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历程研究——基于发展路径选择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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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历程研究——基于发展路径选择的视角
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历程研究——基于发展路径选择的视角
作者：吕祥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文章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发展历程，并引入主流银行业发展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展路径：即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主要围绕公司治理建设进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采取了跨区域发展的发展路径；地方金融机构随着地方政府金融意识的转变进行了试错式发展；政邮机构随着金融市场功能的演变而进行调整转型；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随着国家制度变迁进行发展演进。这些规律的总结和路径的分析，对于中国银行业下一步的统筹科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篇2：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历程研究——基于发展路径选择的视角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03-0021-09
一、引言
传统的银行发展理论多侧重于从某一方面研究银行业的发展，但由于中国银行业机构体系多元化、推动因素多样化，单一理论难以系统、全面地解释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种种逻辑。笔者通过对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认为，不同类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发展主导因素，研究中应该采用差别化的理论研究和分析范式，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考察银行业中各类银行机构的发展路径。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逐步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对于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制度性安排问题1。。银行由于具有高负债经营、债权入主体多元化、业务活动的巨大外部性等特点，使得公司治理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学术界对于国有银行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来推动改革的理论由来已久，其核心思想是推动国有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建立产权结构、制衡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2。如王大用指出国有银行改革效果并不显著的原因在于体制未动，治标未治本，管理进步慢，并主张从改革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下手，因为改革治理结构是改进治理的基础；许小年认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有了良好的治理结构，管理的改善、风险的控制只是技术问题。
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这30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围绕公司治理这一核心命题，完成了从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国家专业银行到国家控股、境内外上市的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蜕变。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考察，这一变革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
（一）国家专业银行阶段的公司治理（1979—1993年）
国家专业银行在成立之初就在商业化改革方面开始进行一些探索，银行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经营管理权，业务交叉也开始出现。但国家专业银行在内部管理上仍然实行行政性的管理体制，尽管银行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行融通和运作信贷资金的权力，但这一“权力”的行使只能在国家下达的信贷计划这一“笼子”里行使，是否遵守和完成国家下达的信贷计划，仍然是考察评价银行和银行管理者的关键，国有银行还谈不上市场化经营。因此，其公司治理实际上就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再执行的管理模式。
（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阶段的公司治理(1994-)
在这一时期，随着《商业银行法》赋予国有银行市场化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以及政策性银行成立使国有银行政策性业务的分离，再加上国有银行的专业分工逐渐淡化，使工、农、中、建4家银行向市场化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一是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建设，正式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二是进一步强化统一法人管理，改革内部稽核体制，建立权责明确、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内部管理体制。三是引入国际先进的贷款风险识别和管理理念，推行贷款5级分类试点。四是根据市场化原则积极推进机构管理改革，针对分支机构重叠、管理层次多、运行低效的状况，进行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程，但总体上看，银行经营管理还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没有真正的公司治理机制，与巴塞尔银行公司治理准则相比差距明显（表1）。
（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至今）
严格意义上说，国有商业银行在实施股份制改革之前，还不能称之为具有现代市场环境意义下的公司治理。前一阶段改革主要是在梳理内外部关系、引进先进管理技术以及处置不良资产的层面上进行的，并没有触及银行管理体制（如产权结构、制衡机制的改革）这一深层次问题。对此，经过多年的反复论证和研究，20，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方式启动。
1．围绕公司治理制定股改战略并出台制度安排
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明确了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通过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帮助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的战略。同时，监管当局以公司治理改革为核心做出大量制度安排，如银监会出台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并提出了涵盖经营绩效、资产质量、审慎运行3大方面的7项具体指标，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确立了监测和评估的标杆。
2．完善公司治理构架
各家股改银行建立了专业化、多元化的董事会，形成包含国家股权董事、管理层兼任的执行董事、战略投资者派驻董事和独立董事多种成分构成的董事会，并合理划定职责边界，协调好党委会与“三会一层”的关系和分工，有效延续党委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表2反映了目前工、建、中、交4大银行董事会结构。
3．完善管理机制
股改后，四家银行按照集约化、扁平化的原则和前、中、后台分离的要求，积极推进系统内管理机制的改进工作，减少管理层级，精简管理机构，改变过去“多级经营、多级管理”的分级经营机制，加强执行力的穿透性和报告路线的通畅性，并普遍引入了矩阵式管理模式（图1）。
概言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发展，主要围绕现代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的改进和完善，即“企业化改造一商业银行转型一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这一线索展开，并最终初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模式。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逐步实现跨区域的增量改革发展
刘雪瑞认为，中国改革是增量改革，即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内，让市场机制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发挥作用，从而使增量部分不断扩大，计划经济的存量比重逐步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实施成本。特别对于具有一定后发优势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增量改革就是其应对国有银行垄断竞争，取得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市场上巨大的金融资源需求自发引致相应的供给结构并导致市场自发均衡，因此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增量改革既可以避免存量改革的利益博弈成本，又可以渐进地满足金融需求‘叫。董红蕾也建议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可以采取通过对增量品质的控制而渐进地改变存量品质的方式来进行。7-。事实上，股份制商业银行，正是采用了增量改革发展的模式，通过跨区域发展战略，不断发展壮大。其跨区域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86年到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的初级阶段
在成立之初，股份制银行大多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本网网收集整理）发展模式主要以抢占大中型对公客户为主。随着自身实力的壮大和市场环境的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打破了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置分支机构的传统做法，结合经济区域的划分，按照市场原则和成本一效益原则设置机构，为跨区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在沿海、沿江、沿边对外开放度大、货币化程度高的经济中心城市的机构网络。发展初期，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网点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沿海地区。
（二）第二阶段：19到年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期
随着自身业务的快速膨胀，股份制银行在当地的市场份额渐趋稳定，增长潜力有限；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企业客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集团化发展趋势，要求银行提供越来越多的跨区域金融服务。因此，各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制定机构扩张战略，加快网点布局速度，以突破瓶颈，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如招行抓住上海浦东大开发的机遇，于1991年2月19日获批成立了第一家外地分行上海分行，标志着招行走出深圳，走向全国。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瞄准机遇，稳步展开了华东南经济发达城市的机构布局。到20世纪末，基于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立足华东南的基础上，又加快了机构网点向内陆地区的延伸，股份制商业银行真正完成了从“区域性商业银行”到“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转变。
（三）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股份制商业银行随同中国经济一起进入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壮大直接表现在增量的大幅提升上。特别是2003以后新成立了3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即恒丰银行、浙商银行和渤海银行，进一步壮大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队伍。这一时期，股份制商业不仅规模、市场占比和数量其提高，更主要的是其竞争力的形成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随着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的网点布局和增量发展，其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地扩大，截止到底，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例由10.71%上升到13.78%，复合增长率为19.62%：总负责比例由10.76%上升到13.94%，复合增长率为19.28%（图2）。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主要在增量改革理论的指导下，按照跨区域发展的路线图在进行，经历了“区域内扎根一跨区域发展一引入战投、提升竞争力”的发展路径后，已经成为银行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受控于地方金融意识变化的发展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转轨中的经济需要一种特殊的过渡金融制度安排。由于政府干预的特殊金融制度安排的存在，才为转轨过程中的经济提供足够数量的低成本货币供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金融改革。在地区金融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一方面从最优激励契约的角度讲，其风险共担契约可以产生巨大的激励效应和资源配置效果；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具有不同于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目标，其政绩最终要通过维持本地社会稳定，提高本地经济发展水平来体现，因而要在体制改革中利用对“金融工具”的控制来实现上述目标。按照学术界的普遍看法，金融控制即是政府为有效并低成本地集中个人部门储蓄为己所用，而对金融体系采取控制和垄断性质的措施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金融机构随着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和金融产业化意识的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发展过程就是典型。
（一）城市商业银行②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城市私营、个体经济蓬勃兴起，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城市信用社也迅速发展，但是，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加之城信社自身风险意识、管控能力不足，在经营中背离了合作制原则，城市信用社实际上已办成了地方性的小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日益显现和突出，保支付形势严峻。为此城市信用社先后经过了3次清理整顿(1989-1991年、1992-1994年、-年)，并最终采取保留、改制、合并重组、收购、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和撤销等6种分类进行了终极处置。
在城信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城市商业银行同样受制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在各地政府的强力推行下，一批位于地级市、资产质量较差、历史包袱沉重的的城商行开业，对整体利润水平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虽然城商行的数量由18家增至88家，但税前利润却从42.84亿元锐减至0.66亿元。为此，人民银行将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分为6类进行差别化监管和整顿。同时，随着地方政府市场意识和金融产业意识的改善，加大了对城商行规范发展的支持力度，一些高风险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资产置换、重组、政府注资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等多种方式来化解风险。截至末，各级地方政府及股东为处置城市商业银行历史遗留包袱、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累计弥补城市商业银行财务亏损51.42亿元，累计剥离不良资产71.73亿元，累计置换不良资产235.12亿元，投入的资产总额达358.27亿元，表2反映了1996-20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状况。
（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村金融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金融模式，农村信用社同时受中央银行、各级政府的领导。1979年，中央确定农信社由中国农业银行管理，但是农村信用社合作化运动发生扭曲，演变成集体化运动，并进而逐步转变为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人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这实际上是要减少政府对信用社的干预，体现其“合作制”的特点。1998年到20，全国共减少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1万多家，不良贷款比例由19的51.23%下降到年的36.92%。
2003年，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农村信用社新一轮改革启动，其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在保证人股社员利益、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的力度，各地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不平衡性，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探索形成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3种产权模式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统一法人、两级法人体制等4种组织形式并存的农村合作金融产权结构，图3反映了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的变化。
随着现代金融意识的逐步养成，地方政府从早期单纯控制“金融工具”转向积极打造地区金融产业。地方金融机构正是在这样的意识转变和力量推动下进行了试错式的发展，并最终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五、政邮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适应金融结构和功能调整的转型
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资产的规模会不断扩大，金融相关比例(FIR)会不断提高。与上述过程相伴随的是金融机构本身的结构变迁，即银行类金融机构在资产总额中的比例会趋于下降，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比重显著提高。1969年，戈德史密斯发表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创立了金融结构理论，对金融结构演变过程中其他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规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博迪和默顿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来分析和观察金融体系的新方法——功能观点，强调相对于金融机构和组织形式，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很少随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改变；而竞争会导致金融机构的结构变化，向更有效的金融系统演进，于是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邮政储蓄机构便应运而生，并不断转型调整，以实现不断演进的金融体系的功能。
（一）政策性银行的转型
政策性金融在中国的发展由来已久，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主要金融制度安排，也是适应当时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必然选择。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性金融任务由4大国有专业银行承担。I994年3-11月，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先后成立，实现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变化，政策性银行作为财政补充功能的历史使命已基本结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财政逐渐有能力替代政策性银行部分工作。此外，国内对资本利用的手段和技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业性资金已经能够较容易较安全地进入过去需要政策性金融大力支持的领域。因此，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改变，都要求政策性银行改革。对此，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需要，提高金融业的竞争力和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国家开始启动了政策性银行的转型工作。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有限公司挂牌，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转型取得重大进展。
（二）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
年4-10月，华融、长城、东方、信达4家资产管理公司先后成立，并于当年和202次分别从4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剥离了13939亿元不良贷款、13171亿元④不良资产。随后4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招标、打包、债务重组、债转股、发行上市等方式，以及发展金融产品创新和上市公司重组等其他市场化手段，积极处置不良资产（表3）。但是随着原有历史使命的完成和存续期的临近，资产管理公司原有的金融功能逐步改变，特别是底，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均完成国家下达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回收考核目标后，市场的竞争促使资产管理公司开始探索向商业化金融企业转型。在此情况下，国家果断开始尝试给予资产管理公司新的制度安排。年3月，财政部发布《资产管理公司目标考核责任制方案》，允许资产管理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开展商业化委托资产处置业务，并利用自有资金商业化收购、经营、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这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三）邮政银行的成立
邮政储蓄发展初期，与邮政业务混合经营，储蓄资金全额转存人民银行。通过这种制度安排，邮政储蓄起到了汇集资金，在城乡经济建设和金融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效填补了中国农村金融服务空白问题。但是，随着中国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金融市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而邮政储蓄与邮政混合经营管理体制与金融专业化经营管理的矛盾日益突出，也制约了其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由于邮政储蓄依附邮政企业，维系目前作为简单吸存机构的经营体制，不仅无法建立有效的储蓄资金返哺农村的机制和渠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邮政储蓄分流农村资金问题，反而加重了从农村“抽血”的问题，削弱了其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8月I9日，国务院正式出台《邮政体制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按照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积极完善条件，加快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年3月20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正式挂牌营业。
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邮政储蓄机构，是一定金融市场结构和环境下的产物，其发展定位、业务范围和职能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金融市场功能需求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和调整，并逐渐步入了商业化转型之路。
六、非银行业金融机构⑤的改革——在金融创新与制度变迁下发展
根据戴维斯、诺思的研究，虽然制度长期来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从短时期来看则处于相对稳定的“制度均衡”状态。但是这种均衡往往会因为经济中利益主体对“潜在利润”⑥的追逐行为而打破。实际上，在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打破“制度均衡”的诱因，正是金融创新，并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变迁。林毅夫依据变迁主体的不同，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型制度变迁和强制型制度变迁。而作为制度供给的最大主体，国家或政府就是通过强制型制度变迁，一方面使其“经济人”的福利和效用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最优；另一方面促进市场效率的提高，进而提高竞争力。因此，对于以信托公司为代表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正是随着制度变迁下创新与管制不断博弈，从而完成了机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
1979年10月9日，中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团）成立，揭开了信托业发展的序幕。当时，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企业持有的自有资金、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持有的预算外资金等增加，产生了资金管理需求；加之，各专业银行在存贷款利率、贷款规模、贷款对象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计划体制的限制，而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在传统信贷体制下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能有限度地突破这些限制。各地方和部门出于本地经济和本行业发展的需要，纷纷筹建信托投资公司，因此信托公司当时发展很快，资产规模增加迅猛。但是市场结构和功能的不完善，导致资金所有权集中于政府，企业和个人持有财富并未达到需要专业机构管理的程度，信托业务的发展基础薄弱。长期以来，信托投资公司虽有信托之名，却无信托之实，信托业的金融创新变成了对制度安排的规避。因此，从1982年到1993年，国家对信托公司进行了4次全国性清理整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信托投资公司作为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不断进行创新的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特别是随着1992年以来国内新一轮宏观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信托投资公司机构数量继续上升，业务的发展创新被简单打政策“擦边球”所取代，违章拆借、违规经营现象抬头。为规范信托行业，国家于1999年对信托公司进行了第五次清理整顿。清理后，信托投资公司的总数减少到218家，后来进一步撤并重组，经重新登记仅剩下60多家。此时的信托业，由于制度的缺陷，已经完全跟不上市场的发展变化，直到2007年银监会修订并重新颁布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为信托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制度规范，才使信托业开始了全面复苏，使其金融创新逐步走上正轨。截至2007年12月31日，全国正常经营的54家信托公司固有资产总额819亿元，比20增长0；管理的信托资产余额9621.9亿元，比年增长166%；54家信托公司共实现利润137.6亿元，是2006年的3.45倍(图4)。
以信托公司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不断变化的制度安排下，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管制的交替中逐步发展壮大，历经整顿和制度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其自我纠错能力得以强化，功能定位也日渐清晰。
七、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银行业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由于其特有的金融属性和政策背景，依托自身在金融结构中的功能定位和在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随着制度变迁和各方力量的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对这些发展路径的研究，对于中国银行业下一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尤其在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下，投资银行模式的失败和金融控股混业经营的不足，使银行业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更值得认真分析和研究。因此，中国银行业要在全面梳理回顾历史、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结合各类机构的路径选择，做到3个统筹兼顾：即国内竞争和跨境发展的统筹兼顾，自身特点和外部环境的统筹兼顾，市场力量和行政主导的统筹兼顾，认真研究中国银行业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模式，切实提升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实力和金融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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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中国政治发展路径浅析
中国政治发展路径浅析
摘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与经济变革 中国道路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背景和发展历程
政治发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治发展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广义的政治发展则是人类政治的一种确定不移的进步。作为狭义来理解政治发展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伴随发生的政治领域的一些显著变化，比如制度化、一体化、政府效率的提高以及识字率等等。
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麦克里迪斯提出的，他认为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面临政治体制的确立问题，应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范畴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政治学界开始使用的。二战后广大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关系到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即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走向，和过去一样，将深刻地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所以西方学者的热衷于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独立后现代化趋势和进程的关注和研究，决非偶然。
60年代美国这方面大多数有影响的著作，其主流思想都是力图把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引向“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轨道。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把重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到80年代研究重点重新回到向民主制过渡上。
二、政治发展的目标与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逻辑。有自己独特的目标和发展系统，并且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有极大的相关性。
(一)政治发展的目标
第一，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涉及到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和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和种族的等等五化八门的政治权威。”权威的合理化也就是权力的集中化过程。因为“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
第二，政治制度化。“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都可根据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四个方面来衡量。A.适应性与政治体系的功能有关。一个政治体系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越高。反之，其适应性越弱，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向，提出前所未有的任务，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对环境保持足够灵敏的反应。B.复杂性与政治体系的结构有关。政治体系的结构分化程度越深，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发展程度越充分，它的制度化水平越高。C.自主性表示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度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而生存的程度。在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组织享有的完整性是那些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中的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体系的自主性标志政治体系制衡机制的建立。D.内聚性。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政治体系的内聚性表征政治体系法制权威的建立。
第三，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的“中心程序是由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统治他们的领导人。”“公开、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提高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政治参予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推动经济发展，集权政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推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同时可以放弃民主化的追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迟早要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任务，现代世界的总趋势一直是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民主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
一个政治体制稳定不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参与的发展超过了政治制度化的发展。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必须提高。“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参与要求的扩大。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治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在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上，亨廷顿明确用以下公式来表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
(三)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需要秩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集权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还有效。但是经济发展会促进政治民主化。世界上除少数几个像盛产石油的国家这样的富国之外，多数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除极少数像印度这样的穷国之外，大多数穷国都是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的过渡也常常十分集中地发生在那些达到中上收入水平的国家。经济改革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具有权威的政府，这意味着权威政府比民主政府能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因为它们会更有能力抵制住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反对。所以在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顺序上，首先应是经济变革，其次是政治变革。这对于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国家都意义重大。但是首先进行经济变革并不意味着无限期地延误政治变革，试图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瓦解其政权的合法性。
三、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多纬度考察
(一) 时间维度
如果仅仅从近代来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可以从19开始。之所以以这一时期为开端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走现代国家的道路。中国的传统社会走向消解，现代国家开始建立。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没有达到建立现代国家的目标，而且这时的政治发展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做法，也就是彻底的抛弃中国文化，使中国的国家建制失去文化根基。
篇4：公共政策学发展的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学发展的路径选择
我国公共政策学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有五:一是扩大宣传与普及,努力提高公共政策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加强理论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三是改进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水平;四是重视学科基础,努力强化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建设;五是参与政策实践,努力夯实公共政策学发展的现实基础.
作 者：刘雪明 LIU Xueming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刊 名：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7(4) 分类号：C934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 发展 路径篇5：准金融机构发展路径选择
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细化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各项政策，增强了针对性、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准金融机构是介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一种过渡形式，可以界定为：没有获得金融许可证，从法律层面不受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从事特定金融业务、接受特定监管对象监管的合法企业、机构或组织。
准金融机构是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形式，也是现代金融体制创新的有益尝试。
鉴于地方实际案例的易得性，本文以鹰潭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准金融机构发展情况，分析其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提出发展准金融机构的思路和建议，以期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进行一些探索。
一、准金融机构发展现状及特点
(一)准金融机构发展基本情况
一是小额贷款公司快速发展。
从开始，中国开始在山西、四川、贵州、陕西、内蒙五省区开展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
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发布后，各省纷纷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
，江西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制定了《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
鹰潭市贵溪广信小额贷款公司成为第一批试点公司，截至6月，鹰潭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到7家，总注册资本8.2亿元。
二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平稳。
我国担保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担保力量主要来自科技系统，担保机构大部分以事业单位形式出现。
以后，发改委、财政等系统相继成立了担保机构，并且延伸到了县区。
随着民营经济的崛起及金融市场的发展，担保机构不再以事业单位为主，更多的是以公司形式运作。
江西省20出台了《江西省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并从开始对担保公司进行清理整顿，鹰潭市经过清理仅保留了8家融资性担保公司。
截至206月，鹰潭市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到11家，注册资本金5.24亿。
三是典当行发展较为缓慢。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典当行率先兴起。
1987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典当行，不久，典当行就遍及全国。
为加强对典当行的规范管理，204月，商务部、公安部联合制定出台《典当管理办法》，年商务部印发《典当行业监管规定》，对典当行的监管责任、准入管理、日常经营管理、退出管理等作出详细的规定。
在新阶段的准金融机构中，典当行成立较早，但是发展较为缓慢，截至2012年6月，鹰潭市典当行4家，注册资本0.4亿元。
(二)准金融机构经营发展的特点
一是准金融机构以民营资本出资为主，股东之间关联程度高。
从出资方式来看，新阶段我国准金融机构主要是以民营资本为主。
鹰潭市8家小额贷款公司、4家典当行均以民营资本组建。
融资性担保公司也逐渐从政策性担保向商业性担保公司转变，鹰潭市11家担保公司只有1家为地方政府出资设立，其他担保公司是民营性质。
准金融机构出资股东之间关联度高，行业性、区域性特点明显。
如贵溪贵银小额贷款公司为鹰潭广东商会企业发起设立，余江同创、同兴担保公司股东均为当地微型元件企业。
二是准金融机构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与正规金融的合作力度不断增强。
从表面上看，准金融机构与正规金融机构从事相同的贷款业务，属于竞争关系。
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服务对象主要是由于贷款时限、准入条件或政策变化等原因导致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满足其贷款需求的客户，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要是依赖与正规金融的合作开展业务。
总体而言，准金融机构更多地发挥着拾遗补缺的作用。
近年来，准金融机构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力度不断增强，如余江同创、同兴担保公司是早期在银行贷款的鹰潭微型元件联保企业发展而来;可再生资源增值税退税政策改革后，鹰潭融信担保公司加强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合作，为铜加工回收企业办理增值税退税质押贷款提供担保;小额贷款公司为提高自身资金实力，从银行以一定比例进行融资。
截至2012年6月，鹰潭市7家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融资3.1亿元，占总注册资本的37.8%。
同时，对准金融机构的管理和服务也在逐步完善，鹰潭市小额贷款公司已申请加入了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
三是准金融机构资本规模小，业务人员工作效率高。
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准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小、内设部门简单、人员较少。
截至2012年6月，鹰潭市7家小额贷款公司平均每家注册资本1.17亿元，4家典当行平均每家注册资本0.1亿元，11家担保公司平均每家注册资本0.48亿元。
准金融机构一般内设综合部、财务部和信贷业务部等部门，工作人员较少。
鹰潭市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人员平均15人左右，担保公司、典当行平均10人左右，信贷业务部门人员占总成员的70～80%。
内部资源配置也通过绩效奖励等方式向前台业务人员倾斜，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小额贷款公司每个业务员平均每年负责100多笔业务，维系10-20家中小企业客户。
(三)准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取得的实效
一是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不断增强。
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快速发展，机构数量、注册资本、贷款规模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年、20、2012年6月鹰潭市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分别为2家、5家、7家，注册资本分别为1.2亿元、6.2亿元、8.2亿元，贷款余额分别为1.92亿元、7.81亿元、11.16亿元，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46.9亿元，其中60%以上是中小企业贷款。
担保公司整体发展平稳，结构性变化较大。
2010年、年、2012年6月末鹰潭市担保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2.56亿元、3.71亿元、5.24亿元，融资性担保余额分别达到4.95亿元、6.37亿元、9.17亿元。
近几年来，鹰潭市典当行机构数量没有变化，但在2011年全市4家典当行增加了1倍的注册资本，截至2012年6月末，全市4家典当行发放贷款531笔，典当额0.45亿元，同比增长12.5%①。
二是服务中小企业的辐射面不断扩大。
在准金融机构发展前期，其核心客户相对比较稳定，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股东的关联企业，如股东的上下游企业，同一商圈企业、亲戚朋友;第二类是高管人员从银行带来的客户;第三类是熟悉行业内的企业。
随着准金融机构业务的发展，其服务的客户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如贵溪广信小额贷款公司客户数量由成立初期的40多户增加到目前的170多户，江西华任担保公司客户数量也由20多户发展到目前的110多户，涉及的行业和群体在不断扩大，包括化工、铜加工、粮食加工、商贸、物流、眼镜等行业。
三是服务中小企业的产品更加灵活。
准金融机构审批流程少，业务办理时间短。
鹰潭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办理贷款、典当业务一般只需1-3个工作日，能够较好地满足中小企业急需的资金需求。
如铜加工企业，对于铜价的变化特别敏感，当判断铜价即将上涨时，急需资金购买铜原料，而通过银行贷款可能造成商机的丧失。
准金融机构偏向于发放短期贷款，通过快速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如过桥贷款，期限一般在1-2周左右，用于客户归还银行贷款再重新贷款的临时性周转。
准金融机构利用机制灵活的优势，充分发掘客户的潜在资源，做大信用总量。
如余江同创、同兴担保公司为微型元件企业担保，余江天篷担保公司为生猪养殖企业担保，允许被担保企业以微型元件半成品、生猪、厂房等物作为反担保增进信用额度。
二、准金融机构比较优势、存在的问题及选择发展路径
(一)准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优势—与银行比较
一是组织机构扁平化，管理机制更加灵活。
与银行相比，准金融机构层级少，自主性强，对市场的判断和反应更快。
银行机构从发现市场需求、逐级上报、审批、到出台政策需要很长的流程，而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中小企业需求各异，银行机构往往偏重于全局稳定而损失了效率。
准金融机构管理机制比较灵活，能够通过及时创新服务方式，满足中小企业最新的资金需求。
如对客户的房产、商铺等抵押物的评估，不需要经过中介机构而由自身完成，降低了中介费用。
同时，准金融机构对于抵押物的选择也更广泛，有效地盘活了一些在银行无法抵押的财产物品的价值，由此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贷款准入门槛和交易成本。
二是与中小企业关系紧密，信息透明度和约束力更高。
准金融机构的法人股东一般是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本地企业，这些股东与当地企业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掌握了充分的信息。
准金融机构侧重对熟悉的人群和行业发放贷款，对借款人的资信、收入状况、还款能力等都比较了解，对重点支持行业的发展形势、行业内情、风险隐患的研究比较细致，与银行相比，准金融机构天然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
另外，对于银行贷款，部分企业按时归还银行债务的观念依然不足，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民间准金融机构却具有一定隐性担保机制，中国是人情社会，个人更加注重在同乡之间、同学之间、同一商圈之间的信誉，一旦失去信誉，将无法在该圈子里立足，隐形担保机制为准金融机构贷款提供了事后风险防范保障，较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和抵押物不足导致融资难的问题。
三是充分发挥“鲶鱼效应”，促进金融业加大竞争力度。
从实际情况看，准金融机构尤其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迅速，产生“鲶鱼效应”，在业务发展和经营理念上对当地银行带来了一定冲击和竞争。
小额贷款公司通过入股、分红、高薪等方式吸引了一批银行人员，鹰潭市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信贷部经理90%都是银行离退休或辞职员工，如贵溪广信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财务部、信贷部、综合部经理全是从农业银行跳槽而来，他们对于银行业务流程非常熟悉，也具有一定的客户资源。
受准金融机构的影响，各银行也加强对中小企业部门信贷人员的重视，并鼓励其积极创新服务产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同时，小贷公司之间也形成了良好的竞争态势，受小额贷款公司利润及政策前景吸引，许多民营资本迅速进入准金融机构领域，在同行业内形成了有效竞争的局面。
(二)准金融机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准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有限，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
准金融机构以股东出资资金作为偿债保证，未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按规定，典当行、担保公司注册资本必须为股东自有资金，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和捐赠资金，以及不超过50%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而股东出资往往追逐短期利益，对每年的分红提出较高要求，管理层迫于压力将资金集中投向一些收益高、见效快的项目。
由于资金来源有限，投向行业集中，部分准金融机构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脆弱，容易遭受突发事件尤其是行业危机的打击。
如对一些集中服务铜加工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当铜价大幅度下跌时，同样面临较大风险。
二是准金融机构良莠不齐，存在不规范经营情况。
篇6：准金融机构发展路径选择
摘 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是促进我国金融体系更加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环节。
本文选取介于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准金融机构为对象，立足于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出发，通过总结准金融机构发展现状，分析其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提出发展准金融机构的思路和建议，以期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进行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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