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叙述作文
“莲花山老剑”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3篇鲁迅文化叙述作文,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后的鲁迅文化叙述作文,我们一起来阅读吧!
篇1:高中第五册第一单元综合叙述作文:鲁迅
人教版高中第五册第一单元综合叙述作文:鲁迅
许多人对鲁迅的无知与淡漠,令人失望,令我感到可悲。在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鲁迅的世界与世界的鲁迅”国际学术讨论会曾在先生的故乡绍兴举行,来自中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一百五十余名“鲁学”研究专家参加会议。包括陈漱渝、张梦阳、阿部兼也等国内外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都在讨论会上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鲁迅讽刺艺术理论初探》、《鲁迅研究中的学术哲学问题》、《作为现代精神资源的鲁迅》、《鲁迅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近百篇研究论文采取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思想、经历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是鲁迅诞辰125周年暨逝世70周年,10月17日,来自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等5个国家及内地18个省、市、自治区的120多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齐聚浙江绍兴,举行“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和台湾等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二十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开幕式,他们在研讨会上,从各种不同的研究角度,对鲁迅文化进行深入地探讨交流。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先生在开幕式上说,鲁迅的着作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鲁迅先生的思想已经长在民族的血脉里,鲁迅的心灵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是相通的。从鲁迅身上看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每一部分,都是先贤用血汗乃至生命换来的。鲁迅逝世七十年来,中国文化学术界在传承鲁迅优秀遗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又是具有我们这个民族原创性的作家,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如果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对鲁迅避而不谈,那么就是在数典忘祖。众多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认为,“普及鲁迅”的路还很长,高等院校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
鲁迅、许广平独子周海婴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青少年能逐步接触鲁迅的作品。过去政治上的需要,我们不去讨论。个别年轻人如果不喜欢(鲁迅),也没关系。”鲁迅之孙周令飞说:“虽然家里有很多鲁迅的书,但是孩子想不想读,要顺其自然。”(9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周海婴和周令飞的话具有现实意义。今年年初,浙江绍兴鲁迅故里百草园举行了一场活动。会上,“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引起多方共鸣。
一谈起鲁迅的形象,立马想到怒目金刚、横眉冷对;一说起鲁迅的文章,立马想到“似投枪、如匕首”。显然,这不是完整的鲁迅,如周海婴所说,是“政治上需要”的鲁迅。周令飞说:“鲁迅不单是个勇敢的战士,更是个风趣幽默、可亲可爱的长者。”鲁迅本来就是立体的、多元的,教材偏偏把他描摹为平面的、单一的。
现任鲁迅文学馆馆长的孙郁认为:“没有阅历的人很难读懂鲁迅的书。”鲁迅的观察是尖锐的,体验是深刻的,用语是刻薄的,情感是苍凉的,不鼓励青少年多读,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京文化界人士19日会聚鲁迅博物馆,缅怀这位伟大的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贯穿整个纪念活动的是这样一种关注和思索:鲁迅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当天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暨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发表演讲说,鲁迅的时代虽已远逝,但他那种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精神将永存。鲁迅的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提倡“和谐”的时代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谐”永远是一个过程,是矛盾中的发展,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多样中的统一,其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鲁迅倡导的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利人思想及其批判精神,是我们朝这一方向前进的动力。
鲁迅精神作为一种资源是“儒家之后最具有原典意义的存在”。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表示,正是鲁迅精神使该博物馆半个世纪以来成为千百万人造访的“圣地”。他说:“鲁迅是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精神之火,在古老的土地上扩张着,并因此而与每一代人的精神盘诘相遇,成为一种无穷的光源。”
著名画家陈丹青探讨鲁迅的角度独树一帜。他认为,对鲁迅的.讨论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准政治话题到民间话题的曲折过程,现在我们“要还原鲁迅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和鲁迅之间已经缺乏可共享的生存经验、文化经验和政治经验。所以,作为现在我们探讨鲁迅的起点,我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不是‘鲁迅是谁’,而是‘我们是谁’”。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留学日本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19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创作了《呐喊》《野草》《朝花夕拾》及中篇小说《阿Q正传》等作品。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在50多个国家流传。
“许多人都在哀叹,这个时代的人正在远离鲁迅,好像鲁迅一旦被公众弃绝,他的价值就会随之贬低——岂不知,真正贬低鲁迅的,恰恰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事实上,鲁迅真正的价值,就体现在他与这个时代之间的断裂和错位上:只有在反对他的地方,鲁迅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反对得越厉害,他的价值就显得越充分。正如小偷是不会喜欢警察的,我想,一个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是不会喜欢鲁迅的文字的。鲁迅的文字像大光,可以清晰地照见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那些相貌丑陋又想遮羞的人,当然恨不得早日铲除他,消灭之。”
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只写作了十八年,但鲁迅的存在像一个燃烧的火球,靠近他的人,若没有对火的经验,那必定是会被灼伤的。我们应该读点鲁迅。
篇2:高中第五册第一单元综合叙述作文:鲁迅思想
人教版高中第五册第一单元综合叙述作文:鲁迅思想
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鸣。陈漱渝在《由〈收获〉**引发的思考》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密斯与东方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
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在《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直接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程致中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的影响,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着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影响等等。袁盛勇的《国民性批判的困惑》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古老鬼魂中”还有一个“我”,因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他把自己拽进话语语场的同时,也一并让读者沉入其间,在自我反省中杀出一条生路”。尹康庄的《鲁迅的民众观》指出,鲁迅“致力终身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鲁迅对民众的“否定与肯定之间所形成的悖论”。方长安的《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和立人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深受日本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亦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举行。这一学术会议是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争鸣文章引起。前文认为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以“私欲中心”四字概括,后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陈越认为汪卫东的“私欲中心”失之太泛,竹潜民的“自欺欺人”不是“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楠本指出,“自欺欺人”说实际已包含于“精神胜利法”中,而“私欲中心”是和“精神胜利法”一样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多少新意。张恩和和林非都肯定了从“私欲中心”和“自欺欺人”入手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极意义,特别认为以“自欺欺人”为中心展开对国民性弊端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但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他们都认为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统治的结果,“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和限制下,怎么能不产生退守、懒惰、卑怯、奴性、虚伪巧滑、自欺欺人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张恩和语)。钱理群的论点有三: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是外来思潮的移植;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一向把民众分成两类,即“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和“在名教斧钺底下”失去了天性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后者;三、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命题。孙玉石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因,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的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密码”与“原点”,“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孙玉石提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这就是:“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他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
篇3:高中第五册一单元鲁迅文化作文
高中第五册一单元鲁迅文化作文
对鲁迅文化观的研究仍然是新世纪的一个持续不衰的话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学人在深化鲁迅与中国文化的话题时,不再过于注重鲁迅的“反传统”或对鲁迅的“反传统”作偏于一端的简单理解,而是采取了更科学、更辩证、更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王富仁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中国文化》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王富仁还特别注意把鲁迅放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宏大建构中审视鲁迅思想与中国文化主体的内在联系及生成,这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陆耀东在《“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中指出,“鲁迅当时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整体确持否定态度,但对其他文化派别(如墨家)和儒家内部的异化的声音(从屈原到曹雪芹)则有所肯定。”张永泉在《从天地观看鲁迅早期文化思想》中认为,鲁迅留日时期“对以普崇万物特别是敬天礼地为‘本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肯定的,对以此为‘始基’的‘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是完全肯定的。”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展开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并“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天地观的本质,原来这不过是历代儒者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而臆造出的骗人的手段。”胡兆铮的《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指出,“天”与“无”在传统文化意义上是相通的,而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则是与“天”争斗。沈庆利的《试论鲁迅的农民战争观》认为,鲁迅尽管没有全面否定农民战争,但鲁迅确实更多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主要“批判了农民战争的野蛮性和残忍性”,“抨击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发动者”,揭示他们“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
关于鲁迅和宗教文化的关系,王富仁在《鲁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鲁迅与“佛家文化对于物质世界虚幻性的揭示和对于人生痛苦的解析”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并受到佛家文化动态地体验性地把握社会人生的方式的影响。但鲁迅对佛家文化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持否定态度。哈迎飞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从“鲁迅、尼采与佛教”、“以一身来担人间苦”、“谈鬼物正像人间”三个不同的角度细致、深入地分析了鲁迅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不仅揭示与论证出鲁迅与佛教或远或近的内在原因,还对佛教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实际影响及意义做了阐释。管恩森《耶稣·撒旦·鲁迅——鲁迅与基督教关系发微》侧重揭示了鲁迅与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契合点:“精神主体的推重”、“面对庸众的先觉者”、“反传统的异端力量”。王家平的《再论鲁迅与中外宗教文化》对鲁迅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鲁迅在接受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系统的梳理。
更多的研究成果侧重对鲁迅文化思想做整体考察。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和《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认为,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赵树勤在《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中指出,对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鲁迅都既不是前驱者和领导者,也并不太主动积极。”鲁迅积极追求的是实际的现实主义的科学精神。钱理群在《最后十年,鲁迅的锋芒所向》中认为,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和追求,以及“思想行动”与“实际的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文化业绩,“1930年代,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他又在《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详细考察了鲁迅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情况,认为这场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有重要意义。薛毅在《论鲁迅的文化论战》中对鲁迅与胡适、陈源、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的论争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证实鲁迅一直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扞卫与持守战士。赵歌东的《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指出,鲁迅创作选择了彻底的启蒙而反对循环式的为革命而革命,这种“创作的现代化选择表明:在现代化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革命无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变革过程。”王吉鹏等的《鲁迅留日时期思想转变价值论》认为,鲁迅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前瞻性思考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精神操守和人格魅力以及对社会转型精神现象的剖析,对于当代处于同样情境下的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针对当前某些试图颠覆鲁迅的现象提出质疑,认为鲁迅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有独特的'探求,也有不应忽视的焦虑,有时表现为传统批判中的偏激。黄健在《价值重构:取向与差异——论鲁迅与新儒家在现代价值观建构上的本质区别》中认为,鲁迅之所以遭受新儒家的指责,是因为新儒家们不能够理解鲁迅反叛传统、批判传统的思维逻辑,也无法充分地认识到鲁迅完成思想文化观念现代转换之后的思想特点。富强的《个人—现实—文化——鲁迅革命观的内在线索》认为,鲁迅从自我与个人的“立人”立场出发,发现了中国当时的现实与文化传统共同的“反个人”特征,于是鲁迅以此为着眼点,把对两者的批判融为一体。梁展的《自我观念与科学的本源》、《个人意志的发展与虚无主义的起源》、《自我、意志与生命》分别从鲁迅对19世纪科学观念的思索和批判、鲁迅对个人意志的诠释与叔本华的差异及其后果、鲁迅的形而上学及其矛盾等方面对鲁迅文化思想进行了系统探讨。刘增人《论鲁迅的人格范型》认为,“超越性、意志力、审美性、互补性”是鲁迅文化积淀中具有基础和核心意义的特质,这使鲁迅具有了艺术家型、崇高型、理智实现型的人格范型。
关于鲁迅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陈越的《试论鲁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和王嘉良的《两浙文化传统: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前者认为,鲁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故乡情结”、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都留有越文化的印痕。后者认为,鲁迅从两浙文化中继承的,主要是独特的“硬气”人格力量,与此相关联,是鲁迅创作中的坚硬的“土性”特色和刚毅劲直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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