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差异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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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社会性别差异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论文
社会性别差异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论文
引言
职业活动是现代社会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其影响渗透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失业及职业向下流动的威胁也不断加剧，由职业活动所引致的各种压力正在演变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的可持续发展，不恰当的职业压力不仅不利于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组织效率，从长远角度看也会对经济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职业压力的产生机制、表现形式以及反应状况在不同的人群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女性职业压力问题显得非常突出。由此，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正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诸多学科所关注的研究对象。鉴于此，本文以社会工作为研究视角，结合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调查数据，建立压力管理和缓解女性职业压力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以期达到缓解女性职业压力、实现有效的压力管理。
一、职业压力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
职业压力（occupationalstress）问题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Kahn等人将压力管理的理论引入企业管理中，开始探讨职业压力问题[1]。目前，西方学者对工作压力感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框架内进行：一是行为模型，二是认知模型[2]。在行为模型中，研究者非常重视应对方式对工作压力的调节作用。在认知模型中，研究者则致力于考察认知变量与压力感及适应后果的关系。由此，职业压力问题涵盖多个维度，涉及压力来源、压力反应、压力动因、压力后果、个体的角色冲突、社会环境条件及其变化等方面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关于职业压力的定义并未完全形成一致。有研究者强调压力来源，也有研究者强调压力后果，即压力反应，还有研究者将其看作环境变量，即个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3]。本文则从一般意义上对职业压力进行界定，即职业压力是指工作者所产生的那些与职业场景或情境相联系的生理、心理或行为异常。从这一界定出发，职业压力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由此，本研究将职业压力分为三个方面：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图1）。压力源是职业压力的来源，指那些导致压力产生并且与职业有关的场景或情境。职业压力源通常来自个人、工作和社会三方面。本研究主要从工作任务、工作制度、人际关系与家庭―工作平衡四个角度来表征压力源状况；压力反应是职业压力在个体层面的具体反应或表现，换言之，就是职业场景或情境导致工作者产生的生理或心理偏差，如工作过程中出现过度焦虑、紧张和行为偏差等症状。本研究从生理、认知（对职业压力的主观判断）、情绪（对职业压力的情感体验）和行为（因压力产生的行为反应）四个层面来表征职业压力反应情况；压力应对，即对压力的控制与管理，指当个体面临压力时，采用一定方式去调节情绪、认知、行为和环境。根据耶基斯―多德森定律，即倒U型理论[4]，当压力低于中等水平时，压力有助于刺激机体，增强机体的反应能力，有利于取得较好的工作绩效。适度的职业压力是促进个体工作绩效和组织效率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当压力源的强度和频率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能力，或者个人的压力应对机制和社会支持系统不够完善时，就会损坏个人的职业功能。这种影响还会泛化到个人其它方面，降低个体的健康、生活质量，造成家庭关系紧张以及组织绩效降低。然而，在组织内部，通常并没有专门针对职业压力制定的应对机制和补偿机制，因此，由职业情境带来的压力往往只能由工作者自己解决，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职业压力的负面影响。正是基于职业压力的消极影响，以及对其进行科学干预和应对机制的普遍缺乏，因此探讨职业压力的产生机制，并建立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改善个体的生活质量、提高组织绩效尤为关键。
在有关研究中，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本文探讨的性别差异是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研究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规范及其对职业压力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性别差异即性别文化，既影响女性地位的自我认知，也影响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和期待。这种规定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制约着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发展。现实生活中，职业女性承担双重角色，使得女性不仅承受来自工作、家庭的压力，同时还承受平衡工作与家庭而产生的心理冲突带来的压力。基于此，我们按照如下的研究思路展开分析：以职业女性为调查对象，以男性为参照，分析女性群体职业压力的现状及特点，探讨两性压力状况的差异，探究阻碍女性职业发展的根源，并为缓解基于社会性别的职业压力的应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最终提高资源在两性之间的分配效率，进而促进职业女性的心理健康。
二、国内外关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有关职业压力的研究已从普遍性的职业压力根源解析，延伸到不同群体的职业压力差别探索与原因阐释[5][6][7]。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初步揭示了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问题：除了工作负荷、竞争、人际关系等常规的职业压力之外，由于社会性别规范和文化的影响，在职业发展中所形成的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要求、社会期待，职场中性别隔离和歧视等因素也构成了职业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对男女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8][9]。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家庭―工作角色冲突、职业要求等角度，对不同领域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男性职业压力和女性职业压力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和原因解析[10][11][12][13]，并从个人、组织、社会支持等层面探索缓解职业压力的干预模式[12][14]。但从总体上，较之男性职业压力，关于女性职业压力的研究在数量和深度方面都有所不足[15]。在中国，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6][17][18]，目前有三种观点[19][20]：
（1）男性的职业压力显着高于女性；
（2）女性承受的压力源强于男性，但职业压力小于男性；
（3）职业压力与性别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一些针对女性职业发展的专门研究却与上述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由于受传统性别文化的约束，女性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职场中，女性的角色冲突比男性更尖锐；由于职场中的性别隔离和歧视，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会遇到更多障碍[21]。因此，相关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总体上，目前我国关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大多数关于职业压力的性别研究仅以女性为对象，缺乏男性参照，因而忽略了对那些由于社会性别规范所带来的职业压力在不同性别之间的比较分析；二是缺乏针对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专门研究，有关研究散见于一些对职业压力的总体分析中。对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根源的分析，仅局限于传统文化对男性要求更高，或者女性的压力应对机制优于男性的初步推断上[19][20]，但没有实证分析的支持；三是作为一种专门为服务对象的利益和福利提供服务的专业方法，社会工作不仅能帮助那些承载巨大职业压力的个人解决问题、增强能力，还能促进个体更好地服务于组织目标。但是从社会工作视角来缓解职业压力的研究在中国基本处于空白。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导致职业压力所呈现出的性别差异原因缺乏明确客观的分析，致使相应政策介入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障，而且鲜有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职业压力干预模式的探索。因此，本研究以男性为参照，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职业女性的压力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不仅客观探讨了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现状和原因，还力图从社会工作视角构建职业压力应对干预模式。
三、调查与数据分析
（一）调查方法与样本的基本情况
为了解男女两性职业压力的具体表现及其差异，探索职业压力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的应对机制，本研究以某一新型的国家级经济功能区的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个人基本情况、整体就业环境评价、内部就业环境评价和对职业压力相关情况的评价；二是调查对象职业压力主观评价量表。问卷分别从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三个维度来了解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现状，并运用5级李克特量表方法设置了主观评价量表以了解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程度。量表分为5级，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相应赋值为1、2、3、4、5。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130份，回收有效问卷912份，有效回收率是80.7%，结合这一经济功能区的发展阶段和特征，我们对企业雇员和公务员采取了不同的抽样方法。其中，企业雇员问卷466份，采取配额抽样的调查方法；公务员问卷446份，运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本研究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共梳理出912个信息翔实、资料齐全的样本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表1）。在912个样本中，男性612人，占67。1%；女性300人，占32。9%。其中企业雇员男性约为女性1。4倍，公务员男性约为女性的3倍，这一性别比例基本符合该区域内部企业和政府部门整体上的性别结构分布状况。样本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在年龄分布上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样本中30岁及以下的比例最大，为42。9%，然后依次为30―39岁、40―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三个年龄段；二是调查对象平均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总体样本中本科生的比例最高，为57。8%，其他学历类型人数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研究生（26。1%）、大专（13。5%）和高中及以下学历（2。6%）。在高学历（本科和研究生）部分，职业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综上，人口结构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等特点都体现出了此功能区在职群体的人口学特征。
（二）职业压力性别差异分析
1职业压力综合指数的性别差异
如前所述，问卷的第二部分主观评价量表分别从压力源、压力反应及压力应对三个维度调查职业压力现状，以此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一级指标（职业压力综合指数）、三个二级指标（压力源指数、压力反应指数与压力应对指数）和若干三级指标（表2）职业压力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职业压力综合指数=（压力源指数+压力反应指数+压力应对指数）/3压力源指数=（工作任务指标数值+工作制度指标数值+人际关系指标数值+家庭工作平衡指标数值）/4压力反应指数=生理反应指标数值+情绪反应指标数值+认知反应指标数值+行为反应指标数值）/4压力应对指数则由单一指标压力缓解途径来表征。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研究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采取等权重法计算综合指数，即对不同的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二是在进行数据计算时，对所有数据进行同趋化处理，将所有的正向指标采取负向计分的方式。三是对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使其结果介于0―1之间。处理后题目均显示出对压力状况的负向评价，因此相关数值越大，代表职业压力程度越高，反之，则说明职业压力越小；其中，0代表没有职业压力，而1代表职业压力最大。对于二级指标也采取了同样的计算方法。本研究采用一致性系数（Cronbach系数）来检验其信度，样本总体、企业和政府的系数分别为0.653，0.628，0.676，基本符合主观评价量表的测量要求。
由于总体样本的两类样本量（企业与政府）的结构不能反映实际结构，针对总体进行综合职业压力指数的计算没有意义，因此本研究建立了两个比较维度：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比较；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较。由此，我们可以分别针对企业男性雇员、企业女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女性公务员进行群体差异分析。相应地，比较内容也分为两个角度，一是压力水平（综合指数）；二是压力结构，即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三个构成维度（表3）。通过表3，我们观察到无论是企业雇员还是公务员，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压力在总体水平和压力结构方面都较为接近，并在正常范围之内，说明这一经济功能区内整体上的职业压力并没有超负荷，其职业环境非常有利于雇员人力资本和潜能的发挥。但是，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数值都非常接近0.5，体现了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处于超负荷的边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缓解，就可能引致过高的职业压力；同时，由于李克特式五级评分标准的区间很小，尤其在进行指数化处理后，数据之间微小的差别就能反映出数据呈现事实之间的较大差异。所以，当我们针对具体的数值进行分析时，可以归纳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第一，从压力水平层面进行分析，按行业区分，公务员的压力在整体上略低于企业（0.4400.448），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政府工作相对更加稳定导致的；按性别区分，企业男性雇员的职业压力大于女性（0.4560.431），而男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小于女性（0.4390.457）。换言之，当综合考量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这三个维度时，女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最大，然后依次为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和企业女性雇员。由于企业和政府的就业环境、职业生涯发展环境和考评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职业要求与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群体所呈现的职业压力肯定会呈现一定的差别。
第二，从压力内部结构层面进行分析，女性公务员和男性公务员在压力源和压力应对维度的状况相似，但是女性公务员在压力反应上（0.443）明显高于男性（0.397）；企业男性雇员在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的指数则均高于女性，其中在压力源上的差别相对更为明显。总之，在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之间，职业压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企业内部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源上，而公务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
2职业压力内部结构的性别差异
如果具体分析综合压力指数的三级指标，并结合调查问卷第一部分的数据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发现职业压力结构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两性的职业压力来源有所不同。针对主要压力来源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企业雇员的压力源分布较为分散，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工作承担的责任大（25。9%）”、“工作相应的报酬和福利待遇低（18。7%）”、“工作本身的难度大（16。1%）”与“工作评价机制不合理（11。5%）”；同时，企业中压力源的'性别差异不大，男性雇员和女性雇员对前四位压力来源的排序完全一致，频数分布也比较接近。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而言，有更多的女性将工作报酬视为压力来源，有更多的男性将工作责任和工作难度视为压力来源。与企业明显不同的是，公务员的压力源的分布则较为集中，主要体现于两个因素，分别为“工作本身的难度大（53。8%）”和“工作承担的责任大（31。6%）”，而且压力源的性别差异也非常显着，女性公务员将“工作承担的责任大”排在了首位，为42。4%，男性公务员则将“工作本身的难度大”列为首位，高达59。5%。综上，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压力的主要来源均为工作本身（工作责任和工作难度），但是两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女性雇员更关注工作报酬与工作责任，而男性雇员则更偏重工作难度及其所带来的挑战。
第二，两性的压力反应有一定的差别。压力会对在职群体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而且压力负荷的轻重程度不仅与现实的压力源有关，也与个体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和认知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压力反应往往表现在生理出现异常，如失眠、饮食不好或身体不适等等，认知、情绪或行为发生偏差，如感到压力巨大、对职业发展毫无信心、工作时负面情绪强烈或者经常试图更换工作等等。调查显示，企业雇员和公务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在企业和政府部门，两性在认知层面的压力反应都最强，数值均在0.5左右，在行为层面的压力反应相对最小，数值均在0.4以下。换言之，在职群体对于压力的主观认知都要更为强烈一些，但是在行为层面上并不会出现过多的偏差。我们还发现，除了认知反应，企业女性雇员在生理、情绪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负面反应均比男性更为平缓；而公务员的情况与企业正好相反，女性在生理、认知、情绪和行为各个层面的负面反应均比男性更为强烈，尤其是在认知层面，女性的压力反应数值高达0.544。总之，无论是在企业还是政府，女性在认知层面的压力反应都比男性更为强烈，说明女性对职业压力的主观认知和判断都更为明显。由于调查对象所承受的职业压力在认知层面的负面反应较强，我们对此做出进一步探讨。众所周知，压力反应与职位高低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控制职位等级变量后，对在不同职位上，不同性别在认知层面的反应程度进行了均值比较（表4）①。我们发现除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外，在企业和政府里，两性基本都呈现出职位级别越高，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判断和认知就更小一些。换言之，随着职位级别的升高，虽然调查对象所负荷的压力源会更强一些，但是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判断强度却在逐渐削弱。对此可以做出如下解释，在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晋升、经济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大，容易引发焦虑、紧张等情绪，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就会更强一些；随着职位级别的升高，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也在增加，但是由于掌握更多的工作资源和自主权，因此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感知就会减弱。
第三，女性的工作―家庭关系更为和谐。针对家庭―工作关系的调查，公务员总体的数值（0.451）略高于企业（0.405），说明公务员的家庭―工作关系平衡程度相对较低。具体到对“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一问题作答时，公务员和企业雇员的数值都高达0.6，偏离了正常范围。这说明，两性在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方面都遇到了一定的困境。分性别进行比较，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企业，男性的家庭―工作关系平衡度都不如女性，其中企业女性雇员的平衡能力最好，然后依次是女性公务员、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其中男性公务员“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作答时，数值高达0.645。同时，对“家人常常因为我忙于工作而抱怨我”的回答，构成了家庭工作平衡关系指数的单项指标之一，也能够较好地反映在职人群的工作―家庭关系。我们对这一问题回答的调查对象进行性别分组，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算了变量的相关程度eta值。结果发现，政府和企业的Eta值分别为0.169与0.229，两个相关系数的显着性水平均为0.000<α值0.05，说明性别与家庭工作关系呈轻度的相关关系，即较之男性，女性往往有更好的家庭―工作关系。同时，结合婚姻状态（未婚或已婚），对不同性别群体进行均值比较，两性都呈现出一个共性：即已婚调查对象在家庭―工作关系上，都比未婚群体的压力更大（图2）②。这说明进入婚姻状态的在职人群，会面临更强的工作―家庭冲突。总之，女性较男性工作―家庭关系更为和谐，一方面可以说明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调节能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的性别文化赋予女性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面临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时，女性往往更容易选择家庭而减少在工作上的投入。>
第四，两性的压力应对能力呈显着差异。针对主要压力应对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企业雇员还是公务员，排在前四位的均为以下四项：其中“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和“找一些具体的方式宣泄（旅游、喝酒、运动等）”排在前两位，频率分布较高，在29%―43%之间；然后是“自己憋在心里”、“救助于领导或同事”，频率分布相对较低，均在15%以下。但是数据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将“向家人或朋友倾诉”排在首位，企业雇员和公务员中均有超过40%的女性选择这一项；而男性更倾向于“找一些具体的方式宣泄”，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中都有33%左右的男性选择这一项。这说明相对于男性，女性更依赖于家庭或朋辈群体的支持，而男性则倾向于选择一些具体的宣泄途径来缓解压力。至于“自己憋在心里”这一选项，虽然不同群体的选择比例均处于6%至16%之间，不是很高，但是男性选择该项的比例基本上均为女性的一倍左右。“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缓解的途径”选项的比例最低，除了男性公务员这一现象达到了8。3%以外，其他群体选择比例均不足4%，这表明无论政府还是企业，来自于职业环境的压力主要依靠自我调节机制，均缺乏从工作单位获取缓解压力的方式。综上，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男性更愿意通过一些具体宣泄压力的方式，比如旅游、运动等来缓解疏导压力；而女性则倾向于与人交谈，愿意和自己信任的人进行情绪共享，这也反映出性别文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规定性。无论是倾诉方式、援助需求和处理方式，与男性相较，女性表现出一定“外倾性”，而男性则表现出一定的“内倾性”。
3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研究结论从调查结果来看，职业压力性别差异呈现出以下具体特征：
第一，职业压力普遍存在于男女两性，且两性的主导压力源均来自于工作本身，但两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女性雇员更关注工作报酬与工作责任，而男性雇员更偏重于工作难度及其所带来的挑战。
第二，从职业压力水平上，不能简单地对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做出判断，应该结合行业、职位、婚姻状况等不同因素做出分析。具体而言，女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最大，然后依次为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和企业女性雇员。
第三，从职业压力结构上（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在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之间，职业压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在男性雇员和女性雇员之间，企业雇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源上，公务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
第四，在压力反应上，在职群体对于压力的主观认知都更强烈一些，但是在行动上并不会因此出现偏差。女性雇员对职业压力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判断更为明显。第五，调查显示女性整体的家庭―工作关系比男性更为和谐，但这并不能说明面对职业压力，女性更擅长取得家庭―工作关系的平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出现矛盾时，较之男性，女性更容易做出让步和调整。第六，在压力应对上，女性更倾向于对外交流和倾诉，呈现出一定的“外倾性”；而男性更愿意通过一些具体的活动，来达到缓解压力的目的。研究同时发现，面对职业压力，男性自我压抑的程度要比女性更高一些，呈现出一定的“内倾性”。
四、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我们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探讨基于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社会工作介入机制。
（一）社会工作介入
社会工作是19世纪末从西方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科学，它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助人服务活动的学科。根据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SocialWorkers，简称IFSW）的定义，社会工作专业旨在促进社会变革，解决人际关系问题，进行赋权并提高人类福祉。同时，社会工作运用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方面的理论，促进人们与环境之间
形成更好的互动，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基础。社会工作介入则是社会工作者依照自己的助人价值观去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吸引受助者主动参与活动，相互配合与协调，从而达到助人的目的的过程[22]。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既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服务对象的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还是资源协调者和政策的影响者。社会工作介入的功能是由服务对象的问题类型、需求及社会工作者的专业领域决定的。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不能将职业压力当作是一个偶发的、个人现象来进行干预，因此针对在职人群，我们也可以借助社会工作介入的技巧和方法，为他们提供心理援助，达到缓解职业压力、促进组织和谐的目标。根据不同群体职业压力的特点、服务对象的需求和能力，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介入模式。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介入：
（1）处理压力所造成的反应，即针对情绪、行为及生理等方面进行介入，直接针对在职人群自身的压力问题进行社会工作介入，达成缓解职业压力的目的；
（2）针对压力源本身，从造成压力的环境介入，通过改善工作环境为其提供良性疏导的环境，帮助构建在职人员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而缓解职业压力；前者是直接介入方式，后者是间接介入方式。
（二）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
虽然职业压力普遍存在于男女两性，给两性在压力感受、心理健康和职业满意度方面造成相似的影响。但是每个社会都构建了不同的社会性别文化和规则，这种性别文化也造成了工作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影响着两性在工作领域中的自我构建、压力认知、行为模式和人际关系取向等。结合本研究的调查，我们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高的工作责任感，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和判断都更为明显，在处理压力时体现出更强的“外倾性”。这说明，两性在职业压力方面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个人责任感和缓解压力的方式。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西方的学者将性别的视角运用在社会工作中，有学者将这一取向称之为性别为本的社会工作或者是性别社会工作[23]，旨在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推进社会工作，最终促进男女平等。与这一理念的基本逻辑相一致，我们在构建社会工作介入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性别敏感性，这样才能达成有效缓解两性职业压力的目的。我们运用社会工作的知识与方法构建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首先，通过预估发现和诊断职业压力源、压力应对水平等级，识别职业压力所体现出的性别差异，了解社会性别文化和规则塑造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过程；其次，根据性别差异，从工作环境层次进行介入，为两性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体系，例如在组织中展开职业压力管理，结合女性压力应对方式的“外倾性”特点，开展针对女性的缓解压力的社会工作实务，增强职业女性协调家庭责任与职业目标的兼容性；第三，根据性别差异运用个案工作等方式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改变不合理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根据不同性别的需求差异，建立有效的压力应对机制。同时，构建良好的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建立有针对性地缓解压力的途径。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情景中，我们相信社会工作的发展对于缓解两性职业压力、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特别是在工作领域中的运用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符合中国的职业压力实际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发展还需要社工界同仁的积极开拓和经验总结
篇2：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的研究的论文
关于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的研究的论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福利机构作为社会工作事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国家对福利机构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对这些特殊儿童进行心理疏导、情感关怀、长久安置以及职业指导，不仅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更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将从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的意义出发，对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福利机构的具体方法进行初步探析，希望对福利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社会工作福利机构特殊儿童
一、社会工作的重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工作迅速发展，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之后，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以儿童福利院为代表的福利机构作为重要的社会工作实物领域，福利院的孩子具有社会性失衡等特点，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福利机构、充分发挥功能和作用，是目前社会工作领域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要想解决福利机构的各种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福利机构特殊儿童的就业问题，培养他们自我成长、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其树立良好的职业观和价值观。
二、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的意义及现状
福利机构的特殊儿童作为特殊的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儿童福利院，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较少，其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极强的不自信和抵触情绪。这样一来，他们很难融入外面的社会，外界也会对他们另眼看待。就业，对于长期生活在福利院的特殊儿童来说，需要他人在心理上、职业上的指导和帮助，如何让大龄特殊儿童被社会接受，让他们正确看待外界的眼光，是非常有必要的。
社会工作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将社会工作的先进理念溶于实践之中，不仅能够为更多的特殊群体解决实际困难，还能帮助这些特殊群体恢复社会生活功能，有别于一般的助人方法。但是目前，我国在儿童福利制度方面的政策还不够完善，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也不够健全，社会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是为孩子提供心理疏导、制定照顾计划和职业指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特殊儿童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三、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的具体方法
社会工作方法在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主要有以下三种：个案、小组、社区。这三种方法的共同目标是帮助特殊群体修正与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提高人们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与社会资源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要解决特殊群体的安置、就业等问题，不仅需要福利机构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协调。因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树立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遵循个别化原则。由于福利机构的特殊群体长期生活在较为闭塞的福利院中，他们对外界的新鲜事物了解较少，长此以往，逐渐与外界的声音隔绝，无论是其心灵还是自身技能，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断层现象。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对特殊群体施行帮助时，树立“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不仅要帮助受助对象解决困难，更要挖掘其潜能，培养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帮他们解决问题，不教授给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外，福利机构的特殊群体具有共性，但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之所以被寄养在福利机构的原因各异，都有独特的因素。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帮助这些特殊群体解决问题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应遵循个别化原则，根据其自身特点，对症下药，制定个性化的'照顾计划和职业指导方案。
第二，全面收集受助对象的相关资料，研究出现问题的原因。社会工作者在接触受助对象之前，要对他之前的生活环境、家庭表现进行调研，向福利机构的保育员了解现实表现，分析特殊儿童出现问题的原因，并通过资料分析出儿童具有的潜能和优势。笔者认为，长期在福利机构生活的特殊儿童缺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社工在给予其提供帮助时，要多为儿童争取社区体验的机会，为他们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奠定基础。
第三，制定个性化服务计划。福利机构的多数特殊儿童缺乏信心和勇气，但又有强烈的愿望接触社会，因此，社会工作者要和福利机构、学校等制定个性化的服务计划，针对他们的自身特点选用教学方法，从易到难，提升特殊儿童群体的自信心，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不断提升自身的各项技能。另外，与当地政府部门要保持联系，为特殊群体积极寻找寄养家庭和就业机会。
第四，评估与跟进。在帮助特殊群w重建信心、走入社会之后，社会工作者要对自己的帮助工作进行评估与反思，分析整个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争取在对下一个受助对象提供服务时取得更大的进步。解决受助对象的心理问题之后，受助对象能否顺利走向社会，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配合，但最重要的还是依靠自己不断提升各项专业技能，社会工作者要不断鼓励其进行自我提升和技能培训，使其能够真正的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单莉.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老年人支持体系研究[D].吉林大学，.
[2]郭文.社会工作介入福利院孤残儿童自主性发展的实务探索[D].郑州大学，.
篇3：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失独家庭的策略研究论文
“失独家庭”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现在，失独家庭以每年7. 6万的速度增长，全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这其中农村失独家庭占很大的比例。在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失独家庭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在此情况下，探索农村失独家庭社会工作介入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农村失独家庭的需求
1.1获得物质帮助的需求对于农村失独家庭而言，经济需求是第一位的。许多农村家庭依然沿袭着养儿防老的传统，一旦家里的顶梁柱塌了，经济来源是个大问题。失独父母大多年龄偏大、体弱多病、劳动能力低下，家中失去主劳力，生活就面临困境。虽然农村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一直推进，但是和城市相比普及率还很低。因此，农村失独家庭往往会陷入经济困境。尤其对那些年事较高、经济条件有限、无法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家庭，更需要切实的物质帮扶才能使他们维持正常的生活。
1. 2获得精神慰藉的需求相对于物质帮助来说，农村失独家庭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失去唯一的孩子，他们一般都会经历失独震惊期、心理哀伤期、认同现实期和心理修复期，然后才能缓慢地实现心理康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群体认同、挫折倾诉、精神修复等多个层面的需求。独生子女的意外离世对父母的精神打击是致命的，失独人群心中往往有着很深的痛苦、孤单和怯懦，精神上有很多的压抑、自闭与折磨。在农村‘无后”是件很丢脸的事情，他们不愿与人交流，别人的合家团聚、天伦之乐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刺激。他们会长期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无法自拔。对于他们来说，心理创伤大于物质上的缺失，孩子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在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之后，他们通常会面临心理和生活上的双重负担，往往会因缺乏精神慰藉而丧失生活信心。因此，全社会都要积极地去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精神需求，给他们营造一个有爱的社会环境，帮助他们走出精神的困境。
1. 3获取医疗服务的需求医疗方面的需求是农村失独家庭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根据我国计生协会的调查统计，失独者均患有不同程度的失眠、头痛等身体机能老化的反应，有超过60%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人到中年却遭遇独子夭折，又因政策、身体等原因无法生育二胎，生病成为他们多数人最恐惧的事情。没有了子女的经济支援，一旦大病来临，仅靠社会救济恐怕难以应付医保报销外的剩余部分。因此，为他们提供涵盖医疗保险等险种在内的综合性保险服务，构建和完善农村失独家庭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4获得政策支持的需求农村失独家庭更需要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失独家庭是新的纳入公众视野的受困群体，和城市失独家庭相比，我国社会现阶段对农村失独家庭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相对缺失，国家在政策支持方面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国家、社会原有的社会政策往往不能涵盖和满足他们的现实需求。
篇4：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失独家庭的策略研究论文
2.1社会工作能帮助农村失独家庭修复家庭环境农村失独家庭中，子女的突然离世打破了家庭的生活状态和感情依托，核心家庭稳定的“三角关系”被彻底打破，父子(女)、母子(女)关系丧失，只剩下夫妻关系。面临同样的生活重创，失独父母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和认识，就会产生矛盾，影响夫妻感情。失去孩子的痛苦常常让他们无法走出生活的阴影，许多父母经常为失去子女自责和相互埋怨，婚姻出现危机，最终导致离婚。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
2. 2社会工作能帮助农村失独家庭重建社会关系失独者通常会逃避社会，拒绝人际交往，自我边缘化。他们往往躲亲避友，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失去唯一的孩子，很多父母往往选择自我封闭，逃避社会交往，逃避与孩子有关的一切环境，包括邻里、亲戚，甚至寄希望于搬家来逃避正常的社会交往。基于此，社会工作者能够帮助失独父母重建其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非制度化的社会支持系统，重建其社会关系。
2. 3社会工作能帮助农村失独家庭整合社会资源目前，农村失独家庭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而失独家庭由于自我能力的不断萎缩，无法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有限资源满足相关需求。失独后，不少失独家庭已无再生育的机会和创业的精力，近半数家庭依靠救助才能维持基本生活。部分失独父母还要承担孙子(女)上学花费、房屋新建修补等费用，生活艰难。作为资源的整合者，社会工作者能够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帮助失独家庭。
篇5：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失独家庭的策略研究论文
3.1微观方面的介入
3.1.1个案社会工作的介入。个案社会工作的目的在于运用专业知识和技巧协助农村失独家庭成员，改善其环境、增进其生活适应能力，调适其社会关系，以建立良性的互动网络，从而达到自我调适以及促进人格发展。社会工作机构和专业人员在介入失独家庭的过程中，通过开展“一对一”的服务，达到帮助失独家庭成员恢复社会功能的目标。总体来说，就是社会工作者通过收集失独家庭的相关资料，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应的服务计划，为其提供社会服务，并对这种服务加以记录，做出评估。具体来讲，作为失独家庭成员的支持者，社会工作者要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情绪支持、咨询和援助服务。
3.1. 2小组社会工作的介入。小组工作是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通过小组成员之间有目的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获得行为的改变、社会功能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方法。社会工作机构和专业人员在介入失独家庭的过程中，通过与村委会的合作，充分利用已有的公共资源，将具有相同需求的失独家庭成员联系起来，形成失独家庭的正规的或者非正规的社会团体。
3. 2中观层面的介入社会工作的中观层面的介入就是在基层组织也就是农村村乡一级单位的社区开展工作，从而动员社区资源，培养社区服务能力。社会工作者对农村失独家庭的介入需要失独家庭的认同和积极参与，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农村社区干部的积极作用，才能建立与失独家庭的服务关系，达到有效沟通。
3. 3宏观方面的介入社会工作专业方法通过微观层面介入农村失独家庭的同时，还从政策倡导的宏观层面给予失独家庭相关的扶助。从宏观层面来看，从农村失独家庭的出现到妥善解决失独群体的困境，都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社会工作的介入首先就是调查农村失独家庭的经济、医疗、养老等多方面的需求，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政府决策层做出相应决策。
篇6：根据地区发展模式视角下社会工作学介入社区足球发展的研究论文
根据地区发展模式视角下社会工作学介入社区足球发展的研究论文
【摘 要】通过对我国社区足球发展中呈现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的分析，提出基于地区发展模式视角下社会工作是介入社区足球发展的有效途径。论文试图建立地区发展模式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足球发展的框架，并简要阐述了其理念、内容、方法和过程。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occer in China， paper proposes that social work is an effective way to develop community socc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The thesis tries to establish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work developing community soccer under the loc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briefly expounds its concept， content， method and process.
【关键词】地区发展模式；社会工作；社区足球
【Keywords】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social work； community soccer
【中图分类号】G8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06910-0113-02
1 .引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我国达成w育强国的目标息息相关，而中国足球的振兴与发展则是其中的必然要求。广泛的足球人口是足球发展的不竭力量之源，中国人口众多但足球人口严重缺乏。社区足球的发展可以起到扩大足球人口，培育足球文化的积极作用。社会工作服务社区，利用地区发展模式介入社区足球发展具有较大的优势，将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2.社区足球发展中呈现的主要问题
在社区的区域范围内，为全体社区成员开展的满足成员需求，增进社区感情，促进社区发展为目标的足球相关活动称为社区足球。社区足球的开展核心是满足社区居民的足球运动需求，使社区成员在身体指标，心理素质和足球技巧方面得到提升，进而促进足球文化的发展，扩大足球的群众基础，而不是单纯的培养足球人才。社区足球是足球相关活动的总称，其活动形式多样灵活多变，它是社区成员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社区足球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普及程度低
普及程度低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地区上社区普及程度低，另一方面是受众年龄段上普及程度低。我国社区足球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大众对于社区足球并不了解。社区足球开展仅在一些有条件的社区内进行，对于大部分社区来说还没有接触到足球等相关运动。在开展的社区内，受众是以青少年为主体，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参与程度较低。社区足球开展的活动应该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要吸引社区内的女性和老人的参与。社区足球应该是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而不是仅某一年龄段或某一性别的事。
2.2 发展不规范
我国社区足球成立了中国社区足球联赛，极大推动了社区足球的发展。对此我们除了看到好的一面，还应该看到社区足球发展不规范的问题。我国的职业联赛球场上会出现许多违反体育精神和规定的事情，社区足球更是面临这一问题。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制度规范，使得社区足球发展呈现较为混乱的局面，各个社区水平不一，参差不齐。不规范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足球向更高水平和层次的发展。
2.3 受关注度低
一个产业或一项事业的发展，必须有人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大众对足球的关注点大都在职业联赛和国家队。给予社区足球的重视程度，国家和大众做的都远远不够。由于受关注程度低，相应的对社区足球的投入就会变低，这是社区足球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当然，社区足球自身也应该积极求变，提升自身的实力和水平，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国家应该提升重视社区足球发展的程度，积极引导社会大众的参与。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是社区足球发展的关键所在。
3 社区足球发展中呈现的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缺乏专业人才指导和管理
社区足球发展严重受制于缺乏足球专业人才这一现实因素。很多社区有着积极的参与热情，苦于没有专业足球人员的指导，足球活动无法开展。缺乏专业人才不单单是社区足球面临的困境更是整个中国足球界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足球人才培养费用贵、足球人才淘汰率高、社会认可度低等原因，使我国专业足球人才的生存空间少之又少。虽然目前我国足球整体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国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对足球人口的供给严重不足。缺乏专业的指导和管理，社区足球水平的提升相当困难，这是社区足球普及程度低和发展不规范的重要原因。
3.2 缺少训练场地和资金支持
由于城市地价寸土寸金以及修建时设计规划缺乏远见等原因，许多社区内没有较大面积的运动场地。我国仅有的足球场地大多属于各大高校，其主要用于满足学生需求。没有场地，就意味着没有足球训练，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缺乏资金支持足球发展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3.3 缺乏社会大环境支持
备受关注的国足近几年战绩不佳，大众对中国足球的未来缺乏信心。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国人思想中是学而优则仕，认为踢足球没有出路。另外中国足球界缺少榜样的力量。巨星的存在会吸引人们的广泛关注，加快普及速度。缺乏社会的有效支持和参与，足球发展并没有形成合力。足球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严重影响了社区足球的普及和推广。endprint
4 地区发展模式下服务框架的构建
联合国认为社区发展是这样一种过程：经由居民的努力，联合政府当局一起，来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把社区整合到国家生活当中，使他们对国家的进步做出最大的贡献[1]。社会工作涉及体育文化领域，在社区足球的发展过程中扮演启发催化、支持鼓励、协调联络、资源中介等角色。在对地区发展模式的优势进行分析的前提下，笔者根据社区足球发展现状，尝试构建一种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足球的服务框架。
4.1 地区发展模式的优势
①社区足球发展的现实需要。社区足球的发展过程中，参与主体有居民、政府、企业、俱乐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在多元主体中，社区居民是最重要的主体。当各个主体同时参与到社区足球的发展过程中时，极有可能出现不协调甚至冲突的'局面。如何开展足球运动进入社区，调动广大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整合社区内外部资源，使他们共同参与到社区足球的发展中来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②地区发展模式自身的特点。地区发展模式认为个人是可以在社区内部相互合作，也有能力解决社区内的一些问题。还认为个人的行动动机是倾向于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个人是理性的可以就社区内的问题达成共识，各种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地区发展模式是社区工作的主要介入手段之一，其理念和工作方法都有利于社区足球发展目标的实现。对此，社会工作应该在地区发展模式下建立一个以社区为平台，以开发社区内外部资源为重点，以宣传并引导居民参与为核心，社区为本的综合服务体系。实现社区足球乃至社区发展的目标[1]。
4.2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足球的服务框架
①工作理念。社区居民才是社区最为重要的主体。我国在发展社区服务时偏重社区的行政管理。很多工作的开展使社区居民变成了被动接受，工作收到的实际效果不甚理想。地区发展模式强调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民主决策，突出了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社区足球的发展不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事情，更是居民自身的事情，只有居民的广泛参与才能够成为社区足球发展的关键[2]。②服务内容。满足社区足球发展的合理需要是社会工作主要的服务内容，即利用社会工作自身优势为社区足球发展提供综合服务，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信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足球文化发展，例如社区足球知识的教育普及等。组织发展，例如对社区居民进行组织和教育，努力培养居民对社区足球发展项目的能力等。③服务的方法及过程。根据亨德森和托马斯对地区发展模式下社会工作方法的总结和概括，具体来说介入的方法与过程。社会工作者要依托社会组织机构，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后进入社区。对现有资源和社区现状进行分析后，社会工作者要规划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将社区内的居民集合在一起，在多方参与下通过广泛的民主讨论，建立和发展社区足球居民组织。寻找社区足球发展的切入点，减少发展阻力，要努力培养社区内部的足球人才。
5 结语
社会工作在介入社区足球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阻力，自身也存在局限，但社^足球为我国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实践领域，为促进我国社会工作实务的拓展以及本土化和职业化进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使社区足球和社会工作自身都会得到更多人的了解和认可。
篇7：浅谈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工作介入论文
浅谈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工作介入论文
摘 要：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近年来，各种恶性儿童事件频发，如贵州毕节事件等，社会服务参与到儿童保护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国陆续出台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开展了两批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试点地区，社工除了在个案服务上发挥作用，也要挖掘到社区本土的资源。本文以P区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项目为例，探讨困境未成年人的现状及服务需求，通过社会服务专项的形式，如何发挥社工的作用，挖掘社区资源，形成社区的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联盟，从而实现社会工作对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的成功介入。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保护
近年来，儿童虐待事件频被曝光。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民政部发言人对于这类事件进行了相关发言。民政部发言人表示要“通过社工介入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心理关爱；同时，民政部将继续推动建立健全包括重病重残、事实无人抚养、父母服刑、戒毒人员子女等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和社会保护工作，加快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和适度普惠性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进度”。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服务目前在我国已经开展了两批试点地区，仍属于在探索阶段，本文以P区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项目为例，探讨困境未成年人的现状及服务需求，通过社会服务专项的形式，如何发挥社工的作用，挖掘社区资源，形成社区的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联盟，从而实现社会工作对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的成功介入。
一、目前关于困境未成年人的研究现状
目前只有国内有关于困境未成年社会服务的实践，而且施行时间较短，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研究处于相对空白，大都停留在对困境儿童的一些救助流程以及宏观的社会保护网络的构建上，缺乏社工作角度下的介入，尤其是个案介入的探究。而且我国社会工作虽然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但是目前仍处在于探索阶段，各个领域的社会工作体系的完善度参差不齐，许多学者的理论性探究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社会工作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困境未成年人的现状--以P区为例
笔者借着A区困境未成年人试点项目需求调研的契机，对P区困境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了摸查。目前A区困境未成年人主要分为五大类，一是因监护人服刑、吸毒、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二是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未成年人；三是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四是因家庭贫困难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五是流浪、流动的未成年人。
1.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的现状
目前，因监护人服刑、吸毒、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中，其家庭结构不完整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据统计，A区共有33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其中33.3%的家庭是父母离异或一方死亡，由其他亲属照顾。另外，15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由于没有监护人，由社会福利院作为监护人承担替代照料工作。从街道民政工作人员、P区社会福利院的访谈得知，该区目前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照顾、教育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原生家庭照料，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性格形成、社会规范意识缺乏指引，造成他们自我形象偏低、心理承受能力差、容易出现偏差行为。
2.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困境未成年人现状
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困境未成年人，危机介入及帮扶力量不足。从A区救助站困境未成年人救助数据统计中发现，平均每年接收10名以上曾遭遇家暴、虐待、遗弃的未成年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A区能为遭受家庭暴力受害者、遗弃、虐待的未成年人提供庇护场所较少。对于未成年人出现危机及人生安全威胁时，只能通过公安及司法力量介入解决。对于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未成年人危机介入及帮扶，目前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实施性和儿童视角的服务规划，缺乏专门处理未成年人侵害的综合干预工作机制，以及缺乏足够临时安置场所和紧急救助环境提供庇护。
3.流浪、流动的未成年人的现状
P区流浪、流动的未成年人数量多且生存保障需求突出。流浪、流动未成年人生存无法得到保障，他们需要接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提供庇护空间，让其健康成长。流浪、流动未成年的由于缺乏稳定的家庭保护，且就读的学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容易遭受侵害。
4.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
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而遭遇困境的未成年人，在政策虽有覆盖性的照顾，但是在相关的支持上仍然比较缺少。由于户籍的关系，在重病重残未成年的社会保护上，仍然有户籍与非户籍的区分，在得到医疗保障上有一定的区别。
5.因家庭贫困难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
本地户籍困难家庭未成年人教育权益得到基本保障，但非户籍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难导致未成年人辍学、失学严重。且目前由于特殊教育资源，大部分特殊未成年的教育需求无法被满足，本文个案的案主，由于常规的学校不接受她而长期接受不到正规的教育导致智力、认知迟缓。
三、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现状
1.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帮扶形式与内容
针对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帮扶形式与内容单一。现有的社会服务现状基本以经济扶助、资源链接为主。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帮扶中基本没有涉及心理辅导、家庭关系辅导等服务。
2.未成年保护工作社会资源利用
未成年保护工作社会资源利用不足，大多数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服务的部门及系统基本是从本单位的资源出发开展服务，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资源合作形式，。
3.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责任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
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责任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不清晰。在法律层面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均有规定，但没有明确的职责说明，且如在危机事件的发生，从发现、介入到后续困境未成年人问题的解决，均没有明确的对接主体，也没有明确的问题解决指引。
4.困境未成年人、流动流浪未成年人专项社会工作服务的投入
对困境未成年人、流动流浪未成年人专项社会工作服务投入资源与力量不足。目前有部分机构设置了专业社工岗位，但缺乏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5.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公众知悉度、参与度不高
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公众知悉度、参与度不高。在现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各单位均有开展相应的服务，但没有形成系统、直观性的社会救助途径、救助程序让社区群众能了解、知晓。而上述部门、社会团体对困境未成年人社会救助服务的宣传力度亦不足，同时导致社会公众难以参与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四、结论
目前我国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一是针对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帮扶形式与内容单一；二是未成年保护工作社会资源利用不足；三是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责任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不清晰；四是对困境未成年人、流动流浪未成年人专项社会工作服务投入资源与力量不足；五是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公众知悉度、参与度不高。社会工作在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因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手法及其专业伦理价值观，为困境未成年人营造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使其更加健康的成长。社会工作除了基本的助人活动以外，更是提供了预防的途径，从而有效控制困境未成年人数量的增长从而达到社会保护的最终目的。
在生态系统视角下社会工作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介入对社会工作实务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基于社区或者是基于家庭的视角下对于案主的资源进行全方面的剖析，为案主理清关系脉络后，在一个使能者的角色中，让案主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活化起来，从而为案主构建其非正式支持网络与正式支持网络的结合体，从而建构起更加全面的系统网络。生态系统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更加强调“人在情境中”，在情境中去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每个困境未成年人困境产生背后深层的原因，从而去达到助人活动的目的。
以下，本人通过在P区困境未成年人试点项目中的个案跟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总结的经验，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提出相应的对策。
1.个人及家庭照顾层面
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照顾方面，社工在涉及相关的个案的时候，不要忽略案主家庭无限的能力，要善于挖掘家人的优势，并且进行多方的结合，引导其建立起合适的家庭保护网络。同时在介入过程中，要注意增强家人的自信，并且社工可以针对同一困境未成年人的家长开展支持性小组，增强互动能力，从而提高个人及家庭照顾的效度。
2.社区及学校方面
社区可建立起“未成年保护资源联盟”，社区为本的资源联盟可以包括法律支持、特殊教育、居家安全改造等，从而为社区的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
学校应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宣传，增强未成年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如预防害、家庭暴力、日常安全等教育。
3.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
国家可根据两批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项目的情况，根据相应实际的情况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如家暴法的相应的细则需要再细化，及地区需要对各类困境未成年人群体在政策上的一些覆盖流程出具指引，如无户籍人口的入学指引等。
五、反思
在社会工作介入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由于重要，社会工作可以是一个使能者、也可以是一个助人者、或者是链接资源者。每一个角色的背后都需要我们用一些专业的技巧去达到相应的目的。社会工作的目的更多是助人自助，由于困境未成年人本身由于一些不可抗力因为遭遇了一些困境，但是这些都不是他们是弱势者的理由，相反的，社会工作者应该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富有能力的。社工在处理困境未成年人个案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三个步骤，第一，是考虑其现有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就学还是相应的医疗保障等问题，是否有相应的政策保障没有覆盖到的。第二，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系统，列出其所处环境的情况及自身情况，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案主自身资源的部分。第三，充权，要让服务对象学习及强大自身，而不是一味地由社工去引导，更多地是要达到“自助”的程度。如在本文所举的言语残疾者的个案中，第一，就是看其各种福利政策是否覆盖，就学问题或者是医疗问题是否解决了，如果没有的话，社工在这个阶段便要充当协调者，协调各方，从而为案主争取相应的权益。第二，在个案中，根据案主的生态系统，了解到其所在的家庭及社区对她潜在的作用，从而在计划进行的过程中，充分联动多方资源。第三，除了前面两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社工如何利用专业的技巧如家庭治疗模式等了解案主家庭对她的影响，从而增强其正向影响，减少起负面影响。除此之外，还要增加其自身的能力，如让她去学校是挖掘其未被开发的社会交往功能，同时并在职业学校习得相应的职业技能，以此让案主增强了自己的能力，从而达到助人自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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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论文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论文
摘 要：简述人文关怀的道义和刑罚谦仰性，分析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诉求，司法社工在协助开展矫正服务过程中，应尊重服刑人员及其亲属。论述福利多元主义对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启示，社会工作协同下的社区矫正工作创新机制。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区矫正；福利多元主义
社会工作注重人性的关怀，纵观人类历史的变迁，人文关怀的道义促进重刑主义渐变并趋于刑罚谦仰性，为此，影响到社区矫正的形成和发展并为其理论提供溯源。
一、人文关怀的道义和刑罚谦仰性
人文关怀的道义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既彰显人性的光辉价值，又充斥个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人文关怀的道义重视人的价值的存在，以个人的自由、平等、幸福为价值诉求。人文关怀的道义彰显价值引领的功能。塑造了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元素。促进现代刑罚观念和制度较多的融入恢复性司法的精神。
从社会学看刑罚，刑法是从侵犯社会行为并对其惩罚所保障社会秩序的职能。基于刑罚虽具有的司法属性与社会属性，进而和社区矫正交集的契合。社区矫正逐渐摒弃传统重刑主义趋于刑罚的人性发展，彰显刑罚的谦仰性。社区矫正反映出刑罚谦仰性的趋向。刑罚谦仰性符合人文关怀的道义。刑罚谦仰性体现出从传统重刑主义到刑罚轻缓化的过程，也是影响服刑人员矫正修复社会关系，回归社会的过程。社区矫正反映出刑罚个别化趋势。理性主义刑罚观指出，“为实现刑罚公正，必须在贯彻罪刑相当原则的同时考虑罪犯个人情况，刑罚适用应当有一个综合评定标准”。这种刑罚个别化观点在社区矫正表现的较为明显，比如，对服刑人员个案工作方法和个案评估方面。
人文关怀的道义视角下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契合有着密切的渊源和共性。考察西方工业革命之初，慈善人士通过济贫扶困贫民，视为现代社会工作之首创之举。历经岁月发展，塑造“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理念取向。为此，人文关怀的道义助推社会工作的发展，进而引导社区矫正领域、介入犯罪人群管理与服务。人文关怀的.道义就是：“把人真正当作人来对待。”比如，萨特所秉持的观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人在从事社会活动过程中自由与责任并重，不可割裂。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可以追根溯源发现对社会工作理论的渊源。存在主义理论根基契合社会工作者职业精神和价值取向。“在存在主义看来，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他人寻求一种有意义的存在方式的艺术。”存在主义理论基点，例如存在、本真性、自由和责任、焦虑等元素构建的理论架构，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产生极大的作用。实务中社工人员在与社区服刑人员沟通时，评估的元素，诸如自由与刑罚、责任与选择等，利于积极引导，重塑社区服刑人员的人生信念，更利于顺利修复社会关系和回归社会。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实践诉求
矫正人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公民，又是服刑人员。作为公民而言，其权利在社区应得到保障。为此，“为教育罪犯认罪服法、真诚悔改，早日回归社会，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各国的刑事法律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基于罪犯特定身份而拥有的权利”。为社会工作参加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实务，社会工作在处理不同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群体过程中，专业方法具有较多的技术优势。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领域服务服刑人员等主体的需要，工作项目较为丰富，发挥的平台也较多元。实务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司法社工在从事矫正服务过程中，应尊重服刑人员及其亲属。基于平等的原則。在实务方法上通过叙事治疗的方法，“叙事治疗是一种研究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的方法”，了解服刑人员的心理状况和社会关系情况，引导服刑人员重塑人生的信心，从心理上唤醒人理性的良知和生活的信念，并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进行矫正和服务。
（二）司法社工在从事矫正过程中以优势视角理念，为服刑人员增量及实现自我增能，帮助服刑人员纠正犯罪行为和心理偏差，培养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和人生追求。优势视角认为“案主应被视为是有能力、有价值的个体”，司法社工应考量服刑人员的角色考察其人生的经历和体验，同服刑人员建立协同和突破困境的陪伴的关系，寻找阻碍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原因，助力其融入社会而消除不良因素的困扰。
（三）司法社工协助司法人员设计矫正方案应体现“人在情境中”的理念。社区矫正领域的实施方案，传统上较少关注服刑者配偶、父母、子女、邻里和社会上对其有影响要的人。在罪犯服刑之初，其亲友及周边的过去的熟人往往觉得丢人，处于尴尬的状态。据美国相关资料研究发现，在服刑期间如果家庭和其保持联系，给予关心，会稳定罪犯情绪，出狱后也不容易再犯。为此，司法社工需要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工作，取得其家人支持，并开展为其家人提供支持性服务，正如陆游所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三、从福利多元主义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工作
社会工作参加司法矫正工作，在与修复犯罪人群的社会关系和促其回归社会，并以法律为准绳，从矫正对象的现实需求，依法为其提供合理福祉，助力服刑人员构建美好幸福的生活。探讨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中的福利多元主义，以其理论来考察对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意义，具有启示作用。
（一）福利多元集合对传统福利模式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从法律维度明确规定社区服刑人员具有的公民权利，“尊重罪犯并将其平等地视为社会一份子”此观念是国际发展的趋势。对社区矫正的工作而言，服刑人员接受刑罚制裁并被在国家治理层面限制其某种责任和义务，也可以在合法权利范围内表达自身诉求的自由。从国家层面，社会福利作为一项最基本、直接的社会制度。福利多元集合的理论对传统福利模式产生极大地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摒弃了以国家为福利制度唯一主体性，既突出国家的安全保障又动员个人就业、家庭和社区等寻求保障意识。为社会政策设计了相关制度的创新模式，以社会多层面力量综合考量福利供给的分配问题，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机制改革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
（二）社会工作协同下的社区矫正工作创新
福利多元主义是社会治理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理念。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社区矫正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探讨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及其逻辑，有利于对社会工作参加社区矫正的开展，明确福利多元主义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定位，对社区矫正工作发展大有裨益。当下，社会工作方兴未艾，理论与实务相结合，探讨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的契合，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样本分析。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帮助服刑人员融入社会，回归社会，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单位福利渐于隐退，市场竞争加剧，社会风险加大，罪犯人群面对的困境更多。借鉴福利多元主义，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志愿性、个体等力量的介入，通过服务在社区矫正、帮困扶助中引入社工、心理咨询师等队伍，对社区特定人群开展心理矫治、教育帮扶。利用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弥补司法行政工作队伍人手不足、心理矫治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有效提升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水平、专业水平，提高特定人员的矫治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昱。矫正社会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何雪松 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篇9：农村公共生活重建与社会工作介入
农村公共生活重建与社会工作介入
何香莲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的乡绅治理、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控制到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公共生活的日趋衰竭是当前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而农村生活的公共性对农村社会的稳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保障作用。从社会工作角度，以“增能”为理论支持，从村民自身和其社会支持体系两个方面进行介入，以达到促进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目的。
篇10：农村公共生活重建与社会工作介入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02-0059-02
一、农村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
所谓农村公共生活是指在乡村场域中所形成的超出家庭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公共交往形态，既包括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的日常生活交往，也包含互相帮助的经济生产行为，更包含着对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参与和基于某种社会关联自主生成的集体行为和交往[1]。
1.新中国成立前的乡绅治理
在传统中国，国家政治力量只到达县级，从未直接深入到广阔的乡村社会。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是乡绅与各种民间组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依靠宗族的力量、熟人社会里的礼俗及基于血亲关系而建构起来的权威和秩序。
新中国成立前，村庄公共生活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部的公共活动及基于生存需要对未知神秘力量的依赖而超越家族界线共同参与的各种习俗仪式生活，如先祖祭拜、神灵供奉等。祭祀在中国一直具有地区性特征，如东南福建、江西等，往往每村都有祭祀先祖的祠堂或供奉区域神灵信仰的村庙，在这些地方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来表达他们对先祖的缅怀、对神灵的敬畏。而在北方地区不同，这可能是因为多数华北村庄都是移民村，在北方村落中真正有家族祠堂的村庄并不多见。但不管怎样，此时的公共生活受外力影响较小，其长期存在与运作进一步强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联，强化了乡绅自治或宗族治理的传统权威与秩序，维系着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着乡村社会整体的生活秩序，虽然没有国家政治力量的涉足，但整个乡村社会仍然是井然有序的。
2.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运动”，其中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最为重要的影响便是对乡村社会实施整齐划一的有计划社会变迁，村民与国家的关系被加以重构，个体自由被强大的权力机构剥夺，个体更加依附于“集体”。
在这个时期，村民的生产与生活密不可分，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和同质性，村庄生活的公共性因村庄社会的集体化、公社化过程而表现得更加明显，形成特定时期特殊的村庄公共生活。在生产方面，之前的农户劳动被联合劳动所取代，村民们以生产队为基础，统一组织，集体出工，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也改变了村民间的互动方式与互动频率，相较于之前各户各自为政，如今则一切听指挥，服从集体安排，生产队范围内更紧密的经济生产共同体取代了昔日血缘和文化性的伦理共同体。农闲时，村民则被组织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开会是这个时期公共生活的典型形式，无论是由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集会，还是常规的社员大会，尽管村民存在着不情愿，但都表现出极大地参与性。
这一时期，一系列的运动保证了村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加强了与乡邻的联系，人际关系纽带更加稳固，人人参与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人人都参加公共生活的氛围。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对祖宗和神灵的敬畏被破除，各种家族公共活动被取消，传统节日及祭祀仪式或被改革或被禁止，祭祀供奉用的庙堂被摧毁。
3.后集体时代的村民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改革依序开展，村庄内部经历着新的重构，乡村社会内部的人际交往结构也随着一系列特定公共空间的消解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渗入，村庄公共生活发生一系列变化。
1985年，人民公社基本解体，取而代之的是9万多个乡镇，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相比于集体化时期带有强制性的各种会议，村民的定期选举和村庄公共事务表决显得十分冷清。从集体化时代国家控制下的公共生活中解放出来的村民似乎并没有做好自己“当家做主”的准备，同时由于乡镇对村委会的选举控制、村委成员的腐败与争斗、外出人员增多等原因，村民对政治生活逐渐失去了参与热情，“村民自治”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村委会自治”，村干部也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失去了绝对的组织力和号召力，难以组织全民参与的公共活动。
与此同时，在集体化时期受到抑制的传统仪式性公共生活得以复兴，着重表现为各种家族活动的开展、敬神活动的再现、祠堂的修建、红白喜事的重视等。但由于集体化时期的各种打压，原来的血缘群体的整体认同感和宗族血缘意识大为减弱，以大家族为单位的活动规模日益变小，仪式由繁变简，村民更多地关注以小亲族、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利益，原来的族里合作、邻里互助也被经济上的攀比心态所取代。
包产到户制度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村民们回归到从前的小农耕作，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农民由“忙碌”变成了“有闲”。村卫生所、商店、茶馆、棋牌室等场所取代之前的会场成为了新的公共空间。村民到这些地方看病，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碰头聊天，形成了一定的圈子。集体化时期被禁止的麻将被作为“新事物”在这里流行开来，并保证了这一圈子的持续。随后，电视的普及和住房结构的变动，以商店、茶馆为中心的农村公共生活逐渐被“私性化”的家庭生活取代。可以说，电视的出现改变了农村家庭的结构和闲暇生活，并改变了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频度，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围坐在家庭的电视机前，串门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村庄的公共性日益缺失。
二、重建农村公共生活的意义
我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仍是数亿人生老病死所托之所。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城市化的推进举步维艰，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体系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无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服务业发展受限使城市缺乏强大的吸收进城农民的潜力，大量农民仍留在农村。农村要为村民提供安定的居所、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保障，发挥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村社会的稳定事关重大。
在集体化时期，出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考虑，农村基层组织体系被融入体制之内，村民的需求被忽视，而是完全按照上级的命令和要求开展工作，传统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结构受到摧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今对个人社会义务的.无视以及畸形个人主义的泛滥。而在后集体时代，国家政权逐步退出乡村，村民得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意愿生产生活，但日常公共生活严重匮乏，休闲方式有限单一，由此造成了乡村公共性的缺失，公共生活日趋衰竭，公共舆论日趋瓦解，失去了对原子化的个人的软控制，农村治理愈加难以开展。因此，重建农村公共生活的工作刻不容缓。
三、社会工作对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介入
社会工作介入是指社会工作者依照自己的助人价值观去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吸引受助者主动参与活动，相互配合协调，从而达到助人的目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既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案主的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还是资源协调者和政策的影响者，由此可见，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工作引入社会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1.理论支持
“增权”是指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改变人的态度来改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社区或个人的自信心与自决意识，扩大人们的视野，以增强他们解决社区及个人问题的能力。“增权”取向强调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伙伴关系、案主的长处、承认案主是积极的主体[3]。“增权”中的“权”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进一步讲，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即权力感，就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和重要感。增权并不是“赋予”人们权力，而是要挖掘或激发人们的潜能。
社会工作者秉承“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相信服务对象的潜能，通过专业服务的开展，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增强村民的权利感、能力感和自信心，培养其参与、权利、发展和自主意识，这对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是可行且有效的。
2.介入措施
社会工作对农村公共生活重建问题的介入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直接针对村民在公共生活重建上进行社会工作介入；另一方面是对影响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行社会工作介入，通过介入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善其外部条件，从而达到公共生活重建的目标。
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要尊重村民的主体性，重塑村民的自信，挖掘村民的公共参与能力。在后集体时代，农民通过大众媒体被动地接受、追随城市文化，而这是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对原有自身文化产生了怀疑，主体性缺失，进而忽视了自身的价值与权利。因此，社会工作者要通过“增能”帮助村民树立信心，培育村民自身能力，培育集体责任意识，提升其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鼓励其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扩展村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为重建农村公共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培养和利用好乡村精英，鼓励并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引导他们在村庄公共舆论产生和传播中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利用好他们在公共生活重建中的号召力和带动力，进而促进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
重建农村公共生活，还需要充分发挥农村现有基层组织的作用，并培育能够满足村民需要、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要发挥好监督者的作用，向村民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村民的权利意识，监督村委会、党支部职责的行使；另一方面，要做好资源协调者的工作，因为多数农民并不具备自我组织能力，而现今宗教、宗族和庙会组织以及驻村企业对农村公共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工作者要以此为契机，对这些组织进行合理引导，将他们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引导到农村公共生活的建设上去，促进其发挥积极作用，维护村庄的秩序和规范。
此外，社会工作者还需积极争取外部政策的支持，争取公共财政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支持，促进村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引导各种民间文化保护、开发和研究活动的开展，同时促进目前促进农民消费的各种政策措施的完善，以引导农民将有限的收入投入到文化生活上来，进而为公共生活重建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夏国锋。村庄公共生活：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5）。
[2]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14.
[3]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5）。
篇11：我国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特点与趋势论文
我国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特点与趋势论文
我国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特点与趋势论文【1】
摘要：本文梳理了我国学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成果，根据形式、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征，将近三四十年相关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分析现有研究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关键词：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特点与趋势
数学学习的性别差异研究是数学教育研究领域内的基本课题，国际上对此已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
许多国际教育组织以及西方数学教育工作者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例如，美国专门成立了“女数学家协会”，每年举办活动，出版刊物，调查性别差异的证据。
国际妇女与数学教育组织(IOWME)和数学妇女协会(AWM)，作为非常活跃的妇女组织，也经常开展活动或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数学及数学教育中的妇女地位、性别差异问题。
而我国学者对此一问题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少。
1994年，张奠宙教授就在《数学教育研究导引》中感叹“中国数学教育基本资料的缺乏，像男女学生数学学习差异这样的课题，应该当作基本国情进行调查和去做。
这一研究工作可以从全国范围内调查，也可以在一个县或一个乡做调查，看究竟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差异的话，其原因是什么?何时产生明显差异?”[1]
本文选用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三大数据库，以“数学”、“性别差异”为关键词对截至底的文献进行检索，共筛选到密切相关的文章126篇，并结合叶一舵主编的《男女生的学习心理差异》和林崇德主编的《中学生能力发展与培养》两本书进行研究。
本文首次将我国学者关于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形式等方面指出各个时期研究的特点及不足，进而展望未来研究的趋势，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一、我国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发展过程及阶段特征
检索发现我国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表明了国内对此问题关注度的逐渐提高。
根据截至20底检索文献的数量及其主要内容的变化，笔者认为可以将国内的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以1993年和为界分为三大阶段：初探时期、发展时期和繁荣时期。
1.初探时期：1993年以前。
在国内，这一时期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刚刚起步，文献数量屈指可数，最早可查的是1982年唐盛昌的《男女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差异情况的调查》[2]。
该研究从1979年到1982年，按年级(初一到高二)对比各年份男、女生的数学期末成绩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情况，并通过代数、三角和几何三方面的测试和关于思维方式、记忆方式的问卷探索产生差异的原因。
从研究形式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大型的科研项目调查结果的一部分，而非针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专项研究。
例如，1990年林崇德主持的科研项目“中小学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的研究等。
二是研究团队针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所做的专门研究。
例如，唐盛昌等人对男、女生在数学学习中差异情况的调查等。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小学生和初中生数学能力的性别差异，也有一小部分研究是关注高中生数学能力的性别差异。
一般认为，在小学阶段，数学能力主要是指学习、掌握和运用数概念、数量关系和空间关系的能力;而在中学阶段，数学能力则主要是指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者们首先收集男女学生的数学成绩，进行统计分析来了解他们数学学习成绩差异的整体情况。
其次，根据对数学能力的分类，针对各项数学能力进行测验以此来了解男、女生不同数学能力差异的具体情况。
最后，通过问卷调查探索产生男、女生差异的原因，侧重于调查男、女生在记忆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
前文介绍的唐盛昌的研究就是典型代表。
总的而言，这一时期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成果比较单薄，但也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
例如，性别差异与学生所在的学段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具体表现为：小学阶段女生数学成绩整体上比男生好，初中阶段男、女生数学成绩的差异不显著，高中阶段男生的平均水平高于女生。
对此，林崇德等人认为是因为男、女生不同能力的发展在快速期的到来时间的早晚、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在快速期内的发展速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3]。
唐盛昌等人认为这与男、女生在记忆方式、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有关，男生倾向理解记忆，数学分析，而女生倾向机械记忆，注重模仿[2]。
总览这一时期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在归因上侧重于认知因素，而较少考虑非认知因素，例如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对待数学的态度以及自我评价等;二是研究较少和教育联系[4]，例如，研究者们并未探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师等因素是否会导致数学学习的性别差异，以及是否可以通过改变这些因素来缩小差异。
2.发展时期：1993―20。
1993年，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IMCI)在瑞典召开了“性别与数学教育”的国际研讨会。
而这一课题就作为了国际数学教育委员设立的系列研究课题之一。
探讨产生性别差异的三大因素：(1)女生的数学兴趣;(2)社会文化影响;(3)数学学科本身特点。
研讨会召开后，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文献数量大幅上升，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可见，研讨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者对相关研究的关注，国内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研究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大多为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教师专门针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个问题真正地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问题。
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关注的问题仍然是男、女生数学能力的差异，占到总数的64.7%。
但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从上一阶段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开始转移到高中生，这与上一阶段研究显示小学、初中男女生的数学学习成绩无显著差异的这一结论不无关系。
此外，研究的内容也有一定的扩展和细化。
例如，将数学思维水平分为三个等级：具体形象思维、初步的逻辑思维和抽象的逻辑思维进行研究;将空间图形认知能力细化为心理折叠能力、心理旋转能力以及心理展开能力等进行研究。
从研究方法上看，一方面部分研究者仍采取的是对各学段男、女生的数学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根据对所研究内容基本要素的界定，设计试题对学生进行测试，试图得到更为精细的结果。
同时，研究者们配合使用问卷和访谈，以佐证研究结果和探究差异产生的原因。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开始发展起来了，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研究者们根据研究结果普遍认为小学阶段，男、女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是女生比男生强;初中阶段，男、女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女生相对优于男生，男生成绩的离散性大于女生，但从初二起男生逐渐赶上来了;到了高中阶段，男生则优于女生，且出现差异的显著性，女生成绩的离散性大于男生。
此外，男生的空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强于女生，但空间能力的差异并没有对数学成绩产生显著影响。
但是研究者们关于高中阶段男、女生运算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分歧，有些研究得到的结果是女生显著优于男生，有些研究则表明男、女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从归因上看，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到教师教学方式、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学生数学兴趣等因素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影响，但存在的不足是他们仍然更加偏重生理(即男、女生大脑2半球偏侧性功能专门化在发展速度和水平的不同)和智力因素(即思维方式、记忆方式的不同)的影响。
3.繁荣时期：2004年以后。
2004年3月“中学数学学习性别差异”被国际数学大会列为研讨主题之一，使得这一问题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数学学习的性别差异的学术关注度不断提高，国内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献数量更大幅地上升，开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研究热度不断上升，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与细化。
研究热度的不断上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一时期有大量关于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硕博研究生的论文，占到这一时期相关研究总文献数的26.7%。
研究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一个研究主题在当前具有较高的热度。
此外，从这一时期文章的.数量上也足见研究的热度。
另一方面，开始有发表对该研究的述评文章，说明研究在当前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并受到了较大的关注。
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针对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研究问题可以分为四大类：关于数学学习过程的，关于数学学习能力的、关于数学学习情感的和关于特定数学学习内容的。
关于数学学习过程的，主要包括情境性数学问题解决过程、数学问题表征、数学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关于数学学习能力的，主要包括数学创造力、常用统计图理解能力、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空间认知能力、数学发散性思维能力和数学学习选择能力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关于数学学习情感的，主要包括数学自我概念、数学学习效能动机、数学学习心理、数学学习焦虑和家庭、老师、社会对数学学习情感的影响[1]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关于特定数学学习内容的，则主要为几何学习，其他的内容则少有涉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开始对研究对象进行分层处理，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学生，优秀学生、中层学生和后进生，探索不同层次中男、女生数学学习存在的差异是否不同。
从研究方法上看，以问卷和测验为主，配合访谈和个案研究。
测验主要针对数学学习能力和特定学习内容，测验的题目一般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教材内容和大纲要求自行设计，也有小部分是直接选取学校已有的试卷。
问卷则主要针对学生数学学习情感和学习过程。
这一时期相关量表已有一定的发展，因而与之前采取自编量表有所不同的是研究者多为直接使用已有量表或在已有量表上进行改编。
其中，运用较为广泛的《Fennema-Sherman数学态度量表》，但也有根据具体情况借鉴国内外心理学的相关量表的。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研究结论大体一致。
在归因上，减弱了对生理因素的强调，更加肯定教育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父母、教师和社会文化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信心和态度的影响。
二、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到现在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发展和改进中，当前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在研究方法上，当前研究者们主要是通过分析学生的数学成绩，或者进行测验、问卷，大体上偏重于定量的研究，而定性的分析不足。
如果能够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才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全面。
归因分析尚不完善。
事实上，产生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原因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前研究，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归因分析，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是从生理因素、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社会因素和教育因素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但一般都是“蜻蜓点水”式的，并没有进行一个深入的、全面的研究。
如张新颜所说，后天因素是如何影响数学学习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哪个是存在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等问题还不清楚，有待进一步解决[5]。
缺乏解决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
大多数学术文章都是调查研究性别差异存在以及归因问题，而如何缩小差异，尤其是在数学教育中如何因材施教、因“性”施教的研究很少，而这恰是研究数学学习的性别差异的初衷和目的所在[6]。
解决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对于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迫切地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的研究。
三、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展望
1.研究形式上注重多方面的结合。
一是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
一方面从理论到现实，通过分析性别差异对数学学习产生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另一方面从实践经验出发，发现和认识差异的现状，并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二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
宏观研究是通过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大型的学业测评等方式，了解男、女生数学学习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微观研究则范围较小，往往是某所学校或某个班级，研究问题更细化，侧重于调查男、女生是在数学学习中哪些具体的方面存在差异。
2.研究方法上更加多样化。
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结合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
既要通过精确的数据来回答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现状，又要通过质性分析来解释“差异是什么”、“差异为什么会发生”、“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等问题。
3.研究内容上更加深入、全面。
一是对当前研究尚存争议的结论进行再探。
例如，高中生男、女生运算能力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问题。
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层面和调查对象等各种因素导致了一些研究结论的不一致，研究者们必须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得到一个更加贴近自身所研究的群体的结果。
二是对当前研究尚未解决的或尚未触及的问题进行研究。
例如，造成男、女生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以及如何在教学中通过一些策略来缩小这种差异的问题。
像这样一些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领域内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其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是对当前已经研究过的问题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
例如，将学习不同数学内容时的性别差异细化到各个知识点的理解、掌握和运用上的差异。
更加具体化的研究问题有利于探明男、女生究竟是在哪一个时间点或知识点上发生了差异，为实践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参考文献：
[1]张奠宙.数学教育研究导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2]唐盛昌.男女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差异情况的调查[J].教育科研情况交流，1982，(5).
[3]林崇德.中学生能力发展与培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4]杨晓黎.初中数学学习中的性别差异――有关非认知因素方面的调查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1993.
[5]张新颜.中学数学能力性别差异研究述评[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7(2).
[6]郑丁丁.数学学习中性别差异的研究综述[J].数学教育研究，2010，(5).
性别差异对高中数学学习的影响与对策【2】
[摘 要]本文结合本人教学经验，对高中女生数学学习现状做了分析，探索男女生在数学学习上的差异。
同时对如何使女生更好的学习数学提了几点建议。
篇12：社会体育与电子管理研究论文
社会体育与电子管理研究论文
摘要：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对象荐选的实际工作中，存在指派型、福利型、自荐型、推选型的学员选派方式，其中前两种会将不具备志愿服务精神的人选入，导致培训后不能发挥健身指导的作用．通过分析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权力与义务、举荐人与被举荐人的管理，提出举荐模型，使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对象的荐选过程得到规范、监督、管理与完善．
关键词：社会体育指导员；举荐模式；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文明的进步，人均收入的提高，健康意识的提升，家庭及社会成员从购买健身服装器材，到消费体育服务，逐渐形成了体育健身的日常生活习惯，健身人群迅速扩大，对体育场地、运动形式、健身效果、人际交往等有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科学健身，国家设置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岗位，并制订了相应的法规政策，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
1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与价值
1993年12月4日国家体委发布《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是为促进群众身心健康、提高健身人群科学健身水平的一项制度．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大众文化的丰富，为更好地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2011年10月9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同时废止《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管理办法》中所称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不以收取报酬为目的，向公众提供传授健身技能、组织健身活动、宣传科学健身知识等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并获得技术等级称号的人员［1］．我国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时间还不长，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及其工作现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全民健身发展的需要［2］．实际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体育指导工作广泛、良好地开展，对实现健身群众身心和谐及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培养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高质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可以提高全民健身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水平．反之，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如果指导能力不足、在健身指导中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则会严重制约全民健身科学、有效的快速发展．因此，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规范培养可以良好地促进全民健身发展、健康中国建设．其中首要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人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2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基本条件
在《管理办法》的附件中指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基本条件有：（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二）具有志愿服务精神和良好的道德素养，遵纪守法；（三）热心全民健身事业，正在开展或准备开展经常性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以下简称志愿服务）；（四）接受有关组织和单位的管理，承担指派的工作任务；（五）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相应等级的培训，考核合格；（六）所传授的体育项目有技能标准要求的，应当参加该体育项目的培训并达到标准［1］．在基本条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具有志愿服务精神和良好的道德素养，遵纪守法；热心全民健身事业，正在开展或准备开展经常性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但这恰恰是实践中最难以核实的部分．各体育行政部门在实际管理中，为了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名额的指标，往往会因核心条件审查难度大、工作成本高忽略对其的考查，而将其他一些无关因素混杂在参加培训人员的选拔过程中，出现了几种不符合《管理办法》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设立初衷的情况．
3社会体育指导员选拔、举荐办法与存在的问题
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一级、二级、三级的培训主要由省、区、市指定的培训基地完成，培训的通过率非常高，培训的费用由省、市级体育局行政拨款支付．集中培训的时间为3到8天．集中培训的时间较短，学习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如果推选的培训人员有学习动机（志愿服务精神），学习任务可以较好地完成．反之，完成的结果较差．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培训的质量以及后续志愿服务的效果．调查中，参加培训人员的'选拔途径有以下几种情况：3．1指派型．指派型，是指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选荐中，组织部门通过看名单进行人员的指定派遣．指派型推荐参加培训人员的状况和问题有：（1）推荐的组织能够按上级的要求选派具备体育专业知识与技能（通常是体育专业毕业的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人员，但派遣的上级主观性色彩浓，培训只是为了完成指标任务，对于后续的社会体育指导工作开展不做要求．（2）对于培训人员，培训相当于没有任务的出差，选派时出现“重亲轻贤”的情况，加重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当地开展工作的不和谐气氛．（3）指派的形式，忽略个人意愿，违背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志愿性原则，造成学习积极性差、培养质量下降、体育指导工作难以有效进行等．3．2福利型．部分单位、组织选派的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人员，培训期间会发放出差费用，领导和被派出人员均把培训视为“带薪休假”、“外出休闲”的福利待遇，造成培训过程中的缺勤、不服从管理、不认真学习等现象．福利型派遣的人员培训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缺乏或没有相关的体育运动技能基础，不能适应培训的内容．（2）完全没有学习的动机，缺勤率比较高．（3）目前采取的是等额培训，即参加培训的人数等于年度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的数量（通过率百分之百），福利型人员的管理与考核给培训机构造成了困难．3．3自荐型．个人有过社会体育指导的经历，对于体育运动比较喜爱，有擅长的运动项目技能，在县区一级的体育局、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街道乡镇等部门进行过登记，提出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的人员．这类参加培训的人员属于自荐型．自荐型人员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的现状和问题有：（1）学习的积极性比较高，但专业知识不系统．（2）重技能学习轻理论学习．（3）提高个人运动能力的动机强，为他人指导体育健身的动机弱．3．4推选型．由社会健身站点的群众，基层企业、单位、组织常参加锻炼的人群不记名推荐的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的人员，属于推选型．推选型人员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的现状和问题有：（1）具备较好的单项运动技能，学习热情高，理论学习也比较认真．（2）得到群众的认可，学习动力足，培训结束后的群众健身指导工作效果良好．（3）目前缺乏登记注册、日常评价、考核管理的内容和制度．（4）时常会出现小群体对于名额的无序竞争，影响健身群众的和谐关系．指派型、福利型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推荐参加培训人员的组织不直接进行后续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工作的登记与管理，即“派”、“用”脱节．这也是重培训审批数量、轻管理使用服务的较普遍现象．自荐型、推选型的出现，是参加培训人员选派方式的进步，使得“派”、“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结合，但也存在随意性较强、管理不系统的问题．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人员选拔的过程中，并不是谁在按照上述情形有意为之，而是目前缺乏工作时间成本少、行之有效、便于操作的制度与办法．
4社会体育指导员举荐模式探索
4．1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权利与义务．社会体育指导员权力与义务的明确，结合举荐责任追究的制度建设，可以减少和避免培训人员选荐中的随意行为，防止出现指派型、福利型的情况．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权利体现在“促进科学健身的普及，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提升社会的健康文明水平［3］”．这一过程促进其自身的完善，是自我社会价值的体现，也是人生最高价值的实现．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1国际志愿者年”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志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志愿精神是联合国精神的最终体现．”［4］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义务是“组织和指导健身群众开展健身活动，提高健身者的健身技能和身体素质”，由此提高群众身心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在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的过程中，社会体育指导员可以通过实践和培训不断提升个人的组织与指导健身活动的能力、自身健康水平、自信心等，在帮助他人健身的步骤中，增进社会关系、加强社会联系，得到他人与社会的肯定，实现自我价值．4．2举荐人与被举荐人．从《管理办法》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基本条件和概念出发，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人员的举荐人应是“公众（全体居民）”．但在实际中，全体居民不一定都是经常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人．因此，经常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人（可以参照体育人口的定义）具备举荐权，是举荐人，举荐参加培训人员是其权利与义务．原则上，每一位举荐人都具有被举荐的资格，都是被举荐人．实践中，经常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人群，在相对固定的地点，达到一定的数量，在此群体中，通过举荐选出具有志愿服务意向的参加培训的人员，是实际的被举荐人．这是以权力与义务对等关系原则形成的举荐人和被举荐人．他们相互之间认识、熟悉，有利于健身活动工作的开展．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健身群体中没有适合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的人员．此时，需要组织发现具有一定体育专业知识和运动技能，且愿意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人员．这种情况下，举荐人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部门或基层体育文化管理部门．被举荐人是当地居民或者可以为当地健身群众提供健身指导的特定人员．4．3举荐人及其管理．鉴于在实际中，举荐人均是参加体育健身的居民，因此举荐人的管理应进行属地实名管理．即在某一区域长期居住的体育健身群众，在当地体育文化或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的基层单位进行实名登记，登记内容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健身内容、健身目的、是否愿意提供健身志愿服务等．经过了登记的人员具备在其健身活动场点的举荐权．登记工作可以由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委托健身群众的代表完成．在日常管理中，最重要的是进行不定期的检查，通过检查确认经常参加体育健身的人员，对他们加强宣传，使其履行举荐权．4．4被举荐人及其管理．第一种情况，被举荐人来自于举荐人群．在进行了一定的宣传后，可以先由举荐人初步确定被举荐人（候选被举荐人），一般可以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日期之前40至60天．在培训前10至20天，根据候选名单由举荐人确定参加培训的被举荐人，并予以公示．第二种情况，基层管理组织根据健身场点的人数确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根据数量指派人员参加培训，具体的情况各地可以结合实地调研自行确定．被举荐人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获得证书后进行正常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在高一级的培训中可再次成为候选被举荐人．人员配备的任务可以从组织和个人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考察［5］．4．5举荐模型设计与分析．举荐是健身志愿服务者步入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个环节．后续的监督、考评、继续培训、志愿服务支持等是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管理推向深入、充分发挥作用的环节．本研究结合实践提出举荐及其管理的模型，如图1所示．根据《管理办法》，图中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机构为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协会对辖区的健身群众进行实名登记，并抽查核实，本项工作可由健身群众的代表完成．之后协会对健身群众宣传荐举办法，健身群众实名填写表格提出候选被举荐人，协会监督，给出意见．接下来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前，由举荐人（固定地点的健身群众）选定被举荐人，协会监管过程．然后协会公示参加本年度培训的被举荐人名单，并提出要求．在被举荐人培训合格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证书后，可以向协会反馈问题、咨询政策、要求支持等，协会监督其志愿服务．从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被举荐人“来源于民”，有利于形成良好友善的氛围，督促其“服务于民”，并且从健身群众中被举荐出来，可以充分代表健身群众与培训基地进行有效的双向沟通，使培训达到“授群众所需之道，解群众未识之惑”．
5举荐模式的自我完善
一个组织模型只有在内部可以完成自我完善，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与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举荐模型也不例外．从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群众健身指导的全过程来看，与其相关的机构和人员主要有：健身群众，社会体育指导员自身，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上级体育主管部门，非健身群众与组织．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的生态圈，举荐模式的自我完善与其息息相关．5．1自我管理与评价．参与志愿服务的人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是自我管理的主体．在志愿服务精神的驱动下，这些人员可以完成自我管理与评价，包括：地点记录，出勤，健身指导的内容、时间，接受指导的人数等，对相关内容给予自我评价，评价的结果主要用于讨论分析如何更好地提供志愿服务．协会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直接管理单位，是自我管理的组织，其管理与评价的行为也属于自我管理．实际中主要是进行抽查、考评、奖励、补助发放、配合培训基地、与外部机构协调等工作．5．2外部监督与评价．外部监督与评价来自于健身群众、上级体育主管部门、非健身群众与组织．首先，协会可以制订健身群众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评价方法、制度，定期进行调查与考评．其次，接受上级体育主管部门按照任务计划进行的工作监督和评价．最后，来自于媒体、志愿者协会、第三方评估机构等组织部门的监督也是促进志愿服务良好有序发展的有效办法．对于志愿服务良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可以加强宣传，邀请非健身群众体验，派遣到未开展健身锻炼的组织交流．通过外部监督与评价，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志愿服务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同时为其客观考评提供依据．5．3荐举模型与制度的自我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涌现，制度的设立与完善，都是为了不断提高群众健身的社会效益．在政府、社会组织、培训基地、社会体育指导员自身投入许多经费、时间、精力的情况下，为更好地开展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健身意识，采取第三方对实际社会效益评估是十分必要的．第三方不牵涉任何利益，按照《管理方法》的精神与要求，定期做出评估，针对问题进行改进对于提高各方面工作的效率是极其有用的，特别是在因地制宜地完善当地社会体育指导员荐举模型与制度建设方面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因此，上级主管部门如何开展第三方评估，其效果如何，对于当地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进一步快速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真实、准确的第三方评估，结合外部监督与自我评价，可以让荐举模型与制度定期完善，适应当地群众的健身发展需要．
6结语
法律法规是保证社会有序高效运行的基本措施，因此国家提出加强法治中国建设．《管理办法》已经公布并实施，其中明确提出在一些方面的规章制度由各省、区、市结合实际情况制订．部分省、区、市的相关文件中，将具体内容的制订权下放，符合中央简政放权的要求，但截至目前许多地方还在探索中．本研究提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荐举模型，对于其选拔环节以及后续志愿服务开展都会起到提质增效的作用．
篇13：浅谈图书馆与社会阅读文化研究论文
浅谈图书馆与社会阅读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分析了公益性图书馆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加强对社会阅读风气的引导、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创建和谐的社会阅读环境，使图书馆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图书馆读者阅读社会阅读
阅读是现代人文化性学习和认知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促进人的心智发展的最有效方式。阅读的深层意义在于启迪人的心灵、熏陶人的品格、丰富人的素质和精神世界。图书馆所提供的阅读资源与环境对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有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高科技发达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图书馆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加强对社会阅读风气的引导、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创建和谐的社会阅读环境，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1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
读者的阅读需求，是图书馆读者工作的源泉，只有当读者的阅读需求得到满足时，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中蕴含的知识才能转化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力量和财富，才能激发出读者工作的生命力。读者的阅读活动的过程，实际上是读者满足具体需要的过程。读者产生阅读需要的主观及客观原因分析，一般可归纳为四种类型:
(1)社会型阅读需要，是指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许多读者群所具有的社会共同性阅读倾向。这种社会共同性阅读倾向反映了强烈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潮流的共同需要。其特点表现为: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文献阅读需要量大，阅读时间较为集中，阶段性强，成为读者的阅读中心。
(2)专业性阅读需要，是指从事生产、科研、教学以及从事其他各种业务工作的读者最基本的职业需要。其特点表现为:读者的专业活动决定着专业需要的内容、范围和重点。在为他们服务时，一定要认真分析他们阅读需要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有区别地为他们提供专业对口服务。
(3)研究性阅读需要，是指读者从事专业研究任务所产生的阅读需要。这种阅读需要具有研究课题广泛，所需文献复杂多样，有时间限制，必须如期完成各阶段的文献查阅任务等特点。为研究型阅读需要的读者服务是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重点之一。应积极主动地、精准地为他们搜集、整理、提供所需要的文献信息资料。
(4)业余型阅读需要，是指读者在工作、学习之余的个人兴趣爱好需要，它具有广泛和多样性的特点。在公共图书馆的读者群中，这种类型的读者占有较大的比例。
2了解读者的阅读目的
读者的阅读目的，是指读者为了实现阅读愿望，完成阅读行为，达到阅读效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阅读目的除受阅读动机的直接影响外，还受读者个人的兴趣、情绪、能力等诸多因素、条件影响。按照阅读效果的基本要求，人们将阅读目的区分为四种类型:(1)学习型阅读目的，具有学习型阅读目的的读者，他们往往是为了系统地学习、掌握某种学科、专业的有关知识，为未来积累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具有信息型阅读目的读者，他们的阅读行为一般是有计划、有系统、有层次的进行。
(2)研究型阅读目的，具有研究型阅读目的的读者，他们往往是为了解决生产科研中的难题或为了探索新的领域的课题，从事具体阅读活动。他们阅读文献的特点与一般读者不同，他们对所需文献的要求往往具有系统性、连续性、专指性，其内容往往涉及所需课题文献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较高层次、较高水平的阅读目的。
(3)应用型阅读目的，具有应用型阅读目的的读者，他们往往是为了解决生活、工作、生产、科研、教学中的具体疑难问题而从事具体的阅读。这种类型的读者在从事阅读活动时。往往都是有针对性地查找利用有关文献信息，从中吸取和利用有关知识和技能去解决自己碰到的疑难问题。
(4)享受性阅读目的，具有享受性阅读目的的读者，往往是为了获得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丰富个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内容而进行具体的阅读活动。
这种类型的读者通过阅读自己喜爱的馆藏文献，包括图书、报刊、音像资料，在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调节紧张工作之后的情绪之外，还能从中受到教育启迪，获得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
3图书馆促进社会阅读的方法
3．1提供宁静舒适的阅读环境书架与桌椅的布局和摆设应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室内要采光充足、色调淡雅柔和、点缀几盆绿色植物可以美化环境，以典雅的字画做装饰，令人赏心悦目，而伟人的名言警句则可促人奋进。图书馆要更新服务理念，拓宽服务领域，提供服务水平。如齐河县图书馆工作人员节假日不休班，延长开放时间。
并开办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图书馆工作人员要热爱自己的本质工作。牢固树立“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思想，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修养，还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要做好文明礼貌为读者服务。图书馆是精神文明窗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都会给读者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工作人员应努力做到文明服务，严于律己，在馆内要轻声细语，不要大声喧哗，接待读者要热情，检索证件要礼貌，递交书证要手送，解答咨询要耐心，听取意见要虚心，工作出错要道歉，以自己模范的言行为读者营造一个健康、和谐、舒适的阅读氛围。
3．2熟练掌握技能，以便捷的服务吸引读者图书馆工作人员对读者阅读动向要及时了解，对架区内各类新书出版动向，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图书馆工作者知识贫乏，“一问三不知”就不能更好地起到文献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也就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因此，图书馆工作者应不断地更新补充知识。随着21世纪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使用计算机操作替代了传统的手工操作，并最终实现计算机管理和网络服务，根据我们在工作中的体会，我认为当前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该解决的是:努力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普通软件知识及网络技术基础知识。图书馆馆员应该对专业工作系统的维护有一定地了解并且具有排除计算机操作过程中出现故障的'能力。
虽然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使图书馆的工作不再是借借还还的简单工作，但是，采用计算机编目、借书、还书、目录检索等都离不开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必须加强学习图书馆专业基础知识，以便捷的服务吸引读者。
3．3增强全社会的图书馆意识，突出服务重点首先应大力加强图书馆意识教育。图书馆意识不仅是全体图书馆工作者的事业意识，也应当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文化意识。现在国家提倡构建全民学习，终生学习型社会，所以说要增强图书馆意识，鼓励全民阅读。少年儿童作为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而花朵的成长更离不开知识的海洋。齐河县图书馆采取超前的做法:入学前让孩子进入广泛阅读期。早期阅读是儿童智力的催化剂;早期阅读是给孩子的智力发育安上腾飞的翅膀。让孩子在幼儿园时期就享受阅读的乐趣，是为孩子发掘出一个终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早期智力开发，虽然从识字开始，但识字又不是目的。识字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孩子尽早进入广泛阅读阶段。人类各种思想、知识的沉淀最终表现在文字上。文字使人类思想、知识的传递改变了祖辈、师徒相传的原始模式，从而使人类进入了知识共享的时代，文字是推进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主要软件，是伴随现代人终生的实用性最强的工具，孩子的智力开发从识字开始，就是抓住了关键和根本，所产生的效益往往是令人吃惊的。他掌握了文字，就学会了“自学”，当你在繁忙中看到奶声奶气的孩子孜孜不倦地埋头读书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这是早期识字的功劳;他掌握了文字，就学会了“自娱”，当你听到孩子在阅读中不经意间发出爽朗的笑声时，你是否意识到带给孩子幸福童年的还是早期识字的功劳;他掌握了文字，就学会了“表达”，当孩子贴切而生动使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词语向你陈述一个意思，而你对此感到十分惊奇甚至不理解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这仍是早期识字的功劳。所以说，孩子较早掌握了文字，从而较早进入广泛阅读，就等于交给他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幼儿时期识字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成功孩子的家庭教育方法不一而足，但唯有这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早期识字，早期进入广泛阅读。这样既培养了孩子从小学会利用图书馆，也养成了孩子良好阅读习惯。
3．4加强图书馆宣传，吸引读者走进图书馆几年来，齐河县图书馆结合地方特色，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势多样、内容丰富的图书服务宣传周活动。活动期间利用广告、电视、广播、报刊等传播媒介加大宣传力度，吸引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2005年以举办“读书乐”全国摄影比赛的形式举办图书服务宣传周。优秀作品在齐河县文化中心展出。这次展出的全国摄影比赛优秀作品近1000幅，都是以读书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作者用第三只眼睛观察世界，从各个视角诠释书籍与人们亲密和谐的关系，讴歌阅读所带来的快乐。为了加强和提高这次展览的感染力和社会效益，齐河县图书馆组织县直机关、工厂、企业等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和在校中小学生，前来观看展览，观看展览人数达5000千多人，读书，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启迪。有很多中小学生纷纷表示，这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在信赏摄影艺术的同时，深深地体会到阅读所带来的快乐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也深深地体会到能够读书的幸福。
为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十年工作一年干，快步跨入百强县”的工作要求，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为经济建设服务，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2006年、2007年举办的图书服务宣传周更是丰富多彩，期间把馆藏的文学、艺术、古今中外名著、科技信息、医疗保健等五大部两千余册图书展示出来供人们挑选，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晏城镇鲍庄村党支部书记鲍金刚抱着《双孢菇植培技术》、《引领走近新时代》、《大棚种植蔬菜》等书，笑哈哈地说:“如今在农村，吃的，穿的什么时候都能买到，可这么大规模的图书宣传却很难碰到回去后我让两委成员每人办个借书证，有时间多看看书，充实一下自己。同时又开展了“读好书做好人，看老书不忘本”为主题的老书推荐活动，向广大读者推荐《红日》、《红岩》，《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战争题材的老书1000多种。供人们阅览，另外，向行人散发宣传材料，以增强读者对图书馆的了解，使用的兴趣和信心。此次活动的开展，为全民阅读营造了良好的读书氛围，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使图书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图书馆不仅是推动全民阅读机构，也是全民读书和终身学习的学校。图书馆要充分发挥其教育职能，不断拓展服务范围，让更多的人了解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同时也让图书馆的优秀资源真正走进学校、走进军营、走进广场、走进机关、走进工厂、走进社区、走进乡镇。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高速发展，创建和谐的社会阅读环境，使图书馆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炳武．图书馆实用知识手册［G］．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8: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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