为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经营。具有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劳动能力，就可以直接成为该集体的成员，由集体安排参加生产劳动，并参与对生产成果的分配。农业劳动者仅仅在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才退出农业生产，回到家庭由家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负责其基本的生活品供应。针对农民的医疗需求，从1958年开始，我国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这种制度和城市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险具有本质的不同。后者能够满足职工的基本医疗需要，而前者则不能。农民有病，特别是患了大病，取自合作医疗制度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费用仍主要是来自家庭。另对少数没有劳动能力，且无依无靠的老人、残疾人和孤儿，由集体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儿童保教）。
从以上所述可见，我国在改革以前对城市企业职工和农民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保障制度。不过这种不同主要是就核心保障内容而言：对城市企业劳动者实行了社会保险，而对农民则采取了另外形式。至于一些补充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尽管实施对象在农村和城市有所不同，但制度本身并无本质差异。
2.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根源。
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是适应当时国家推进工业化的需要而形成的，是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其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影响，以下分别加以分析。
第一，城乡社会保障模式的不同选择，与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村人口多且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有密切关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落后的农村农业经济与先进的城市工业经济长期并存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与此相联系，从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的历程来看，一般都是先有面向城市企业雇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而后经过较长的时期，当社会结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上走上城乡一体化，城市工业已能通过自身的积累来反哺农业而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与机械化以后，才有农民社会保险制度的出台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一体化。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先进工业化国家城乡劳动者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都间隔了较长的一段时期：西德68年，丹麦86年，美国55年，加拿大63年，日本45年（注：日本于1941年推出面向城市企业劳动者的“厚生年金”保险，1971年推出面向农民的“农业者年金”保险，直到1986年才真正实现“年金一体化”。）；如此等等。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基本社会保险项目而言，苏联和东欧国家建国伊始一般即设计为全民覆盖，包括农民。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已有较好的基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人口所占份额低。中国之所以采取不同于苏东国家的社会政策，乃是由于工业化起步晚，程度低，农业人口规模大，国家财力难以向农业劳动力提供与城市工业劳动者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1]
第二，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是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客观要求。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政府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正是为适应工业化的要求而推出的举措之一。首先，工业化是以机器大工业生产取代传统手工生产为特征的，工人成为社会化劳动分工体系的一员。他们离开土地，离开农村，集中于工厂与城市从事工业及其相关产业劳动，其劳动成果的绝大部分归雇主或国家，小部分则以工资形式分配给工人作为生活来源。而当工人遭遇失业、疾病、工伤等事件时，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就成为一种客观必要。其次，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险制度没有包含农民，除农民可凭借土地取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保证为推进工业化提供稳定的原料、农产品与资金来源。当时的国际环境使我国不具备大规模利用外资的条件，只能靠内部积累。除工业自身的积累外，主要靠农业积累。国家正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征收农业税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支撑工业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为农民建立与城市工人一样的社会保障（险）制度便是不可能的了。当然，我国和西方工业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同，即使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亦没有对农民的生存保障 问题 放任不管，使农民即使享受不到和城市职工一样的种种保险待遇，亦不至于生活无着。
第三，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并长期维持的直接原因乃是建国初期为适应当时的工业化路线而配套出台的一系列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这些社会政策包括户口政策（制度）、劳动就业政策（制度）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等。有了前二者对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及劳动就业部门对农民进城落户与就业的种种限制，如果没有农村方面相关制度的配合，则远远不能达到目的。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诞生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方便了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积累；一方面通过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集体的生产和分配，实现对农民的集中控制与管理，从而防止了“流民”的产生。上述各项主要社会政策（制度）的相继实施，是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出台并得以维持的最直接根源。由于这些政策（制度）的长期存在而导致的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的固化，带来了社会结构转型的困难与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向一体化过渡的艰巨性。
应当肯定，由于中国政府在实施工业化战略伊始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最大多数人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护，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以发挥，从而保证了工业化的顺利推进与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为我国 现代 化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避免了工业化起步时极有可能出现的大量农业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而陷入生活无着的状况。
当然，最初的社会保障计划所明显呈现出的城乡分化，虽在一定条件下（工业化起步时期）是正常的，但城乡社会保障长期不能实现整合与衔接则是不合理的，使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基本生存的利益受到损害。由于这些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依托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密不可分，要对之加以改变，须具备必要的条件。
二、城乡结合，推进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1978年以后，我国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依托城市的工业化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与城乡结合的全面推进工业化的策略。原先僵化的城乡分割状态出现了弱化与松动的趋向，到 目前 为止有两亿左右的农民脱离了农业乃至乡村。进城农民所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以建筑业、工商及服务性行业为主，基本可归结为第二、三两类职业。[2]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从业人员的行业结构与此大同小异。显然，他们所面临的风险结构已和传统的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 自然 风险不同，而是一种和市场经济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风险结构，因此，传统的家庭保障形式就难以再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护了，而必须将其纳入和城市劳动者相同的社会保护体系，即社会保险体系中。
然而，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和就业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是相当封闭的，运行到后来，已使国家和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与过程才能逐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进城农民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了。据对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深圳市的调查，该市1998年底外来劳务工人数达231万人，是户籍人口职工（60万人）的近4倍，其中77.1%来自外地乡村。该市针对外来劳务工的社会保障项目除工伤保险投保率达到75%外，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仅9万人，养老保险17万人，对外来劳动力提供的社会福利几近为零。进城农民工与乡镇企业职工难以获得社会保险待遇，不能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所吸收，但他们毕竟也需要生存保护，于是，尽管他们实质上早已脱离土地，但家乡仍给他们保留一份自留地。进城农民为未来养老及防备各种生活不测，也不愿意放弃土地。这样一来，不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不利于实际推进我国的工业化与城乡社会结构的转型。进城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如不能为相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吸收，就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由此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二，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目前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已推进到逐步将城市户口各类劳动者涵盖于其中，是否能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将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民包括进来，关系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能否最终形成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最终确立。
第三，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推进城乡居民实质平等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如果不能实质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与城乡结构转型，农业从业人口就不可能减少，土地规模经营与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与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就不可能提高，国家财政面对大量的农业人口依旧无能为力。这样，在社会保障上推进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也就不可能。
依国际惯例，在各国工业化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而产生，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社会转型的深化而不断改变其内容和形式。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项目逐渐完善，标准也日益提高，并最终实现社会保险全民化。
根据国际惯例与我国实际，我们认为改革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总的`目标应当是，通过城乡结合，以逐步构建一种新型的城乡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以社会保险制度为重点，打破原来的社会保险自我封闭的格局，不断扩大覆盖面，以容纳城乡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符合条件的新的保险对象不断增加的状况。并随着工业化步入高级阶段，在工业不仅不需要农业提供的积累，相反能反哺农业、发展农村时，推出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在逐步推进社会保险制度覆盖对象扩大化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事业，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生活并能不断改善与提高。
从操作的层次上，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通过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注：“三元社会保障模式”是本文的新提法，是基于我国工业化与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性而提出的。1978年改革以来，在城乡分割政策短期内尚不能全面取消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即原先依托城市的工业化加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工业化。中国的城乡社会结构亦出现了新的情形：从产业结构看，在城市工业、农村农业之间，出现了乡镇企业；从阶层结构看，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出现了农民工人（乡镇企业职工与进城农民）；从地域（社区）结构看，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出现了小城镇、城市的外来人口聚住地等。上述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社会学家称之为“三元社会结构”。“三元社会结构” 理论 对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的改革与模式选择具有 方法 论的启示。根据我国目前已出现“三元社会结构”的实际，对原先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加以改革，以便于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整合，可考虑对城乡三大劳动者阶层即城市企业职工、农民工人（乡镇企业职工与进城农民）及农民分别实行既相对独立、又便于走向整合的作为过渡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接下的正文将对如何通过改革以建构这一模式作具体论述。限于篇幅，难以作全面展开，可参阅 参考 文献 [3]。），以突破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固有框架，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整合做好准备。[3]
1.对进城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实行阶段性相对独立的社会保险制度。
农民进城与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鉴于他们所面对的风险结构和农业社会时已明显不同，应当是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对象，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仍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既不现实，也不可靠。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而言，对乡镇企业职工与进城农民一开始即推出像城市企业职工那样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亦缺乏财源及其他资源。因此，在现阶段，推出相对独立的面向进城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这一改革应以社会保险为核心，比照城市就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项目建立社会保险制度。鉴于乡镇企业与进城农民的具体情况，开始时企业缴费比例不可能设计太高，个人缴费也不一定能达到要求的水平。因而，面向进城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其起步阶段，将是不太规范的，与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及国际惯例相比，将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未来，它终将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统一，在实施的基本原则、经费来源（各方比例）、保险金给付（具体标准），保险金的管理与运营、基本项目设置等方面，都将实行相同的制度，并与国际惯例接轨。
2.加快对城市 企业 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规范化改革。
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过去长期实行的个人不缴费的“福利模式”已顺利过渡到“保险模式”，养老、医疗、失业等项目的个人缴费都已达到一定比重。尽管如此，企业负担仍然过重。按有关要求， 目前 城市国有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为工资总额的20%左右，加上失业、医疗两项，企业缴费应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4]这还不包括生育、工伤、死亡、遗属等项目上的缴费。因此，企业实在不堪重负。这种状况，也使面向进城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市接轨变得比较困难。
鉴于企业缴费困难，当然可考虑通过个人缴费并提高标准来解决，但在目前还存在一些 问题 。近几年来国有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缓慢，还有许多家庭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另外就是目前改革中的企业基本保险项目像养老、医疗、失业等，职工个人已承担了一定的缴费比例，这在职工工资基数还不高的情况下，比例已不算低。显然，现阶段让职工承担更大的缴费比例是不现实的。
不过，今后随着职工工资收入的逐步提高，个人承担的缴费比例是应当逐步提高的。再就是像养老、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部分，原规定除个人缴纳外，企业亦相应划入一部分，其中企业划拨养老个人账户一项自2001年起已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取消。企业直接缴纳社会养老统筹基金即可。如此，降低国有企业负担可期。
3.在农村实行一种和目前实际吻合又便于向城乡整合目标过渡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成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与城市整合（衔接）的 现代 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在遭遇年老、疾病、伤残及其他各种使其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重要事件时，能够享受和城市从业者实质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为实现这一目标，现阶段应从宏观和微观层次展开工作。在宏观层次，应有步骤地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小城镇）与城市的转移并为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与此同时，割断已实现向乡镇企业、小城镇与城市转移的原农村人口与农村和土地的联系，实行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与现代化，提高农村与农民参与现代社会保障事业的经济实力。此外，国家应改变以农业积累支撑城市 工业发展的传统发展战略，加大财政支持农业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力度。
在微观层次，建构一种既适合大多数农村具体情况又便于未来与城市衔接的过渡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养老而言，可采取一种家庭养老、集体帮助、国家补助与个人储蓄养老（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农村地区推行的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因存在着种种先天不足，成就甚微，笔者认为目前不宜全面推广。）相结合的方式。疾病保障可选择大病费用社会统筹模式，报销比例可设较低起点，逐步提高。另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帮助应从目前的不规范的救济制度逐步过渡到规范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构建城乡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毫无疑问，未来我国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并且终将实现整合或衔接。我们在此使用的是“整合”而未用“统一”，乃是由于“整合”与“统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整合”当然意味着一定意义、一定形式、一定程度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之上的。按国际经验，农业与工商及服务业的差异即便在高度工业化 时代 依然存在，与此相应，面向不同从业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必要实现完全统一。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个成员国的情况来看，以养老保险为例，实行城乡统一制度的国家有12个，实行专门制度的国家有7个，实行城乡有统有分制度的国家有5个。当然，即便后两类国家，城乡社会保障待遇并无实质的差异。[5]从我国国情出发，即便在未来仍将保持相当份额的农业从业人口，从方便管理的角度看，实行有统有分的制度形式，即基本保障 内容 城乡统一制度，其他内容实行差别制度比较有利。这种模式可称为“有差别的统一模式”。
按照上述模式来设计我国未来城乡整合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笔者以为，可以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架构为蓝本，作出较为具体的勾划。在面向城市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与面向进城农民及乡镇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已实现统一、前述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规范化改革的各种宏观前提已经具备的条件下，目前城市实行的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与医疗保险的大病统筹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可设计为城乡共享项目，其他方面或项目则可根据城乡实际保持一定差异。以下我们作较具体的 分析 。
1.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城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两支柱制度，第一支柱，按各地上一年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发放，标准是达到最基本生活水平，其基金来源为企业缴纳和国家财政支持；第二支柱，则主要为个人积累部分，通过个人账户来实现。在未来，第一支柱可考虑作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养老项目，而不分城乡之别，以确保城乡全体劳动者的最基本生活的平等。至于第二支柱，城乡之间可保持一定的差异。就保障城乡劳动者最基本的养老待遇的第一支柱的经费来源而言，城市企业职工仍通过现行办法实现，农民则可考虑以下途径，即集体帮助和国家财政的支持。当然将来如条件允许，农民个人亦可承担一定比例。其 中国 家支持部分，应当作为重点。国家财政支持农民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即绝对贫困基本消除后，原先用于扶贫的那部分款项的大部分。以目前扶贫款项实际超过200亿元（注：1996年国家的各种扶贫投入已超过了100亿元，从1997年始，国务院决定每年从中央财政再增加45亿元的资金用于扶贫。根据有关统计，目前扶贫款总额已超过200亿元。（参见《加强扶贫攻坚力度，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新华月报》1997年第1期，第196页。）。） 计算 ，分摊到约1亿左右的老年农民身上，人均约为200元，当然这笔钱不可能完全用于养老事业。但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加之绝对贫困的消失，逐步转移并加大财政对农民养老的支持应该是无疑的。除部分扶贫款项外，国家财政收取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消费税的少部分亦可用于农民养老事业（注：应当指出，国家对农民养老的支持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种义务。国家积累的相当部分来自农民，目前经常提变现部分国有资产用于城市职工养老，对农民亦应一视同仁，以清偿国家对农民的隐性负债。）。国家支持加上集体帮助部分，使农民养老逐步达到城市职工第一支柱的水平，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再加上农民在其劳动年龄期间所逐步积累起来的个人养老储蓄部分（相当于城市企业职工的个人养老账户部分），农民养老待遇与城市从业者的实质差距将变得微不足道。当然农民年老领取相当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养老金时，所承包的土地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2.建立全民统一的大病统筹医疗保险制度。
医疗保障项目目前分日常基本医疗和大病统筹两个部分。在总结江苏镇江与江西九江两市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现阶段我国城市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其中社会统筹用于大病医疗，基金来源为企业缴费；个人账户用于日常基本医疗，基金来源为个人缴费与企业划拨。这样的划分是否合理，笔者是存有疑问的。其一，自改革至今，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已有大幅度提高，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个人应付日常基本医疗已不成问题；其二，为个人日常基本医疗建立单个账户，反而增大了管理成本。倒不如将企业划拨个人账户部分打入个人制度性工资，直接由个人支配使用，节约下来的管理成本可进入社会医疗统筹基金。
可见，如将个人医疗账户取消反倒有利。但鉴于城市企业职工过去长期享受免费医疗之惠，现日常医疗完全由个人缴费，心理上不可能马上接受。因此，可设定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对城市企业职工继续实施现制度。而对非企业职工及小企业职工，包括城市自谋职业者、家庭妇女、雇工人数极少（如在5人以下）的企业职工、个体农民等所有国民，则以建立大病统筹保险项目作为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至于资金来源，可根据以往大病的发生率、费用情况和发展变化趋势，预测人均费用。再根据社会及个人合理负担的原则，测出个人缴费（城市企业职工在过渡期后，也应平等承担大病统筹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及国家、集体（企业）分摊比例，目标是保障全体国民不致因大病而 影响 基本生活乃至陷于贫困。
3.实行全民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即使就上述项目实行“国民皆保障”，亦会发生少数国民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陷于生活贫困的状况，这就提出了即使在未来，亦有建立与保留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必要。未来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实行统一制度，资金完全由国家与社会提供，但给付标准可视具体地区情况而定。
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在此方面已先行一步，2001年先后宣布实行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浙江为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进行了多年的试点与推广。以该省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现实，浙江在最初建立这项制度时，即采取城乡一体化的 方法 ，城乡统一建一套制度，以县级为单位，只是在保障标准上在城乡间作出区分，实行“一套制度，多种标准”。[6]上述经验可为其他省份未来在建立此项制度时提供参考 。
除上面提到的养老项目的第二支柱与医疗项目的日常部分在制度形式上不一定实现城乡衔接外，失业、工伤等项目对农民特别是个体农民来说，就不像对城市企业职工那么迫切，城乡之间保持一定的差异，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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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景天魁.探索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结构[J].现代化研究（ 台湾 ），第十四卷，1998,(4)；陈剩勇.城乡一体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浙江的实践与意义[J].浙江社会科学，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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