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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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研究综述：李清照
研究综述：李清照
李清照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女性作家，她以其女性身份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成为20世纪宋词研究中仅次于苏轼的第二大研究“热点”。—两年间有关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论文多达60余篇。本文试就两年来李清照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对李清照创作的女性文化观照
近年来，以女性的视角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文化观照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这种新动向突出地反映在李清照研究之中。罗斯宁《李清照与宋代女性词》(《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从女性文学的角度考察了李清照的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宋代女性词具有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自尊自强的要求、自恋自怜的情结等思想感情特色，在艺术上多委婉情深、率真自然、浅白通俗。李清照词集宋代女性词之大成，成为宋代女性词的杰出代表。由于李清照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过人的抱负，故而其词具有了一种超乎女性词的“丈夫气”。这种丈夫气表现为：(一)芬馨神骏，柔中见刚。(二)意境沉博，大家风度。(三)感性与理性并重，自然而尖新。这样便对兼有女性词与士大夫词之长的“易安词”有了比较全面的体认。
杨海明《凄清孤寂：李清照词所表现的女性情怀》(《文史知识》20第8期)，认为李清照词之所以能卓然自成一家，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笔触去感知人生和抒写感情。这种女性特色体现在词中便是那一种凄清孤寂的情怀。接着他从社会背景、婚姻家庭生活和个性气质等方面阐述了这种情怀产生的原因。文章最后结合朱淑真和魏夫人这两位女性词人的生平与创作，指出哀怨心绪和孤凄情怀是宋代女性词人所共有的“时代病”。
张忠纲、綦维《李清照的女性意识》(《文史哲》第5期)，对李清照这位生活在男性本位文化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文学家的心态进行了细致而又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李清照追求男女平等，刚强洒脱，但又不失女性之柔美。她厌恶俗世，心志高洁，深受隐逸思想的影响，甘心“隐于闺阁”，以其独特的方式实现着辅君报国的人生价值。她真诚地对待爱情婚姻，既隐忍大度，极尽为妻之道，又勇毅决绝，断不与无耻小人苟且为伍，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李清照的女性意识。透过作者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李清照身上折射出来的聪慧典雅、柔婉坚韧的东方女性美的光辉。
二、对李清照主体情感和个性气质的探寻
对李清照主体情感和个性气质的研究与探讨，一直是李清照研究的重要内容。莫惊涛《李清照的情感世界及其表现形式》(《理论学刊》2000年第2期)、苏建新《从李清照的词看她一生的情感历程》(《孝感学院学报》20第5期)、李淑芬、廖雄飞《闺阁情·丈夫气·家国思：李清照思想性格特征浅论》(《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王树荣《李清照的人格魅力》(《西部社会》2001年第5期)、李卫东《易安词的心路历程及其独特风格》(《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等数篇论文，即是对李清照主体情感和个性气质的继续探讨。其中莫惊涛一文是值得关注的一篇。作者认为李清照词作“无论是表现少年的天真活泼，还是反映初嫁的夫妻温情;无论是抒发离别的绵绵情思，还是展示晚境的凄凉悲苦，都渗透着一个‘情’字”。进而对其情感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概括：内容上，以李清照的爱情词为观照对象，指出李清照的爱情是建立在知己之爱基础上的，她对于夫妇爱情生活的抒写纯洁高尚，艺术品位较高;表现技巧上，易安词善于移情于物、融情入景，审美体验摇曳多姿;语言上，作者认为李清照以惊人的才华，创造出明白如话、清新自然、音律和谐的诗词语言，淋漓尽致地传达着她内心的情感。苏建新一文谈到了李清照词对苏轼“自是一家”(即抒发真实性情)的继承，人们可以从李词中清晰看见她一生各个阶段欢快、幸福、相思、自信、悲凉的情感历程。李淑芬、廖雄飞一文则从社会环境、政治背景、个人遭遇和对李清照诗、词、文论作品的具体分析入手，充分展示了李清照既有女性柔婉的闺阁幽情，又有丈夫的倜傥豪迈之气以及慷慨激昂的家国之思的多重人格魅力。
三、关于李清照的比较研究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极不平凡的女性作家，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去其自身非凡的才华、渊博的学识之外，还与她善于学习和吸收前人的艺术经验有关。吴帆《论李清照词及〈词论〉对李煜创作的继承与借鉴》(《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就探讨了李煜对李清照的影响。首先，二李词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这种概括性表现为拓开了词的时空跨度与容量。其次，二李词都善于以独特的抒情手法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最后是李清照《词论》对李煜《书评》的借鉴与继承。它表现为：1、两文的论证形式十分相似。2、两文俱敢于大胆揭露评析前贤，语势咄咄逼人，风格遒劲而有魄力。3、两文皆善用比喻，形象而逼切。谢皓烨《论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作中悲剧体验的差异》(《泰安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将二李后期词的情感特质进行了研究，以二李后期词带有浓郁的悲剧性为着眼点，指出由于个人经历和思想意识的不同，二李词在传达生命感受和生命体验方面的差异性：李煜置身于生命无常的视点，仰视宇宙自然的永恒，表现了生命的现实悲剧性;李清照则置身于日常生活的视点，直面社会自然的变幻不定，传达了一种生活层面的悲剧性体验。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李清照对其它作家的学习与借鉴。王爱玲《纤细幽微显个性：秦观李清照词异同比较》(《河北学刊》2000年第4期)一文从风格、题材内容、语言及艺术表现几个方面论析了秦观与李清照词作同中见异的美学特征。陈祖美先生《〈香奁集〉和〈漱玉词〉》(《文史知识》2000年第12期)一文考察了韩偓《香奁集》对李清照词创作的影响，并以之为“窗口”，对待字少女李清照的心灵世界作了一番窥探。
四、关于《词论》的研究
李清照的《词论》是我国词学批评史上出现较早的一篇论词专文。它不仅描述了当时词坛的创作情况，还根据作者的审美观念提出了对词体艺术的规范，因而受到历来研究者的重视。近两年的《词论》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拓展。顾易生《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一文，对旧著(1981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中曾批评李清照《词论》“片面强调音律”、反对“以诗为词”的观点进行了反思，认为：李清照对词的音律提出严格要求，也展示了词律有其自由宽松的一面，并为以声律服务于抒情写景作出示范。从苏轼突破词律某些束缚到李清照强调音乐特征是合于历史进程的辩证发展，宋词文学性与音乐性结合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李清照对南唐君臣以及晏几道等词的评说中，反映出她的审美兴趣非常宽广，力图兼采众美，以诗赋散文的表现手法来充实开拓词境。
王昊《论李清照〈词论〉的女性主义话语立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一文，以女性意识作为李清照《词论》话语立场的基点，强调《词论》是词体建构发展至该阶段对词体内部音乐性和文学性这一矛盾的一种共时性把握，其词体本质论的思想基础也正是女性意识。文章列举了今人对《词论》话语立场两种截然相反的阐释取向：“主旋律”论和“市民同调”论，并对此进行了剖析与反驳，认为：正是个性心理、家庭和时代文化氛围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方能产生妇女文学史上李清照“这一个”特出的女词人及其空前绝后的理论建树——《词论》。
此外，还有文章涉及李清照的再嫁问题。这个问题，历来学者众说纷纭，近年来学者似乎已基本形成共识，认同李清照改嫁的事实。这两年马瑞芳先生连续发表《李清照再嫁之谜》(《文史知识》2000年第7期)和《李清照的两次婚姻》(《山东文学》2000年第8期)，力图揭开李清照再嫁之谜。作者认为，因赵明诚曾纳妾，李清照与之有感情裂痕。赵去世后，李清照极端孤独，渴望温情，其时张汝舟明为爱“才”而实图“财”，李清照不幸落入张汝舟的圈套。前此虽已有人揭开此秘，然马先生以她女性特有的敏锐善感和优美的文笔，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到李清照的心灵深处，对其心理与性格进行分析，故读来仍有兴味。
总体上看，这两年李清照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选题大量重复，论者只管自己立论而不顾已有研究成果的现象仍很严重。有些文章观点看似新颖，其实早有人道，只是没有去查阅前人的成果。本是陈词滥调，却自视为石破天惊之论。希望今后的李清照研究包括整个古代文学研究，论者在发表文章前，最好查查已有的成果，看看自己的“新见”是否有人“先获我心”。如果是“英雄所见略同”，最好是别开蹊径，何必浪费自己和读者的宝贵光阴。
篇2：郑观应研究综述
郑观应研究综述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其生平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其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文学、教育、法学、新闻等诸多领域。曾对康梁、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迄今出版、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研究郑观应生平和思想的专著、论文和资料。本文拟对1949年以来郑观应研究的概况，分门别类，进行简要的介绍，以期对进一步深化郑观应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一、专著、文集
1981年，夏东元出版了第一部研究郑观应的专著《郑观应传》。，作者又在原书基础上补充、修订成《郑观应》。[1]作者立足于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揭示出郑观应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历史进步意义。作者指出，郑观应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欲攘外，亟须自强；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该书认为，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大事，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作者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从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历史背景中去把握郑观应的思想发展脉络，进而从郑观应的思想体系框架内探究其社会实践的动机和意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线索将郑观应的思想和活动穿联贯通，揭示历史人物性格演变的内在逻辑，论证了郑观应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进步性。从而作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示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评价。，易惠莉出版了《郑观应评传》，[2]对郑观应的思想和生平，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2000年，邓景滨出版了《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3]为第一部专门研究郑观应诗歌成就的著作。
文集方面，1982年和1988年，夏东元编辑出版了《郑观应集》上、下册，[4]收录《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香山郑慎馀堂待鹤老人嘱书》等书。该书收罗宏富、校勘精良，为研究郑观应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此外，尚有1995年邓景滨编的《郑观应诗选》。[5]
二、郑观应生平与思想的综合研究
1957年发表的王炳义的《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6]和1958年发表的王永康的《郑观应其人及其思想》，[7]是较早对郑观应生平与思想进行较全面研究的文章。王炳义的文章指出，作为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认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维新。其改革方案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振兴商务”，进行“商战”，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出发。经济上，主张实行保护贸易的关税政策，准许民间自办企业，并且要求朝廷加以保护；发展机器工业；开采矿产，举办近代交通事业；发展农业生产等。政治上，主张设立商务公所，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学习西方议会制度和创立宪法；革除原有政治机构的腐败、贪污、冗官太多等弊端。在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也提出改革措施。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代表着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到戊戌变法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是一种君主立宪论。他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并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斗争，打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极力呼吁自强救国。因此其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要求，对以后的改良派产生一定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郑观应的思想也存在着对封建统治的依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理论上落后和复古主义”倾向等局限性。王永康的文章认为，郑观应是一个商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以他在经济上特别提出“商务”、“护商”和“商战”的主张，在政治上也强调议院政治的重要性，他所反映的资产阶级要求是较同时代的人更为迫切的。郑观应从中国儒家唯心思想体系出发，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实际上，就是要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传统，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本依据。郑观应在经济上，从振兴商务的角度出发，要求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金融业，不但强调商品流通，而且注意商品生产；在政治上，主张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在外交上，主张依照国际公法，修改或废除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文化教育上，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行实用教育与普及教育。作者还分析了郑观应与顽固守旧派在经济上、政治上、体用关系上的矛盾与斗争，强调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1964年，邵循正发表《论郑观应》[8]一文，对郑观应的生平活动和思想的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郑观应与买办的关系上，通过比较郑观应与买办唐廷枢、徐润经历、思想的异同，指出郑观应首先是一个爱国忧时，不满社会现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虽然寄身买办阶层，但和一般买办并不气味相投。在郑观应和洋务派关系上，指出他们既存在合作共事，也存在观点上鲜明的冲突。关于郑观应向西方学习及其失败的问题，作者是认为《易言》和《盛世危言》分别代表郑观应19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向西方学习的见解。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主张更广泛地学习西方的“天学、地学、人学”，主张设立议院。但甲午战争以后，其思想日趋保守。他以中国民智未开，力主不可亟开议院，反映了改良主义者向外国资产阶级学习的愈来愈没有出路。作者还分析郑观应和盛宣怀集团分歧和合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郑观应政治思想的迅速退化以至反动的影响。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关郑观应思想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夏东元连续发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9]《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10]《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11]等文章，对郑观应的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中，作者指出，郑观应思想的精髓，首先是他的变法救国和重点防俄；其次是注重兵战，更注重商战。作者还通过郑观应兴办企业所采取的形式，反映郑观应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抵制的一面，也有依靠的一面。关于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两者在经济利益上密切联系，因而在诸多政治、经济问题上，观点一致。但由于郑观应毕竟是一个要反对侵略以救世为志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故在实行立宪、设立议院等问题上，与盛宣怀又有分岐。对于郑观应不同时期的设议院行立宪主张的评价问题，作者指出甲午以后，郑观应主张缓行立宪，这与康梁等人为了避免维新运动的阻力把设议院暂不提到日程的思潮以及迎合江苏藩司邓华熙的意见有关。而1900年郑观应又力主速行立宪，这固然与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有关。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郑观应的立宪以收民心，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通过对郑观应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等四种交叉身份的剖析，指出买办可以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而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郑观应能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主要是由于他
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郑观应参与洋务运动，则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其富强救国的主张的。作为主导面，郑观应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则通过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探求的勾勒，以及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指出郑观应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的胚胎。
吕杰的《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12]认为，郑观应的思想包含：倡言商战以卫国，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学习外国经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主张政治改革，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尽管有诸多的局限，但它对摧毁封建顽固思想的堡垒，传播爱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促进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19世纪末的思想界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近代史上，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闪耀着特有的光彩。汪熙的《论郑观应》[13]指出，就思想格局而言，郑观应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变局”思想，主张以西学培养人才，否定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科举制度；提倡议会政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既学习西学的“长技”，也学习西方的人文科学，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从而达到他的前辈和同辈所未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以这种体、用观为基石，郑观应提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那就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的民富和国强。关于郑观应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作者指出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康梁的关系是冷淡的，甚至有点敌意，证明他是立宪派的右翼。辛亥革命前夕，郑观应反对保路运动，说明他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关于郑观应抵御外侮思想，作者认为郑观应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瓜分危机的估计，对清廷投降政治的揭露以及抵抗外侮的政策建议，是比较有远见、有胆识和中肯的。他在这一方面的著述和活动启迪过很多人，不愧为强调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者。关于郑观应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民富”与“国强”的灵魂。其最大功绩是向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揭露，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开路。他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称得上是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此外，作者还对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郑观应的晚年际遇进行分析和介绍。
90年代以后，夏东元发表了《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识》，[14]指出郑观应所处时代的中国近代化，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即君主立宪议会制的改革。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具体体现在集抵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于一体的思想体系；突出“商战”的重要地位，主张“大开门户”，兴办“万国公共商场。”胡波的《同光时期郑观应民本思想初探》，[15]认为郑观应的政治思想，既具有民权民主思想的倾向，又带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特征。他不仅自觉地运用儒家民本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而且有意地借用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在中国的推行，保驾护航，指出议院、立宪、君民一体，是西方各国富强之本，主张在中国设议院、行立宪、伸民权、实行君民共主。民本思想既是他接受民权认同民主的基础和衔接点，又是他追求富强救国的精神助力，但同时还是他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抵制革命的借口，其思想认识水平一直停留在民本和民主之间。姜义华的《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16]则通过郑观应《易言》和《盛世危言》所体现的思想主张的深入分析，指出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贺立华的《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17]从人格转型这一新角度切入，认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首次打破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模式，将商品经济观念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同时他又是“商战”出色的实践者，其行动本身对中国长于“务虚”“论道”的书生人格具有大于话语启蒙的价值。他的“君主立宪”、“设议院”等改革主张，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独裁，其中的西学参照，打开了他世界性的文化视野，提升了他跃入工业文明的思想境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深厚的人，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浸润了他的人格精神，也给了他“商战”行动的智慧。作者指出，郑观应是中国书生人格真正完成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想家和先行者。易惠莉的《郑观应与他的家族》[18]，则通过对郑氏家庭的详细介绍及其对郑观应思想活动影响的深入分析，指出过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承担，除了消解他事业的成果，还必然异化他对其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同时也必然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复出后不得不完全依赖盛宣怀的原因之一。家庭传统既是辅助他事业成功的翅膀，同时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沉重负担。此外，丁凤麟的《论郑观应和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19]李德超的《郑观应与王韬》、[20]李志刚的《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流及对传教的主张》[21]等，在题材的拓宽和分析的深入方面，也颇见新意。
三、郑观应与戊戌维新运动
夏东元的《略论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矛盾表现》[22]指出，郑观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的态度，同一贯主张相左，表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其一，政治改革方面言论本身的矛盾。他行立宪的意志是坚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有时说马上设立，有时说等到开民智之后。其二，言与行的矛盾。郑观应把行议院制度作为救国关键，却在行议院制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退缩不前。其三，发展经济的进取性与内政改革的消极性的矛盾。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经济活动特别积极，是一个爱国者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挽回利权的强烈反映。他与康梁变法所要达到的这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郑观应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上却是消极的，同康有为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其原因是郑观应是企业经营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实践家；在经济活动中与洋务运动骨干盛宣怀利害与共；政治思想理论与康有为相同，而在行动上跟着盛宣怀转。作者还对郑观应向盛宣怀报告梁启超行踪的问题加以说明，认为称郑观应陷害维新人士梁启超仍然论据不足。因为盛宣怀接到郑观应密告时并无协捉康梁的任务；英日等国对康梁维新派采取庇护态度；郑与康梁政治观点相同，不致于“落井下石”；盛宣怀本人对梁启超也颇为欣赏。武曦的《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兼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23]则通过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只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并非改良主义实践活动家。他诬蔑康有为为“叛逆”，向盛宣怀密告正在追捕中的“奉旨要犯”梁启超、经元善。其作为与写《盛世危言》时如出两辙，被人齿冷。作者认为郑观应要置梁启超于绝境，内因表现在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外因反映在他与盛宣怀的关系，而归根结蒂是不赞同康
梁的变法。对于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倒退表现，作者指出主要原因在于郑观应名曰改良主义，但他毕竟是从买办、洋务派中过来的，除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还夹杂着买办、洋务派的劣根性。两者驱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而多年的宦海生涯，也使他成为一个于封建不舍汲汲的功名迷。李向东的《浅谈郑观应的两次不义之举》，[24]也认为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是他人生的两个污点。吴雁南的《郑观应的变法观与心学》，[25]则着重探讨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其变法维新思想与心学的关系。作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郑观应借用心学把变法维新说成是“天心”，圣人之心，强调“天之心在民”的思想主张，以“天心仁爱”，指斥时弊，要求改革，呼吁揣摸仁爱之天心，实现世界大同。传统心学的影响，对于他陶铸变法维新思想理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作者指出，在郑观应的变法维新主张中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郑观应取兼容并蓄，吸其精华的方针；其二，爱心学的影响，郑观应把便民得民心作为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郑观应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钟卓安的《郑观应与孙中山》[26]认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思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系统完整性方面，都为孙中山所不及，不愧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随着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接二连三的惊世骇俗的表演，郑观应的历史地位便相形见绌。辛亥――壬子年间，孙中山终于以革命家和胜利者的形象矗立于世，这更是郑观应所不能比拟的。但郑观应始终不改爱国初衷，一生致力实业救国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还在为教育救国而努力的品德，仍然十分值得后人肯定和纪念。黄明同、张冰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27]则从商务与商战、税制改革、农业与垦荒、货币与银行和交通建设5个方面，探讨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关系。
夏东元的《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28]深入剖析郑观应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的矛盾发展。作者指出，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郑观应的思想核心虽然是富强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在政治上的君主立宪主张，则是与时代不相适应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他镇压会党起义；积极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极力反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沦为政治上的落伍者。但是，作者又认为，由于郑观应一生是坚定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致中国于富强之境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在政治上落伍的同时，经济主张上仍有积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赎回粤汉路权和商办集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可取之处，表现在民国初年对共和制的赞同和对北洋军阀专制独裁极端仇恨的态度。
五、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
作为近代杰出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实业、经济密切相关，其理论中涉及经济的成份最多。特别是他提出的“商战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更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郑观应研究中，有关其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郑观应综合研究的文章里，已有专节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而对郑观应经济思想为题的专文，较早的则是1980年史全生发表的《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29]作者指出，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郑观应及时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以资本主义挽救国家的危亡，初步提出救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任务，切中时弊，适应当时中国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比他的先驱者们更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他的“商战”口号喊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声。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郑观应提出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促进生产，充分发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作用等一系列经济理论，基本上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1981年，汤照连发表《郑观应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30]指出，郑观应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进步思想家。他相当完整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抨击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实行官督商办，压制和排挤民族工商业的行径，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要求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并对商、工、农等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初步论证。其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所作的全面总结，并为稍后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基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郑观应“商战论”的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1984年，常汝琪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1]指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其“商战论”有下列几个特点：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抵制外国侵略；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提倡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商战论”的进步意义体现在：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影响过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同年，郑学益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2]也认为，为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郑观应不但提出加强国防力量，以“兵战”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的主张，而且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以增加“商战”能力，有效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斗争，而是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扫除“商战”的障碍，郑观应的“商战论”把限制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作为商战的首要前提。1992年，王相钦发表《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杰出代表――郑观应》，[33]在分析、介绍郑观应重商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内容的基础上指出，郑观应的重商思想，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重本抑末，重农轻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对中国近代商业思想政策的转变和自然经济分解，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最先明确提出了商战思想，以辨证的关系论述商战与兵战之间的关系，这种抑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思想，适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步潮流，不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从而，也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4年，程连升的《郑观应“商战”思想新论》[34]则强调，郑观应“商战”思想是一个旨在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纲领，其中心含意是通过增强中国近代实业及其市场竞争力来战胜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用富强救国代替单纯的兵船救国，而绝非纯粹的重商主义或贸易立国论。2001年，汤照连的《郑观应：近代“商战论”的代表者》通过对中国近代“重商”思潮发展演变的考察、分析以及郑观应“商战论”的主要内容的系统介绍，
指出薛福成、马建忠的“重商”观点，特别是王韬的“兵力商力并用论”，是郑观应“商战论”的先行思想材料。郑观应的贡献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商战论”这一新概念、新思想，而且作了较充分的论证。他既做到兼容，又做到创新，难能可贵。
此外，关于郑观应经济思想中的官督商办观、市场观和时代特点等，也是不少学者颇感兴趣的课题，1984年，徐元基发表的《从〈商务叹〉看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态度》[36]，通过对《商务叹》不同版本的异同和郑观应从事官督商办企业经营活动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1900年以前，郑观应基本上是赞成官督商办的，并始终为官督商办企业尽心效力，仅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弊病作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而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变更，郑观应也蒙受打击，于是他先后指责“官夺商权”、“官督商办势如虎”，表示了极度的愤慨。而《商务叹》抨击的具体对象，系指袁世凯及其亲信杨士骧、邮传部以及张翼等人。郑观应并没有停留于就事论事，而是提高到对官督商办制度的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指控。1995年，李坚的《郑观应的市场观》[37]认为，郑观应建立在商战理论之上的市场观是以正视中国历史进程发生巨变的“变局观”为出发点，反映了他为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所做出的积极探索和认真思考，为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加入市场竞争奠定了思想基础。19刘仁坤发表的《略论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38]认为，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进而提出了建立上至“商部大臣”，下到各级“董事”的完全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商务管理体制，并就改进股份制、市场竞争、市场营销提出具体的新设想，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增添新的内容。，杨华山的《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应个案研究》，[39]指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第一，政治功利。郑观应身为近代企业家，他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谋求个人经济利益，而是将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以与世界各国争强竞胜置诸首位。第二，借鉴创新。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对列强的学习和模仿，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始终结合中国实情，择取各国优势，有针对性的引进创新，甲午战后则更注意对日本经验的吸纳；同时他又以弱小国家的反面教训为中国的镜戒。郑观应经济思想的特点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的过渡特质。2000年，杨华山又发表《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论》，[40]认为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2001年，张泽洪发表的《买办郑观应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资本家的本质》，[41]则从买办的角度切入，通过对郑观应长达的买办生涯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其买办生涯一直是积极向上和进步的；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前驱之一，他“集投资者与管理者于一身”，推动步履维艰的中国近代化迈出了不可或缺的一步。
对于郑观应的经济活动，也有不少学者撰文研究。杨华山的《郑观应与汉阳铁厂》、[42]颜廷亮、赵淑妍的《黄世仲和一九○六年的反郑风潮》、[43]黄逸平的《郑观应与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44]戴鞍钢的《郑观应与晚清漕运改革》、[45]顾柏荣的《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46]等，对了解郑观应的实业实践，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六、郑观应的哲学思想
1986年，朱光甫发表的《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47]较早对郑观应的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的论述。作者指出《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郑观应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我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包含有联系、发展的思想特点。作者认为，就哲学史而论，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1992年，方志钦发表的《郑观应〈道器〉平议》，[48]则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书的首篇，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击之作；《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的一面，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作者指出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作者认为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指出郑观应的世界观非常复杂，并从思想来源、哲理、践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郑氏世界观与社会政治观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强调郑观应服膺“道不可变，器可变”的传统观点，写了区区一篇《道器》，不过重复前人学说，并无创造发明，实为表达之作而已，对《盛世危言》全书主旨无实质性影响。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是“器”，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才是变的实质。
七、郑观应的文学思想
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思彬就已发表《郑观应的反美诗歌》，[49]对郑观应的诗歌进行初步的介绍，但直至80年代之前，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政治、经济诸方面。80年代之后，研究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诗歌领域，在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对郑观应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曹思彬的《爱国诗人――郑观应》，[50]也较早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
90年代以后，邓景滨先后发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51]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52]作者先全面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指出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
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其次，对郑观应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类，指出其中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最后，论述郑观应诗歌的特色和价值，指出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认为郑观应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值的是实业诗，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揭示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此外，《郑观应诗选》精选了郑观应各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助于了解郑观应诗歌的概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分“图像篇”、“研究篇”、“评议篇”和“资料篇”四部分。其中以“研究篇”和“评议篇”为全书重点，最富学术价值。“研究篇”以《郑观应的文学地位》为开卷，提纲挈领地点出郑观应在散文、诗歌和小说三类文体上的成就，确立其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接着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特色和价值，并且还对郑观应关于澳门和邓世昌的诗作进行论述。“评议篇”则收录10多位学者对《实业诗人第一家》及《郑观应诗选》的评论文章。
郑红群的《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试论郑观应的诗作》，[53]也对郑观应诗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进行论述，指出其诗歌具有革弊自强与忧民自怜的文学精神，慷慨激昂与恬淡清和的文学风格、不事雕琢、质朴无华的语言特色。李文初的《关于郑观应诗歌的评价问题》，[54]则在肯定郑观应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实业的作品，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分析了其诗歌在艺术上的缺陷及其原因。
此外，还有学者对郑观应的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化、新闻、人才、养生、医学思想等进行专门的探讨，发表了一批有关的论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50多年来，有关郑观应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据不完全统计，50余年间共发表专著、文集、论文、资料达249篇，可谓硕果累累；就成果的时间分布而言，其中50-60年代为13篇，70-80年代为43篇，90年代以后为193篇，呈不断推进的势头；就涉及的领域而言，包括郑观应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学、人才、新闻等诸多方面，可称题材广泛。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资料的搜集、整理，有待完善。郑观应一生勤于思考、勤于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书信、手稿等。夏东元的《郑观应集》，收罗宏富，为目前研究郑观应最有价值的资料集。但该书所不收的《陶斋志果》、《修真四要》、《中外卫生要旨》等著作，在价值和影响上虽不及《盛世危言》等书，但它们对读者全面研究郑观应的思想仍有帮助。此外，散落在各图书馆等机构的郑观应书札，未被《郑观应集》所收者，数量也不少。这些资料对研究郑观应的内心世界无疑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认真整理出版。其次，研究领域有待拓宽。郑观应一生交流广泛，其上司、同僚、朋友，对其思想、活动的影响巨大。将郑观应与其交际圈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郑观应研究的深化。此外，除经济思想外，对郑观应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尚显薄弱，这些均有待广大学者的继续努力。
收稿日期：-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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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攻击行为研究综述
攻击行为研究综述
在学校、幼儿园、家庭,攻击行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经常发生在青少年儿童中.暴力行为者通常是高攻击性行为者,攻击行为对于以后的暴力行为有一定的预兆警示作用.攻击行为较频繁的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不利,有攻击行为的儿童青少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会招来更多的攻击而成为被攻击者,这势必会导致攻击行为的加剧;而本身不具有攻击行为的儿童青少年,在频频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要么会产生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要么奋起反击而成为一个有攻击行为的人,从而可能导致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儿童青少年以后出现暴力的高发生率.
作 者：曾玲娟 作者单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公共课部,湖南株洲,41 刊 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6(3) 分类号：B848.4 关键词：篇4：宗白华研究综述
宗白华研究综述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白华研究进行回顾和评价,可以分为90年代和新千年以来两个时段.其中宗白华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有意境、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生命美学特征及宗白华美学思想开创现代美学的新范式等等.
作 者：王进进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浙江,杭州,310028 刊 名：云梦学刊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MENG 年，卷(期)： 25(6) 分类号：B83-06 关键词：宗白华 宗白华美学思想 意境 生命美学篇5：《吕氏春秋》研究综述
《吕氏春秋》研究综述
本文对20世纪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状况作了比较系统的述评.文章对<吕氏春秋>研究中的不同学术观点,作了客观的'描述和简要的评说.文章述及的主要内容有:<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学派属性与思想倾向、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思想特点、与<淮南子>的关系、历史评价.
作 者：陈宏敬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刊 名：中华文化论坛 PKU英文刊名：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年，卷(期)： “”(2) 分类号：B2 关键词：<吕氏春秋>的知识脉络' > 杂家 学派属性 综述篇6：应激研究综述
应激研究综述
国内外对应激理论进行了研究,包括应激的含义,应激的生理机制以及应激发展过程中的'几种主要理论模型:刺激理论模型、反应理论模型、CPT理论模型、系统理论模型.以往应激研究中还存在着问题,今后的研究还须努力解决.
作 者：王明辉 张淑熙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心理学系,河南,开封,475001 刊 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YANG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3(1) 分类号：B845 关键词：应激 应激源 理论模型篇7：乌桕研究综述
乌桕研究综述
乌桕是一种集能源、药用、材用、观赏为一体的多用途树种.该文从资源现状、生物学特性、生态学特性与利用价值等方面对乌桕的特性进行了阐述.总结了播种育苗、无性繁殖及人工林培育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探讨了乌桕栽培、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应解决的问题.
作 者：李冬林 黄栋 王瑾 金雅琴 LI Dong-lin HUANG Dong WANG Jin JIN Ya-qin 作者单位：李冬林,LI Dong-lin(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211153)黄栋,HUANG Dong(青岛四方区园林绿化总公司,山东青岛,266071)
王瑾,WANG Jin(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山东青岛,266071)
金雅琴,JIN Ya-qin(金陵科技学院园艺学院,江苏南京,38)
刊 名：江苏林业科技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SU FORESTRY SCIENCE & TECHNOLOGY 年，卷(期)： 36(4) 分类号：Q949.753.5 关键词：乌桕 生物学特性 生态学特性 资源培育 开发利用篇8：自我概念研究综述
自我概念研究综述
本文介绍了国内外关于自我概念的研究及发展状况.
作 者：鞠红霞 JU Hong-xia 作者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州,545006 刊 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U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年，卷(期)： 2(1) 分类号：B842.2 关键词：自我 自我概念篇9：自我概念研究综述
自我概念研究综述
自詹姆斯1890年把自我概念引入心理学至今,心理学对自我概念的研究曾几度兴衰.在行为主义出现之前,心理学对自我概念的研究兴趣浓厚,但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自我概念的研究逐渐被忽视.后来人本主义的出现,特别是罗杰斯对自我概念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认知流派对自我概念的研究也很重视.在研究自我概念时,由于认识、方法、人性观及研究取向上的差异,不同学派的心理学者之间同中有异,侧重点有所区别.
作 者：孙灯勇 郭永玉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刊 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ANN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 分类号：B84-06 关键词：自我概念 自我图式 多维层次模型篇10：周邦彦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是北宋末年最杰出的词人，历来属词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据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两宋十大词人“排行榜”上，周邦彦与苏轼同居第二位（参见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20世纪的周邦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月，《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登了崔海正、阎立亮的《近年周邦彦词研究述略》一文，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主编的《词学研究年鉴（1995～）》（武汉出版社3月版）刊发了董希平《苏轼、周邦彦及其词研究综述》一文，两文分别对前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成果作了回顾与描述。—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共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对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关于周词艺术诸方面的探讨在角度上也有创新。现将三年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对周邦彦与大晟府及大晟词人关系的考证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周邦彦曾出任大晟府提举官，使得大晟府在词史上蒙上一层炫目的光彩。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第5期）一文考辨了周邦彦在大晟府的任职经历，澄清了诸多史实，有助于重新审视大晟府对宋词的影响。该文认为后人对周邦彦的误解的关键点在于周任职于大晟府的时间及因此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从周的履历和其他大晟府的提举官任期两方面加以考辨，认为周提举大晟府的具体时间，是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七年（1117）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半年，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此外，作者考证出，大晟府诸多重大举措，均与周无关；而且，周在大晟府期间与其他六位“大晟词人”（据有词收入《全宋词》者）鲜有共事与交游。这样，周对大晟府的贡献显得较小，澄清了自《碧鸡漫志》历《词源》而下的诸多不实之说。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第6期）一文承杨海明的说法，将周邦彦归入大晟府词派，认为“大声”不仅是周对万俟咏词的审美评价，而且是周及其他大晟府词人共同的艺术追求。将周纳入一定的流派，在群体透视与个案分析中全面把握周词的艺术追求、艺术渊源与艺术表现等是一个新的进步，其思维与视角的突破，实大有功于周词研究。
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文学遗产》19第6期）一文称周邦彦为“大晟词人”。作者探讨北宋末年世风对周邦彦等人的创作影响，认为以周为首的大晟词人创作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形成大晟词风。世风的谄媚、浮糜与趋雅相应地形成词风的谀颂、俚俗和醇雅。将周并入大晟词人，并据此而论其词风与世风之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词体内部的某些演化嬗变轨迹。
二、对周邦彦的词史地位的论定
对周邦彦词史地位的探讨，近二年涉及的论文较多，其中以蒋哲伦《论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古典文学知识》年第1期）和杨万里《论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为代表。
蒋文对前人“集大成”说提出异议，认为在周氏之前，苏轼等人“以诗为词”，已经对词的传统作了很大的突破，但他并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成果；在他之后，辛派词入沿着苏轼的路子继续开拓，更有发展，也决不是他的词风所能包容得了的。从后面这个角度来看，周氏尽管“精工博大”，毕竟够不上“集大成”。此外，作者重点从词史演进的角度论述周在词体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周作为“词人词”的最大代表，在词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同时，作者指出将清真斥作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词风开启者的做法，则不仅无视于其词内蕴的深情远意，实际上也反映出对词史的演进过程的偏颇之见。我们不必完全同意“集大成”、“正宗”之类的封号，但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磨灭。
杨文从清真词在宋代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过程来考察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以此论证周邦彦在宋代的词史地位。作者从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和有代表性的宋人创作实绩两方面入手，对清真词进行历史面貌还原的阐释。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从三方面探寻：一是宋人词集序言或提要，二是宋人词话，三是宋人选宋词；从宋代词人的创作实绩来看，宋人学清真未得其真。通过两方面的考察，作者勾勒出清真在宋代的接受过程，并总结出三点结论：一、清真词名，始盛于殁后80多年，在此以前，词名并不显著；从南宋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南宋末，清真成了词坛的领袖，开始了统治词坛几百年的历程。二、宋人学清真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忽视了从词藻、词法、词律等方面去学他，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广而言之，每个时代，只会依据自己时代的特点与风尚来理解和接受历史上的'某位文学家或某种文学传统。三、清真词集词体之大成，最为词家雅词正宗。
谈周邦彦在词史中的地位，不能不涉及到周在词雅化中的作用及其艺术成就。近年关于这个问题论述较多，依然集中在“集大成”或“结北开南”上，如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一文认为“词史之流变，赋予周邦彦的使命，正是上承苏轼的雅格，并完成这种雅化之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清真词中的每个字，似乎都经历华夏几千年文明之酒的浸泡，洋溢着几千年文明的高雅之魂。”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以代表词人为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作了概括和总结。作者认为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因而周最大的贡献，即在于对词艺的规范化。 三、对清真词内容题材及艺术表现的探讨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研究的热点，不仅研究论文多，而且质量高。此外，对清真部分词作的鉴赏文章也多有妙解。
曹章庆《论周邦彦羁旅行役词的感情心态特征》（《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运用心理批评的方法，指出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表现出两种比较突出的情感心态。一种是追忆心态，其内容是对故乡的美好回忆的向往，对故乡亲人，尤其是对情人、歌妓们的想念和相思。其特点是在仕途受挫以后，退回内心，一步三回头，默默地咀嚼着过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补偿。一种是悲抑心态，词人心中的悲苦寂寥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出来，而是把它埋入心底，强行抑制而造成的一种欲说还休、沉郁顿挫的心理特点。“周邦彦始终没能像苏轼那样，以超然旷达的态度来化解政治上的挫折，而是竭力把这种悲伤加以压抑，潜流暗转，使人感觉此中有无限悲酸，但又无法说破。”这两种心态融合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品行正直、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在40多年苦海浮沉中痛苦挣扎的灵魂。
陈磊《从清真、白石词看宋代咏物词的嬗变》（《复旦学报》1998第6期）一文从清真与白石的咏物词入手，对宋代咏物词的嬗变轨迹作过程性描述。在喻象的选择上，清真词喜好以柳作为咏物的对象，来抒发他那郁结于胸而吞吐不尽，令人梦回魂萦的情怀，也造成了他词风上的“蜿蜒流美”。（田同之《西圃词说》）在喻象再现的手段上，周词素以“描写物态，曲尽其妙”（强焕《片玉词序》）著称，周词中的花卉类意象多半呈独枝状态，以使词人描摹物态时逐一加以点染，词人作为超然于物外的独立角色，保持了颇为清醒的自我意识。虽然物象在词人带有移情色彩的观照过程中都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形象，但客体与主体间的距离感却昭然可见。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感，才使词人得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物象的具体形态与外貌特征，才能以细腻熨贴的笔触再现出来。在比兴寄托的方式上，周词并不着意于寄托，表现出缘物起兴，情物交感的创作倾向，即所谓“感物言志”。
孙家政《勾勒，暗转，蓄势——周邦彦词艺术三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周词的艺术表现内涵。周词一般在慢词长调中运用勾勒，讲求谋篇布局，血脉意气，首尾贯穿。题旨勾勒出后，后面的铺陈紧紧围绕，形成一唱三叹之致。暗转手法在周词中运用得极为成功，由于清真一生仕途坎坷，胸中块垒多于常人，作词喜制长调，自然暗转这种技法最适合表达内心抑郁不平，吞吐凝咽的情感。清真情深似海，作词喜欢蓄势，使情满不得不发，使无限情怀，最后展露无遗。勾勒、暗转和蓄势三种技法在周词中结合运用，把柳永慢词的直线型章法结构转变成网状结构，形成自己的独特抒情范式。
清真“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对周邦彦的艺术规范，今人论述较多，王兆鹏提出“清真范式”，并在《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中作了总结，王文对清真词的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和音律诸方面作了阐释。作者认为清真词的章法结构，由柳永词变化而来，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声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清真词炼字的主要诀窍是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同己出，而意境更新，音律方面清真更是严格规范，用字分平仄，仄字中严分上去入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相结合。
关于清真词的雅，论述较多。罗章《从柳、周、姜词结构看宋婉约词的雅化过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较有特色。作者认为周词结构在词雅化中的重要意义是矫变了柳词的平叙结构，清真的这一改变，被视为一种进步，一种雅化的努力，此种结构方式即为“腾挪之法”，不直接抒情，闷住情感，转而研究理性，援用“腾挪”的技术性布局。这种需要反复咀嚼方能领会的结构方式提纯了风月情事中“情”的成分，降低了恋妓内容的刺激强度，有着明显的雅化功用。从审美角度观察，“腾挪”构筑了层层脱换的有意味的形式结构，形成了深深包藏的表现风格，这是将宋代文人极为洗炼的趣味感觉深深融合词这一样式的本来面目或纯粹抒情的质以后所产生的全新境界。
关于清真艺术上的问题，研究的视点趋向多元化与交叉化，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体现出清真词作为当代存在的意义。更为深广的研究有待今后的努力。
关于对清真词作的赏析文章，三年中共有5篇，都写得文辞优美，给人双重享受。集中在对清真名作的赏析上，从题材内容、思想情感、艺术技法诸方面都有精到的描述。其中以黄维华《浅说周邦彦节序词〈解语花·元宵〉的造境技巧》（《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4期）一文较有特色，显出较高的水平。作者对清真词中的本事及用典阐析精微，并且能旁征博引，将全首词解析得让人尽知其味后觉味之无穷。点明清真此词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咏节序而又说尽人间风情，以常人之心写出了常人皆能感之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
纵观以上所述，近年清真词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研究者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在逐步发展变化，新的理论方法在逐步得到运用。但是，与苏、辛的研究相比较，仍稍逊色。首先，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并未得到最终确认，其中仍有许多争议之点。此外，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虽然已到较为完备的阶段，但是一部质量较高的词集编年注本仍是人们期待的。再者，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其诗与文的研究仍嫌欠缺。如何进一步开拓与创新，将是新世纪的周邦彦研究所面临的课题。
篇11：《红楼梦》主线研究综述
三条《红楼梦》主线研究综述
关于《红楼梦》主线问题，学术界意见纷纭复杂，莫衷一是。而把握《红楼梦》的主线是认识《红楼梦》的主题及其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关键。因此本文将50年代以来，有关《红楼梦》主线的各种见解加以梳理，以供红学研究者参考。
从50年代起，红学界开始提出了《红楼梦》的“主线”，或称作“中心线索”的问题。1980年前后，围绕《红楼梦》主线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从那时到最近，不断有人对这一问题发表有卓见的文章。据笔者所见，迄今为止有关《红楼梦》主线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单线”、(二)“双线”、(三)“三线”。现分述如下。
一
“单线”。此种意见又可梳理为六种观点:
一、“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说”。此说提出最早。下举三家·①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新建设》1955年4月号)中说:“《红楼梦》是以贾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恋爱故事作为贯串全书的中心线索。”②舒芜同志在《“谁解其中味”—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中认为:“无论如何，宝、黛、钗之间的故事，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或者说，是贯串和联络千头万绪的一条主线，这是不可否认的。”③邓遂夫在《＜红楼梦＞主线管窥》(《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辑)中指出:“这部作品的主线，正确表达，应该是宝黛钗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作品中‘描写主人公具体活动的具有连续性的、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事件’，也不仅仅是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还应包括与此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宝玉、宝钗之间的婚姻悲剧，实际上是相互交错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更具典型意义的中心事件—宝黛钗三人的命运悲剧。”除以上三家外，诸如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组写的《＜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等文章也都持此观点。
二、“宝黛爱情悲剧说”。持此观点的文章最多。下举5家:①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②李春祥在《＜红楼梦＞的主线与主题》(《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中说:“从以上概括的情节线索中无可辩驳地说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决不是《红楼梦》的附属部分，而是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或中心情节。”③黄立新的文章题目就叫作《宝黛爱情故事应是＜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在该文中，他首先阐明什么是“主线”，及“主线”应具备的条件，然后指出，《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作为主线，是‘确切’的，符合实际情况的。”④何永康在《纲绳擎起，美目盼兮—＜红楼梦＞艺术结构小议》(《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线索，……成功地负起了全书矛盾主线的使命。”⑤韩进廉在《衔山抱水建来精—＜红楼梦＞艺术结构试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1983年8月)中指出:“综合起来看，全书的结构主线应该是宝黛爱情悲剧。”除以上5家外，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郭预衡《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北京师大学报》1963年第3期);张信生《＜红楼梦＞——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面镜子》(吉林师大《读书与批判》1973年第1期);辽宁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进修班的文章《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地主阶级垂死的诊断书》(《辽宁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冯宇《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兼论＜红楼梦＞的主线》(《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胡念贻《谈＜红缕梦＞的艺术结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张文潜、颜纯钧《试论＜红楼梦>的爱情主线》(《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邢治平《浅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郭英德《佳作结构类夭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辑)等。
三、“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说”。下举4家为例。①刘世德、邓绍基在《＜红楼梦>的主题》(《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全书内用荣国府、宁国府由盛而衰这样一根基本线索把许多大大小小的情节贯串起来。”②程鹏在《人物千姿百态，意境气象万千—漫谈曹雪芹刻画贾府外围人物的艺术特色》(《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主线，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由鼎盛走向崩溃的衰亡史。”③孙逊在《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谈＜红楼梦＞的主题与主线》（《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1980年11月)中说:“我们看《红楼梦》的精心艺木构思，可以看到它在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即以贾府荣枯盛衰作为统括全书的一个总的脉络。”“贯串小说全部情节和人物的，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这条主线。”④曾扬华在《＜红楼梦>艺术结构试探》(《红楼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提出:“从《红楼梦》全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足以担当得这付担子，成为全书主线的，就只有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因为只有这个过程才能容纳得了书中已写的一切人物和事件。”除以上4家外，持“衰亡史说”的文章还有:石一歌《＜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略谈＜红楼梦>的主题》(《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4期);王一纲《从第四回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辑);张春树《＜红楼梦＞结构简论》(《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王西彦《大波与潜流—关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的笔记》(《我读红楼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等。
四、“贾宝玉叛逆道路说”。①张锦池力主此说。他在《试论＜红楼梦＞的主线》(《哈尔滨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中说:“围绕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叛逆与反叛逆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他又在《也谈＜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中说:“一部《红楼梦》是以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以贾宝玉和贾政等人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叛逆和反叛逆为主线，以四大家族衰败为结局，全面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张锦池先生还在《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红楼梦>主线与明清小说传奇结构形态》(《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1辑)中说:“《红楼梦》本名《石头记》。正像‘桃花扇’是《桃花扇》不容置疑的主线一样，《石头记》不容置疑的主线当是‘通灵玉’……《红楼梦》以‘通灵玉’为主线，实际上也就是以贾宝玉为主线。”②马国权先生也是力主“叛逆道路说”的。他在《灰蛇伏线，终有迹象可寻—从四次大的矛盾冲突看＜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沈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笔者认为。反映在宝玉和贾政之间的叛逆与卫道的斗争是小说的情节主线。”③鲁云涛在《也论＜红楼梦>的主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中说:“《红楼梦》的主线，与其说是宝、黛、钗的爱情纠葛，毋宁说是宝玉的成长和生活道路。后者同《红楼梦》里的各种生活、事件、人物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这条线索才是真正贯彻了作品的整个始终。”④余致君在《＜红楼梦>结构论》(《红楼》1990年第3期)中指出:《红楼梦》“是‘石头’的自传。顽石投胎为贾宝玉，因此，本书就是贾宝玉的传记。贾宝玉的成长与成熟就是本书的主线。”除以上4家外，主此说的还有王景霓等3人合写的《试谈＜红楼梦>的主线》(见《延边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韩黎范的《略论＜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等文章。
五、“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说”。①洪广思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0月版)中说:“作者选择贾、史、王、薛这样的四大家族，以它们的盛衰为主线展示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的。”该文还批评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的观点。②柏青《封建家族的兴衰—谈＜红楼梦＞的主线》(《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也指出:“宝黛的叛逆悲剧(包括爱情悲剧)，在全书中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但是，宝黛的叛逆，并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它只是从一个方面来呈示四大家族的兴衰。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
六、“爱情关系的复合情节体是主线说”。主此说的姜耕玉先生在《草蛇灰线，空谷传声—＜红楼梦＞情节的艺术特色兼论情节主题》(《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3辑)中说，“贾宝玉与金陵十二钗的关系，特别是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关系的复合情节体，应该是《红楼梦》‘拽之通体俱动’的‘主体线索’。”
二
双线。此又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红楼梦》的主线是两条，它们之间是并列或交叉关系，没有主从关系。二是认为《红楼梦》有两条线索，但它们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主一副或一明一暗。
一、认为两条主线是并列或交叉关系者又有4种不同意见。
1、“宝黛爱情和贾府衰败两条主线说”。下举3家:①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0页)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是在现实生活中成长和发展的，其性格也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全书也明显地贯穿着两条线索:宝、黛的恋爱和贾府的盛衰。前者是日趋更高更美，后者日趋崩渍瓦解。”②刘建军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悲剧结构》(《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说:“宝黛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的日趋衰败，是长篇小说《红楼梦》的两条主要情节线索。”③郝炘在《＜石头记＞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从《石头记》的情节安排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贾府由荣变枯，由盛到衰的发展;一条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这两条线索原是并行不悖，互为因果的。”
2、“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家族衰亡两条主线说”。下举4家:①蒋和森在《＜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在艺术上是采取的多线条结构。它以贾宝玉作为全书的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贯穿全书的情节故事。但是，整个小说并不是仅仅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还描写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其中又集中描写荣国府。不妨说，这也是贯串全书的一条线索。”②王启忠在《试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辑)中说:“《红楼梦》中的家庭衰亡和爱情与婚姻悲剧两大主线便是全书的中心事件。”③刘生良在《简论＜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笔者认为《红楼梦》是两条主线。两条主线是:一，贾府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二，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④李兴汉在《＜红楼梦＞结构线索新探》(《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中说:“笔者同意《红楼梦》有两条线索的基本观点”，“我认为两条线索，一条应是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两个悲剧，一条应是贾府没落衰败的过程。”“它们各有自己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只有交叉关系，没有从属关系。”除以上4家，同意此说的主要文章还有蓉生的《试论＜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3辑)等。
3、“顽石下凡历世和神瑛、绛珠及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两条线索说”。徐子余先生在《＜红楼梦＞主题论议》(《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辑)中说:“在《红楼梦》中有顽石下凡历世和神瑛、绛珠及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两条线索。”“再就这两条线索的关系来说，石兄下凡经历的‘离合悲欢’，一方面是他的俗身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离合悲欢’，另一方面是与作‘陪’的女冤家的俗身的离合悲欢。所以，在《红梦楼》的结构上，宝黛爱情故事与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的故事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4、“贾宝玉人物情节线与王熙凤人物情节线说”。主此说的杜景华先生在《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文史哲》1982年第1期)中说:“《红楼梦》不再属于说话的艺术，它是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以宝、黛、钗爱情与婚姻悲剧及王熙凤理家的悲剧这两个主干线索、牵动着作者描绘的广阔的生活面，平行地向前发展着。”杜先生在《论＜红楼梦＞的结构线》（《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中，对他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一部长篇小说有两条平行的结构主线，不仅有前例，而且也得到了论家的认可，”“贾宝玉人物情节线与王熙凤人物情节线二者为小说结构主线，其它为暗线或支线，至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故事，……如果我们不将它与贾宝玉情节线归在一起，它只能被认为是主统之外的一条支线。”
二、认为两条线索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主一副或一明一暗者有6种意见。
1、“宝黛爱情悲剧是主线，家族衰败过程是副线说”。主此说者主要有3家:①冷宴明在《略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青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与所反映的广阔的生活面相适应，《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展开，采取了多线推进的方法。贯穿全书的线索有两条:一条是宝黛的爱情悲剧，这是一条主线;另一条是贾府衰败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件，这是一条副线。”②薛瑞生在《佳作结构类天成—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中说:“《红楼梦》是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以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的盛衰为副线的。以这两条线索为经纬，形成了许多网眼，然后盘根错节，在极其广阔的生活场景上，勾画出了封建社会鲜明的艺术图画。”③赵秉文在《简论＜红楼梦＞前五回的整体作用—兼评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中说:“《红楼梦》的中心故事和结构主线到底是什么，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一是宝黛爱情中心说，二是四大家族兴亡说。而笔者倾向于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宝玉的爱情为结构主线，以贾府的兴亡为副线。”
2、“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贾府衰亡过程是副线说”。张松泉在《＜红楼梦>与长篇小说美学问题》(《北方论丛》1980年第6期)中说;“《红楼梦》以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矛盾纠葛为主线，在艺术表现上处理为‘明线’，以贾府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为副线，在艺术表现上处理为‘暗线’，全书以明暗交织，主副交叉的推进方式，构成贯穿全书、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显示出《红楼梦》悲剧结构的多样统一的特征。”
3、“王熙凤理家过程为主线，宝、黛爱情为副线说”。何宁先生在《论＜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我认为以王熙凤为主人公，通过王熙凤在管理荣国府过程中和赵姨娘、邢夫人、贾琏三组矛盾，使王熙凤由威重令行到心劳日拙到积劳以死，从而表现了这个家族的衰败，这才是《红楼梦》的主线。”“至于宝、黛爱情这根线，那是一根副线。”
4、“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其他少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副线说”。翁柏年在《论＜红楼梦＞的爱情主题及其情节结构》(《社会科学》(兰州)1984年第3期)中说:“一、《红楼梦》的主人公就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二、《红楼梦》围绕这三个人物的爱情婚姻悲剧，具有一条脉络清晰，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这就是全书中唯一的主线。……五、大观园中其他少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为了供托主线，加强主题的政治意义而谈的。如称之为‘副线’，亦无不可。”
5、“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的悲剧故事为主线，贾府的衰亡为副线说”。白盾在《“诗”与“史”的交融—论〈红楼梦〉的艺术构思与创作目的》(《红楼梦新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月版)中说:“所以，《红楼梦》的构思也就显出了这样一个迹象:即是他将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的悲剧故事置于最中心的地位，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处理:将最主要的篇幅献给了这些‘原应叹息’(元、应、探、惜的谐音)和真应怜(甄英莲谐音)的不幸的女儿们。与此同时，他将贾府的树倒猴散，一败涂地的故事，则作为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们的悲剧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次要的地位，当作情节发展的副线处理。”
6“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明线，暗线可能是宝玉的人生道路说”。刘敬圻在《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中说：“这部大书也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主线。明线，无疑是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暗线却不一定只是归纺为贾府的衰亡历史。”“就一般而论，在这一大作品中，男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和个人命问题，往往构成那条潜在的、深层次的、与作品主题有着更密切关系的暗线，《红楼梦》似乎也正是这样。”
三
“三线”。即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线索是三条。此观点主要有3家各不相同的意见。
一、“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众多女儿们的命运和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的发展”三条线。丁淦在《＜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辑)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人物、事件、情节、命意如此纷繁复杂而又条理井然，方寸不乱，原因在于它们很明显地由三条大线索成麻花形交织串连组成。一即:以封建皇朝衰败为表，封建家族衰败为里，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为标志的发展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金陵十二钗为主体，众多女儿们的命运为背景的发展线索;和贾玉玉的‘补天—济人’为核心的叛逆性格或叛逆事业的发展线索，将全书诸多头绪编串成一个宏伟的整体。”“这三条线索紧紧绾联、相互交叉、此起彼落、时明时暗，因此孰为明线，孰为暗线，很难一概而论。”
二、“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女儿的悲剧和贾府败亡悲剧”三条情节线。白盾在《＜红楼梦＞的审美序列与主题的界定》(《济宁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中说:“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女儿的悲剧与贾府败亡悲剧的三重题材所构成的三条情节线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形成的网状结构显示了全方位、多功能、多层次的综合审美效应。”
三、“‘玉黛钗情爱’、‘千红一哭’、‘家族纷争衰败’三条情节线。周书文在《＜红楼梦>的主体艺术结构》(《江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中说:“经过作者审美意向的简化与整合，提炼出三组人物系列，组构为三条交叉并进的情节线流，……一玉黛钗情爱发展流程。……二‘千红一哭’发展流程。……三，是家族纷争衰败流程。……这三条情节线流，……便组构成一个庞大而又精巧，复杂而又有序、多样而又和谐的艺术结构，呈现出‘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多义性艺术意境。”
篇12：电子政务研究之综述
电子政务研究之综述
目前电子政务处在一个刚刚起步，同时又广为看好的阶段。电子政务在全球范围内激起强烈的波浪，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电子政务发展计划，许多国家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的支撑，实践的难题呼唤理论的出台。
目前电子政务存在“四缺”――缺资金、缺管理、缺人才、缺研究。可以说“缺研究”是电子政务“四缺”中最重要的“一缺”。缺研究意味着缺乏理论和缺乏方向，也就意味着我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存在很大的风险。稍不注意，就是巨大项目的失败和巨额国家财政的损失。
实践的发展呼唤理论的研究，因此全球范围内的有关电子政务的理论研究也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依据我所掌握的资料看，依据研究者和研究视角，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最有成果的研究当推发达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如美国总务管理处），和将政府作为研究对象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如绩效研究所）对电子政务所作的研究。这一类的研究因为有政府的资料作支撑，同时拥有大量专家和学者（毫无疑问，今天的政府聚集着大量的学术精英），智力和信息的双重优势，使得他们的研究卓有成效。因此可以说这一类的研究是电子政务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成为国家指导电子政务发展的指南。他们研究的角度主要是从管理和公共行政角度研究，解决“电子政务到底是什么”、“怎样实施电子政务的整体规划”和“如何解决电子政府绩效管理和测评”等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的电子政务的施政纲领其实就是非常好的研究成果，如美国布什总统发布的《电子政务策略》。
二、IT服务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这一类研究因为有来自电子商务的经验，因此具有较大的实施价值。由于强大的研究能力、智力资源以及来自管理咨询实践，他们的研究比较有价值，同时比较务实，比较注重如“客户关系管理”、“政府资源规划”等。著名的埃森哲管理咨询公司是其中的佼佼着，《电子政务领导――实现愿景》是其研究成果之一。其中，IBM公司组建了一个电子政务研究所，与哈佛大学联合，其研究的'角度跨度很大，《网络时代领导的八个必备》是成果之一。IBM公司还资助世界上许多学者作有关电子政务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可观。这些大公司研究成果是电子政务研究领域比较优秀的作品，许多新概念和新的研究领域由他们创造出来。
三、学者们的电子政务研究成果，学者们研究电子政务分为两个方面。一类研究者、试图通过研究政府网站来研究电子政务。这类研究以布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为代表，布朗大学每年都要对全球各国主要政府网站进行数据采集和测评，已经发布的研究成果有《全球电子政务资源，》。他们的方法主要是采用一些特性指标检测网站的建设的状况。这一类方法有两个缺陷，一、是虽然外网有很大作用，但是外网不等于电子政务，因而此类研究难以透视到电子政务的“黑盒”部分。只能描绘出电子政务的对外服务部分的轮廓。二、采用一些指标也难以全面评价网站的功能，因此存在很大的粗糙。之所以指标无法反映网站的整体，原因在于网站风格各异，栏目差异性大，存在名不副实和“实不副名”等情况。任何指标体系都要遭遇这些问题，精细的数据采集也无法做得更好。这一类的研究大概20%的时间，可以采集到80%有价值的东西。其他80%时间无法挖掘另外20%的价值。该类研究的意义在于“摸底”，当然，摸底也是很重要和很基础的。
还有一些学者从公共管理和行政改革角度研究电子政务，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值得借鉴。这一类的成果由往往是将新管理思想――企业再造、流程重组、增加组织的灵活性――引入政府组织，思考政府活着政府部门的流程设置。着一类研究，如果政府有动力去行动，应该是有价值的。美国克林顿政府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引入新管理思想促进政府的变革，这些变革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四、专注于电子政务业务的公司――电子政务是目前的IT公司在IT业的寒冬之中一个让人向往的“温暖的小岛”――这一类公司的研究多发自感性经验，也多以解决方案的方式发布在网上，可能对于研究的价值不是很大，不过对于与业界经验相结合非常有好处，可惜的是，如果没有信息技术功底，难以读懂其内容，难以挖掘其中的价值。不过有志成为CIO的人应该好好去读一读这些东西。目前这一类的研究网上很多，可能更多是出于宣传销和吸引“客户”吧。因为普通人和一、二、三类研究者都未必来读这些东西，读不懂或者没兴趣。而且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公司有未必在网上展出。
我国电子政务相关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互联网实验室、中科院中国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时代财富科技公司、国匙网电子政务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他们有些研究是与国家信息化办公室项目，比较可惜的是很难免费获得它们的研究成果。这确实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大遗憾。而中国政府信息化领导组织――国信办的研究成果也很难从公开的渠道获得，这也是我们研究电子政务、推行电子政务的一个阻碍。许多学术资源和投入没能发挥更大的效益，建议这些电子政务研究机构定期对研究成果进行解密，以促进实践和研究的发展。
篇13：考古遥感研究综述
考古遥感研究综述
遥感技术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考古研究中也有广泛的应用.以多个应用实例为前提,介绍航空遥感与航天遥感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并且对考古遥感技术的特点、方法与应用前景等进行分析.
作 者：刘建国 王清山 LIU Jian-guo WANG Qing-shan 作者单位：刘建国,LIU Jian-guo(中国地质大学,北京,1000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王清山,WANG Qing-shan(中国地质大学,北京,100083;中油辽河石油勘探局,辽宁,盘锦,124010)
刊 名：测绘通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BULLETI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年，卷(期)： ”“(12) 分类号：P2 关键词：考古遥感 古城遗址 考古遗迹篇14：个人研究过程综述
在这个经济腾飞的时代城市建设越来越快人们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生活垃圾，工业废水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生存的环境，为此我们小组于20xx年2月20日至20xx年6月20日展开这次研究性学习活动。
我们组分为5各小组，李小琴张文锦为第一小组；雷演杨希为第二小组；杨思莹胡蝶为第三小组；杨瑞冲陶婷为第四小组；我和胡天豪为第五小组。每个小组都有各自的任务，我们小组的任务是利用访谈法展开本次研究性学习活动，接到任务后我和胡天豪坐公交车顺着道路大致看了一遍，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交谈，商量本次活动应该如何开展经过详谈后我们已定好了几个问题，然后利用空间时间我们展开了本次活动。由胡天豪同学向受访者提问，我在一旁记录。
（普通居民）
1、您觉得您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答：我觉得周围的环境有点糟糕，地上的垃圾随处可见，且一些工业废水，废气也污染着我们的环境。
2、您觉得是什么导致这种现状呢？对待这种状况我们应该这么做？
答：我觉得是由于人们不重视环境造成的，可以开展环保宣传活动。让人们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政府也要对此提出解决方案。这样我们的环境才能得到改善。
（清洁工）
1、您对应城的环境有什么看法？
答：我觉得很糟糕，每天我总是工作个不停，但是道路上依旧有很多垃圾。且运垃圾的车每周只来一次，根本不够装。当然人们的乱丢是主要因素。
2、您认为该怎么解决环境问题呢？
答：我觉得应该在马路上多安置些垃圾桶，多植树。
（老师）
1、您认为你周围的环境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
答：我觉得很差，主要是由于人们的道德素质不高。也有些是因为生活的`习性吧，大人没带好头，他们的孩子也学着，形成恶性循环。
2、您觉得应该如何解决？
答：应多开展环境保护的活动，号召人们保护环境。也希望政府多关心环境。提出解决办法。
访谈结束后，我们将手上的资料进行整理，最后本组成员开会，将所有人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最后上传至网上。
篇15：道教音乐研究综述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 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 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 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 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 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 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 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 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 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 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 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 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 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 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 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 载《黄钟》1991（4），页4――7 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 载《黄钟》1991（4），页8――14; 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 载《黄钟》1991（4），页15――24 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 载《黄钟》1991（4），页110――114 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 载《黄钟》1991（4），页36――43 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 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 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 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 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 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 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 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出版 《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 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巨鹿道教音乐研究》 袁静芳
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 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 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 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关洞经音乐的调查和研究逐渐增多，专门介绍和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时有出现。这些发表的有关文章主要涉及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其中有关白族洞经音乐的主要有李崇隆和熊中流等调查、宋其华执笔整理的《元江白族洞经简述》（注：见《民族调查研究》1987（1），页49――50），文中简略地介绍了云南元江县因远区白族洞经音乐的运用、曲名、乐器等，是目前所见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介绍白族洞经音乐的文章。之后，《大理洞经古乐》和《白族音乐志》相继出版（注：《大理洞经古乐》 下关文化馆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白族音乐志》 伍国栋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前者是一本洞经音乐曲谱集，辑录了270余首大理洞经乐曲；后者有白族洞经音乐的志略式介绍。而见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论述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是崇先的《丽江洞经音乐初探》（注：见《民族艺术研究》1989（1），页32――39,31），该文从历史概况、乐曲种类、音乐特点、乐队组织、音乐传承等方面初步探讨了纳西族洞经音乐。继之，有杨曾烈的`《丽江洞经音乐调查》、何青的《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桑德诺瓦的《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等文先后见于发表（注：杨曾烈《丽江洞经音乐调查》 载《丽江文史资料》1990第九辑，页114――138;1991第十辑，页30――47 何青《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2），页60――63 桑德诺瓦《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 载《民族艺术研究》（2），页17――25）。其中桑文通过传统称谓及其异变、民间传说、丽江洞经音乐溯源、丽江洞经音乐的分类及曲牌等方面的论述，揭示了汉文化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深远影响，从而补证了纳西文化具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征。此外，现任教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李海伦（Helen Margaret Rees）博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就读时，于1989年至1993年期间先后三次赴丽江，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等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纳西族洞经音乐进行了研究，最后以“音乐变色龙”（A Musical Chameleon:A Chinese Repertiore inNaxi Territory）为题，于1994年完成其博士论文。作为首位系统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西方学者，她与其他研究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中国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非仅从纳西族洞经音乐的历史源流、曲目、乐器与乐队、表演方式等入手进行研究，而是将纳西族洞经音乐置于丽江的民族、政治、社会和经济历史，丽江纳西族音乐世界，云南的洞经音乐及洞经会等较广泛的背景中进行系统研究，探寻了纳西族洞经音乐与汉族音乐文化的关系及其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系。
尽管学术界对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研究已有了一定成果，但这尚不足以全面认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洞经音乐虽然具有道教性质和道教色彩，而且是云南白族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教科仪音乐。在民间，它多以洞经会谈演洞经的方式存在或其他方式存在，不完全等同于道教音乐，况且洞经音乐亦非所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组成部分。要真正认识和了解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除了洞经音乐外，还需对不同少数民族的道教科仪音乐进行研究。对此，尹祖钧等人曾作过有益尝试，90年代初其对河口瑶族道教音乐进行了调查研究。而1994年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更为拓展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该计划中专门列有瑶族道教音乐以及白族道教音乐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子项目研究。杨民康和杨晓勋参与了其中有关瑶族道教科仪音乐的研究，他们以“云南瑶族道教科仪与科仪音乐研究”为题，对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进行了考察和系统研究。罗明辉则在其博士导师曹本冶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参与了其中有关白族道教音乐的研究，并以“云南剑川白教仪式音乐研究”为题，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笔者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与其赖以生存的仪式视为一有机整体，并同时关照其所置身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该文还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道教在云南大理地区的传播和影响，白族固有的“本主”崇拜与道教的关系，剑川白族道教音乐的体裁形式与形态特征，剑川白族道教仪式及其音乐的生态环境，剑川白族道教仪式的应用与进行程序、其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及其与剑川民间音乐的关系，龙虎山道教音乐的关系及其跨地域性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外，该论文还从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中，引发了笔者对洞经音乐的思考，并结合不同洞经音乐概念，就如何认识洞经音乐进行了探讨。这两项有关瑶族道教音乐和白族道教音乐的研究，为拓展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研究领域作了进一步的有益尝试；为认识道教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影响、且道教又是这些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提供了有力实证。
篇16：个人研究过程综述
我参与的小分队研究活地点在应城二中，于20xx年02月20日开始，参与人员有郭玉琴、彭玉茹、刘文杰、程敬颐，由我们负责的研究内容是中学生的“衣食消费”，其活动计划安排如下：郭玉琴负责打印并分发问卷调查表，彭玉茹做好访谈记录，刘文杰、程敬颐统计结果并总结。选定的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表、访谈法、一般活动记录表、文献法。我们分别在上晚自习前（18：00）到抽取班级分发问卷调查表，待分发完毕后，由郭玉琴与该班班主任协调商量监督同学们填写问卷调查表，并在上晚自习之前收回。与此同时，彭玉茹、刘文杰、程敬颐向鲁燕青老师访谈对中学生衣食消费方面的看法，程敬颐拿录音笔做好记录，待到18：30上课铃声响起后到本班教室集合，在上晚自习课间时讨论研究成果，一直到第三天得出结论。其中我们参考《应城二中中学生守则》及全高二年级花名册，在花名册中我们可以了解班级数及各班班级人数，还有男女生比例（方便研究穿衣）；在《中学生守则》中我们可以了解衣着与消费之间的问题，便于设计问题用于问卷调查表。
通过这次调查活动，我们明白了不应该盲目、无选择、无安排性的消费，特别是针对于衣食消费方面，应有节制的去超市购物、淘宝等。衣着方面，不能过分追求华丽从而使消费额度增加，最重要的是内在涵养。作为本次活动的组长，应引导组员走正确的消费观与消费方向，从而影响身边的人也能有一个消费的好习惯。倡导同学们正确认识自己的消费观，树立良好的消费意识，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避免盲目消费及随大众心理。
篇17：个人研究过程综述
研究时间：20xx年9月30日，组内进行第一次会议。确定研究题目完成开题报告。
参与人：熊礼朋、熊敏、郑梦玲、汤敏、胡佳敏、李骥、宋敖、姚茜、陈嘉财、刘敏、陈龙。
研究内容：研究电视机所产生的辐射对人体的危害，以及怎样减轻电器的辐射，对当地居民进行简单的访问，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辐射造成的危害的
研究计划：开题一星期后完个人研究综述，老师点评后进行总结。
我们这次研究的课题是电器辐射对人体产生的危害，组长要我们每个人选一种电器进行研究。我选的是电视机所产生的辐射，小组长写了初步开题报告，完成之后，交给老师审核，审核通过后小组开了一次小会。在这次会中我们确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因为辐射这个东西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所以我们只有上网查询资料，向老师询问，和小伙伴们互相讨论，对于这次研究，我总结了以下步骤：
1、确定了研究对象。
2、查阅关于辐射的有关资料和辐射对人体产生的危害。
3、对查阅来的资料进行初步整理。
4、对当地居民进行访问，看他们是怎么看待辐射的危害的。
5、根据访问资料、书面资料进行整合。
6、写出研究报告以及自己的体会和感想。
篇18：个人研究过程综述
关于此次的研究性学习，我们小组所选择的课题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国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选择这个课题的原因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中国文化，培养我们的创新思维。
课题定下来后，我和吴娇被分配到的任务是，在微机室查阅并保管资料。我和她对这个任务都非常满意。上微机课的时候，她负责查阅，而我负责记录。我们分工合作，不一会儿就将工作完成了。看着中国古代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我不禁升起了一股自豪感！正是因为有了它们，中国乃至全世界才能更快更好的发展。
我和吴娇将收集到的资料交给小组长时，我们同组的同学都非常高兴，这对我们接下去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小组同学展开了与课题相关的讨论。
经过讨论，由小组长发表该课题的开题报告，结合资料我们确定了该课题的背景及目的等问题，最后，在小组长的结题报告中结束。
对于这次的结果，我们非常满意。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在小组长的带领下，进入微机室将所整理的资料输入研究性学习中。至此，这次研究性学习基本完成。
我们此次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通过这次的学习，我不禁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人民的智慧在那时便已有完美的体现，而我们作为中华文化的继承人，更应将这种博大精深的智慧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的未来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篇19：悬架非线性振动研究综述
悬架非线性振动研究综述
现代的悬架系统的非线性是无处不在的,悬架减振器、弹簧、轮胎等都存在着明显的'非线性特点,因此使用精确的非线性模型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变得很有意义,对此许多学者对非线性悬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本文主要阐述了当前国内外悬架非线性振动的理论研究概况和实验成果,提出了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对悬架非线性振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 者：周继磊 任传波 ZHOU Ji-lei REN Chuan-bo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刊 名：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 英文刊名：AGRICULTURAL EQUIPMENT & VEHICLE ENGINEERING 年，卷(期)： ”"(1) 分类号：U463.33 关键词：非线性振动 悬架系统 非线性模型 研究进展篇20：演讲稿写作研究综述
演讲稿写作研究综述
演讲稿写作研究综述作者/王子海
演讲是说话者在特定时境中，借助有声语言（为主）和态势语言（为辅）的艺术手段，面对广大听众发表意见、抒发感情，从而达到感召听众并促使其行动的一种现实的信息交流活动。演讲稿是演讲者在演讲之前，根据口头表达的需要写出的文稿，是演讲的依据。无论中外，人们普遍认为演讲稿对于演讲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演讲稿是对选材和提纲进行的实践检验，能进一步完善演讲内容；避免临场斟酌词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演讲者可以通过演讲稿保证思路畅通，消除怯场心理；演讲者还可以根据演讲稿来调整演讲时速，避免时间把握失当；演讲稿可以帮助研究演讲的规律所在。写好演讲稿是演讲最为可靠的准备，最为充足的前提条件。近现代学者对于演讲稿的研究日益深入，对于演讲的关注逐渐向演讲稿写作转移。目前，顺应适应社会、教育的需要，演讲稿写作的研究热潮已然形成。为了更好地对演讲稿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对以往的演讲稿写作研究状况作了综合性梳理。
综观中外演讲的历史，对于演讲稿写作的研究在近代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演讲稿的写作倾向于结构化和逻辑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研究较为集中：（一）文本结构化研究；（二）语言学研究；（三）其他层面研究。
一、文本结构化层面研究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深重的灾难，而这个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频繁地主动接触国外的新思想，以图找到救国救民的良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尤其是思想文化上的变革。而这个时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思潮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思想发展，并且后来的布拉格结构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都把俄国的形式主义作为理论源头，所以，20世纪中国所接受的外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有密切联系，特别是文艺学体系中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模式成为中国写作学最早确立的“文本论写作学”（通过对文章构成因素的分解来构建写作学的基本理论）的主要依据。
形式主义在俄国的研究中心转向了文本的形式和结构，主张从科学的角度准确地描绘文学文本的特征和功能，其代表人物雅克布逊就说：“文学科学的主题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那些使某一部作品称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虽然这只是笼统的概括，但是，这使文学研究的目标发生了转移：(本网网 )由对作者、社会、背景的研究转为对文本语言和形式的研究。这直接影响着结构主义的理论发展，结构主义把形式主义对于文本的重视向前推进了一步。英美新批评的出现把形式主义对于文本的关注推向高潮，强调作品的自存自足、作品本体存在、作品的价值在于其本身、应该对作品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式进行细致的研究与分析。这些都成为中国现代写作学初期以文本研究为重心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写作学开始倾向于文本的结构研究。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写作“八大块”（材料、主题、结构、表达方式、语言、文风、修改、文体）研究，就是文本结构研究。而演讲稿写作研究大多倾向于此，并且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演讲稿写作研究中这种文本的结构性特别明显。首先，大部分演讲稿写作指导书都是把这一部分作为主要的阐述对象，且大都给出了“题目――主题――开篇――主体――结尾”或是“开头――主体――结尾”的相同结构板块。这样，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整体结构十分清晰。因为演讲稿属于日常事务文体，所以编者提出这样的结构更容易让初学者迅速接受和掌握演讲稿的结构，只要学习者“对号入座”即可。一篇演讲稿在很多人看来，无非就是对一个文本的无限形式上的复制，对内容和语言稍作改动就可以完成一篇新的演讲稿。其次，对于演讲稿的写作所给出的总体性指导可以概括为“确立主题――选择材料――安排结构――注意修辞――起草与修改”等样式。一些关于演讲稿写作的文章，还对上述样式进行了丰富和补充，比如如何确立主题、如何选择材料、如何修改、如何收尾等。
演讲稿写作初期的研究都是按照这种文本研究的方式进行的，这也是在写作学学科形成初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的确，这在当时起到了一些效果和作用。
但细想一下，所有初学者真的在看过这些指导性文章以后就会写演讲稿吗？显然不是，其实演讲稿的写作不但结构要清晰，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既要运用赋性思维中的重复与对比原理不断渲染和强调主题，增强演讲稿的感染力、说服力，又要结合当下的社会背景和当下语境，通过分析与综合增强语感和美感的表现力。这样不但有了清晰的结构，还有了清晰的思维原理与展开方式，演讲稿的写作才会得心应手。
二、语言学层面研究
在西方，不论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还是新批评，都非常重视语言学，人们甚至把整个20世纪称为语言学时代。在强调文本研究的过程中，有的研究者看到了文本结构研究和教学中的缺陷，便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
其实，写作学也有这样一种发展趋势：由文本转向技巧，即对写作技巧的研究，也就是语言学层面的研究。所以，演讲稿写作研究便由文本转向了以语言学为重心。（1）在《演讲写作技巧》中，编者列出了47种如何运用写作技巧来完善演讲稿写作的情况，比如演讲稿写作中如何选词的原则、如何运用修辞手法、如何增强幽默感、如何表达情感、如何短小精悍等。（2）在《演说文体写作技巧与艺术》中，编者提出了许多技巧：如何以“现有”应“需要”，如何以“灵活”为“机动”，结尾写作要有话则短、画龙点睛等。（3）因为演讲稿是写出来为讲出去服务的，所以许多学者还运用语言学中的语调、语音知识来专门为演讲稿选词提供指导，以达到演讲所需要的效果。（4）研究最为集中的是语言学中的修辞现象在演讲稿写作中的运用。如在《演讲稿写作中修辞运用的原则》中，作者就把夸张、双关、反语等修辞手法在演讲稿写作中的运用原则作了总结：服务主旨原则、适应听众原则、契合时空原则、风格协调原则。国外也有类似的研究，如肯尼斯・博克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关注的就是修辞层面，西方演讲的历史是与修辞相伴而行的。
很好地吸收这些写作技巧，的确能够完善演讲稿的写作。但是，就像在写作学研究中的那样，抛开文本和写作主体来谈技巧很难实现指导的目的。写作要讲究技巧但不全是技巧。要在具体的写作中，通过写作思维的运转，写作措辞的实践，结合技巧的合理运用，进入一种自然生成、落笔生花的写作状态。
三、其他层面研究
由于演讲具有十分明显的实际社会需求，所以，演讲稿写作的研究到近代进入了十分繁荣的阶段。人们在进行文本结构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同时，又发现了多个研究角度和研究领域。首先，对于演讲稿的分类研究就十分流行。比如，《演讲学》就从目的、内容、演讲者等角度来对演讲分类。当然，与之相对应的就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演讲，比如按内容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法律、道德、礼仪、宗教等演讲。又如，《演讲写作技巧》一书在演讲写作指南部分对专门的演讲类型提供对应的指导，如竞选、就职离职、开业典礼、开幕、答辩等演讲写作的介绍。这不但说明演讲稿写作研究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进行，也说明演讲写作研究已经深入到更小更细的层面。
其次，同时期的写作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深深影响着演讲稿写作的研究。当写作学研究专注于写作主体时，演讲写作也紧跟而上，演讲者这个实践主体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如《演讲稿写作主体角色的调适》就从主体的性别、年龄、身份等几个方面来关注演讲稿的写作。当然，许多关于写作主体的修养和素质等方面的写作学理论同样被引入进来。
再次，在所有的演讲稿写作研究中，对于演讲写作的美学研究最具深度。对于演讲稿的美学研究可以从语言、演讲主体等几个方面来看。从语言上讲，就是要注重表达的音韵美，如《演讲稿如何实现音韵美》一文就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阐释实现美感的途径：巧用对仗、设置排比、连续发问、恰当用韵、妙语连珠、引用诗歌。当然，在中国演讲稿美学层面的研究最为著名的是李燕杰，他的《演讲美学》就是从美学层面来研究演讲及演讲稿的。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为演讲著史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演讲稿的重要性，开始追寻演讲稿发展的历史轨迹。比如邵守义的《中国演讲史》《外国演讲史》等关注的就是演讲及演讲稿写作理论的历史发展。这些研究各有特色，既拓展了演讲稿的'研究领域，也为演讲稿的深入研究作了很好的尝试和实践，无疑为演讲稿写作在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问题与不足
从上述几个层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演讲稿写作研究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文本――结构――语言――主体――分类――美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研究对于当时的演讲稿教学与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这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些演讲稿的研究在当时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历史总是在发展的，理论研究亦是这样。我们在看到这些理论研究合理的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发展中的不足和与当代社会发展需要所产生的隔阂，这样，理论的发展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在“文本――结构――语言――主体――分类――美学”任何一个层面的研究中，我们难以看到一个最接近演讲稿写作本质层面的研究角度――思维，这一点应予重点关注。
首先，最原始的文本结构研究对于演讲稿写作所作的理论指导，给学习者的只是一个轮廓，那就是“开头――主体――结尾”的写作脉络，给人清晰的结构感后，又让人产生如何来填补这三个部分具体内容的忧虑，即使在一些研究中给出了许多方法，比如如何开头（或者开门见山、或者单刀直入），如何结尾等，真正落实到要写的具体情况时，写作者还是一头雾水。
其次，语言学层面的研究的确涉及了一些具体的实践指导，比如写作的小技巧，修辞的运用，语音与语调的关注等。但是，给人普遍的感觉是，没有一个系统的隐性的最有效的指导。这些指导虽然在一些情况下适用，但是否能充分地全面运用呢？这么多的技巧，写作者如何才能全部牢记和运用？这些都是写作者和研究学者最关注的问题。
最后，分类、主体、美学层面的研究都是中观、宏观层面的研究，是作为理论来指导写作的，而思维与措辞这两个层面是连接起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关键，从宏观（哲学、美学）到中观（思维、主体、分类、史学）再到微观（措辞），这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综合的、全面的演讲稿写作理论体系。所以，写作思维的介入成为完善演讲稿写作理论的关键和必需。
五、研究的新视角
关于写作和思维的关系问题，美国著名写作理论家、写作教育家唐纳德・奎得曾这样说：“过去大家认为，思维是一种内部的语言活动，而写作是外在的语言表达，这是自然不错的。但事实上，我们在考虑问题时，总要有一定的语言形式。这就涉及思维和口头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的问题。在整个写作中，写作和思维是同时产生的，写作的过程也就是思维的过程。”现当代写作学也十分关注写作思维的理论研究，把思维研究列为写作学整个理论研究体系的关键。有人曾说，抓住写作思维的规律就相当于抓住了拴牛的绳子。演讲稿写作也是一种写作行为，所以，抓住思维研究就抓住了演讲稿写作的关键。
当然，演讲稿写作的思维研究应该遵循现代写作学中的写作思维规律。“从广义上讲，写作思维是指一般的思维规律及其在写作中的体现。从狭义上讲，写作思维就是写作活动、写作行为的思维及其规律。”这两个层面思维规律的结合才适用于真正的写作（包括演讲稿写作）。而从狭义写作思维角度来讲，写作思维研究的是具体的真实的写作行为中的规律，马正平在《高等写作学引论》中称这个阶段的写作思维是“创构思维”，其实就是行文思维；高楠在《写作思维立题》中称之为“表述思维”。这种行文思维的具体化被称之为赋形思维。赋形思维是指文章主题立意的意思、感觉的强化。它在具体文体中有着不同的体现：“在说明性文章中形成强烈的清晰性、透明性、明白性感觉；在文学性文章中形成强烈的抒情感觉、性格感觉、哲理感觉；在理论性文章中形成强烈的说服性空间、证据性空间、理由性空间。”演讲稿的写作与理论性文体的写作要求比较接近。那么，广义的写作思维即一般的思维及其规律在写作中的表现就是把赋形思维实践化、途径化、路径化。我们称之为路径思维。路径思维就是赋形思维的途径、路径、角度，即写作赋形思维的路径思维。路径思维是具体的实践思维，所以，在演讲稿写作中是最为实际的操作部分，也是理论的实践化。同时，演讲稿所要求的感染力（赋形思维）、说服力（路径思维）、得体性（写作策略思维）在写作思维概念内都得到了最好的交叉式证明。
写作思维是演讲稿写作研究的中观层面，所有的实际写作的展开都是在思维的“导演”下真正的展开。这个视点的介入是演讲稿写作研究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住演讲稿写作中的最为关键的部分――思维。
（作者单位：唐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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