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讽喻的名词解释
“媛梦甜朵朵”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关于讽喻的名词解释，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讽喻的名词解释，供大家参考。
篇1：关于讽喻的名词解释
讽喻的意思
讽喻，一种修辞方法，带有讥讽风格的比喻;也是一种文学创作中的表现方法，用比喻进行讽刺。常被用于各种文学作品，如诗词、对联、小说等，也常出现在日常生活用语中。
讽喻，有两层含义。
一是作为一种 修辞手法，带有讥讽风格的 比喻，作为比喻，可以有多种讽喻的方式，如“ 直喻”、“隐喻”、“类喻”等。
二是作为一种语言方式，用比喻进行 讽刺。作为 讽刺，可以有多种目的，如谴责、启示、明理等。它也是把另一层含义隐藏在通常是某种故事的作品之中的文学技巧，通常也指这种故事。 神话和 寓言全都是讽喻性的。讽喻因而也可以理解为扩大的隐喻，或是连续的形象化比喻。这种形式允许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常用于有宗教或政治含义的作品。
讽喻造句欣赏
1. 孟泰格将此视作社会的讽喻。
2. 无遮盖的人体画像，有时具有讽喻意义。
3. 编导亦能把抵死的讽喻融入剧情。
4. 以自然风景为主题，有时含有讽喻意义的作品。
5. 以往他从不曾被神圣的话语启示或讽喻所打动，也不曾相信过神圣的事物。
6. 奇怪,一个人聪明到可以写讽喻,却笨到将之刊登出来
7. 首先，这个想像中的世界是不是当前社会一些层面的讽喻或象征呢?
8. 影片根据五篇小说重新做了叙事性的抒情和讽喻隐喻性的构想，组成了影片的序幕、情节和尾声。
9. 不过在此类讽喻性质的科幻小说中的一些细枝末节里你却能够发现一些预测惊人的准确。
10. 寓言，讽喻：一种文学、戏剧或绘画的艺术手法，其中人物和事件代表抽象的观点、原则或支配力。
11. 往往对经典电影或日常生活中事件进行讽喻的网络视频短片，像在其它地方一样，在中国越来越流行。
12. 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结合》一诗标志着他创作上的成熟，并担负了讽喻与革命预言的两重角色。
13. 不过这种讽喻看来也非恶意，这从片中最后众人靠符碌解决问题一场可见一班，杜琪峰就在不经意间幽了政府一默!
14. 二世纪的诺斯替派使用希伯莱和基督宗教的作品，使用讽喻的方式去从它们那里散发出诺斯替的意义。
15. 二世纪的诺斯替派使用希伯莱和基督教的宗教作品，使用讽喻的方式去从它们那里传达出诺斯替的意义。
16. 寓言，讽喻一种文学、戏剧或绘画的艺术手法，其中人物和事件代表抽象的观点、原则或支配力，从而使表面含义含有或表达一种对等的，但更深刻的象征意义
17. 珍奥斯汀忠实呈现十九世纪初中产阶级的粗野生活，笔触带有深刻的洞察以及轻描淡写的讽喻，让她的小说得以流传永久，让我们看见她年代的道德观以及生活方式。
18. 勒拉太太把那篇文章又念了一遍，接着，她宣称道：所有男人的腿肚里都藏着魔鬼她不愿对这句轻薄的讽喻作解释，意思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19. 我不把佛教的观念包括进去，因为这种观念太悲观了)这些观念，由它们较深的讽喻的意义上说来，终究没有多少分别，尤其是在具有更精深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知识的现代人，给与它们以一种广义的解释的今日。
讽喻造句精选
1、后来人们根据这个笑话引申出“郑人买履”这句成语，讽喻那些只相信教条，不顾客观实际的人。
2、正当我欣赏远处美丽的帆影时，耳畔响起一位哲人的讽喻：朋友，走近了你就知道，即使在最美丽的帆船上也有着太多琐屑的噪音。
3、他极有可能是通过该诗来讽喻皇帝，反映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并对因革新而遭打击的官员表示深深的同情。
4、二世纪的诺斯替派使用希伯莱和基督宗教的作品，使用讽喻的方式去从它们那里散发出诺斯替的意义。
5、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
6、该诗的喜剧讽喻法是显而易见的。
7、这本书是对拉丁美洲历史的一种讽喻。
8、以自然风景为主题,有时含有讽喻意义的作品.
9、中国传统文论中有所谓“变风变雅”“美刺”“讽喻”“讽谏”“不平则鸣”等等主张,就是在主张文学的反思和批判功能。
10、读诗可以培养想象力、增强观察力、提高合群性、学会讽喻、懂得孝敬父母、辅佐君王,而且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科学知识。
11、诗人通过古代月中折桂为登科之典,讽喻只有“假羽翰”。
12、当然,结果是白居易的这些指陈时弊,鞭挞社会黑暗的谏章和讽喻诗,不仅触忤了权倖,同时也引起了最高统治者唐宪宗的不快。
13、这首诗就画图生感,自然贴切,言简意深,从六朝的陈后主至隋文帝杨坚,诗人只是轻轻点笔,就达到了深刻的讽喻目的。
14、这是一首诗人林升用来谴责南宋朝廷在国家多难的时候,却在杭州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讽喻诗。
15、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讲究“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比较注重批判、审美、教育、讽喻的功能,到现在,这些功能还是需要的。
16、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时候,同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陈垣“以史事讽喻今事”,援古证今,表达他的爱国思想。
篇2：讽喻诗白居易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存诗三千余首，是唐朝诗家中存诗最多的。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四类，其中最有价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讽喻诗，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意激而直言”的讽喻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讽喻诗数量并不太多，仅有170首左右。这些诗主要创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这些讽喻诗将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从多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涉及了众多的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反映了白居易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还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他的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上承《诗经》，汉乐府、杜甫诗歌的优良传统，积极反映社会现实，艺术上也自树一格，被誉为“唐代《诗经》”。
一、白居易讽喻诗出现的时代背景
白居易注重讽喻诗，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
白居易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业儒之家。其祖父白B、外祖父陈润都是诗人。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做过多任地方官。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为其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当时，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专横贪暴，无恶不作，连皇帝的废立也多半出于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间的党争更加剧了政治的黑暗。这时，白居易一家也因战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索米乞衣于邻郡邑”。也正是这种贫穷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创作上关怀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础。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进士。不久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周至县尉。几年后，又入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而左拾遗是谏官，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贵。”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大的战乱，国家暂时实现了统一，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会相对安定，史称“中兴”时期。这种社会表面上的短暂回升，虽未能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却给一部分有识之士带来了改革社会、振兴国事的希望。他们热心从政，跃跃欲试，提出各种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与元稹合写《策林》七十五篇，不断向皇帝进谏，极力主张改革时政。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社会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他认为诗歌应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他十分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诗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采诗官》)。关心现实，干预时政，白居易认为这是诗歌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艺术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此，他在任职之上“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幄呼。常增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子》)因此，“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与元九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他的那些著名的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都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权豪们“扼腕”“变色”“切齿” (《与元九书》)。
二、白居易讽喻诗的思想内容
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
首先，他描述了这个朝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赠友》一诗中愤怒地写到“私家无钱轳，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一语中的地揭露了两税法的弊端。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地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地方把定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买花》诗中，他借一个田舍翁之口发出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对他们的气焰、权势和奢华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无情的鞭挞。《卖炭翁》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譬。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杜陵叟》中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白居易愤怒地说道：“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采地黄者》中“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其次，白居易还注意到边疆无休止的战争导致千万百姓无辜丧生，表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反对，体现了诗人“不赏边功防黩武”的思想。著名的《新丰折臂翁》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相“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觉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缚戎人》描写一个“一落蕃中四十载”的汉人的遭遇。他为了返回故乡，冒死逃出吐蕃，不料被贪功的边将抓住当作“蕃虏”，“配向江南卑湿地”，含冤莫辩。这个“汉心汉语吐蕃身”的不幸人的遭遇，不仅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昏暴，也反映了人民真实的爱国情感。
除了上述两大主题，白居易的乐府诗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许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无能，将帅骄横无勇，借君国之名义而饱一已之私利。《红线毯》、《歌舞》、《缭绫》等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统治阶级昏庸无能，醉生梦死的生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母别子》中的妻子因丈夫升官发财，喜新厌旧而被抛弃，《井底引银瓶》中年轻女子受封建礼教迫害而被逐。《议婚》、《太行路》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妇女们地位的卑下和遭遇的不幸。白居易对宫妇问题尤为关注，象《上阳白发人》中那失去青春、失去爱情的老宫女，《后宫词》中“几个春来无泪痕”的三千宫女，《过昭君村》中把脸“烧灼成瘢痕”的村女都是对腐朽的宫女制度的严正抗议和血泪控诉。他批评宫中幽禁了无数宫女，要求皇帝将他们释放，他还批评求仙之虚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采取措施来干预……，这些都切中了时弊。
元和年间，正是社会相对稳定，战乱稍稍平息的时候，醉生梦死的人又开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弹冠相庆，而白居易却挑开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自杜甫以来没有人做到过的。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也说明白居易是有正义感和勇气的。白居易的讽喻诗切中时弊，关心人民疾苦，无不体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讽喻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而且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讽喻诗大都选材真实、典型，主题明确、单一。《秦中吟十首》是“一吟悲一事”，《新乐府》五十首都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这就使诗的主题专一、明确，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他所有的讽喻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
白居易的讽喻诗极善于运用简练的外貌描写，细致的心理刻画，人物的语言行动以及写景、议论等多种手段，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如《卖炭翁》中的卖炭翁，《观刈麦》中的贫妇人，《上阳白发人》中的老宫女，《新丰折臂翁》中的老翁，《轻肥》中的宦官等，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生动的正反面人物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如《卖炭翁》中，对卖炭翁的形象、心理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刻划，连细节都十分精致，“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就是著名的心理描写的警句。在对卖炭翁矛盾心理的揭示中，突出了一车炭对他的重要性，从而深化了“苦宫市”的主题，笔端饱注对这位贫苦农民的同情，倾向性很鲜明，却避免了议论化。这一点在《上阳白发人》中表现得更突出，诗对她孤独寂寞的生活环境和凄凉的心境的描写，抒情味很浓，诗中透露的悲剧气氛很感人。
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也是讽喻诗的重要特色。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d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再如《观刈麦》、《村居苦寒》中作者和农民的对比，《买花》中富人与田舍翁的对比等，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使读者从鲜明的对比中，看到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对立，从而更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剥削者的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直接发议论，也是讽喻诗的特色之一。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都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象《买花》、《重赋》、《轻肥》、《杜陵叟》等诗，都是先有具体的叙事，生动的描写，接着是画龙点睛的议论，对事情作评说深化主题。
质朴自然，通俗平易是讽喻诗语言的主要特色。白诗的语言以通俗平易为基本风格，往往以平易流畅的语言娓娓陈述，唱叹有情，扣人心弦，间有议论，发人深省，语言的通俗和尖锐的讽刺相联系，真正做到“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他的讽喻诗的语言接近于人民的口语，随口而出，如话家常，然而语虽平易，意却警策，所以袁枚在《续诗品》中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白诗语言是“用常得奇”，这些品评都较为中肯。
从艺术的角度分析，由于白居易救治现实的功利色彩太浓，所以相应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写时事的作品，不是来自于作者自己亲身的感受，而是以理念组织而成，说教意味偏浓。在语言运用上，或是太过激切，或是过分通俗、浅显，结果有失诗歌语言的蕴藉、含蓄、精炼之美。但偏不概全，瑕不掩瑜。白居易的讽喻诗对新乐府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作用，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新乐府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唐朝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讽喻诗白居易]
篇3：柳宗元的政论讽喻
柳宗元的政论讽喻
柳宗元的政论，影响较大的首推《封建论》。他认为，分封和郡县两种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情势造成的，周的分封到了春秋，王室衰微，诸侯得势，有的问鼎轻重，有的射中王肩，诸侯尾大不掉，君臣秩序完全乱套，所以，以郡县替代分封是势之必然。周之败，败在分封，“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败，败在人怨，“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柳宗元把分封制失败的原因归于制度造成的贤不肖混乱。他强调，治天下之道在于得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分封制采用世袭方法，是否贤能完全出于偶然，“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而郡县制由君主委派官吏，可以做到选贤任能。柳宗元的这篇政论，对“制”与“政”加以区分，说明了不同历史条件下制度作用和人为作用的不同效果，为管理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柳宗元的论证缜密程度不够，有时会走向偏激。他在比较分封制和郡县制时，强调秦制的优越，除了以汉承秦制为依据外，还声称“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从而隐含着对郡县制之弊视而不见的危险。由此，他把分封看作私天下，而把郡县看作公天下，把帝制之私仅仅看作能力之私而非产权之私，甚至宣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显然立论不当。在《四维论》中，柳宗元认为廉耻出自礼义，有礼义必然讲廉耻，无廉耻肯定没礼义。所以他断言：“吾见其有二维，而未见其所以为四也。”这种偏失显然忽视了言词含义的丰富性，是以自己的定义作为标准定义形成的论断。较极端者，是他在《舜禹之事》中，把曹丕代汉与舜禹禅让相提并论，认为尽管在公与私、仁与强方面有所不同，但汉已失德，人心归魏，“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为晚，何以异夫舜禹之事耶?”这就偏离了公认的禅让定义。
柳宗元的政论文章多有这种过分自信带来的偏差。不过，也恰恰是这种偏差，使他能够提出一些别人不能企及的见解(例如认为汉献帝禅让与舜禹禅让性质一样)。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新见解可以起到推动变革的作用。例如，他对汉代以来强调天人感应而形成的死板月令就不以为然，在《时令论》中主张“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因事而异，不必拘泥。在经与权的关系上，他在《断刑论》中进一步发挥道：“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全在是否恰当。“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权变只要符合道义就足矣，无需考虑过多。这对于管理中的灵活变通，确实有所裨益。然而，也有可能走到另一方向。永贞革新的失败，一大原因就是这批年轻新贵不按常规打破章法造成的。所以，柳宗元的这种论述，可以促使后人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打破常规与规范程序之间取得平衡?
在《六逆论》中，柳宗元对《左传》所载的卫国大夫石说的“六逆”进行了分析。六逆是指“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种行为，向来被人们看作致乱根源。柳宗元则认为，“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确为乱源，而“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却是求治之本。他论证说，“贱妨贵”是指择嗣违反嫡庶准则，“远间亲、新间旧”是指选官用人打破亲疏远近关系，然而按照嫡庶择嗣，按照亲近故旧选官，就有可能贵、亲、旧而愚蠢，贱、远、新而圣贤。择君置臣是治国要务，只能求圣贤，不能看嫡庶亲疏远近新旧。柳宗元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属于振聋发聩的言论。但这种言论影响到当时的太子选择，彻底得罪了宪宗，也导致了八司马翻不了身。所以，柳宗元的这一论述以及他的遭遇，又可以促使后人进一步思考，在“正确的”与“现实的”道理面前，管理者应当如何考量?
柳宗元的大量寓言故事，有的直白，有的隐晦，从不同角度阐述管理思想。他的《罴说》是一个与《黔之驴》类似的寓言。说的是动物之中，鹿怕，怕虎，虎怕罴。有个猎人能够吹出各种野兽的.声音。他用鹿鸣引诱鹿，却召来了;于是赶快用虎叫驱赶，又召来了罴。这下他再没有办法了，最终葬身于罴。这就像进入黔地的驴，自己本事不强还要挑战虎，最后死于虎口一样，说明“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管理中的内功修炼和外在机遇，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在《观八骏图说》一文中，柳宗元借题发挥，批评按图索骥的教条做法。“世之慕骏者，不求之马，而必是图之似，故终不能有得于骏也。”追慕圣人，相信那些圣人异像的传说，不在现实的人物中寻求，最终同样不能有得于圣人。柳宗元因此而感慨道：“诚使天下有是图者，举而焚之，则骏马与圣人出矣。”这几乎就是一篇古代的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宣言书。，以贪得无厌的为喻，说明官场上“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戒的危害，寥寥数语就把贪欲降低智商的道理说得活灵活现。他的《三戒》，以临江之麋告诫人如何分清敌友，以黔之驴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以永某氏之鼠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他的《敌戒》一文，则说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之理，告诫人们“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这些，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出相应管理思想的内涵。
柳宗元的纪实故事，从不同角度揭示为官之道。他的《捕蛇者说》，以写实笔法描绘出“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象，惊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实际上是要表达做官箴诫。他的《种树郭橐驼传》，强调其种树诀窍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而不是“爱之太恩，忧之太勤”，反而危害树木自然成长。种树之道完全可以移植到官府。官府的揠苗助长行为，不论是出于好心还是出于恶意，最终都会扰民害民，养人之术就是顺人之欲和遂人之性。在柳宗元与吴子陵讨论晋国为何称霸的缘由时，他辨析了“利民”和“民利”的区别，强调利民是上位者赋予的，而民利是民众自己获得的。“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晋问》)统治者重民，只是接近民利却不等于民利，无为不言，垂拱自化，才有真正的民利。由此推论，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对官吏的职守提出了“官为民役”的新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民众耕种土地，拿出十分之一的收获雇用了官吏，指靠官吏为自己提供公平正义。就像佣工拿了主人的工钱，怠工误事，甚至盗窃主人财物，主人肯定要发怒惩罚。当今百姓不敢对不负责任的官吏发怒惩罚，不过是官吏有势而已。势不同而理同，做官必须明白这个理，才可知恐知畏。这种论证，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借宁国令范传真之口，说出“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的道理，“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拿了百姓提供的俸禄，只有惠及百姓，才可心安理得而无愧于人。由此，柳宗元提出，为官即便是教化手段，也不是高高在上支配民众，而是对民众的服务回报。 柳宗元的《梓人传》，也是一篇管理思想杰作。京兆有一位杨姓工头，床少了一条腿都不会修，却能指挥工匠建造京兆官署。究其缘由，该人并不会木匠的具体技艺，却具有规划领导才能。柳宗元由此推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要各在其位，各尽其能，梓人之道与宰相之道相通。辅佐天子的宰相，条理纲纪，整齐法制，就像梓人的规矩绳墨;“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就像梓人安排工匠各尽其能;身居朝廷放眼天下，政务大略胸有成竹，就像梓人绘制图纸有序实施;选拔能者，黜退不能者，各尽所能而不越俎代庖，就像梓人善运众工而不自炫其能。那些不懂此道的管理者，往往以具体做事为能，以炫耀技艺见长。“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庭，而遗其大者远者焉。”实际不知体要，不谙相道。柳宗元由此看到管理与技术的不同，领导与做事的不同，为“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给出了新的解释。
在建中之乱时，段秀实以笏版击朱，刚烈就义。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则将正史不载的段秀实逸闻记录在案，从而说明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刚勇气节，来源于平时的习惯积累，校正段秀实是以一时激愤成就名声的误解，同时也为管理者在习惯与决断、平素行径与临危不惧之间的关系上提供新的认知，促使人们了解日积月累在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宋清传》中，柳宗元介绍了一位长安药材商人。这位商人宋清似乎不追求赢利，到他那里卖药的人可以赊账，到了年终，他看着堆积如山的欠条债券，约摸不能收回的就一烧了事。而且他还特别注重药材质量，用他的药见效快，所以医生也乐意让病人上宋清这儿。尽管宋清不以发财为意，但他却能获得大利。有人说宋清犯傻，有人说宋清有道，宋清却说自己不过是一个“逐利以活妻子”的商人，既不犯傻也非得道。柳宗元感叹道：“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由此推论，人际交往中的所谓 “市道”，不过是“炎而附，寒而弃”而已，岂可道哉!柳宗元的本意是讽刺当时官场像商人，商人却像君子，但道出了商业的本质，与今日冯仑所说的“追求理想，顺便赚钱”同出一理。
总体来看，柳宗元的管理思想呈发散型，尤其是他的寓言和纪实文字，多有灵光乍现式的管理感悟，他的政论，也往往采取举一反三的说理路数，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管理问题。但他的管理思想与韩愈相比，并非基础原理方面的深度挖掘，多属就事论理的智慧思考。当然，韩文也有借题发挥，柳文也有基础分析，但他们的偏重不同。
篇4：白居易讽喻诗再解读
白居易讽喻诗再解读 - 毕业论文
摘 要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通俗易懂，艺术成就很高，为广大人民所传颂。其中最有价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讽喻诗。“意激而言直”的讽喻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白居易的讽喻诗数量虽不太多，仅有1百710首左右（其中《新乐府》510首），但内容广泛，现实性很强，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而且他的讽喻诗在艺术（尤其是语言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对后世现实主义文学起到了1定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其讽喻诗的研究，进1步探讨白居易讽喻诗在思想内容以及语言艺术特色方面的成就。
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思想内容；忧国爱民
ABSTRACT
Juyi Bai is the greatest realistic poet in Tang Dynasty. His poem is easy to catch on, and popular among our people. So his has a big achievement in art. Allegorical poem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poem by Bai. “great passion and direct expression ” is the good example of Bais “saving people” political ambition as well as a practice of “xin yue fu ”theory. Bai dont write many allegorical poems only about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But there are fifty“xin yue fu ”poem are refers to a lot of aspects, with reality and great value. In addition, Bais allegorical poem achieves a lot in art especially language art., then place a guide role for late realistic art. The author will deeply analyse Bais allegorical poem to discus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poems content and style of language.
Key words: Juyi Bai; allegorical poem; the main idea; worries about country and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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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白居易讽喻诗再解读
白居易讽喻诗再解读
摘 要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讽喻诗再解读 - 毕业论文。他的诗通俗易懂，艺术成就很高，为广大人民所传颂。其中最有价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讽喻诗。“意激而言直”的讽喻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白居易的讽喻诗数量虽不太多，仅有1百710首左右（其中《新乐府》510首），但内容广泛，现实性很强，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而且他的讽喻诗在艺术（尤其是语言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对后世现实主义文学起到了1定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其讽喻诗的研究，进1步探讨白居易讽喻诗在思想内容以及语言艺术特色方面的成就。
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思想内容；忧国爱民
ABSTRACT
Juyi Bai is the greatest realistic poet in Tang Dynasty. His poem is easy to catch on, and popular among our people. So his has a big achievement in art. Allegorical poem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poem by Bai. “great passion and direct expression ” is the good example of Bais “saving people” political ambition as well as a practice of “xin yue fu ”theory. Bai dont write many allegorical poems only about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But there are fifty“xin yue fu ”poem are refers to a lot of aspects, with reality and great value. In addition, Bais allegorical poem achieves a lot in art especially language art., then place a guide role for late realistic art. The author will deeply analyse Bais allegorical poem to discus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poems content and style of language.
Key words: Juyi Bai; allegorical poem; the main idea; worries about country and citizen
篇6：《诗经》中的讽喻诗研究
《诗经》中的讽喻诗研究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是我国现实主义的源头，而《诗经》中的讽喻诗是现实主义的最好的体现者。我将从讽喻诗的概念、产生背景、特点、创作倾向、地位及影响对《诗经》进行阐释，其中还通过结合具体的作品来比较《雅》、《国风》中的讽喻诗的区别，同样的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诗经中的战争诗也可以作为讽喻诗的一部分。
关键词：诗经，讽喻诗，特点
《诗经》大体上反映了周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读它就像读周王朝从后稷开始建立、壮大、发展到春秋中叶衰亡的发展史。
《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的哀叹。《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其中还有一小部分是民歌，而根本就没有爱情诗。朝廷官吏和士大夫诗的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的，有的赞颂好人好政，有的讽刺弊政，只有几首是表达个人感情的诗。《颂》则为宗庙祭祀歌舞，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
虽然在《诗经》中比较著名的是爱情诗，但是其中的讽喻诗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我认为《诗经》中讽喻诗的地位比爱情诗更为重要，因为《诗经》的价值在于开了现实主义的源头，然诗经中现实主义最好的体现在讽喻诗而非爱情诗，爱情诗较著名是由于赋、比、兴的灵活多样的运用或是后世爱情诗赋对其模仿的较多或是对婚嫁民俗的研究所致。《诗经》的现实主义从讽喻诗中体现，所以《诗经》中的讽喻诗应值得在此作论。
一、《诗经》中的讽喻诗的概念
一提到讽喻诗，首先要提的就是《小雅》和《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但是《国风》中也有许多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广泛、深刻地展现了周代人民惨遭剥削、压迫的现实处境的讽喻诗。
1.《雅》中的讽喻诗。《雅》中讽喻诗的作者多是贵族阶层中的“公卿烈士”。他们虽作为本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但却很不幸地生活于末世与乱世，这使他们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还要承受自身的种种挫折与不幸，甚至不得不同社会上一切腐朽现象、腐朽势力做斗争。在内外因素的变化和作用下，使他们作诗的目的也不得不因时代条件的变化由颂美而转向讽喻和怨刺。这些诗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另一类是对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其主要见于二雅，如《大雅》中的《民劳》、《板》;《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等都属于这类作品。这两类诗在内容上又有其共同性，即表现了那一时期的卿士大夫们的忧患意识、忧国之情。
2.《国风》中的讽喻诗。《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批判政治和道德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和事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来说，这些诗较多的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抒发了他们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怨恨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也有用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
虽然《雅》和《国风》中的讽喻诗有所不同——创作者是不同的团体，《雅》是公卿烈士而《国风》是社会下层人民，但是从性质上来看是有共同点的，即对现实统治阶级的愤恨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的宣泄。《诗经》中的讽喻诗的重点是讽而非喻，喻是为了讽，是为讽作铺垫和服务的。由于讽喻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讽，通过讽来警示、告诫、揭露、批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他们是正视社会、描写社会、揭露社会、批判社会，抒发心中的郁闷、怨恨、忧国忧民之作。《诗经》中的讽喻诗写出了诗人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忧患现实、反映现实，抨击统治者和政治的弊端，讽刺背德违礼，斥责宵小佞臣和统治者的蒙昧无知，真实的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的腐朽、黑暗、世衰人怨的社会现实。
二、《诗经》中讽喻诗产生的背景
《诗经》产生的年代属于奴隶社会中后期，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生活，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在西周建立之初，统治者励精图治是西周出现了繁盛稳定的局面，而在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致使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的出现。
周人在社会结构上完善了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构建了一套以“礼”为本,以德为基础“尊尊”“亲亲”⑤并重,这样一系列比较适合当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本观念。而这些观念的不断深化、延展便促成了一种社会的自觉意识 ,显现出它作为长治久安之大计的思想力量。周人注重文德,讲求“作新民”,以观民观俗、风化天下,慎思审观的统治思想治理天下,这已化为社会的自觉意识,它是周王朝意识形态发展运动的主潮。《诗》正是这一主潮与春秋的时代意识相结合的直接产物,它既是周统治者政治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统治思想化为社会自觉意识的必然结果 ,同时 ,它也体现了春秋尊王攘夷,崇尚一统的时代精神。
西周传至厉王，暴虐无道，任用巫礼控制人民的言论，残酷的剥削人民，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引起了国人的反抗，厉王逃亡而死。宣王即位，修内政，定边疆，史称中兴。幽王继位，增赋税、宠褒姒、任小人，也是一个暴虐昏庸的统治者，终被犬戎所杀。厉王幽王时代，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人民对于统治者产生了极大的厌恶情绪，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诗和讽刺诗。而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这时期的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于是在这时期产生了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这些诗大多都出于士大夫之手。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而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
三、《诗经》中讽喻诗的特点
通过对《诗经》的阅读和分析，总结得出《诗经》中讽喻诗具有以下特点：
1、讽刺并非全都直露。
由于周代所形成的一整套礼制以及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使得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伟大的恐惧情绪克服着暴力夺权的胜利者傲慢心态的扩张，也制止着政权的夺取者将自己膨胀为政治中“无限的超越体”②，将人民贬损为“纯被动的潜伏体。”③全体民众都有“老子打江山老子坐江山”的流氓性政治意识，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正视受其政治统驭者的客体独立性和主动性，是周代德治典则的心态本质。
所以，《诗经》所讽的对象虽以统治阶级为主的，有的直刺统治阶级，但是较大比例的还是间接的讽刺统治者。有时通过间接隐喻的方式讽刺统治阶级，如《昊天》以咒骂老天的方式痛斥统治阶者;有的是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讽刺统治者的。
2、以社会政治诗为主。
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生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者，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①
由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致使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的出现。可以说讽喻诗出现的根源是周统治导致政治不稳，而使人民心中逐渐充满怨恨，所以《诗经》中讽喻诗是以社会政治诗为主，社会政治诗是《诗经》中讽喻诗最集中的。《诗经》中社会政治诗主要有三类：1.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2.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3.书法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
3、全方位反映忧患意识。
可以这么说《诗经》是从个人，家庭、社会等诸方面来反应各阶层的忧患意识，其讽喻诗的创作者既有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士大夫，也有以被统治阶级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人民，具有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特征，相对于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而论，《楚辞》则主要集中反映了屈原忧国忧民的深沉意识，呈现出浓厚的个性化政治色彩。《诗经》呈现出的忧患意识场面壮观、气势宏大。
4、以统治者作为讽刺主角
《诗经》中的讽喻诗讽的是包括帝王在内的全部统治者和官佞，主要原因在于讽喻诗的作者基本都是受社会政治的影响而心积郁闷之情愤而做诗。这与其相同历史地位的《楚辞》形成鲜明的对比，《楚辞》讽的是针对性的建宁小人，抒发的是屈原自身的爱国忧国之情。
5、现实主义倾向。
《诗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实主义特色，但是我觉得《诗经》中的讽喻诗是现实主义的重要体现。他们善于用质朴的文风，简洁的语言，巧妙的比兴，塑造出真实、自然而生动的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反映现实。 如《王风?君子于役》写了一为妇女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她在苍茫的暮色中倚门而望，但太阳落山、羊群归圈、鸟儿归巢、家家团聚，而自己的亲人却不见回来，孤寂之感涌上心头。作者把这一画面用朴素简净、感人之深的语言描绘出来，使人想起了徭役的沉重、野有征夫、家有怨女的社会现象，激起人民对主人公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愤恨，同时也是作者讽刺社会和统治者的体现。《诗经》中的徭役诗虽然体现的侧重点在思乡怀念上，但是其中也包括了浅浅的怨恨和讽刺意味。
四、举例具体分析诗经中的讽喻诗
一、《雅》中的讽喻诗
《雅诗》中的讽喻怨刺诗产生在“王道衰”、“周室大怀”的西周中，从内容上看又可以看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其二是对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这两类诗在内容上有共同性，即表现了那一时候的卿士大夫的们的忧患意识和忧患之情。刘熙载《艺概?诗概》所说：“《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忧世，也就是忧国忧民;忧生，也就是感慨个人遭遇。一般来说，由于《大雅》的作者多为贵族中地位较高的人物，宗法血缘关系已把他们个人的命运同周王朝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他们对于国家兴衰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参与意识，使他们对于宗周的倾圮有焚心之忧、切肤之痛，故出于这个阶层之手的诗多表现为讽喻和规谏。《小雅》的作者地位较《大雅》为低，其血缘层次和等级身份虽使他们也关注国家命运，但是在等级制度中他们某些人或处于受压抑的地位，或有不幸的个人遭遇，因此在他们抒愤述伤的诗篇中，便感慨个人的遭遇而每多“忧生之意”，相应的这些诗的主调也主要表现为怨刺于批判。下面我们就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1.讽喻规谏诗
在讽喻规谏诗中，《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诗篇之一：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
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这首诗相传为周厉王时的老臣凡伯所作，全诗共分为八章。第一章由天道变化，人民遭难说起，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当政者没有政治远见、王道无常所造成，所以诗人要进行讽谏。第二章接写天降灾难，乃是由于为政多变、国家政策不得人心。第三章责备那些当政者，他们本与诗人是同僚，但是却不听诗人的劝告。古人曾说为政者还要向割草砍柴的人请教，“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可是现在这些持证者连我这样同僚的话都听不进去。第四章进一步以一个老臣的身份来责备周厉王，说自己如此真诚恳切地劝导，可是你却如此的骄傲无礼，“老夫灌灌，小子蹻蹻”，以至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第五章劝周王要正视天的愤怒，要关心民生疾苦。第六章告诉周厉王正确的治民之方，那就是为政的和谐，君与民之间的关系，像乐器的合奏，像圭与璋的相得益彰。并且告诫周厉王，百姓们之所以生出邪癖之事，主要是由于当政者做出了坏的榜样，“民之多辟，无自立辟”。第七章再告诉周厉王为政之方，要正确地认识天子也群臣诸侯之间的关系，要把他们团结再自己的周围，而团结的根本在于“怀德维宁”，否则就会自毁城墙，就会是国家灭亡。最后一章，再一次告诫周厉王要敬畏天怒，不要再做那些戏豫和荒淫之事。整首诗就这样以一个旧臣老者的身份，反复地向周厉王陈说，促其猛醒，其拳拳之忠，溢于言表。
《诗经》中这种讽喻规谏之诗的言辞，有时显得非常激切，这在后世的诗中很难出现。而在“以德辅天”与“敬天保民”观念深植的周代社会，以诗规谏当政者却是一个良好的传统。据《国语?周语》记载：“故天子听证，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蓍艾修之，而后王酙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这说明在周代“公卿列士”献诗本属礼乐文化内容之一，而备“王斟酌”以使“事行而不悖”的讽喻诗，若到“尽规”、“补察”、“教诲”的作用，也自然成为那些进步的贵族思想家用以辅政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在宗周亲倾圮，国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们更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向统治者进言，忧时感事之意溢于言表。本诗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多有揭露，但箴诫规谏的精神还是寓于全诗。
2.讽刺批判诗
这一类诗篇大多出自受到当权者打击迫害的卿士之手，表现出强烈的讽刺批判精神。其讽刺批判的对象由地上的当权者而及天上的主宰者，还有那些宵小和权臣。《小雅》中的《十月之交》是代表性诗篇之一：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日不时。胡为我作，不卿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孽，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周幽王六年(前776)，曾发生过一次日食，这此之前的四年(前780)年，周地又发生过一次大地震。这在古代都认为是不祥之兆，是天怒人怨、天下大乱的表现。于是，诗人写下了这首批判昏君佞臣的政治抒情诗。全诗共八章。第一章先写日食之变，指出这是在上昏庸，也是在下民的悲哀。第二章分析日食和月食产生的原因，那是因为统治者的失政。第三章追溯发生在前四年的大地震，曾经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可是统治者并没有引以为戒。第四章对倒行逆施的七个用事大臣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幽王宠妃给予直斥其名的揭露。第五、六章则直接揭露七个用事大臣中的代表皇父的罪恶，他毁坏了别人的天地房屋，聚敛财富，在向地经营自己的采邑。最后两章写自己为王事而勤劳，却无辜被馋的遭遇，以及面对时政不敢贪图安逸的忧心。整首诗所表现的这种嫉恶如仇的态度和直言不讳的大胆批判，使其与《板》、《荡》等诗的谆谆劝告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区别，这就是讽喻规谏诗与讽刺批判诗的区别。
箴谏规谏诗和讽刺批判诗在情感的表现上虽有不同，但是二者的精神实质又是共同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诗经》的讽喻精神，而这些诗的作者，也被后世称之为“讽喻诗人”。他们是周代贵族中的优秀分子，良好的文化教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造就了他们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忧国忧民的情怀，第二是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讽喻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与周王朝休戚与共的命运决定的。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上的周代建设制度，政治上代表“大宗”的周天子是整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讽喻诗人则是处于不同等级上的臣下士卿;伦理上，周天子乃是宗族的一族之长，讽喻诗人则是处于不同血缘层次上的兄弟子孙。这样宗法血缘关系就把他们同周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忧国忧民的情怀遂成为他们对与“礼”的笃信并恪守“德”的规范。他们把它视为生活原则，既用以自律又以之律他，要求包括国君大臣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依此而行。
二，《国风》中的讽喻诗
《国风》中有不少揭露统治者丑行的讽喻诗。《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新台》揭露劫夺儿媳为妻的卫宣公的丑恶行为，把他们比作癞蛤蟆。《相鼠》痛骂那些荒淫无耻的统治者连老鼠都不如。《南山》斥责齐襄公禽兽之行，竟和同胞私通。《株林》嘲讽陈灵公和夏姬的淫乱。《墙有茨》讽刺了卫国宫廷的丑事。《君子偕老》鞭笞了卫宣姜这个位尊貌美而淫乱的“**”。以《七月》和《相鼠》为例进行分析：
周代农业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和主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全社会所有人几乎都与农业生产发生直接关系，许多政治、宗教活动也都围绕着农业而展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可以说《诗经》中所有的诗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都反映了农业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从题材、道德观念到审美情趣都带有农业文化的性质，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农事诗主要是指《诗经》中描述农业生产生活的以及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诗歌。
《七月》全没有《伐檀》、《硕鼠》那样强烈的怨恨与反抗，它只是出于一种雍容和缓的客观陈述。《七月》是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的作品，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处女也归“公子”;“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差别，通过这种隐藏这的对比来批判贵族和统治者，并一次来抒发心中的哀怨和不满。
《相鼠》讽刺胡作非为、荒淫无耻之徒，表达了人们的憎恨和诅咒。诗以老鼠作对比，指斥无耻之徙连老鼠都不如。说是看老鼠，实是看人，这就是在斥责之中增加了一种情感和形象。“礼仪”是统治者自身制订的行为规范，而统治阶层的成员，沉湎于荒淫作乐的生活，又往往破坏了这种规范，于是诗人对他们发出尖锐的诅咒。但同时也要看到，这首诗之所以写得如此尖锐而激烈，乃是因为作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首先站在维护“礼仪”的立场，这也是社会所承认的“正确”的出发点。再如《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帮家伙的沉重压榨，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其他自由民吧。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值得注意的是《国风》中的讽喻诗没有《雅》中的讽喻诗讽刺的深刻和激烈。
五.《诗经》中特别的讽喻诗——战争徭役诗
战争和徭役作为周代社会历史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贯穿其始终。据粗略的统计，战争徭役诗大约又30余篇，占《诗经》诗篇总数的10%左右。⑤《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在大多数学者看来除若干篇什表达了共御外侮、保土保国的的豪情外，其他主要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含有较浓郁的感伤情绪和恋亲意识，从而吐露出较强的'周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但是我觉得战争徭役诗还是有讽刺的意味的，因为战争徭役诗大多都充满了厌战情绪，这样在愤懑中还是会透露着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在批判中或多或少的讽刺了统治者和当权者。
一，周人厌战的原因
在西周分封制社会中，不论是从社会结构法则的内容上，还是从构成这个社会的各等级群体中，都无从找到好战的因素和好战的势力。从分封制的社会结构原则上看，社会对权利的划分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社会并不是不承认每个成员的利益，但是每个成员利益的获得，必须受到血缘关系准则的限定。在周人的观念中“富”和“贵”是统一的，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他在宗法等级中的贵贱。分封制这种特有的社会结构原则，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这就是在社会的不同等级的人群中，缺乏一个有着为自身的权益而不断进去的人群阶层。贵族和“国人”之间，仍然被血缘关系牢牢地连结着。《国语?晋语》及《左转?成公十八年》、《襄公九年》都有贵族对族人下层“救灾难、宥孤寡”的记载，而近年出土的铜器铭文，又充分证明了《周语》、《左传》记载的确定不移。⑥贵族对下层的救抚是由宗法制度社会结构原则决定的。贵族对族人的庇护，族人对上层贵族的归服，都根源于社会宗法意识。在这样的现实关系下，“国人”不可能超越宗法制度的限制，为自己谋求更多的权益，当然也就不可能想到用战争掠夺的方式发展自己。这样看来周人厌恶战争，仍是因为战争不会给他们固有的社会地位带来任何的改善。黑格尔说：“个人都把被承认看作是绝对重要而显得骄傲，因为‘自我’能够伸张各种无限的权利”。⑦而在西周特定的社会原则下，个人没有理由将自己视为一个绝对的主体加以显扬。
二.试通过《小雅?何草不黄》来说明
《何草不黄》这是一首“经营四方”的“征人”们的哀歌。诗以野草的枯萎比喻他们的劳苦生活、由于被征调，他们不得不像野兽一样四处奔波。开篇的“何草不黄”在我觉得是充满怨气的不仅仅是怨恨统治者，也怨恨老天为什么青草要黄，以这种毫无理由的责问老天和违反自然规律的请求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之情。他们在发泄的时候抱着对现实的不满，因此其中也饱含着淡淡的讽刺意味。也许作者不觉得有任何讽刺的意义，但是他们在宣泄的过程中已经讽刺了当权者，他们所要说的就是草没有不黄的日子，我们的日子也是没有出头之日了。表面如此，但是我觉得其中还包涵着这层意思我没有出头之日这都是因为连年的苦役，统治者也不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压力，只顾自己享乐逍遥。“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他们没日没夜地劳作，过着不如动物的般的生活，以讽刺统治者的冷酷、无知，“朝夕不暇”，这使他们发出了“独为匪民”的怨愤。这种种的感情的表现就如陆机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⑧
三.《诗经》中的讽喻诗的地位及影响
《诗经》中的讽喻诗是关注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敢于向统治阶层中的腐败和不公现象进行批判，使后者代诗人继承了它的关注社会政治和道德的特点。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一方面纠正了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的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诗经》讽喻怨刺诗中所体现的这种讽喻精神，其作者群体性的精神品格和心理情感特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诗经》开创了这个文学传统，其作者的精神品格和心理情感特征，无疑对屈原以后的诗人及作品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屈原忧愤深广的政治抒情诗《离骚》和抒发了“郁结纡轸”之怀的《九章》，就直承《诗经》的怨刺讽喻的精神;屈赋中抒情主人公重视内修外仪的人格美，诗人追求美政、坚持道德操守的精神品格和“忧国怨深”的情感特征，也同样能从《诗经》“二雅”怨刺诗人那里找到其多方面的文化继承。屈原以后，杜甫等大诗人的忧国忧民情怀，也正是上承《诗经》的这种传统。
《诗经》讽喻诗呈现出的忧患意识，是士大夫爱国所致，所以《诗经》也开了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的先河。这些贵族文人关心的是奴隶主的宗国，关心的是本阶级的利益，但他们为后世开了一个经世致用的好头。那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正是汲取了包括《诗经》在内的思想文化的精华所建立起来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仅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思想上的积极参与意识，在行动上表现为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直接介入、干预社会生活，试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以“布衣忧国”自命的杜甫的吟咏，到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都是《诗经》忧患意识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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