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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

2023-04-25 08:18:55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北美爽子”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5篇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

篇1: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篇2: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

1、首页2、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1、首页2、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篇3: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的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的论文

这是一篇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篇4:浅议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

浅议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篇5:小议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篇6:新制度经济学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1】

一、职教城是职业教育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是在一定的原驱力驱使下,在现有制度环境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借助一定手段,达到增进收入的制度安排过程。

这种原驱力既有内部驱力,也有外部驱力。

内部驱力主要是来自于个人、社团和政府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宏观上谋取经济投入的最大收益;微观上约束主体行为,对不同主体的行动空间及其责权利进行边界框定,缓解社会利益冲突。

外部驱力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外界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新条件,使风险情况变化,交易成本下降,或者新的生产技术被采用,出现了利益机会;二是现有制度发明了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

使制度创新有获取潜在利益的机会;三是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环境等发生了变化,为某一个集团创造了获取利润的新机会,或者是重新分配现有利润的机会。

以上三种情况都可能使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出现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从而驱使制度变更或替代。

总体来看,制度创新的原驱力在于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

制度创新包括制度诱导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形式。

诱导性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创新过程,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创新过程,是国家在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

强制性制度变迁又分为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没有需求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先有制度的需求,然后决策者根据实际,适时、主动地推进制度变迁,以满足制度的需求,解决制度的缺口,也就是说,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并且可以在制度变迁中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

职教城是以职业学校为办学主体,在政府、职业学校、行业企业、社会等多种力量的参与下,让若干所职业学校和科研机构在某一地域聚集并达成一定的规模,形成以资源共享、能力互补和产学研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整合群集。

职教城作为职业教育的一种制度创新,是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基本逻辑是:我国的职业学校办学普遍存在着基本建设重复、专业设置雷同、贷款包袱沉重等问题,加之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短缺,使得有限的教育资源运行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

面对这一现实,政府要求职业教育要转向集约化发展,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规模适度的发展路径。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推动公办职业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形成前校后厂(场)、校企合一的办学实体。

推动公办职业学校资源整合和重组,走规模化、集团化、连锁化办学的路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

”因此,我国的职教城、职教集团等职业教育集约化形式多为政府主导型。

二、职教城的新制度经济学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激励结构,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于是,产生相对较高的经济绩效能力是一种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职教城是提高经济绩效的有效模式,其根本价值在于:

(一)形成聚集效应,实现规模经济

在经济活动中,无论是生产性经济活动还是经营性经济活动,只要在区域上达到比较明显的集中,呈现出一种地理性聚集的经济状态,就能降低经济成本,产生范围经济。

职教城,以集约、高效为价值取向,以资源整合、软硬条件共享为目标,几所或十几所职业学校聚集在一起,有形的地理集中,优化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职教组织形态,克服了单个学校或企业在追求规模效益和扩张过程中的结构刚性,

促进了学校之间、学校与企业之间、学校与政府之间、学校与其他组织及个人之间教育元素的相互渗透,实现了职教资源的重组和优势互补,内在地促使经济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实现范围经济。

职教城建设,在管理体制上,是对传统的“一元化的办学体制、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单一的投资体制”的变革,承担了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而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职能,如合作办学权、专业设置权、课程开发权等,

实现了职业教育体制从分散到集中、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在管理方式上,是职业教育、职业学校从粗放型管理转向集约型管理的有效载体,是转变职业教育增长方式的有效模式,是推进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重点的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产业集群化发展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选择。

产业集群指在特定区域内,集聚起一组相互关联的供应商、公司、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区域集聚形成市场竞争,构建起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利益相关者共享外部经济、市场环境和区域公共设施,从而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

形成区域集聚效应或规模效应。

产业集群的实质是一种网络经济组织形式,而网络经济系统是建立在区域内企业间、企业与科研机构间长期合作基础上的稳定关系。

职教城,作为一种开放动态的网络体系,可以促使信息、技术、人才、资金以及政策等资源要素流动频繁,促进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各个不同行为主体相互作用,从而实现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是人们为完成交易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如发现交易伙伴的成本、了解交易价格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订立交易契约的成本、履行契约的成本、监督契约执行和制裁违法行为的成本等。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提出交易费用时,证实企业在自由价格机制交易中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它可以对这种交易的费用有所化解,把原来的一部分外部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的非交易行为。

职业学校办学的交易费用包括: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成本,即合理配置职业教育中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合理流动的费用;职业教育中的人员组织、监督与管理成本,即管理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教辅人员、校长等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费用;

职业教育的信息成本,即获取与教育相关的信息如学生的学习成绩、实践操作能力、升学状况、就业分配等方面信息的费用;职业教育活动之间、职业教育组织之间以及职业教育组织和其它组织之间的社会协调成本,如职业教育活动的搭配,职业学校之间衔接、

合作,学校与家庭联系、与政府或社会其他机构配合等方面的费用;职业教育制度的运行与维护成本,即规范和约束职业学校教职工或内部组织的行为,维护和监督实施各种计划、目标、任务、规章制度和法规所耗费的资源。

职教城能有效降低教育中的交易费用,提高教育效益。

首先,职教城可以降低学校招生费用。

在招生时,由职教城管委会统一宣传,组织有关人员到各地开展招生工作,避免一个地方、一所学校重复派人招生,减少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职业学校为了降低入学后的学生流失率,往往安排预录学生对学校的办学条件进行实地考察。

如果由管委会统一安排,一次性对各成员学校进行考察,也可大大降低招生整体费用。

其次,职教城可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费用。

通过职教城管委会统一招聘教职员工,并在职教城内人力资源共享,就能够节约各学校单独招聘教职员工的人力资源成本。

再次,职教城可以降低学校运转费用。

由职教城管委会统一制定规章制度、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统一教学管理、教育质量的监控检查等,减少重复制定与维护成本。

最后,职教城可以降低职业学校的协调费用。

由职教城管委会统一协调与政府的关系,或统一协调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尽量达到与行政部门进行一次接触解决多个成员学校的共同问题,提高办事效率。

三、职教城建设的新制度经济学策略

(一)健全产权制度,促进资源共享

篇7:论新制度经济学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变化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篇8:论新制度经济学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变化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篇9:国民经济学发展论文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探讨

[提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通过对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国民经济发展;信息资源;关系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按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制形式,我国的国民经济可以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它们共同构成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稳步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同时也要适度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国民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百花齐放,百家争容,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使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信息资源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在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大背景之下,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也是参加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厘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十分重要。本文从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建议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服务。

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

总体来说,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紧密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而作为知识经济代表的信息资源产业必将取代生产力中的其他要素,成为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它必将改变人们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信息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要依靠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的变化等),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因此,知识水平和人才质量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随着信息资源产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知识和人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而信息资源是社会知识的重要来源,社会知识从信息资源中产生出来,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加快了信息资源向社会知识转化的速度,在推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生产力各构成要素上看,社会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也成为决定劳动力素质、生产要素结构调整、能源开发利用程度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三)信息产业的兴起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信息需求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商品化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信息技术是现代的高科技,其生命力在于应用。信息技术产业化还会带动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导致门类齐全的新兴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产业是为其他产业服务的产业,兼有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的特性,会形成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庞大产业群。近几年世界信息产业发展很快,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产业的兴起不仅会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而且还会导致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并通过经济信息化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推动当前和21世纪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决定因素。

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建设的建议

(一)抓住机遇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改造。

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旧有的经济结构,而且通过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推动了经济方式的转变,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一种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民经济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水平成正比。

(二)国家要制定统一的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明确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通过政策倾斜和技术创新,逐步缩短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步伐。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协调和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协调作用,实现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兼顾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取长补短,发挥优势,形成合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市场环境,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信息安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其安全的各个方面。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就必须加强信息安全管理。而知识产权保护除了各信息收储单位的已经明显失去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数字化信息转化不具有侵权之外,其他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大多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此应该清楚如何加强信息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制定与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的完善,遵守国际条约和协议,还应该尽可能地保护各类信息资源的使用权,这将最大限度地节省经费,有效地规避侵权问题,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

三、结语

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而信息资源产业又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为人民的小康生活提供经济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徐红梅,陈玉娟,查奇芬.提高信息资源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J].科技管理研究,.7.

[2]刘建英.论信息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现代情报,.12.

[3]刘冬梅.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开放共享问题研究以长春市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12.

篇10:国民经济学发展论文

摘要: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主观上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解决,这对于我市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把我市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城市极为重要。

关键词:地下水环境;国民经济发展

地下含水层按其水力学特征分为第四系上更新统孔隙潜水、第四系中下更新统孔隙承压水和第三系大安组裂隙孔隙承压水3种类型。第四系上更新统孔隙潜水含水层岩性以砂砾石为主,含水层厚度大,水位埋藏浅,富水性强。该层地下水的补给源为大气降水的渗入补给、江水的侧向补给、灌溉水的回渗补给及邻区地下水的侧向径流补给;其排泄主要是向下层承压含水层的越流排泄、农灌区的开采排泄、蒸发排泄以及向下游邻区的侧向径流排泄。潜水主要化学类型为重碳酸一钙钠、钠钙型水1)分布于城区的外围、局中,铸碱性水、铁、锰和有机质含量普遍升高。由于人为影响潜水普遍遭受污染,日前E1出现较大范围的重碳酸、氨化物一钙钠型水,主要分布在大民屯、劳动湖和浏园一带,因此潜水已不宜生活饮用。造成潜水污染的原因主要是:重、中污染区大部分在氧化塘和劳动湖一带,塘、湖水直接渗透污染潜水。2)工业渗坑、生活污水井遍布,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极易通过渗坑、渗井渗入地下。3)郊区菜田和农业区长期大量地施用农药、化肥,经灌溉水和大气水而渗入地下,造成地下水的污染。4)工业废渣、生活垃圾未经处理堆放,雨水将有害物质带入地下,简易厕所无防渗措施都是造成潜水污染的重要途径。第四系中下更新统孔隙承压含水层岩性以含砾中粗砂、含砾细砂为主,含水层厚度大,承压水水位埋深浅,承压水水头高度26.68~69m,富水性强。本层地下水的补给源主要是上层潜水的越流补给及侧向径流补给,其排泄主要是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开采地下水。承压水水化学类型主要是重碳酸一钙钠、钠钙水,属中偏弱碱性水,矿化度一般为0.22~0.49mg,除铁、锰含量略高外,水质可称为优质水,但在城区局部地带出现重碳酸、氧化物一钙钠型水,显示地下水的污染。承压含水层上覆亚黏土、淤泥质亚黏土,构成承压含水层区域隔水层但分布不稳定,岩性、厚度、埋深等变化较大,局部地带隔水层厚度1m或缺失,成为沟通承压水与潜水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的天窗。第三系大安组裂隙孔隙承压水含水岩组,勘探资料比较少,基本处于未开采状态,该含水层是齐市未来水源开采目的层。

地下水开采降落漏斗的产生和环境地质问题

齐市中心城区目前城市供水主要由市政供水和企业自备水源两大供水系统组成,其中市政水源7处,年开采量4015万m3,企业自备水源井187眼,年开采量3230.7万m3,呈污染趋势。工业及生活用水主要开采第四系中更新统孔隙承压水。由于长时间的大量集中开采,承压水天然状态已被破坏,形成较大的封闭状的开采降落漏斗,降落漏斗呈椭圆形,长轴北东至南西向,漏斗中心在龙沙水厂,中心最大水位降5.121m,降落漏斗范围约200km2。开采降落漏斗的形成引发了环境地质问题的出现。

1)开采降落漏斗的形成改变了地下水的天然流场,使原来单一的北部侧向补给变为四周环状补给,增加侧向补给带的长度,同时水力坡度的加大,也使侧向补给量得到增加,这就使处于龙沙水厂以南的大民氧化塘成为威胁水厂水质的一大隐患。

2)随着承压水层水位与局部潜水位差P的増大,使局部潜水向下部承压含水层的越流量得到增加,导致承压含水层的水质发生变化,局部地出现水污染现象,如第一机床厂和省农机厂等地承压水水化类型为HCO3一CL型,属污染类型,总硬度、矿化度、硫酸盐、氰化物等含量也高于其它地区。龙沙水厂至肉联厂一带,地下水中硝酸盐、氧氪、亚硝酸盐等指标都不同程度地超过饮用水标准,呈现超量、集中式开采地下水产生的水位降落漏斗是人为开采条件下地下水资源状态的必然体现,是很正常的现象,据1987年至今的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结果显示,开采降落漏斗在枯水期扩大,丰水期缩小,这是由于齐市含水层厚度大,地下水储存功能、调节功能比较好,枯水期消耗的水量在丰水期能够得以充分补偿,地下水基本处于均衡开采状态,因此开采降落漏斗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可通过调整开采井布局和开采强度得到控制和恢复。但是也应看到开采降落漏斗的环境地质问题地下水水质的变化(潜水基本遭受污染,不宜生活饮用,承压水局部遭受污染),如果对此不加以重视和的话,那么我们引以自豪的优质承压水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其供水功效会越来越差,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失去可持续利用水源的有力支撑。

应对措施探讨

1完善与优化地下水动态监测网络,对地下水资源的量和质分析和预警,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

从1987年开始在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富拉尔基区布设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点,目的就是通过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监测,掌握其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但现在看来对这些监测资料充分开发、科学利用不够,还没有开展对地下水发展变化趋势预报和预警方面的工作。地下水预警系统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是指在天然条件或人类活动作用下,对地下水资源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在达到某一质量限度时,适时给出相应级别的警戒信息。地下水预警研究包括地下水现状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地下水变化趋势的预测及方法,预警方法及预警模型,预警指标体系和等级值的确定,预警决策支持系统等。具体说地下水预警就是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动态变化过程给予定量的描述,分析其所处状态,预测其变化趋势及其变化度。地下水的预警与一般的地下水水量、水质评价方法相比,具有如下特点:1)以地下水的状态变化为识别指标,考虑地下水是否从一状态向另一种状态变化或转移。2)预警的取值要反映一种变化趋势,重点不在于地下水资源状况属于哪一级,而在于与现状比较,其状况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向坏的方向发展。3)预警评价侧重对不同时间、时段的动态变化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一个,而是随不同时间而变的系列,加强了动态的描述。地下水预警系统的总体结构见图1。对于水资源管理者而言,通过地下水预警系统可以及时掌握动态性的地下水监测资料,为合理利用和管理地下水资提供依据[1]。

2地下水资源评价与地下水资源管理有机结合,是人类对地下水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基础

地下水资源评价是指对本系统地下水资源的数量、质量、时空分布特征和开发利用条件做出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和估计。地下水资源管理是指: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通过对某些决策变量的操纵,使系统既定的目标达到最优。从定义上可以看出,地下资源评价与管理是紧密联系的两个环节,但在实际工作中地下源评价与管理两者往往相互脱节,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环境地问题。齐市20a来来先后开展了齐齐哈尔市北市区供水水文地质初勘、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地下水资源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齐齐哈尔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报告等项目,对地下水的量和质都有了明确的概念,但却一直未能建立科学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从而使我们管理工作未能从宏观角度出发,科学调配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产生了由开采降落漏斗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这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对一个地区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是对其地下水资源开发前所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相对而言,对地下水资源管理却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等到产生了危及人类生活生存的环境地质问题之后,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和管理模式。上海由于超量开采地下水,形成了以市区地下水开采区为中心、最大沉降量达2.63m的蝶形沉降洼地。地面沉降造成沿江地区潮水上岸、地面积水、桥墩下沉、城市部分建筑物倾斜、开裂等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应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建立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让用水者获得最大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效益,同时使开采地下水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小。

3在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上优化配置水资源、合理开采、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充分发挥其功效

优化配置水资源就是调整用水结构,分层、分质开发,分质、分类供水[2]采取相邻井中浅层(50~100m)和深层(100~150m)分段取水的办法,这样可以缓解开采降落漏斗的发展趋势。此外,对于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潜水,应在各项管理政策上鼓励用水者开发利用潜水,将潜水用于建筑施工、国林绿化、除尘、降温、消防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行业,科学地将部分开采量分配到潜水,加大潜水开采强度,这样不仅可增加嫩江向潜水侧向补给量,使已污染的潜水得到快速更替,降低污染浓度,改善水质,而且,潜水开采量的增加造成水位下降,降低潜水与承压水之间的水压差,减少了潜水向承压水的越流补给量,从根本上保护承压水,将优质的承压水用于满足居民生活饮用和对水质要求较高的工业用水,地表水应用于用水量大且水质要求不太高的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应因地制宜,地下潜水和地表水兼用。

4局部地段限制第四系承压水开采,开辟新水源

齐市中心城区中更新统承压水开采过于集中,鉴于目前已形成水位降落漏斗的情况,应限制增加开采量。为满足用水要求及应对用水紧急情况,在市区西北部的浏园和东北部的工人屯一带开辟新的水源地,保证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需求。

5加强水资源的综合管理,节约用水

水资源管理要坚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加大供水管线,调整井点分布不均、过度集中开采的状况,不得随意增打新井,凡地下水资源必须按规划要求合理确定井距和成井深度,在用水方面建立循环用水系统,提高地下水重复利用率。农业逐步采取节水型灌溉技术,以喷灌、滴灌代替渠灌、漫灌。生活、生活用水方面减少供水系统的跑、冒、滴、漏,对各业用水实施用水定额制度、取水许可证制度等,便水资源管理逐步纳入依法治水、管水的轨道,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6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1)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按照水资源保护法的要求严格禁止兴建有污染水源的建设项目。2)加强三度的治理,严格执行排放标准。3)加速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

7加强水文地质工作

凡是新建水源地要做好先期勘探试验和供需评价工作。富拉尔基区目前开采量较大,但没有做过专门的供水勘察工作,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应及时开展供水勘察工作;第四系下更新统含水层和第三系大安组依安组含水层勘探资料较少,今后应进一步开展工作,为地下水资源远景规划提供依据。

结语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保证,地下水资源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类似乎有一种通病,就是为长远着想者寡,急功近利者众,居安而不思危。当时间的脚步不断地向前迈进时,人们渐渐意识到人类忽视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的出现,紧接若是寻求控制和治理环境地质问题的办法,这又是一条艰难而耗资巨大的漫长之路。我市现行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或多或少还存在着问题,亟待解决。

1)未能实现分层、分质供水,合理调配水资源。受我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第八条在城市供水管网范围内,不得凿井取水的制约,大量优质承压水被用于建筑施工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行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资金浪费。

2)在水资源管理上还存在空白区。市自来水公司在我市地下水开采量中占地下水的总开采量50%,本应列入水资源管理部门的重点对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自来水公司失于管理,使其各水厂的开采井布局及开采强度未能从宏观角度予以考虑,出现龙沙水厂采水井布局不合理,过量集中开采所产生的水位降落漏斗和由此引发的环境地质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再不加以重视的话,难保其它水厂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3)20a来在城市水资源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水资源管理的科技含量很少,这不仅使水资源管理工作容易步入误区,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水资源管理的发展进程。

4)城市水资源管理要尽快实现科学管理,除决策者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调整工作思路外,关键还在于能否有技术过硬的队伍。但多年来我们囿于自家的天地,没有走出去,致使科技人员不能适应新形势对科学的新要求。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主观上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解决,这对于我市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把我市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城市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李稻葵;徐欣;江红平;经济研究-09-20

2、农民工低工资率与国民福利损失的经济学分析对经典劳动供给理论的拓展聂丹;财经研究-10-03

篇11:会计信息和会计信息造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论文

会计信息和会计信息造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论文

科斯(1937)认为:“企业可以看作是劳动与资本的长期权威性的契约关系。”由于分工不同,在这一契约关系中,各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会计的基本目标就是能够为财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经济决策的信息,但是如果财务信息大量失真,会计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会计信息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属性

关于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属性,当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公共物品论、私人物品论、标签产品论。本文认为,一方面,会计信息在特定消费群内仍是私人物品,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因为会计信息具有专业性,一般情况下,缺乏专业技术人难以使用,并且会计信息的使用并非完全免费,投资方使用会计信息往往需要“付费”。另一方面,会计信息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会计信息逐步显示出公共物品的特性。也就是说,会计信息同时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特性。根据产权经济学理论,“私人物品在私人产权下使用是有效率的,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是有效率的”。而会计信息的对外披露是政府强制实行的,当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财务信息由私人对外提供时,必然会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出现矛盾,出现会计信息的“搭便车者”,正是会计信息产权的模糊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会计信息失真。

2.会计信息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指人们各种交易行为过程中的成本付出。会计信息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供给、需求和监督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会计信息的供给成本主要包括处理和提供会计信息的成本、会计信息检验成本及发布成本。由于企业对外提供的是统一格式的会计信息,无法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因此,会发生依据各自决策和监督的需要而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需求交易成本。有些会计信息使用者甚至会直接从社会中介机构购买专业投资意见。会计信息的监督成本主要包括,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监督的费用以及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对会计信息进行审计的费用。

3.会计信息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由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造成的,外部性问题与产权界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会计信息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会计信息的供求过程之中,企业的受托经营者既是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也是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受托经营者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因此作为信息优势的一方,受托经营者提供的会计信息偏向于首先满足自身的会计信息使用标准,即最大化的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信息。具体表现为,受托经营者利用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提高当期经营绩效,或者平滑各期收益指标,在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实现预期目标时,甚至采用会计造假的手段。这样,受托经营者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偏离委托者等利益相关者实际使用要求的,他们据此做出的决策很可能给自身造成巨大损失。

二、我国会计信息造假的现状

在我国,会计造假现象比较严重,一部分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的灵活性以及会计舞弊等违法手段,粉饰财务报表,严重损害了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利益。并且这种现象愈远愈烈,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十几年中,会计信息造假案件屡禁不止,甚至有“假账猛于虎”之说。例如琼民源、红光实业、中航油、ST郑百文、银广夏、蓝田股份、渤海集团等事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有琼民源、银广夏、蓝田股份。这些治理比较严格、规模较大的著名企业尚且如此,其他中小企业可想而知。

从历年的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可以看出我国企业会计造假的程度相当严重。财政部对114户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和56户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了检查。经调查仍有部分企业执行《会计法》和企业会计准则不到位(例如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虚构销售收入8131万元),这些企业通过做账外账、私设小金库、编制虚假的财务报告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从现实来看,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丑闻的曝光,必然会动摇人们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会计信息造假必然会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大隐患。

三、会计信息造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会计信息造假的成本效益分析

会计造假的可能成本包括:

(1)做*账中所付出的物质耗费(几乎为零)。

(2)企业的提供虚假财务信息被曝光后会受到各种经济处罚,例如罚款、并可能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等。

(3)心理成本指责任主体担心造假被发现及受到处罚的成本。心理成本与企业管理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成正比,管理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越高,心理成本越高。当企业的财务丑闻曝光后,管理者因为担心受到法律制裁心理成本会增加。

(4)企业管理者提供虚假财务信息会面临道德风险,在相关行业的道德声誉受损。

会计造假的可能受益包括:

(1)对于企业而言,通过提供虚假的财务信息,能够获得银行信贷、偷逃国家税款、并能够使企业的股票增值等;

(2)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通过粉饰财务报表除了能得到固定工资外,还能获得额外受益,如在职消费、高额薪金、获得晋升或重用机会等;

(3)对于企业会计人员来说,因为其所处的从属地位,必然要听从管理者的命令,这样才能在保住职位、获得稳定收入的前提下,获得晋升的机会。

(4)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其获得的收益主要是能保住并招揽客户,为事务所带来收入。

当企业的造假成本高于其非法所得时,企业才会放弃这种“无效率”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虚假财务信息的产生。

2.构建会计造假的“囚徒博弈”分析模型

只要有利益,就会有博弈。基于上文的分析,可以构建以下博弈模型。

关于这个模型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两个企业都造假时的收益总和8大于都不造假时的收益总和4,原因是造假者以不正当的手段额外获取了本应属于其他人的利益,换言之就是损人利己。二是之所以造假者比不造假者获利更多,是因为在同等条件下,造假者隐瞒了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从而获得超额收益。

由模型可以看出:即使乙不作假账,甲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获得的收益也会比如实做账获得的收益大,这样,从理性经济人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看,甲乙必然都会选择做*账以获取更多收益,这就造成了大多数企业会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的结果。

财务会计信息的提供实际上是一个“囚徒困境”的问题,如果所有企业都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会达到共赢的效果。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而其他企业都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以及制度安排的前提下,依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必然会诱导企业做*账,出现劣质会计信息驱逐优质会计信息的行为。若监管部门不对这样的恶劣行为进行严格惩罚,相当于为虚假会计信息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会使会计造假行为更加有恃无恐。

当然这个模型并不十分精确,只是大概的一种设想,但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要想治理会计造假问题,就可以通过设计一种制度来使不造假者的收益大于造假者的收益,比如加大对造假者的监督和惩罚力度,对不造假者进行奖励等,虽然外界惩罚机制不会改变博弈本身的原则,却可以通过改变当事人的效用预期从而改变最终的均衡结果。

3.会计信息造假的制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具体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会计制度机制和会计职业道德机制可以有效约束会计行为,其中会计制度机制包括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会计法、税法、经济法、会计条例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也包括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相对于会计制度,会计职业道德归属于非正式的内在制度,会计职业道德是一种自律机制,能够内化到财会人员的行为意志中,成为自觉遵守的规范。从会计职业道德约束机制来看,会计信息造假作为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归咎为职业道德的缺失。目前,从对企业监管的实际效果看,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监管缺少协调机制,社会经济监督的各监管主体限于本身的职能任务,所实施的监督各有取舍,而且缺少相互之间的横向配合,不能形成一个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的整体监督体系。

四、一些关于治理会计信息造假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会计信息造假正是企业基于成本与收益对比分析后做出的选择,是财务欺诈约束制度不足的后果,那么就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着手管理:

第一,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会计理论的研究,有效界定会计信息的产权,以保证会计准则的中立性,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根据科斯第一定理可知,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稀缺有价值的资源,通过界定其产权,可以有效降低会计信息外部性造成的损失。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体现着会计信息的产权,并且因为不同会计准则会产生差异化的财务信息,企业作为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对会计信息拥有所有权,他们在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利用会计政策的灵活性以及会计舞弊等违法手段,侵占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利益,所有在制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应避免产生这种行为倾向,保持准则的中立性,听取会计准则的使用者的建议。

第二,政府要增强监管力度,以加大造假成本。目前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改制形成的,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大部分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时,被处罚对象一般都归于上市公司,很难具体到责任人,政府相关部门并不会对做*账承担完全责任。而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监管不严,缺乏透明度的弊端,例如我国《证券法》中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只是采用行政处罚,很难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会计造假被查处的可能性不大,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有限的,以至于造假的收益远远大于其成本。为此政府应加大立法、监管与处罚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同时也应建立对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会计信息造假的被追究率。

第三,企业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这样才能使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制度有一个良好的实施环境和实施机制。会计信息的人为失真的原因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一方面,企业应该健全董事会制度,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明确审计委员会对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管权限以及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决定权,减少经营者粉饰财务信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企业要完善对经营者的绩效评价指标,将公司的长远指标,如持续盈利能力作为业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之一,并注重管理者的管理风格和职业操守的培养,以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第四,加强会计队伍和审计队伍的建设,提高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素质,使会计行为的软约束制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一方面,我国会计人员素质整体不高,部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严重缺乏,当企业经营者产生对虚假财务信息的需求时,处于从属地位的会计人员很难违背经营者的意愿,这样在社会诚信环境不佳情况下,会计人员的道德内律难以抵抗会计造假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诱惑,从而违背职业道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企业的审计需求是由政府强制要求的,事务所之间为了争夺客户资源往往会开展价格战,审计质量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并且由于部分注册会计师自身业务水平不高,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得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很难做到客观公正,注册会计师审计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会计审计人员队伍的建设,对会计审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考核,强化会计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观念,通过软约束机制防止会计信息的失真。

篇12:新制度经济学与高校专业设置探讨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与高校专业设置探讨论文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问题的理论。专业设置问题的实质是通过建立某种机制,以促使高校举办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趋于一致。为达到两者利益的一致,就必须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体系。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确保高校的产权主体地位,并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对于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解决专业设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高校;专业设置

1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然而当时并没有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第一次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并且将新制度经济学和旧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如下区分:1、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经济行为;2、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以“交易”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埃格特森对新制度经济学又进一步做出了如下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模型引入经济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价格和数量两大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质量维度;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推进了古典经济学大众化的愿望[1]。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芮切特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有以下分支:(1)产权分析;(2)交易费用经济学;(3)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4)经济历史的新制度分析;(5)宪政经济学;(6)合约经济理论[1]。芮切特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已经非常成熟。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学理论引入制度领域,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我们研究高校专业设置问题,主要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合约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制度的变迁往往由交易费用引起,因此本论文主要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产权、交易费用、委托代理理论即合约经济理论的相关理论。

1.1产权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并没有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因为产权明确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对于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具有重要贡献,科斯关于产权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定义是没有意义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产权对于经济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在定义产权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德姆塞斯是对产权理论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他对产权理论的贡献主要包含以下方面:1、说明了产权对资源配置影响的内在机理,产权通过引导人们使外部性内部化来引导资源配置;2、产权的归属有两个极端,即公有制和私有制,私有制天然具有较高的效率;3、产权的界定有无限性和相对性,产权包含无限的潜能;4、产权迁移发生的原因是新产权带来的收益,大于改变旧产权所造成的损失[1]。在以上两者的论述中都谈到了产权的意义、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等,但是都没有指出产权应当配置给什么人。波斯纳指出:“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其抑制了交易,产权应当赋予最珍视它的人。”科斯强调了国家在产权界定中的优势,但是其并没有说明国家和产权界定之间的联系,诺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1、国家作为经济人,其对产权进行原始定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2、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3、国家的权利过大时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同时也有可能损害产权主体的利益。

1.2交易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来源于传统经济学理论。康芒斯将“交易”定义为和“生产”相对应的经济活动,“生产”是人与自然的活动,“交易”是人与人的活动,“生产”和“交易”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他认为交易分为平等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科斯在康芒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交易理论,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交易费用。研究交易费用的视角主要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本论文所研究的主要是微观角度的交易费用,因此我们在此也只对微观角度的交易费用进行简单的介绍。交易费用的微观层面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事前费用,主要是指交易发生之前的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的费用;二是,事后费用,即为确保交易完成所产生的费用[1]。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的变迁。诺斯认为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制度创新:(1)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2)制度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的变迁变的有利了。制度的变迁受到成本、收益、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虽然交易费用对制度的变迁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无论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都存在时滞。

1.3委托代理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因不满足于阿布德布鲁体系中的“黑箱”理论,开始研究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委托代理理论随之产生。委托代理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基础:(1)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2)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经纪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拥有较少相关信息,代理人拥有较多相关信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治理机制问题,也就是激励和约束问题。

2高校专业设置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关系的机理分析

专业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专业的发展要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专业设置的问题就是高校所设置的专业能否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也就是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代理人能否满足委托人政府要求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曾经说过:“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我们可以推断出:“专业设置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关键也在于制度因素。”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产权和交易,产权的安排对于保证公平的前提下确保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2]。

2.1专业设置与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的含义是“经济主体对财产的权利,更严格地说是一组权利,是各个相关经济主体所拥有的权利的总和”。具体到教育产权也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应当明确财产所有者的权利边界,确保财产所有者的权利的实现;第二应当明确出资者和学校法人之间的权利边界;第三教育产权的.各个权利主体是有边界的。教育作为一个准公共产品,政府和市场作为主导者时,有其边界效应。当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运营时,其有正外部性的特征,在权责不明确的情况下会产生“搭便车”等效率低下的问题。在高等教育中产权的界定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3]。众所周知,在高等教育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制度安排上,政府即是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主体。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中央-地方-高校的三级管理体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在高等教育的举办中,存在政府或公众和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决策者之间的代理-委托关系[3]。政府、公众、高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人”,都有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利益的倾向。高校作为代理人一定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不可能把保证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也就不能把保障专业设置的质量作为自己的追求。产权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产权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但产权的明确并不能确保高等教育运行的高效。因此除了明确高等教育的产权,还需要有必要的激励,必要的激励就是剩余价值的索取。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产权设计中,政府既是高等教育的所有者,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因此剩余价值所有权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部门和高校就丧失了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因为政府和高校也是“经济人”,“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高等教育举办的各个层面,各个参与主体,都存在通过某种不正当途径获取好处的欲望和动机。权利和责任需要有机统一起来,只有这样剩余价值的所有权才会对产权所有者形成反向激励。当前我国的高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政府的财政和学生收入,而政府的财政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培养层次和学生的基数,也就是说学生的基数决定了高校的收入。在这种拨款模式下人才培养的质量,专业设置的质量不会影响到高校主体的收入,也不会影响到委托代理关系末端教师的收入。而高校作为办学主体,并没有产权或是剩余价值索取权,这种权利的缺失又导致了责任的缺失。

2.2专业设置与交易成本

专业设置问题的实质就是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就是改变当前的高校专业设置的动机,其实质是促进新的专业设置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诱导因素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节约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率,也就是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一种收益低的制度的替代。这种制度的变迁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导性变迁都涉及到旧制度的去除和新制度的维护,无论是旧制度的去除还是新制度的维护,都要确保代理费用或交易成本的降低,并形成有效的激励,使代理人享受到交易费用降低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要确保高校提高专业设置的质量,就必须降低交易费用,并使高校主体享受到其带来的剩余价值。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三种:(1)买卖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学生购买高等教育服务;(2)管理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的管理;(3)限额的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政府组织。在教育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包含:(1)信息搜集的费用,即教育产品的消费者为了搜寻和教育有关的特性所花费的成本;(2)签订契约、谈判、规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费用;(3)履行契约和收回教育成本的费用;(4)排他的费用,即防止其他不付费者享有教育的费用;(5)监督契约履行的费用;(6)避免违约的费用。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或家长和高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学生和家长难以对高校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当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代理人作为信息的拥有方为牟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必然会使委托人的利益受损使代理的质量持续下降。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缺少必要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导致我国的高校质量参数没有准确的获取渠道,以致个别低质量的培养单位滥竽充数。因此在合理的产权安排下,高校能够获取剩余价值,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专业设置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价值。

3影响高校专业设置的相关因素及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3.1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

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由于教育具有经济的属性,因此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教育的功能包含人本发展功能和社会功能,因此教育体制又能够反作用于经济体制。无论是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的影响,还是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的影响,两者之间必然有一个中介,二两者之间的中介就是教育资源[4]。教育资源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资源,它从属与社会资源,其配置方式必然会受到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影响。然而教育资源又不同于其它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教育不仅仅有社会化的功能,还有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因此在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其母体制即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还应当尊重教育本身的运行规律[4]。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主要追求的是办学规模,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办学规模的急速扩张和经费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在这一时期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一、多渠道筹集资金;二、努力挖掘高校的办学潜力,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在这一时期的教育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问题,其实质是高校的办学效率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运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得出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影响生均成本和高校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我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和这一理论密切相关。上述理论的实质是运用经济学的规律来解决教育问题,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综合+专项”的基本拨款模型。这一拨款制度不仅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宏观影响,对高等教育的微观影响也已经深入骨髓。在这一拨款模式和高校资源来源渠道的影响下,生源量成为影响高校资源获取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因此导致了学校的盲目扩招和师生比例失调等问题。高校扩招的过程,实质上是用经济的规律来指导教育发展的过程。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子领域,其不仅要尊重其母系统的运行规律,其还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违背其自身运行规律必然会导致问题的产生。资源配置是连接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桥梁,因此,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实质是:“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用怎样的方式和模式将资源配置给代理人的问题。

3.2高校专业管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高校产权问题

首先我们假设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是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高校具有真正独立的法人地位的,这种真正的法人地位,确保高校拥有高校自身的部分产权,这一部分产权可能包含了人事权、专业设置权、财权等。产权的拥有者是具有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的,而剩余价值是建立在所获资源的基础之上。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念下,资源的获取量是建立在委托人对代理人成果评价的基础上。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存在专业的设置没有充分的考证、不充分考虑自身条件、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决定了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评价,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下,我国大部分高校作为独立产权主体或是代理人是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教育资源的,更不可能取得剩余价值的。因此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假设下的高校,其作为经济人是不可能忽视自身的经济因素,而忽视专业设置的合理性。政府在高等教育举办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充当了主要委托人的角色。与其他“委托-代理”关系并无区别,作为代理人的高校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多,而作为主要委托人的政府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少,因此在我国用专业目录来约束高校的办学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在合理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第三方评价以及由评价决定的资源配置水平,才是约束代理人的主要力量。制定专业目录的管理方式,虽然某种意义上推动了高校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却约束了高校的专业设置广度。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在现今高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影响下,高校为了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或是拨款,他们在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中,有强烈的违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委托人意愿的倾向。因此高校专业管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高校产权问题。

3.3学生或是家长的选择是高校专业设置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学生或是家长选择高校或是专业的过程中,信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信息的获取难度也决定了高等教育举办的交易费用。在高等教育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学生或是家长是最终委托人,委托人往往是信息掌握的较少者。学生或是家长往往只能通过高考志愿书、学校网站、亲朋好友的介绍等有限的渠道来了解高校或是专业,这种信息的取得方式比较容易导致选择的盲目性,如果学生或是家长想要取得更多的信息,做出更准确的决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追求就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委托代理效率,促进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意愿一致,在信息获取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很难解决提高委托代理效率等问题。学生或是家长不仅是最终委托人,还是教育资源的需求方,也是信息获取的较少方,因此为促进高校专业设置和学生或家长选择的一致性,信息的交流就十分必要,而信息交流的基本条件就是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5]。

参考文献:

[1]谢作诗,杨克瑞.教育制度经济学刍议[J].教育与经济,,(01):18-22.

[2]海因兹-迪特迈尔,布莱恩罗万.教育中的新制度主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01):15-25.

[3]王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在中国的应用[J].财贸经济,2007,(08):54-61.

[4]范先佐.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5]罗燕.大学排名:一种高等教育市场指引制度的构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分析[J].江苏高教,,(02):14-17.

篇13:发展经济学论文写作专区

发展经济学论文写作专区

个体私营经济具有产权明晰、风险自担、运转灵活、介入市场能力强等特点。它已从拾遗补缺的地位走向经济改革的新潮头,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长期形成“左”的思想观念,仍影响其健康发展。为使个体私营经济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我们作为职能部门必须深化对个体私营经济地位、作用的再认识,积极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发展踩点擂鼓,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

一、必须重新认识个体私营经济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要在认识领域进一步弄清个体私营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正道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市通过“苏南模式”和“浙南模式”的交锋,人们对个体私营经济在观念上有新的转变。现在的理论和政策,是承认个体私营经济从属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但因“左”的影响较深,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歧视”倾向,并在实践活动中,口头上讲的是支持,脑子里想的和实际做的是老的一套,所以迫切需要对这个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展开。

评判这个是非问题,指导思想要抛弃所有制方面“唯成份论”有色眼镜,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繁荣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联系实际,看一看个体私营经济在发展经济中的能量。如某市农村地盘大,“七山一水一二分田”,劳力及资源丰富,而产出效益不高,加工转化能力不强,基本没有越出传统农业的雷池,升华农业基础。要使传统农业导向现代农业,用科技装备农业,用工业改造农民,就必须实行放开政策,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近年来,某市个体私营经济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目标的确立,除了在量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外,在质上也有了极大的飞跃。不少个体私营经济正在由小生产到大生产、由家庭式管理到企业化管理、由分散单干到联合发展的方向转变.涌现了一批上规模、上档次、经营好、贡献大的“龙头”企业.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一片区域产业群体和块状经济。实践证明,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标志是这种所有制是否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不一定是好事。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允许个体、小私营的存在和补充,提倡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承认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差别,什么时候经济发展就快,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也快。

二、必须重新理顺制约个体私营经济再发展的新情况

随着新税制的实施,对个体私营经济上水平、再发展带来不少新情况和新难题。一是税收的负担。新税制中的《企业所得税条例》规定,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一律趋同。而目前现实,个体私营经济实际获利能力还不及公有制企业。其外因在于竞争环境不够公平,如个体私营经济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在经济活动中所享受的法律保护和行政保护也较差;其内因在于整体素质还不够高。所以,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对个体私营经济更多的是一种挑战。二是新税制规定小规模企业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上与一般纳税人待遇不一,因而使小规模企业既要实行全额定率征税,购进原辅材料又不能抵扣,加重税负,还影响产品销路,因销售方进项税金只能按6%抵扣,企业营销只能在小规模经营者之间进行,销售市场渠道势必受阻。三是新税制中《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区分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主要标准,看企业财务核算是否健全,如不健全,企业的年销售额即使在规定限额以上,也不能享有实际规定标准的税款抵扣权。而我市恰普遍存在财务管理不够健全的问题。个别企业甚至根本不进行财务核算,这种近乎原始的财务管理办法,严重制约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四是个体私营者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市场信息不灵,技术落后,有的在价值规律驱动下,勿视产品质量,影响整体形象和声誉;有的存在小富即安,跳不出家庭作坊的圈子,不愿搞投人、搞技改,生产设备陈旧,产品档次低下,由于缺乏大目标、大方略、缺乏联合,单体规模较小,潮起潮落现象难以避免。五是政策措施不配套不落实的弊端依然存在。六是在计划经济运作下,财税干部形成的一整套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行为准则根深蒂固,在市场经济面前仍然跳不出就税收论税收的思维惯势,因此整体业务素质与新形势、新要求还不相适应。凡此种种原因,使我市个体私营经济仍然处在发育、发展的初始阶段。

三、必须重新调整激励个体私营经济再发展的动作

1.创造一个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再发展的宽松环境。

在新形势下,财税部门要筑巢引凤,吸引、鼓励更多的人经商办企业。一要用足用好用活现有的`税收政策。对各种经济成分做到统一税制、统一政策,形成“一个声音”。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税前列支项目比照公有企业的有关规定执行;职工工资、购买专利、技术转让等费用,允许列入成本。二要闯出信贷“禁区”,破除信贷唯成分论,敢于向个体私营经济亮出“绿灯”,将财政周转资金适当向产品新、效益好、有发展前途的个体私营经济倾斜。三要妥善处理好老税制过渡时期存在的问题。四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有一席之地,适当放宽认定标准。对财务制度健全的个体私营经济,年销售额虽未达到100万元(商业180万元)标准,也视作标准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鼓励组建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个体私营“联合舰队”。

我市个体私营经济已进入新的飞跃发犀的临阶段。为尽快与新税制接轨,必须促使个体私营经济走经济集约化之路;及时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按照市场需要,根据效益第一的原则,调整现有的各项生产要素,以综合优势增强其竞争力。

3.转换职能,变单纯收税为服务指导型收税。

我们财税机关肩负着国家组织财政收入,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和监控的任务。如何把税收三职能融汇到“服务”这个大职能上来,就要树立“小政府、大服务”运行机制,做到“情”在税中,“勤”在脚下,面向企业,立足服务企业。一要运用财税部门懂管理、会核算、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的优势,广泛为企业促产服务,有效地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逐步走上“经济增长—税收增长—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轨道。二要积极帮助个体私营经济尽快建帐建证,做到建帐一户,认定一户,把原来定期认定改为随时认定。并结合新会计制度的实施,将个体私营企业的财会人员纳入培训范围。三要把个体私营经济逐步引向组建企业集团或股份制企业,以形成一定规模,在质量上促使其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化,增加科技含量,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使品种多样化、规模系列化、产品高档化。四要帮助小规模纳税人因开票抵扣率偏低而影响产品销售的困难。如从事批发和生产业务,目前财务核算尚不健全的小企业,只要一向能认真履行纳税义务的,可暂由税务所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方便群众,在产业密集地区,也可采取以村为单位组建龙头实体,采取“集中开票、各自缴税、分散销售”的管理网络。

4.以分税制为契机,调动地方各级政府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积极性。

实行分税制旨在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逐步摆脱财政困难,提高财政自身能力。所以财税部门要配合地方政府抓好以下环节:一是分税制将地方所得税留给地方,目的就是要促使地方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强化效益观念,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走效益型的经济发展路子。

二是分税制将营业税作为地方固定收入,地方就要发挥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重点放在旅馆、房地产、商业等行业上来。三是分税制后,农村税收主要增长点在农业特产税。目前农林特产税源分散、商品率低,各级财政要注重加大对农业特产资源的开发投入,提高农副产品商品率和增值率,增加农业特产税收入。四是要发展其管理也必须发展。对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工作必须有符合国家规范的管理和手段。对零散的税收要堵漏增收,较稳定的税源要注意培养一批“摇钱树”。使个体私营经济的税收收入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五是抓好以商生财。把发展大流通、建设大市场作为重要的财源来抓,达到建一处市场,增一方财源。

篇14:我国资源外向型战略发展机遇分析经济学论文

我国资源外向型战略发展机遇分析经济学论文

[摘要]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矿产资源需求减少,促使国际资源价格走低。美元贬值趋势改变的预期将直接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国际矿产资源价格走低。国际矿产资源价格走低,为我国资源外向型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难得发展机遇。

[关键词]资源 战略 价格

长达十年的美元贬值道路有可能在近期触底,从而走出美元反转走势,这样就为我国的资源外向型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发展机遇。

1.决定国际矿产资源价格的主要因素

决定国际矿产资源价格主要因素有两个:国家间资源供求关系因素和资源计价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因素。

资源供求关系因素是指:在自由市场中,一方面,随着对资源需求量的增加,资源价格会逐步走高。反之,其价格逐步走低。随着对资源需求量的减少,资源价格会逐步走低。反之,其价格逐步走高。另一方面,随着资源价格上升,资源需求量会逐步减少,会随着价格下降而增加。随着资源价格的上升,资源供给量会逐步增加,会随着价格下降而减少。根据以上两面的机制,在自由市场上,由于资源价格要变动到其均衡水平,所以过剩和短缺都是暂时的。供求定律是任何一种物品价格的调整都会使该物品的供给与需求达到新的平衡。而影响需求和供给变化的因素往往很多很复杂。

资源计价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因素:在自由市场中,一方面,资源计价货币如果对其他货币出现贬值,那么,以此计价的资源价格会逐步上升,反之,以此计价的资源价格会逐步降低。另一方面,随着资源价格的.逐步上升,对资源需求量会下降,资源需求量下降又会使资源价格走低,资源价格走低,反映到资源计价货币上,说明此货币会逐步走强,反之,资源价格走高,资源计价货币走弱。因此,在自由市场中,资源计价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也会在动态中寻求平衡,影响汇率走势的因素也是很多很复杂的。

2.国际资源价格走势分析

进入本世纪以来,全球矿产资源类产品价格出现了强劲上涨,呈现出长达近的商品牛市行情。国际市场中铁矿石、石油、煤炭、铜等资源价格普遍比上涨了3倍之多,其根本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资源供求因素,譬如,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对资源的大量需求;二是资源计价货币美元的持续贬值。还有建立在以上两个因素之上的国际投资资本的推波助澜等非根本因素。

今后的国际矿产资源价格走势还将取决于上述根本因素的变化趋势。如果支持资源价格上涨的因素继续存在,资源价格的趋势将保持不变;如果支持资源价格上涨因素逐步改变,那么资源价格的趋势将会发生改变。目前,将促使矿产资源价格行情出现深幅调整的有以下因素。

1.世界经济增长同步进入调整期。从下半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效应向全球扩散,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长低于3%,进入衰退的几率为25%。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导致其消费不振,使得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对矿产资源需求巨大的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逐步下滑,将导致国际矿产资源价格下跌。另外,人民币持续坚挺,消弱了以出口贸易为主的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由此放缓中国经济增长,导致对矿产资源需求量减少,也将使国际资源价格下跌。

2.矿产资源需求量巨大的中国开始着手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中国对矿产资源一直实行价格管制,使得矿产资源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随着中国对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矿产资源价格将逐步反映出资矿产源稀缺程度和环境稀缺程,那么,中国资源价格将会稳步上升,直接导致中国国内资源需求量降低,将促使国际资源价格走低。

3.美国次贷危机向第二轮深层次蔓延,预示美元贬值触底为时不远。在近一年内,美元贬值将出现见底行情,从而导致美元出现升值预期,将进一步导致以美元计价的矿产资源价格出现直接下跌。随着美元出现升值预期,国际投机资金投资方向转变,会加剧国际矿产资源价格的下跌幅度,国际矿产资源价格泡沫的破灭也将随之而来。

由此可见,目前支持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强劲上涨10年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短时间内有朝着相反方向变化的趋势。而目前国际矿产资源价格有可能正在筑顶,如果以上三个方面因素的变化出现实质转向,矿产资源价格筑顶成功,必然会出现国际矿产资源价格行情的深幅调整局面。

3.我国资源外向型战略发展机遇及采取措施

我国资源外向型战略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在贸易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全球资源要素为自身经济发展提供资源要素保证;二是资源产业要积极走出去,从根本上确保国外资源的供给。

通过上面的分析,国际矿产资源价格行情趋势在短时间内出现逆转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就是说,国际资源价格将结束10年的牛市,进入调整,这就为我国实施资源外向型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机遇。另外,人民币持续坚挺,也为我国实施资源外向型战略提供了内部动力。为了抓住资源外向型战略发展的机遇,需要我国提前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资源产业市场化改革步伐,建立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稀缺的国内资源价格形成机,为实现资源外向型战略提供强大的市场动力。

2.完善资源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体系,为实现资源外向型战略的资源企业提供良好法规环境。

3.加强政府间的国际合作,为实现资源外向型战略的资源企业跨国运营提供政治保障。

篇15:化学工业循环经济模式发展探讨经济学论文

化学工业循环经济模式发展探讨经济学论文

摘要:从循环经济理论和化工循环经济理论的回顾中可知,化工产业和循环经济的结合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化工循环经济按照企业地位、循环范围、循环程度和产业聚集类型等可分为不同的循环经济模式,这对我国化工循环经济发展的启示是:建设大型化工园区、融合化工产业与其他产业和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化学工业;循环经济;模式

一、理论回顾

(一)循环经济理论

循环经济的理论渊源。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llding)从系统理论角度认识人类经济活动,在鲍尔丁的著作中,他首次将生态经济学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强调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互动影响的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该理论为循环经济的物质流动循环、代际传承、资源配置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并通过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对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和图奈在著作《自然资源的环境经济学》中论述了循环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和谐统一。环境经济学使用外部效应理论阐述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会产生边际损害,这些边际损害无法在市场机制下自动被企业或个人纳入成本预算中,市场主体的活动看似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实则是忽略了社会成本,破坏了自然资源。20世纪90年代,循环经济被引入中国,许多文献也随即出现,如季昆森《循环经济原理与应用》、谭根林《循环经济学原理》、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我国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发展伊始,由于生产力落后,国家的发展目标以GDP的增速为标准。随着GDP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问题突显,国家逐渐开始关注经济结构的调节。如今中国已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但付出的环境和资源代价过大,于是,国家将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发展目标,循环经济作为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经济形态被引入中国。

(二)化工循环经济理论

关于化工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将循环理论与化工产业结合的过程,因为化工产业更容易产生污染和浪费,所以循环经济在化工产业的应用会突显自身价值,因此,化工循环经济研究文献大都集中在循环经济在化工产业某个领域的微观应用。

首先,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工具在化工产业的应用。Bakshi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多角度多层面的复杂问题。

在化工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过程系统工程由于其大系统视角和多学科特性,成为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最佳手段。产业生态学的出现促进了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并且生命周期评价、环境设计、清洁生产审核等各种工业生态学工具在化工行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得到应用。

其次,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和生态工业园的设计和构造研究。钱柏青研究并设计了矿产资源共生、伴生硫、铁元素的综合利用及产品深加工的化工行业循环经济体系。潘汉泽分析了化工企业与循环经济的关系,并提出化工企业中安全隐患大、易污染环境、质量难以控制、消耗高等问题成为化工企业循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张娟认为运用循环经济思想改造现有化工园区、规划未来化工园区是我国化工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化工循环经济模式分类

(一)按企业地位划分

按照企业在循环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划分,循环经济模式可分为依托型共生网络模式、平等型共生网络模式、嵌套型共生网络模式和虚拟型共生网络模式。依托型共生网络模式指依靠一个或者几个大型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构建的循环经济体,因大型企业占据主导,循环网络容易生成,但对大型企业依赖过大,风险相应也增加;平等型共生网络模式指各企业在循环经济体内地位平等,市场地位相当,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网络结构灵活,抗风险能力略差;嵌套型共生网络模式指大型企业形成主干网络,中小型企业组成子网络,主干网络和子网络之间共生,因其复杂的网络关系,使循环网络构建起来困难,但稳定性强;虚拟型共生网络模式指企业在地理上不相邻,但属于同一个循环经济体系,因其距离因素导致运输成本较高,但在循环网络初建时可节省搬迁成本[1]。

(二)按循环范围划分

按循环范围划分,一般将循环经济分为三类。

一是企业层面循环。杜邦公司将3R原则创造性地与化工产业结合,开创了“3R制造法”,企业通过放弃有害化学原料的使用、减少化学原料使用量和回收某些化工废料,至1994年,杜邦空气污染减少70%,废料排放减少30%;二是区域层面循环。区域层面循环以生态产业链或者生态工业园区的形式出现。典型代表是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生产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三是社会层面循环。社会层面循环模式主要体现在消费品的回收利用和由国家推动的循环发展模式。德国为回收再利用体系(DSD),由专门组织回收处理包装废弃物的非盈利社会中介组织(DSD),将企业组织成为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处理。日本为循环型社会模式,由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法律体系。

(三)按循环程度划分

按循环程度划分,化工循环经济可以分为清洁生产模式、生态工业园模式和绿色管理模式。

清洁生产模式是最原始的循环经济模式,其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尽量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干扰,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污染物排放,回收废弃物再利用,实现能源的低消耗和物质循环利用。

清洁生产模式强调的是清洁二字,目标是减少对生态的污染;生态工业园模式将循环经济的重点转到能源的循环利用上来,通过企业之间的物质循环,使企业减少污染排放的同时,大大降低资源的损耗,提高生产效益;绿色管理模式是基于循环经济之上,在企业各环节将生态环保融入到经营管理中,以追求人类生态环境的彻底改善和企业闭合循环体系为最终目的。该模式将企业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力争人类、企业、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

(四)按照产业聚集类型划分

按照产业聚集类型,化工循环经济可分为单一主导产业循环经济和多元产业循环经济。单一主导产业循环经济指在化工循环经济体系中,以化工产业为主导,缺少其他产业的匹配或者其他产业比重较小。在化工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化工产业链的延伸,其上下游化工企业会逐渐聚拢在核心企业四周,核心企业与边缘企业共同组建成化工产业经济。这种模式形成的过程可以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主形成,也可以按照行政规划等预先设计和建设;多元产业循环经济是指在化工产品逐渐走向多元化,其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逐渐与其他产业交叉和融合,如化工产业与煤、电、铝、焦化、冶金、机械加工等产业形成产业融合,共同形成多产业并举的循环经济体系。单一化工主导循环经济最终会演变成多元产业共同发展的新型循环经济体系[3]。

三、化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启示

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循环经济实施的背景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区别:发达国家在逐步解决了工业污染和部分生活污染后,由后工业化或消费型社会结构引起的大量废弃物逐渐成为其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以提高生态效率和废弃物再利用的“3R”原则为核心的循环经济理念与实践。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投资率高,原材料工业增长速度快,特别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资源浪费大,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高,因而必须注意两端:一方面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出发,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在减少资源消耗的同时,相应地削减废弃物的产生量。我国的'循环经济是产业生态化与污染治理产业化的有机统一,是一种从较低发展阶段来寻求综合性和根本性的战略措施解决复杂生态环境问题的循环经济。所以,在循环经济的具体发展模式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关注点上有很大的不同。

(一)大型化工园区的建设

化工循环经济发展的最优模式在于构建大型的化工循环经济园区。这在化工循环经济具体的生产和运作、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废料的利用和处理等方面拥有规模优势和地理优势。循环经济园区按照创立方式可分为新建化工循环经济体系和改造原有化工循环体系。新建化工循环经济体系通常指行政规划部门按照城市建设布局和经济发展规划,在某块区域内单独规划出一片土地用于构建化工循环经济园区。新建化工循环经济园将按照事先设计图纸,明确每个企业之间的原料和废料的循环利用关系,所有企业进驻园区,形成闭合的循环路径;改造原有化工园区,使之符合循环经济的运作原理。许多老旧的化工园区在发展之初并没有实施循环经济的思路,企业之间按照产业集聚在一起,其原料和废料的采购和利用效率低下,无法达到再循环、再利用、减量化的三原则。传统老化工基地应按照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探寻解决方案。事实上,因为涉及到企业搬迁和改造等众多环节,老化工基地的改造成本和难度可能要高于新建化工循环经济园区[4]。

(二)化工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

20世纪90年代,产业融合的理论开始产生。

对于产业融合的认知,学者并不统一。植草益认为,产业融合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垒,加强各行业企业的竞争合作关系。

胡汉辉、邢华将产业融合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产业渗透,指的是发生在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产业边界处的产业融合;二是产业交叉,是指通过产业间的功能互补和延伸实现产业融合,往往发生在高技术产业的产业链自然延伸的部分;三是产业重组,主要发生在其有紧密联系的产业之间,这些产业往往是某一大类产业内部的子产业。每个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对产业融合的判断,有的学者把产业融合和循环经济混为一谈,认为二者是一样的。其实,循环经济是各产业、各企业利用自己的直接或间接产品形成一个产业链的循环,从而减少污染,增加资源的利用能力。而产业融合包括了循环经济的范畴,但不仅仅局限在循环这一层次,还包括创造新的产业,企业重组,产业重组等更深层次的范畴,可以说产业融合是循环经济的更高水平。将产业融合与化工产业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化工产业的发展,对推动整个地区发展意义重大。

(三)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

化工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目前来看,其主要的动因不是来自企业内部,而是企业的外部。

当社会中的其他市场主体无法形成对化工循环经济的推动力时,政府无疑要担负起这一责任。首先,政府要从政策法规上将企业的环境成本纳入到企业生产成本中。如果企业选择购买环保设备和循环工艺改造所花费的成本大于企业排污所付出的成本,企业就会失去加入循环经济体系的动力,政府应通过提高污染处罚力度,加强环境监测等手段,强迫企业进入化工循环经济体系中。其次,通过政府宣传、模范企业的示范等,大力提倡企业社会责任,增强企业公民意识,将企业、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融入企业生产环节,使企业承担起环境优化的责任,推动化工循环经济的发展。再次,政府应在化工园区的建设和改造、园区公共设施的提供、产业园循环经济衔接平台搭建、税收减免等方面为化工循环经济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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