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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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论文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论文
摘要：“贿赂”，是贿赂罪的犯罪对象，现行刑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遇到许多以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案件，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由于法律对此无明文规定，使这部分贿赂犯罪成为法律上的漏洞。笔者认为应扩大贿赂罪的内容范围，以适应我国当前形势所需，弥补法律漏洞。
关键词：贿赂，现状，构建
一、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现状
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等三种形式，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子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以行贿论处。”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按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贿赂就是行为人收受或索取的财物，立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这是很明确的，这也是关于贿赂的财物说的观点，其认为贿赂仅指金钱或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但对于仅规定财物是贿赂，刑法学界的多数人历来认为不妥。[1]
二、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缺陷及危害
综合关于“贿赂”的不同观点，主要有财物说、物质利益说、需要说三种观点。我国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于财物，排除了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造成立法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许多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案件，也往往造成较严重的危害，却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使之逃脱法律制裁。
索取或收受其他非物质性的利益，与索取、收受财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主观上，都有犯罪的故意，都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客体，客观上也造成严重的后果。索取、收受非物质性利益，有时可以直接转化为财物或者比财物的价值更大，其社会危害性也更明显。
与财物无关的非物质性利益，如升学就业，招工指标，提供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等，不能成为贿赂的对象，没有全面反映贿赂犯罪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由于法治环境不健全，以至贿赂罪广泛蔓延，纵深扩展，不仅犯罪数额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而且贿赂的内容范围也不断扩大，手段越来越高明。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并不仅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当前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尤其是性贿赂成为当前贿赂犯罪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治经济的交易中显得特别灵验。在某些情况下，性贿赂可以得到财物贿赂根本得不到的利益和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性贿赂的危害，有时甚至远远超过财物贿赂。在司法实践中，被揭露惩处的贿赂犯罪分子中，不少有性贿赂的问题。据报道，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贿赂案件中，被查处的官员百分之百的包养“二奶”。
由于历史、社会、个人等原因，目前，在我国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具有广阔的市场和极大的危害性，既破坏廉正建设，社会稳定，又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而且还腐蚀社会空气。
把贿赂局限于财物，不仅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贿赂罪的惩治与防范，而且极大的延缓了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化进程。不利于惩治，控制和预防实际生活中的贿赂犯罪，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是越来越多的人钻法律的空子。有的人非法获取他人提供的各种非物质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因接受的不是财物而未受到应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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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我国反倾销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反倾销立法及其完善
倾销是指：“如果在正常贸易过程中，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在其本国内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亦即以低于其正常的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渠道，则该产品将被认为是倾销。”从理论上讲，倾销是一种价格歧视，它不符合贸易公平原则，破坏了公平竞争机制下的价格水平，不利于实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因此，需要通过法律对倾销行为加以规制。反倾销法是为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对出口贸易中的倾销行为和进口国所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进行限制和调整的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的总称，加拿大、美国、欧盟等都制定了自己的反倾销法。WTO也通过其《反 倾销协议》建立起了一套反倾销制度。我国现以成功加入了WTO，为尽快与国际接轨，我国有必要参照WTO《反倾销协议》、借鉴国外反倾销立法经验，制定出我国的反倾销法，以保护国内工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健康发展。
一、 我国反倾销立法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自己的反倾销法，导致自1979年8月欧共体对我国企业糖精、钠和铜出口发起反倾销调查起，我国反倾销一直处于被动中。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第30条规定：“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威胁或者阻碍。”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中对对外贸易中的倾销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这条规定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对如何认定倾销、如何认定损害、反倾销的措施、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具体程序，该法均未作规定。因此，其可操作性不强。
为扭转我国反倾销的被动局面，保护国内产业，3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部专门的反倾销立法。
该条例遵循了WTO《反倾销协议》的基本精神，吸收了国外的经验并体现了与现阶段我国国情的适应，它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该条例颁布于同年的11月10日，我国外经贸部依据条例正式接受了我国新闻纸产业递交的对来自加拿大、美国和韩国的进口新闻纸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这使我国反倾销迈入了主动出击阶段。
然而，尽管如此，“97年条例”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为进一步完善“97年条例”，我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自201月1日起实施。
“年条例”共6章59条，它基本上保持了“97年条例”的框架，但又在原有基础上作了些完善，如：1?在“97年条例”第四条中加入了“正常贸易过程中”，使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更加明确。2?将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方法细化。3?在积累评估制度中增加了合理的量化规定。4?在国内产业的认定中增加了地区性产业的规定。
“2002年条例”作出的修改使我国的反倾销立法质量再次提高，但是，与世界先进的反倾销立法以及WTO《反倾销协议》相比，“2002年条例”还只是粗线条立法，其中仍有很多规定过于原则化，因而在许多制度和程序上还有不足。
二、 现行反倾销立法的不足之处
（一）“2002年条例”只是对“97年条例”作出一些修改，而并没有从根本上将其上升为由人大及其常委颁布的法律，其立法档次仍然不够高。
（二）“可比价格”的确定仍然存在模糊不清之处。如第三国价格、国内市场价格的确定中，当就同一产品出现多个第三国价格或多个国内市场价格时，应以什么标准、选定哪个价格作为参照。“2002年条例”中没有就此作出规定，而WTO《反倾销协议》则有相关规定。
（三）缺乏关于“关联当事方之间的销售”、“低于成本的销售”、“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销售”的规定。这三种典型的“非正常贸易”由于其在实践中出现较多、影响较大，WTO《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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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论文
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论文
人类生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在全球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今天，保护环境不再是一个口号，而切切实实地被贯彻到人们的生活中。每一个社会体系都会有符合这个社会发展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对整个社会具有非常好的约束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提倡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要建设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刑法的原因。作为我国最严厉的法律，《刑法》将规范每一种环境污染犯罪的判定以及相关的处罚。
虽然我国先后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希望通过立法、司法活动来强化对环境污染行为的遏制，但是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以至于各项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得到法律制裁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却很少。无论是从人类发展还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环境污染刑事立法都应该尽快完善，执行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加快推进环境保护。
一、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现状
环境进入立法内容是在1979年的《刑法》，其中第一次涉及到了环境犯罪相关的规定。由于环境犯罪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概念，因此1979年的《刑法》并未起到规范环境犯罪的作用。直到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再次确定了修改《刑法》的决定，在新《刑法》的第六章第六节增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并增加七条和修改两项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修改《刑法》，此次修改主要针对环境犯罪中的一条，即为了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滥用林地的犯罪，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我国《刑法》中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
(一)环境犯罪归罪原则不合理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环境犯罪规则采用过错责任归罪原则，而国际上采用的犯罪归罪原则是危险恐惧感原则，即如果环境法律关系人在利用、开发或使用环境时未能消除危险恐惧感，就应该承担罪责。相较于国际通用的环境犯罪归罪原则，我国所采用的过错责任归罪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为环境犯罪作为一项特殊的罪行，犯罪客体不具备人为思考能力，一但环境遭到破坏将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因此无法对环境犯罪进行归罪，这也是我国环境犯罪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的根本原因。
国内的相关法律学者对我国目前环境犯罪归罪原则进行调整，有学者主张将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犯罪归罪原则，但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无法准确地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环境犯罪的标准，遭到一部分人反对。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
(二)罪名结构不完善
从《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得知，我国环境犯罪罪名有九
种，虽然涵盖所有环境破坏行为，但是这些罪名仍然比较模糊，主要集中在两点：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划分;量的界定。环保部在5月31日《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将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省、市环境保护部门开展试点工作，并列明了阶段目标：“-为探索试点阶段。-为重点突破阶段。-为全面推进阶段。”但是对照该《若干意见》，完成覆盖全国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要到以后，这意味着，环境污染罪的犯罪结果仍将处于无法确定状态。
例如，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罪名的界定来看，《刑法》缺少对量的界定。对什么情况下算重大污染事故，是否造成小的污染事故就不会受到《刑法》的制裁，均没有明确界定，将会对已经出现的`犯罪行为增加太多的人为因素，导致法律失去公平效益。
三、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一)转换立法角度
法是根据人的中心价值来判断的，简单来说就是用法律来保护人的基本利益不受侵害。但是环境犯罪脱离了人与人的行为界定，无法依据环境本身来界定犯罪的行为，由于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对人类利益造成的破坏是间接的，环境犯罪无法在短期内对环境造成影响，但在长期会对环境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目前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立法是以人类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而事实上环境犯罪的对象是环境或者说是自然界本身，结合我国其他立法行为，环境犯罪立法需要转化立法角度，从环境破坏本身制定相关规定。
转换立法角度首先需要我国立法和司法工作人员在立法意识上进行转变，当人们意识到环境犯罪立法的根本在于保护环境，规范人类行为，阻止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环境后，立法的角度就会出现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容和本质的改变。
(二)统一罪名认定标准
从目前来看，统一罪名认定标准要从《刑法》中环境污染犯罪的入手，细化环境犯罪认定，将任意一种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作为单独的一项制定。例如水污染犯罪，《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属于犯罪行为;《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属于犯罪行为。由此分析，水污染犯罪实际上可以进一步细化，独立成为一项专门立法内容。不仅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破坏深林植被等都可以独立立法。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应该独立出来，单独立法，将每一种可能存在的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按照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判定。当然根据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立法进程，环境犯罪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对于国内的情况，国外很多国家立法已经非常完善，因此，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可以对其经验予以借鉴。
(三)弱化行政从属性
按照我国的立法程序，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也就是常说的典型的法定犯。从环境犯罪罪名实施以来，存在环境犯罪缺少判断依据、环境犯罪难以取证的问题，应该考虑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因为从立法罪状设计上，环境犯罪罪状设计多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也就是认定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行政法规的介入。因此，很多学者将环境犯罪视为行政犯并具有行政从属性，但是这一观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其将环境犯罪具有的行政前置评价特征理解为环境犯罪对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从属性，后果在于，不仅从理论上降低了环境刑法学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使环境刑法学沦为环境行政法规的附庸，而且极大压缩了环境刑法学的适用空间，使得很多本已构成环境犯罪的案件被作为环境行政案件处理，在事实上导致环境刑法被架空。尤其是当行为人按照行政法规的要求或者经行政机关许可后实施某种行为，但却严重污染环境，甚至发生了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结果，就会出现案件定性的困难：如果仅仅认定为环境违法或者意外事件，无疑有轻纵犯罪的嫌疑;但在行为人没有违反环境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又难以认定行为人构成相应的环境犯罪。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有效做法只能是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
四、结语
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中心构建的，但由于整体刑罚偏轻，不仅没有有效地实现预防环境犯罪的设想，还导致被破坏的环境资源无法及时恢复甚至遭到永久性破坏。鉴于此，有必要在环境犯罪中增设相应的资格刑，以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环境损害。因此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刻不容缓，重刑治理环境刻不容缓。
篇4：我国能源安全立法的完善对策
我国能源安全立法的完善对策
摘要：针对能源安全立法既要符合立法的一般性要求又要满足能源安全领域的具体内容在制度表达上的特殊性需求这一特点,探讨了成功的'能源法制建设需要涉及能源安全法律体系架构设计、立法理论与实践过程契合研究、立法技术选择运用和立法组织机制匹配等基本方面,即能源安全立法完善要探索和强化立法体系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唯此,我国能源安全政策法律体系构建方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建设道路.作 者：何英 HE Ying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武汉,430074 期 刊：安全与环境工程 Journal：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年，卷(期)：, 17(3) 分类号：X921 D922.67 关键词：能源安全 立法 对策篇5：我国财税立法体系的完善
摘要：我国财税立法存在着立法滞后、法规质量不高、立法权限不清等问题，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需要在提升财政立法层级和划分立法权限、健全预算法律制度、完善财政监督制度等方面对整个财税法体系进行完善。
关键词：财政法体系;财政基本法;财政立法
一、我国财税法立法的现状
我国的财政立法领域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之时就早已有之。随着《预算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相继颁布和实施，在财税法治的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有了很大的缓解，但同时财税法体系还很不完善，其立法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国财税立法体系的不足之处常见于以下几点：
(一)立法的滞后性
所谓财税立法的滞后性指的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旧的财税法清理不及时，导致财税法指导作用的削弱，进而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滞后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在税法领域，我国目前狭义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不仅如此，其中《税收征收管理法》本身也有待健全。又例如在地方立法层面，地方对于地方事务具有财政支出的需求，但是地方财税立法也相对薄弱，这就与经济发展的节奏不相适应。
(二)法规质量不高
由于财税立法过程中突击立法、应急立法情况的存在，我国目前已有的财税法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条文不明确、不具体、不严谨的现象。也因如此，更多的规章甚至规定不断出现，这不仅降低了财税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执行效力，也为进一步立法设置了障碍。
(三)立法权限不清
我国实行一元化多层次的立法体制，中央和地方、人大和政府都在立法。尽管这样有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优势，但在实践中常常存在政府职能转换滞后、立法规范不明确、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不甚明确的情况。这表现出来的则是在财税法领域的重复立法、越权立法、违法立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完善我国财政立法的对策
为了使财政法能够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从财税法体系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升财税立法级别、厘清立法权限界限
完善我国财政法体系的首先任务就是不断提高立法级别。依照宪法的规定，财政立法应属于基本立法的范畴，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必须对国家立法权、行政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和授权立法权等不同种类的立法权予以明确，规定它们分别由何种性质以及何种级别的国家机关所享有。诸如涉及法人和自然人权利义务，基本税收征管程序等重大事项的立法从长远来看不应交由国务院来进行，在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日益深入人心的当下，都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制定。此外，作为财税法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财政基本法还没有正式出台，现阶段缺位的法律还包括《国有资产法》《国家投资法》《预算外资金管理法》，以及在税法领域具有统筹作用的《税收基本法》。在提高立法层级的同时需要注意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权限关系，对凡是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监督程序的设立就至关重要。
(二)健全预算法律制度
对整个预算过程中涉及违法甚至犯罪的情况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得相应的法律主体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调整和修订涉及预算分配的专门法律条款以避免上级政府或部门干扰下级政府的财力分配自主权，最终来保证预算法在其他涉及财力分配的专门法律法规方面的主导地位。加大处罚力度，对于违法者，除了应承担行政责任外，依性质及程度不同，分别承担经济赔偿等民事以及刑事责任。
(三)完善财税监督制度
财税法治的监督体系关系着税收和税的利用的效率的提高。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容易造成税款的浪费和不合理的征税。因此，完善我国财政监督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首先，需要构建以财税机关监督为主且与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中介机构监督相配合的多头财税监督体制。于此同时，对于监督机关和社会中介机构之间的职权范围要进行细致的划分，使得多头监督的机制能够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改革财政机关监督方式并强化财政机关监督权限。需要告别以往的专项的、事后的、突击性的'监督检查方式，逐步迈向经常性的、全过程的监督方式。立足于财政管理的需求，从财税活动的全过程入手，通过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发现财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形成监督与管理并重的财税监督工作新方式。在此基础上还要强化财税机关监督手段，赋予财政机关更多的监督权限，在《财政监督法》中应当赋予财税机关以相应的执法监督权。
最后，需要对财税体制中的责任制度进行全方位的重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浪费税款的现象，但其主体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对于政府滥用纳税人税款的行为要对政府的主要决策人进行刑法、行政法上的制裁。这样才能大大减少政府滥用税款的冲动，使得政府的决策更加慎重，更加贴近纳税人的利益。在税款的使用上对于政府的限制让我们意识到不能仅仅是监督税款的获得，而且要从税款的支出方面，比如对政府采购、投资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三、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我国必须加快财税立法，在总结国内财税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财税立法的先进经验，制定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律体系，不断健全我国的财税法律体系。(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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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小强.税收债务关系及其变动研究[C].财税法论丛.2002.
[3]张守文.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J].中国法学， ，(5)：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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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完善我国物流立法的思考
完善我国物流立法的思考
摘要：我国的物流业正蓬勃发展，但我国的物流立法并不完善，从物流法律体系与法律政策的角度而言，我国的物流立法条块化分割现象严重、法律体系不统一、立法层次较低效力不强、缺乏专门性与强制性标准，另外，我国物流法律政策也缺失严重，我们应对这些缺陷进行改进。
关键词：物流立法 法律政策 法律体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流产业在我国悄然兴起，七十年代末期“物流”这一概念被我国正式引入，此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的物流产业也随着经济与贸易业的腾飞而发展的愈加如火如荼，在经过四十多年逐步发展后的今天，我国的物流业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三大利润增长点，这足以显示出物流业在我国蓬勃的发展潜力与对经济巨大的推动潜力。如此重要的行业理应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与政策加以规范与引导，这样才能为其有效而长足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但是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我国的法律体系与法律政策并不完善，存在一些缺陷有待改进，对这些缺陷进行改进是促进新时期物流业继续有效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物流业自身健康有序运行的要求，因此，我们将对我国的物流法律体系与法律政策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建议。
一、我国物流法律体系与法律政策的缺陷
(1)我国物流法律体系的缺陷
我国物流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立法，并且物流相关行业立法也并不完备，甚至对于新兴行业如绿色物流、第三方物流等领域立法还有缺失的情况，可以说，我国的物流立法体系不健全，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物流法律体系的条块化分割现象严重，法律不统一。
物流是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行业，其涉及范围及其广泛，包括了包装、仓配送、运输、配送、搬运、流通加工与信息等等众多的从生产端向消费端流动的众多的中间环节，如此庞大的系统，在立法时涉及的立法主体及法律部门自然也就十分复杂，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相互交叉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物流法律体系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条块化分割现象，这是由物流涉及的每个行业的相关法律制定主体都会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以及每个法律部门对自身部门涉及的物流行业也会制定相关规范的原因造成的。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的物流立法形成了条块化分割严重且不统一的局面。
第二，物流法律体系中物流立法层次较低，效力不强。
从我国目前现行的物流立法来看，其大多是属于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制定的规章或者是各地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效力较低，而属于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层面的物流法律还是比较少的，这样就使得物流的相关问题在法院进行处理时得不到较好的法律适用标准，因为在法院对相关的物流纠纷案件进行审理时，只能对规章予以参照适用，这就造成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物流相关当事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现象时常发生。再者，由于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物流相关规定时，往往带有地方性色彩，只考虑地方情况，在此情形下，我国的地方制定的物流立法不仅效力不高而且缺乏普遍的适用性。
第三，物流法律体系中缺乏强制性及专门性规定。
法律规定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以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执行程度的不同法律规定可以分为强制性标准与任意性标准，所谓强制性标准是指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严格行事的标准，而任意性标准则是指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对法律规定进行适用的标准，而一旦对该规定进行适用时，就必须严格按照该法律的规定进行相关活动为相关行为的标准，在我国物流法律规定中，大部分规定都为任意性规定，属于强制性的规定是及其少的。这就使得在现实的物流活动中，物流营运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对法律加以选择适用，损害物流消费者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因而加强物流法律体系中的强制性立法是有必要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物流行业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特色的专门性领域，例如，随着各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及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现代物流行业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绿色物流领域，根据我国的《国家物流术语标准》的规定，所谓绿色物流是指在发展物流时注意充分利用物流资源，抑制物流产业对环境的损害，发挥净化环境作用的物流。又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三方物流出现，而我国法律大多只涉及传统的运输、仓储等行业，对第三方物流的规定缺失，在无法明确第三方物流经营人的市场准入条件、法律地位及法律责任的情形下，第三方物流业要想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些物流新兴重要专门领域的专业性立法。
综上所述，我国物流法律体系中缺乏强制性及专门性法律规定。
(2) 我国物流法律政策的缺陷
物流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公平而有序的外部竞争环境，各物流企业只有给予充分自由有序的竞争环境才能促进其十足的发展，同时，根据物流行业的特殊特性，只有对物流产业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发展做出政策指导制定相关标准才会使得物流业朝着更大更强的方向发展。其次，由于我国物流业立法尤其是地方性立法，往往带有地域性特征，缺乏统一的标准，但物流业又是一个需要各地联通、协调发展从而形成网络才会获得更大收益的行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也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统一标准。
篇7：国债法律制度的完善――浅议我国国债立法
国债法律制度的完善――浅议我国国债立法
「摘要」通过对我国国债立法现状的分析，针对我国国债的特点和不足，说明我国国债立法的必要性，最后简要谈一下对我国国债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国债；立法；必要性
「正文」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依赖于法律制度、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国债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要依赖于法律制度保障其健康、有序、规范发展。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制度规范、保障国债市场活动，将产生国债市场的无序现象，国债市场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制约和破坏，因此，必须对国债市场进行法律规制。
一、我国国债市场立法现状
我国自90年代初开始建立国债市场以来，相继颁布了很多规范国债市场的法律规定。主要有：国务院每年颁布的《国库券条例》、《特种国债条例》；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国债一级自营商管理办法》、《国债一级自营商资格审查与确认实施办法》；财政部每年颁布的《国库券发行工作若干具体事项的规定》、《到期国债还本付息办法》；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的《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颁布的《国债托管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证券委员会颁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业务规则》、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跨地区证券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呈现出以下特点和不足：
1 这些规定大多属于行政规章性质，法律地位低，法律效力层次低。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对同一种情况，甲地法院参照，乙地法院不参照的情形，从而导致法治不统一，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 这些规定零散、不系统、不规范。国债市场的健康、有序的运行和发展必须有完善、系统、权威的法律制度严格保障，以便国债市场参与者有法可依，发生纠纷时法院有判案的依据，并且也便于监管机关监管国债市场依法运行和国债市场自律组织依法自律。目前，规范国债市场的规定往往以“条例”、通知“、”办法“、”规则“等形式发布，这些规定针对性很强，缺乏法律规范应具备的稳定性、严肃性、普遍性、权威性和规范性。
3 这些规定不够完善，有些方面是空白。现有的调整国债市场的法律规范不完善和空白之处很多，一是政府举借债务的目的、原则、发行额以及发行主体的职权范围等欠缺明确的法律规定；二是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的筹资资金的使用和偿还问题也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三是国债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及违反交易规则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欠缺明确法律规定；四是国债市场信息公开制度规定不完善；五是国债交易市场体系及交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不完善；六是国债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及其职责、监管权力欠缺明确、完备的法律规定，等等。由于规定不完善甚至是空白，国债市场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制裁，权益纠纷由于无法可依，往往久拖不决。
4 这些规定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协调之处。使司法部门无所适从，也不能给国债市场上的违法违规行为和过度投机行为以有效打击，国债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
二、我国国债立法的必要性
1.处于过渡阶段的中国经济，市场机制处于培育和发展之中，不可能发挥出成熟市场经济的所有作用，作用力度也远远不够，有相当量的经济事业是由政府推动的，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资金，强化财政的投资经济职能和中央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是今后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而且，过去几年的为了抑止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所实行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依靠发行国债来增强公共投资的。
2.有人讲目前国债发行规模太大了，仅从财政收支结构的政策选择来说，这是正确的，但处于过渡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国家财政不可能拘泥于“小国寡民”的狭窄范围内，而应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从一般经验统计看，财政赤字很难避免，况且有时为了宏观经济调整需要，不得已要选择赤字财政政策（就像过去几年的情况）。对于“控制债务规模”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走向淡化国债作用的极端，而应在重建财政、提高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的过程中，将债务规模控制到适当范围内。那么，这也证明国债政策仍是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3.国债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是央行新型宏观金融调控机制运作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央行借助国债市场的公开市场业务真正的意义在于以此改变中国宏观金融的调控模式、推动利率市场化。国家财政发行国债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宏观经济行为，与公司股票、债券、基金是两个层次的事物，不能混杂在一起讨论、研究和监管，表现在法律手段上，国债立法就有其当然的独立性。
4.尽管国债也是一种有价证券，但它体现了国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政策意向，是政府利用金融商品、市场手段贯彻调控政策的重要形式。所以，即使从证券市场的角度看，国债也不同于其他有价证券，法律规定也不会一样。
5.新中国国债发行及国债市场的发展已有了，其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6.一些国债发行量大、利用国债程度深和国债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对国债也是单独立法的 .
三、我国国债立法建议
我国国债市场专门立法的主要内容借鉴发达国家的国债立法经验和总结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的经验，国债市场专门立法应就以下问题作出规定：1 国债市场立法之宗旨；2 国债市场立法的基本原则；3 国债发行体及权力；4 国债发行方式和国债发行程序；5 发行国债所筹资金的托管、使用及偿还；6 国债市场参与者；7 国债交易对象、方式、规则、场所；8 信息公开制度；9 禁止的国债交易行为；10 国债托管结算清算机构；11 国债市场的监督管理机关；12 国债市场自律协会；13 法律责任。
郭思聪
篇8：我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不足与完善论文
我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不足与完善论文
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逐渐形成，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监管成了多数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监督金融活动、管理金融领域的主要方式。在金融市场规模和体系不断拓展和完善的今天，金融监管在保障金融市场合理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过程中都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基于金融市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承载的重要意义，本文就我国金融监管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一番了探。
在探究我国金融监管方式的过程中，本文首先对金融监管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并从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信息以及金融发展速度三个角度阐述了金融监管发展的必要性。在研究我国金融市场信息的过程中发现，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够完备是阻碍金融市场健康良好发展的主要因素，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外部性等自身固有的属性都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必须有金融监管发挥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能，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符合我国法制化建设的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业也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近几年的经济运行过程中，金融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逐渐升级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加速增长的中流砥柱，所以金融市场的规模呈现出逐年扩大、逐年增长的趋势。虽然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金融活动的不断增多，进一步加速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设进程的挺进，但是随着金融企业的不断增加，金融活动开展的数量越来越多，金融活动中的各种风险因素也随之增加。为了进一步有效地规范金融市场、监督金融企业、管理金融活动，实现金融市场发展可以为我国各项建设事业起到良好促进作用的目的，金融市场的一系列监督管理措施随之出台，这给金融业的合理、合法、合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金融监管体系的出台，给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在金融监管的发展督促下，我国金融市场初步达到了合理化、合规化、法制化发展的目的。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过快，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高效性，这就暴露出我国金融监管发展的滞后性。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正在逐步朝向证券化、复杂化、微观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这就给金融市场中金融活动的监督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金融监管方式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本文以美国为例对其金融监管的发展脉络进行了介绍；然后对我国金融监管的体制沿革与现状进行了分析、总结和归纳，得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方式在监管模式、监管目标、监管措施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金融监管体制还不健全无法应对混业经营提出的挑战等结论。
在摸清了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局限性因素之后，本文比较分析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实际情况，给出了改善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方式的对策建议：提出了转变金融监管思路以巩固中国人民银行的核心地位、加强金融信息资源的建设与管理、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为应对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应该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权责明确以增强其监管独立性与协调能力；在加强社会和中介机构的辅助性监管，加强金融监管法制化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监管部门在监管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等诸如此类的改进措施，以使我国的金融监管朝向更加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篇9：我国知识产权赔偿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建议论文
我国知识产权赔偿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建议论文
由于知识产权不仅本身有着丰富的经济价值，同时它还能为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所以也导致其有着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危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知识产权在经济和科技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由知识产权所引发的司法纠纷也日趋严重。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现金赔付的方式进行保护活动的，其中赔付金额代表法律保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对侵犯知识产权进行惩罚性的赔偿，可以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合法利益，同时也是对侵权行为的有效遏制。
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概念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相较补偿性赔偿制度提出的一种相对性的概念，它归类于损害性赔偿制度的范畴。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侧重点是对侵权者的惩罚。惩罚性赔偿衍生出的惩罚性赔偿条款，是经过法律许可、法院评审之后的合法程序和要求。在侵权赔偿金额超过实际损失的部分，是起到对受侵犯者的补偿和对侵权者的惩戒作用。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为了惩戒侵权者，限制和打击侵权活动而应运而生的赔付制度。从本质上说，知识产权的赔偿属于民事赔偿的范畴，正是由于它所关注的主要是恶意、故意侵权活动的有效遏制途径，使其更应具有实际损失确定赔偿金额的情况。
惩罚性赔偿制度相较补偿性赔偿制度，它具有以下几个优势：首先，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对侵权人的活动进行有效的惩戒，对侵权人的惩罚金额要从其所获取的经济效益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加以考虑；其次，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对侵权行为起到了良好的震慑作用，有效地限制侵权行为的发生；最后，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具有鼓励知识产权市场的规范化的作用。
二、国外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惩罚赔偿制度的态度
（一）美国知识产权惩罚性制度的现状
根据《专利法》第 284 条第 2款规定：不论是陪审团确定还是由法院估定，法院都可以将该赔偿金额增加到原估定或确定的数额的最多三倍。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三倍赔偿”.但是，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其具体的适用范围，因此在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惯例，即就是故意侵权行为是必要条件，同时为补充专利法中的不明条款，根据不同案例增加了不同的规则，如积极义务规则、不利推断规则等条款加以说明。
根据《版权法》第504条（c）款规定：（c）法定赔偿--就任何一部作品而言，无论侵权人系个人单独承担侵权责任还是两名或两名以上的侵权人连带承担侵权责任，法定赔偿金为不低于 750美元或者不超过 30000 美元，以法院视正当而定。……版权法没有像《专利法》、《商标法》一样确立赔偿责任，而是规定了法定赔付的金额。这正是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在法定赔付金额基础上的延伸和依据。
（二）英国知识产权惩罚性制度的现状
根据《版权、外观设计与专利法》第97 条第 2款规定：法院可以通过考虑侵权的恶意程度以及被告侵权获得的利益等为依据判决附加性损害赔偿金。但是并没有对附加性损害赔偿金的赔偿额度和金额情况作出明文规定，也没用对基本性质做出界定，导致学界、司法界在认定和判定的时候争议不断，法院在判决的过程中，授予法官认为合适、合理的“附加赔偿金”.由于英国政府无意在民事程序上扩展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范围和适用领域。
因此，很多国内外学者也认为，所谓的附加赔偿金也就是惩罚性赔偿。
三、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国内的企业、单位、个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越来越高。
但是，由于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严重、现象泛滥。总体上侵权案件呈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数量呈几何式上升趋势。根据相关专业统计， 年，全国法院接收相关民事案件 24406 件，审结23518 件。到 年，这个数字增长到相关民事案件 87419 件，审结 83850 件，同比增长 258.19%和 256.54%.从法院受理情况看，其中 70%以上为侵权纠纷案。
二是故意侵权问题严重。在商务部 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全年，全国过查办侵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3万多起，涉案金额超过 90 亿人民币，检察机关公共批捕相关案件超过8000 件。涉案人员超过 15000 人，审查起诉案件超过 16000 件。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但是故意侵权行为依旧是十分猖獗，形势依旧十分严峻。
三是部分产权人的权利意识不强，助长了侵权行为的发生。由于有时候相关产权负责人对相关权利的认识模糊和意识不强，导致不少涉嫌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的出现，这一问题同样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的信誉和形象。当前国内知识产权方面侵权现象泛滥，也就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面的不足。因此，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四、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赔偿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在我国当前的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针对知识产权故意侵犯的行为，法律判决的赔偿金数额总体偏低，所以导致侵权者有恃无恐、无所忌惮。这表明了我国在现行赔付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同时也在客观对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赔付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中规定：专利期权可在 1 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判决赔偿金，如隔世着作权侵权，只能判决 50 万以下的赔偿金，而商标侵权也由 50 万提成到300 万。其次，法官的自由裁决权过大，执法不明。由于适用的赔偿范围过大过杂，导致在赔付金额上出现偏低这一重要结果。
同时在同类案件、同一地区的执行标准也是差异过大，导致出现有可能的“执法不公”的局面。
由于知识产权侵权相关赔付金额过低，使得侵权者违法的成本过低，对其的违法、侵权行为未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社会各界对完善和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领域的不足和局限与提高我国保护知识产权水平之间的需求，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惩罚制度的提出和完善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总体上，“社会最大利益始终是最高的法律，法律必须也只能去解释那些有利于社会的东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任何一种社会行为都不能也离不开法律的制约和保护。法律也只是以保护大多人利益为基础的有所限制。因此，这就要求法律的建设和完善工作要符合自己本国国情和现实需求。因此，在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的赔偿制度时，惩戒、威慑犯罪，保护受害人的同时，通过鼓励人们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提高平民的维权意识，这样也能推动社会、科技的发展。
五、建立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惩罚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在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中将奖励作为重要指导思想
在设计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时候，应该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关注惩戒违法者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设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对受害者的激励作用。推动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法治社会永恒的主题。面对诸多问题时，要求我们在立法、执法的过程中，多借鉴来自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立法产物。一方面通过加大赔付金额对不法者作出应有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完善私人追诉不法行为的奖励机制。根据数据，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产权拥有者的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是重要原因。没有产权拥有者的主动参与，“惩戒”的效果自然事倍功半。
“惩戒”的目的未能实现，这一机制也运行与产权拥有者是否主动维权关系重大。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可以作为未来知识产权维权方面的行为激励模式。所以，在考虑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在关系时，分析产权拥有者的自身动力和原因，是认识和完善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
（二）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
一般的知识产权赔付数额确定需要 2 个步骤：1.确定补偿性赔付的基础金额；2.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和影响，合理确定惩罚性赔付金与补偿赔付金的比例。在补偿性赔偿金的确定上，一般为以下几种情况：1.产权拥有者受到的实际损失；2.侵权单位、个人因为侵权所获得的利润；3.知识产权的合理许可使用金额；4.在前三种都不符合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侵权情节是否严重，给予相应的判定，即就是法定赔偿。因此在法定赔偿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界定上，要严格拒绝将两者混为一谈、相提并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定赔偿一定意义上就是特殊的惩罚性赔偿。
因此，在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过程中，不能以法定赔偿金作为标准。
（三）对知识产权赔偿制度的护理限制
知识产权赔偿制度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与此同时必须严格限制惩治制度的适用范围，避免产生因为过度保护权利人而对社会公众和个人过度侵占。从惩戒赔付的数量来看，知识产权的赔付金额要起到惩戒、威慑、赔偿作用。数额过低，效果不明显，对侵权分子起不到惩戒威慑作用；数额过高，则很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不公平。因此，对赔偿数额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在借鉴英美等国家基础上，理应将两者的比例规定在三倍以下。同时也可以最高法院根据各地的经典案例，为各地区的相关判决提供借鉴，以最大程度上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
在推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国家中，虽然知识产权惩罚性赔付政策的适用面上不断扩大，但是在其运用条款和限制上却是越来越谨慎、严格。同时各国之间的相关法律体系也是在不断健全的过程中，这也体现了各国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功能的认可。因此，就要求我们在建立我国的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体系的时候，要进行正确的分析，使其在经济基础、民事基础、伦理基础上做到有机统一。建设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障体系，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公平，巩固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姜增源。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研究。烟台大学。2012.
[2]赵鑫。知识产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专项研究。黑龙江大学。2012.
[3]苏醒。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研究。河南大学。.
[4]贺永胜。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北京化工大学。2013.
[5]陈年冰。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山东大学。2013.
[6]闫立娟。论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及其确立。南开大学。.
篇10：论我国外资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论我国外资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内容提要】文章从我国外资立法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我国目前外资立法的不足之处，特别是指出现行立法与国际法制的矛盾性，这种状况对我国即将加入WTO是不利的。针对以上不足，提出了完善外资法的建议和观点：坚持科学立法，增强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加强外资法律的整理编纂工作，弱化税收优惠在投资环境中的作用，特别是修改现行法律中与WTO协定的不符之处，使之与国际法制相一致，促进我国外资法律与国际法制接轨。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已逐渐向全球一体化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依赖性增强、渗透性加剧。国际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外国资本的支持，同时本国的资本又渗透到其他各国的经济中，对特定国家来说，每个国家都离不开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离不开引进外资和输出资本，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对中国当前的发展更为重要。要引进和利用外资，我们首先要完善我国外资立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本文试从我国外资立法出发，剖析其不足，提出使其完善之建议。
一
自1979年以来，我国相继制订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达60多种，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到目前为止，我国外资法已形成一个由各种专项立法及相关的单行法律、法规相互联系的外国投资法体系。
纵观我国的外资法，在这近的实施过程中，确实得到了发展，并不断走向完备成熟，在鼓励和保护外资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不足：
（一）缺乏系统性
从立法主体来看，我国外资立法叠床架屋，既有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如各种单行立法，又有行政法规如各种单行法律的实施细则或条例，还有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甚至还有尚未向社会公布的内部规定。这些立法文件多而散，且颁布的机关、年限、效力范围各不相同，显得零乱。
从法律名称来看，我国外资立法也是庞杂繁多，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法律的名称就有法、条例、规定、决议、办法、方案等。行政法规所用的名称很多，如条例、规定、决定、办法、通知、规划、细则、意见等。更有甚者，同类法律名称能派生出多种名称，如“规定”可以衍生出暂行规定、试行规定、若干规定、补充规定等。地方性法规的名称更是五花八门。这些名称令外商目不暇接，难以了解，无所适从。
（二）过于原则性
在一些外资立法中，法律条文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内容过于抽象笼统。仅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中，就可发现像“一般应”、“一般不”、“需要时”、“必要时”、“特殊情况下”、“原则上”等各种空洞之词，其结果造成理解不一，甚至各取所需，争论不休；同时也给中央和地方执行机构进行广泛解释留有余地，从而导致对同样的行为缺乏统一对待的不合理现象时有发生。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合营企业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其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的法律”。对此条文，中方根据该条例14条规定：“合营企业合同的附件与合营企业合同具有同等效力。”认为作为附件的《技术转让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等都适用中国法律。而外商则认为此类附件是合营企业批准成立后双方订立的合同，不同于合营企业合同，因此不能一律适用中国的法律。如当事人未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则要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立应适用的法律。因法律规定不明确，中方有时只得让步。
（三）严重的滞后性
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由于忽视矛盾的客观存在，片面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导致我国对外资法律法规的整理编纂工作重视不够，一些早已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规定没有及时修改和废止。另一方面，我国外资立法缺门太多，法律规范与应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脱节。许多投资关系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在相对失控的情况下，往往产生盲目引进，产销不对路，投资效益差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专门的、系列的、全面的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保护法等重要法律尚未出台，侵犯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极大挫伤了外商来华投资的积极性。[1]
（四）税收优惠使用的广泛性
我国外资法中含有大量的税收优惠规定，比如：限定区域和产业项目的减税优惠，限定行业、项目的减免税优惠，再投资退税的优惠，对间接投资所得的减免税优惠，关税方面的优惠等等。必须肯定，税收优惠制度具有鼓励外国投资、引导外资流向的重要作用。事实证明，税收优惠制度对我国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20年了，我们在外资法中对税收优惠仍然规定得很广泛，势必会造成内外资的差别待遇，不利于公平竞争。
（五）立法本位的过时性
我国现行外资立法以企业组织为本位，基本的外资法律就是三大外商投资企业法，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的设立、组织形式、资本与出资、董事会及经营管理、财务会计、解散清算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以企业组织为本位已过时了，其原因如下。
第一，以企业组织为本位进行外资立法，注重投资主体的国籍，并以投资主体的国籍为界定三资企业的准绳，容易造成“假外资”现象。如一家国内企业，在国外设立一家子公司，然后将资金注入国内，兴办三资企业，甚至以国内母企业为合作伙伴，以取得国家对三资企业的各种优惠待遇。第二，以企业组织为本位进行外资立法，使得我国存在内资、外资两套企业法律体系。随着我国企业法制的完善，尤其是《公司法》的施行，造成两套法制重复颇多。第三，以企业组织为本位的外资立法，带有许多限制性因素，比如中方投资主体、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其对利用外资的保险作用已属多余，相反，束缚了进一步利用外资的手脚。
（六）与国际法制的矛盾性
这种矛盾性是随着国际法制的发展而产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经过长达6年的激烈争论，南北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其产物是《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草案》，而TRIMS决定便是其产物的一部分。
TRIMS决定禁止缔约国采取与关贸总协定第3条第4款和第11条第1款相违背的TRIMS。即关于国民待遇和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按TRIMS决定附件，与这些规定不符的TRIMS有四种：一是贸易平衡要求，二是进口用汇限制，三是当地成分要求，四是国内销售要求。而我国现行的外资法律法规大部分是TRIMS决定生效以前制定的，在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有明显的与TRIMS决定相矛盾的地方，这些规定不利于我国加入WTO，需要在以后的外资立法中加以修改和完善。
二
鉴于我国外资立法中的以上几点不足和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外资立法：
（一）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
要坚
持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加速我国的外资立法。即只要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立法者就应当大胆立法，包括超前立法。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资本总是唯利是图，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还带着资本家们的政治企图，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因为目前国内经济发展急需资金，便拿主权作交易，做出无原则的事情来。平等互利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我国外资立法的基本方针。平等与互利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平等，就无从有互利，没有互利，要么就引不进外资，要么就是被外资压迫。新中国独立主权来之不易，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已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资金也是有目共睹的，帝国主义霸权强权当前日益膨胀，所以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巩固社会主义的国防，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
（二）坚持科学立法、促进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增强法律的系统性和透明度
首先，针对外资立法缺乏全面规划，带有明显的短期性、片面性，立法应加强预测工作，对外资立法的发展趋势及现行立法的社会效果进行预测和考察，以杜绝轻率立法、盲目立法。其次，在外资立法权限方面，要理顺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国务院及其各主管部门，各地区、各特区之间的纵向关系，尤其是明确以上各立法主体所立法律的调整对象及适用范围，使整个外资立法体系协调一致，以克服分散立法、越权立法及法出多门的局面，避免法与法之间的重复交叉，甚至矛盾以及同一个法的内容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的状况。再次，应规范法律名称，促进各层次法律名称的固定化。确保不同层次立法名称与其效力等级的一致性，清除等级相同而名称大相径庭或名称相同而效力等级相去甚远的现象。最后，要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在我国利用外资领域，不少重要事项是根据一些未公开的内部规定或文件的规定决定的，这些内部法规一般通过行政途径下达，中外双方对此都难以知晓，让人感到不可理解。制定法律是为执行法律，法律要执行和得到遵守，才能实现立法的目的。没有公开的法律，肯定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和遵守，即使到时强制对方遵守，也会造成不好的印象。很多外商反映中国缺乏法治，跟这方面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认为法律的公开性是无条件的，有关部门的领导应增强法治意识，充分认识法律公开化的法律规范，取代一些内部文件、行政指示、内部通知和批文等。这样，才能使外商来华投资，从而吸引到更多更好的外资。
（三）增强法律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立法一直是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原则不宜具体”的原则，这一原则同样在外资立法中体现出来。在立法中力求内容广、包容量大，使法律条文尽可能运用于各种情况，结果法律中只剩下寥寥数条原则性规定，这能从我国三大外资立法中看出其明显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是在当时我国各种条件不成熟和立法经验不足的条件下提出的，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加快立法，其中加紧制定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实现三法的统一。同时应删除现行法律中那些伸缩性强、含糊不清的条文，使法律条文不引起人为的歧义，使法律既具有明确性，又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现有外资法律的整理编纂工作
为消除外商担心在投资期间遇上有关法律发生变动的顾虑，作为资本输入国，我国应在外资立法中规定稳定性保证的内容，即向外商保证不改变其外资法律制度。但是，任何法律都受当时的社会客观物质条件限制，也受制定者认识的限制，因此不可避免地随着形势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要克服其滞后性，就要及时地整理编纂现有法律，留下适应的，去掉过时的、落后的，从而保持法律的先进性和适应性。其实，整理编纂也是一种重要的立法工作，我国以前对此重视不够，以后应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五）弱化税收优惠措施在整个投资环境中的地位
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各种情况的变化，其影响作用越来越弱。据调查资料表明，外商在投资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基础设施状况、劳动力成本、社会稳定和法治程度等。随着我国基础设施的改善，法制日益健全，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再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低，政治稳定，我国可以逐步弱化税收优惠，以逐步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公平待遇，从而创造一个自由竞争的开放环境。联合国经济理事会第E14293号文件指出：外国投资者是否愿意并有能力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有无相应的法律及其有效的运作。1993年8月，在联合国贸发会“投资与资金流向”特设工作会议上，经合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鼓励政策作出的评价认为：东道国应把平等、公平地对待外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东道国吸引外资最有效的方法在于创造一个拥有自由竞争规则的开放环境，而不是鼓励措施与优惠条件。因为优惠和鼓励措施往往改变了市场的真实性。并在客观上妨碍了依据商业标准作出国际投资的决定。[2]
实践表明，近年来，世界各国已趋向取消外资的免税期，拉平内外资企业税收差异，逐渐向对内外资本实行国民待遇靠拢。我国不仅只是跟国际形势走，跟国际接轨，而是随着我国各方面条件的改善，完全有条件弱化税收优惠措施的作用。
（六）确立外资立法的“资本本位”，摒弃过时的“企业组织本位”
前面已分析过“企业组织本位”的过期性，它使我国外资立法具有很多局限性，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步伐。确立外资立法的“资本本位”，就是外资立法着眼于资本，围绕着资本及其性质的审查、外资进入的鼓励与限制、外资利用的调查与研究等，制定政策和法律。以“资本”为本位进行的外资立法，注重资本性质的审查。使得“揭开国籍面纱”所包含的精神成为当然的基本立法圭臬，这也是符合国际投资法的一般原则，即国际投资法首先是国际资本利用与管制的法。[2]
以“资本”为本位进行的外资立法能杜绝“假外资”现象，避免国有资产的无谓流失。事实证明，有许多国家都采取资本本位的外资方法。如美国是以资本为本位进行外资立法的典型国家。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这跟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同时也离不开其良好的法制环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吸收和借鉴其它国家的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七）修改现行法律中与TRIMS决定不符之处，使我国外资法律与国际法制接轨
1994年4月15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125个参加方（包括中国）签署了《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接着WTO也于1995年成立。中国虽未能成为WTO的创始成员国，但加入WTO始终是中国的愿望，同时WTO也不能离开中国。中国一旦加入WTO，则受TRIMS决定的约束，中国的外资法律法规中许多与TRIMS决定不符的内容就需要修改。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5条规定是对贸易平衡的要求，它不符合TRIMS决定，应予以修改。再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9条、《实施条例》第57条规定，是对当地成分的要求，也是与TRIMS决定不符的，也应予以修改。此外，目前有些主管部门要求三资企业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国内销售企业拟出口产品的做法与“国内销售要
求”相符，应予禁止。
总之，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国内需求出现严重不足，特别是巴尔干战争中发生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恶性事件，使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局势，中国引进外资的形势向不利的方向发展。为了克服不利因素，更多更好地引进外资，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资金，除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之外，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而鉴于法制因素在投资环境中的主导作用，我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现行外资立法中的不足，并提出完善之措施，只有从实际出发，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才能使我国外资立法不断得到发展，得到完善，从而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进而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为社会主义建设引进更多的外资。
【参考文献】
[1]王桂生.我国利用外资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N].国际商报,1992―3―14(3).
[2]李万强.我国外资法规的若干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1995,(4):52―55.
篇11：完善业主公约立法初探论文
完善业主公约立法初探论文
业主公约是由业主制定和确认，对全体业主、使用人、业主（代表）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它体现全体业主的共同意志，是物业管理活动的支持性文件。10月21日国务院办公室向社会大众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本人认为该草案对业主公约的规定过于原则，没对业主公约做出准确、清晰的界定，更没对业主公约的`法律地位、性质、原则、签订、主要内容、修改补充变更的特别程序、生效要件、备案和公示制度和法律责任进行详细规定。因此，本人提出了书面建议，认为应该将“业主公约”单列为第三章。本人愿意在此对该草案，结合各地颁布实施的地方法规规章，参考国外、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就业主公约目前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应该包涵的基本原则、内容和制度作分析、比较、总结，以进行完善业主公约立法的研究，从而提供给物业管理立法部门、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及业内有兴趣人士参考。
一、目前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业主公约方面的主要问题：
业主公约在目前物业管理实际操作中运用非常广泛，大多数物业都签订有业主公约，并且一般都采用建设部《业主公约》示范文本（198月29日建房[]219号《关于加强商品房销售、房改售房与物业管理衔接工作的通知》附件），但业主公约在实践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业主公约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对业主公约的规定没有体现出业主公约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重要地位，表现在内容不具体、生效要件、制订和修改程序和法律责任不完善等方面。在地方法规中，如《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有明确规定，但许多地方法规中没有准确表述和详细规定。究其原因，是没有将物业管理权利定性为业主物权的派生权利所致。物业管理权是业主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直接产生的一项权利。业主公约作为全体业主意志的集中体现，应该全面贯彻私权神圣、意思自治、地位平等、权利本位等民法基本原则和精神，也就是要充分体现物业管理中的业主物权至上、业主自决自律原则、权利义务一致以及维护公序良俗原则。
2、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单位和建设单位都不重视业主公约的签订与修订，造成有的物业没有业主公约或部分业主没签字。
3、业主公约使用的名称不统一，内容不规范。建设部颁布示范文本后，各地结合实际情况作了调整，在名称和内容上差异较大，重庆和深圳等地使用《业主公约》，规定业主权利义务、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和违约责任；北京现行采用《房屋使用、管理、维修公约》，业主以《业主承诺书》确认，将开发企业和物业管理企业的权利义务包涵在内；天津使用《产权人和使用人公约》；上海在前期物业管理阶段使用《住宅
[1] [2] [3] [4]
篇12：透视简述我国境外投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论文
透视简述我国境外投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论文
论文摘要:境外投资 境外并购 法律政策支持体系
论文摘要摘要:为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我国已制定并陆续出台了包括产业和贸易政策、外汇治理、税收、金融支持及特殊种别专项立法等在内的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政策。在当前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进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近两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境外投资本钱的降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积极性高涨。然而,境外投资是一种国际战略行为,除了企业不断进步自身对法律制度(包括母国和东道国)的利用水平和法律风险规避能力外,还需要政府给予相对完备的全方位的法律政策支持,以保证投资行为的规范性和有效运行。本文拟分析我国境外投资的相关界定及立法体系现状,并就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一、境外投资与境外并购
境外投资与境外并购是两个相关联的概念。境外投资是指我国企业通过新设(独资、合资、合作等)、收购、吞并、参股、注资、股权置换等方式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所有权、治理权或产品支配权等权益的经济活动。而境外并购系指国内企业及其控股的境外中资企业通过购买境外企业的股权或资产的方式(包括参股、股权置换等)获得该企业的'资产或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无论是新设还是收购、吞并或其他方式,企业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享有收益,使投资取得更大的回报。从现实来看,谁实际控制了企业,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就可以享有各种收益。除了新设方式,要想取得境外企业的控制权,一般需要通过控股权取得,而控股权是由收购股权实现的,因此作为实现企业控制权转移的主要手段的收购与吞并(即境外并购)便成为了眼下多数企业境外投资热衷的模式。
二、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法律政策支持体系现状
为支持企业境外并购,我国政府已制定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政策,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这些法律法规大致可分为产业和贸易政策、外汇治理、税收、金融支持及特殊种别专项立法等种别。
(一)产业和贸易政策
在产业和贸易政策方面,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从项目立项、前期报告、项目审核到撤销境外投资,为企业的境外并购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治理办法》、《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企业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制度》、《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制度》、《关于规范境外中资企业撤销手续的通知》、《关于调整境外投资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等。
篇13：试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之完善
试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之完善
一
税收立法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修改和废止税收法律规范的专门活动。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是规定税收立法权限在一定的国家机关之间划分的制度，其核心是明确中央和地方之间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在复合立法体制下，还包括税收立法权限在权力机关与根据授权的行政机关之间划分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称的税法是广义上的税法，包括各个效力等级的税收法律规范，而非仅指税收法律。
税收立法体制是从属于一国整体的立法体制。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立法体制大致有单一（或一元）制、复合（或多元）制和制衡制三种；而我国现行的立法制，“既不同于联邦制国家，也和一般的单一制国家有所区别”，[1]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的、多级的立法体制。也有的学者直接按照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方式将立法体制分为中央集权模式、地方分权模式、集权分权模式和分权集权模式等四种模式，并认为我国的立法体制属于集权分权模式，即立法权主要由中央行使，但在一定限度和条件下，地方可以适当地行使某些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权。[2]参照以上大多数学者对立法体制基本类型的划分方法，综合考察世界各国的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1 按照税收立法权限是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3]分配，可以分为一级税收立法体制和多级税收立法体制。在一级税收立法体制下，税收立法权专属于国家中央政权机关，任何地方政权机关无权制定税收法规，如法国、巴西、挪威、罗马尼亚等国。在多级税收立法体制下，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在各自权限范围内都可制定相应效力等级的税收法规。如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墨西哥等国，实行的都是这一体制。
2 按照税收立法权限是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之间分配，可以分为一元化税收立法体制和多元化税收立法体制。前者是指税收立法权由同一性质的国家机关，一般是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行使，即立法机关性质单一化，如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情况。在多元化税收立法体制下，税收立法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划分，一般是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例如美国、英国、丹麦、比利时等国的情况。
按照上述税收立法体制类型的划分标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体制呈现出多元化和多级化的特征。所谓多元，是指我国税收法律规范，既包括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又包括授权由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是一种税收立法权限的横向分配方式；所谓多级，是指我国税收立法权限在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之间进行划分，是一种税收立法权限的纵向划分方式。由此，我国已初步构建了一个横向协作配合关系和纵向效力从属关系相统一的税收立法体制。
因此，按照效力等级的划分，我国税收立法权限实际上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含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和颁布有关国家税收的基本法律。如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199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基于该立法权限等级制定的税法规范称之为税收法律，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居于第二效力等级。
第二等级，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使行政立法权，制定有关税收的行政法规；或是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行使授权立法权或称委任立法权，如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条例（当然包括税收法规）。第二层次是具体行使财政税收管理职能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的授权，有权制定税收行政规章。基于本立法权限等级制定的税法规范统称为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在税法的渊源中居于税收法律之后，是为第三效力等级。
第三等级，也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相应等级的人民政府和其有关职能部门；二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和经国家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相应等级的人民政府和其有关职能部门。上述国家机关，或根据宪法行使地方立法权，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地方行政机关还可根据地方权力机关的授权）行使授权立法权，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仅适用于本地区的地方性税收法规或地方性税收行政规章。基于这一立法权限等级制定的税法规范又可统称为地方性税收法规，在税法的渊源中居于第四效力等级。
二
需要说明的是，税收立法体制与税法体系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
立法体制主要指立法权限的划分，“它表明哪些国家机关具有哪种性质、哪个范围的立法权力及由此派生的依附于立法权上的制定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政府与地方的法规、条例等）的权力，以及这些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4]税收立法体制的主要内容是指税收立法权限及其划分方式。而某一部门法的体系，是指该部门法中各种法律规范有机联系而构成的统一整体，它不同于法律体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5]法律体系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范而言的，它的下一级构成单位是法律部门或部门法，因此又可称为“部门法体系”。[6]而某一部门法的体系，则只就该部门法而言，它的下一级构成单位直接表现为属于该部门的各种法律规范。税法体系就是以各种税收法律规范及其构成方式为主要内容的。
如前所述，税收立法体制包括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税收立法权的行使和行使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建立等方面的内容，当然也涉及以基于不同等级的税收立法权而制定的不同效力等级的税收法律规范。税收立法体制需要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税法体系研究的是税收法规本身及其相互间有机联系的方式（一般就是税法分类的方式），它更多地是出于理论研究或为立法提供参考的需要而构建的，因此并不需要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实际上，基于不同等级的税收立法权限制定的税收法规的效力等级，决定了税法体系最基本的构成方式。除此之外，税法体系还可以按照税法的调整对象-税收关系（按内容的不同划分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权限法）、税法是否具涉外因素（划分为涉外税法和涉内税法）等方式来构成。
改革和完善税收立法体制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国家整体立法体制完善的需要，而且是构建更加完备、合理的税法体系的需要。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就决定了我国税法体系是以效力等级较高的税收法律
为主，还是以效力等级次之的税收行政法规为主。我国目前的税法体系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虽然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所决定的，是我国税法体系的一个突出的阶段性特征，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最终是要构建一个以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的税法体系，而这都有赖于税收立法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
自1982年宪法确立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以来，十几年的`立法实践表明，现行立法体制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权限的划分过于原则；立法权限范围不甚清楚。比如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但没有规定可以就哪些事项制定这些基本法律，“其他的基本法律”的范围也不明确；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但没有具体规定划分“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的标准。又如，宪法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但是，对于制定行政法规的范围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还有地方组织法也没有明确规定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范围等。[7]
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税收立法活动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例如，关于税收的立法权限，1982年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它应归属于哪一类和哪一级国家机关，但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作出的两次授权决定来看，应该认为税收立法权限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是，在授权情况下，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税收行政法规，使现行的税收法规主要以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8]等有限的几个，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的要求。
改革或解决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各种不足并加以完善之，首先有赖于国家整个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如除了以宪法明确不同性质和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所享有的立法权的不同种类（国家立法权、行政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和授权立法权等）和不同等级之外，还要通过制定立法法，采取列举与限制并列的方式使上述国家机关的立法权限范围明确化、具体化。[10]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改善税收立法体制。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纵向横向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体制加以完善： [11]
1 在纵向效力从属关系上要合理、适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我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的原则，在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上做到合理分权、适度下放。具体而言，就是主要税法，包括税收基本法，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如关税、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等税种的实体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税务行政复议、税务代理、发票管理等主要税收程序法的全部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对于地方，可在若干限定条件下经国务院或者全国人大立法授权，赋予地方对地方性税收法规的立法权；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地方立法程序制定一些加强地方税收征收管理的办法和规章。在若干限定条件下赋予地方开征新税种的权力，既体现在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又反映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还可改变目前许多地方因无开征新税种的权力而变相地开征一些具有税收性质与作用的“费”和基金的做法。
2 在横向协作分配关系和立法形式方面，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税收立法权限。在上述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基础上，可按以下具体意见确立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权限范围：（1）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中的根本大法，应当由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制定。（2）税收实体法是税法的基本构成部分，属于中央立法权限的大部分税种的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其实施细则应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属于中央立法权限的其他税种的法因条件尚未成熟需要采用暂行条例等过渡形式的，应由国务院制定，其实施细则应由财政部或省级人民政府制定。（3）属于地方立法权限的各个税种的法规应由省级人大制定，其实施细则应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4）税收程序法是税收实体法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是税收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立法时要保证统一。条件成熟的，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条件尚未成熟而需要采用过渡性法规形式的，应由国务院制定，其实施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 武汉大学・李刚
篇14：试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
试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
毫无疑问，“听证”一词，往往都是与“民主”相伴随而存在的，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立法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所谓立法听证，就是让与一部即将出台的法律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公众，或者法律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了解该法律的立法背景、宗旨、体例及具体内容，并发现、质疑该法律中存在的问题，以监督、保障该法律趋于完善的一种立法程序，它是立法民主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
正是因为体现着民主的精神，立法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随着民主精神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健全完善的，有论者甚至认为，其最初甚至可以在英国12的《自由大宪章》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中找到影子[1].它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司法听证到立法听证的过程，最初在英国、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如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就包含着听证程序；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的事务的呼声高涨，立法听证制度便应运而生，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二战之后，日本和拉美等一些国家相应实行了立法听证[2].对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美国学者D??杜鲁门的阐释最为精辟：一是从政策和技术上就法案的条款、名词等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作为传播手段向公众灌输法案的内容；三是通过听证会这一安全阀为公众提供缓和冲突及解除困扰的手段[3].
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直到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体现在该法三个条文之中，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以及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即奠定了立法听证制度的民主立法原则基础；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则明确规定了立法听证是立法前征求各方面意见的法定选择性程序。
其实，在《立法法》颁布的前一年，6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举行了听证会，开创了我国立法听证的先河。同年，深圳市更是制定了全国首个地方人大部门立法的听证规则《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听证制度》[4].《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后，全国多数省市相继以条例、办法或规定等形式制定了本地的立法听证规则，也进行了许多立法听证尝试。应该肯定，这些立法听证尝试都是有益的，对促进我国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立法法》对立法听证制度只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于是在具体操作实践过程中，各地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立法听证的范围、主体、程序以及效力等各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在立法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开始运作听证程序。因此，只能说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只是开始初步建立，在地方立法中开始正式运作，而谈不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立法听证制度。
为此，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重新审视，深入分析其执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立法听证制度，促进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有力的法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
一、目前我国执行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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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5：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与完善□王治安[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成都610074]
□向显湖[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成都610074]
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会计领域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范畴,它包括会计制度的改革、会计手段的改革、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会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改革以及会计观念的变革等,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它不仅是会计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反映着会计改革成效的优劣。
一、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
(一)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
目前各企业所执行的具体会计规范是在《企业会计准则》指导下的行业会计制度,这套规范体系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1)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和风险机制的日益形成,多元化经营将成为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必然使企业涉足于各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而执行现行会计规范要求企业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分别设置帐户,并采用不同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进行会计处理,这不仅增加了多元化经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影响核算效率和质量,而且难以保持口径一致,反映综合的财务会计信息。(2)不利于会计信息的行业比较和分析。执行行业会计制度,使得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会计处理所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在行业、企业之间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投资主体对潜在投资对象的比较、分析和选择,最终不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3)不便于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企业各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然而,一方面各投资主体出于增加投资收益、回避投资风险的考虑,会不断的改变投资对象,使资金经常性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或同时分布于若干不同行业;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又执行不同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主体要实施财务监督就必需熟悉不同行业的会计处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这无疑加大了财务监督的难度,影响财务监督效率。
(二)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完整性”是指会计制度应包括和覆盖全部会计实务,使每一会计行为,每一会计事项都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所谓“系统性”是指现代会计制度应是在会计目标统一约束下,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分支、分层次的会计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围绕企业常规会计事项由国家统一制定,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一些现代会计分支尚未纳入会计规范体系。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人力资源会计、质量成本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有关这些会计分支,我国目前尚无具体的制度或准则规范,使得现行会计规范在内容上残缺不全,尽管一些企业认识到需要通过会计系统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耗费,需要核算与报告物价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要核算和报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及其对股东权益的影响等等,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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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6：三大诉讼法的几点比较及立法完善论文
三大诉讼法的几点比较及立法完善论文
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是指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及执行案件时，必须使用上述三大诉讼法的规定。由于三大诉讼法制定的时间及适用范围不同，在许多共性的问题上，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及使用的法律语言文字并不相同。笔者通过多年的司法实践，结合实践中遇到的各种诉讼法律现象，试对三大诉讼法的几个共性问题作一粗略比较。
一、关于审判组织的组成及人数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都将审判组织作为专章进行了规定，其中经常发挥作用的审判组织有两种形式：合议庭与独任审判。行政诉讼法对审判组织没有列专章进行规定，只在第六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实行合议制，说明在行政诉讼中不适用独任审判。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对一审及二审案件适用的审判组织各有不同的规定，除均规定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一审案件可以适用独任审判外，对其它一审及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有不同的规定。现分以下三种情况进行阐述：
（1）一审案件中的独任审判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均规定，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理）。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理）的案件应当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或其它权利受到较轻侵犯的案件。
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应当存在类似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当初关于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称，由于行政案件审理难度较大，所以草案规定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笔者认为，难易是相对的，在各种法律制度逐步健全及执法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行政是否违法已比过去较容易判断，对于一些社会影响小、案情简单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独任审判员进行审理。
（2）一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
刑事诉讼法针对不同级别的法院，对合议庭的组成人数作了不同的规定，它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三人组成合议庭；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由三至七人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民事诉讼法仅简单地规定了审理一审案件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没有按照法院的级别规定合议庭成员的人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合议庭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
（2）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三至五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民事诉讼法对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与一审相同，只是强调了必须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合议庭由审判员组成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根据二审案件的合议庭应当由审判员组成的`原则，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显然只适用于行政诉讼一审案件，因此有必要就二审行政诉讼的审判组织作出规定。
通过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组织及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不难看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近乎繁琐，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简单，只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具科学性、原则性与灵活性。
对刑事诉讼法按照法院的级别确定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笔者认为没有实际意义。在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的原则之下，合议庭的成员人数至少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一审案件合议庭的成员人数确定为三人，实际上是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限制，这种限制不符合变化着的刑事审判形势，因为有许多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需要多名审判人员共同参与，集思广益，三个人难以完成大工作量的审理活动，因此，应当取消这种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限制。对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其对底数为三人的规定应属赘语，其对五人、七人的规定属于对合议庭成员最高人数的限制，而不是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保证。
如果从节约审判人力资源的角度考虑，对合议庭成员的人数作出最高限制是有必要的，它可以防止人多时可能造成的互相扯皮，提高审判效率。三大诉讼法可分别对合议庭成员的人数规定为“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七人以下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
二、关于回避制度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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