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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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分析论文
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分析论文
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20世纪后期算得上引领西方学术思潮的大手笔了，只是直到世纪末，在各流派纷呈的多彩图景中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才渐入国人视野，但由于国内主流知识界先入为主地将SSK定位在了反科学思潮上，抱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加之解读文本的实际难度，恐怕只有少数学人愿意仔细了解他们的具体主张。包括至今硝烟未尽的这场“科学大战”，人们更热中于谈论战争的氛围，而不是争论的具体内容。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建构”已经被人们作为时髦语汇广而用之，但与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诸纲领相比，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建构论似乎有被国内学界“黑箱化”的倾向，也缺少适当范围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争鸣。
那么，借用SSK的语言，SSK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场域，采用何种话语系统展开他们的理论体系的，他们所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如何，他们真正的社会学和哲学的理论抱负是什么？他们为自己的信念提供的辩护策略是什么？显然，系统回答这些问题是有相当大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SSK的研究者本身是一个边界相当模糊的群体，而且内部歧见甚大，反对者阵营也难以达成共识，形成有效合力在学理上对其进行深入批判。但是，透过霍桂桓、鲁旭东、刘华杰等国内几位有见地的学者精心设计的《知识与社会译丛》 中SSK的几位先锋派人物的纲领性文本，我们有可能聚焦于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追问。
一、SSK的智力资源：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SSK的倡导者无疑是20世纪反叛传统之一族。与西方思潮中以考察科学为对象的其他纲领不同的显著特征是，他们是聚焦于微观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实践活动，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的经验研究。SSK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或者热衷于论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致力于祛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科学实践的无功利性的神秘。 一些人从人类学家视野观察科学家在干什么和他们声称在干什么，强调以局外人的眼光和术语真实描述实验室生活； 另一些人则关注如何从与境和“行动者网络范畴”，理解和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一批案例分析者们试图剖析科学争论是如何面对社会-文化这一“终极法庭”的， 说明科学权威和专家统治的形成如何是利益驱动的…… 。如果仔细检视SSK最核心的理论主张，至少可以看到，在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时，他们充分借重了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理论、库恩科学哲学和解释学方法几大智力资源，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开战，即SSK学者声称的“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1. 科学知识能免于社会学诘难吗？
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大多数知识社会学家采纳了舍夫勒所称的“某种形式的标准科学观”，这种观点包含四项核心假定：自然界具有一致性；可以明确区分事实和理论，并且它们具有不同的认识论特征；科学观察是不带偏见的对客观事实的单纯关注；存在对科学主张做出评价的统一标准和明确规则。
在SSK学者看来，正是在这种标准科学观的引导下，传统知识社会学一直把科学知识视为具有认识论特权地位的真理体系。因此，自舍勒创立“知识社会学”起，虽然如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曾将社会学理论用于科学知识的分析，但最终所获得的结论是，与文学、艺术或伦理、宗教等其他知识形态相比，科学知识是不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直接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可以分析客观世界解释的社会条件，也可以分析客观知识的社会影响，但不能分析科学知识自身的形式和内容，科学的结论完全是由自然界决定的，科学知识理应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免于社会学诘难。 虽然默顿学派首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先河，但研究的也仅是一种科学体制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四大基本原则指导下运行良好的社会建制，一如默顿本人所言，“科学社会学一贯和永恒的主题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信守的价值和规范的复合体”，他所关注的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组织的规范结构，并未企图对科学知识自身进行深层剖析。
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在反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浪潮冲击下，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各类文化的和理论的困境。究竟是要寻求一种普遍理论，还是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知识社会学在所谓“认识论的两难”中终于引发了后实证主义变革。在讥讽着前辈们执著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理论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返顾地转向了与境主义和相对主义。 在这种关头，社会学中能够取代缺场理性和实证主义的唯一选择，似乎就是建构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把信念和权力这种非经验事实的东西提升为可以证实和证伪理论的力量。因此，在这种与境下，对于作为知识典范的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深度怀疑和批判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但是，如理查德怀特利指出的，令后实证主义者不满的是，直到70年代，在社会学家看来，科学的知识内容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因此，大卫布鲁尔宣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自始至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无疑只是一种贫乏的社会学。 于是，知识社会理论的后实证主义变革与对科学标准观点的“修正”合流，破解被默顿学派“黑箱化”了的科学知识，就被看作是社会学家一项“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了。而SSK的倡导者要指出，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是决定性的，而且是永远无法消除和超越的，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只能用自然主义的手法作经验主义的说明，以揭示科学知识究竟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 按照如此抱负，诸如 “科学能否接近真理”？“科学理论如何与实在相符”等一系列哲学问题，就自然转换成了社会学问题：“科学家共同体是如何建构像事实一样的知识的”？“科学家如何通过协商，生产出作为知识的可被社会接受的'关于自然的信念”？……
2. “自然之镜”的破碎与相对主义的激进解读
瓦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家所坚持的“科学是例外”这一假设之最大的外部力量，事实上是传统科学观受到了自蒯因以来的某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的质疑，特别是经过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的阐释后，真理的与境化和多元化主张打开了科学事业通往非理性主义的大门，也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供了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智力之源。在他们看来，以往建立在自然界的一致性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主张都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依他们之见，科学事实的陈述已被证明依赖于推测性理论假设；观察已被证明受语言框架的指导；逻辑和经验证据对科学理论的不非决定性已经蕴涵着对于科学主张判定标准的可变性；科学家信念的多样性要求科学的内容和意义将不断根据语境和社会背景重新解释。因此，正是科学标准的不确定性、科学基本主张的非决定性、科学结论对社会符号资源的依赖性这一切，说明科学的结论不仅仅受自然界影响，而更多地是社会产生的。于是，SSK的倡导者主张，长期被误导的“科学是自然之镜”的单一观念，必须接受相对主义观念的修正，而代之以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多结构复合观念。
这种修正的观念无疑还源于对库恩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哲学义蕴的激进解读。库恩关于不同共同体中科学认知标准的不同、概念意义的变迁、以及世界观差异的理论，的确为世人“提供了柔性的解释资源，使社会学家可以用极为不同的方式利用它”，尽管库恩后期一再否认他早期引入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包含有相对主义倾向，但是“激进主义解释者看到的却正是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蕴涵的革命性，他们将其视作库恩思想真正的意义所在”， 也因此被当作SSK 相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基础。何况库恩确实还曾明确指出，经验和观察材料并非科学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一个科学家会去寻找什么证据和认真地使用它，是由他心目中的理论决定的。经验的真正功能不是检验理论，理论往往在支持它的经验事实出现之前就被人们接受了。对于已被接受的理论，人们往往注意那些能证实它的证据，而对反对它的证据却视而不见。
如果经验证据不是理论得以确立的仲裁，科学术语和科学命题的意义依赖于它们所在的整个观念系统，就难以判定任何两个理论是对立的，或者是与事实陈述不相符的。表面上看似相同的陈述，在不同的理论参考框架中可能具有不同意义，分享共同的解释框架才是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运用不同分析框架的科学家会去考察不同的世界，一旦共同体一致的解释框架解体，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沟通。 因此，如果自然界不是科学知识的决定因素，主观框架不可避免地介入科学认知过程，实验证据和逻辑分析不能判定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更为优越，就没有理由以一种自然信念排斥另一种自然信念，也就只有依赖社会文化的信念、共同体的协商机制和科学权威的话语权力了，于是，科学理论的选择就失去了真正的理性之维，科学知识就必然是由社会强决定的了。
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不是在社会学体制下产生的，也不是职业科学哲学家的独创，SSK阵营中的研究者也不都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更多的是曾受过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科学哲学、科学史训练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但正是在热衷相对主义和建构论方面的“家族相似”，决定了他们相同的理论诉求，特别是他们独有的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视域和相对主义哲学倾向是构建SSK理论体系共享的智力资源。
二、SSK的方法论利器：科学解释学
究竟何为科学知识？一直以来是大有争议的问题。从科学知识“是被经验证实了的科学结论”、“是没有认识主体的客观知识”，到“是科学文献档案中积累的知识”，直到SSK的“科学知识是可被社会接受的信念”……， 体现了各路知识论者完全不同的主张。但是，科学知识是有意义的，科学知识是可理解的，这一点显然是已达成基本共识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就是在寻求可理解的对于世界的解释模型，区别只在于这种模型是自然之镜还是理论构造或社会协商之物。SSK试图对科学知识黑箱进行双重破解的重要利器之一是解释学哲学方法。
狄尔泰最初创立解释学，并宣称“我们解释自然，我们理解精神”时，原本是要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将解释当作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随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在解释学内部的争论，推进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当海德格尔声称解释学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后，解释已不单纯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成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变成实际存在的事实的自我解释了。而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解释学”在于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与纯粹科学技术理性相区别的“实践智慧”。SSK的理论家们显然深得解释学一路发展所提供的思想精髓，而且在不同与境中采取不同取向加以灵活运用，他们相信，运用解释学说明科学知识是得出社会建构论的一条有效途径。
解释学主张的与境关联和所宣称的重建意义，甚至创造意义的功能，恰是SSK引入社会向度解构科学知识所必需的，与境主义解释学的一种立场就是强调解释的情境关联，强调任何特定的文本都是认识主体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境遇中通过语言形式完成的。同时解释学也强调，由于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社会行动者本身不可避免地是负荷意向性的，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就是认识主体重建知识及其内在意向的过程，就是重建意义图景的过程。只有经过这种意义重建的过程，知识所提供的语义图景、行动者内在的意向与认识主体的价值趋向才能相统一，而在共同体中这种重建的意义又是主体间可通达的。于是，依照扩张到科学知识领域的解释学，对科学世界作内在意义的解释也如同对其他人文社会世界意义进行解释，就不需要任何先验的假定了。
既然不存在制约人类理性活动的普遍的合理性标准，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的评价标准是以共享的文化的合理性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关于世界的图景就不是从世界产生的，而是我们强加给世界的。既然信念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时间和地域有所变化，就没有任何一种信念是唯一合理的或是唯一真理，SSK把这一点称为“自然信念的多样性”。 马尔凯和卡林诺尔-塞蒂纳具体分析了描述自然图景的科学家话语和文本对情境的依赖。在他们看来，对同一事件，不仅不同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即使同一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不同语境有所改变，甚至还会由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变化。SSK的任务就是说明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解释实践，并表明这些解释程序如何随社会情境而变化，以及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如何是社会产生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搞清楚，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说，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的。”
三、SSK的辩护策略：关注科学实践的经验主义
在SSK的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的理论阐述和社会实践中，随处可见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方略大抵是：以经验替代理性；以具体场景的现实深描取代普适的典范模型；以针对个案的解释学取缔对认知真理的单方诉求；以共识和文化信念阻断对自然界客观性的通达。因为他们坚信，通过历史案例的考察、通过科学争论的研究、通过实验室生活透视，以及通过科学话语的分析，可以准确地将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一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本身就是支持相对主义建构论假说，而不支持理性主义实在论假说的有力证据。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他们又声称自己的基本主张是科学事业的一部分，是一种运用科学的术语，以客观的、理性的姿态理解科学活动的努力，强调SSK的工作也具有标准科学的可重复性、主体间性和客观性，只是其文化目标是为了沟通“两种文化”而已。依我们之见，要深入分析SSK的理论脉络及其有内在逻辑缺陷的辩护策略，就必须将SSK的知识社会学抱负和他们的认识论哲学抱负区分开来。
1. SSK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
首先，SSK引入社会学纬度说明科学知识，其不同于哲学家之处在于把一种建构论与经验主义联系起来，不把“证据的不完全决定性”、“观察渗透理论”等问题当作纯哲学争论，而是倡导一种自然主义手法，试图通过系统的经验观察和描述，来代替先验的理性思辩，去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希望以经验社会学进路取代抽象哲学的进路。而另一方面，从哲学角度讲，与其说SSK采取的是一种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和经验相对主义，不如说，是通过建立相对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反驳传统的认识论，其真正的哲学旨趣或抱负是企图张扬一种集体主义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他们认为，深入考察科学实践对于理解科学知识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简单地通过对孤立个体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的或心理学的分析来确立，还需要用社会学的分析来考虑他们的集体劳动和表现。而且他们相信，以自然主义视角将科学实践看作一种文化形态，将推进从认识论角度对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性规范的探讨，而这显然是关于学院科学的强势社会学几乎不曾涉及的。
事实上，“相对主义”一词在SSK的研究中一向有三重义蕴：（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准则；（2）对科学实践进行经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3）认识论上的一种哲学信条 。那么，他们为包含这三重义蕴的相对主义纲领提供的辩护策略究竟是什么？
如果SSK学者采取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主义，不会引起主流科学哲学家那么强烈的非议，关键是第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确实对人们一直以来秉持的标准立场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是引起90年代科学大战中某些科学家对SSK激烈批判的根源所在。仔细解读SSK先锋派人物的经典文本不难看出，SSK在其理论和元理论的不同系统中事实上对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采取了不同的辩护策略，即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理论说明时，坚持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策略，在寻求“科学知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哲学基础时，除了某种激进的工具主义策略外，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辩护策略。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SSK的社会学辩护策略和哲学辩护策略。
2. 经验主义的社会学辩护策略
首先，必须明确，布鲁尔和他的追随者最初的理论实践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替代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知识哲学，而是以一种微观经验研究进路，把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哲学转化成一门经验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在他们看来，相对主义不是与理性主义或实在论相对立的，而是一种避免实证论偏见的方法论策略。他们自己也声称，相对主义强纲领所主张的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等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SSK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原则。巴恩斯和布鲁尔特别强调，这种方法论原则的意义在于揭示，“所有的信念、就其可信性原因来讲完全都是等价的。这并不是说，所有信念都是同样真实或同样虚假的，而是无论其真假与否，他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样应当使视为有疑问的。我们准备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应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研究，必须通过找出信念可信性的特殊的、局部的原因来加以说明。”
SSK之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已经告诉人们，“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SSK的研究者则是要更一般地通过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手法揭示，科学知识如同其他知识一样是负载利益、负载文化、负载实践、负载情境的。诺尔-塞蒂纳和拉图尔正是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出发，对于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经验研究，揭示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这种建构，一方面是实验室中知识的建构，一方面是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制造知识》和《实验室生活》正是对于SSK方法论相对主义策略的具体实施。巴恩斯在《局外人看科学》中也指出，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当今科学中已经确立的关于科学的观念，大多是从科学家报告的情境中，并以这些情境为基础塑造的。常规科学并不总是诉诸直接的观察这一终极法庭的，而是诉诸从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科学专业中的科学权威，甚至是由专家统治的社会裁定的。
而最重要的是，SSK反复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它既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经验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是通过经验证据的支持而获得其合理性的。
3. 追求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
依照传统理性主义的主张，是应当区分“理性模型和社会模型”的，但布鲁尔认为，存在一种自然理性的理论，使自然主义的社会模型并不与理性模型冲突。 为了获得哲学上的立论基础，也为了将其理论纳入科学的一部分，除了某种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策略外，SSK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尽管SSK始终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的因果关联，强调的是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知识建构的介入。但其领袖人物却反复辩解说，“相对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而是绝对主义。” “总的来说，科学和常识一样，是诉诸因果关系的，理论性的，价值中立的，时常还是还原论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唯物主义的，这意味着它是与目的论、拟人论以及超验的东西是对立的。” 布鲁尔、巴恩斯和亨利合著了《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分析》一书，提出了一种有限主义理论为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辩护，在我们看来，这一次的辩护显然采取了一种借重理性的策略。他们认为，“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因为它包含了可以运用于它自身的科学方法”。
SSK认为，虽然“知识”的含义是指“已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正确的信念”。 但知识所“分享”的东西确实存在，只是这种分享并不是柏拉图分享“理念”意义上的分享。存在于知识“之外”的东西，比知识更加伟大的东西，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正是社会本身。“如果我们极其珍视的那些科学成就不具有社会制度的特征，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而存在。”
实际上，在SSK那里，解释学的与境理解并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对立面，为了摆脱认识论两难，他们反对断然的二分：要么接受永恒的非历史的合理性标准（纯粹的客观主义），要么接受随意的社会标准和实践（绝对的相对主义），而他们企图寻求第三种道路，或称第三种替代物。在我们看来，是在寻找另一种理性，这种理性实际上相当于他们宣称的“植根于科学实践的自然理性”。实际上，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学”的核心观念也贯彻着类似的信念：主观性和情境在现实中创造了人们所拥有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这些规范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方法中，普遍性和祛个人的规范都是可能的。”这种规范恰是SSK所寻求的集体主义的认识论的客观基础。但是，同样可以断定的是，SSK的自然理性并非真正意义的伽达默尔式的实践理性，以这种自然理性为SSK作哲学辩护也不免牵强。
科学知识社会学各派人物在放弃了基于科学真理的实证主义，放弃了基于数学和逻辑分析的理性之梦之后，其中的大多数仍然还是想把理性当作最后的希望，把科学进步当作现实的可能。只是他们一方面不无遗憾地看着非理性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无孔不入，一方面仍然试图理性地展示非理性是如何在科学的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运作，又是如何产生各种科学成果的。实际上，他们是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深植于科学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路线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入的与境解释，并未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 而且在辩护中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某种理性的力量，这恐怕也是当今整个西方思想界，特别是知识论不能摆脱的一种理论境遇。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SSK虽然更加关注了科学实践的社会纬度，扩展了相对主义知识论的意含，但这种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最大危机显然是对于科学规范性和科学统一性的破坏，也无法内在一致地解释自17世纪以来，科学的社会建制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尽管SSK对我们的标准观念发起了挑战，而且许多论断未免武断激进，甚至在SSK的经典表述中会看到“自然界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荒谬说法，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SSK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使我们探讨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时，不再无视社会情境的作用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认知过程，这是后学院科学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SSK相对主义强纲领的提出，有其不同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而且是与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背景密切关联的，我们仅仅用传统科学哲学的观念对其社会学分析进行批判，的确有一定的局限。合理的做法是，将它放在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的学术文化与境中审视其具体的理论主张及其渊源。同时认识到，任何主张的辩护策略是与理论体系密不可分的，仔细剖析理论主张和辩护证据才能获得对于一种理论的完整理解。《知识与社会译丛》至少提供了我们深入了解SSK基本主张和辩护策略的纲领性文本，使我们可以从中发掘SSK学者最初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和场景，并达到对于这一理论内核的深层透视，也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学理上的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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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库恩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库恩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哲学在历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了库恩哲学的相对主义思想,并将其发展得更为彻底.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相对主义为认识论基础.解释了默顿传统无法解释的很多反常现象,揭示出科学知识的相对性,揭开了学科的神秘面纱.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无法克服相对主义的理论矛盾,而且其研究只限于经验领域,表现出局限性和浅薄性.
作 者：常春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 刊 名：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4 6(1) 分类号：N02 B721.59 关键词：库恩哲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 相对主义篇3：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
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
本文主要论及社会建构论的基本观点，对众多西方社会学家的'有关论点作了评述。与此同时，文章还涉及到后实证主义、常人方法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的相关理论。
作 者：苏国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100732 刊 名：国外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ABROAD 年，卷(期)： “”(1) 分类号：B1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 社会学篇4：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旨趣论文
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旨趣论文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 解构 建构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自然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哲学在后现代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政治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历史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 当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电子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布鲁尔的强纲领从方法论上给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定下应当遵守的四个信条。第一，因果性假设认为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第二，无偏见性假设认为应当客观公正地地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第三，对称性假设认为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第四，反身性假设认为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其中第三条对称性假设或说等值性假设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用同样的因果原因说明真理与谬误，这显然是与传统的二值逻辑背谬的。因果理论模型TT，既可作为命题P成立的证据，也可作为P的反命题成立的证据，这在二值逻辑的语境中是不成立的，也是违背我们的常识逻辑的。对此，SSK在其此后一系列论述中进一步指明:“我们的等值假设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我们将为之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无一例外都需要经验研究，并且必须通过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特殊的原因来加以说明。由此可见，SSK并不是认为同样特殊的原因同时说明真理与谬误，而只是强调，所有信念的影响(或说社会影响)都应该经过经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样，这也只是一种在科学中有关理性、有关科学的“观察基础”问题上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而非有关真与假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
SSK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对真理、客观性、合理性、科学进步等观念都赋予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解释，甚至试图解构外部自然在科学知识中的决定性地位。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SSK指出了理性主义反映论认识中存在的缺撼，但是因此我们就可以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在认识中的核心地位，完全放弃科学的客观性基础呢?如果一个社会学家试图证明社会变量影响科学的认知内容，她就必须细心地刻划被影响的究竟是什么科学内容。正如科尔所言:“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确实描写了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科学的动作，但是他们未能证明，对于我所说的知识结果或者科学片段―它们最终被科学共同体作为真理接受并随后成为那一领域的核心知识―有一种实质性的影响。并非SSK不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某此信念的自然主义解释与知识的自然主义解释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导，后者需要一种相当的认识论与其它理性手段”，不求助于自然世界与动物本能的结合，“集体信念的可接受性”无法获得完备的说明，勿宁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理性主义作为两种理解科学知识的视角成为互补的关系。
篇5：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哲学论文
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哲学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试图从“表述危机”引述哲学上的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通过简要分析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本身，从中得出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和建构倾向的语言学的依据。并进一步对认识论中的另一表述语言――科学作一分析，得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上的后现代主义趋向，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一趋向是由于认识论中实在的不在场而造成的，是对世界的不一致性思考的结果。
论文关键词：表达；表述；实在；认识论；社会建构；后现代主义
从“表述危机”谈起，就不能不先讲一下表述(repre―sentatlon)。表述是与表达(presentation)相对的。表达是自然界及人类活动在人的心中的呈现，是一种感觉、情感。而表述则是通过语言把内在的感觉、情感表现出来，达到人际交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外界的一草一木，还是人内心的意义世界，都必须经由语言来再现为符号象征，并以此来达到沟通人与世界的作用。语言成了人与世界的中介。以往的人倾向于把语言等同于实在，或者说是实在背后的理念的反映。语言与客观实在是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对于语言进行反思，就等于对客观实在进行拷问。
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表述问题(theProblemofRepresenta―tion)。“所谓‘表述问题’，即表述(知识、语言、说明、意象、能指、解释项、行动或行为等)与世界(事实、意义、实在、所指、被解释项、意图或原因等)的关系问题。”…‘在上面所提到的表述与世界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实在是在场的，当人们追问表述是否一定会真实再现客观实在时，实在就悄然退场了。实在的不在场就会引起“表述危机”。“表述危机”“是人们对通过语言媒介对于世界的把握产生了某种怀疑，怀疑这样把握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幻象’(simulacrum)，怀疑语言媒介再现世界时的真实性、可靠性。”
表述本身也是个认识的过程。认识论其实就是关于知识的哲学，就是把对自然界的表述合理化的过程。正如前面所写的，表达是无法向他者呈现任何东西的。是内在化的。只有通过表述才能成为可交流的符号象征。可见认识是依赖于符号、语言的。语言就是横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之镜。当索绪尔开始对语言本身进行分析，并得出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的观点时，语言这面自然之镜开始破裂，分崩离析，散落一地破碎的分离的镜片。索绪尔的语言观颠覆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语言与所指最终合而为一的语言观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也说明了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渊源。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先于人存在，人是被投入到现有的语言的洪流之中。语言的意义与所指不是一一对应的。这样的观点必然会导致意义的多样性，阐释的多样性。语言也会变得不可靠，甚至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自己在说。正是语言学上的变革，才会给后现代主义者们一个认识论上的支点，向统一性开战。
科学作为认识论中最为精致也最为得意的作品，在这场语言学的转向中，也遭遇到了它自身的“表述危机”。科学的表述危机要分为两个层次来讲：首先，科学也是一种表述，也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也要经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语言的表述危机。其次，科学本身的特殊规定，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客观性和对现实世界反映的准确性。但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里，科学也成了一种建构，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准确性来自于科学家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过程的保证。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所认定的现代性的代表模式。所谓现代性就是指知识的获取在其所属体系本身获得其全部的合理化依据。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眼里，事物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建构。当自然之镜被打碎后，再没有统领一切事物的事物了，破碎的镜片只能反射出世界的一隅，利奥塔也不承认有绝对的统一的决定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可以说是在解决表述危机时提出的相对主义批判的后果。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门派众多、大家云集，但都坚持要科学考察科学知识本身的属性，而不因科学的客观性将社会学考察排除在外。
根据前面对科学表述危机的两个层次的区分，下面也将社会建构论中各家分为两大类；首先，一类是对科学本身的表述，即对科学文本进行文本和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纲领(theprogrammeofdiscourseconalysis)是由米歇尔・马尔凯创建起来的，其所在学派称为约克学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科学家对任何给定主题的说明是十分易变的(variability)，因而社会学家在将它们作为资料解释科学实践的性质之前，首先应该对这些说明本身，即科学家的话语，进行分析。”。它的基本问题是“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是如何社会地产生出来的”其次，另一类是对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和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在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中，最著名的是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用利益这一社会学中的重要维度和动力机制来揭示科学活动中的行为和结果。以及这其中的科学知识的动态变迁过程。还有以科林斯・平奇和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前所持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其基本出发点是假定自然世界和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信念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前者的”o[1](PI61)科林斯甚至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所起的作用甚微。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研究中。有将人类学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在科学社会研究实践中的拉都尔、伍尔加及克诺尔・谢廷娜，前两者合作出版了《实验室生活》，后者著有《知识的制造》一书，在这些研究例子中，社会建构论者注意到了科学家作为有主体性的认识者在科学事实建构中以及在实验室本身的设计流程的作用，并对此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认识论上的分裂，在理论上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提供了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无疑是这一认识论分裂的哲学上的先行者。社会建构论在科学这一最为坚硬的认识论堡垒上打开一道口子，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打开这个堡垒时的工具。 那么认识论上的这个分裂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否在后现代主义及社会建构论的进攻下，它就全身而退，进入垂暮之年了吗?认识论就是关于知识的哲学。获得知识就是准确地表达外在于心灵的世界，要想了解知识的本性及可能性就是要理解心灵用何种方式去建构表述的。自休莫的怀疑论以来，认识论不断受到怀疑论的质疑，而且愈演愈烈。
认识论的背后实际上有着一个关于秩序的神话，有序是人们内心的渴望。也就是说在认识论中，有一个先在的隐性前提，在外面大世界之外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秩序，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事物为什么成为其所是，在其中是否存在着原发的、内在的原则，或是在人类的心灵中存在着这样的原则呢?对前者的回答构成了科学的存在根据，正是这种客观实在性，使科学在认识论中有了可以不受社会因素审问的特权。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形成了以康德为代表的意识哲学的范式，自然界中呈现的规律和秩序是我们赋予自然的。
科学在认识论中的特殊地位是以实在的在场为根基。人类总会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本体论的追问：人是在地球上的。地球又是在一个大乌龟的背上，到此为止，大乌龟就是我们人类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本体论根基。科学的作用就是对大乌龟本身进行描述解释。这种描述解释，是通过人类本身的经验、感觉、语言赖以进行的。认识论常被看作是一种狭窄的、排他性的基要性活动，它要保证我们认识世界的手段――科学、理性、感觉的有效性，并且要使之合理化。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只不过是指出了这只大乌龟是人造的、是不存在的，要放弃本体论的承诺，要放弃经验与客观实在的关系。
认识论上的分裂首先是由于语言中介作用遭到怀疑。在我们的言语之外是否客观存在着一个物理世界或主观世界，它们是否是真正的独立于语言之外。德里达就认为表述实际上预设了表达。这也就是所谓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所以任何认识中的表述和表达都不可能是对实在的客观反映。表述是人主观意识的先在，以及语言在形成后的结构性预设，都否定了科学的纯客观性，把科学从认识论的神坛上拉了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则进一步把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进而抹煞了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另一方面，语言不再是实在的客观再现，实在的不在场，使得语言的意义出现了多样性和差异性。正如利奥塔所倡导的绝对迥异，差异才是绝对存在的，一致性只是相对的。
其次，再向前跨一步，客观世界本身是否是一致的，如果世界本身的实在也不是一致的，那么在认识论上必然会出现各种认识的范式。范式是库恩的一个核心范畴。而库恩早期提出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而无独有偶，利奥塔在语言游戏说中也提出了语言规则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实际上就是绝对差异。人们生活有各自所属的特定的社群，各个社群之间的世界观、范式、生活方式是具有差异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各个语言游戏之间的规则是不可通约的。因此，要完全理解另一个社群的范式、世界观、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
但是，世界正在日益地全球化，几乎没有人还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而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可通约性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或者可以说是从某种角度而言的。现实世界的不一致性或不确定性，最终造成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起，科学知识社会学无疑就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对科学的反动。
但回过头来看，后现代主义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态度，或是一种认知方式和一些文化现象的归纳。它与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实在在认识论上的不在场，使得现实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隐退了，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的是文本、话语这一类的事物，具有想象的成分。在科学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为人们展示了科学的另一面，消除了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利奥塔在考察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后得出：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是并行的，科学知识并不比叙事知识来的必然，甚至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也是通过争论、竞争来完成的。这些科学观对中国的科学理论界来说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理论界铁板一块的论调，让入耳目一新。但也要认识到社会建构论是欧美，特别是在欧洲等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阐发的理论。即使如此，在欧美的科学实践上，也并不以此理论为主导，它们是一种思想上的批判武器，更何况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我们更不用着急把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毕竟我们所努力达到的目标是进入工业社会，而后工业社会只是远处的风景。
篇6：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述评论文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述评论文
论文摘要：实验室研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场点。这种研究一反传统的知识观，提出了社会建构论主张，认为知识不是“自然之镜”而是在实验室里被制造出来的。这一主张过分强调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而忽视其客观普遍性。其实，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科学知识增长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实验室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实验的不确定性，即情境和情感的制约性。这一点面临的诘难也是与知识的确证度及批判标准的普遍一致性有关。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说法，所有的情境都是变化莫测的，非稳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个人的情感因素也是变幻无常的，每个实验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爱行事。这样一来，没有谁能捕捉到稳定的信息，实验的结果也就不具有共相性了。这种相对主义结果恐怕建构主义者自己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所批判和主张的本是无可非议的。诚然，科学是认知主体对自然客体的把握，作为主体的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社会性，肯定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建制，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计划的实施、实验结果的评价、论文的发表、观点的提出与被接受都要受到个人的主观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做到绝对客观、公正，“但是当这一切成为常识之后，是否还存在一种大写的科学，一种不依赖个人意志和特殊文化特性的不断进步的客观性的科学呢?”很显然是有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以及相对应的普遍理性，要求人们要采用科学的世界观和理性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要求人们寻求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有理性都是逻辑式的，要求人们用同一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来看待和处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真理、理性和客观性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们，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批判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科学知识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基石；但如果没有后者，科学就会使主体消失，科学就成了没有主体的科学，成了没有认识者的认识论。科学证明和科学证明的背景是不可分的。
篇7：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库恩哲学论文
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库恩哲学论文
[关键词]库恩 科学知识社会学 强纲领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它的诞生直接受益于库恩哲学;特别是其核心主张强纲领理论，更是深受库恩范式理论的启发。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整体架构有着深远的影响，涵括了相对主义认识论、历史主义方法论以及跨学科的工作模式。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一致认为库恩是他们的先驱，是库恩为他们开辟了研究道路。在他们的著作中，“库恩”这一名字出现频率极高，而且总是笼罩在光环之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M・马尔凯1979年在其发表的一篇名为《库恩与科学社会学》的中写道:“当库恩的著作首次发表的时候，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这好像是对他们学科的科学惯例的观点发起了引人注目的挑战。”正是在库恩哲学的牵引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得以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前身中衍生出来。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与库恩哲学
自默顿的博士《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与社会》发表以来，科学社会学这门交叉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方面的困境。默顿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曼海姆的成果，最基本的设想仍属于认识论范畴。他有四条原则，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同时，他也认为，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如果一旦被证实，其内容在社会中就是必然的;科学知识不受科学家个人素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因而，科学共同体评价理论的技术性标准是固定的;科学的目标就是“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知识是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实际上是预言)的陈述，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将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工具。默顿的这些主张忽视了科学的社会实践目的，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获得真理这一科学的功能之上，对科学的生产力功能没有给予始终一贯的关注。并且，由于默顿把侧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科学子系统上，致使科学社会学只限制在探索支配科学家的社会行为的原因和支配科学活动的社会体制上。因而，在默顿的研究范式中，社会学家只是通过统计或引证的次数来考察科学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而不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根源，似乎科学思想的分析只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交叉空白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很好地阐析了科学知识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点。这样，虽然库恩并没有像默顿那样建构一个完整的'社会学体系，但是库恩哲学却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分支的诞生。
科学知识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之后，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从科学社会学、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的营养中成长起来的。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解构了科学知识的特权地位，凸显了科学的历史与境性，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模式成功地进入到科学研究领域。
二、强纲领中的库恩范式理论思想
强纲领(stIOr8P)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阐述的较为系统的知识社会学主张，是布鲁尔(D.Bla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的，“所有科学知识，不论自然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f2l。强纲领认为，对一切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都必须遵循四个原则，即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
众所周知，传统科学社会学长久以来将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其余的属于另一种，包括诸如宗教信仰、道德、实际智慧等内容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被认为是质朴的、不被任何利益所站污的。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比如，美国现代杰出的科学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认为，“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针对这种观点，库恩提出了范式等相应的观点。范式(Paradigm)一词，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除了范式一词，书中尚多次提到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前范式等概念闭。因此，可以由此推导出从这些环节到范式的一个循环过程。库恩范式理论试图阐明的就是，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成果或者说是人对自然的一种理解，总是在这种循环中实现的。任何理解(科学理论)都必须是在理解者(人)和被理解者(自然)的合作中才是可能的。理解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是建构的而非单向控制的，它处于一个不断演进的循环过程。库恩通过科学史的研究发现，科学一旦接触到历史材料就与人们平时的看法有所不同，并预示了一种新形象。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并非是自然界的纯客观反映，而是与其由之产生的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库恩认为，每一种科学事实的解释都是在某一个范式之内的解释，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事实上，库恩范式理论的本质正是把社会科学解释学的理解模式引人到对科学的理解过程中，使科学的成因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了科学的特权地位。正如库恩本人所言:“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在任何时候，自然科学家都要基于一系列概念，当代研究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的也是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代的研究者通过训练，并且只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进人这种文化。有时我叫它为特定阶段的解释学基础。……它与我曾称的范式很相似。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解释的批判，强烈地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系与区别的再认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爱丁堡学派正是其中的生力军。巴恩斯写道:“众所周知，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地被取代，这的确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科学哲学家为维护事实与理论的区别而不得不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因。这斗争所依赖的辩护性隐喻正是事实的积累。然而，也还有对理论看法的异端思潮。最近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库恩的工作有力的动摇了这种信仰。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爱丁堡学派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理性或实在有一定的相应联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他领域所采取的相比，决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似乎在认识上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限于以往那种否认社会因素的作用。甚至承认社会因素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内容的看法也是不彻底的。在爱丁堡学派看来，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也是决定的。这也是他们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主旨。
三、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
科学知识社会学直接从库恩哲学中诞生，也饱含着库恩哲学的精髓。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相对主义认识论前提
在库恩所称的常规科学阶段，有一个指导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的范式，这一范式提供了判断科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一门学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常规时期的范式是不同的，而且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可见，在库恩那里，科学合理化的概念被相对化了，科学合理性是拘泥于一定范式的合理性。而在科学革命阶段，不存在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范式，科学家需要在有可能成为范式的候补理论中作出选择，但这种选择缺乏合理性标准，而只能诉诸非理性。库恩主要考察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理论选择的影响。这样，非理性因素就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库恩的相对化的科学合理性概念和非理性思想，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以库恩哲学作为认识论前提，实质上是对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前提的默顿传统的一种挑战。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因此，科学评价不存在一个普遍一致的标准。这样一来，本文开篇所述的默顿为保证“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提出的那四条原则就难以成立了。正如马尔凯所说:“库恩描述了科学认识变化的过程，他所用的方法似乎表明，以传统的社会学理由为先决条件的价值观念经常发生冲突。这使社会学家注意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经验证据表明科学中这种价值观念的作用是普遍的、无偏见的、不动感情的和谦卑的等等。”但是，后库恩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社会交叉地带的广阔研究领域都迅速被这种相对主义认识论前提所攻占，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甚至把有限度的相对主义发展成为彻底的相对主义，违背了库恩的初衷，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规范的。
2.历史主义方法论启示
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都相信存在一种超历史的、放之一切时代而皆准的方法论原则，因而，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完全地割裂开来。库恩则认为:“科学史有助于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因此，库恩从研究科学史入手，提出了一种大相径庭的科学观―范式理论。该理论把科学看作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一种可以历史地描述的经验事实，从而使自己成为以这些描述(即科学史)为基础的一套关于科学的理论。
库恩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即努力考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从现在的观念和范畴出发，去推测过去。而且，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过去的社会，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就是对科学作动态的考察，因此，考察科学史就是分析历史上的社会因素对当时科学的影响。所以，库恩的历史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注意到了库恩在方法论上与以往哲学家的不同，H“M・柯林斯在批判现象学文献和其他相关的哲学文献中都没有关于科学概念的变化的讨论时指出:“托马斯・库恩是试图描述变化的过程，特别是革命的过程的一个少有的例外。正是在历史主义方法论启发下，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重视对历史上的科学和当代科学的动态生产过程作社会学的考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实验室研究。
3.跨学科工作模式
库恩从一个物理学专业的博士发展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个领域功勋卓著的大师，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事实上，由于涉及历史和哲学，库恩的很多研究也是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在《必要的张力》一书序言中，他就写道，“我的书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库恩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并使之与整个社会过程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科学的“范式”转换的影响，可以说，实际上他已经提前开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从事的工作。库恩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一文中讨论了哥白尼革命和历书的关系。他指出，正式改革日历的社会压力，促使技术的中断(托勒密体系已经不能很好的解决天文学问题)发展成一场危机，导致天文学历史上的哥白尼革命。马尔凯也曾指出，他们(社会学家)把库恩所提出的，尽管是完全初步的方法作为一种模式，来说明科学家的认识信仰和科学判断如何受到他们研究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立场变化的影响。例如，库恩讨论了与老一辈的科学家相比，年轻的科学家对于突然出现的范式的各种反应。这被看作是在科学知识社会生产的社会学考察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通过以上对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库恩哲学思想的分析，能够发现，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哲学在历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虽然前者在某些领域里过度应用了后者的一些思想，但却是库恩哲学直接催生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门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并对其核心纲领和理论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相应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成长也必然将反过来丰富和发展库恩哲学。
篇8：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与出路研究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与出路研究
20世纪90年代,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逐渐走向衰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由强纲领主张转向社会学有限论.然而,社会学有限论和强纲领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变革并未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质性问题,因此难以解决自身存在的固有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将会走向何方?以协调论作为解决方法,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找到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作 者：王炀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8;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38 刊 名：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4(1) 分类号：C91-0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 强纲领 问题 出路篇9：劳丹的不合理性假定与科学知识社会学论文
劳丹的不合理性假定与科学知识社会学论文
摘要：迪昂―奎因论题的提出暴露了传统科学哲学的重大缺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是传统科学哲学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劳丹理论虽然顺应了科学哲学的发展，但仍有保守性的一面，他用“不合理性假定”试图来规范科学知识社会学，但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本没有顾及到这条戒令，并显示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迪昂―奎因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合理假定；2＋2＝4
Abstract: Duhem-Quine’s argument exposed the defects lying i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birth of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 is necessary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audan’s theory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his theory is conservative. He tried to bind SSK by his irrationality assumption, but he was defeated. On the contrary, SSK shows a good future little by little.
Key Words：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uhem-Quine’s argument; irrationality assumption, 2+2=4
20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给社会学家提供了新的任务――研究科学中的社会问题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就了一个新的学科――科学社会学。20世纪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认识论的发展，旧的心理发生学的认识论模式被抛弃，认识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并被冠以一个新的称呼：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想要说明的是诸如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有哪些？科学的经费投入与成果产出情况等问题。后来科学社会学进了一步，它试图根据社会（特别是某些特殊的社会结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接收或被拒绝。这样，它研究的主旨和科学哲学一样：“说明科学家对于自然界的信念”。[1]而科学社会学的这种认知转向主要得益于库恩思想的推动。
1. 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哲学背景
库恩之前的科学哲学家走的均是经验主义的路线。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对自然信念的取舍完全受经验证据的决定。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理论的优劣取决于哪一个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证据支持。后来波普指出有限的证据相对于无限的证据总量是零概率，决定理论取舍的是看这个理论是否经受了高证伪度预言的检验。两者虽然意见不一，不过都认为科学家对理论的取舍由经验来决定。但是后来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指出，理论的评价单元应该是整个科学，科学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科学家取舍理论时，经验证据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能够被决定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2］由于物理学家迪昂早于奎因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因此上述观点后来被科学哲学界称为“迪昂―奎因论题”。［3］
既然经验证据在理论评价中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影响科学家取舍自然信念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科学哲学家库恩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取舍是两个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更替，决定于理论更替的因素可能来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价值标准、科学家的个性，还有美学原则（如逻辑简单性）和实用主义原则等；多元标准并存的局面导致在理论选择中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不同标准决定不同的选择，其二是不同的科学家在使用同一个标准时由于给于不同的权衡从而造成不同的选择。这样，我们找不到中立的标准来决定理论的选择，同样也找不到评价科学理论进步与否的标准，如果科学在某一个阶段有什么进步的话，那也只是胜利者的自我辩护，因此科学进步的解释“必定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4]库恩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其他科学哲学家的惊呼：科学革命和宗教的皈依有什么区别？
库恩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社会学引进到认识论中。但他的理论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家这样的共同信念相抵触：社会，包括其子结构――人类知识，从总体上是进步的、不断前进的。库恩理论引起的争议导致了思想界的如下分歧：是沿着库恩已开辟的社会学思路，把科学纳入到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认识论问题？还是退回去，通过对科学哲学的调整来纠正库恩的错误？
布鲁尔（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等人走的是前一条路线，他们因此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使其发展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或称为“科学的认识社会学”［5］的新阶段。劳丹则是持后一条思路的代表。
2.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个渊源是19世纪末出现的知识社会学。这门由哲学及社会学家大师舍勒开创的学科，其宗旨是为人类知识寻找社会学根据。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有别于其它知识，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的研究是慎微的。进入20世纪中叶后，库恩等人的开拓工作，使人们看到这一观念只是个神话，知识社会学开始对科学家的信念是如何来的这个认识论问题进行独到的探索，从而和发展着的科学社会学汇合在一起。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努力去证明，科学知识，甚至是最深奥的数学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建构物。为了全面贯彻这一社会学的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言人布鲁尔在其著名的《知识及其社会意象》一书中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了一个“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它包括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为因果性（causality）。它的具体内容是：“关于产生信念和知识壮态的条件是因果性的，当然，还有非社会类型的原因和社会性的原因共同对信念的产生发挥作用。”［6］（其他三条原则分别为公正性(impartiality)、对称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
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揭示出自休谟以来的哲学家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是一个形而上学教条，结果导致了这样的认识，全部句子某种程度上都被看作是综合的。打着这种标记的“整体论”迫使我们放弃“思辨形而上学”的希望。思辨形而上学是这样的体系，它是可以独立证明的，并且可以裁决具体科学的判断或者更普通的感觉―知觉判断。这样，根据奎因的认识，形而上学认识论就是一种来自科学内部的科学研究了，这预示了认识论的新的转向：自然化（naturalized）。逻辑经验主义在证据和理论之间寻找一种使理论得到证明的关系的企图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不能从“资料发展”转向“信念的形成”呢？我们可以撇开了证明问题，仅仅考虑发生和因果问题。这样，我们不再担心证据和理论的差距，而是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很显然，布鲁尔等人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来确定他们的强纲领的。其实，库恩已经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但由于他使用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的含混性使科学发生认识论很容易滑向神秘主义的泥潭，或重新走向默顿学派把认识的发生过程“黑箱化”的旧路。这对认识论无疑是个灾难。因为思辨认识论向心灵寻找因果关系的努力遭遇到了休谟的“因果问题”的困扰而被证明是条绝路；逻辑主义依据经验证据进行逻辑辩护的努力遇到了“迪昂－奎因论题”的挑战也失败了，这样认识论只能“终结”了。布鲁尔明确表示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依赖超感觉的知觉形式或直接的理性的无起因的鉴别力”[7]这样的心理发生学方法。他提出因果性原则的目的显然是要向社会而不是向心灵寻求知识和信念发生的原因。因此其思想是对库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劳丹的不合理假定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早期的坚定的社会知识学家认为，任何思想家群体的每一次信念转变都可以用社会基础来说明，如舍勒就曾断定：“一切知识、一切形式的思想、直觉和认识都毫无疑问地带有社会性。”[8]劳丹承认,类似“19世纪白人奴隶主支持黑人在种族上低人一等”的信念“纯然处于社会的原因”，但像“2＋2=4”或“多数重物一放手会向下掉落”之类的思想“与社会环境并无直接的关系。”并且，坚定的社会学者还会遇到这样的逻辑悖论：“既然一切信念均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理性牢固确定起来的，那么认识社会学家本人的信念也就没有理性可言，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求被接收。”[9]如果这一悖论成立，整个知识社会学的合法性会受到挑战。
对此，舍勒之后的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也早有同感。他将人的思想分为“内在的”和“非内在的”，内在的思想就是那些能表明与信仰者的其他思想自然而合理地相连的思想。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定理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非内在的思想并不具有理性凭证，人们可以接受它们，但它们与可供选择的其它思想相比，并不在本质上更合理。曼海姆认为，只有非内在的思想，才是社会学所要说明的合适对象。这条信念几乎相当于主张，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劳丹对曼海姆的观点称赞有加：“我建议把这种分界标准称为不合理性假定。”[10]
在劳丹看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思想的理性编史学在说明历史事例方面远远胜过历史社会学（即知识社会学―引者注），”[11]而近期之所以会出现库恩等人否定理性的思想史的极端看法，是由于长期流行的“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 [12]崩溃的结果造成的。按照这一模型，一个理论在经验上的成功，是其被合理接受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一旦“迪昂―奎因论题”揭示了经验在理论评价中的局限性，旧的合理性模式便失去了根基，非理性必然乘虚而入。
劳丹试图通过对科学哲学的改造来拯救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劳丹认为，一个理论的`成功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除了经验上的成功外，还有概念上的成功。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往往重视经验方面的成功而忽略了概念方面的成功，并且还把经验上的成功仅仅理解为反常的解除。劳丹指出，实际上反常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除非反常被某个相竞争的理论解决了才对现有的理论构成威胁，否则便只能成为一个待解决的谜。劳丹又进一步指出，科学家所接收的理论总表现出两种进步，解决了更多的经验问题，又解决了更多的概念问题；在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中，作出合理的选择指的是我们接受了有充足理由为“真”的陈述，“而进步通常被看成是通过逼近或自我修正不断达到真理”，我们为何不能将这种观点颠倒过来这样来理解合理性，“作出合理的选择就是作出进步的选择（即作出提高我们所接受的理论的解题有效性的选择）。”[13]这样在劳丹看来，库恩放弃“求真”式的合理性模式虽说是一个“明智之举”，但他同时放弃“合理性”就如同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泼了出去
劳丹在为科学拾回合理性之后，自然就毫不犹豫地把“不合理性假定”横旦在知识社会学家面前，他尖锐的批评道，“知识社会学家恰恰是在对思想的接收或拒斥的合理分析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地方插足进来。”[14]
4.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反驳
针对劳丹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巴恩斯(Bany Barnes)和亨瑞(Jogn Heny)在其合著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ological Analysis）一书中，以2＋2=4作为典型案例作出了反驳。首先，在布鲁尔等人看来，“2+2=4的意义是可变的并且是由情境决定的。”例如，在一个仅有0、1、2、3、4的有限算术（finite arithmetic）中，会出现3+3=1,3+4=2,2＋2=4，2×2=4，3×3=4的情形。因此2+2=4这条原则，“可以处在依循不同的规则的各式各样的符号中”。［15］其次，布鲁尔等人对劳丹的这个观点――2+2=4和社会环境并没有直接联系――并不持异议，但他们指出，“社会学解释并不需要某个数学信念（例如毕达哥拉斯定律）和某个社会境况（例如希腊城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揭示出一个数学信念和一个在不同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境况之间有关联，或者一个原理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对不同的环境里的人来说都有用，这样的揭示一点都不缺乏社会性。”［16］再次，劳丹从2+2=4产生（generate）和确定（establish）的方式（way）的角度指出，只有极端的无知者才会让人信奉数学知识是由社会决定和制约的；对此，布鲁尔等人也给予了反驳。布鲁尔等人讥讽道：“听一听批评者自己对2+2=4如何产生和确立的解释是有益的，不幸的是这样的观点并未提供出来。”到底劳丹对信念“产生”作何解释？显然，如果“产生”意味着心理或社会的根源以及个人信念的产生过程，“这将涉及到对参与信念形成的所有教育过程的研究。”因为教育过程并不会与社会决定形成尖锐对比，故布鲁尔等人推断说这不是劳丹的本意。看来劳丹使用“产生”一词时他的意思有比“社会活动”更丰富的内涵，他相伴使用的“确立”一词给布鲁尔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 “确立”除了心理和社会的意义外，还意指“证明”：确立2＋2=4意指证明2＋2=4，同样，2＋2=4的产生也就是指2＋2=4被证明的方式。这样，对劳丹来说，“由证明产生的理性的信念是2＋2=4的可信性的根源。”但布鲁尔等人辩解说：“我们将认为2＋2=4不是在证明的基础上获得可信性的”。［17］
接下来的争论就归结到2＋2=4的证明上了。布鲁尔等人认为，2＋2=4的证明是建立在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无论在“低阶”（low-status）证明中还是在“高阶”（high-status）证明中，都可以发现社会因素的存在。低阶证明是普通人对这个公式的认识过程。这时人们往往借助实物进行证明，如：拿出2对苹果， “然后把这二对苹果摆放在显眼之处，然后他们数到1、2、3、4。”［18］这就是2＋2=4的原因。高阶证明则是由职业逻辑学家完成的。如逻辑学家L迈克(L.Mackie)1966年对2＋2=4的作了12步的逻辑证明。他证明的第1步实际上是用符号化的语言表达了进行低阶证明的计数者（quantifiers）的行为。第2步和第3步是对第1步信息的重复。但消解掉了计数者存在的信息，以后的几步都是对前面步骤的归约，到了第11步，出现了一个预设，结果“把一开始消解掉的计数者拾了回来”。第12步宣布了这样的结论：“（K）（L）（M）［（I）－（11）］－from1-11 byC.P. and U.G.”它等于说：“对于K、L和M集合，如果K有2个元素，L有2个元素，并且他们都没有其他组份，当M把两个集合拢合到一块后，那么M是一个四元素的集合。”布鲁尔等人发现：“当我们回顾符号（迈克的）逻辑列式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冗长的来自小学生课堂学习加法的方法。”［19］显然迈克的证明恰恰说明2+2=4奠基于源始的社会性活动中。布鲁尔等人对此深刻地指出,“没有孩童的训练，我们无法建构证明并从中学到些什么”［20］对于2＋2=4来说，我们接受它，是因为它来自传统，来自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所谓的证明或自明，“数学是人类学现象”，［21］而不是心理学现象。
5. 评价
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持怀疑态度。事实的情况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随后的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群有独到见解和反传统精神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深入实验室高墙之内，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取得了许多新颖的和富有创见性的结论，一时间科学知识社会学呈现出“活跃”、“激进”和“反传统”新气象，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途。就连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B.巴伯也称赞“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带进最紧密、最有成效的互动。”[22]
布鲁尔等人通过对2+2=4的认识论基础的阐释，从一个角度揭示出科学恰恰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自然，由于这个基础是由文化、传统、集体协议等建构的，它是不牢固的、可松动的。而与之相对照的是自中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直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意见有别，知识有一个牢固基础，知识的确定性即来源于它。 在中世纪，上帝是知识的基础，因为知识的确定性由“上帝”来保证。后来，由于解放的逼促，上帝开始隐退，神学受到质疑，近现代哲学家们开始为新的知识寻求确定性，自我解放中的欧洲人要“自己为自己保证知识的确定性”。［23］
近现代哲学家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辩护不过是对中世纪的确定性秩序的再重组。那么这一重组是如何进行的？这要从伽利略的工作开始谈起。数学化是近现代科学区别于中世纪自然科学（亚里士多得物理学）的根本所在。伽利略在把科学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解释转向描述性解释的同时，把科学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可定量并可实验控制的第一性的质的范围内，把不能完全数学化并且难以实验控制的性质称为第二性的质放置于科学研究的边缘，并且认为只有满足数学必然性的第一性的质才是事物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质。伽利略在从数学和实验的角度考虑世界的时候，“禁止了来自其它范围的任何规定”，［24］抽象掉了一切精神中的东西和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些被抽取掉的东西被同样崇尚数学和追求确定性的笛卡尔重新组装到另一个世界――心灵世界――里， “因为通过假设在人的心灵之外不存在不可以还原到数学方程的东西，这样把自然还原到一个数学方程系统就更容易取得进展。”［25］科学对日常经验（以直觉、感性、质来审视世界）的不信任导致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转向就立即成为需要，这种认识论的主导思想是要说明理性之“心灵”能够保证知识的确定性。这个心灵除了作为盒子贮藏“科学切削下来的碎片”［26］外，另一项功能就是作为一面镜子为科学的“求真”过程给出一个解释。心灵自此代替上帝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心理主义成了哲学的主导范式。但这项由笛卡尔开创的“外科手术”［27］式的认识论事业经20世纪众多哲学家的批判被认为是误入歧途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揭示出科学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海德格尔也指出，存在者不是通过理性的瞠目凝视和人照面的，科学在对存在者研究之时，“已经活动在某中存在之领会之中”。［28］但是逐渐弥漫在科学周围的“尊贵”和“创造奇迹”的“神学气质”使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科学里的世界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显然，一个由数学方法构造的理念世界就不知不觉地遮盖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的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世界”。［29］因此对科学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挖掘就成了20世纪后半叶思想家们的紧迫和艰巨的任务。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是这一队伍中的成员。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在这一运动中，科学获得了最迅速的发展和最辉煌的成就，并成为理性的代言者。认识论和方法论反过来又对理性注入了特定的内涵。当理性的内涵凸现出来以后，认识论家又利用理性作标准评价和划分知识，合理性问题就常见于认识论了。但我们从前面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略分析中应该看出，理性这一概念本身也有局限性，故合理性问题本身也就成为问题。劳丹显然仍站在启蒙运动以来思想界所塑造的“理性”立场上来理解科学，并且它的思想中仍由心理主义的残余，故他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评价自然有失公平。
劳丹试图用进步观念来挽救理性观念在库恩学说中的窘境的作法，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观念本身就有劳丹意义上的进步的内涵。劳丹的“进步”说并没有对理性观念注入任何新颖的内涵，他的挽救工作的意义也就大大折扣。他对合理性的诠释必然回到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算法”的路子上，但库恩已经指出，“算法”之路是走不通的。当然，思想家对科学本质的探索没有因为他设置的“不合理”的樊篱而止步。奎因从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二元划分的批判着手揭示了数学的经验蕴含，库恩对“科学革命”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科学特定时期的社会化特征，这一切都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向科学作全面的、全方位的社会学分析奠定了基础。而这项工作的来临是必然的。但我们得承认思想家们为此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存在有缺陷，它还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式的表象主义，同时也还没能很好解决个体（科学家）与社会、当下（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这方面问题的分析，有待另文给出。
参 考 文 献 与 注 释
[1][5][9][10][11][12][13][14]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193.193. 196.198.200.201.11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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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知识客观性的消解论文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知识客观性的消解论文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客观性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从相对主义立场出发，对科学知识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社会学分析，从而消解了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的传统见解。SSK有比较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大量的案例支持，但是因此就彻底放弃知识的客观性是不恰当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进一步说明知识客观性的合理性。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英法等国家迅速兴起，我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这个科学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新潮流。尤其是自以来，大量相关著作的中文译本相继出版，为S.SK的研究铺平了道路，有关这一主题的数量迅速增长，成为相关学科的一个新的理论热点。
SSK是在争论中成长起来的，正如柯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说，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但不同意见的争论远远多于实质性贡献。”但是在吸粼的各种流派中，批判和消解知识的客观性却是一致的。
一、SSK知识观的演进
科学知识社会学(}SI})在起源上主要来自爱丁堡学派的研究，他们发展了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观点，认为对科学知识同样也可以进行社会学分析，把科学知识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在爱丁堡学派早期，大卫・布鲁尔提出了著名的“强纲领”。“强纲领”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默顿规范对科学认识本质的禁锢。默顿规范侧重于对科学工作的社会组织和认识组织的问题，而不涉及知识本身。爱丁堡学派解除了古典知识社会学对知识内容的悬置，从而破除了科学观和知识论的双重黑箱。布鲁尔宜称“果人们无法以某种彻底的方式把社会学运用于科学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科学无法正确地认识自身。”阁“强纲领”提出了四条著名的原则性信条: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以及反身性，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维度，说明社会成分始终是知识的构成成分。布鲁尔认为，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看作是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和必然的联系。巴恩斯也指出，科学产品像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其评价取决于行动者的目的和要求，以及这些目的和要求以什么方式构成不同群体特有的规范。换句话说，在科学中没有普遍一致的标准，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对科学家的信念、目的和行动的评价，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因果解释，只是根据行动者自己的理由去理解。
以爱丁堡学派等为代表的第一代S.SK发展到以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K，其指导纲领也从“强纲领”演变为社会建构论。在经典知识社会学和传统科学社会学的基础上，}SI}借助语言哲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视角，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激进’解读，恢复其中蕴涵的相对主义立场，就此提出了基于历史主义科学观的更激进、更极端的后现代科学观，即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观。
在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人类学的民族志(人种志)、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与行动网络理论、后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等的基础上，第二代S,.SK的学者通过对科学认识及知识生产的日常活动进行田野式实地考察，发展出了}SI}的微观研究视角及新的“社会建构论”。这一代SSK以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为典型，以拉图尔和塞蒂纳为首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后期SSK的代表性研究纲领一“实验室研究”。其中，拉图尔由于抱有极端相对主义思想而在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中被普遍指认为后现代科学观的代言人。在他看来，科学家组织或科学共同体就好似一个部落，但社会大众对这个代表文明成就的现代部落却几乎无知。尽管传统科学社会学(包括科学学)的宏观研究颇具规模，却在实质上有意识地构筑了使科学神秘化的认识论黑箱。所以，SSK首先必须突破代表科学社会学的默顿规范，主张认知科学知识，进而深人到理论构造与知识生产的内容和本质。拉图尔把这次研究项目称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本性，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则集中于这类间题，即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又怎样说明这种建构?
SSK认为，作为一个建构知识的社会大舞台，科学活动决不是“关于自然”的，相反，它是建构实在的激烈战斗。“实验室研究”纲领由此揭示出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对实验室活动的观察证明，事实的‘客观’性本身就是实验室工作的结果。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尽管以爱丁堡学派为主的第一代义K学派早就宣称了社会文化之于科学知识的重要作用，但它在宏大的研究体制下却没有科学实践的牢靠证据。以拉图尔和诺尔一塞蒂纳为代表的第二代没袱学派以实践科学观和科学行动论克服了这个缺点，突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黑箱，并且彻底否弃了知识客观性的传统观点。
二、对知识客观性的批判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使人们确信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科学知识是对自然对象的客观反映，具有超越主体意识的客观性。随着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这种客观性本来已经受到了挑战，而SSK更加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知识的客观性加以消解。
首先，SSK认为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的产物。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出来的。科学知识是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的，而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得出的，实验室本身就是一种人工的环境。拉图尔把实验室比作一个复杂的文学铭写装置系统。铭写装置作为“机器、部件和技术人员的特定结合”。具有把物质材料转化为直接供办公室人员(即拥有博士头衔的高级专家)使用的数字或图表的功能。通过“文学铭写”，人们可以把实验室活动看成是尽力说服的组织活动，这个系统的产物就是使别人确信的、被称为“科学事实”的东西。 其次，科学知识是科学家互动与磋商的结果。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所在的社会网络，不是由专业的科学家群体形成的网络，而是由资源关系所通过和所维持的科学的不同领域。通过从混沌走向有序、从说服到被说服、从争论到磋商，陈述被转化为事实，科学事实就这样社会地建构出来了。
第三，科学知识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对科学团-体内部各种意志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对科学团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学者或者学派信任的产物，是指向有关陈述的操作。科学活动非常类似于资本家的投资行为。科学家通过不断地发表来积累其信用，科学家的资历就是其(投资积累的)信用度之大小。这样一来，一个事实建构的结果就是，它表面上好像没有被任何人建构过。争论中委婉劝服的结果是，当事人确信他们未曾被说服过;物质化的结果是，人们宣称其对物质因素的考虑是思维程式中惟一无关紧要的东西;信用性投资的结果是，投资者宜称经济学理念与科学的亲和性毫无关联;而环境要素甚至从说明中简单地消逝了;因为它无助于对可靠的事实世界进行评价。科学的认识活动固然可以以个体的方式进行，但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科学却是一种团体行为，是建立在社会信任基础上的。“可信性是一种更加广义的追求功绩现象的一部分，与金钱、权威、信任有关，与奖励也有着连带关系。科学活动不再是纯粹的一种求知活动，包含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
三、相对主义的理论基础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相对主义。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的相对性进行分析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反对客观性的主要思想进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信念的多样性。在传统观念中，科学知识是对实在的描述，因而是客观的知识。各种科学理论完全可以把自然的信念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两个范畴，前者是直接从对实在的认识中获得的，因而是毫无间题的;后者则由于其中存在着偏见和曲解的因素，必须给予说明。CS)针对这种观点，巴恩斯指出，科学知识是一种理论知识，它是从理论而并非完全是从经验中推导出来的。我们关于世界的图景并不是从世界中产生的，而是我们强加给这个世界的。信念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对相同的事物就会有不同的信念，没有如何一种关于自然的信念是惟一合理的或是惟一的真理。这就是自然信念的多样性。因此，科学家们不可能有某种共享的单一的约定，所以说，普遍的科学方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都主张客观真理的存在，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认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信念是由特定社会和特定文化共同体约定而成的，所以不是客观的知识。
第二，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共同体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同利益的科学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真理标准;知识无所谓对错，因为它们都是相对于利益而言的。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揭示了实验室是一个高度建构起来的环境，科学家很少接触到真正的“实在”。科学看起来是人工产物，而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
第三，否认经验对理论的评价作用。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因此，对于理论的选择不是完全依靠经验就能够决定的事情。科学家们总是通过相互磋商、争论而最终形成一致的意见。科学理论的争论总是以非科学的手段结束的，获得胜利的一方并不就是真理，失败的一方在未来有可能又被接受。
四、SSK消解客观性中存在的问题
SSK在研究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消解了传统知识论的客观性基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SSK着力研究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文化与社会变量的作用，对于揭示科学知识生产的微观机制和基本规律大有裨益。当代知识论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SSK是在个潮流中成长起来的，想要回复得到传统理性主义知识论已经是不再可能的了。另外，SSK力图揭示文化与社会变量对科学知识评价的作用，有利于推进科学成果质量评价的科学化。
SSK对中国科技哲学造成了巨大冲击;由于SSK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的背景，这种冲击显得格外的严重。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SSK具有某种反科学倾向。SSK的许多观点，如自然界没有统一性、观察是一种主观的佳释过程、科学知识是磋商的产物等，与科学哲学的主流观点针锋相对。SSK正是因为纠正了绝对理性主义的传统观点而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如果由此而滑向另一个极端，纯粹用社会因素说明知识的产生则不免牵强，难以令人信服。这样说并非主张知识的产生过程不存在社会因素，因而不能对之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而是主张我们应该限定知识社会学分析的范围。对那些理性因素足以说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知识，我们无须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题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形式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它主张科学知识不仅是理性的产物，社会因素也制约、影响甚至决定知识。但是，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却不能得出科学知识从内容、形式到其生产过程完全是社会的产物这样一种极端激进的结论。
SSK无疑是夸大科学的建构成分。科学知识固然是科学共同体互动、磋商的结果，具有解释学的特征，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是，科学的理论并不仅仅是解释。它还受到实验、逻辑以及相关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检验。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和经验标准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虽然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教义受到严重的抨击，但是科学研究并不能放弃逻辑和经验标准。科学理论是用数量上尽可能少的、逻辑上互不相关的假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是“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幕写。”这样的观念仍然是具有有效性的。但是，这个间题在现代的背景下要获得说明，就需要建构一种新的客观性理论来规避袋拭的挑战，这应该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发展取向。
篇11：师生冲突社会学分析论文
师生冲突社会学分析论文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矛盾是冲突的根源，冲突是矛盾激化的表现。矛盾无处不在，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所以，高校师生冲突也是普遍存在的。从价值取向而言，在教学情境中，教师的价值观通常表现为主流文化。由于教师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已趋于稳定。而大学生正处在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多元文化给他们提供了多元选择的机会，释放和展现了他们的个性和独立意识，加上他们追求平等民主，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提升也使其对主流文化产生怀疑甚至对立。当师生的文化价值在教育教学互动过程中发生摩擦与矛盾时，都会自觉地加强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加以坚守，冲突由此产生。从组织观念而言，现代冲突理论认为组织中的冲突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不例外。高校作为学生文化和教师文化的汇聚地，不可避免的在校园这个场域发生碰撞和冲突，这种相互交流和碰撞，必然形成一种平衡的内在张力。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接触、冲突、整合是一种互动的动态过程。因此，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与整合的内在张力或矛盾。
师生冲突从表现形式看，可以分为显性师生冲突和隐性师生冲突。显性冲突主要是借助于语言、肢体活动等行为来表现，如谩骂指责、人身攻击等。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到，中小学师生冲突主要表现为显性冲突。高校师生冲突则更多地表现为隐性冲突。主要体现在高校教师和学生之间情感的对立、情绪的不满和交流的隔阂。由于教师在师生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高校教师不仅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在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评优评先，弱困扶助等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也有一定的话语权。由于类似的种种利益关系，即便师生之间存在不认同和不满因素，一般情况下，学生也会把这些想法埋藏于心而不予以表露出来，不会发生外部语言行为的直接性对抗。因此，高校师生冲突具有内潜性，这种冲突不易于为人所察觉，但却真实以心理对立和行为对抗的方式存在于师生之间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反映在教师身上，主要表现为对学生漠不关心，对学生冷淡，放任学生。教师教学热情不高，情绪低沉，消极被动的对待课堂；教学流于形式，忽视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学方法单一，照本宣科的迹象严重。学生的冲突对抗则表现为对教师的人格和学识轻蔑和敌视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消极行为，如对教师的提问沉默，师生之间互动不足，缺乏信息的反馈，课堂纪律松懈，曲解教学管理中的指令等。
高校作为一个有序的组织机构，制度在组织管理上显得非常重要，教师和学生作为组织内部的一部分，制度在师生关系上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师生冲突具有转移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课程选择上，虽然我国大学的课程有必须课和选修课，强调必修课在照顾共性的基础上，适当开展选修课以照顾到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实际上，必修课所占的比例居多，选修课所开设的课程少而且课时少，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被限制在极其狭小的范围里，难免与学生兴趣、爱好相冲突，造成了学生对所学课程缺乏兴趣，学习动力不足，面对教师做出的种种要求，对课程的抵触心理便会迁移到课程的执行者―――高校教师身上。同时，学生为谋求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在大学间便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比如对各种评优评先名额的争夺等，此类活动的执行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运行的，可能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部分学生的落选，但学生更易将矛头转移指向教师身上，将落选原因归于教师没有做到公平、公开和透明。在就业环节中，面对用人单位提出了种种条件，学生虽觉得不满，但也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将矛盾的产生归结于教师，认为教师没有教他们实用的知识和技术。当前，高校教师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首先是教学质量上的压力，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高校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也导致了生源质量下滑，教师为保证教学质量，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无形中增加了负荷，这样的工作难度极易诱发高校教师在心理上形成一种习得性无助，“这种习得性无助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就会发展成为职业倦怠”。其次是学历压力，相当多的学校在引进师资时特别强调要求博士学位，使得在职的高校教师面临着攻读高一级学位的现实压力，同时，科研作为职称评审、薪酬奖励的重要指标，对教师也形成了压力。教学任务的繁重，学历要求和科研任务，这种因外界压力和制度因素使得高校教师产生焦虑，而这种焦虑最终容易带入课堂，在实施教学活动中展现出来，反射到学生身上。可见，师生冲突的转移性是由除教师和学生之外，第三方因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之间并没有根本矛盾，多是由于制度、环境等外在因素而引起的师生冲突。师生都是“替罪羊”。“在群体关系中，找替罪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不能发泄对真正存在问题的群体的不满，而是把一个替代群体作为发泄不满的对象。”
功能从其作用的维度，可分为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显隐功能是以客观结果是否在意外之中为基础而对功能做出的形态区分。正负功能是以要素对系统有无贡献为基准而对功能做出的性质区分。默顿认为，正向功能即指“贡献”性功能，负向功能则是指“损害性”功能。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习惯于将冲突与暴力破坏、杂乱无章联系在一起，认为只要是冲突便是消极的、有害的，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功能冲突理论学者科塞则认为，冲突具有正功能。如果群体内部冲突双方不涉及群体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则冲突会对结构发挥积极功能。“当冲突提高了基于团结、权威、功能相依和规范控制的整合时，冲突是有益的”，这对我们科学正确地认识师生冲突正向功能观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缓解师生关系的润滑油。科塞认为，冲突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缓解和释放压力及敌对情绪。冲突就是“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而发起的冲突”。在现行的高校管理模式中，师生权利、地位关系上存在明显的不对等。教师对学生的权力过大，控制过多，易引起师生之间产生负面情绪，形成对抗状态。通过师生冲突，学生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同样，教师的意愿能够清晰地传达给学生，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宣泄消极情绪，缓解师生之间因各种角色压力和外界因素而产生的心理紧张状态，使双方的观点和价值观在冲突过程中能得到集中和显性的表达，为师生冷静而理性地对话创造客观环境，双方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学生作为一个未成熟的个体，社会化程度不高，难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偏颇，学生的社会化主要通过对社会规范的习得和内化来实现。通过冲突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意识到社会规范的存在和运行，让学生懂得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意义，从而接受和内化，使得个体社会化向前迈进了一步。教师通过聆听学生的想法，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使得教师意识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忽视的地方，督促教师在以后的师生交往中加以改进。
（二）促进内部稳定的粘合剂。高校师生冲突有利于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教师对师生冲突的处理方式，本身就体现了教育机智，教育机智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定向能力，是指教师对学生活动的敏感性，能根据学生新的特别是意外的情况，迅速而正确地做出判断，随机应变地及时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教育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机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对环境的掌控能力，机智解决教育问题的教育智慧，有利于教师树立教师权威。依据克利夫顿和罗伯兹提出的关于教师权威的结构框架理论，传统教师权威、法定权威、专业权威、感召权威共同构成了教师权威。传统权威与法定权威缘于社会性先赋因素，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强制性，称之为制度性教师权威；感召权威与专业权威则缘于教师群体后天努力的自致因素，称之为教师个人权威。这里主要说的是教师个人权威，高校教师权威的大小往往体现了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教师理智从容地应对冲突，机智巧妙地化解冲突往往更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和佩服，教师以自己学识才干、人格魅力和宽容的心态来化解和规避冲突往往能真正地征服学生，确立自己在学生中的权威。高校师生冲突有利于高校学生个性化发展。个性化就是把自己本身的存在看成为个人的，并进而追求以与人不同的独自方式去行动的方向。我国教育目标明确指出要培养具有独立个性、全面发展的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诺认为，个性的发展是人的'能动的自我实现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一系列从低到高的心理需要的满足。需要满足的过程就是个性发展的过程。师生之间的冲突关系会影响到需要的满足程度进而影响到学生个性的发展。因为学生在冲突中可以增强个人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也能够在冲突中体悟自身与他人、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以独特的参与社会方式加强对生活的认识，形成独立个性，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教育教学理想境界。正是通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来影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双方均可以使自身的思想行为得到改善，并以此为契机完善自己，共同成长，有利于和谐稳定师生关系的建立，促进了师生关系的稳定。
（三）推进制度改革的助产器。高校师生之间的冲突，与制度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制度建设需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我国部分高校存在着制度过于死板、僵化，不能因时而异，而且教学设置制度存在强制力量和隐藏主观定义等因素。在一切教学活动以制度运行为载体的背景下，必然会引起师生冲突。如课程的开设与选择极少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发展，专业设置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等，冲过冲突，可以反映出问题所在，追根溯源，进而找到高校内部规章制度不健全之处，这也督促学校进行制度的建设和修订工作。“冲突激发起人们对已潜伏着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如果没有冲突，这些规则也许一直被遗忘或未被人们意识到；通过冲突，唤醒了冲突各方对支配他们行为的规范需求的自觉意识，使对抗者认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道德世界。”因此，冲突有利于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向学生提出合理的教育要求和角色期待，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同时，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主人翁地位，积极参与到规章制度的设计和体验中去，最终认可制度并成为制度支持系统的一部分，做到在言语、行为等各方面与制度基本保持一致，促进高校制度文化的构建，重建师生信任关系与学校规章制度。当然，冲突的正向和积极功能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这种建设性冲突始终都应限制在低强度、低烈度的范围内，否则，冲突的结果就将向坏的方面转化，即破坏性冲突。在师生交往中，要将师生冲突的正向功能投放到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灵活加以运用，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篇12：心理问题及其建构干预机制的社会学分析
关于心理问题及其建构干预机制的社会学分析
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竞争加剧,我国城乡居民面临的心理压力和矛盾冲突日益增加,由此而引发的心理偏差与疾病问题已有蔓延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全球负担“计划采用的”劳动能力丧失调整的生存年“指标测算,1990-,心理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位居榜首,各类心理问题的花费分别占疾病总负担的18.0%和20.0%,约占所有由疾病引起的'劳动能力丧失的五分之一,接近发达国家23.5%、高于中低收入国家10.5%的水平[1].由此可见,心理问题已成为目前我国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作 者：周丽丽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理论学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JOURNAL 年，卷(期)： ”"(5) 分类号：B849 关键词：篇13：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分析
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分析
【摘要】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作为两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学科，它们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文章从学科的学科类别、学科概念、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五个方面具体分析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的异同,并界定了相关的一些概念。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澄清相关学科知识的模糊之处，并有助于这两个学科在未来的定位和发展。
【关键词】哲学；社会；哲学社会学；社会哲学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将于20xx年8月在北京市召开，本文所要讨论的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均在该会议的99场分组会议主题之列，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对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的区别与联系的认识仍然不是很清晰，笔者在下文中将尝试从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的学科类别、学科概念、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这五个方面对与这两门学科相关的问题进行梳理与辨析。在对哲学社会学（Sociologyofphilosophy）与社会哲学（Socialphilosophy）这两门学科进行多角度的辨析之前，我们先要探讨哲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了合理地界定哲学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按照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人文学科，是旨在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的“人学”，是以反思的方式对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的理性把握。[1]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阶段的人类社会都是以当时当地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围绕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可以形成当时社会包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而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产生了相应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宗教、习俗、思想文化等），它反映、服务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哲学属于上层建筑。哲学作为上层建筑也是社会里经济基础的产物，根植于社会里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水平和方式。可以说哲学来源于社会，它是人类思维对于社会状况的一种反映，不同的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哲学，每一个时代也会有属于每一个时代的哲学。若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转变，那么属于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哲学也将会随之改变，以反映、服务和反作用于新的经济基础。但哲学作为上层建筑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往往不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立刻变化，有时超前于时代，有时又落后于时代；而在社会不稳定的时代里，还会出现不同哲学流派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调整和稳定后，哲学又总会归于统一，重新适应和反映新确立的'经济基础。总而言之，哲学源于社会，属于社会中的“上层建筑”，但又保持有一定的独立性，对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反作用。目前学界对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没有较为清晰的表述，由于这两门学科在学科的英文名称上颇为相似，导致了它们甚至在某些场合被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下面笔者将试着对它们的区别与联系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希望能够为更好地开展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1．学科类别辨析
学科是一种范式（Paradigm），每一门学科的创立都是一次将知识进行条理化梳理的过程。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要明确其学科概念、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xx年发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2]，我国的学科分为四个层次，即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一般地，一级学科可以简称为“学科”，二级学科可简称为“专业”，三级学科可简称为“研究方向”。通过分析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在学科类别上的差异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哲学社会学所属的一级学科为社会学，哲学社会学所属的二级学科为社会学其他学科，而社会哲学所属的一级学科为哲学，社会哲学所属的二级学科为哲学其他学科。由此可知，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分属不同的一级学科，它们在学科概念、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均有差异。
2.学科概念辨析
概念按逻辑可分为内涵和外延，给概念下定义即说明其内涵。形式逻辑关于如何给概念下定义有一定的规则。给一个概念下定义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属加种差的方式。其具体的步骤就是：首先，找出被定义项的属概念；其次，找出种差；最后，将种差与属概念结合成完整的定义。[3]下面笔者就以该方法来对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的概念进行定义。通过属加种差的方式来对“哲学社会学”概念做出界定，第一步即找到其属概念，哲学社会学的中心词为社会学，那么“社会学的一条分支学科”便是哲学社会学的属概念。第二步是找到哲学社会学的种差，也就是要找到一条处于哲学社会学研究范畴内的社会学分支。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来源为哲学活动。通过结合种差与属的概念，可将哲学社会学的概念做出如下界定：哲学社会学是将哲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方法，研究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的学科，同时也研究社会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它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下面笔者继续使用属加种差的方式来对“社会哲学”概念做出界定，第一步即找到社会哲学的属概念，社会哲学的中心词为哲学，哲学应为社会哲学的属概念。第二步是找到社会哲学的种差，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的来源为社会。通过结合种差与属的概念，可将社会哲学的概念做出如下界定：社会哲学是一门运用哲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将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是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3.理论基础辨析
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都有着相对独立的理论基础。社会学自19世纪上半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时便被法国哲学家，社会学与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认为是一门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的有实证主义传统的学科。一般认为，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4]哲学通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进入了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之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学的分支也愈发庞杂，例如有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工程社会学、移民社会学等诸多分支学科，也有针对社会学自身的理论、方法、历史等方面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哲学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哲学与社会的基本关系问题，其理论主要来源于社会科学中与哲学、社会学有关的学科，其核心学科是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具体，对其产生影响的学科有社会学理论内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等。哲学是一门研究普遍的、基本的问题的学科，它是一门爱智慧的学问，其与其他学科不同之处在于它通常使用的是系统化的方法，并辅以理性论证作为基础。“社会哲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提出的，他用“社会哲学”表述人类社会的一般理论。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在他的著作《论自由》（OnLiberty，最早被译为《群己权界论》）中阐述了社会可以合法给予个人的权利的性质与范围，一般认为是密尔创建了现代社会哲学。笔者以为，社会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基本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其理论主要来源于人文学科中同哲学、社会学有关的学科，其核心学科是哲学，固然它与很多学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作为哲学这个学科的分支之一，其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哲学。
4.研究对象辨析
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在研究对象上有着显著的差别，在使用上文中所提到的属加种差的方式对二者下定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在属概念上的区别。由于哲学社会学是将哲学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去研究，所以哲学社会学的的研究对象为哲学与社会的基本关系。由于社会哲学是将社会作为对象进行的哲学反思，所以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在研究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之时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即将社会科学哲学与社会哲学混为一谈，要知道社会科学哲学同样是一门哲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为社会科学，与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有很大差异。
5.研究方法辨析
研究方法指的是在研究中发现的新现象或提出的新理论，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手段与办法。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在研究方法上面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是这两门学科的学科交叉路径不同，从而导致了它们是不同的一级学科（前者为社会学，后者为哲学）下面的分支学科，换句话说，虽然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均为社会学与哲学交叉融合所形成的学科，但由于学科交叉有所差异，从而形成了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这两门不同的学科。哲学社会学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运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例如结构功能论理论，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等）对哲学与社会的基本关系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哲学则是运用哲学的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例如通过思辨或哲学实验等方式来研究社会问题。
6.结语
综上所述，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是两门完全不同的分支学科，二者在学科类别、学科概念、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这五个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仅为笔者在相关领域做的一点初步研究，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这两门学科目前在我国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随着对这两门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它们在学科领域方面的界限会越来越清楚、明显。与此同时，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会得到加强，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彼此之间并非是完全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作用的，它们之间一方的发展可作为另外一方发展的基础，并促进另一方的发展，我们在承认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的区别与界限的同时，决不能否认这两门学科相互之间存在的联系。因此，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我们既不能因为有区别就把这两门学科割裂开来，也不能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便将二者等同起来，混为一谈。相关的研究还有待于学术共同体中的专家学者们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论证，以帮助我国在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学科发展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1］汪信砚.什么是哲学?———从人文学科的视角看[J].哲学研究，20xx(11):28.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54—20xx）[S].北京：国家标准出版社，20xx.
［3］雍奇.逻辑[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0.
［4］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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