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税体制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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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我国财税体制创新研究
我国财税体制创新研究
关键词：财政收支体系;财税制度;税收体系;网络贸易税收
论文摘要：我国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对科研开发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实行税收政策倾斜，对新经济给予税收支持，以适应和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
1 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实施税费改革，增加财政收入。在我国现行财政收入体制中，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同时并存。据统计，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比例约为3∶2.按照这一比例推算，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约为17000亿元，这一巨大的数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冲击税基，减少财政收入，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收费收入缺乏约束，导致****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我国政府应及时清理整顿各部门、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预算外收费项目，统一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坚决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纳入税收管理，归入现行税种或重新设计税种。
增加政府对科研开发的投入。目前，我国R&D费用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力度。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需从两方面着手：增加预算内投入。在财政预算上，打破基数法，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增加预算内投入;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科技开发，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下，使预算内科技投入增长速度超过GNP增长速度;合理利用预算外资金。把财政部门管理的小型技改贷款、文教卫行政周转金、工交商贸企业周转金、支农周转金等各项周转金，向科技开发倾斜，保证技术改造资金需要。
建立政府补贴基金。美、英、法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建立了政府补贴基金，其用途主要有两个：对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补助，分担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对风险投资企业亏损提供亏损补贴。在这里，政府补贴不是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是对风险投资基金进行补贴，以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应从财政支出中单独划出一项政府补贴基金，专门用于风险投资补助，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建立国家采购政策。利用国内市场，扶持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是美、英、法等国惯用的做法。其原因在于政府公共采购规模是巨大的，其需求量足以刺激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开发。为了保护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政府采购的名单和办法。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把国家采购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制度化、经常化的政策。同时，还需要规定对违反国家采购政策责任人的处罚条例。
2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制度创新
国外企业界认为，R&D经费占销售收入1%以下的企业难以生存，达到5%以上才有竞争力。鉴于我国企业投入R&D经费比例较小，并呈下降趋势，我国政府应积极制定有关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加大R&D投入的力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财政支持。在计划经济时期，部分企业由于政策性经营所承担的债务，国家财政应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逐步解决。同时，政府应开辟多种融资、投资渠道，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加大对进行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建立一套以企业投入为基础、技术创新基金为补充、银行贷款为保证的技术创新融资机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税收扶持。可以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将税收作为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手段，通过制定形式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负，提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将企业引进和应用高新技术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所得税抵免;对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允许企业对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企业为提升技术水平而产生的R&D费用，按照10%的比例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准予所得税税前抵扣;对企业外购无形资产按一定的比例予以减税，并可按受益年限折旧，加快无形资产周转速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对企业技术转让所得、技术服务报酬，可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和所得税，提高企业、科研单位科技开发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允许企业税前按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基金，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3 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财税制度创新
增加财政投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我国政府必须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及时调整财政政策，加大人力资本财政投资力度，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制定财税政策，促进民间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本。鼓励单位或个人对教育捐赠，在所得税前作较大比例的扣除;对家庭支付的子女教育费用准许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扣除，鼓励增加教育支出;对企业为提升员工技能水平的投入，允许企业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开征教育税，确保对教育的稳定支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个人和企业都是收益者，政府应该以税收形式征集，然后以财政支出形式投入。应适时将目前的教育费附加改为征收教育税，确保国家财政对教育的稳定投入。
制定激励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人才的工薪收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适当提高扣除额;对高科技人才在转让其成果或提供科技咨询、培训服务时的所得，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对高科技人才获得国家、部门或企业的`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
4 完善环境税收体系，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破坏也逐渐加大，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应及时采取对策，建立一系列保护环境的生态税收体系，以税收的刚性来维持知识经济的持续性发展：(1)改排污收费为征税。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由于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根本达不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必须改排污费为环境保护税，将排放、遗弃污染物或制造其他社会公害的企业和个人列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在税率设计上，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浓度及污染物对环境的破坏度来确定差别税率。如果排放量不易确定，则按照企业的产量或者某种关键生产要素的消耗量来确定。在设计税率时要体现效率与公平，鼓励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对排污水平低于国家排放标准的企业可实施环保退税。在税收征管上，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提高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同时保证中央政府对全国环保治理的需要。(2)扩大现有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我国现行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征税范围过窄，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的现实极不相称。可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林业保护管理费、林地补偿费等并入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3)在税收优惠上向环保型的企业倾斜，特别是要对生产环境保护产品的环保工业及提供环境保护技术服务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篇2：我国财税体制创新研究的论文
我国财税体制创新研究的论文
1 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实施税费改革，增加财政收入。在我国现行财政收入体制中，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同时并存。据统计，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比例约为3∶2.按照这一比例推算，我国19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约为17000亿元，这一巨大的数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冲击税基，减少财政收入，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收费收入缺乏约束，导致****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我国政府应及时清理整顿各部门、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预算外收费项目，统一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坚决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纳入税收管理，归入现行税种或重新设计税种。
增加政府对科研开发的投入。目前，我国R&D费用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力度。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需从两方面着手:增加预算内投入。在财政预算上，打破基数法，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增加预算内投入;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科技开发，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下，使预算内科技投入增长速度超过GNP增长速度;合理利用预算外资金。把财政部门管理的小型技改贷款、文教卫行政周转金、工交商贸企业周转金、支农周转金等各项周转金，向科技开发倾斜，保证技术改造资金需要。
建立政府补贴基金。美、英、法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建立了政府补贴基金，其用途主要有两个:对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补助，分担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对风险投资企业亏损提供亏损补贴。在这里，政府补贴不是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是对风险投资基金进行补贴，以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应从财政支出中单独划出一项政府补贴基金，专门用于风险投资补助，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建立国家采购政策。利用国内市场，扶持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是美、英、法等国惯用的做法。其原因在于政府公共采购规模是巨大的，其需求量足以刺激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开发。为了保护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政府采购的名单和办法。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把国家采购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制度化、经常化的政策。同时，还需要规定对违反国家采购政策责任人的处罚条例。
2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制度创新
国外企业界认为，R&D经费占销售收入1%以下的企业难以生存，达到5%以上才有竞争力。鉴于我国企业投入R&D经费比例较小，并呈下降趋势，我国政府应积极制定有关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加大R&D投入的力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财政支持。在计划经济时期，部分企业由于政策性经营所承担的债务，国家财政应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逐步解决。同时，政府应开辟多种融资、投资渠道，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加大对进行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建立一套以企业投入为基础、技术创新基金为补充、银行贷款为保证的技术创新融资机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税收扶持。可以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将税收作为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手段，通过制定形式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负，提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将企业引进和应用高新技术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所得税抵免;对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允许企业对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企业为提升技术水平而产生的R&D费用，按照10%的比例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准予所得税税前抵扣;对企业外购无形资产按一定的比例予以减税，并可按受益年限折旧，加快无形资产周转速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对企业技术转让所得、技术服务报酬，可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和所得税，提高企业、科研单位科技开发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允许企业税前按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基金，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3 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财税制度创新
增加财政投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我国政府必须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及时调整财政政策，加大人力资本财政投资力度，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制定财税政策，促进民间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本。鼓励单位或个人对教育捐赠，在所得税前作较大比例的扣除;对家庭支付的子女教育费用准许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扣除，鼓励增加教育支出;对企业为提升员工技能水平的投入，允许企业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开征教育税，确保对教育的稳定支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个人和企业都是收益者，政府应该以税收形式征集，然后以财政支出形式投入。应适时将目前的教育费附加改为征收教育税，确保国家:请记住我站域名财政对教育的稳定投入。
制定激励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人才的'工薪收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适当提高扣除额;对高科技人才在转让其成果或提供科技咨询、培训服务时的所得，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对高科技人才获得国家、部门或企业的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
4 完善环境税收体系，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破坏也逐渐加大，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应及时采取对策，建立一系列保护环境的生态税收体系，以税收的刚性来维持知识经济的持续性发展:(1)改排污收费为征税。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由于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根本达不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必须改排污费为环境保护税，将排放、遗弃污染物或制造其他社会公害的企业和个人列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在税率设计上，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浓度及污染物对环境的破坏度来确定差别税率。如果排放量不易确定，则按照企业的产量或者某种关键生产要素的消耗量来确定。在设计税率时要体现效率与公平，鼓励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对排污水平低于国家排放标准的企业可实施环保退税。在税收征管上，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提高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同时保证中央政府对全国环保治理的需要。(2)扩大现有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我国现行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征税范围过窄，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的现实极不相称。可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林业保护管理费、林地补偿费等并入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3)在税收优惠上向环保型的企业倾斜，特别是要对生产环境保护产品的环保工业及提供环境保护技术服务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5 制定网络贸易税收政策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电子商务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有企业或迟或早终究会主动融入或被动卷入其中，我国政府应该根据形势的发展，站在战略的高度，引导企业将目光投向电子商务。我们不妨借鉴美国的做法--对网上交易实行零税率，通过一系列的网络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向电子商务方向发展，并适时制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税收政策，保护和促进我国企业的发展，以免将来处于被动调整的尴尬境地。
篇3：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问题的探讨
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问题的探讨
本文对我国当前的财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指出当前财税体制存在的三方面的主要问题,并在财政和税收两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正确解决当前财税体制的问题,积极合理的.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必须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作 者：刘鑫 卢涛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刊 名：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HA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CADRE'S COLLEGE 年，卷(期)： “”(z1) 分类号：F812.2 关键词：财政 税收 体制篇4：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探讨
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探讨
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探讨俞云鹤
201*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明确规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和“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何贯彻《决定》的重大原则和创新精神，在《电信法》立法过程中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是值得立法机关、主管部门和电信业内外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
为了探讨如何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以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
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是伴随着电信业的发展和改革而逐步进展的。根据电信监管主体和制度的不同变化，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改革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前，国家通过邮电部对全国的邮政和电信实施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邮政和电信实施管理，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级管理体制。这一阶段，我国电信管理体制的特点是管理机构“政企合一”，各级邮电管理局既实施行政管理，又经营邮电业务。因此可以说，当时在我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电信监管体制。
第二阶段，19，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撤销邮电部、电子工业部，组建成立信息产业部。，《电信条例》发布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相继成立，在信息产业部的领导下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管职能。在这种垂直集中统一的电信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与通信管理局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各地通信管理局更类似于信息产业部的派出机构。这一阶段，电信监管机构已基本实现“政企分离”，我国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电信监管体制。
第三阶段，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订了议定书和有关法律文件，其中包括承诺开放电信服务业的文件。为适应这一改革开放形势，我国在加大电信改革的同时，加快了《电信法》的立法进程。目前，《电信法》草案正在国务院进行审议，看来今年年底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已不可能。这一阶段尚未完结，电信监管机制在这个阶段中将依照《电信法》予以重构和创新。目前各方面对于《电信法》草案，仍然有许多不同意见。我国究竟应当设定什么样的电信监管体制，也尚未定论。
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的几点弊端
电信监管体制是《电信法》立法的关键问题。《电信法》历次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是一种比现行体制更加强调集中统一的体制。
目前正在国务院审议的《电信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
“国务院电信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电信监管机构）依法对全国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
电信监管机构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派出机构，派出机构依照电信监管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根据《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原则重新审视《电信法》草案，发现《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是比较明显的。
（一）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目前，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7亿，居世界第一；互联网上网人数超过一亿，居世界第二；电信业已成为我国的支持产业之一。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电信和信息服务市场，在现行垂直单一的电信监管体制下，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十分困难。由于信息产业部在各地设立的通信管理局和地方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一地并存，通信管理局又不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因此在各地电信监管上存在着机构重叠、力量分散、妨碍服务、影响效能的体制性弊端。据了解，电信监管机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各个省级通信管理局的人员通常不到20人，加上信息产业部分管电信的人员，全国从事电信监管工作的人员仅仅数百人，根本无力对我国庞大的电信市场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管。然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试图坚持并进一步强化这种垂直单一的电信监管体制，将几十项监管任务都法定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一家承担，使体制性弊端更加突出。以行政复议为例，不采用条块给合、分级管理的体制来做到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疏导压力，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就没有法律依据来分工处理电信领域的争议和纠纷，造成所有案件都要到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去处理的局面，必然形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监管困境，与《决定》提出的以人为本原则不相符合，最终导致无法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电信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飞速发展，广大电信用户对电信服务质量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加强电信监管力度，提高电信服务水平，构建与广大用户的和谐关系，已成为电信监管机构和电信业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大事。在这种形势下，再延续甚至强化这种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体制，并不能真正加强电信监管，是既不利于电信改革与发展，也不利于更好地为广大电信用户服务的。
（二）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电信具有集中性、技术性、专业性强的特点，《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将电信全程全网的技术特点与一统到底的管理体制相混淆，拟推行比现行监管体制更强调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模式。但是它忽视了电信同时具备的其他特点，即电信还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建设配套性强的特点。为适应电信的这两方面的特点，应当按照《决定》提出的科学发展原则，从促进电信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出发，实行中央与地方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电信监管体制。
这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应当把地方政府排斥在电信监管体制以外。近十年来各地信息化建设的实践证明，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对于加强电信监管、促进电信发展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促进信息化建设包括电信的发展，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当地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监管协作配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显示了电信监管应当实行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在电信网络建设与规划上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集约化通信管线的建设、移动通信基站的选址等，地方政府都承担着重要的组织管理与协调责任，并根据需要提请地方人大立法或者制定政府规章，促进了各地电信业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历来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地方党委和政府承担重要责任。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互联网管理体制要遵循各有分工、加强属地管理的原则。信息安全涉及城市安全和经济安全，是需要综合治理的全局性问题，需要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参与管理。显然，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绝不仅仅是电信监管机构一家能完全管得了的事情。
在电信群体性矛盾的及时处理方面，基本上是依靠地方政府来协调解决的。近年来，地方政府花费了较多精力解决电信领域频发的各类社会突发事件，如电信用户集体性维权行为、针对设置通信基站的群体性信访、电信公共资源的无序争夺等，与电信监管机构协同工作，妥善处理，保障了电信的稳定发展。
然而《电信法》草案，除规定地方政府具有配合电信建设的义务外，无视地方政府参与电信管理的成功实践，无视地方政府在电信监管中的重要作用，所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完全排斥地方政府的参与，是违背科学发展原则的，是很不合理的。
（三）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改革开放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电信法》草案在设定电信监管体制时，借鉴了国外电信监管体制和我国银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情况，决定设立集中统一的电信监管体制，即设立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及根据需要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应当肯定，电信业与银行、证券业在统一性、专业性、技术性强这些方面是相近的，电信监管体制借鉴我国银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情况来设定，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应当看到，电信业包括电信制造业和电信服务业两大领域，涉及电信改革和发展的许多任务与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息息相关，仅仅靠垂直统一的电信监管机构一家是无法圆满完成的。例如，电信管道建设与维护、驻地网建设与维护、公共电信配套设施建设与维护以及相关重大矛盾的及时处理等事项，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参与或协作，肯定是做不好的。据此，《电信法》草案在设定电信监管体制时全盘照抄我国银行、证券监管体制，是不适当的。
也应当肯定，鉴于电信业规模经济的共同特性，借鉴发达国家在电信监管体制方面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更应当看到，近十年来在许多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电信法律改革的浪潮，其中包括对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在美国，为充分发挥各州的作用，已进一步完善了联邦通信管理局（FCC）和各州之间在电信监管体制上的协调，将本地电话的部分管理职能和开放本地电信业务的部分决策权交给了各州政府。在英国，已从过去单一的政府专职部门的监管体制，改革为增加电信行业的自我管控、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以及其他政部门的配套监管的混合体制。在澳大利亚，国家通信管理局（ACA）和竞争与消费委员会（ACCC）负责电信监管事务，并在各州设立办事处，与州政府共同处理电信监管事项。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尽管对电信大多实行中央监管机构的直接管理，但同时都十分注重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对比之下，我国《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完全排斥地方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
（四）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冶国家”。
《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与我国宪法、法律关于国家机构职权的规定有所相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不尽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立法要“符合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一个行政机关承担，简化行政管理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第六十七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和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对照这些法律规定，《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排除地方政府对于电信及与电信相关建设事项的管理职能，不符合宪法关于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也不符合“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一个行政机关承担”的“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按照《立法法》有关规定，电信并非专属中央管理的领域，应当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出发，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重构和创新电信监管体制。
（五）这种体制与依法行政的权责一致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电信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监管职权，也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我国《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有关法律，都相应对行政许可机关、行政处罚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规定有法律责任。国务院为推进依法行政，在全国政府部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电信监管机构，作为依法行政的机构之一，应当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贯彻行政执法权责一致的原则。
然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没能很好贯彻这一原则。《电信法（征求意见稿）》共143条，直接涉及电信监管职能的条文达79条，其他条文也多与监管的要求相关。可以说，赋予电信监管机构的职权是很多、很大的。但是，对电信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制约的规定却几乎设有。《电信法（征求意见稿）》“法律责任”一章列举了许多法律责任，分别针对电信业务经营者及其法定代表人、电信用户、电信监管工作人员和社会其他相关方面，都一一设定了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却唯独对于电信监管机构作为执法机构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整部法律草案没有一条关于电信监管机构法律责任的规定。事实上，个别电信监管机构由于违法行使职权而侵犯电信企业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而导致纠纷和诉讼发生，是已经存在的现象，将来也不可能完全堵绝。因此，无论是从针对实际情况需要，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出发，《电信法》都应当明确规定电信监管机构的法律责任，不应有丝毫异议。
三、对《电信法》创新电信监管体制的几点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电信法》立法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电信法》的立法进程，自1980年提出立法计划、开始起草工作以来，已历经26年之久。据悉，今年上半年，国务院法制办召开了电信法立法论证会，就《电信法（征求意见稿）进行沟通协调。信息产业部前任部长吴基传曾专门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作了电信法热点难点问题的讲解。然而，由于三网融合和由此引发的监管体制等很多问题，需要在有关部门之间协商解决，《电信法》草案至今还在国务院审议中，估计年内《电信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台已不可能。现在，《决定》这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为我们以《决定》创新精神重新审视《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以有力的指导。
目前，在我国法学界、法律界和电信业内外，围绕我国电信监管体制问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为了创新电信监管体制，笔者吸取有关机构、企业和人士的意见，就《电信法》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当前电信改革，是应当放松监管，还是应当加强监管？
有的观点认为，我国电信改革当务之急是扩大市场竞争范围，减少政府监管，应当采取放松电信监管的措施。笔者认为，我国电信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应当加强电信监管，加大监管力度，保障电信发展与改革。
应当承认，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是承诺逐步开放电信服务业市场的，相应地政府以行政行为干预电信市场的现象将逐步减少，实现电信服务业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但是，当前我国仍处在入世后过渡期，电信业作为我国新兴支柱产业，刚刚从计划经济运作模式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经营模式，当前电信市场还存在不少无序竞争、违法经营、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严重问题。加之我国电信法律体系尚不完备，作为电信业的基本法《电信法》尚未出台，电信市场依法运转的法治环境尚不具备。信息产业部等部门近些年来不时实施电信市场专项治理措施就证明，我国电信市场还相当不成熟，还存在普遍的违法违规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仿照电信发达国家那样，完全由市场经济规律自行调节，实施放松管制的改革战略，要求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改革，将加强监管力度转变为放松监管而鼓励市场竞争，很可能会事与愿违，导致电信市场的无序竞争等问题更加严重，以致损害电信发展与改革的深入开展。
结论是，按照《决定》所指出的：“加强市场监管，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二）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要求“政企分离”，还是另外要求“政监分离”？
有的观点认为，我国电信监管机构要真正成为独立的监管机构，不仅要做到“政企分离”，还应当做到“政监分离”，即电信主管机关与电信监管机构分离。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实现“政企分离”，但是并没有“政监分离”要求。
我国在加入世贸《议定书》附件中承诺：“中国电信主管机关按照《参考文件》第5条原则作为独立的监管机构运作”。而这里所指的《参考文件》第5条是这样规定的：“第5条独立的管理者管理机构与基础电信服务供应者分离，且不对其负责。管理者使用的决定和程序对于所有市场参与者应是公正的”。在这些承诺中，确实有电信监管机构必须做到“政企分离”的明确要求，但是并没有“政监分离”的要求。相反地，明确中国电信主管机关在“政企分离”基础上是作为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运作的，从同一组织机构而言，更象是“政监合一”，而没有“政监分离”的含义。因此，认为加入世贸就意味我国电信机构还要实现“政监分离”，并没有任何合法依据。
应当承认，实行既完全独立于企业、又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电信监管体制，即实现“政企分离”和“政监分离”，是许多发达国家电信监管体制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未来的大势所趋。但是更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电信业的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还很低，全国从事基础电信运营的仅六大电信企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电信市场竞争多元化条件尚不具备，因此还难以完全依靠市场自身机制调控电信市场秩序，还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法规和行政措施进行指导和规范。
结论是，按照《决定》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要求，建立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但不应当强制要求“政监分离”，《电信法》也不宜对电信监管机构作出“政监分离”的规定。
（三）我国电信监管体制，应当坚持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体制，还是建立条块给合、分级管理的监管体制？
有的观点认为，《电信法》历次草案，都始终坚持构建集中统一的垂直电信监管体制，是正确的，应当坚持。笔者认为，如果从推动电信业实现从“政企不分”改革为“政企分离”，从而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我国垂直统一的电信监管的设立与发展确有其历史意义。那么，在《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大原则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今天，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电信监管体制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也确实可以发现其存在不少弊端，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
因此，应当从树立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和地域广阔的具体国情相适应，吸收我国现行有效的无线电监管体制的基本经验，将强调垂直领导、条块分离的电信监管体制，创新改变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主管、其他相关部门分工负责，中央与地方条块给合、两级管理的电信监管体制，从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和促进我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发展。
结论是，建议将《电信法（征求意见稿）》第六条（监管主体与体制）修改为：
“国务院电信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电信监管机构）依照本法对全国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管理与本部门职责范围有关的电信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电信的机构在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分工管理与本部门职责范围有关的电信监督管理工作。”
（四）《电信法》对电信监管体制的规定，是仅用一条原则规定好，还是应当用多条作详细规定？
有的观点认为，《电信法》草案，采用在“第一章总则”中专门用一条规定“监管主体与体制”，简明扼要，留有余地。笔者认为，《电信法》草案，应当在规定实行条块结合、()分级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对国家电信监管机构及各部门、各地方电信监管机构的设置、职权、组成、监管程序、法律责任等重要事项，分别作出原则规定。
从我国立法和执法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在早期所订法律法规相当原则，条文较少，虽然简明扼要，但是对于法律的实施带来了不少问题，往往出现难以操作的困境，或者出现凭执法者本身的理解随意执法，造成全国各地法制不统一的局面。因此，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步伐，我国各项法律法规的订立或者修订越来越详尽细致，可操作性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立法机构从统一法制、服务人民的高度，都对相关内容作了详尽确切的规定，法律法规篇幅都较大。因此，《电信法》作为电信基本法律，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依法监管、电信企业依法经营、电信用户依法维权的主要法律依据，应当对电信监管机构的相关内容作出权威的法律规范，而不宜仅用一条法条原则规定监管主体与体制。
结论是，按照《决定》所指出的：“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笔者作为一名关心我国电信立法的律师，希望本文作为一家之言，如能引来权威人士提出高见，并进而能使有关立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电信企业对创新电信监管体制作出一定考虑，也就达到本文的目的了。在此，让我们关心《电信法》立法的所有单位和个人，以《决定》的要求共勉：“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保护创新热情，鼓励创新实践，完善创新机制，宽容创新挫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篇5：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研究
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研究
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体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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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道教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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