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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改革

2023-04-20 08:48:14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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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改革

篇1：论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改革

论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改革

社会保障，是指社会成员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或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生活水平等情况下，由政府负责以依靠社会力量所筹集的资金提供必要的生活保证。作为政府的一项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对二战后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当今世界不仅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覆盖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以来，随着其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也相继建立起了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已逐步成为各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内，实行的是以职工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说，这一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较好地发挥了社会保障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但随着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其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地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对社会保障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但迄今为止，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形成，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基础和核心环节的社会保障资金在筹措、管理及使用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善和不规范的地方。这种情况已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各项经济制度的改革不相适应。因此，改革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本文试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人手，谈谈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看法。

(一)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评价

我国现行的以“现收现付”和各部门、各行业多元分散筹资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在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等环节存在一系列问题：

1．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法政出多门，筹资方式不规范，缺乏法律保障，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筹集上主要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例，先以养老保险统筹为例：上海市规定的统筹比例是25．5％，北京市、天津市是18％，河北省是16％，江苏省内的无锡市为23．5％，而同一省内的仪征市仅为10％；北京市的三资企业是按16％统筹，而集体企业规定的统筹比例则高达27％。再以医疗保险为例，召开的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原则上以地区为统筹单位，也可实行县级统筹。”这种筹资方式在实际执行中，不仅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规定不一致，即使同一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缴费标准往往也不相同，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负担水平悬殊，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客观上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筹资方式在实践中的另一弊端是筹资的方法、制度多数是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在筹资过程中，往往刚性不足，再加上征收力量不足，手段软化，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不规范的筹资方式很难为社会保障及时足额地提供资金，影响了社会保障作用的发挥。

2．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混乱，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管理上仍没有克服多元化分散化的积弊，表现为自设机构，多头管理。具体来讲，劳动部门负责城镇国有企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民政部门负责农村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人事部门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养老保险；卫生部门负责医疗保险；保险公司负责城镇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各级工会特别是基层工会，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职工福利的事务性管理和服务工作。另外，铁路、邮电、金融、电力、煤炭等行业和系统还自行实行社会保障，各有各的管理办法，这种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体制导致机构重叠，执行成本高昂。同时，由于各部门自行

[1] [2] [3]

篇2：论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改革

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内，实行的是以职工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说，这一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较好地发挥了社会保障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但随着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其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地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对社会保障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但迄今为止，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形成，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基础和核心环节的社会保障资金在筹措、管理及使用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善和不规范的地方。这种情况已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各项经济制度的改革不相适应。因此，改革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本文试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人手，谈谈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看法。

(一)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评价

我国现行的以“现收现付”和各部门、各行业多元分散筹资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在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等环节存在一系列问题：

1．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法政出多门，筹资方式不规范，缺乏法律保障，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筹集上主要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例，先以养老保险统筹为例：上海市规定的统筹比例是25．5％，北京市、天津市是18％，河北省是16％，江苏省内的无锡市为23．5％，而同一省内的仪征市仅为10％；北京市的三资企业是按16％统筹，而集体企业规定的统筹比例则高达27％。再以医疗保险为例，19召开的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原则上以地区为统筹单位，也可实行县级统筹。”这种筹资方式在实际执行中，不仅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规定不一致，即使同一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缴费标准往往也不相同，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负担水平悬殊，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客观上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筹资方式在实践中的另一弊端是筹资的方法、制度多数是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在筹资过程中，往往刚性不足，再加上征收力量不足，手段软化，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不规范的筹资方式很难为社会保障及时足额地提供资金，影响了社会保障作用的发挥。

3．社会保障资金在使用上存在漏洞，不能真正做到专款专用。现行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可以按比例从统筹金中提取管理费的办法，是造成管理费用提取混乱和开支过大的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显示，某地失业保险机构的管理费用占失业保险费总支出的33％，而直接用于救济失业职工的部分仅占总支出的7％，其余的支出都是用于风险投资或其他方面的。另据报载，全国共谈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90亿元。可以说，上述局面的形成是与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多方筹资、分散管理的筹资方式直接相关的，这种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坐收、坐支，收支一条线管理办法，不仅形成高额的管理费用，而且也为部分管理者的腐败创造了条件。

可见，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筹措、管理和使用上存在的诸多问题都直接导源于不合理的'资金筹集方式。因此，有必要用新的筹资方式代替原有的多元分散的筹资方式，以适应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国际比较

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环节。由于国情的差异和所实行社会保障模式、保障范围的不同，世界各国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上已经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建立个人储蓄账户。这种筹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它是实行政府强制社会保障模式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筹资方式。在这一筹资方式下，要求雇主和雇员分别按规定的标准把社会保障费用存入雇员的个人帐户，社会保障费的本金和利息均归雇员所有，由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支配，政府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适当的调剂；二是征收社会保障税或社会保障费。这种筹资方式常见于实行政府提供保障模式的国家，主要是按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分别规定税率(或缴费率)，由雇主和雇员分别按一定比例缴纳，也有少数国家规定完全由雇主缴纳。社会保障税(或费)，也称社会保险税，或称社会保障缴款，是一国政府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而开征的一种税或税收形式的缴款，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资所得课征，由专门的管理机构(如税务机关等)负责征收和管理，其收支一般纳入国家预算(实行收费形式的国家也有收入不纳入预算的情况)，实行“专税专用”或“专费专用”，超支部分由财政拨款补足。从当今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情况来看，社会保障税以其所特有的规范和效率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青睐，成为当今各国普遍采用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征收不同形式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已有80多个，它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也包括了一些如埃及、阿根廷、巴西、巴拿马、阿曼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在荷兰、法国、瑞士、瑞典、西班牙、巴西等国，社会保障税更已成为第一号税种。社会保障税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兴起

和发展，充分说明了它的优越性。

(三)社会

篇3：论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改革

借鉴世界各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成功经验，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缺陷，我们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方式的最佳选择。

1．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有助于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决分割，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目前我国所实行的多方筹资、自定标准的筹资方式客观上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企业间因缴费标准不同而负担高低悬殊的局面，不仅负担不均的矛盾突出，而且还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部门行业间的合理流动。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实现税率的统一和征收机关的统一，将彻底改变上述局面，实现人力资源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的顺畅流动。统一的社会保障税还有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从而促成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

2．有助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具体负责税款的征收，并把收入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形成征收、管理、使用各部门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同时，通过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把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纳入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之下，这将使社会保障资金的合理筹措、保值增值和有效使用得到有力的保证。

3．有助于促进“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负担沉重，而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职工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的统筹费和住房公积金等，都要由企业来承担。企业要承担这些占工资总额70―80％的福利支出，尤其是目前在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下，沉重的保险开支，使企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开征社会保障税，遵循“普遍纳税，共同负担”的征收原则，凡有纳税能力的劳动者及其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纳税义务，变“企业保险”为“社会保险”，既缓解了保险资金来源不足的矛盾，也为企业走出困境减轻了压力。

4．有利于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有近70％的人口在农村，但是，社会保障对于广大农村人口几乎是一片空白，城镇职工所能享受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基本与他们无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社会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农民所得到的社会保障却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职工享受的保障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尽管各级政府对农村的部分特困户也定期或不定期地以不同方式给予扶贫、救济，但是，依然分散的、低水平的保险资金筹集方式对于大量需要救济扶助的农村孤寡老人、残疾人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每年以600万人左右的速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已接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但社会保障与其还有一定的距离。随着我国税费改革的深入，在不增加农民和乡镇企业负担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保障税的开征，逐步建立起农村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既能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缩小城乡差别，又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

5．有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负责社会保障所需要资金的筹集，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税务机构的人力和物力，降低社会保障筹资成本；由专门机构负责社保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专业化的管理将使规模经济效应得以更好的发挥，有助于实现管理费用的最小化。这两方面作用的发挥将最终促成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6．有助于克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种种阻力，保证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将增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约束力，杜绝拖欠、不缴和少缴的现象。进而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将有力地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

(四)对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初步设想

为保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是十分必要的。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税开征的成功经验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基本状况，近阶段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加快法制建设，尽早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制。在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上，关键是确定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纳税人和税率：(1)课税范围的确定。为避免一些国家实行的高税负支撑的“普遍福利”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社会保障税在税制建设上，一定要遵循立足国情、循序推进、负担稳定的原则，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以及现阶段的负担水平确定社会保障税的课征范围。具体在课税范围的确定上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近阶段社会保障税的课征范围应局限于我国境内的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对占我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由于受现阶段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低的影响。其收入水平不高，负担能力有限，因此应暂时作为过渡措施，选择某些经济发达、农民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作为征收试点，待条件成熟之后逐步推广；二是要兼顾社会保障应保障公民最低需要的原则，在税目设计上，应在不超越国力的前提下尽量覆盖公民的基本需要。就现阶段来讲，社会保障税应主要设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三个税目，以基本满足社会保障的资金需要。(2)纳税人的确定。按照国外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的通行做法，我国社会保障税应分别以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而个体经营者自行申报纳税。(3)税率的确定。在税率的确定上，要着重处理好两方面问题：一是税率的高低，二是税率的形式。税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项目的多少和预期社会保障水平。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状况，社会保障水平不宜过高，社会保障项目应主要包括失业、养老和医疗等三项，税率的确定应以满足上述保障项目基本资金需要为目标；至于税率的具体形式，按照税制简化的原则，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应采取比例税率形式，并对不同保障项目根据其资金需求状况分别规定税率。由于具体税率水平的确定涉及一系列的调查和测算工作，这里不作过多阐述。

2．配合社会保障税的实施，应作好以下的配套工作：(1)编制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有利于将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国家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更好地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2)统一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设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是多头分散的管理方式，要改变这一状况，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统一管理体制，统一管理机构，应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财政部门负责预算，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负责制度执行。

篇4：论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论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一、引言

为了顺应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司法制度进行了成效卓著的改革。作为司法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法学界，学者们纷纷提出：改革民事审判方式，首先应调整诉讼结构模式，即调整诉讼主体的地位及相互关系，而“证据制度是诉讼结构模式中的重要内容，证据的运用是贯穿于诉讼程序中的一根红线和充满灵感的神经”。[1] 可见证剧制度的改革，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甚……

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证据制度改革

（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证据制度改革简述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具体是指通过改变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不合时宜的影响司法公正的陈旧诉讼观念和习惯做法，保障公正裁判，提高办案效率，充分发挥法律赋与的审判职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机制。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法院系统就开展了一场以宪法和诉讼法为依据，以保障公正裁决为目的，以公开审判为重心，以三个强化，即“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当事人举证、强化合议庭职责”为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其实质是通过核实证据，查清事实，分清事非，明确责任，讲清道理，公正裁决，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实现司法公正。而在91年颁布的新民诉法，则以举证制度为主内容，强化了当事人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极端职权主义的证据程序功能模式，现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施行的辩论式审判方式，通过双方当事人诉讼言词对抗在法官的指导下当庭陈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当庭辩论、当庭裁判等。这都说明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证据制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是证据制度的改革。具体表现在：第一，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改变极端的或纯职权主义诉讼结构模式，而证据制度作为诉讼程序模式的重要内容。证据的运用是贯穿于诉讼程序中的，是体现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共同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形式；第二，强调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证即解决举证的主体直接反应为证据问题。强调当事人举证，重视法庭质证、认证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其结果必然会使民事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更加科学规范。

（二）证据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证据制度改革在民法制度中占重要的地位，具体内容包括：1 民事案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是否承担证明的责任；2 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当事人没有履行举证责任时将产生的结果；3 当事人是否有权参与审查法庭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和陈述意见；4 了解案情的人应如何提供证言；5 持有证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何对待司法机关调取证据的要求。要改革证据制度，首先，是改变、完善证据制度中不合时宜的习惯做法和陈旧诉讼观念，完善证据规则。受德国法观念，即“当事人掌握事实与公正的判决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规则中很少注意或根本不注意证据的量化规则，这给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实践带来了影响，从而也影响了审判效率和办案质量。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中旧的观念和做法，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其次，强化庭审功能，公开开庭审查核实证据。以往传统的做法是先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然后再开庭，而改革后的方式应是对证据先审后定，即在法官的主持下，让当事人面对面、公开地围绕事实展开辩论，举证、质证、认证在法庭，从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作出公正的裁决。第三是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官当庭认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根据民诉法第64条的规定，由当事人举证，但又保留了法官必要的调查权，这无疑减轻了法官调查取证的负担，也调动了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强调当事人举证、质证有利于在证据不足时当事人败诉得心服口服，抵制拉关系的不正之风。可见证据制度改革的意义在于：一，提高办案的效率和质量；二，提高了法官的素质，促进廉政建设；三，充分调动当事人行使诉权的积极性；四，有利于发挥各诉讼当参与人的作用，增强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法院和法官的地位，树立公正形象，从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

三、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证据制度改革的现状考查和实际运用

（一）举证和举证责任

举证，字面上可理解为提供证据，它是诉讼活动中一项重要的诉讼行为，具体是指“在法官主持下，由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向法庭对其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说明，展示和论述其证明力的诉讼行为”。[2] 而举证责任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用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各国的民诉法都普遍引入举证制度，目前法学界中普遍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含两种意思：一，谁主张就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举证不能时应承担败诉的风险，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的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我国法律奉行举证责任制度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而传统的诉讼方式，主要是以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为主，过分强调了人民法院的职权而忽视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表现在法院包揽调查取证，相当一部分案件本来由当事人举证的，却由审判人员四处奔走，收集证据证明当事人的主张，造成法官和当事人界线混淆，责任不明，而法官包办取证不仅增加了法院的负担，也干预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判方式改革后，举证责任的转移给法官审判工作带来了便利，提高办案效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第一，举证宣传力度不够。由于当事人受旧的审判方式的影响或法律意识薄弱的缘故，通常会认为诉状一交，法官全包，不懂举证或不会举证；第二，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举证不能或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应负的法律后果。这就造成审判人员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凡是当事人能举证的，一定要他举证；凡是当事人不可能举证的，不能苛求他举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容易导致当事人举证意识的淡化。民诉法第64条第一款只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是立法上的不完善表现，导致了诉讼理论上对提供证据和举证责任的界线不分，忽略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这样同时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第三、没有明确规定举证的时限。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提交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但在实践中这一规定没有完全得到应用。参照设立举证期限的国家的民事诉讼法来看，一般把举证期限的终点确定在一审或终审的法庭辩论终止前。如日本民诉法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除另有规定外，可以在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3] 德国的民诉法则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4]

;法国的民诉法则规定：“在辩论截止之后，当事人不得呈交任何支持其辩论中所发表的意见的申明………………”。[5] 据此，笔者认为这确切体现了当事人举证活动和庭审活动的特点，可将举证活动的期限确定在一审或终审中的法庭辩论终止之前，这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审结案件，促使当事人及时履行举证责任。第四、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不完全的，只规定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没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民诉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自行收集。”这一规定说明了在当事人举证的同时，人民法院仍有查证责任，它所起的尽管是补充作用，但充分体现了我国的诉讼结构模式仍是职权主义，有着审判上的自由裁量主义色彩。可见民诉法中的规定的举证责任是不完全的，它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以下原因制定的：“1、我国的人口绝大数是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农民，如举不出证据就要败诉，其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护；2、设定查证责任是为了实现民诉法中客观真实的证据标准，这有利于法院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审判，维护国家法制”。 [6] 但法律上尚没有明确规定不履行审判职责对在诉讼上会产生何种效力，应当承担何种后果。实践中也仅是以直接负责人玩忽职守为由，给予批评或纪律处分，与职权主义相比，英美法系中的当事人主义证据的调查方式为证据的收集和调查全部由当事人负责，当事人必须自己去发现全部事实证据由当事人或律师收集提出，换言之，即法官并没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强调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强化了当事人举证意识，但易造成当事人行为的任意性，使其滥用权利，作伪证或规避义务等。因而怎样在当事人与法官的职权中寻求适当的度成为英美法系司法改革的主题。而在中国，改革后的证据制度中，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同时，仍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查证职能。。只有当事人举证不能而法院无法查证或当事人提供证据未被认定的，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故在审判工作中法官如何指导当事人举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后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以当事人为主，但很多当事人并不清楚这一规定往往不知道举什麽证据；法官作为审判活动的主持者和指挥者，应对当事人作必要的指导。第一、应采取多种行式加强举证宣传，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第二，加强对证据的收集、调查和保全的指导，应按民诉法和其他规定的程序进行，不按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第三、帮助当事人认识举证责任的分担、转移和倒置。民诉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原被告和第三人都有举证责任。原告应该提出证据说明起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告对原告起诉的抗辨提出反驳时，或反诉时，必须列举事实和证据；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要有证据加以证明；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提出的要求，也应提供证据证明。如果被告在同一诉讼中主张与原告不同的事实，被告对此也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这便是举证责任的转移。而至于倒置的问题，本是指原告提出事实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某些特殊案件中，原告只能提出受损的事实，而不提出侵权的事实，这就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其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事由或对其主张事由负举证责任。第四是掌握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审判人员应对涉及自认、公知事实、自然规律和定理、推定的事实、已决事实、公证事实等无需让当事人举证，应当免除其举证证明的义务。当事人的举证范围应限于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对于法律规定由法院调查取证和免除当事人举证条件的，不能强迫当事人举证。

（二）质证

所谓质证，指的是在庭审过程由案件当事人就法庭上出示的证据采取辨认、质疑、说明、辩论等形式进行对质核实，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诉讼活动。它是法庭审查核实证据的一种手段，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作为证据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贯彻民事诉讼公开原则、辩论原则及直接言辞原则的具体表现。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诉讼模式不同，因而与其相配套的质证模式也就不同。在当事人诉讼模式下，质证的程序完全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并被当事人所控制，法官处于消极地位，仅作为组织者；而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起主持和指挥作用，当事人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往往不利于查明真相，反而养成法官先入为主，唯我独尊的积习。相比较而言，当事人主义的质证模式中，质证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好的发挥，提高了质证的效果。庭审方式改革后，法官质证改为当事人互相质证，但受长期职权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表现在：（一）民诉法规定：“证据应在法庭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7] 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化，对质证有关的程序、方式、规则及质证权的行使、救济、质证在程序上的效力等没有规定，在司法中实践存在很大的空档。（二）法官仍对当事人的质证持漠视态度，对质证横加干预、武断限制等。在英美法系中，采用的是交叉询问方式，以保证证人和证言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要求当事人或律师询问证人，而在大陆法系中一般是法官向证人提问，由证人作与案情有关事实的陈述。双方律师在法官提问后才询问证人，是否采取交叉询问，完全取决于法官的意思。借鉴英美法系的交叉方式的优点，笔者认为我国宜采用审判长指挥下的交叉询问模式，进行质证。

（三）认证

民诉法中的认证，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举出的或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后，确认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一种诉讼活动”。[8] 在整个审判和案件处理过程中，认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认证是举证、质证的归宿和结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举证或法官自行调查的证据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后，其归宿和结果必然是法官认证；其此，认证是处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要靠认证来确认。本来应当作为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予认定，势必会造成案件处理的错误。可见审判过程中如何正确认定证据的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际工作中，认证的形式可分为五种，即一证一认、分段认证、综合认证、混合认证、判决认证。其中一证一认是指当事人举出的证据经质证后，经审判员和合议庭辨认，当即对每个证据是否有效予以确认，这种认证形式的特点是审判员思路清晰，庭审流畅，增加了庭审的透明度，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旁听人员听得明明白白，但不利于把握每个证据的关联性；而分段认证是指法官对举出的证据经质证，适当分为几个阶段对证据是否有效予以确认，这可使审判员清楚了解案件的事实，旁听人员听得明白但由于开庭次数多，使庭审时间延长，影响结案的速度和效率；综合认证是法官在庭审审查阶段对举出`的证据经质证后先不确认其是否有效，待庭审后，对证据一次性综合认定，此种形式通过法官的充分听取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辩论，保持庭审活动流畅，避免了法官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对证据的辩论对抗，利于树立法官的公正形象，体现了公开性和公正性，缺点是认定证据时易产生遗漏；混合认证是法官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经质证后能当即确认其效力的就当即确认，不能当即确认的，在庭审后经综合分析研究

后公布结果，这能充分发挥审判员的主观能动性，准确认证，但层次不分明，使旁听者不明白；判决认证是法官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经质证后不确认其效力，而是在判决书中对证据的效力进行确认，这种形式能充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说明较充分、透彻和准确，但认证时间过长，如案件需再开庭审理，使旁听者不易了解审理和认证的情况，反而削弱了庭审的透明度。综合比较各种认证形式，笔者认为采用一证一认和综合认证的形式较好。首先，一证一认易适用于审理借款、购销等法律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中，法官对所举证据质证后，当即认定其效力，这可使庭审层次分明，当事人及旁听者清楚明白，达到以理和法服人的目的；其次，综合认证适用于当事人对立情绪较大，案情复杂的案件中，通过综合认证，一方面能全面、准确、客观反映案件的整体事实，强化了合议庭的功能，减少了当事人的不信任程度，而另一方面，在综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上认证，连贯而又说明充分，避免了前后认证的矛盾，保证了认证的统一。

（四）证人出庭作证

我国的民诉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一规定说的是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根据直接、言词原则和公平审判原则，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有利于当庭查明事实，提高诉讼实效，从而提高了办案的质量，对定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中，都是一种强制性的通例。在美国，民事诉讼甚至以证人证言为中心，证据几乎都是证人的证言，但两大法系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中的证人是必须有当事人在场才由法官发问的，而英美法系则要求证人必须在法官面前由当事人询问。在相当程度上，它决定了审判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有效，公正的问题。但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法律没有规定公民或有关单位违反出庭作证义务应负的法律后果或责任，这是造成了实践中证人普遍不出庭或拒绝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其次，现行的民诉法欠缺对拒不出庭作证的有关单位和公民的惩罚性措施作规定；第三是现行法没有对出庭作证的人员有关权益的保障制度作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害怕打击报复，我国这方面的制度是很不严密的，给证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另一个原因是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没有保障。针对这些弊端，如何改进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呢？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规则不全面、不系统的设置和规范，严重制约着我国的职权主义由强转弱的形态，或者说是影响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的强烈对抗色彩，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对证人出庭如下完善：

（一）对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有关人员或单位采取强制措施。从法理上讲，证人不出庭作证违反了诉讼公开原则、直接原则和言词愿则，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或后果。各国的诉讼法都比较重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如德国的民诉法第390条规定：（1）证人并未提出理由或理由不充分时，，而仍拒绝作证，可命证人负担因其拒绝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同时对拒绝作证的证人处以违警罚款，不能缴纳罚款时，处以违警拘留。（2）证人再次拒绝作证时，依申请命令对其拘留，以强制作证。而英国高等法院的作证传票是用来强迫证人出庭作证的，凡传换不到的证人，即构成藐视法院行为。依各国的立法经验，我国也应采用罚款和拘传的强制措施，以保证证人出庭作证。

（二）是建立起保障证人的人身、经济权益的制度。我国的民诉法并没有对证人权一作保护性规定，致使证人出庭作证受到的经济损失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从而严重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积极性，而另一方面，出庭作证的人也可能遭受他人的报复，使证人或其家属人身受伤害，财产受到损失，精神压力很大，因此往往逃避作证义务。虽然民诉法中规定有这方面的情况，可责令侵权人给予赔偿并可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现实生活中，这个制度是不严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效的保障制度应该是给予证人合理的经济赔偿，包括误工费、生活费、交通费和住宿费等，这都应由举证人支付，具体标准由法院裁量。

五、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指确认证据的范围，调整和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证据法的集中体现”。[9]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其奉行当事人主义的程序模式，并主要由陪审团来裁决证据，因此立法上设置了细密的而比较完备的证据可采性原则，对证据的可使用范围予以严加限制，其目的在于防止当事人和陪审团人员因缺乏法律知识而采纳那些有碍于查明案件真情的事实和材料作为证据，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来保障实体的的实现，消除那些可能妨碍案件的得以公正处理的不利因素。因而英美法系采用的是强式的证据规则，强调的`是程序公正。相对这而言，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据主要由法官评断，证据规则散乱、缺乏整体性，因而对诉讼证据限制性规定较少，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是凡可以作为诉讼证据的事实和材料，除立法有明确规定外，都具有诉讼证据能力，可见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弱式的证据规则，强调的是实体公正。

我国的证据规则制度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证据规则不够严密和详尽。由于受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我国对待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采用的是一种虚无主义，其结果造成法院查证范围过宽，期限过长，效率低下。表现在：（1）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典，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民诉法典，以及其它有关法律、法令或司法文件中；（2）证据法则较为零散，不具系统性，条文规定不详尽：（3）虽对证据可采性范围作规定，但没有直接规定采信证据的方法；（4）以粗线条方式在大框架范围内制定了若干证据规则，条文空洞，内容粗糙，赋与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造成法官对同一证据的认定见解各异，其取舍难免有各种偏差。那麽如何完善和建立我国的规则呢？结合我国现行的审判实务来看，有关证据法的内容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或概括性的规定，其实际操作性并不强。针对现行民事证据领域内的职权主义倾向强、证据规则过于原则、零散、缺乏系统性的规定的特点，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证据制度规则。（一）在范围上，扩大现有证据规则所涉及的应用范围，主要从立法角度预先设定在司法过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尽量缩减法官自由裁量的幅度，实行明确严格的程序规则。（二）在内容上，要注重在证据立法上的应用技术，采用消极的方式限制法官在采证上的裁量幅度，制定相应系列的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法官在证据方法上取舍的权限。

四、法官和证据制度改革

（一）两种诉讼体制下证据制度中法官的作用比较

法官，“在古往今来的社会中常被人们视为公正廉明、大公无私的象征，是社会公正的典型化人格载体”。[10] 作为审判活动的主体，也即审判主体的客观载体，法官在整个诉讼活动过程，起着主持、指挥和驾驭的作用，并依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各类案件进行公正裁判。可见在审判活动中，法官通过具体的审理、裁判等执法活动，体现了公理精神、公正裁判和法律权威，其形象是庄重威严的。受不同司法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同诉讼结构模式下法官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尤其是在证据制度中，。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特别

强调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动性。法庭的审判活动是以法官对案情的调查为主线开展的，法官有调查权和审问权，对寻求案件事实真相负有责任。而在当事人诉讼模式下，由于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整个诉讼活动主要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通过辩论展开，法官在形式上只起居中公断的作用，一般不主动进行调查。前者法官拥有过多的程序进展和存续的决断权，法官处于过分积极的地位。由于法官包揽了证据的收集和调查，易使其在庭审前就已形成了对案件事实的处理意见。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让法官先定后审，往往易产生司法不公。而后者根据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含义，即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和发展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推动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裁判对象的主张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外依职权收集证据”。[11] 这说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体制中，对诉讼程序的进展和存续影响最大的是当事人，法官处于消极的地位，这给予了当事人过多的权利，易使其滥用权利，缠诉或规避义务。

因而，当今各国的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融合两种诉讼体制的优点，削除弊病。其中英美法系的改革是怎样克服当事人行为的任意性因素，充分发挥法官的职权作用，弱化当事人的作用，强化职权主义。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改革则是加强和发挥当事人的主导作用，从法官职能上弱化职权主义。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当事人主义的特点，依据辩论主义的原则，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双方辩论中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在双方辩论中提到的事实。92年实施的民诉法体现了“法官职权主动性有所弱化，当事人主动性得到强化，但变化是局部性的，不属于本质变化，就其诉讼模式而言，已渐变为亚职权主义”。[12]

（二）证据制度改革中的法官中立

综观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整个证据制度改革过程，“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13] 在代表国家围绕着当事人诉讼争端进行的审判活动中有依法“独立”、“审判”的地位，积极指导当事人“当庭陈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调解”等，主持、指挥、驾驭庭审活动，充分发挥庭审功能作用，进而实现司法“公正”裁判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改革是人的改革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法官作为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在国家法律面前，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成见和偏私，但是法官也是人，他的特殊性格、气质、偏见、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常常会在其判决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正如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佛兰克言：“法律规则并不是法官判决的根据，司法判决受到情绪、直觉、预感、偏见、性情和其它非理性因素的限制”。[14] 可见法官因素在举证、认证、质证等证据制度改革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代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建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审判机制，让当事人有理讲在法庭，有理辩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质证、认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清楚在法庭，是非责任分清在法庭。其中所谓的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的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正性”。[15] 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的行为密切相关。其内涵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而程序公正的首要因素是法官中立。法官实施法律就是平等地保护任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违法侵害他人权益的的行为予以同等必要的制裁，表现在：1、证据制度中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2、由于审判职能的便利，法官直接指挥和操纵着诉讼程序的进行和证据规则的运用；3、由于认定的事实的法律属性使然，，对于何种证据可以作为诉讼证据被采纳，以及采纳的程度如何，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具决定意义；4、由于立法技术所限，在立法上不可避免默示认可或明示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追求司法公正审判过程中，法官怎样达到公正有不同的观念和模式。在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程序模式中，法官的中立始终保持对的被动和消极，而不会过分积极和热心探求事实真相，只是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由当事人提出证据和事实，反复争辩，法官只是决定证据的取舍，对事实作评断；而另一种与职权主义相联系的观点认为，审判上的公正不应停留在形式上的中立，而是积极查清事实真相，才有可能依法对案件作实体上的公正处理，采取必要的手段调查事实真相，两相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程序上的公正，后者侧重于实体上的公正。无论那种模式，都以在制度上和程序上的防范作为常规机制，从而使法官以中立者的态度来处理案件，因而证据制度能保持法官中立的地位。故完善和建立证据制度，首先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和业务素质；其次是保障法官的地位；最后是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

五、结束语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内容是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本文的论述仅从举证、认证、质证、证人出庭作证及其在此过程中所涉及证据规则和法官是否中立的问题来论述，是微不足道的。作为全部诉讼的核心问题，我国的证据规范是在诉讼是在诉讼中正确运用证据查明的案件真实情况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和保障。纵观我国十几年来的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就其理论和实务而言，在成文立法上反应的条文较少，并且过于原则和笼统，以致在审判实务上造成可操性不强的情况。因此，如何在已有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国情，大胆借鉴西方国家的证据立法经验采其之长，补己之短，以成文法表现出来，从而推动审判方式改革，仍是立法、司法和法学界的奋斗目标。

注释：

（1）引自毕玉谦《现代民事程序原理和实务》第7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出版。

（2）引自李少红，肖建龙《民事诉讼举证制度探析》，载《民事诉讼体制的变革》第33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1月出版。

（3）、（4）、（5）引自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第243页，人民法院出版社第3版。

（6）引自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303页，法律出版社19第3版

（7）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第1款，1991年通过。

（8）引（自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第290页，人民法律出版社年11月第3版。

（9）引自江伟《证据法学》第17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第2版。

（10）引自毕玉谦《民事证据及其程序功能》第202页，法律出版社12月第1版。

（11）引自张卫平《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两种诉讼体制的比较分析》，载于《现代法学》版第57页。

（12）引自张卫平《绝对职权主义的理性认识》，载《现代

法学》第四期第42页。

（13）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2条。

（14）转引自杰罗姆・佛兰克《法律和现代精神》，载于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第205页，法律出版社1912月第1版。

（15）引自吕世伦、贺晓荣《论程序正义在司法公正中的地位和价值》，载《法学家》第22页，1998年第1期。

参考资料：

（1）《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第1版

（2）《辩论式审判方式操作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谢健、曹登润、郭复彬《法庭审判方式改革之思考》www.law-srar.com

(4)《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柯昌信、崔正军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第3版

(5)《司法证义论》作者杨一平，法律出版社年第1版

（6）《证据法学》江伟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第二次出版

（7）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一期

（8）潘剑锋《中国民事审判的现状和未来》，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四期

（9）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载〈法学研究〉年第18卷第六期

（10）郭义《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载〈经济与法〉第二期

（11）毕少彬《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载《经济与法》20第三期

（12）庄举栋，溥前铭《审判方式改革之反思》，载《中国律师》年第二期

(13)童之伟《审判权的属性与审判独立》，载于1999年8月5日《法制日报》

（14）《民事诉讼法学》谭兵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三次出版

（15）张卫平《转制与应变――论我国传统民事诉讼体制的结构性变革》，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四期

篇5：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

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

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在运营和管理方面还很不完善，其中，因筹资方式而导致的问题尤显突出。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应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的突破口。

一、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效率选择

1．政府是社会保障的当然主体

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个层次的保障同时并存，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三层安全网。一般来说，受财力的制约，在不发达国家，政府只能为社会成员提供较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但是，不论保障层次高低、范围宽窄，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即提供社会保障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办法全盘复制前苏联模式，实行与就业高度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实体；不可能长期承担社会职能，也不应担负为本企业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况且，由于企业时时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风险，也往往负不起这一责任。因此，政府是社会保障的当然主体，社会保障是现代政府的内在职能。

2．我国当前亟需巨额的社会保障资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科技现代化、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面临巨大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

在公有制企业转变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转变为征纳税关系后，客观上必然要求社会保障资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产生1500万人的下岗大军，加上现有的失业人口，共计3000余万职工将失去工作岗位；“九五”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加剩余劳动力为2．14亿人，但市场只能消化7700万人。如何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解决失业问题，将成为新世纪对我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保险制度、再就业制度，使其成为社会安定的”稳压器”，在目前的中国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另外，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而以后，我国将大步跨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退休职工将剧增，现实的老人赡养压力或“养老”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已不再是遥远的话题。而且，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真正落实，也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老年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

3．社会保障税是筹措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途径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主要采用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率的方式。其弊端是：由于筹资的方式、制度多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因此，在征收力量不足，手段缺乏刚性的情况下，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受企业自身利益的影响，社会保障的扩面工作十分艰难。而且，在实际执行中，这种筹资方式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企业之间的负担水平悬殊，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正是由于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缺乏应有的保障，其资金管理和收支平衡也存在巨大的困难。而开征社会保障税将在如下方面显示较大的优越性。

第一，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采用税收的形式进行，而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将克服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种种阻力，杜绝拖欠、不缴和少缴的现象，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提供强有力的手段。

第二，有利于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预算管理，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监督机制，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

第三，有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充分利用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机构系统方面的优势，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效率。

第四，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

第五，有助于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块分割，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第六，有助于在中国加入WTO后为各类企业创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二、国际社会的基本做法及值得借鉴的经验

自19世纪末德国首创社会保障(险)税以来，国际社会进行了广泛的'实践，这种实践表明，正是社会保障税自身的优越性，促进了这一税种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兴起和发展。

1．基本做法

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社会政府必须承担的基本职能，其共同性使各国社会保障税的做法有许多共通之处。

第一，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

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通常是参加本国社会保险，并存在雇佣关系的雇主和雇员在本国支付和取得的工资，薪金及不存在雇佣关系的自营业主的所得，雇主和雇员的纳税义务一般以境内就业为标准，即凡在征税国境内就业的雇主和雇员，不论国籍和居住地何在，都必须在该国承担社会保险纳税义务。而对于本国居民为本国居民雇主雇佣但在国外工作取得的工资、薪金，则除个别国家外一般不列入课税范围，

第二，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

与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相适应，其课税对象主要是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额、雇员取得的工薪收入额及自营业主的事业纯收益额。在具体实施中，尽管各国社会保障税的模式不同，课税对象规定有所差异，但其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一是课税对象不包括纳税人工资薪金以外的其他收入。即不包括由雇主和雇员工资薪金以外的投资所得、资本利得等所得项目，但作为税基的工资薪金既包括由雇主支付的现金，还包括具有工资薪金性质的实物性及其他等价物的收入。二是应税工资薪金通常规定最高限额，超过部分不缴纳社会保险税。三是一般不规定个人宽免额和扣除额。因为社会保险税实行专税专用原则，筹集的保险基金将全部返还给纳税人。

第三，社会保险税的税率

大多数发达国家社会保险税实行分项比例税率，针对退休、失业、伤残、医疗等具体项目需要的社会保险支出量，规定高低不等的差别比例税率。但也有少数国家，如英国采用多种税率形式并举的制度。

第四，社会保险税的征收方法

由于社会保险税主要纳税人为雇主和雇员，因而雇员税款大多实行源泉扣缴法，即由雇员所在公司负责扣缴，雇主应纳的税款由公司直接缴纳；而对于自营业主及其社会成员应纳的社会保险税，则实行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的方法。

从总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税一般都由多个税种组成，这些税种各有不同的税率、税目和使用方向，不同的税种针对不

同的社会保障项目设立。因此，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实际上是独立的一个税类。和其他税类相比，其主要特点是该类税收自成收支体系，虽然划入财政收支盘子，但专款专用。

2．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

国际社会的社会保障实践已逾百年，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以下五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我国借鉴的。

(1)社会保障税名为税或费，但不能用一般的费或税的概念来认识和区分二者的内涵。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社会保障筹资手段的名称不尽相同，比较常见的有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缴款(社会保障费)、工薪税三种。尽管名称不同，但实质上并无根本差别。都具有强制性、基金性等基本特点。而且，无论是社会保障税，还是社会保障费，其实质均不同于税或费的原有含义。社会保障费作为一种特殊的缴费，是在政府的法律强制规定下为自身需要进行积累，并带有一定程度互济性质的缴款，它不同于公民为直接交换某种政府服务而付出代价的一般财政收入中的规费；社会保障税的专用性与直接返还性也是一般税收所不具有的，因而也不同于一般税收。因此，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应该用一般的费或税的概念来认识和区分二者的内涵。

(2)严格规定社会保障的主要目标与界限是维护福利国家的最佳方式。

就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区域而言，欧洲建立社会保障的时间较早。这是工业化和市场化推进较早的综合结果，因为恰恰是工业化的推进造就了产业工人大军，而市场化的推进则集中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形成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对峙。在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向工业化的迈进，致使市场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使得失业救济和退休养老问题摆上议事日程。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只能依靠政府。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必须始终坚持足够的工作收入是福利的根本基础这一原则。

(3)社会保障的内容因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异。

从国际社会来看，尽管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层保障同时并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国情的不同，各国社会保障内容与范围有很大差别。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所谓的福利国家，如瑞典、英国等，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办法，保障对象遍及全民，保障项目贯穿人生的各个方面，如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家庭津贴、住房津贴、职业培训、公益性社会服务等，社会保障项目十分广泛而全面。相反，受经济实力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项目相对较少。而且，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其社会保障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与调整的。

(4)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公民应享有的一种权利。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史上，以二战为分水岭，战前、战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一是战后公民权利的范围大为扩大，享受现代文明福利生活成为新的权利内容。二是从最初针对少数经济困难的个人实行社会救助，发展到对生、老、病、死、伤残和失业均有社会保障，又进一步发展到社会全体成员均有权享受国家给付的各种福利待遇。三是战后开始随着物价、工资波动而调整年金，以保障劳动者和公民不致因物价上涨而降低生活水准，以保证一切公民都有权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

(5)多支柱体系，分散风险。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养老保险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对此，世界各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经验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今后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趋向应为三大支柱：一是强制性公营的以税收为资金来源的支柱。二是强制性私营的完全积累的支柱，用于储蓄。三是自愿性储蓄支柱，用于那些有资金也有愿望储蓄，并想在老年时得到更多保护的人。这三大支柱构成养老保障的多支柱体系，可共同抵御老年人面临的多种风险，而且，这种多支柱体系共同担负着防范未来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的总体风险，如政府和市场崩溃、财政来源枯竭，投资策略偏差等。

三、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初创阶段，现存的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巨大的社会保障需求，将对社会保障资金分配产生极大的压力。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资金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明确社会保障功能的定位是保障而不是公平

社会保障一直强调社会公平的原则，一百余年来，税和税收规则作为福利国家的工具，被大多数福利国家用来影响收入分配，试图通过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市场经济发展而导致的贫富悬殊，但实际的情况是，几乎每一个政策评价都表明再分配的效果不好，即使在福利国家也不例外。对于中国而言，在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初，强调并明确社会保障的功能是保障而非公平，是一个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普遍关注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2．增强社会保障的权利意识

传统的社会救助，不承认救济事业是一种社会义务和责任，不承认要求社会救济是一项公民权利。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颁布并实施的《济贫法》，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萌芽阶段的标志，首创了认定要求社会救助属于公民合法权利，社会救助是应尽义务的新准则。中国社会保障工作的起步较晚，树立社会保障的权利意识，有助于明确一个观念：即社会保障不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权宜之计，而是现代政府必须长期承担的义务，是一项积极的福利举措。也因此必须从长计议。

3．社会保障项目、范围、标准的确定，必须遵循循序渐进与低水平的原则

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表明，社会保障范围与程度是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具体国情密切相关的。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层次是逐步提高的。由于我国尚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而人员基数过大，因此，我国应特别注意社会保障项目、范围、标准的确定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且低水平保障应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原则。

4．建立社会保障的同时，必须重视传统的家庭养老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是，既要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又要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脱贫致富的任务还相当严重的现实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尽管当前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最迫切，但从长远来看，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影响时间最长的项目，将首推养老。由于保险易升不易降，因此，在我国创建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时，不仅应积极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而且尤其应重视中国的现实与传统。其现实在于：中国人口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传统是指中国的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不仅至今仍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有生命力。我国老年人已有一亿多人，并且以年均3．2％的速度增

长着，如此众多的老龄人口都由国家包下来、养起来，是不现实的。而家庭养老，一直得到我国农村老人的广泛认同，且农村老人又是我国老年人的主体，这种观念势必影响我国未来的养老模式。加之我国的传统文化十分注重家庭和睦，也很注重孝敬老人，因此，家庭对于我国老年人来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场所，而且是精神蔚籍的主要源泉，这一点也是社会养老所难以替代的。从城市老人来看，尽管他们有退休金作保障，但仍把家庭当作生活的支柱。这说明，中国家庭养老有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逐步创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种现实与传统使得我国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仅应注意低起点，而且必须继续鼓励家庭养老保险方式。

总之，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一旦建立，即具有很强的刚性，因此，在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不仅要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而且，必须特别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低水平，逐渐实现广覆盖，以避免出现福利国家已经出现过而我国自身可以预见的危机。

篇6：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

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

一、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效率选择

1．政府是社会保障的当然主体

2．我国当前亟需巨额的`社会保障资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科技现代化、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面临巨大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

在公有制企业转变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转变为征纳税关系后，客观上必然要求社会保障资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产生1500万人的下岗大军，加上现有的失业人口，共计3000余万职工将失去工作岗位；“九五”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加剩余劳动力为2．14亿人，但市场只能消化7700万人。如何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解决失业问题，将成为新世纪对我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保险制度、再就业制度，使其成为社会安定的”稳压器”，在目前的中国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另外，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而20以后，我国将大步跨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退休职工将剧增，现实的老人赡养压力或“养老”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已不再是遥远的话题。而且，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真正落实，也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老年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

3．社会保障税是筹措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途径

第二，有利于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

[1] [2] [3]

篇7：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一、我国推行利率市场化的意义

1、有利于形成比较规范的金融市场环境。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育和形成之中，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由于我国金融市场总体规模不大，市场主体单一，融资工具少，市场机制不健全，运转效率低下，造成金融市场的垄断和分割，资金不能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银行之间以及各金融子市场之间有效进出和自由流动。特别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分割与脱节，打断了资金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有效循环，造成金融资源的刚性配置、结构性失衡和寻租行为。在加快我国金融统一市场建设，促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中，利率的市场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有利于促进国有银行经营机制的根本性转变。我国资金流通和运作的中心是银行，银行改革的成功与否对整个金融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国银行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商业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这就要求在银行体制改革方面合理界定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相应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使商业银行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银行经营机制转换方面强化中央银行对金融业的宏观调控，实现由行政管理向市场导向管理的转变，推动银行经营理念、经营目标、经营行为、经营方式创新，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化发展为导向。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对银行的特殊重要性更加明显。

3、有利于完善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金融机构参照中央银行基准利率掌握一定的存款利率浮动权是货币政策顺畅传导的条件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其中又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作来实现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和经济杠杆，对国家有效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利率市场化，就不可能真正形成连接个人、企业、银行、财政等金融市场主体的有效途径，也不可能产生利率的形成机制、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利率的杠杆作用就会完全失效，政府很难获得真正的市场价格信号，任何间接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可能遭受失败。4、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根据WTO金融服务协议的要求，WTO各成员方都要按照市场准入、非歧视性、公平竞争和扩大透明度的原则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实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我国对加入WTO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做出了具体承诺和开放时间表，“入世”后两年我国将对外资银行放开所有人民币公司业务、五年后放开所有人民币零售业务。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国外银行的现代管理水平和资金技术实力必然会给我国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为了尽快实现国内金融业的`转轨，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效对接，客观上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1、目前的利率调控体系过渡性特征明显。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还没有完全由市场决定，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仍有上限管制，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虽有较大定价自主权，但贷款利率仍有下限规定，存款利率不允许上浮。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直接调控方式进行，致使央行利率变动对银行存款利率影响较小。

2、银行存款利率调整的有效性不强。利率调控体系不完善，就难以正确确定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更难以体现市场对价格走势的预期，再加之利率调整的决策过程较长、利率决定方式多样，所以，银行利率调整对投资，消费的影响不明显，由于利率与居民储蓄，消费之间的关联性微弱，影响了利率调整的效果。

3、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难以反映货币政策操作意图。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以数量调控为主，即央行通过调节基础货币来调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商业银行则通过调整超额准备率来应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这种数量调整不一定是对资金供求价格的反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消货币政策操作的作用，使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敏度降低。

三、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对策

1、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利率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应强化中央银行利率引导市场利率的作用，而且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间接影响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改变直接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调控方式。

2、理顺目前利率体系中存在的扭曲关系。由于目前利率决定方式的多样化，利率关系扭曲现象存在，要通过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使利率水平和结构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以便利率政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3、完善货币市场，提高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敏度。银行间市场的交易主体以商业银行为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交易份额较小；且交易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向其他机构提供资金，交易主体单一，难以形成真正的货币市场，市场的流动性也难以回归到正常水平，货币市场利率的市场性自然降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敏度自然难以增强。

4、继续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提高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在贷款利率方面，除城乡信用社以外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已实现上限放开、下限管理，而对城乡信用社仍实行上限管理。存款利率方面只允许下浮，不能上浮，并有存款起存金额限制，而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对市场影响最大的一项利率制度改革，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我国的商业银行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但由于其自主定价能力较弱，势必影响到它的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因此，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形成机制中的非市场化走向市场化，最终实现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化利率。

3）具有协作工作关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如甲县环保局局长请求乙县环保局局长不对某一严重污染企业进行行政处罚，事后，甲县环保局局长收受该企业“感谢费”3万元。（4）某些特殊地位的人员如领导身边的秘书、警卫人员与领导之间，等等。

注释：

1、引自2月22日《检察日报》。

2、参见杨兴国著：《贪污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版，第186页。

3、转引自王俊平、李河山著《受贿罪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版，第57-60页。

篇8：论我国银企关系改革

论我国银企关系改革

改革银企关系是今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选择我国银企关系改革的方向，必须从我国的.客观经济实际出发，以推动银行、企业的经济效率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做出科学决策。...

作者：刘兆发姜再勇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97级博士研究生,北京市100872;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银行二处,北京市100045 刊名：长白学刊 PKU英文刊名：CHANGBAI JOURNAL 年，卷(期)： “”(1) 分类号：关键词：

篇9：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试点改革

[摘要]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走的是“先试点、后推行”的渐进式模式，试点对全局改革意义重大。当前，作为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深圳就担当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重任，其所实行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是其试点的主要内容。从对深圳的试点改革分析中可以看出“试点”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积极意义及其所处的困境。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三分；试点

伴随着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进程，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变革之中，使之逐渐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我国的改革是以稳定为前提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有关地方政府改革的策略上，采取了一种中央统合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先试点或调研，后推行。2009年5月初，《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正式批复，深圳被列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任务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寻找突破口”，此前搁浅6年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再度启动。但是选择深圳这样特殊的城市作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对于推行到全国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可行性，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试点改革在我国的实践

在我国，“试点”主要是中央主导下的实验主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根据总体环境的发展阶段和国家的整体规划，适时推出统一的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通过局部试点，步步推进。邓小平在农村改革实践中曾指出，“改革要先进行试点，局部推广，成熟一个解决一个，在中央未正式公布新制度和条例之前，改革试点以外的有关各方面工作，应该仍按照现行制度办事。”

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方面，依然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相互借鉴，逐步推广。1982年4月，四川省广汉县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县级机构改革的试点，建立了新的县、乡管理机构。1986年7月，为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开展，国家体改委、劳动人事部确定了16个中等城市作为全国第一批机构改革的试点城市，为全国机构改革探索道路。198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海南率先改革，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新体制，并在1988年将它正式写入文件。1989年7月，原国家编委经与有关地方协商，又确定河北、哈尔滨、武汉、青岛、深圳等省市作为省和计划单列市机构改革的试点，卓资、藁城、原平等9个县作为县级机构改革试点。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2009年5月，深圳在获得中央批准后，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担当起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水区的排头兵。

二、试点改革的积极意义

(一)试点改革有助于发现问题、重点突破，起到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

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我国长久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本位”，集决策、执行、监督三者于一身，职能交叉，权责不明，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而随着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呈弱化趋势，并正在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就是针对这种背景提出的，它是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使其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从而扭转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管理运作模式，达到统一、精简、效能、责任的目的。

(二)试点改革有助于将改革风险控制在一定区域之内，使改革平稳推进

正如赫希曼(Hirschman)所说，改革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相应地得到改善”，因此，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我国多年的行政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依然没有真正走出权力“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伴随改革而来的负面效应也凸现出来，所以改革是存在一定风险的。试点在小范围内进行，它所带来的矛盾即使很尖锐、问题即使很严峻，都是可以被及时感知和处理的，从而使改革的风险能够被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另一方面，改革就是试错，它也会在决策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整个改革的失败，走“先试点，再推行”的道路，可以预知改革的结果，对后续改革有前车之鉴的指导意义，使后续改革少走弯路，降低改革成本。

(三)试点有助于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再进一步指导实践

随着国外行政管理理论和先进经验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加以借鉴。上世纪70年代末，奉行自由主义经济观和政府观的英、美、澳等国家率先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行政体制改革浪潮，以寻求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在这个以所谓新公共管理为主要精神的改革中，就包括有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适度分开与相互协调的内容。受这场改革影响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等也在政府管理的不同领域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体制。深圳提出的行政三分制就是对国外行政改革理论和经验的一种积极借鉴，在深圳进行试点改革将有助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土壤。西方的理论都是基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和系统的宪政制度之上的，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外生型的，发展还欠成熟，宪政制度也尚不健全，贸然将西方模式移植到中国很有可能会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由此，试点的重大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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