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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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隐”，即仕的对立面，是相对于仕的隐，脱离开仕，也就无所谓隐。“隐”和“仕”都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即出世或入世。“归”是渊明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如“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等。“归”，主要解释为“返回”之意，“归隐”即返回到“隐”这种处世态度或处世方法，也即“出世”。从“返回”一词中可简要概括出陶渊明的人生历程：出世(居田)——入世(时仕时归)——出世(归田)。在其《饮酒·其十九》中写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从中也可知道，陶渊明是在学仕之前先已在田园之中，所以他的归隐是名副其实地回到了自己的本源，而“投耒去学仕”反而是学着过的一种生活，一种不自然的生活，违背自己本性的生活。“情结”意为“心中的感情纠葛”或“深藏在心底的感情”，“归隐”正是陶渊明“深藏在心底”的一份情。这可从他的诗文中来求证：
(一)“居官”时期的归隐情结
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从小就爱好大自然，对世俗的事情不甚留心，不感兴趣。不过，年轻时代的陶渊明也曾抱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其二》)的雄心壮志，他在《荣木》一诗中还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所以后来，陶渊明出仕了，但在居官过程中，他却一再留恋山泽乡居的生活，时仕时归。
陶渊明是在二十九岁时去江州做祭酒，但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却看到了许多官场之弊，深深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和少壮时期的热情。所以，他很快就辞官归田。“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是他当时就下过的决心，也曾想坚持下去，但此时的陶渊明毕竟年纪尚轻，内心还埋藏着希望之火，再加上朝廷中又发生了一些“良性变化”[5]，重新激起了陶渊明“大济于苍生”的壮志豪情。于是，闲居了几年后的陶渊明，在三十多岁时再度出仕。但这一次，他依旧不是一路欢欣，而是对官场生活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退隐之心更是与日俱增。且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
其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戢枼守穷湖。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其二：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这两首诗写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36岁(据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他此时是桓玄的幕僚，作为桓玄的使者到建康(南京)，请求获准发兵讨伐孙恩[6]。从诗歌描写的情形来看，他这次赴京虽然履行了使命，但回来时的情绪却十分不好，诗中通过征途中遭风浪、阻穷湖而不得尽快到家的苦恼，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厌倦官宦生活，向往田园生活的感情;又以归路与旧居相对，以行役之苦与园林安静美好使人留恋作比，表明他对出仕做官所抱的厌倦态度。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记载，陶渊明当时到了京都建康之后，由于亲眼看到了司马道子父子及司马尚之兄弟挟制皇室和他们的专横暴虐，看到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与桓玄的矛盾实质上不过是各派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等等，陶渊明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桓玄也起了疑虑。这样，他原先内心的热情消退了，越发感到这次行役没有意义，甚至后悔当初的出仕，又转而思念起园林，想重新回去隐居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这正写出了他当时的心境。
但这次的辞官归隐，没有像辞去江州祭酒那样容易，陶渊明的心中充满了欲隐而不能隐的痛苦，而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更加大了他归隐的趋向。“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杂诗三首·其一》)，“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杂诗三首·其二》)时光悄悄飞逝，而诗人仍陷在“心为形役”的“尘网中”不得自由，在用诗歌来寄托悲凄之情的同时，陶渊明的归隐情绪也越来越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诗文中，陶渊明一在表示辞官之愿和在田园中从文立善的决心。
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是在刘裕帐下任参军。这次出仕的原因更多是由于“畴昔苦长饥”，才“投耒去学仕”，所以从一开始，陶渊明就没有抱太多的热情。且看他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
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本诗写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40岁，本诗是在他去赴任刘裕的参军的途中所作。在路途中，船在向前行，但归思却把诗人向后拉。异乡的景物没有使诗人感到新鲜，却使他感到厌倦，因为诗人心中所怀念的，是身着粗衣也欣然自得的田园生活，田园笔耕的`素志，才是陶渊明内心的真正寄托。自由自在高飞的鸟儿，在水中轻快地游来游去的鱼儿，都使他这个有了俗务缠身、不得自由的人感到惭愧。所以诗人强调他是“暂与田园疏”，表示“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最终要回到田园隐居。这一次，陶渊明更加坚定地确定了他最终的人生归宿--归隐田园。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初，陶渊明离开了刘裕幕府回到了浔阳，在当时任江州刺史的刘敬宣麾下做参军。同年三月，陶渊明作为刘敬宣的使者到京师给刘裕送辞职表，途中写下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这首诗：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
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
在诗中，陶渊明再次表达了要永久归田的决心，对自己抛弃田园生活而走仕宦之路一再提出怀疑甚至自责，表示“素襟不可易”，即自己归隐田园的素志不可改变，并表示自己的德行要像霜中挺拔的松柏那样坚定高洁。不难看出，陶渊明的归隐决心是越来越大。终于，在他41岁的这一年，从彭泽县令任抽身归隐后，躬耕垄亩，再不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开头两句，如大声疾呼，如大声棒喝，这是诗人对自己发出的召唤和命令。诗人把自己中的仕途生活，看作是失路人走过的一段“迷途”，可见痛悔之深。而对即将到来的田园生活则向往之至，情怀急切，语调轻快，不难想象诗人当时的心情。
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为期甚短，他辞官的原因是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隐逸传》，后来萧统作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渊明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在亲故的劝说下，决定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适逢郡督邮来县视察，县吏说：“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解绶去职，在任仅八十余日。《归去来兮辞》就是这件事实和这番心理的自白。他在辞的序言中写到：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出仕彭泽令，本是为了温饱，但卑躬屈膝的官场生活与渊明的个性到底不相容。几经体验，他终于感到挨饿受冻尽管痛苦，但是违背自己的本性更是难以忍受。为了填饱肚子而勉强从仕是错误的，有愧于自己的“平生之志”。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回到田园后更穷了，甚至不得不去乞讨，但他的心却宁静了，因为在隐居生活中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篇2：论辛弃疾归隐时期的陶渊明情结
论辛弃疾归隐时期的陶渊明情结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追赠少师，谥忠敏。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现存词600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著名词作《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满江红(家住江南)》、《沁园春》(杯汝来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著有《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山居，公元1207年秋季，辛弃疾逝世，年68岁。
【陶渊明】东晋时著名诗人。因其诗作主要在田园领域且成就颇高，故被后人奉为“田园鼻祖”。陶渊明曾入仕，做过江州祭酒、彭泽令一类的小官，也曾怀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极大政治热情，但终因“不为五斗米折腰”，主动辞官，归隐田园。陶渊明为人景仰，起初只是因为他是一个高洁的隐士，他的躬耕道路和平淡诗风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陶渊明真正被推崇是在宋代。宋人认为“作诗须从陶、柳门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当时的文坛巨子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更是以陶诗为诗之最佳。苏轼曾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推崇陶渊明的时代，辛弃疾受到陶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陶渊明在作品中实现了道家追求“自然”，玄学推崇“平淡”的美学理想，以道家知足寡欲、乐天安命、自然无为的思想挣脱苦闷，创造出宁静、平和的物我交融之境。同样，“自愧渊明”却又屡屡言之的辛弃疾，也对陶渊明表示出极大的认同，词作中流露出浓郁的陶渊明情结。据统计，辛词中涉及陶渊明的有92首142次，而且绝大部分创作于他归隐期间。
辛弃疾是南宋真正的主战派，平生极为佩服继承父兄霸业，称雄江东，北拒曹操的吴主孙权。深为羡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宋武帝刘裕。然而在他南归之后，不受重用，屡遭猜忌。虽曾四任帅臣，三为运使，却是七年九迁。并遭台谏之臣指责为“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史·辛弃疾传》从此罢归带湖，后曾短暂复出，但很快又被罢官，退隐瓢泉。虽六十四岁时最后出山，却一如往昔，很快罢官。后于1207年走完了他悲剧的一生。
辛弃疾的陶渊明情结主要体现在闲居带湖和退隐瓢泉时期。
一、闲居带湖时的表象认同
辛弃疾被罢闲居在带湖，共十年。这一段岁月，辛弃疾心情十分矛盾，虽遭人弹劾，深感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心中之气郁结难平，但还是深信自己不日必将受到朝廷重用，立马横刀，驰骋中原。所以这一时期，辛弃疾聊以自慰的是儒家传统的进退取舍思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荀子·儒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下》)。虽然辛弃疾对“舍”、“穷”表示认同，但“用”、“通”、“达”思想却一直潜于内心，表面的退舍思想中隐藏着一颗矢志报国、建功立业的热心。
由于毕竟归隐山野，又非本愿，为排解愁绪，表达高洁志向，所以在这一时期，辛弃疾的生活、创作都表示出对陶渊明的推崇——过着平和的归隐生活，创作富有田园特色的词作。但如果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辛弃疾对陶渊明归隐精神的理解是偏颇的，有悖于陶渊明的本心。且看辛弃疾闲居带湖时期的词句：“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今宵依旧醉中行。试寻残菊处，中路候渊明。”(《临江仙·莫向空山吹玉笛》);“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细分析，辛弃疾这一时期词作还仅停留在对陶渊明的表象认识上。所以提及陶渊明总是不忘酒与菊，从而进入到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士风流中去。“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从中可知辛弃疾此时眼中的陶渊明仅是一个“好为梁父吟，静待隆中对”的假隐士。表面种菊、喝酒、写诗、醉卧田园醒对青山、率意而为，怡然自乐。但实际上还是存有一颗入仕之心，静观态势，等待时机，重入仕途。且看他的`一首词：《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济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直绕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辛弃疾的这种认识也好像很有道理，因为陶渊明确有过这样一个时期，辞去彭泽令之前，他不断摇摆于官僚与隐士两种角色之间，隐居时想入仕，入仕后想隐居，想光耀门庭，又不想屈服于他人。但陶渊明真正归隐田园，热衷躬耕，进而创作大量田园诗成为“田园鼻祖”，并不是这一时期，而是与官府彻底断绝关系，辞去彭泽令之后，陶渊明真正受人推崇的也是归隐田园后的高洁人格和反映田园风光的诗作。辛弃疾闲居带湖时认同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前的思想，并没有领悟到陶渊明精神内质和精髓。
二、退隐瓢泉时认识的深刻
十年带湖闲居之后，辛弃疾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出山。但重返官场的时光依旧那么短暂。辛弃疾拖着疲惫的身躯不得不再次退隐，来到瓢泉。经过又一次的打击，辛弃疾那种报国热情平和了很多。儒家穷则独善、箪瓢自乐的观念已无法抚平其心灵的创伤，失去了希望的辛弃疾此时更多杂糅了一些道家泯是非、等贵贱、一死生的思想观念。在这一时期，辛弃疾对心中理想楷模陶渊明的认识也深刻多了。且看他在瓢泉时期涉及陶渊明的词句：“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念奴娇·重九席上》);“一见萧然音韵古，想东篱、醉卧参差是。”(《贺新郎·鸟倦飞还矣》);“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东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词中陶渊明形象与带湖时相比发生了极大变化，他此时认同的陶渊明并非抛弃名利之追逐、归耕田园之行为本身，而是行为背后的率性而为、顺应自然的思想境界。于是他写道：“往昔曾论，渊明胜似卧龙些。算从来，人生行乐，休更说，日饮亡何。”(《玉蝴蝶·贵贱偶然》)再也不是饮酒种菊之卧龙，代之以“岁晚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入手”。(《贺新郎》)从这一系列改变中可以得知，历经短暂复出之后，重又隐居瓢泉的辛弃疾再也不复当年之意气风发，在此次重出中他终于领悟到南宋朝廷政治派系斗争奥妙之所在，于是支持他奋斗半生的精神支柱突然倒塌，从此心灰意冷，不得不借助老庄来掩饰内心之悲怆，为平复内心之悲痛，他将眼光放向前贤，对处于同样境遇的陶渊明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这位异代知己身上寻找一种精神，从而更为坚强的活下去。
确实，瓢泉之辛弃疾与辞彭泽令之后的陶渊明心态和处境极为相似。两人之前都于隐与仕之间徘徊，而此时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过问功名事，从此隐居度余生。他们的理想皆已破灭，对前景心灰意冷。如此相同的情形，也就难怪辛弃疾有如此浓厚的陶渊明情结了。他此时将陶渊明的两大精神支柱———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纳为己用，调节了他人生观中进与退的冲突，缓和了他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也正是他这一时期词作风格由豪迈转为平淡自然的原因所在。
辛弃疾对陶渊明思想的领悟是比较深刻的，词风也深受陶渊明田园诗风的影响。但辛弃疾毕竟不同于陶渊明，陶渊明的真隐境界，辛弃疾并没有完全达到。陶渊明归隐之后，是将自己完全融入淳朴的田园生活之中，乐于躬耕，亲近农民，安于贫困，放弃任何入仕机会。据载，朋友檀道济做江州刺史去看望陶渊明，劝他在刘宋朝内做官时，陶渊明尽管常吃不饱饭，已饿得几天起不来床，也还是把檀道济送的粮、肉等扔出屋去。所以陶渊明安于田园是纯粹的，不带任何杂念的。正因如此，他才写出了反映田园生活的名篇佳作。因为亲自参与田园生活，亲历农村凋敝、民生疾苦的现实，所以，诗中不时展现田园生活的宁静中所包含的寒馁、辛劳以及遭受租税剥削的痛苦，这也成为后来田园诗人笔下屡见不鲜的主题。辛弃疾的归隐表面看也是真心，但从辛弃疾自身来讲，如果真有召他重返仕途报效国家之机，他将会义无反顾，离开山野。所以他的退隐并不纯粹，这和陶渊明的真隐是不同的。再有，辛弃疾的田园词作没有真正反映田园生活的辛劳，他只是田园生活的旁观者，与实际田园还保持一定距离。陶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辛弃疾却能建豪华住宅;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辛弃疾却“夜来依旧管弦声”、“两行红袖争扶。”这就使辛弃疾缺少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的艰辛与快乐，其审美情趣也因此带有较多的士大夫文人气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辛弃疾田园词的现有面貌：清新欢快，色调明朗，带有浓郁的牧歌情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辛弃疾虽然与陶渊明的思想、创作有相异之处，但依然有着浓郁的陶渊明情结。他深受陶渊明思想品格、生活情趣等影响。同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丰富和发展了陶渊明，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陶渊明形象。
篇3：陶渊明归隐原因
陶渊明归隐原因
隐逸诗人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二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篇4：陶渊明辞官归隐
陶渊明辞官归隐
时代背景
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为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地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
主人公简介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祖父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1] 到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翟氏告诉他，稻谷只差几天就要收割了。
“随它去吧!”这回陶渊明已经铁了心要辞职了。翟氏问清原由后，也就不再劝说了，默默地去收拾行装。
第二天，陶渊明乘船离开了彭泽。他出任彭泽令，在任仅八十余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终于结束。
从此，陶渊明在家乡过着隐居生活。对于官场，他丝毫没有眷恋之心，辞官后，反而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怡然自得。他每天饮酒，写诗。他归田后的二十多年，是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去来辞》、《归园田居五首》、《桃花源记》、《饮酒二十首》、《挽歌诗三首》等等。
其中，《桃花源记》更体现了陶渊明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诗文中通过虚构的手法，把桃花源描绘成一个鲜花盛开，绿树成行，男女老幼，辛勤耕织，祥和无忧的安定社会。陶渊明以此寄托他的美好向往，以及对当时混乱时世、黑暗政治现实的不满。
陶渊明的诗文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篇5：徐志摩诗文中的康桥情结
徐志摩诗文中的康桥情结
一、引言
徐志摩(1897-1931)是我国的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字槱森，曾用过的笔名有：云中鹤、仙鹤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也是新月诗社成员。徐志摩19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他19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19赴英国留学，然后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徐志摩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于1923年成立新月社，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他1930年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再度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徐志摩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 、《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 《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 ，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 曼殊斐尔小说集》等。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 出版。
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康桥秀丽的风景，深厚的文化底蕴给徐志摩印下了美好的回忆。诗人把康桥评价为“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康桥对徐志摩的影响至深，他从一个封闭的国度奔入一个全新的自由的领域，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正是因为康桥，徐志摩的生命经受了甜蜜的洗礼。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的殿堂。徐志摩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康桥才得以成就的，徐志摩诗人的称号，也是与康桥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康桥是徐志摩文学生涯中一个绕不开的所在。
二、徐志摩诗文中康桥情结的表现
(一)对《再别康桥》的解读
熟悉徐志摩的人，对“康桥”并不陌生。可以说，徐志摩这个名字，是同诗人魂牵梦绕的康桥一同步入读者心中的。诗人深受康桥文化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他的新诗杰作《再别康桥》。诗人在康桥写康桥，别康桥写康桥，忆康桥写康桥，康桥成了诗人生命里最无法割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缘何诗人对康桥如此地情有独钟呢?原因就在于诗人心灵深处有个化不了解不开的“康桥情结”。康桥的美，就是诗人一生的艺术追求。
在《再别康桥》中，诗人写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连用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足尖，像一股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那至深的情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彩”。第2节至第6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披着夕照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树荫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到：第一个将“河畔的金柳”大胆地想象为“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语，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温润可人;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后，竟变成了“彩虹似的梦”。正是在意乱情迷之间，诗人如庄周梦蝶，物我两志，直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这种主客观合一的佳构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第5、6节，诗人翻出了一层新的意境。借用“梦/寻梦”，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而他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跣足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此时的沉默而无言，又胜过多少情语啊!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首阙回环对应。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挥一挥衣袖，抖落的是什么?已毋须赘言。既然在康桥涅槃过一次，又何必带走一片云彩呢?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主客观合二为一。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其实诗人在这里面所表现的就是对爱、自由、美无限的追求。
正如不少论者所指出，《再别康桥》具有中国古典意境美。然而论者却多从意象的角度论述。例如:“相信中国读者读这首诗，会完全沉浸到中国古典诗歌所营造的意境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诗中有几个关键意象‘金柳’、‘榆荫’、‘浮藻’等都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接着作者追寻了这些意象的传统诗词渊源。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有代表性的，即：该诗有机组合了古典诗词的意象，因此具有古典美学的意境。
(二)记忆中的康桥——《康桥西野暮色》
《康桥西野暮色》是对记忆中的康桥的描写。首写日落前的景象，上自夕阳彩云，下至田地水流及鲜花青草，宛似一幅优美的风景画，静静地铺展着。次写太阳落山时天空的动态变化，云起云飞，云行云止形成的四方大幕由琥珀色渐变渐暗，渐暗渐合，直到晚风送别最后一抹阳光。最后将暮色中的农庄生活图画展开。康桥生活被描摹得世外桃源般可慕。整首诗从客观的角度来叙写。该诗突出之点在音节的曼妙，每节的隔句韵形成穿梭般的节奏，但整首诗的押韵并非这样刻板，如最后一节的韵脚在整齐中有变化，或两句换韵，或用交韵，因而更富动感。
三、康桥对徐志摩诗文创作的影响
(一)康桥激发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
在《康桥，再会吧》一诗里，诗人热烈而又缠绵地倾诉自己对康桥的精神依恋。诗人对康桥的欣赏和赞美，实际上就是对大自然、对美和爱、对和谐的一种欣赏和赞美。这种对爱和美的极切关注和热烈赞美，成为后来诗人生活及其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其实这些是与诗人深受欧美浪漫主义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正是妩媚的康桥激起了诗人的诗情，鼓荡起诗人灵感的`潮水，所以诗人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是康桥的生活以及在美国的生活给了徐志摩生命力。通过在英国的学习，徐志摩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欧洲文化的烙印。他之所以轻易地放弃在美国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毅然奔赴英国，多半因为大学里枯燥的学习，和美国的实用功利的社会氛围与自己崇尚自由、探索精神事物的天性格格不入。他崇拜罗素，为了追随罗素，从美国来到英国，但当他来到英国时，罗素已经被剑桥大学的圣三一书院除名。在巨大的失望之余，徐志摩结识了狄更生，并潜移默化地接受 了他的影响;后来又结识了大作家威尔斯，并折服于威尔斯广博的学识、宽厚的胸襟和随和的风度;之后又结识了汉学家魏雷、诗人卡因、嘉本特和哲学家罗素，以及令他终身难忘的女作家曼斯菲尔德。“从徐志摩与西方文化名流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不仅仅是中西文化接触的问题，而是升华为一种性灵的汇合交流，因此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整个精神面貌。这种灵魂的升华激发了徐志摩的浪漫气质和自然天性。”比起当时和后世在海外留学的许多学者，徐志摩是最适应西方社会的中国文人。徐志摩崇拜英雄、交结名士，像蜜蜂采蜜，在奇花异卉里飞来飞去，吸芬芳、取营养，在心之巢里酿蜜。徐志摩的人文精神、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正是在这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浸染中形成的。
(二)康桥培养了诗人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怀
徐志摩接受剑桥文化的洗礼，游学于剑桥的思想和文化界的师友，不仅吸收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学的乳汁，还忘情于康桥的自然美景。徐志摩曾说:“大自然是一大本绝妙的奇书，它最大的教训，尤在凡物各尽其性的现象，如果读好了这本书，我们的精神生活就不怕没有滋养，我们个人的性灵也会得到相当的实现。”因此，他觉得在大自然中的逍遥是“性灵的补剂”，只要“自己性灵上不长疮癖”，大自然“这无形迹的最高等教育永远供你的名分”。在他的作品中的自然，是令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感到亲近、怡然、快乐的地方。正如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明确表示:离开自然的人就像离了泥土的花草、离了水的鱼一样得不到快乐，当人单身扑入大自然的怀抱时，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在这里，自然被徐志摩赋予了家园的意味。剑桥的风光蕴含了丰富的人文色彩，大自然的优美、和谐、宁静，不期然地浸入了徐志摩的灵魂。徐志摩天生是一个感性的人，感情使他在这蕴藏着无限生机的天地间，构筑他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无论登山还是临水，徐志摩总能达到倾听和与自然交感契合的妙悟境界。做客山中的妙处，徐志摩体会尤深，因为山中的大自然，是远离都市文明的喧嚣嘈杂的一个幽僻去处。他在剑桥大学时 已经开始倾向自然崇拜，自然崇拜成为他浪漫 人生的一部分。他要在大自然的天籁中寻找伟 大的深沉和清明优美的思想根源。他把接近自 然视为灵丹妙药，人在遭遇痛苦、烦闷、拘 束、枯燥、绝望时，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就有缓和与根除的欲望。 “在青草里打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出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面对自然即使在痛苦的时候，也仍然知道生命是有意趣的，于是就不再计较个人得失，生死烦恼。在某种意义上，神秘、不可言说的大自然，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意义。
(三)康桥的人文气息激活了诗人的文学灵性
康桥是英国一座古老的城，具有浓郁的乡村风情，景色秀美，人文底蕴丰厚。那淡泊悠远、田园情调的康河风光，那两岸散布着典雅堂皇的学院建筑群，曾给了诗人多少灵感!剑桥，使他完全放弃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专业， 并把他引领入了文学的殿堂，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他诗人的灵性，唤醒了蛰伏在他心中诗人的天命，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在此诞生了。十年后回忆这段生活，徐志摩仍然记忆犹新、感慨万千：“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 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
四、徐志摩康桥情结形成的原因
(一)家庭背景
徐志摩童年人格的形成，基本上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作为大文化范畴的家庭、亲友、地域等环境因素;二是作为整体的教育过程。徐志摩出生在浙江海宁的硖石镇，这里人杰地灵、风景如画:横穿镇子的小溪、遥遥相对的东西两山、山上古朴的寺庙……但他最爱的是在旷野上放风筝，他一心想飞，认为“人生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徐志摩从小就表现出他诗人的才情，是个生性好动的热血男儿。浪漫的徐志摩思想上并未受到父亲的束缚，离开故国后在康桥的日子正好契合他心中的理想国。
徐家非常富有，徐志摩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受到了非常多的宠爱。1918年，徐父让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徐志摩成为民国时期第一个离婚的男人，这样的离经叛道，家庭最后也原谅了他;徐志摩再婚之后，在情感上，虽然徐家不能接受新儿媳，但是仍然特意为他们建造了新房。如此可以看出，家庭是促成他任性行为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责任的不足。在徐志摩学业没有完之前未曾自立;留学回国之后，他创办新月社主要经费就是来源于徐父:而其前妻成为了徐家的义女，这样也无需他养老抚子，因此，社会的责任，现实的经济都不足以对徐志摩造成束缚，因此徐志摩倾向于经营自己的爱情婚姻。
五、结语
徐志摩在短短三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先后出版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四本诗集。在个人生活上，徐志摩先后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等三位知识女性发生过感情纠葛。 1931年因飞机失事遇难。他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曾风靡一时，热度极高。通过对徐志摩的诗文中康桥情结的研究发现，徐志摩的许多人生经历与感情经历与康桥都是密切关联的。总之，徐志摩的文学之眼、爱情之眼、人生社会的理想之眼都是在与康桥相遇的那一瞬间打开的。康桥情结是徐志摩的生命情结、青春情结。康桥已经成为他精神的圣地，灵魂的殿堂。
篇6：陶渊明为何归隐田园
陶渊明为何归隐田园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许多可议。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 “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在枭雄桓玄、刘裕手下任职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门阀时代的陶家与桓家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从陶渊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当有相当的亲切感。东晋是所谓门阀时代，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似乎也很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视野中加以观测。桓氏家族，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考，东汉大儒桓荣为其先人，中经曹魏时代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激烈斗争，桓范被杀，此后家族孤单势弱;桓彝渡江，为东晋功臣，其子桓温权倾一时，为桓玄最终代晋为楚确立基础。虽然如此，桓氏当初仍很受高门世族的鄙视，《世说新语》里记载桓温为儿子向当时在自己手下为官的王坦之提亲，王坦之不敢自主，答应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相中的儿媳的爷爷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气急躁的王蓝田，曾想吃鸡蛋，筷子夹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还踩不着，于是就地抓起来，直接放进口里咬开再吐出来。这回，王述还是很暴躁，本来他是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的，儿子虽然是大人了，还抱着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但一听桓温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开儿子，骂道：“你犯浑了吗?怕桓温吗?他不过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将女儿嫁过去!”王坦之于是回报桓温说：“卑下女儿家里已为她定了婆家了。”桓温当然是明白人，说：“我晓得了，这是你爹不答应啊。”王述以桓温为“兵”，当时这是强烈蔑视的表现。至于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认为本来出自溪族杂处地区“业渔之贱户”，因而士族胜流视同异类，只因东晋初年以军功致显，但仍受到歧视。《世说新语》里记有一则故事：王胡之住在会稽东山的时候很穷，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送一船米给他，结果竟然被拒绝了，王直截了当地说：“我王家的人没米下锅，自会去找谢家的谢尚讨，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说新语》极为精深的余嘉锡先生对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陶侃)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但对这条文字，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的时候引了另外一本史书《续晋阳秋》的记载：
(袁)宏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之父桓彝)。”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
篇7：陶渊明为什么辞官归隐？
在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诗时，有的同学问：“陶渊明怎么就不喜欢做官呢?真奇怪!”有的同学说：“陶渊明因为厌恶官场的黑暗才辞官归隐的。”现在学习《归去来兮辞并序》了，学生对课文注解上的“一直厌恶官场”之说及课文中的相关内容仍旧大惑不解。这既反映了学生受当代社会思潮影响之深，也可见出学生对陶渊明所作所为及所处历史时代的隔膜与陌生。下面拟就此谈一些最基本的情况以帮助同学们理解课文并就教于大家。
首先应该肯定地说，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并不是陶渊明本人不喜欢做官。第一，从家庭背景看，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所谓将门出虎子，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不可能不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第二，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等诗作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青年时期就曾立下“大济于苍生”、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第三，从陶渊明的个人经历看，陶渊明出生时，陶家已经衰落，所谓“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颜延之《陶征士大讲述诔》)，“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自祭文》)，好酒的陶渊明除了必须解决全家人的口粮问题吃饭问题外还得解决酿酒用粮，而出仕前陶渊明已经“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并序》)，为了“酒计”、生计，出仕做官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禄米无疑是最佳途径。因而，有如此形势，再加上“亲故多劝”，陶渊明在他二十九岁时便毅然走上了仕途且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几年。三十六岁时，作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自觉着“公田之利，足以为酒” (《归去来兮辞并序》)，便毅然出任彭泽令。只是在任职八十余天时，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又恰逢郡里派督邮来县里巡视，听到县吏“应束带见之”的告诫，陶渊明才发下了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萧统《陶渊明传》)”的惊天大誓并于当天解绶辞官回乡。
篇8：陶渊明辞官归隐作文
关于陶渊明辞官归隐作文
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为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地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但到了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05年，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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