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钊:这些年的高考改革越来越远离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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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熊文钊:这些年的高考改革越来越远离公平
熊文钊:这些年的高考改革越来越远离公平
腾讯两会嘉宾访谈
主持人骆新: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腾讯网的“两会听证会”,我们今天在演播室请来的嘉宾的人数可能是历次以来最多的一次,六个人,加上我一共七个,人一多嘴就杂,不过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焦点却很集中,我们的标题叫高考的地域歧视是否存在。
熊文钊:刚才迟律师讲的77年高考当时全国是统一试卷,高考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机会要均等,现在的高考制度,我觉得通过这些年的改革,改的方向是越来越离公平远了,就是77年当时高考,大家觉得这个机会大家都去争取,我主张还是应该统一的一个考试,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的话,这个公平很难说。考试要统一,才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现在违背了一个教学的规律来选拔人才的规律,另外就是计划经济思维,名额的分配,这是很主观的因素,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要把统一的考试为基础然后来加以适当的调节和分配,来做补充,这样的话,这个机会是均等的,有些有条件的进行那种调整,比如说向西部倾斜,包括国家对少数民族降低分数段,他是有条件,有理由,有原因的来解决。
现在按照所谓地域的差异形成了它的资源就是城市里边,高校集中的地方就把国家的公共资源,国家的教育的机会变成地方化了,这样的话,也不利于高校来选拔人才,也不利于高校按照同样的人才的标准来选拔。比如说北京大学,全国一张卷子,600分以上,所有的人都在这个600分以上才有机会,加大学校招生的选择的余地,如果高校之间有不同的分数,我觉得这个机会是一样的。而且中国历史上这种考试,包括科举考试,它的考试机会包括考试的时间,大家的机会都是一样。在边远的地方,也有机会参加这个竞争,这是公平的。
熊文钊:还是有很多农村的孩子,而且很多北大的教授都是出生在农村的孩子。高等学校,这个不是城市和农村的问题,现在各个地方的地域差异造成了学校所在地的分数,如果全国统一的一个试卷的话,大家的机会是均等的。在这个机会均等的原则前提下再来考虑有适当的一些理由的照顾,比如说少数民族地方要给予一定的照顾的分配,这样作为补充。
熊文钊:歧视这个资源也不是北京的,主要还是名额分配的计划造成的,用计划经济的思维作为高校选拔的标准,这个本身就不利于教育规律选拔人才的标准,同时它隐藏着一个不平等的问题。现在高考分成各个地方的考试掩盖了机会平等。本身的基础教育资源很丰富,但是它的分数反而更低。在其他的边远的的基础教育资源不是很强,结果反而要求很高,如果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考试,统一得分数标准,至少在这些边远的地方还可以在统一的标准下竞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做一些政策的调试,但是我们不能把计划分配当作主要的依据,现在这个依据是没有客观标准,它是一个人为的东西,所以造成了大的城市升学率很高,四个人就能上大学,要上哪个大学而已。
属于地方的名额多一点,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关键问题,厦门大学可能在当地招生,但是同样的标准和武汉大学差不多,可能更多的招了那部分人。但是他们是一个等级的大学同一个分数标准。你不能指望在厦门大学有很多湖北人,在湖北武汉大学要有很多的厦门人。不是说用一个人为的分配的方式来确定,这样的话,学校本身生源又影响到学校的总量,学校培养人才的。你生源好,我培养起来就好,这样造成了生源不好,我的学校想怎么努力也比较困难,这也是一个因素。加上分配资源,我这个学校我要创造我的学校的品牌质量,然后让我的分数没有多少进不来,我要照顾这么多人,必须有600分,才是及格线,如果600分,我的学校招不到人,我就降低到580分。这样学校和人才组成的因素应该联系起来。
现在的学校里,我这边有660分,这边有460分的进来,差200分都在一个班级里边,这本身对参加学习的人的机会也不均等,对教育来讲,他也没有办法来施教,施教也的程度很高,有的程度很差,这也不利于选拔人,不利于本身高等教育的品质。
主持人骆新:一张卷子就可以把全国都搞定。
熊文钊: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制度都是各自为政在搞,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也是重复的,不利于选拔,隐藏着极大的不平衡,利用这个可以有很多经济的收益。77年高考是统一的,现在改到不统一了,这是掩盖不平等的一个原因,77年大家反映的是平等,但是有机会,现在确实是很不服气,它太不公平了。等于我们的改革不是改良了,是改误了,越改怨声越多。
主持人骆新:我们探讨了这么长时间,出一张统一卷子就行了。这么简单的一个事,达成共识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不改?
熊文钊:有利益,但不是考生的利益,是各个地方安排的利益。这里边是利益趋势。
熊文钊:你现在按省来做,湖北省进不了北大,还是进不了北大。
熊文钊:我觉得不是湖北人的教育机会不好,而是湖北人上名牌大学的机会少了,要统一考试,反而湖北人在名牌大学的比例会高了。你没有统一标准,用分配那个主观的东西,那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考试是一个评判的标准。
主持人骆新:现在你们看似在谈一个问题,其实都已经分开了,一种方式说公平是最重要的,迟律师和熊教授为首,出一张卷子,不考虑到地区的人均分配,即便考虑到人均的合理性也要考虑到…
熊文钊:其实人多的地方并不一定是农村的考生就没有机会考到最好。实际上人多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机会,除了少数的教育限制那些地方我们采取一定的调试,其他的地方是没有问题,黄冈中学是一个农村的基层的中学,它到北大的比例是很高的,它并不是一个大城市。高等学校在城市里边并不是只招城市的学生,招生的分配带来的不公平歧视了其他的地方,它用了一个计划经济。这个和计划经济的方式,我觉得在现在市场经济下,教育也有教育发展内在的规律,增大高等学校选拔人才自主的权利。
主持人骆新:您认为他们刚才所说的,在每一个地方名额要做一些合理分配,这本身算不算是计划经济的一种?
熊文钊:有一些暗箱操作,没法儿控制。
熊文钊:统一的试卷,北京考不过地方。
主持人骆新:我刚才也说了,正是因为有这种分配情况的存在,而导致一个学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北京可能分不到一个大饼的全部了,湖北都分走了,你觉得就满意了,就平衡了?
熊文钊:每个地区都有优秀的学子。我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民族大学,国家有很多这方面的政策,这方面确实是做了一些调整,因为他关注这些方面,降低分数段,有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还有专门的预科班很多制度来解决,这个我认为这是为了帮助民族地区的发展,这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首先一个前提应该有一个公平选拔的机制,每个地方都有机会,实际上在偏远的地方是有的,我的中学是黄冈中学,黄冈中学实际上不是在大城市里的,但是它往北大考甚至考到头几名的都是这个中学的。也就是说,对于乡村实际上都有基础教育,他能考上,他有机会,他有非常高的分才可以,一个省才给20个名额,30个名额,他在省里要排到前几名才有机会,但是到全国来比,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公平掩盖了。原来在城市400多分都能进来,你要考到650分才能进来,这是不平等的,这是歧视的,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只有把考试制度统一起来,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
主持人骆新:主持人我还要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如果是全国统一了一张卷,都统一高考的话,很可能浙江、江苏的考生就是分数段高。如果他分数段高,他录取的就多了。
熊文钊:给予适当的倾斜和调整是合理的,但是不能在整个北京市就降低标准。
主持人骆新:您觉得应该是多少?
熊文钊:有对北京市的生源一定名额的标准。这个属于是例外的情况,但是它不和整个的原则还是不能背离,高校本身应该有一个自主性,这个招生的标准不能因为在这个地方就要完全的没有原则。像刚才提到的共建生,适当的有一定的比例,然后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分数限额,这种办法还是可取的。
主持人骆新:由于中小学进行了一期和二期的课改以后,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个语文课本,50%的课文都不一样。这种联考有人说已经很难了,因为基础已经动摇了。
熊文钊:我刚才说是改良,不是改动,越改离公民越远,地方的特色其实就把不公平带进来了,北大是自主招生,我们是统一的研究生考试,分A、B、C类分数段这样作为一个指导线,达到这个标准才可能上研究生。研究生考试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考试,现在统一到越走越多,包括业务课,教育学都搞成全国的统考,政治理论是统考,还有很多的专业在增加统考,这个都能够做得到,为什么高考非要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不公平的问题,大家都觉得你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无法评判公平不公平,分数指标没法儿比,有的地方是900分,有的是750分,怎么比较,无法判断,所以没有办法谈公平不公平,连一个度量衡的标准都不能统一,你怎么去衡量,我是750分,我是900分里面的750分。
主持人骆新:还有好多地方文理科都在进行探讨,3加1,3加2,每个地方的中小学的标准都发生了改变,如果不同意起来,他说的这个也很难实现。
熊文钊:趋势应该是有一个均衡发展。
熊文钊:教育资源这么集中,不一定非要在华盛顿呆着。我们现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一个不均衡,包括教育的资源其实应当规划得更合理,教授可以到这个学校,也可以到那个学校去,他就没有觉得这两个地方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这个问题影响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和分配。
熊文钊:在任何一个地方考都是这种标准,我何必非要去移民呢?
熊文钊:如果一样的卷子在海南考和在山东考没有差别,我为什么要费劲周折跑到海南去呢?
主持人骆新:如果真是这样规定的话,我们明年转移的话题是城市的学生会不会觉得少数民族的学生对我们是有歧视的。
熊文钊:城市的少数民族是享受着双重的照顾,本身享受的资源是在北京、上海这个地方。我们这里有一个调查,大概70、80%的人是非常不赞成的,如果用这种对少数民族的照顾还没有照顾到真正的少数民族,他是少数民族承认,但是他是在城市里面享受城市的资源,是不是应该还要有地域的问题,我们这是一个调试。
主持人骆新:只是按地域划分。
熊文钊:这个是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个试卷,其他的地方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这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有法律制度对他们是应当有照顾,是有《宪法》的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依据,还有高教法,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倾斜的规则,他有一些实施的细则,但是现在不是很统一,有一些批复和通知,这个应该法律化,制度化来解决问题,首先要把这个公平的标准解决好。现在最大的不公平还就是分散的,地域的,公共的国家的学校应该有国家自己学校的录取的标准,所有的人在这个都有一样的机会,这个才是公平的。
熊文钊:现在高考全国都有一个统一的基本的要求,而且不会出现历史上偏向某个地区的那样一种状态,大体上是均衡的,我会在均衡性上做一些适当的政策的调整,这样在公平原则上来做调整,同样也体现了公平的这样一种理念。
熊文钊:真正到农村的基础教育资源考到最高学府很多。
主持人骆新:所以刚才网上也有人向三位代表提了一个建议,您以前交了很多议案和意见比较重要,赶快把今天的这场谈话写成这样一个议案“促进教育的公平”。
熊文钊:这个没有差别的。
熊文钊:我觉得考试要立法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问题,中国对考试一直很在意,而我们现在考试没有统一的制度,要统一考试制度,这是一个保障权利能够平等的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利益,然后维护教育选拔人才的目的。符合教育内在的规律,摈弃计划经济分配的名额,这种东西是隐藏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强烈的呼吁考试要立法,不要今天开一个座谈纪要,今天有塞考,把这个考试的机会让少数一部分人决定今年要塞考就没有机会了,应该让考生这样一种客观的标准,让大家在公平的起跑线上能够得到平等的机会。
篇2:高考改革能否在公平与质量方面取得进展?
高考改革能否在公平与质量方面取得进展?
刘海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会员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对的期望,宏观一点儿谈,我还是希望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公平和质量方面都能够取得新的进展。因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里面最强调的,一个是质量,一个是公平。具体来讲,我自己比较关注、研究比较多的领域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特别是高考改革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教育的质量和公平。高校招生考试是大学教育的一个入口,牵涉到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水平,在招生过程中它又牵涉到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所以它是兼具质量和公平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整个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或者是对整个中国教育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考改革,不仅受到教育界的关注,也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每年的高考都是一个热点问题。在新的一年,我希望高考改革一方面要坚持保障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要有一定的改进。比如在公平上,我特别希望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升学的政策能够有一定进展。现在社会大众也很关注这一部分。事实上,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不单单包括农民工,也包括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长期工作的白领,他们的子女升学同样遇到了两难的窘境,我们怎么解决?这是一个难度很大但是又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跟我的研究直接相关。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里面有专门一章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应该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教育改革文件中最重视考试招生的一个。因为它对此专门列出一章,而高等教育也只是专列一章而已。这一章里直接提到要“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指导考试改革试点”。要专门成立一个国家级咨询机构来指导高考改革实践,说明考试招生改革意义非常重大,也非常重要。原计划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要在成立,但因为各种原因推迟了,但我希望在20应该能够成立。从总体上看,20的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应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学自主招生的联合招考。虽然它能不能被称为进步,各界有不同看法。至少高等教育界还是普遍持比较欢迎的态度,因为这一措施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也大大方便了考生报考,节省了东奔西跑的报考费用;但是一些中学对联考的看法比较不一样,一些人认为其冲击了中学的正常教学,加剧了学生之间的竞争和压力。虽然对自主招生联考的观点相当歧异,但是不管怎么说,它都是年的一个重要进展。年,我期望能够在长远规划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行高考改革,高考制度能够继续为我国保障人才选拔的质量,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作出贡献。(本报记者钟华采访整理)《中国科学报》 (2012-01-01 A19 大学周刊)篇3:熊丙奇:湖北异地高考改革夭折说明什么?
熊丙奇:湖北异地高考改革夭折说明什么?
第一个明确提出推行异地高考的湖北省,暂停了这一项改革。10月26日,湖北省正式发布《关于做好2012年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通知》称,只有具有湖北省常住户口的公民才能在湖北申请报名,非湖北省常住户口人员不得报名。这表明2012年应届毕业的外省籍学生在湖北参加高考已成泡影。而在今年7月5日,湖北省曾出台《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实现异地自由报考,推进高考公平”。具体而言,户口在外省、但在湖北省内高中就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高中三年学籍注册在湖北,均可在湖北省内学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从秋季入学、2012年毕业的高中毕业生开始实行。(财新网11月4日)
湖北省的这一变化,令关注异地高考改革者颇感失望。作为高考竞争激烈、流出人口多的地区,推行异地高考的难度,要远比人口流入密集、高考录取率高的省区低得多,湖北当初推出异地高考,正因为其难度系数不高,而没有引起舆论的兴趣,可现在就连湖北,也把迈出的脚收了回去。这预示着,在北京、上海等地区推行异地高考,极不乐观。
但湖北出现这样的变数,并不意外。一个事实是,湖北出台的《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只是教育部门制订的部门规章,没有通过讨论、听证程序,本就难以胜任推进异地高考这样涉及基本民生的重大改革。
早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时,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就曾提出,首先得改革教改模式,不能再采取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方式,如果依旧采取这一方式,就不可能触及改革的实质――推进教育行政部门放权,以及充分听取民意,而应将教改《纲要》变为教改法案,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但现实中,教改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于是,大家担忧的局面果然出现。
以解决异地高考来说,这是一个涉及地方高考利益的大问题。各地政府从保护本地户籍人口的现实利益出发,大多是不会主动推进异地高考的,而且,各地政府的这一做法,往往还得到本地户籍居民的高度认同。而就是地方政府想推进,但本地户籍拥有者对此有何态度,也很关键。
怎样才能推动异地高考?这首先不能靠地方政府,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就是地方政府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也很难平衡各地的利益,因为这牵涉到各地教育部门的协调和各地录取指标的.划拨等实际问题。其次,这很难指望教育行政部门,或有人说,教育行政部门完全可以下令全国所有省市都采取国家教育考试中心的统一试题,全国所有高校的录取指标都按各省市学籍人口平均分配,这无疑把教育管理简单化,同时,忽视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高等教育正是在强化行政管理的过程中,高度行政化。
切实推进异地高考,必须在国家层面推出政策,而这需要全国人大主导,而非政府部门主导,鉴于解决异地高考存在地方政府利益、教育行政部门利益、高等学校利益、本地户籍人口利益和外来人口利益等诸多现实利益纠缠,让这些利益充分博弈,就需要有公开的讨论、听证程序,同时,必须纳入立法程序,一旦立法通过,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高校、本地户籍者和外来人员都得遵守执行。
对此,有人会认为立法也没用,因为我国制定的诸多教育法律法规,包括《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等,都存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如果严格执行这些法律,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已经得到保障,我国的教育不均衡问题不至于像眼下这般严重。确实如此。而问题的根源,与当下改革无力推动一样,在于没有执法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这些法律法规变为了部门规章,由教育行政部门自己监督执行,不执行、执行不力的问责,也是自己问责自己。如果能发挥各级人大在监督执法,质询、问责政府部门履责方面的作用,这些法规也就不会成为一纸空文。
果能如此,也就启动了新的教育改革模式,这不仅对推进异地高考有现实意义,也才能使其他已经确定的教改措施,按照正确的路径推进。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中国大学网 (责任编辑:卜范龙)篇4:高考改革:迷失在选拔人才与体现公平之间
高考结束后,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即将开始。高考制度怎样才能既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又有利于维护教育公平,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我国高考制度一直面临两难的选择。如不改革,其“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如果改革,每一项新政策出台,都伴随着怀疑与争议。
在选拔优秀人才与体现教育公平之间,高考制度改革如何突围?
篇5:专家称高考系相对公平制度 需通过改革让它更公平
专家称高考系相对公平制度 需通过改革让它更公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11月28日做客中新网谈“异地高考”,他近两年曾三次向国务院、教育部递交“异地高考”建议书。 中新网记者 张龙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今日做客中新网解读“异地高考”话题。张千帆其间表示,并不赞成废除高考,“高考可能还是目前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一种制度,我们就是要让它变得怎么样更加公平。”
张千帆认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根本路径是推进高招制度改革,“我们的考试和招生制度要改革,但是怎么改没有想好。症结在分省指标制度和现行分省命题,直接造成了随迁子女高考难问题。不改变根本性制度,光是改变考试方式,不改变录取标准,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
“有些措施也未见得可以实施,”张千帆称,“比如有人提出要废除高考,废除高考怎么办?搞推荐,这样的措施如果真的`实施,可能造成的现象比现在还更加糟糕。”
张千帆指出,“高考可能还是目前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一种制度,我们就是要让它变得怎么样更加公平,尤其是让这些孩子们获得平等竞争的机会,而不是回到拼爹游戏,最后取决于他的父母户口在哪里、父母找的什么工作、收入是多少等这些和孩子本身不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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